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巨大的社会存在，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因此如果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那么土地则是农业的基础，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我国只占世界7％的耕地却要养活占世界20％以上的人口，土地显得更加重要，土地的占有和利用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村的持续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也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全国的稳定。土地问题是维系国计民生的战略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核心。土地制度安排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我们要全面考察古村落的经济社会变迁，就必须对古村落的土地制度变迁进行深入研究。
第一节 封建时期土地制度的变迁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我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即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封建土地国有制、农民土地私有制。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是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土地所有制，也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它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到新中国建国初的土地改革完成后最终被消灭。封建土地国有制主要形式为屯田制和均田制。屯田制古已有之，代表有曹操、魏蜀吴三国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基本特点是土地国有，屯田民只有土地使用权；它使流民与土地结合起来，稳定了社会秩序。均田制是我国历史上一种较为完备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它始于北魏，沿用至唐朝中期。基本特点是以政府手中掌握大量的土地为前提，在不触动地主阶级利益的条件下，以法律形式确认受田者的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自耕农的负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均田制也是府兵制和租庸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农民土地私有制虽不占主要地位，但却是对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的重要补充。
俞源古村落堪舆和兴起于宋末元初，从元至明清再到民国，土地都沿袭私人所有制，但各个时期的土地制度也不尽相同，体现在村落层面上的土地制度安排自然有差别。
第二节 土地租佃制度及二五减租
一、清末民初土地租佃制度
据北京政府农商部统计，浙江佃农在全部农户中所占的比例在66％以上，与广东、福建同列于中国租佃制度最发达的一组，而据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统计，浙江的佃农、半佃农合计占全部农户的比重在80％上下。田地的占有情况，据中共浙江省委农工部4乡64村典型调查，地主和富农占有全部土地的56.5％，其土地，大部分是出租给佃农，以租佃方式经营的。不但租佃经济的比重大，租佃制度的内容也十分丰富。以地租形态而言，既有实物租也有货币租，还有少量劳役租；定额租制与分成租制并行，预租、押租、典租、大小租、虚实租……花样繁多。以佃农的经营状态而言，耕种数亩田地，所得不足糊口的贫困佃农、半佃农为数众多，但也不乏租种几十亩上百亩田地、经营性的佃富农。据当地老人回忆，每到岁末，外地农民向俞源地主交租的队伍，从俞源排到宋村，长达四里。可见当时租佃制度在俞源非常盛行。
