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前的旧文化人都好治水，尤其是治黄河，其中既有现实原因——黄河的桀骜不驯所致，也有文人主观经时济世的理想，唐宋八大家中，北宋那六个，都喜欢谈治河；晚清以来也有靠会治水博得科名的，如《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就颇擅此道——不过，治长江似乎没有这么多旧时传统，除了1919年时尚遥遥“蜗居”广州的孙中山提出的“建国方略”里，说要在长江造坝外，就剩站在如今的三峡大坝下，感受现代版的苍凉与孤寂了。
甚至，这种无奈仿佛都沾不到深潜水中的文物或古县城那种尘土气，最多不过是生活在此的一代代人层累的记忆空落。这些，能轻易地在讲三峡的电影里找到。比如，贾樟柯的《三峡好人》里，黑摩的车主将主人公韩三明拉到“四川省奉节县青石街5号”，指着江水中的长青草的土包包说，那就是青石街5号。三明责怪其明知道被水淹了还骗他五元钱；的哥说，又不是我让它淹的，是三峡工程淹的，并指着一艘船说，那下面就是自己原来的家。赵本山的《落叶归根》的最后，一个樵子说，水位都淹到156米，居民都搬走了。果然本山和孙海英警官来到三峡边亡友的老家，从倒塌的门板上看到亡友孩子的留言，说是搬去了宜昌。本山抱着骨灰盒，满脸惆怅，还带出了赵氏一贯的黑色幽默。
所以，今天讲三峡，若聊这种文艺电影还是会有隔空呻吟的味道。若只说治水，更不是谁人都能懂的，平白让人扫兴——不妨讲些大坝下的，被大坝淹没的那些人文景点，唤起大家的记忆，或许还显得有趣些。至于如今看不到的美景，包括深潜水中不见天日，或移至他处的——有位叫毕克官的学者统计，被淹的就有八百多处无价之宝——会不会有些可惜了呢？其实也未必。谁都知道我天朝地大物博，从来不会稀罕丢了、弄坏些旧物古董而妨害古国盛名的。想到此，我也可以心安地历数记忆中三峡周围的美景了。
人文语境之中，长江三峡就是国人说不完的话题，因为三峡里囊括了古往今来对其不停的关注，从游高唐的楚怀王到三峡边出生的昭君，尚有位还江陵的李白，再到现代史上“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这句毛泽东畅游长江后的想象。人们熟知的黄万里与张光斗之争外，著名的孙越崎老人也说大坝“害多利少”“不容欺上压下，祸国殃民”，都是三峡无尽的文化色彩。记得一次央视记者采访张光斗，张光斗说：“我当年就不赞成修三门峡坝，结果他们不听。”黄万里之子看后说：“我仿佛看到跪着的秦桧突然从岳王庙前站起来喊道：‘当年我要直捣黄龙去抗金，但岳飞不干！’”这个听起来让人哭笑不得的段子，倒可以证明，三峡本身的文化含义之深重。
唐德刚把屈辱激昂的近代历史，比作历史的“三峡”，终究要走过，过了这一段，就风平浪静。三峡的近代史，反过来也是成立的。三峡带来的阵痛，似乎也是过得去的。比如受影响最大的重要文物、三峡旅游重要的景点之一，首先就有涪陵白鹤梁，如今看来，只是换了一种存在的方法。这块“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因蓄水需要，必须长眠在水坝底了，尽管它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实际也没露出多少部位来——往年每年12月到次年3月长江水枯时，江面会露出水面的一块长约1600米、宽15米的天然巨型石梁。白鹤梁名字的由来，与北魏末年枭雄尔朱荣的一个族人尔朱通微有关，受到迫害而得神力漂流长江而不死，来到石梁修行，最终骑了白鹤飞走。根据石梁上的石刻记载着通微道人道士的身份，传说大概是唐人敷衍出来的。梁上存有历代九组石鱼图，最早的石鱼有两尾，现残存一尾，这便是人们所说的“唐人所见鱼”。康熙二十四年，涪州州牧萧星拱命石工镌刻了双鲤石鱼来替代唐鱼，双鲤鱼眼相当于川江航道部门当地水尺零点，而鱼腹高又相当于涪陵现在水位站历年枯水位的平均值，此为我国科学与艺术高度结合的典型范式。唐鱼的眼睛为长江中上游的零点水位，相当于海拔137.91米高程。此水文记录比英国在武汉江汉馆设计的水尺标点早1100年。因此享有“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之誉。
