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和社会的转型，美国学者萨拉蒙所说的“全球结社革命”同样也波及了我国。近年来，在政府以外发展起来的、被冠以多种名称（如民间组织、志愿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等）的各种组织大量涌现，活跃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本章所要考察的农民工草根志愿组织，就是新近出现并汇入其中的引人注目的一员。
本章以“草根之家”这一农民工草根志愿组织为个案，着眼于行动者的“行动”和“实践”的层面。在了解“草根之家”为什么产生、怎样产生及其现实当下的生存状态的基础上，探究作为一个行动者的组织的实践逻辑，包括个人因为什么动机而参与志愿行动？行动者如何赋予自身的行动以意义？如何建立对志愿行动的集体认同？行动者如何通过自己的行动争取合法性承认？选择什么样的行动策略？
为探讨以上问题，本研究直指农民工草根志愿组织的行动过程和实践逻辑。全文着重考察实践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是志愿行动的意义建构、意义认同，即个体的志愿者如何赋予自身的志愿行动以意义，建构起什么样的意义框架，进而又是如何在组织化的志愿行动中逐渐形成志愿组织的集体认同；二是行动者如何行动来争取合法性的承认、动员社会资源，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策略。
7.1问题的提出
7.1.1研究对象的界定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变化，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的增强，志愿组织蓬勃发展起来。此类组织一直存在着相近甚至可以相互替代的多种名称，诸如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组织、民间组织等等。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些相关概念尚没有明确而统一的界定。在这里，有必要把这些与本章研究相关的概念进行梳理，厘清相关概念的内涵，进而对草根志愿组织的概念有个清晰而确切的界定。
美国学者莱斯特·M·萨拉蒙对“非营利组织”的界定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他认为这些组织的共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组织性，即这些机构都有一定的制度和结构；私有性，即这些机构都在制度上与国家相分离；非营利性，即这些机构都不向他们的经营者或所有者提供利润；自治性，即这些机构都基本上是独立处理各自的事务；自愿性，即这些机构的成员不是法律要求而组成的，这些机构接受一定程度的时间和资金的自愿捐献。
“民间组织”，也就是NGO，并不完全等同于上文提到的“非营利组织”。在中国，民间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两类社会组织。其中，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根据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王名认为，那些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各种志愿性和公益或互益活动的非政府的社会组织都可以视为非政府组织，也就是民间组织。秦晖从政府、市场及两者之外领域的逻辑关系来界定“第三部门”。秦晖认为市场是以志愿（自由交易）方式满足私人利益的机制，而国家则是以强制（权力）运作方式满足公共利益的机制。
由于这两种机制的不足，于是产生了以志愿方式满足公共利益的机制，即第三部门。因此，在他看来，第三部门具有“以志愿求公益”的特征。在我国，存在着由机构自上而下成立组织和志愿者自下而上发起成立组织这两大类志愿组织。机构成立的志愿组织称之为“公营的志愿组织”，例如政府的各级社会组织和共青团的青年志愿者协会。这些公营的志愿组织经常是正式注册的，有明确的行政等级机构，依靠行政的动员方式来网罗志愿者，带有鲜明的政府性质，履行着一定的行政职能，有时被视为“第二政府”。尽管此类组织的志愿性不太显着，但却为志愿者参与志愿活动提供了正式和合法的渠道。另一类则是民间志愿组织。这些组织的产生往往是自下而上，由志愿者自己发起的，未经注册而不具有合法名分。为了名正言顺，他们需要依附于政府部门及官方志愿组织下面，或者以社会企业的名头行公益性志愿组织之实。综合上述的界定，我们可以发现，“民间组织”、“志愿组织”等概念所涵盖的外延大致相同，但也反映出不同的侧重，比如“非政府组织”强调非政府非官办性，“非营利组织”强调组织的非营利非企业性，“民间组织”暗含着“政社分开”的价值取向。不过，从本章的研究来看，“民间组织”、“志愿组织”等概念仍过于宽泛。