从文献资料和反复调查中发现，在武义、宣平地区，占全部土地30％-40％左右的公共土地，无一例是作公共经营耕种的，全部以收取地租的形式，分散租佃给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户耕种；在地主富农所占有的40％-50％左右的土地中，大中地主的土地基本上采用租佃经营方式；小地主除自耕土地外，多数也出租部分土地；但富农占有的16％-20％的土地，则大多数是自己耕种；减去小地主和富农自耕的土地，这40％-50％的土地中，有1/2左右也是以租佃方式出租经营，数量可达到总土地的20％-25％左右。另外，有些自耕农根据自己耕地的远近肥瘦和对自身生产经营提供的利弊关系（即经济学中的所谓的“机会成本”），利用租佃制的灵活性来调节配置家庭生产资源，把一些对自己生产经营不利的远田、瘦地租出去，再在有利于自己耕种的居住地附近或与自有耕地可连片耕作的地方租进适量田地，以便在同样投入的情况下获取更大的收益；同时，因疾病或灾祸而家中无劳力的一些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户，由于自己无力耕作而把土地出租给他人耕种。据俞泽群老人回忆说：当年他家有11个人，自有20亩田左右，因为有约3亩的土地离家远，以定额租制出租，同时又在与自己多数田连片一起的地方，租进公堂田约3亩，也是定租制。
因此，在当年的宣平、武义地区农村，出租经营的土地还不纯粹或远不止是公地与地富阶级的土地，也有其他农民的部分土地。如果扣除小地主和富农自己耕种的那部分土地（以20％-25％计），将全部出租的公田（30％-40％）、地主出租的土地（20％-25％）和其他农民因耕种困难而租出或佃进的土地（以5％计）相加，租佃土地的数量会在55％-65％左右。
1951年土地改革时期的统计资料显示，俞源古村落在1951年土地改革前，全村人口1093人，占有耕地面积2500余亩。当时村域内耕地面积1038亩。其中，24户地主、3户富农，共235人，约占全村人口21％，却占有耕地1750亩。这些土地中约1200余亩都在俞源村以外的东乡地区。这些土地基本上是租佃给外村的农民耕种。因此可以说，在当时的俞源古村落租佃制度是普遍存在的一种土地制度。
调查访问当地知情老人和查证《武义县志》及《武义土地志》（宣平）的基础上，对当时俞源古村落的租佃制度安排作以下分析：
1.地租形态。清末民初，俞源古村落实物定额租、实物分成租和货币地租三种形式同时存在。
第一种形式——实物定额租。俞源农作物以水稻为主，实物租也以稻谷和米为绝对的最大宗，当地称为谷租或米租。麦、豆等冬季作物称为春花，一般归佃农，不用交租，但也偶有例外。有个别的在特殊时候既收米租也收麦租、豆租，通例收谷租一二石、麦租一二斗不等。一般来说，水田收谷租，旱地收豆租，如种杂粮，一样按产物交租。由于早晚稻品质有差别，有时地主会指定用于交租稻谷的种类。比如，在订立租佃契约时，可能规定某一块稻田为早稻或晚稻田或籼稻田，不能更换品种，否则地主会加租或指定他种稻谷。
实物定额租的租额从几十斤到数百斤或数斗到一石数斗不等。可能完全按照租约的定额收取，也可能视年成丰歉有所折让，也可能不论丰歉例有折让，此为板租与花（虚）租的区别。当时宣平县通行时租，其南乡通例丰年八折收租，歉收五折收租，北乡丰年七折，歉收四折。板租或称包租则无任何折让，但租额较时租为轻。
在遇有水旱风虫灾害时，除了规定收取板租、硬租的田地，其租丰年不加荒年不减，“风虫水旱各照天命”外，实物定额租如不能如约收缴，通常有减免办法。一种是由定额改为分成，一种是请求业主给以折让，上述时租之“倘遇天灾水旱照乡例分收”、“倘遇水旱风虫系照田边大例”等。
第二种形式——实物分成租。俞源的实物分成租不及定额租普遍。稻田一般不采用收取分成租，实物分成租一般是在遇有水旱风虫灾害时，实物定额租不能如约收缴情况下采取的减免办法。如秋收后由业主临田监收，对半分成，业主不到不得收割。
一般对山地、草地多采取分成租。按惯例草荡出租给农民刈草，业主分草三分之一。当时金华地区如将土质肥沃的山地种植杉树和毛竹，通常业主六佃农四分成。
当时俞源也出现过雇佣租佃制度，由业主提供全部生产资料，佃农出力耕种，秋收后八成归业主，二成归佃农，这也是一种分成制。这种办法通常是在佃农无力提供生产资料，而地主又愿意该佃农耕种的情况下采用。
第三种形式——货币地租。货币地租，当地称钱租。武义宣平地区主要流行于沙田地带。一种情况是沙田种植小麦和油茶等经济作物，以交纳货币地租为便。俞源山地较多，且多产毛竹、油茶等经济作物，因此，种植经济作物多收货币地租。
