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桂系（十）奠基两广

广东、广西分别实现了统一，这为北伐准备了条件。如果地理上唇齿相依的两广在政治、军事等方面更好地统一起来，即将广西置于广东革命政府的直接领导和监督之下，使之成为革命政府的一个辖区，这样既可增加北伐声势，更能免除北伐的后顾之忧。

本来，黄绍竑、白崇禧从1923年梧州起义起，已算是投靠了孙中山和广东革命政府；以后李、黄、白先后加入了国民党，李宗仁、黄绍竑又接受了革命政府任命的广西全省绥靖督办、会办职；在统一广西过程中得到广东方面的军事甚至经济的支持，之后又能应革命政府之请，出兵支援统一广东。但统一了的广西是否真愿意接受广东方面领导，李、黄、白是否服膺三民主义，这都是未知数。新桂系统一广西时，打的旗号一直是“谋广西自治前途之发展”。实际上，直到两广统一之前，李、黄、白新桂系与广东革命政府的关系基本上还只是一种合作性质的关系，而不是正式的严格的上、下属之间的关系。他们除了名义上接受革命政府任命的广西全省绥靖督办、会办职务外，其他“都是自搞一套”，革命政府对他们还不能进行直接的领导和监督。所以，李、黄、白统一广西后，广西一切政治、军事设施都与广东方面大相径庭。

民政方面，李、黄、白自行设立“广西省民政公署”，作为全省的最高行政机关，而不是按广东革命政府颁布的省政府组织法成立省政府委员会；黄绍竑担任“广西民政长”一职，只是李、黄、白自封的，虽事后有报告，但并没有经广东革命政府任命或批准。军政方面，李、黄、白的军队虽取消了“定桂”、“讨贼”的名目，但仍称“广西陆军”，由绥靖督办李宗仁兼任第一军总指挥，会办黄绍竑兼任第二军总指挥，白崇禧任绥靖督办署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他们没有像广东那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领导和指挥；军以下的编制，也与广东不一致。财政方面，李、黄、白在广西是自收自支，与广东革命政府完全没有关系。党务方面，广东设有国民党省党部，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而广西虽有李、黄等党员，却没有建立组织。国民党中央党部曾派代表甘乃光去广西协助建党工作，遭到李、黄拒绝。为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曾议决要李济深通知李、黄，“不准自行组织党部”，桂方本就不打算建立党组织，这“算”是服从广东了。当时湖南、贵州等省倡议“联省自治”的人物也派人入桂，李、黄、白等与那些人也频繁往来。在孙中山号召举行国民会议，各省进步势力纷纷组成国民议会促成会以抵制善后会议之时，李宗仁却派出代表北上出席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如此等等。

一旦开始对北方军阀的战争，广西就是北伐军的大后方。当年旧桂系出兵扰乱广东，造成北伐后顾之忧的历史鉴诫还深深印在国民党领导层的脑海里。绝不能让旧桂系的剧情重演。因此，国民政府决心把广西统一到自己方面来，加强对李、黄、白的领导和监督，使李、黄、白与国民政府同心同德，共同完成消灭北方军阀的革命任务。

广东方面实际上早已就这件事作过试探性接触。当新桂系统一广西不久，即1925年8月，国民政府就派遣李济深及其部属冯祝万、李民欣、邓世增等人前往南宁，与李、黄、白作两广统一的初步联络。据黄绍竑回忆，李济深等到南宁有三大任务：(1)军事方面，要广西共同出兵解决南路的邓本殷、申葆藩，谋两广军政的统一；(2)政治方面，要广西按照国民政府颁布的省政府组织法组织省政府；(3)党务方面，要广西设立(国民党)省党部。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虽然后来由于突发廖仲恺被刺案、李济深等人匆匆返回广东，会谈不得不中断，未能达成具体协议，但李、黄、白在原则上已表示同意，并重申，拥护革命政府的初衷不变，而且第一大任务事实上就完成得很好，这就为尔后两广统一的实现打下了基础。