石梁上题刻的时间跨度，上自唐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止于1963年2月15日涪陵文化馆最后题刻落笔，刚好1200年。不仅如此，梁上刻着历代名人真迹，名家如黄庭坚、晁公道、黄寿、朱昂、王士祯等共三百多人所题三万余字，荟萃唐宋诸家书体，其中以“苏黄”之一的黄庭坚题写“元符庚辰涪翁来”为最盛。更有趣的是，淹没它的三峡工程及之前的葛洲坝，都参考过白鹤梁水文题刻，如三峡大坝之175米水位高程是以白鹤梁一千多年的洪水记录为依据。
如今的白鹤梁，虽然参访起来不如古人方便，但还是保护得非常周到的，现在小学里有篇不怎么有名的课文叫《白鹤梁的沉浮》，讲的就是为这座古代文水文站建“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事，总算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这石梁似乎不再会每年按时浮出水面，不过这如同中国水文化中“神圣预备”的传统，看似不可能而变得让人期待，如黄河跃龙马河图、洛水浮神龟洛书一样，等伏羲据河图洛书演八卦，或是大禹治水时河伯献河图、宓妃献洛书——这江里唐鱼浮水，或许又会是一个尧舜时代了。
水位上升后，石梁尚且可以沉于水底展示，古建筑群就不方便如千岛湖下的淳安古镇那样，成为江中的亚特兰蒂斯。所以三峡也搬走了几个比较著名的景点，比如祭祀猛张飞的张桓侯祠、纪念屈原的屈原祠。屈原自己是楚人，投水在汨罗，祀在两湖自然没有问题；祭祀燕人张翼德大概是因为《三国演义》里说他为兄报仇、出征东吴，未发兵就被手下暗算在江边，倒成就了湖北祭祀幽燕人的佳话。鉴于祠祀制度在明代才被官方弘扬，这些现存的遗迹，至多也是近世以来的产物，远非秦汉时旧迹，虽说遗憾，但能恢复也不算损失很大。最有趣的是屈原祠，葛洲坝蓄水搬迁过一次，三峡又不得不让他再次让位搬迁，这位投水的大文学家，到最后还是拗不过水德泱泱。搬迁虽是无奈，不过还有更为无奈的保护办法，就是山峦变孤岛的方法。比如重庆的石宝寨，作为全国唯一一座穿斗式构架的高层木建筑，背靠玉印山，可谓真正“山寨”合一，因地势较高不至于被淹没，但在三峡蓄水后成了一座孤岛，四面被水环绕。不过说到孤岛呈现的，最著名的自然是白帝城。
白帝城之所以闻名于世，一是李白的名句“朝辞白帝”，还有一个是从《三国演义》里的重要桥段“白帝托孤”来的，倒把原来的正神“白帝”公孙述给忽略了。托孤的事情虽然在正史《三国志》中也有记载，但明清民间对三国的知识大略都来自那部流行的小说，鲁迅的《风波》里那位赵七爷，因为熟读三国而成为方圆30里以内“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托孤之类的情节，永远是小说比正史精彩，比如刘备对诸葛亮说的“可辅则辅之，要么自己可以取而代之”的话，可算是小说家能窥破大英雄的心机。可诸葛亮连马谡“言过其实、不堪大任”都没听，自然是要成就白帝托孤之实，而没有后代刘裕、杨坚或者袁世凯欺负人家“孤儿寡妇族”的意思。大家都知道，诸葛亮之后还是收拾了那位一起的顾命大臣李严，比起金二胖托孤时“不要姑父”的段子，三胖大概是学宗主先贤过了头了。
三峡水库蓄水至175米高程时，只淹到白帝山下，由三面环水变为四面环水，旧时“子阳城”不复存在，至多是个“白帝岛”了。高山而变小坻屿，白帝城外，巫山十二峰如神女峰等也是受害者，虽说一千多米的高峰少了几十米影响不见大，不过原来险峻的峡谷景观，还是逊色一些。而白帝城水下则多了被淹的景点，如八阵图、杜甫草堂、永安宫等，不过大多也是后人附会的，损失未必很大吧。只有刚刨出不久的宋城遗址，又被淹了回去，多少可惜了点。此外，沿三峡的丰都高家镇遗址、丁房双阙、酆都“鬼城”也不是搬迁就是受水。西方炼狱、地狱之中都是熊熊烈火，我们却让阴曹地府搬去了水下，这是东西方水火不相容的另一个表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