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这个遥远的邀请，在当时的情况下，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那时候，欧洲作为二战的主战场，已经打得如火如荼。就连绅士的故乡，都不能再像从前一样优雅平静地生活。而且，他们提供的待遇也算不上多好：年薪二百五十镑，先签一年的合同，路费自理。刨去所得税之后，这个待遇只够勉强糊口。再加上不菲的路费，实在是风险颇大。
所以，这份邀请看起来“体面”，实际也不过是从一个战场去到另外一个战场，又兼之举目无亲、孤立无援、收入微薄、前途未知，实在算不得多美好的选项。
很多人都劝他不要去了。先不说这笔路费从哪里凑，即便是凑出来了，人家也只肯跟你签一年的合同，合同到期后你怎么办？万一他们不继续聘用你，你这一番折腾又图个什么？这样的年景，守住现在这份工作就不错了。
萧乾左右为难。他很想到外面去看看，亲自体验一下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在燕京大学读新闻系的时候，萧乾曾选修了一门课程，叫“特写——旅行通讯”。他一直喜欢当记者，尤其喜欢一边行走一边记录人生的精彩与无奈。他需要了解更多角度、更多式样的人生，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
但是，这笔昂贵的路费怎么办？难道他跟英国没有那个缘分吗？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他正在服务的《大公报》的创办人胡霖出面帮他解决了路费的问题。作为回报，他到了英国之后要给《大公报》写一些通讯消息，以稿费抵销路费。
就这样，1939年8月31日，萧乾离开祖国，踏上了前往英国的旅途。这一去，就是七年。
他既教书也读书，在纷飞的炸弹与炮火中体验着残酷的战争和同样残酷的恐慌。生命屡受威胁，与亲友失去联系，被人歧视……孤身在异国的萧乾，变得苍白而憔悴。但是，他手中的笔始终都没有停下来。他一直在真实地记录和传达着他看到的人生、他了解的战争，他不再只是一个记者，而是人生的采访者。
1945年，随着二战的局势渐趋明朗，萧乾人生中最重大的传奇降临了。
3月，萧乾作为《大公报》的驻英记者，得到了去前线采访的机会，成为二战期间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
生平第一次，萧乾穿上了军装。他揣着随军护照，肩上佩着“中国战地记者”的证章。那本护照上写着：此人如被俘，须依国际联盟规定，按少校待遇。
不要以为这身军装、这本护照代表的只是荣耀，还有死亡——真实的、绝情的死亡。如果回不来，他连看祖国最后一眼的机会都没有了。他心爱的恋人、他牵挂的朋友、他热爱的故土，都看不到了。不熟悉的风和泥土将埋没他最后一声叹息，让这个孤单的旅人无助地客死他乡。这些，萧乾都知道。
可是，他还是踏上了火车，并且在火车即将开走的时候，平静地写下了一封遗嘱。他并不欢迎死亡，可是在只能二选一的时候，他更愿意奔赴他的使命，随时面对死亡。
或许，民族的精神与大义，常在一个记者的腰杆与笔体之间。
对一个记者来说，一切苦难之地皆是他的战场。而前线，更是有着他永远都无法抗拒的诱惑。
没有去过真正的战场，是不能深刻地理解战争的。生命随时在终结，一路用鲜血和亡灵开道，残忍与荣誉、牺牲与抛弃，疾速而无情地考验着人的神经。萧乾看得心惊肉跳，像是重新活了一次。在那几个月里，他随着英军几次横渡德国潜艇出没的英吉利海峡，去过美、法两个占领区的战场，也曾随美军挺进莱茵，进入柏林。死亡一路如影随形，可萧乾还是幸运地活了下来，并且实时地让国人了解到当时世界上发生的大事。波茨坦会议、纽伦堡审判、联合国成立大会……这些重大的历史性场面他都报道过。
回国的时候，萧乾已不再年轻，成了一个被风霜洗练过的中年人。从战场上走回来，他的人生永远都不能平安闲逸了。
他变了，他的朋友们也都变了。
未完成的和解
在我们长大了之后，常被问到一个既无聊又无奈的问题：如果生命可以重来一次，你还会不会作出跟当初同样的选择？
然后，我们迷茫地眨着眼睛，沉默了。
在所有的“当时”里，都有无数个“不得已”和“不得不作”。即便你理智上知道这个“不得已”可能会造成你无法承担的后果，可在“当时”设定好的情境里，你还是去作了，带着一股心虚的倔强。
所以，我们总是很难回答那个叫作“如果”的题目。生命不能够重来，就算可以，回到那个你身不由己的“当时”，你也未必能挣脱它那强韧的束缚。
如果可以重来，萧乾还愿不愿意做那个老实的“小公务员”？
如果可以重来，沈从文还会不会举报他当初的爱徒？
我们猜测不出答案，他们也确定不了答案。我们只能说：曾经有一度，我们输给了一个我们搞不懂的时代。
从昔日的恩师身边擦身而过时，萧乾或许也曾心痛于那样的“纵是相逢应不识”。不过是几十年的光阴，就不敢承认当初的真挚过往。他们笔尖下的文字，还在厚厚的污垢下散发着淡然的清香。可是，他们却不认得手中的那支笔，是否还是当初的模样。