此后，随着革命政府第二次东征和南征的胜利，两广统一的问题显得越来越迫切，革命政府也就加紧采取措施来促进两广统一的实现。1926年1月上旬，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中央党部特邀新桂系驻粤代表陈雄、粟威两人参加，并推选李宗仁、黄绍竑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2月1日，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又推选李宗仁、黄绍竑为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让李、黄进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高层职位，密切了粤桂双方的关系，为两广统一的实现铺平了道路。为了进一步拉拢“新桂系”，国民党“二大”刚结束，1926年1月26至29日，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在谭延闿、甘乃光等的陪同下，以慰劳出征南路桂军的名义，由广州到达广西梧州访问。汪精卫早年是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孙中山先生遗嘱的执笔人；现在是广东革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手握国民政府党、政、军大权。他亲自入桂访问，足见革命政府对广西革命势力的重视。

对于汪精卫亲自来桂，新桂系头面人物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非常重视。他们立即就广西今后前途作了深入探讨。在他们看来，广西今后的前途不外三种：一是附和北洋军阀；二是支持湘省赵恒惕等人所倡言的“联省自治”；三是归附广州的国民政府。在这三种前途中，第一种显然有悖于大势，第二种也“非统一全国之良策”。当时赵恒惕派人游说李、黄、白，表示只要广西赞成他的“联省自治”主张，湖南将帮助广西向广东发展，打下广东后，广东地盘归广西支配。但李、黄、白等都认为，这一行径无异于陈炯明、沈鸿英之所为。两广如今痛痒相关，不能秦越相视，故对赵的倡议予以否定。这样看来，只有第三种才是广西应该选择的“正途”。但是，李、黄、白等对广东政府还没有足够认识，特别担心广东借领导广西为名，插手广西事务。最后他们决定，先保持与广东方面的密切关系，至于两广统一的问题，等汪精卫来桂晤谈后根据情况再定。

1926年1月26日，汪精卫等一行数十人在桂方派往迎接的代表白崇禧陪同下抵达梧州，李宗仁、黄绍竑从南宁赶至梧州南江口迎接。汪氏到达梧州时，受到广西军民的热烈欢迎，当天江边万头攒动，人流如潮，旗帜招展，盛况空前，场面极为壮观。在随后的欢迎宴会上，李宗仁致欢迎词，汪精卫、谭延闿在答谢词中都对广西统一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两广要人在梧州的会晤，虽没有专门开会讨论两广统一问题，但也有好几次谈到统一的问题，李、黄、白“毫无保留地答应统一”。李、黄等的诚意，使汪、谭一行深感“不虚此行”，故回粤后即电谢李、黄款待之殷，有“关于革命前途，披肝沥胆，共矢忠诚”等语。汪精卫等人的访问，“欲以联络感情方式，图进一步谋取两广统一的具体计划”，将这一问题的解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自此之后，桂省与国民政府关系，日益密切。随后，两广统一问题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汪精卫离桂时，李宗仁、黄绍竑即派白崇禧为全权代表，与夏威一起随汪等一行同赴广州，与国民政府谈判。

白崇禧到达广州后，也受到广州方面的热情欢迎。随后，白先后与革命政府要人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等接触。白崇禧曾多次用电报向李宗仁、黄绍竑汇报交涉的情况，讨论应对方略。如2月19日的“皓电”，相当详尽。电文说：

