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经费下降和人才流失这两个问题，使中国电视走到这一步是必然的，原因是垄断。垄断之后，一期《新闻调查》5000块也可以做，你不做，有人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栏目出现集体辞职，因为没有第二个中央电视台。有一种说法是“想来中央台的人排队都排到通县了”，谁离开都无所谓。当然，长队之中有多少人才是能够有效提升央视水准的高级人才？缺少人才的紧迫感，是因为缺少因比较而构成的竞争压力。没有竞争，提升与下滑都不太要紧，因为自己与自己比较，睡觉也能拿冠军。这就是我所说的垄断反而容易“内伤”，人才的价值只有在竞争中才能显现。如果谁做都差不多，人才尤其是出色人才本身就必然会不断地贬值，因为长时间的无奈和随俗，人会钝化，何况岁月总在催人老！
胡：从《新闻调查》的历史来看，从业者是不是一支真正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专业队伍，是栏目成败的关键，这支队伍应该有超出常人的见识、眼光和水平，应该有相当强的自信力。扩展开来，对中国电视来说，一种比较良性的产业格局是需要国家战略去设计的。因此，中国电视的领军人物必须具备战略家的素质，同时还要有政治家的能力和素质，要有一定的国际背景和经济背景，才能构建一个良性的、合乎中国国情的产业格局。在现实的条件下，中国电视是不是更需要一种多元化的“入口”，让国家资本、民间资本，以及一直虎视眈眈的国外资本都有机会参与，才可能激发出更多的利润空间和成长空间？
夏：一方面我们需要“入口”多元化，多种制作力量可以带来电视内容的巨大拓展，同时我们也要避免“出口”单一化。就是说，我们不能仅靠单一的收视率和广告赢利模式。我们应该把电视节目作为一种产品资源进行赢利模式多元化，以此拓展“出口”，文化产业是延伸利润很大的产业。
我们目前理解的电视产业是一个窄义的概念，其实电视产业远不止电视产品本身，比如动画片节目经营收入在成熟的产业链上连10％都不到。其实，产业本身延伸力很强，《大长今》热播之后，韩国的“大长今”主题公园日游客流量数以千计，并且带动了旅游、餐饮、服饰、保健等许多行业。
让民营资本介入中国电视产业，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还包括其他产业领域锻炼成才的企业家，这个力量甚至比资金更重要。没有民营资本进入中国电视，就不可能在产业链层面上完成有效延伸。所以根本问题还是必须有市场力量介入，必须有来自市场而不是来自传统电视内部的力量，需要有外力相助。传统电视内部改革如果不是以吸纳社会有效资本介入、社会企业力量介入，就注定会换汤不换药。所有改革方案的出台必须真正从产业规律、企业经营逻辑、市场经济要素上去推敲、透视、解析，才有变革的实际价值。
胡：中国电视改革最大的障碍在于市场准入和宣传体制的矛盾，也就是说，宣传与市场两种诉求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当然，从产业的角度，你可以说不要担心，所有的企业家都是最守纪律的，是最不会破坏宣传体制的，但是万一民营企业家分量很重，失控了怎么办？
夏：我的电视经历，在主流和非主流之间都生存过，我觉得这个东西并不可怕，因为可以建立强有力的防护机制。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舆论不能乱，社会价值观不能乱，这必须坚守。那么，要想让这个产业有效成长，就要把文化变成安全底线内的文化力量，就要把需要控制的宣传和一般社会化的内容截然分开。比如把中央电视台的几个核心频道作为一个电视台，把其他一些频道整合成立商业传播机构，独立成两个单位。公共频道可以像BBC一样，不播广告。公共频道不做广告，商业频道依法认真经营，才可能实现跨越性成长，把中国电视的蛋糕做大。此外，不要小看商业台的文化能力，有人戏言作为商业台的凤凰卫视是当下中国最具文化自觉的电视台。
其实现在最尴尬的是，除了广播电视自己的有限资本以外，不允许其他资本进入媒体股权，即使是其他产业领域的国有资本都进不了媒体股权，更谈不上立体资本能力，这就很难做大了。如此格局下，所谓竞争实质就容易异化为一种自以为是的非商业化竞争。与此相对照的是，在韩国，文化与资本已携手飞驰，在2007年使韩国冲至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国的高位。要知道，中国的国土是韩国的100倍，人口是韩国的几十倍，我们在世界文化产业格局中的位置在哪里呢？
胡：我记得当年夏总离开央视入主银汉传播公司时，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和豪情。当时你就意识到，时不我待，电视产业振兴别指望体制，必须自己想办法，趟出一条血路来，但现在你对民营电视的格局似乎不太乐观。
夏：我觉得这两年中国民营电视没什么“大戏”。韩国电视崛起，背后有着清晰的政府推动的影子。为了民营企业制作能力的成长，国家制定法规限制电视台播出自己制作的节目量，为民营制作公司提供市场平台，而且规定电视台本台及其相关公司制作的电视剧不得在本台黄金时间播出，它用这种方式强制性地给民营电视制作机构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中国电视能做到吗？
