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本是个一身傲骨与清高的世家小姐，天赋才华、光彩夺目，丹青描世情、妙手著文章。她的人生，似乎不应该跟动荡与流离有关。
可惜，命运却不愿意再给她更多的厚待，不近人情地推着她一步一步走向了更远的他乡。
她是一只孤独的风筝，放飞的线再长，也始终遥望故乡的方向。
对这个客厅而言，她是一个厌弃者和『背叛』者。因为一次不幸的事故，她被动而愤怒地跟这个客厅『决裂』。从此，天各一方、永不相问，纵是委屈与想念，也全然捐弃给了不语的时光。
憧憬地爱着她，却托付了她
“你先别急躁。叔华的人品你是晓得的，她既然只给了这么多，想必是丢了，或者是有什么隐情。你若贸然去兴师问罪，岂不伤了和气？”
梁家的客厅里，女主人林徽因攥着一沓文稿正在生气。男主人梁思成则一如既往地温和，轻声细语地劝解着正在气头上的太太。
林徽因想了又想，还是忍不下那口“气”，非得要弄个明白：“不行，我这就给适之写信，让他帮忙评评理。丢了？怎么可能！她与志摩那么亲厚，说是丢了，她自己能信吗？”
“你呀！”梁思成意味不明地叹了口气，慢条斯理地说，“你就是这脾气，脾气一上来，就什么也不管不顾了，不怕人笑话吗？”
“我为什么要怕人笑话？”林徽因执拗地反问道，看向他的目光里多了一层探究，“我只是好奇。作为朋友，我想看一看他留下来的东西，哪里不妥？只要你不介意，我就不怕。”
梁思成伸手摆弄了一下窗前张牙舞爪的红梅，回过头来定定地看了她一会儿，宽厚地笑了：“我要是介意，就不会跟你谈这些了。徽因，我只是希望你能好好处理，为了一个朋友伤害另一个朋友，总是没有必要的。”
这是一个年头与年尾交接的时刻，寒冷中透着点儿冷酷的热烈，让人心烦之余又不自禁地多出了些期盼。梁家早就生起了热热的炉子，把屋子里烤得暖暖的，再加上好客的主人、幽香的寒梅，让人坐下来就不想走。
周一并不是梁家待客的日子。因此，家里只有主人在，倒也更适宜讨论这等“尴尬”的隐私。说了一阵子，两人便各自忙开了。有些事情，是没必要深谈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珍而重之的心事。你爱她，就该尊重她；你想拥有她，就该在必要的时候“远离”她。
可惜，事情终究没能像梁思成希望的那样，林徽因与凌叔华还是因为她们共同的、重要的朋友，因为一个藏着秘密与心事的箱子，心生了龃龉，终其一生都没能打开心结。
就在这个上午，年轻的画家、女作家凌叔华来到了梁家的客厅。留下一张简单的字条和半本残缺不全的日记，就匆匆地走了，连等女主人林徽因回来的时间都没有。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她所怀着的并不是一种愉悦期待的心情，而是抵触的、不情愿的。如果不是“情非得已”，她宁可不来。
闻名遐迩的“太太的客厅”，怎么会让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如此抵触呢？她明明可以在这里见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明明可以在这里如鱼得水，不是吗？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同一个男人，她们未必不能隔着适宜的距离惺惺相惜。
都说民国之后再无名媛。如果你懂得那段历史，如果你了解真正的名媛，你也会相信的——在她们带走了真正的风采与气韵之后，在你再也难以对着一个女子产生由衷的折服与欣赏之后。
在那个无序与有序并存、自由与混乱共生的年代，林徽因和凌叔华两个人绝对称得上是真正的名媛——出身大家，风采超然，才貌兼备。这样的女子，是很难被忽视的。
比起灵动而魅力四射的林徽因，凌叔华的美似乎更内敛温和，少了那么些光芒四射的“扎眼”，更能让人心平气和地仰慕与欣赏。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两个才女各有千秋、各领风骚，吸引了为数众多的追随者。但是很明显，在朋友圈子中，林徽因的人气和人缘要更好一些。林氏与生俱来的灵气与后天修炼出来的明星气，让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了一种天然的“排他性”：你要么崇拜她、迷恋她，要么就干脆讨厌她。
当然，这样的好口彩，在很多种情况下是跟人品才识无关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人性的魅力，也可以理解成是某种“缺陷”。正如林徽因的好友、著名作家李健吾所说，林徽因“赤热、口快、性直、好强”。所以，她一生都有别人理解不了、也排遣不了的孤独、寂寞、忧郁，甚至于“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
