江南的水孕育了江南人温顺、和谐的人文传统与“中和”的精神风范。余华小说中的人物，有的游走，如《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的少年、《鲜血梅花》中的剑客；有的执着，如福贵与许三观的一生都在不断地应对仿佛随时可至的生存困境。而他们在苦难面前表现出的韧性和抗争都洋溢着一种水性文化的气息。他们都以其自身的方式消解着与现实的对立关系，试图与外部压力达成和解，进行“中和”，追求一种现世的价值和活着的意义，彰显生命本身的魅力。这也暗合了江南文化中水性的中和精神。
四、越瓷之刚
相对于柔性的蚕丝，越瓷更多地带有刚性的特征。越瓷是中国古代伟大发明之一，同样也是江南地区具有典型特征的文化植被。
瓷器发源于宁绍平原上的慈溪上林湖和上虞一带，“越窑青瓷”、“南宋官窑青瓷”、“龙泉民间青瓷”制作精益，莹润如玉，华丽类水，质地细腻光泽，器型、纹饰隽永雅致，闻名海内外。
瓷器以黏土为原料、炉火烧制而成，质地刚硬，宁折不弯，与浙东浙南区域的自然环境有一定的对应性。该区域背海多江，山岭重叠，时有山洪、海潮侵袭，这种险恶的自然地理条件，培育了刚毅勇猛、剽悍尚武、勇斗轻死的民风，古史书中多有列述。《史记·汲黯列传》载：“越人相攻，固其俗然。”《汉书·高帝纪》载：“越人之俗，好相攻击。”《汉书地理志》载：“吴越之民皆尚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越地先民断发文身，筚路蓝缕，用自己强旺的生命力拼搏出一片膏腴之地，越人血战前行的历史一点点凝华，使刚健、豪放的越文化在江南文化偏于柔弱的格局中独树一帜。旧《浙江通志》曾言及浙东浙西因地理属性形成的文化差异和浙东浙西民性、民风、民俗的不同：“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大禹治水，忍辱负重，埋头苦干，“三过家门而不入”。越人奉禹为祖先，从侧面反映了越人在时有洪水之患的恶劣自然环境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伍子胥忠谏被杀、越军灭吴雪会稽耻、干将莫邪吴戈越剑、祖逖北伐中流击楫、岳飞誓死精忠报国、文天祥正气浩然、葛云飞死战定海、秋瑾血洒古越都等无数的故事传说、历史典故共同促成了江南文化中刚性豪放、好斗尚武、剽悍轻死、复仇意识等精神特质的形成。
现代文学作家的创作深受江南文化影响又发展衍化了江南文化。在这一资源里有很多关于尚武精神和复仇意识的作品，如鲁迅在“幻灯片事件”、《药》、《阿Q正传》、《铸剑》等经常描绘的“砍头”与《狂人日记》的“吃人”，许杰《惨雾》中的“械斗”，巴人《疲惫者》中“运秧驼背”时的“石骨铁硬”以及许钦文、王鲁彦、周作人等作家的创作中都体现出一种偏于刚劲坚韧的精神风格。
童年医院生活、“文革”印象与卫生学校学习并从事牙医工作的经历给了余华比较丰富的创作灵感，但是江南文化刚性一面的影响还是在其作品中隐性地承传着，先锋文学作品中大量出现的暴力、血腥与死亡暗合了江南文化中的尚武精神和复仇意识。正如评论界很多论者所瞩目的关于人性恶的冷酷叙述、血腥而残酷的暴力景观成为余华这一时期作品的基本色调：《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四月三日事件》中的欺诈与暴力，《现实一种》中的山岗、山峰家人互相残杀，《一九八六年》中中学教师疯子般地自我施刑，《河边的错误》中疯子连续地杀人，《难逃劫数》中欲望、暴力与死亡的梦魇，《古典爱情》中的吃人现象，《世事如烟》中7难以逃避的阴晦命运等等一系列流血与死亡事件最大化地揭示了世人内心深处潜在的暴力与残酷的嗜血欲望，营造了一个阴谋、怪诞、杀戮、复仇、死亡交织的冷兵器与肉体所撞击出的阴晦血腥世界。余华曾坦言：“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余华的暴力脱离了正常的伦理道德与社会规范，只追求一种人性恶内需的最大释放，渲染了一片尚武精神与复仇意识的暴力迷宫。
《现实一种》是一部讲述家庭内部的循环复仇的故事，其中山岗与弟弟山峰就是两个刚性的指向名词。这部小说里，手足相残成为一条贯穿始终的主题，因山岗的儿子皮皮无意摔死了山峰的儿子而导致循环地复仇，山峰打死了山岗的儿子皮皮以报复，山岗又要求拿山峰的妻子来还，接着山峰被山岗折磨致死，山岗被枪决后，山峰妻子假称山岗妻子把山岗身体交给一群“冷兽”一般的医生去“挥霍”。
在暴力欲望和复仇意识的驱使下，亲情、责任、良知统统被撕为碎片，沾着冷铁般的血腥面前，人性成了最为薄弱的一环。
关于暴力与血腥描写最为惨烈的当属《一九八六年》，那位中学历史老师所尝试的自残刑罚内容列表可谓到了极致：从先秦、战国的炮烙、剖腹、斩、焚、抽胁、车裂、腰斩，到辽金的活埋、炮掷、悬崖、击脑、棒杀、剥皮到最后的凌迟，其中任何一种都是极端恐怖的刑罚。
然而在余华笔下，这种描绘却变得习以为常，如同生活中的日常画面。“他感到自己手中挥舞着一把砍刀，砍刀正把他四周的空气削成碎块。他挥舞了一阵子后就向那些人的鼻子削去，于是他看到一个个鼻子从刀刃里飞了出来，飞向空中。而那些没有了鼻子的鼻孔仰起后喷射出一股股鲜血，在半空中飞舞的鼻子纷纷被击落下来。于是满街的鼻子乱哄哄地翻滚起来。‘劓！’他有力地喊了一声，然后一瘸一拐走开了。”他对自己施行的刑罚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对自己的武力攻击。他把这种对于当时社会的仇恨嫁接到了自己身上，摧残自己成为他报复社会的手段，由此迸发的暴力与血腥代表了向社会复仇的武力表达。
《鲜血梅花》则完全是一部武侠小说为包装的复仇故事，一代宗师阮进武死于武林黑道人物之手，儿子阮海阔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为父报仇的责任。然而，刀光剑影的情节中，仇人却被别人所杀，阮海阔的复仇变成了一种失去意义的找寻。
余华在这些先锋作品中的叙述极度膨胀了江南文化中的尚武精神与复仇意识，并将其最大化的夸张渲染。这体现了潜移默化的江南文化与切身体验的童年经历的阴险合谋，在这里，潜性的文化基因深深影响了余华创作的主题指向与艺术形式，而童年医院经历与文革的“印象”则成为最感性直接的素材。越王勾践与现代文学的暴力传统在余华身上一脉承传，并获得了新的生命，使余华成为当代作家中走在先锋小说最前列的一位。
第五节生命之源与超越性的文化姿态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对于文化的理解都是不尽相同的，深刻拷问国民性的鲁迅，追求史诗品质的茅盾，崇尚清新潇洒风格的徐志摩，飘逸空灵特色的李杭育，带着糖醋味的陆文夫等作家的创作，都体现了对江南文化的不同解读，并创造了相异的艺术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