中国电视转型未来的痛苦之一，将是中国电视从业人员从机关工作人员到市场职员的职业转型。正如你所说，中国传媒企业家是非常缺乏的，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28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代人，无论是“海归”，还是这些年培养出来的工商人才、各种产业领域培养的市场人才，一旦电视这个产业开发了，这些类型的人就可能参与进来，电视产业格局将大为改观。因为这些人懂市场，知道营销管理。所以说，中国电视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人才而是体制，体制问题一解决，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胡：今天我们所谈的话题，主要针对的是当下中国电视的产业现状，或者说提出了很多问题。前进和成长中的问题，自然无法抹杀中国电视20多年持续发展的成就。最后，还想引用你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电视》一书中的一段表述，表达对于中国电视的忧虑：“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电视产业的成长需要的是一场针对基因的改革。如果有朝一日国家真的把政府序列的公共电视台和商业电视台予以区分；如果有朝一日数以千计的电视台失却了政府和政策的庇护，在严酷的市场经济规律面前，在现代传媒规律的整合力量面前，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其中的大部分电视台将如何生存？”无论如何，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总不啻为明智之举，更何况，今天的中国电视早已无“安”可居。
夏：谢谢胡老师，谢谢《现代传播》提供的交流机会。让我们为中国电视的未来祈福，因为这不仅是一个产业话题，而且关联着亿万观众的文化导向，关联着中国与世界的心灵沟通。
（本文发表于《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顾亚奇整理）
2008：重塑中国电视的尊严
时间：2008年1月12日
地点：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对话人：高峰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
胡智锋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科科研处处长兼《现代传播》主编
胡智锋（以下简称“胡”）：这是《现代传播》第五次做年度对话，今年正值中国电视50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我觉得有必要对中国电视做一些反思。宏观考察中国电视的50年，可以以1983年“四级办电视”方针的提出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前25年主要是起步与积累，真正的起飞与繁荣应该是自1983年以后的这25年。在这25年当中，中国电视的媒体形象、社会职能、文化角色发生了很多变化，值得盘点的东西很多，但中国电视从业者和研究者更关注的则是当下中国电视面临的现实问题。今天，我们邀请高峰先生对话，缘于他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创作过许多有影响的电视纪录片、专题片，又有丰厚的学术涵养，且在央视管理层任职多年，作为见证中国电视发展的职业电视人，他对中国电视有着独特的体验与认识。
中国电视失去尊严了吗？
早期的中国电视，给人的感觉是美好而神秘的
电视经历了一个从有尊严到很傲慢再到需要维护尊严的过程
尊严是双向的，你尊重观众，观众也尊重你，电视做到有尊严地生存是不容易的
胡：中国电视诞生于1958年，到现在已走过50年，怎么看待中国电视走过的历程？在目前纷乱复杂的媒介环境当中，中国电视存在不少问题，电视荧屏低俗之风就是其中之一。中国电视的文化身份到底如何定位，它将来的格局会是什么样子？回答这些问题，不妨追根溯源，重温电视曾经的“光辉岁月”。
高峰（以下简称“高”）：我这个年龄见证了中国电视大发展的时期，称得上是中国电视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每个电视人都有浓厚的职业情结，总有许多关于电视的故事，有几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
