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后记

《菜根谭》说：“文以拙进，道以拙成。”诚哉斯言。

打通学位论文这一关，“道”肯定还没成，但文确实是经过一番“拙”的功夫才有所进的，这也就是导师钟大年教授在序中所说的“这本书的写作，经历了大的痛苦才完成，可谓呕心沥血”。当然，“呕心沥血”这四个字不仅是指本书写作的过程，更是指确定本书主题及结构的过程———单以写作而论，毋宁说是愉快的。

多谢钟老师在酷暑及百忙之中为我作序，其“使表达自由回归法权和公共媒体坚守媒体责任”的观点更开启我新的研究思路。当时，我曾回信简单表达自己的思考，如下：

1.社会（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的关系网络）需要契约。

2.契约即共识，或共识即契约。

3.共识乃社会底线，共识缺乏或破裂，即为社会危机的肇始。

4.公共媒体的价值即在于传播信息以重塑共识，联结社会价值，促进社会发展。

5.公共媒体的价值观原则依然是真善美，基础求真，目标向善，形式唯美，但真与善属硬指标，美则是软诉求。

考虑不是很成熟、系统，但或许可以“契约即共识”代表我目前所持的公共传播观。

此后，我开始陆续研读公共哲学方面的书籍，愿结合媒体责任做更深入的思考。而要形成社会共识，达成社会契约，无表达自由，则一切免谈，故表达自由是社会底线的底线，此一观念更为坚定。

华南理工大学李幸教授读书稿后，与我常有交流，惠我良多。他有博文曰《给自己人看》，我看后感叹：“其实我的书主要也是写给自己人看的，或放大一点说，是想让更多的人成为自己人。”

遂电邮李师：“敢请用写《给自己人看》这种闲话的方式给我写个短序，如何？”

他回信道：“想让更多的人成为自己人”就是教育家胸怀啦。

于是，有了本书的序二。

余不多言，抄录论文写成后的《后记》如下（略加补充），以见证我当时的真实心态：

我的朋友、学弟胡旭东在混他的“北大土鳖文学青年”期间（如今已然混成北大副教授了）曾为我赋诗一首，曰《南拳》。最后一句说“那时/他练过南拳的指关节/会在单身空气中咯嚓作响，/令教育脱臼。”可以说是我尚在体制外生存时的生猛写照。然而造化弄人，我不仅没有令教育脱臼，反在几年后重新投入教育的怀抱读起博来，并差点被毕业论文弄脱了臼。历经一番天人交战，否定之否定后，在同届同学毕业戴帽的那天晚上，我重打锣鼓另开张，老老实实开始写我的新论文。《表达自由：媒介融合趋势下的表达权研究》（按：出版时改名《媒介融合与表达自由》）就是这场学术的擒拿与反擒拿的延期产物。自然，它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但作为一个曾经的迷失者眼中看到的新风景，它确实让我自己感到欣慰。

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钟大年先生。他的宽容和睿智将令我受用终生。在我这场学术的擒拿与反擒拿过程中，他显现出惊人的理解力和洞察力，不仅是我学问的导师，也是我人生的导师。在我迷茫之际，他一语点醒我回归人文思路，令我豁然开朗，如拨云见日。作为他的博士开门弟子，我自感所得太多，而回报太少。只有继续努力，不负师恩。

感谢我的硕士导师王振业先生。我半路出家学新闻，得遇明师启蒙，深以为幸。而且，在这个并不古典的时代，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君子儒。在我看来，他家中曾经悬挂的杜甫诗句“中天悬明月”，是其精神境界的绝佳写照，而他上课时偶然慨叹的李白诗句“花间一壶酒”，则是无意中卖了一个小小破绽，露出内心的另一片光华。（按：王老师已于2010年10月10日仙逝。他和诗仙、诗圣在另一世界或可相见吧？）

感谢在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求学期间给我上过课的所有老师，虽然他们大多并不认识我。尤其感谢我读硕期间新闻系的吴缦老师、曹璐老师、张舒老师，读博期间电视系的朱羽君老师、刘宏老师，他们有真意、去粉饰，真正关心学生。在此，我愿意在真正意义上称他们为“老师”，而不只是礼节性地称他们为“教授”。因为，在我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老师”远比“教授”两个字更有尊严，也更让学生觉得亲切。

感谢饭饭学妹、范志权学弟；感谢郭物、马驰野等本科同学；感谢沈文璟、吴长伟、张宇鹏等硕士同学；感谢牛慧清、蔡海龙、宣宝剑等博士同学；感谢赵淳、游佳、乔宁、肖洁等曾经的同事、永远的朋友；感谢中国传媒大学朱冰、刘谦师妹；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尚大雷博士；感谢清华大学雷建军博士；感谢原甘肃电视台台长、现回归母校做贡献的乔保平先生；感谢中国传媒大学《现代传播》主编、文科科研处处长胡智锋教授：你们给我的精神砥砺和支持，我珍重在心。

最后，衷心感谢父母及家人。

父母一生勤劳善良，朴素地把读书当作自己儿子的最好出路，却没想到他居然拿读书当人生偷懒的借口，直至爬完最后一个学位台阶。幸好，这种借口有时而尽，他们则可以更安心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两位兄长从小就教导、鞭策我成长，但从不给我压力——做他俩的弟弟，我感到幸福；妹妹从小跟我最好，但我出门太早，对她照顾太少——身为哥哥，我自感愧疚。

而在这场学术的擒拿与反擒拿过程中，女友（按：现已正式升级为“博士后”，呵呵）及其父母、家人始终给予我最大的精神支持。

徐氏志摩曾言：“爱，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经此一劫，我不以为苦，反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因我感受着了种种爱。从此更明白文章事小，生活事大，且心怀感恩，活在当下，诚如一个朋友的msn签名档所言：“活着的时候要快乐，因为你会死很久。”

2010年12月1日于广外甘石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