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要说到剧本里的人的命运。比较起现实生活里的人的命运来，剧本里的人的命运是经过剧作家提炼、加工、改造的，因此，更加典型，更加惊心动魄。正是这一点，使得一些优秀的戏剧、电影、电视剧、广播剧深深吸引了许多观众，让他们沉缅其中，欲罢不能。许多事实证明，作品中人物的命运是最能牵动人心的。黑格尔在论述戏剧性情境时说过：“艺术的最重要的一方面从来就是寻找引人入胜的情境，就是寻找可以显现心灵方面的深刻而重要的旨趣和真正意蕴的那种情境。”应该说，剧本中所展示的人物的命运，正是黑格尔所说的“引人入胜的情境”，只不过，它是由若干个相互牵扯的小情境构成的大情境。
剧本在具体展示人物命运的时候，有两个关节点要十分注意。
第一个关节点是性格。人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写好人物性格是写好人物命运的关键。这本来是影视剧圈子里尽人皆知的常识，但是，具体写起来，许多本子里的人物的性格仍然缺乏独特性或显得模式化、浅表化。就拿近年来推出的一些军旅题材的电视连续剧来说，已为大家诟病的人物粗鄙化现象，就是一种表现。这种现象大约是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头的。剧中老干部动不动开口骂娘，作风粗粗拉拉，编导把这种浅表层的东西视为人物个性。接着，《亮剑》、《狼毒花》、《军歌嘹亮》等接踵而上，似乎形成了一种老干部、老军人形象的模式。其实，对军队干部、工农干部形象的个性化追求，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中期就在中国大陆小说、电影界形成了某种共识，大家都在开始努力突破“我军”、“敌军”、“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的二元对立的人物模式。这方面，小说《红日》和电影《红日》是做得比较好的。《红日》里已经有了《亮剑》中的这种团长与政委式的人物关系。那里面的农民出身的团长刘胜对知识分子政委陈坚的偏见，让我们想到《亮剑》中的李云龙和赵刚早期的关系。《红日》相当注意人物性格的丰富性，相当注意人物的丰富的内心活动。作家吴强在对主要人物，尤其是连长石东根的描写中，对性格的独特性刻画既很突出，又不浅表化的停留在骂骂咧咧上。比如石东根在胜利之后醉酒纵马，着一身缴获来的敌军军官装束，狂奔狂喊等，揭示了人物性格的文化背景和特定的历史性，显得有一定深度。
近年来，国内的电视连续剧在表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关系的独特性方面有突出成绩的，当数《士兵突击》。王宝强扮演的士兵许三多身上，充分体现了性格决定命运这条相对真理。人称“三呆子”的许三多真正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兵。由于从小在父亲的棍棒下长大，刚入伍时的许三多胆小，少言寡语，缺乏自信，性格上有着明显的缺点。但是，他性格中最主要、最基本的东西——以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认真、执着，却决定了他的成长之路、命运之途虽然充满曲折但是始终向上。在待他如亲兄弟的班长史今、连长高城以及许多战友、首长的关怀下，他朴质而坚实地相信：“有意义的事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这是他性格里最真诚也最深沉的基调。这种性格趋使他做了一些其他人不愿做或做不到的事情：一个人铺了一条路，一个人做腹部绕杠大回环333个，当钢七连被解散只剩下他许三多，他仍然坚持一个人出操、一个人打扫卫生、一个人列队吼歌……。正是这种性格改变了他的命运：从边远的红三连调到一声霹雳一把剑的钢七连，又从钢七连选拔到特种兵A大队……，最后，成为全军赫赫有名的兵王。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中国“阿甘”许三多：因为他的笨，让全班人受累；因为他的认真，让全连队为之感动；因为他的执着，让全营战士为之骄傲。在刻画这个人物的独特性格过程中，编导非常注意揭示他的内心世界。比如，有这样一个细节：在前往某地进行大演习的运兵车上，许三多就着灯光专心地看英汉对照的《快乐王子》，一边看一边擦眼眶。班长史今以为他在学英语，劝他别看了，要保护好视力，他吸了吸鼻子回答说：“我不是在学。这本书很好，它让人很伤心，真的，很伤心很伤心，有一尊快乐的雕像，忽然有一天他懂得了伤心。他看见……”这实际上是在展示许三多的内心历程，他从快乐王子身上看到了自己，他开始琢磨自己：他伤心了，他在不断发现自己，校正自己。许三多形象告诉观众：命运往往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第二个关节点是偶然。长期以来，我们听得最多的似乎是必然，什么“必然规律”、“必然趋势”、“必然性”等等。而偶然这个词汇，一般都被忽略了。从哲学上说，必然和偶然是相互联系的，必然中往往存在着偶然，偶然有时候决定了必然。对于这个哲学问题，我们不准备在这里作深入探讨。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一个剧本写作中如何写好人物的命运的问题，也就是说是一个虽然与哲学有关但更多的属于文学范畴的问题。用文学的眼光打量人生、审视个体的人的命运，你会发现人生的关键几步、命运的转折关头，往往与偶然因素（如某个人的出现，某件事的发生，甚至某种自然条件的改变等）有关。注意并抓住这种现实生活中的偶然，研究它、思考它，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即虚构）一种剧作中的偶然，这对于你写好人的命运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偶然是你生活中和文学中的老师，它能教会你认识人生，表现命运。
波兰电影大师克里斯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是一位很有思想的编导，他的《兰》、《白》、《红》三部曲、《十诫》、《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等给他带来世界级电影人的声誉。1981年，他拍了一部故事片《机遇》，这是个关于普通人威特科的故事。根据自己在波兰现实生活中的体验与感悟，基耶斯洛夫斯基给这个剧本设置了三种可能的结局。影片开始不久，威特科在火车站等火车。第一个结局：他赶上了火车，在车上遇到一个诚实的共产党员，在这位共产党员的影响下，他也成为了一个党员积极分子。第二个结局：当威特科追赶火车的时候，撞上了铁路哨兵，他被捕了。经过法庭审判，他被押送到一个公园强迫参加义务劳动。
在劳动中他结识了一个反对党分子，于是，他成为了反对党的一名军人。第三个结局：他错过了开车时间，没赶上火车，却在站台上遇到过去班上的一位女同学，与她谈起了恋爱。这样，他回到中断了的学习中，成为了一名医生并跟那位女孩结了婚。从此，他再不过问政治，过着平静的生活。不久，他被派往国外工作。正当他乘坐的飞往国外的飞机升上高空时，飞机发生爆炸，他遇难了。后来，在回顾这部《机遇》的创作时，基耶斯洛夫斯基说：“它已不再是对外部世界的描述，而是内心世界的写照。它描述的是干预我们命运、把我们到处推的力量。……我们每一天都面临一些足以结束我们一生的选择，而我们却全然不知……我们甚至从来没有真正明白自己的命运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会有什么机会。……第三种结局对我触动最大——飞机爆炸这个结局——那可能就是我们的命运，不管是发生在飞机上还是在床上，都一样，没什么区别。”作者自己的解释应当是最准确的解释。威特科遇上共产党，是偶然；成为反对党，也是偶然；飞机爆炸，是意外，意外还是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