在中国电视诞生的早期，对大众来说无所谓电视。有一次我跟赵忠祥一起去南非出差。赵忠祥对我说，有一天他爷爷问他，电视播音员是干吗的？当时赵忠祥已经当了十年播音员，他爷爷还不知道播音员具体是做什么的，原因在于早期电视机很少。我记得“文革”期间，在一个首长家里看见过电视机，此外很少看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这是电视发展的一个契机。以前像样的电视栏目不多，这跟科技的发展状况有关，不能完全归因于政治因素。我特别注意到，在中央电视台大事记里，1979年有几件值得注意的事情。1979年1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一个栏目叫《外国文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开放的需要，中国人需要看看外面的世界，以前就只是播报新闻。这一年的10月份又开办了一个栏目《为您服务》。可见，从1979年开始中央电视台有了“为您服务”的态度，电视里能够说一声“为您服务”已经隐含着一些变化。电视怎么能是“为您服务”的呢？以前它肯定不是，肯定是宣传机构，但是中央电视台却在1979年提出了“为您服务”，而且办了这个周播的栏目。
从那时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35周年，中国电视尽管在制作手段上不如现在，但从制作理念、制作风格上看，并不比现在落后很多。现在回头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是挺值得怀念的，有两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我还没有上大学，经常到院里一位老处长家看电视，有一天我去时正好在播日本故事片《望乡》，正看得起劲，突然出现日本兵逛妓院的镜头，老处长立刻把电视关了并把我们都哄出去了。另一件事是一次到一个老领导家看电视，那天播放的是缅怀周总理的诗歌朗诵会，老领导提议大家站起来看。老人一站，全屋人都站起来了，我姥姥当时70多岁了，也站起来从头看到尾，整个屋里充满庄严肃穆的气氛。
对比现在和那时的电视状态，我由此想到一个问题：电视究竟要给观众什么？不管怎么说，早期的中国电视，跟我的精神世界是有一种联系的，电视给人的感觉是美好而神秘的。那时候人们对电视有一种神圣感甚至敬畏感，但现在的电视很少有让人觉得神圣的内容，似乎离人们的精神世界越来越远，日益成为一个信息来源和娱乐手段。现在的电视，哪怕有一个频道让我重温这种神圣和美好也行，因此，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电视需要反思。
胡：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文章《电视传媒人角色的三次转型》。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每一级电视媒体都代表一级党和政府，电视扮演的是宣教者的角色，那个时候是带着光环的。80年代底中国电视开始了一次重大的转型，从宣传者、教化者的角色开始向职业化、专业化的方向转型，电视人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包括电视剧、纪录片等。90年代中后期我们又开始向市场化转型，电视的角色趋向大众狂欢的工具。老百姓对电视已经从过去的仰视到半仰视，变成现在的平视，有时甚至是俯视、鄙视，电视人的尊严感在下降，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纸包子”事件。
高：我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第一天的见面会上发言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希望用几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重塑电影的尊严。今天，我想提出一个重塑电视尊严的问题。电视一旦丧失尊严，如何去代表国家主流文化的声音？为什么我要讲小时候看电视的那两个故事？那是一个电视有尊严的时代，我相信80年代初的中国电视人都有这种感觉：尊严，或者说职业荣誉感。但今天电视已经在逐步消沉，电视不得不陷入恶性竞争，其结果带来的是文化品位的降低，为的是获得投资商和广告商的关注。
电视现在的尴尬，二三十年前是不存在的。30年前，电视是一个绝对的信息控制者，这些年来随着各种新媒体的发展，人们已经不必在某一个时间段通过电视节目获取信息。电视控制不了信息资源，左右和控制信息的优势没有了，再去做降低自身文化品位的事，就会失去尊严。
我觉得，电视经历了一个从有尊严到很傲慢再到需要维护尊严的过程。过去有一个笑话，某电视台记者，到下面一个县里去报道一个会议，结果这个记者去晚了，会已经开完了。这个记者到了以后就说，谁让你们开的？重来！这不是尊严，而是傲慢。我觉得中国电视到今天这个需要维护尊严的地步，我们需要深刻的反思，需要有政策性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