回想很多年前，他小心而欢喜地要求收藏那张沈从文用毛笔写下的菜单，而沈从文则亲热地告诉他：“要菜单干吗？以后我会给你写信，写很长的信。”
他那么珍惜地收藏着那些长长的信，沈从文也是真心地喜爱这个聪明上进的青年。他一毕业，沈从文和杨振声就把他介绍到了《大公报》；他困居昆明，也是他们每月从自己微薄的薪水里挤出五十元给他补贴家用；他失业后生活没有着落，还是这两位恩师为他筹谋出路。
谁都以为这份值得一生珍视的情谊，是什么都磨灭不了的，包括他们自己。可是，多年后，尘满面、鬓如霜，一切已不复昔时模样。
1946年，萧乾刚回国不久，因为不满现状，就以“塔塔木林”为笔名，假托洋人之口，写了一组反讽现实的杂文——《红毛长谈》。沈从文看到后，也以“巴鲁爵士”为笔名，写了《怀塔塔木林》响应《红毛长谈》，并称：“塔塔对中国本位文化，既理解透彻，文章写来，自然亦庄亦趣，不古不今，驳杂如诸子、精悍有稷下辩士风，引喻设义，奇突幻异，又兼有墨学家宋荣子、法国学人服尔太翁风味。”言谈间对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徒弟非常满意。
1948年，上海观察社出版《红毛长谈》单行本时，萧乾还收入了《怀塔塔木林》作为附录。没想到这竟是师徒二人最后一次合作。
也是在1948年，《抗战文艺丛刊》上刊登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斥责沈从文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很快，沈从文就被逐出了文学阵营，自此退出文坛，封笔长达四十年之久。
放弃视若生命的写作，沈从文痛苦异常，一度自杀求解脱。而那时的萧乾，却过得比他“得意”，写的社论还曾得到毛主席的表扬。
一个得意，一个失意；一个依然握着笔，一个只能被迫封笔，落差之大，不必待言。转身和停留间，两个人的感情已开始受到考验。而在后来那些年里的某些片段，则一点点地撕碎了他们当初的情谊。
1957年“反右”时，在文联的批斗会上，沈从文发言揭露萧乾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同美帝国主义“勾结”上了。
1972年，萧乾去看望刚从咸宁干校回到北京的沈从文，见他一家人住房困难，只能分隔两地，生活极不方便，便有心帮他解决住房上的困难。沈从文知道此事后，却极不高兴，当即给他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责他多管闲事。萧乾觉得既委屈又莫名其妙，只能忍着气写信解释。可是，沈从文却还是不领情。后来有一天，两人在路上偶遇，萧乾还想解释，沈从文却只扔下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请入党？房子的事你少管，我的政治前途你负得了责吗？
自此，两人彻底决裂，多年都不来往。
也许，沈从文是不喜欢萧乾做“人民的吹鼓手”，更担心自己那样谨小慎微地活着也没有出路，不敢再生事，只想自保；也许，萧乾是低估了沈从文的疼痛和寂寞，却又不能帮他找回被写作包围的温暖和安全，所做的一切就都是徒劳。
他们都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并渐行渐远。
在绝交的那些年里，有不少朋友帮他们居中调和，却始终无济于事。直到最后，在一位朋友的反复劝说下，沈从文的口风松动了。也许是时间已经过去太久，也许是因为他已经从对那个时代的忌惮中缓过神来了，总之，他没有拒绝。
可惜，还没等到萧乾去见他，他就去世了。这份和解终于还是没能完成。
离开的人永远离开了，而留下的人却要独自面对那许多凄凉的感慨。这个视文字为宗教的“老头儿”，前半生是在广阔的大地上行走，后半生似乎一直挣扎在得到和失去写作机会的过程中。一生的沧桑，也不过化作笔端的几行文字；数十载的羁旅，亦只是心里的几句真心话。谁说书生无用？这个未带地图的旅人，不也完成了人生的采访？他有他的“没齿难忘”，也有他的困惑不安。他既是一个平凡人，也是传奇的一部分。
“他既不是一个英雄，也不是一个坏蛋。他幼年时是从贫苦中挣扎出来的，受过鞭笞、饥饿、孤独和凌辱。他有时任性、糊涂，但从未忘本。他有一盏良知的灯，他时明时暗，却从没熄灭过。他经常疏懒，但偶尔也颇知努力。中年遭受过沉重打击，如晴天霹雳。他从不想做官，只想织一把丝，酿一盅蜜。”
昔日的好师徒形同陌路的时候，他们共同的好朋友林徽因已不在人世。如果她还在，她一定会痛惜地骂他们：你们会后悔的！
是啊！怎么可能不悔？当初有多真挚，现在就有多痛心。萧乾这一生曾失去了很多，却没有一次失去，比失去跟沈从文的友谊更让人惋惜。他曾说他一生最大的幸运是沈从文教他怎样写文章，巴金教他如何做人。他与巴金做了一辈子的朋友，却只跟沈从文做了半生的师徒。
是啊，如果她还在，她一定会把他们扯到她的客厅里，狠狠地教训他们。
可惜，都不一样了，一切都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