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后现代语境下中国电视的传播特征及其文化悖论(1)

■阚乃庆

纵观2008年的中国电视，相比于此前的几年，少了纷乱，多了秩序，少了喧嚣，多了安静，少了杂花生树的繁华簇锦，多了谨言慎行的中规中矩，少了前后相逐的泥沙俱下，多了风平浪轻下的静水流深。2007年，国家广电总局先后就“电视违禁广告”、“电视选秀”、“整容节目”等媒体违纪违规现象亮牌，向电视低俗化的高调宣战似乎已经收到了预期的成效。

这些对问题的整治不是问题的结束，相反恰恰是问题的刚刚开始：观众不满也罢，行政责罚也罢，为什么电视动辄会踩到大众接受、社会道德乃至法律条例的底线，而且稍不注意，就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难道作为大众媒体的电视天生是道德文化沉沦的代名词，其自身带有先验性的“堕落”基因，非得靠“严加看管”甚或“严刑峻法”才能止住这一下滑的天然趋势？

对此媒体的通常解读是一个玄奥而直白的“三角形”，这个“三角营销”的三个点是电视台、观众眼球和市场，即电视是抓住观众眼球，然后把眼球贩卖给市场。电视收视有趋低性，即向低处不断坠落的本能，在市场化的收视率的挤压下，只得妥协，放低身段——这似乎成为市场经济中“木桶理论”的翻版：一只木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块，而恰恰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电视所能被最广大观众接受的程度，取决于电视观众中层次最低的那部分。

这种把电视当成被经济基础直接决定的上层建筑而做出的简单解读无疑是现在盛行的文化阐释视角。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文化产品有其复杂性、多变性，是社会生活间接的反映，而不是直接的投影。自然，上面的这一解释也不是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问题的关键在于，电视的低俗化是一种必然的文化姿态，是作为大众文化集中体现的电视面临国际化的趋势和新媒体的挤压而呈现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电视崇尚娱乐、驱逐思考，简单复制、排斥创意，丧失宏大主题、流于肤浅琐碎，甚至走向低俗化，恰恰是电视遭遇了“后现代主义”而自然呈现出的“本能”状态。

一、电视的后现代主义传播特征

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自说自话的沙龙概念，也不是一个可以挂牌亮招的风格流派，其实任何对后现代主义所下的定义都是不够完善甚至是偏颇的，但是后现代是对现代文化的刻意断裂甚至“反”现代文化却是公认的特征。正像波兰当代艺术批评家莫拉夫斯基(Stefan Morawski)所指出的：一是反前卫(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甚至可以说是反智的)；二是高级文化的堕落(但却是一种有意的堕落)。

在当代，电视和其他任何一种文化载体一样，处在多元化的世界中，在这个没有中轴的世界上，在一个价值的真空中，根本的目标就是要为了快乐的原因“创造”。艺术已经没有任何使命，而只是某种消遣，前卫艺术的所有原则都遭到质疑。社会现实被当作异质的、片断的与偶然的东西加以肯定。审美的维度得到重新描画和叙述，复制与戏拟成了见证当下时尚文化的流行手段，大家心照不宣地否认完美的可能性，竞相表达的是对现实的模仿，千人一面，似曾相识，在以消费为导向的文化语境中，强化了媒体产品的工业生产的特质，推动了后现代电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一)娱乐与故事——“狂欢广场”的迷醉

尽管人的流动性和资本的流动性一样过剩，但是身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大多还是担当一个特定的社会角色，别无选择地置身于目的明确、紧张繁重的工作当中，也都希望从对媒体的参与和游戏中获得简单而直接的快乐，因而形成了对于游戏的普世性的心理需求。游戏性(或称娱乐性)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以一种非理性的、散漫的、随意的、自由嬉戏的态度对待事物，自贬与嘲弄、戏谑与反讽成为作品的主题和调性。