为更有效、更精确地界定本章的研究对象，现引入“草根”的概念。
“草根”一词，意指与精英相对的、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本章界定的“草根志愿组织”是在上述概念基础上，特指那些源于底层力量的，基于行动者的共同志愿而自发组成的组织，是志愿行动者们为了表达和实现共同的目的和愿望而形成的组织。郑瑞涛认为，这类组织基本上都是依靠草根的力量发起的，因而具有纯粹的民间性，不依赖于国家的经费和人员编制而存在，与政府部门或其他单位也没有直接隶属关系，在真正意义上具备自发性、自愿性、公益性这三个特点。一是自发性，组织是自下而上产生，而不是由政府或者某个权势集团自上而下组织的。二是自愿性，成员参与志愿服务的意向不是由于外界的压迫或是政府的动员，而是自愿参与。成员可以自愿加入和退出。三是公益性，组织的活动是出于公益信念，从事公益性的社会服务，而不是用来谋求个人或者家庭的经济利益。组织不以营利最大化为导向，即使通过服务可能获得经济利润，也不在组织成员间分配，而用于公益目标。
7.1.2研究理路
本研究以一个名为“草根之家”的农民工草根志愿组织为研究对象。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出于以下考虑：
第一，农民工草根志愿组织是新近出现的志愿组织实践，以关注农民工的情感、归属、发展、维权等精神层面的需求为切入口，与全社会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密不可分，具有深厚的社会意义。
第二，在笔者的生活环境中，正好存在着这样一个农民工草根志愿组织。“草根之家”是笔者所了解到的杭州地区唯一一个农民工草根志愿组织，曾成功举办过“草根文化节”等社会公益活动，具有较大范围的影响力。同时，该组织正处于草创阶段，是正在形成中的作品，有利于笔者从志愿行动的实践逻辑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第三，笔者与该组织接触过多次，作为一个“圈内人”多次参与到它们的活动中去，收集到大量的一手资料，为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鉴于许多志愿者并不是为了组织而组织，而是因为志愿行动聚集到一起，并出于行动的需要逐渐呈现出了组织形态，组织的形态又尚未稳固，因而在此，笔者引用学者朱健刚的界定，将志愿者看作行动者，将草根志愿组织看作“一系列志愿行动的载体和行动者的聚合状态”如上所述，笔者所要研究的草根志愿组织目前处于草创阶段，尚未形成定型化的稳固组织结构，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是志愿行动的载体和志愿者（行动者）实践的产物。因而，笔者的研究将着眼于行动者的“行动”和“实践”的层面，在了解农民工草根志愿组织为什么产生、怎样产生及其现实当下的生存状态的基础上，探究作为一个行动者的组织的实践逻辑，包括个人因为什么动机而参与志愿行动？行动者如何赋予自身的行动以意义？行动者如何建立对志愿行动的集体认同？
行动者如何通过自己的行动争取合法性承认？选择什么样的行动策略？
为探讨以上问题，本研究将引入以下概念：
（1）社会行动
韦伯把社会学视为一种探讨人作为主体的社会行动的理论，认为社会行动是指行动的个人赋予其行为以主观意义，考虑到他人的行为，并且在其行动过程中也是以他人的行为为目标的行动。可见，韦伯强调的是社会行动的意向性，其社会分析的中心放在个体行动者及行动的主观动机和意义联系上，而不是结构、组织和制度，因为后者仅仅是行动者行动的过程、结果与方式而已，它们的性质只能由个体的行动来决定。因此，社会现实从根本上说是由个体有意义的社会行动构成的，个人是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的上限和唯一载体，只有个体才使有意义的社会行动成为可能。
基于这种意向性的社会行动，社会学所要做的就是要理解行动的意义和行动者的意图，韦伯称之为“理解社会学”。理解社会学理解的基本单位是个人及其行动，这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其实质在于：不仅需要理解行动的主观上意指的意义，而且还应说明人们的信念和价值观是如何决定其行动的。