吾省军政前途今后亟须上革命轨道，前电经已略陈，谅为钧座所明悉。欲负担革命工作，完成革命任务，在理论与事实上均非将军民财三政与广东熔成一片，直受中央支配不为功。政治关系省，抑亦关系全国，自成风气，实不可能。军队更改编制，尤与财政关系密切。即以军队而论，广东革命军确实注重改良士兵生活，月饷十元至十二元。吾省若将财政自理，对于士兵生活问题必难解决，结果必有貌合神离之象。而于政治建设方面，结果亦将演成闭门造车之情境，将来必为革命之阻碍，而吾国家之命运，亦必因而延滞。连日与中央诸公磋商，若吾省能将军队依照广东编制，政治能接受中央策略，财政交中央支配，则一切问题当能与中央合辙，由中央统同筹划，互相调剂。此后对于革命任务，固属共同负担，而于补助接济方面亦已痛痒相关，不能秦越相视矣。禧知两公对于革命重要早具深刻认识，对于革命工作已有坚确决心，历年奋斗，其目的在救中国，非救区区之广西也。禧抵粤以来，见中央对广西仅抱联合之态度，一切设施，规模太小，目光在粤省，不似统一全国机关，于将来革命政府之发展诸多妨碍。已对汪、蒋、谭诸公自动提出先将两广确实统一。此种主张，驻粤各方极端赞许，想两公必然赞同。现因体念上级官长并图节省电报来往时间起见，由汪先生发议，组织一中央特别委员会，讨论两广统一办法。先将军事财政统一，次再及其他。各件议决案由禧带回南宁，交两公核夺认可后，交中央军事政治委员会决议，由国民政府执行。巧日开始讨论，两公有何意见，请速电示为祷。白崇禧叩皓印。

白崇禧的来电使仍在动摇中的李、黄坚定了归附广东、促成两广统一的决心。

2月20日，国民政府按照汪精卫提议，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责处理两广军政、民政、财政统一事宜。“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谭延闿、李济深、蒋介石、宋子文、白崇禧6人组成。该机构成立后，即连续开会讨论有关统一的各项问题。在讨论过程中，双方代表在军政、财政统一问题上意见分歧较大。军政方面，广西方面要求将广西军队编为两个军，理由是广西军队原有两个军，而且确有两个军的实力。但广东方面却只同意广西军队编为一个军，即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财政方面，实在来说，广西是个边陲穷省，财政收入很少，前清以来，广西一向是由广东协饷，民国以后旧桂系进入广东，也是想在财政上找出路。此时广西部队的待遇比旧桂系还不如，士兵每月6元6角毫洋(6元伙食，6角零用)，官长不分等级，每月13元2角(即一个官等于两个兵)。这样低的待遇已整整熬了4年，仅靠广西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提高的。李、黄、白想通过实行两广财政统一得到广东方面的财政帮助，以达到提高桂军官兵薪饷、减轻本省财政困难的目的。因此，他们主张两广在财政上要彻底统一，即广西财政收入上交国民政府，而广西财政支出，也由国民政府承担，两广军队的薪饷要一致。而在广东方面呢，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要政治、军事、党务方面的统一，对于财政方面则认为，以富统穷要增加负担，因此不愿意谈。这个财政统一的问题，以后也一直没有解决。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黄绍竑致电蒋介石，要求桂军由国民党中央发饷，广西不再负担。蒋介石复电，以顾念革命的大义来谴责。直到北伐军消灭了孙传芳，占领上海、南京，第七军军饷才由中央负担。至于广西财政，一直也由广西自收自支，中央从不过问。这是桂系与蒋介石之间的一个重要矛盾。

由于存在这两大分歧，所以两广统一的谈判进展缓慢。直到3月上旬，双方作出让步、妥协，才拟出了一个初步的统一方案，由白崇禧寄回广西征求李、黄的意见。李、黄对此方案虽不十分满意，但为了实现统一，原则上还是接受了。3月13日，李、黄向革命政府发出“元电”，表示接受统一方案。

电文中说：万火急，广州国民政府汪(精卫)主席钧鉴：谭(延)部长蒋(介石)校长宋(子文)部长李(济深)军长勋鉴：顷接白参谋长崇禧寄来筹拟两广政治军事财政统一委员会议决各案，计划周详，曷胜雀跃。窃广西既隶属国民政府之下，则军民财政当以国民政府为依归，岂可尚有歧途而能继续革命工作谋全国统一乎?宗仁等以至诚领受，遵照实行，谨此电达，诸乞指遵为祷。李宗仁黄绍叩元。