2.地租额和地租率。实物分成租的地租率，据浙大对金华等8县的调查，在有分成租的4县中，普通为对半分成，租重则业六佃四，租轻则业四佃六。据农复会调查，东阳及邻近各县（包含武义）均有，一般对分，永佃业三佃七，天台又须分麦。衢县通行业三佃七，也有对半分成。分租成数主要是指对主产物的分成，如上所述，冬季作物作为副产多数是不收租的，所以分成租的地租率约为分租成数的七成左右（按麦的亩产量约为稻的1/3折算）。
货币正租的金额相差悬殊，从数角到10余元不等。1元以下极低的钱租，常用于荒地和公田。普通稻田的钱租通常为数元，也有10元和10数元的。据浙大调查金华等8县钱租额，最低平均为2.57元，最高平均为9.36元，相差可达4倍。不但不同等级的土地租额差距大，各县之间的租额水平差距也不小，嵊县的最低租额4.5元，最高为16元，而绍兴最低为2元，最高8元，差1倍以上。
至于货币地租率，可以货币地租占田地出产物价值的百分比来计算。如俞源山地种茶叶，每亩收益少者6-7元，多者10余元，租金高者6元，一般2-3元，可知租率大约30％-60％。收获量还没有稳定下来的荒地，根据产量增加改变租额，直到垦熟为止。
实物定额租的租额没有一定之规。从调查记录的数字来看，实物定额租最高的有谷400斤，或3石；最低则仅有几十斤或数斗，多数在一百几十斤到200斤或1石上下。米租自数斗到1石数斗不等，多数在1石上下。麦租通常一二斗。在金华地区惯例是：上田三熟，产稻400斤，麦100斤上下，杂粮100斤上下，租谷200斤，占正产的50％，全部产量的33％；中田二熟，产稻300斤，杂粮100斤，租160斤，占正产的53％，全部产量的40％；下田一熟，产稻200斤，租四五十斤，占产量的20％-25％。实物定租额虽为定额，但除板租之外，都依年成的变动而增减。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下降，农作物实收成数多在六七成，定额租额不得不随之降低，而且即使减租，佃农也仍然无力交租。
3.租佃契约。浙江通行书面契约，较口头契约更为广泛，有承揽、揽纸、租契、揽字、承札、佃票、揽约、租票、租批、租札、田札、札约、佃札、仰札、札字、讨札、佃约、赁田票、租田票、租札、租约、租田契等。各租佃契约虽然名称花样百出，内容繁简有别，措辞各不相同。但业佃堂号姓名、田地坐落亩分或租谷额数、有无押租、交租时间方法，则为固定必有的内容。其次为荒歉减免办法、租佃期限、撤佃条件，视习惯与具体情形而有所不同。
通常租契为佃农出立与业主收执，作为收租的凭据，个别有业主出立与佃农的，出立“自招之后任凭耕种还租”的召佃面据给佃农，然后再由佃农出一“承认按年交租”的认据给业主；田面权所有人出租田面，出立佃面放租据于佃农，言明如约交纳大租小租，“倘有拖欠另行出租”等。浙江为永佃通行的地区，业主起佃后恐怕佃农另生别意，还要求佃农出立退佃的凭据。
订立租佃契约必须“挽中”、“央中”，中人也必同出立契约之人一起在契面上画押。中人的作用是居间议定租佃的各种条件，并见证租契的订立，有时还须担保佃农履行交租义务。据当地老人回忆，俞源的租契上通常写明如租“缺欠照除不敷向保人补足”，对佃农完成交租义务担保到底。
俞源实物定额租多有契约，货币地租的租佃契约有无不一，因为钱租为预租，业主不必担心欠租逃租等事。钱租多采用口约，不必立契，谷租则立约。但20世纪30年代多改为填写租契，说明不欠租不撤佃，如有欠租，业主可收回自种。
二、二五减租运动
19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在农村个别地方搞过改革和减租，其中，以浙江二五减租最为著名：减租历时最长，执行最为认真——也曾经引起极大的政治风波，也不可谓全无实际的成果。浙江二五减租推行最力的时期为1927年到1932年，历时6年以上。1928年声势最为浩大，以至引起地主刺杀国民党县党部人员、省政府试图以共产党罪名将省党部领导人逮捕等激烈冲突，其间减租政策经3次修订，由二五减租，渐进为三七五减租，浙江二五减租过程是浙江租佃制度的实际情形反映，古村俞源土地租佃制度也同样受到这次运动的影响。
1930年土地法颁布，二五减租升格为国家大法。众所周知，由于国民党及所建立的国民政府本身所代表的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二五减租也不可能完全执行。纯粹以业佃双方的投入产出为依据得出公平的交租标准，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只能是一种空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