（2）集体行动
集体行动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议题，主要是关注在什么社会因素的影响下，会产生一致性的行为，这种行为又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七十年代以前，研究者常把这类一致性行动看作人们在非理性情况下参加的“社会解体”中不受规范制约的行为，例如暴乱和骚乱。但在之后，集体行动被看作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涉及利益计算和价值规范，是有组织的持续性的社会行动。它常常拥有明确的社会变革的目标，往往针对社会公平缺失或者社会发展不足等议题，希望通过集体的行动来推动社会变革。有学者指出，对于集体行动，在西方一直存在着资源动员理论和新社会运动理论的争论。资源动员理论关注社会集体行动中的理性选择，他们假设运动的参与者是基于“搭便车”困境下的理性选择而参加组织行动的，行动的组织成为研究的要点，运动被理解为一种组织和组织行为。近年来新社会运动的出现，对资源动员理论提出了较为彻底的批评。新社会运动理论的主张者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和南美国家出现的一些社会运动已经和旧的工人或农民运动不同，参与者并非受到选择性激励的驱使才投身运动，他们也并无严格的、职业化的组织，通常仅有十分松散的联系，运动所要维护的，也是诸如和平、妇女和同性恋自主权、保护环境这样的非物质的目标，而斗争的焦点也从工厂转移到了社区。新社会运动研究运动内部如何建构集体信念和身份认同，以及运动通过何种方式令社会认同他们所倡议的价值理念。在长期论战之后，近年来，新社会运动理论主张的集体认同的构建和资源动员理论主张的动员策略已经开始整合起来，以一种综合的视野，把集体行动理解为一个话语以及互动的持续建构过程，机会结构、动员策略以及意义框架构成分析集体行动的概念工具。
王国勤指出，综观国内集体行动研究，在研究取向和方法上，以运用结构性分析居多而过程分析较少；运用理性主义分析居多而建构主义分析较少。在关注的议题上，大多数研究只关注在对“被迫反应式”的和直接利益相关者的集体行动的研究，而忽视了对近年来集体行动的新的动因和特征的研究，也就是那些在中国社会转型中随着新的利益博弈格局而出现的主动追逐利益、以维护某种价值为目标、以大量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的集体行动。这一新的集体运动需要被研究者们给予更多的关注。而新的理论增长点可能就在这种关注中不断出现。
（3）实践逻辑
布迪厄在《实践感》一书中，努力捕捉那些“没有意图的意向性；没有认知目的的知识，捕捉行动者通过长期沉浸于社会世界之中而对其所处社会世界获得的前反思的下意识的把握能力，捕捉那些能够界定人类实践的东西”。可见，布迪厄强调对行动者的实践过程及其实践逻辑的关注。
区别于经济人的理性逻辑，实践逻辑强调人们在实践中并非只是进行利益得失计算，而是按照一定的价值观和习惯来选择自己的行动。它常常表现出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强调行动者在能动性行动过程中反映社会的结构性事实。
以上各种理论视角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在有选择地选取适用于本研究的理论思路和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笔者的研究指向农民工草根志愿组织的行动过程和实践逻辑。
受朱健刚对于民间志愿组织实践逻辑的研究思路的启发，笔者的考察着重在实践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是志愿行动的意义建构、意义认同，即个体的志愿者如何赋予自身的志愿行动以意义，建构起什么样的意义框架以形成志愿组织的集体认同；二是行动者如何行动来争取合法性承认、动员社会资源，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策略。
一方面，由于志愿活动常常是不计报酬的，单纯的基于物质利益进行理性选择的行动逻辑并不符合多数志愿者行动的动机。
因此，对于志愿者尤其是志愿行动的组织者来说，他需要赋予自己的行动以某种超越物质利益的意义，发挥集体行动的动员作用，在成员内部建构出一种基于共同身份、命运和维护群体的责任担当的对群体的团结感和对自我的道德满足感的意义框架，由此组织就可以在持续的行动中逐渐发展出共同的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