李、黄发出“元电”之前，国民政府鉴于两广统一事关重大，电召李、黄二人亲自赴粤，以便就统一问题作进一步的商谈。李、黄接电后，决定由黄绍竑立即赴广州参与会谈，以便解决白崇禧无法拍板的问题，同时坚持广西方面的立场，尽量争取有利于广西的决定。3月13日，黄绍竑偕同俞作柏、黄剑鸣等10余人由梧州抵达广州。鉴于以前黄在东亚酒店被袭击那段事故，李济深安排黄住进第四军军部的广西会馆里面。两个广西佬同住在广西会馆，特别显眼。黄绍竑随即与汪精卫、谭延闿、李济深等分别会晤，交换意见。

黄绍竑参加两广统一委员会的会议，要解决五个重要问题：第一是广西军事机构问题。大本营原来委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督办，李宗仁认为，绥靖的意义太狭，而且旧桂系已根本肃清，用不着再绥靖了，应该改为善后督办，则职权范围更广一些。国民政府认为善后督办是北洋政府的名称，改为广西全省军务督办。第二是军队编制问题。李、黄从玉林起家开始，就把军队实力看成为命根子，自然不愿受到限制。广西军队本来是由定桂、讨贼两个不同名义的队伍联合组成的，后又改为广西陆军第一、二两个军，因而坚持要求编两个军，保存原来的建制系统。但广州方面在蒋介石主导下，坚决拒绝广西的要求，因为自平定刘、杨后，广东就将粤、滇、桂、湘等所有地方性军队名义一律取消，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直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八军的名义已准备留给湖南的唐生智，并不再增加军的建制。因此广西在归附广东后，按国民革命军序列，桂军要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也就是不允许桂军势力过于膨胀。这个问题在会上僵持了很久。最后，黄绍竑只好作了让步，同意编为一个军，并提议由李宗仁任军长，黄任党代表。但附有条件：“第七军的编制不限于三个师，军以下的编制由李、黄自行决定。”汪、谭听了黄的发言，鼓掌赞好。其实黄的建议固然是为了解决问题，但也有他们自己的打算。他认为，即使广西编为两个军，于广西未必有利，因为这两军以定桂军、讨贼军为基础，历史上就是分立的，不如趁此机会统一起来，以免以后更不团结。至于军以下部队各级的党代表，他们并没设置，理由是第七军当时只有李、黄加入中国国民党，国民党在他们部队里还没有基础，无法产生各级的党代表。直至新桂系最后覆灭，广西军队都是如此。第三是省政府的机构问题。黄绍竑当然赞同根据国民政府组织法改组省政府，因为这只不过是改了一个省政府主席的名义。第四是组织省党部问题。广西以往还没有省党部组织，但他们最怕广州派人来组织省党部，党务与政治不能统一，他们必须自己做省党部的主持人，要求国民党中央指定李、黄为广西省党务特派员，中央党部也同意了。第五是财政统一问题。广西方面希望彻底统一，当然是要从中央财政中获得好处。这个问题会议交给黄同宋子文等商量，但宋子文有他的打算，认为以富统穷，富的要吃亏，因此不赞成彻底统一，他只答应广西财政由广西自收自支，中央不过问。此后，广西财政在国民政府之下一直未统一过。在财政统一问题上，广西虽然没占什么便宜，但是自收自支也不吃亏。两广统一中，李、黄、白控制下的广西虽然形式上归附了国民政府，但实际上，在军、政、财乃至干部任用等各个方面均自行其是，这就给广西本身军政的发展以及后来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留下后遗症。李宗仁回忆说：“广西为广东以外由中央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