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陇海线激战的同时，蒋介石命令平汉线何成浚的第三军团发动进攻，企图牵制西北军向陇海线增加兵力。
蒋军在这方面的军队为第十军徐源泉部、第九军王金钰部、第七军杨虎城等部，这些军队均非蒋的嫡系。在战争初期，他们与阎、冯还有信使往还，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意存观望，尚无积极为蒋出死力的决心（蒋军参谋处阵中日记有这样一段纪载：冯逆对王金钰、徐源泉等勾结煽惑，但奸谋迄未得逞）。
冯军在这方面的队伍，最初为樊钟秀、石振清（万选才被诱捕后，石部调平汉线）、任应岐和刘桂堂（五月下旬表明态度，归冯指挥）等部，扼守许昌以南的小商桥及其以东的逍遥镇至西华之线，以后第二方面军的田金凯、倪玉声、赵凤林、王和祥等部由陕南开到河南境内，即分布在平汉路以西鲁山，叶县，襄城一带，并置主力于许昌之北，统归第一路军总指挥张维玺指挥，并派阮玄武为前敌总指挥。刘汝明部则在淅川、南召一带监视杨虎城部。宋哲元部的冯治安军控制在郑州及其以南地区，归冯玉祥直接掌握。
5月16日，何成浚对平汉线下总攻击令，王金钰部包围樊钟秀部于临颖，并向许昌进逼。何成浚由驻马店到漯河督师。24日，第十军攻占小商桥，26日，攻占临颍。第九军也逼近许昌。6月4日，坚守许昌的樊钟秀被蒋军空军轰炸阵亡。冯得报，立即派邓宝珊接任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冯并亲赴许昌视察，以安定军心。随即派孙连仲率部驰赴许昌增援，阎锡山亦派骑兵司令赵承绶进攻周口。西北军高树勋、葛运隆两师由许昌南进向漯河进攻，刘桂堂部亦在西华、周口之间与岳维峻部激战。豫南的蒋军肖之楚部与冯玉祥曾经有过联系，作战并不积极；而杨虎城曾是冯的老部下，也不主动出战。因此整个战局仅是冯部与徐源泉、王金钰两部的战斗。
这时，桂军已攻入湖南，于6月5日占领长沙，8日进占岳州。冯玉祥为了配合桂军作战，于10日下令向平汉线蒋军发动全线进攻，战斗仅两昼夜，蒋系杂牌军为保存实力，即纷纷向漯河以南撤退。冯军奋起直追，当追击部队到达漯河北岸时，突然接到“停止追击”的命令。7月初，冯玉祥又命令南路张维玺部北撤，固守许昌。这里不是战争的重点，双方都未发生激烈交战。据徐源泉部张振汉回忆，部队糊里糊涂的撤退，真是莫名其妙；而冯玉祥部竟然也没有乘胜追击，同样莫名其妙。
原因是这样：冯玉祥的重点是消灭陇海路的蒋军主力，他此时开始计划在豫东方面布置另一次会战。在平汉线击溃蒋军之后，冯即将嫡系主力孙连仲、张自忠、葛运隆等部调回，并令张维玺所率各部停止向南追击，两军即相持于漯河之线。冯军将领多主张乘胜直追，径取信阳，将蒋军逐出武胜关以南。冯则认为蒋军主力不在豫南而在豫东，如攻取信阳，其事虽易，但战线拉得太长，兵力过于分散，一旦蒋军主力从豫东进攻，势必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危险处境。且豫南之敌，遭此挫败，短时期内决不敢北犯，正宜抽出大部兵力使用在豫东方面，以便再一次地给蒋军主力以歼灭性的打击。
于是冯便根据这样一个情况，决定了新的战略方针，就是：对豫南“杂牌军”采取监视的办法，而对豫东蒋军精锐则予以狠狠的重创。当时总参谋长刘骥和平汉线的将领们都不同意这样做，他们所持的理由是：第一，内线作战，要力求各个击破，而乘胜追击，正是各个击破的好时机，并且不需要很大的兵力，效果则是很大的。第二，将战线向南推进，声势上既可发生极大影响，而且使敌人在平汉、陇海两线上转用兵力有困难。第三，对平汉线的“杂牌军”可起分化作用，使其转向我方。如果放弃了这个乘胜追击的机会，是十分可惜的。平汉线的将领们曾托张允荣（冯的军事参赞）回郑州向冯陈述了这些意见，冯说：“现在我们要在东路布置一个口袋大战。至于平汉线方面，因桂军已退出长沙，纵然我军打到武汉，对桂军也起不了支援作用，对整个战局也不会发生重大影响，反而有可能使我军陷于被动。还是集结兵力，针对敌人主力，痛痛快快地打它一仗，才是解决战局的上策。”虽然冯把他的战略方针作了说明，但是刘骥和平汉线的将领们终以这样办是个大大的失策。
而之后平汉线上基本再没有像样的战事，更绝的是何成浚对反蒋联军的将士开始大肆拉拢。他办的军人之家不仅为自己的部队服务，即使对方的部队也一概欢迎，反蒋一方的将领过来后好吃好喝招待，名烟随便抽，大烟随便抽，美女（妓女）随便玩，不收任何费用，来去自由，回去时还按照官职大小给一些银元。何成浚给对方准备的真是总有一款适合您，一时间反蒋联军一方军心浮动，趋之若鹜，这个糖衣炮弹效果惊人，迅速见成效，平汉线枪炮声几乎销声匿迹，只闻猜拳行令和靡靡之音。尤其是过惯了苦日子的西北军下级军官，哪见过这个？不少人遂与蒋军暗通声气，成了对方的坐探，甚至倒戈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