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美媒体需要发展的，不仅仅是体制，同时还要改革发展理念。长期以来，两国对边境大门打开后冲来的信息防范有加，干扰外来收视的做法十分普遍。但是，在网络传播已成不可阻挡之势的今天，两国受众在信息的获取方面已经呈现出了选择性、自主性和互动性，如果无视这一现实，仍然沿袭过去对许多国际敏感事件不予报道、推迟报道、省略报道等传统运作手段，那么，传媒失去的不仅仅是重大事件的传播时效，更重要的是失去信誉和民心。这些无异于自缚手脚的做法，必然阻碍媒体传播在两国咨询市场上的竞争力，迟早会被孤立于全球信息一体化的传播体系之外。淡化国际新闻传播机构的官方色彩，解放他们的手脚，使他们能就国际事件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敢于在报道时效上与西方传媒竞争，从而在世人面前树立起独立的、可信赖的传播者形象，是墨美媒体新闻传播从边缘走向中心应有的举措。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希望通过双边的报道来了解墨美两国对一些具体事务的态度。
然而，正是这一特殊的角色定位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一些突发性事件的报道。原因很简单，许多突发性事件开始发生时未来走向并不明朗，如果为了时效而在抢先报道过程中或对事件的评价上出现偏差，势必给双边传递出不准确的信息。正是这一担忧使得在许多国际事件的报道上十分迟缓，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边传播领域的声誉和形象。其实，双边媒体对外传播机构的官方色彩，不仅是转变观念的问题，而且还是提高国际新闻传播竞争力的策略问题。在这方面，目前美国政府在国际事态不明朗之时，往往通过国际新闻媒体及时发表意见，然后根据国际社会的反应作出相应的调整。这样，美国传媒既保证了国际事件报道的及时性，又充当了政府借以作出快速反应的试探气球，从而使美国的国际新闻传媒牢牢占据着全球中心的地位。
第二节移民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生命历程理论的代际转换原理认为，“每一代人都系于其前辈人的生命历程中重大的历史和事件”。从该角度看，生命历程理论不仅关注移民本身的社会融入性，而且还特别关注移民子女的社会融入性。融入性就是指移民在迁入地的进入、定居和适应的过程。国际上对移民的研究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宏观层次，它认为移民现象主要是因经济因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调整而导致，迁移是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回应，因而移民又被看做是对较大范围内人口失衡的矫正，在此过程中国家政策应发挥经济作用；第二个层次是微观层次，它认为移民在迁入后一般表现为马赛克般的群体分割、文化多元主义和远离主体社会三种生存状态。国际移民理论认为，由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文化差异，移民在迁入地往往会出现一种“非整合”现象，这种现象又常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是由于文化的过分差异，移民无法融入主流社会，从而形成了下层阶层，或出现了“贫民窟”现象；二是移民将其原有的文化带入后在迁入地形成了真正的多元文化社会。
一、当代国际移民研究的国际关系背景
国际移民并不是20世纪以来才出现的新鲜事物，在人类历史早期，就有它的踪影，并随着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则始于“二战”之后，特别是全球化飞速发展的80年代。据联合国人口司于2002年10月发表的《2002年国际移民报告》估计，全球移民人口总数目前已经达到1.75亿，比1975年增长了一倍多。该报告称，在发达国家，几乎每10人中就有1人是外国移民，而在发展中国家，平均每70人中有1人是移民。目前欧洲有5600万移民，亚洲有5000万移民，北美有4100万移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总数约占全球移民总数的40％。
全球化的发展必然带动人口的流动，正如戴维·赫尔德(D.Held)指出，“有一种全球化形式比其他任何全球化形式都更为普遍，这种全球化形式就是人口迁移”。随着商品与资金的流动，国际移民也日益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主角之一。大多数国家同时感受到了国际移民所带来的好处与压力：一方面，移民对人口增长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经合组织国家(OECD)而言，移民甚至是其人口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伴随移民而产生的资金、人才和技术等资源的转移给诸多国家带来的好处也自不待言。比如，移民人口总数的增加使国际汇款数额不断上升。目前，每年外国移民向发展中国家汇去的款项约为500亿美元；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人才与技术交流，也使得相对落后国家获得实行超越式发展战略的契机；另一方面，与移民伴生的种种难题亦使各国政府不胜烦恼。且不说非法移民、偷渡与难民等历来让人挠头的麻烦，仅仅是普遍存在的人才和资金的流失就已经让发展中国家政府揪心不已。特别是在全球人才争夺战的过程中，不发达国家无疑处于劣势。人才外流对不发达国家甚至是低度发达国家造成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教育程度高的青年外流增加，这使国家经济停滞，加剧了自身经济发展竞争力的欠缺。此外，尤为严重的是，90年代初以来，诸多国家出现了反移民的运动，有时甚至发展成为反对少数民族的种族冲突。1992年洛杉矶的种族大骚乱，以及同年新纳粹分子在德国对土耳其移民的攻击，都给各国人民和政府留下触目惊心的印象；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事件，使得不少国家对外来移民大量涌入本国产生忧虑，更使美国政府在惊魂未定之际不断调整、收紧移民政策。