这恐怕就是林徽因跟凌叔华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交的本源。
同为优秀的女性，关系本就敏感。再加上她们中间还夹着同一个让她们放不下的男人——徐志摩。
在徐志摩短暂的一生里，身边曾出现过好几个女人，要说最耐人寻味的，恐怕就是与凌叔华的关系。
初识的时候，凌叔华还是个未嫁的妍慧少女，聪颖、灵秀、多才，一如正值花期的娇美花朵，散发着让人心醉与神迷的光彩。懂得欣赏美又热爱美的诗人徐志摩，若说对她没有感觉，是不可能的。
时间倒退到1924年的5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在那场文化盛事中，除了大放异彩的林徽因，凌叔华也是最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年轻貌美，风华绝代，在场的男人，包括徐志摩，还有凌叔华日后的丈夫陈西滢，都不可避免地被她“迷”住了。
命运就是这样的讽刺而充满玄妙的寓意：她在最美好的季节同时认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一个给了她平实的、相依相扶的生活，一个给了她暧昧的、绚美缥缈的情感。然后，在每一个转身和踟蹰的瞬间，都有他们或微笑或凝重的影子，让她的人生有了更多与众不同的可能性。
许多年后，红颜老去、鬓白如霜，曾经的如玉少年也埋骨于一抔黄土之下，回头去看从前的种种，那些能说的、不能说的都不再成为秘密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个时刻是沉默的、怅然的。一切皆已经托付给了薄情的时光，霜华重、心事凉，那些津津乐道的看客，又怎能真正明白其间的纠葛与辗转呢？
甚至，就连当事人也在骤然发生和无措经历的时候，都不太能说得清楚。
徐志摩从来没说过他以男女之情爱着凌叔华，他只是说，“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她了解他“灵魂的想望”和“真的志愿”。
而凌叔华则说：“说真话，我对徐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陆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他们坚称视彼此如手足，绝无男女之私。可是，在别人眼里，却不是那么回事。毕竟，在相识的时候，正是徐志摩“失去了林徽因而尚未认识陆小曼的那段日子，也就是他在感情上最空虚、最伤痛、最需要填补的时候”。所以，“徐志摩动情并向她试图用情，是自然不过的”。再加上后来发生的种种，更是“证明”了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比如，徐志摩向来都不掩饰他对凌叔华的欣赏与喜爱：他称她为“中国的曼斯菲尔德”；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为别人作序，就是给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他的处女诗集《徐志摩的诗》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则是出自凌叔华的手笔；他们相识仅半年，就通信多达七八十封，差不多两天一封……
这样的交情，怎么看都不像是单纯的好朋友。而从那段时间的频繁往来、亲密接触，再到后来的全然托付，徐志摩对凌叔华的“喜欢”怎么看都很不寻常。
事实上，一个多情的诗人是需要这样的红颜知己的。貌美、聪慧，善体人意。彼此间没有所谓激烈、不顾一切的爱，却能够亲昵地分享所有的心事。就是这样，朋友之上、恋人之下，暧昧与亲近的比例刚刚适中。
他给了张幼仪一份介于悲悯与自私之间的冷酷，给了林徽因一种近乎憧憬的迷恋，给了陆小曼一段混杂着失望、疯狂、迷醉的爱与愁，而对凌叔华，他给的是依恋、信赖。
正是这两个关键词，决定了后续故事的发生与发展。
徐志摩一生都在憧憬地爱着林徽因，可他却把他最重要的秘密托付给了凌叔华。在接过那个非比寻常的箱子时，凌叔华绝没想到它日后会生出那样的事端；在递上那个装载着诸多心事与秘密的箱子时，徐志摩也绝没想到这份托付一出口便是一生。
1931年11月20日的《北平晨报》上，刊载了一篇让整个中国文化界都猝不及防的消息：“19日午后2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三十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全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