这就是电视节目泛娱乐化的文化根源。电视新闻的功能从“传播信息、监督社会、服务大众”等多功能退化成单一的“为人民娱乐”，新闻价值的“重要、显著、贴近”让位于“无限接近”，表达也趋于“碎片化”，甚至出现“快板新闻”、“曲艺新闻”等。继《南京零距离》之后，“民生新闻”的风潮遍及大江南北。单南京地面上，就有《直播南京》、《有一说一》、《服务到家》、《听我韶韶》、《周涛讲故事》等近十档同类节目在相近甚至同一时段播出，在节目播出期间，在街头“扫街”的卫星直播车随时准备发回“第一落点”的劲爆报道。

列维·施特劳斯说，“叙事是现实世界的虚拟满足”。除了新闻节目之外，过去习见的宏大叙事的社教类节目也开始退出中心舞台，让位于层出不穷的“故事类”节目。少儿节目在童话王国讲故事，法制节目在法庭外面讲故事，教育节目在讲坛上面讲故事，科教节目也开始搜罗怪力乱神，大摆“野狐禅”。根据央视索福瑞公司全国35城市收视数据，江苏卫视的《人间》自2007年开播以来，仅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占据了同时段全国收视榜首的位置。与此同时，国内上星频道大量不同形态、不同题材栏目的叙事语态也纷纷向讲故事转变，江西卫视《传奇故事》、湖南卫视《背后的故事》、重庆卫视《拍案说法》、四川卫视《真情人生》、北京卫视《真情互动》等等，一股“故事热”暗潮涌动，余响不绝。

“真人秀”大行其道，大千社会被圈画成一个个“楚门世界”。特别是电视选秀节目，前所未有地放下身段，降低门槛，让千万只脚踏进了演播室的大门。争先恐后、摩肩接踵的“海选”过程就是一个集市式的叙事场景，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一名选手、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透视出一个平凡而亲切的烟火味十足的小故事，节目将叙事场景原汁原味地还原给受众的日常生活。至于山重水复的复赛、决赛、复活赛、总决赛、巅峰对决，充满了悬念、细节、铺垫、重复、高潮，是电视机构与观众的一次暧昧的心理拔河。最后的冠军胜出则无疑是最后的华彩乐章，波澜叠起而又纡曲有致，大家坐了一趟的心理“过山车”，酣畅淋漓地死去，又复活转来，完成了一次大众狂欢节游戏。

(二)开放与多元——电视的文化姿态

巴赫金在评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曾指出其重要的特征，就是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把许多人聚集在一起，让他们毫无顾忌地、大吵大嚷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被叫作“旋风般的运动”，巴赫金将其称为“共时艺术”。这种共时艺术可以说与狂欢活动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在狂欢活动中，所有的人都是积极参加者，没有台上和台下、演员和观众之分。规范被打破，身份被模糊，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切稳定秩序的力量在狂欢活动中都失去了效能和作用。

在现在的电视节目设计中，几乎没有例外地要考虑电视与观众的互动环节设计。其中，短信和声讯电话是观众参与节目的一个通常方式，也成为电视节目的一个重要的情节推动力，甚至作为节目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而不可或缺。由江苏电视台综艺频道开办的《震撼一条龙》是国内第一个日播大时段娱乐选秀节目，按照项目制运行，每个项目中间，每天的节目有着逻辑联系和情节关联，更突出的是，不论是选歌手、选舞者，还是选模特、选形象代言人，都靠观众投票决定场上选手的去留。这一形式在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中得到了空前绝后的渲染和升华，乃至变成了被西方媒体所啧啧称羡的带有民主气息的“群众运动”，观众不复是窝在角落里的“沙发土豆”，而是通过狂热的“拇指活动”深度介入节目空间，实时改变场上选手的命运。

后现代主义艺术倡导多元性、差异性，具有一种强烈的叛逆精神和对价值的自由选择。电视选秀节目重在选“差异”，而不是选“优秀”，“超级女声”李宇春、“好男儿”宋晓波、“快乐男声”陈楚生、“绝对唱响”中的邓宁等这些深入人心的形象都是“差异化”的典型，外形独特、气质迷人、血肉丰满，他们不是最优秀的，但却是最独特的，每个人“带着我的故事”走进大众视线，成为万千“粉丝”心中最可爱的人，进而成为时代的“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