国际社会与各国政府对移民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长期以来，各国政府并未对国际移民的影响予以足够的重视，只是以零散的职能机构（如移民处、劳工局、福利与教育机构）来管理和处理移民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叶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国政府越来越清楚地注意到移民除了经济层面外，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移民与国际政治、移民与国际和国家安全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因此各国纷纷设立高级别的专门机构和加强立法，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移民问题。当前，各国政府尤其关注其控制移民与处理文化多元性的能力，正如1995年《申根协定》正式生效、欧盟内部的边界消失后，德、法、荷、比、卢迅速制定条约加强对欧盟外部边界的控制，大多数国家都将移民纳入国家安全框架予以限制。人类跨国迁移的自由，现在已经逐渐受到日臻完善的各国移民法、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制约。在30年前，全球大约有6％的国家政府对移民实行限制政策，而目前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40％。
对于移民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历史上对移民的研究，主要是移民历史的研究，包括对犹太移民的研究，对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人口流入的研究，以及大规模的奴隶输入及其后大规模亚洲劳工输入的研究，等等。其间，涌现了大量移民与殖民史研究的煌煌巨著（长期以来，美国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即持此观念，其出发点正是错误地认为外籍劳工抢了本地劳工的饭碗，影响本地劳工的生计。因此，它对美国政府基于经济需求而扩大移民，哪怕是引进专业移民的政策一贯持反对态度。彼得·邝的研究表明，在美国，除服装、家务及农业等行业，包括墨西哥及中美洲非法移民、东南亚难民在内的最易受伤害的外国工人通常被雇佣在中西部牛肉、猪肉及家禽工厂做包装工人，从事这个国家里最危险的工作）。移民史的研究是移民研究的前提、养料与基本内容之一，但是，当代国际移民研究如果仅停留在历史研究阶段则是远不够的。随着国际移民现象的飞速发展，对移民进行国际关系背景下的研究也迅即升温。1885年，地理学家莱文斯坦(E.G.Ravenstein)发表《移民的规律》(The Laws of Migration)一文，首创对移民及其规律进行“一般性研究”的先河，成为公认的现代移民研究的奠基者。但是，移民研究真正有所建树，则是最近30年的事情了。70年代以来，国际移民已经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各种移民理论亦随之闻风而动，出现了大量的概念、模型与分析框架，研究的重点与成果集中在关于移民与定居的理论(Theories on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上，主要探讨下面五个与国际移民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
第一，人们为何移民？当政治、经济、社会、人口或环境产生何种变化时，人们才感到有移民的必要？
第二，在移民过程中，帮助移民向目的地进发的因素有哪些？社会网络和其他联系是如何在移入和移出国之间提供信息、旅行方式并帮助新移民进入目的国的？
第三，已经或将要对移民与定居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哪些？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对移民和定居各有什么作用？
第四，移民是怎样成为定居者的？为什么在有些地方由此导致了歧视、冲突和种族主义，而在多元文化主导的社会里，移民与原住民却能相安无事？
第五，对于移入国而言，移民的定居对其社会结构、文化与国家认同有何影响？移民对移出国又有何影响？移民在何种程度上促使移入与移出国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
当前的国际移民研究基本按此思路展开，在国际移民的发生、持续、发展与生存等问题上都取得了相当的理论突破。本书即对这些理论作一下基本介绍与评析，期以引起我们对移民理论的重视和进一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