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山地和丘陵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平川河谷弥足珍贵。在气候上，冬季寒冷干燥，春季风沙肆虐，降水稀少，而夏季高又温多雨。致使旱涝雹冻等灾害频频发生。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对以农业为主的山西经济十分不利，这也是山西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阎锡山对此也常常感到头痛与不安。于是提出了“保境安民”的口号，对外界的争斗采取“中立”，并凭借山西表里山河，易守难攻的优越地理条件，苦心经营山西。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发展起了山西的军火工业；并推行所谓“六政三事”，加强以村为基础的行政建设，发展经济，稳固了统治的基础。
“六政三事”，是阎锡山“用民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用民政治”在农业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方面的具体体现。
“六政三事”，始于“六政”，即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发、天足。后增“三事”，即种棉、造林、畜牧。两者合一，统称“六政三事”。
1917年9月3日，阎锡山被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兼任山西省长。10月1日，即宣布将以前设立的考核禁烟成绩处改组归并，成立“六政考核处”，发表“六政宣言”，开始施行“六政”。
为什么要推行“六政”？推行“六政”的目的何在？阎锡山在亲拟之“六政宣言”中作了如下解释：
晋民贫苦极矣！贫苦之源，起于生者寡而食者众。曷言之？盖晋民所恃以谋生者，农业而外，向重商业，非但迹遍行省，亦且角逐外藩，人数有二十万之多，岁入在二千万以上，此不仅汇兑一业，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已也。乃一蹶于庚子之乱，再毁于辛亥之役，商人失业，而致岁入归于乌有，向之富者已贫，向之贫者亦困，以故正货短少，金融闭塞。观近年来各镇市之周转，现金日益缺乏，纸币日益加多，可谓入不敷出之明证。社会经济，既少来源；国家财政，自行竭蹶；若不为民生筹补救之策，将见公私日益交困，赋税亦难有起色。故欲整顿晋省之财政，当先筹补晋民之生计；而筹补生计之法，不外别辟生利之途，以弥此向来商业之损失，使失业之人日少，游惰之风渐去，此乃根本之计也。比年以来，海内多故，丧乱迭经，地方有司，仅能以维持现状为尽职，而于保育政策，国民经济之所在，或不知其要，而视为无关，或明知其要而姑从缓议，驯至共和已将六年，民力毫无进步，此故人民不知竞存之咎，抑说官斯土者之责也！
锡山生长斯邦，见闻较切，惕心怵目，叔焉忧之！尝谓筹补生计多端，大要不外地力与人力二者而已。以晋省地力而论，幅员号称百万方里，其中实在耕种之地，不过五十万余顷，特十万方里之数耳！此十万方里耕种之地亩，水田甚少。旧称霍山以南，田高川下，蓄泄难施；忻代而北，水劲沙浮，枯溢无定；故有水利者，向仅三十八县，而亦兴废无常。近年省北新开之渠，渐有成效。他如忻县之金山铺，神池之贺职村，榆次之天一渠等处，均拟勘测兴工。此外，清泉浊潦，巨川细流，未及利用者，所在多有。嗣后或浚新河，或疏废渠，或筑蓄水池，或用凿井新法，以补助之。现已选派工徒赴京传习凿井，使用不患无人。将来水利既兴，劳力增加，收获亦倍，归农之人，自必日多，此水利宜兴者一也。
北方蚕桑甚少，此后世民惰之咎，不得委为地利不宜也，晋省向只河东、潞、泽，略有蚕织，限于一隅，不知推广。今欲养蚕，必先栽桑；桑多而后蚕丝多；蚕丝多，而后商贩多；地方复有蚕桑工厂以收买之，则蚕茧随地可以变价，自必踊跃争趋。
晋省官有荒地，五十一万余亩；民有荒地，一百七十余万亩。此项荒地，岂尽不宜林木？现拟将造林，植树，分为两种办法；除荒山，荒地，面积稍大者，令其择宜造林外，凡家宅田园之隙地，或河流道旁之旷土，可容树株者，均令植树。前曾劝导五台人民，选择果实等树，各种一株。近拟通令各县仿办，尚属轻而易举。果能人树一木，利赖无穷！此植树之宜重者三也。
以上三事，系就晋省地方而筹补生计之普及者也。试再以晋省人力而言，全省人口一千万，女子约居半数，多为不事生产之人，男丁五百万，其中十五岁以下，五十五岁以上，待人仰事俯畜者，又约去其半，则中年能事生产之男子，仅二百五十万而已。以每人平均种旱地五十亩计，则五十万顷地，需一百万农人。他如为商贾者约四十万，业工艺者约五万，仕学两途约两万，军警两界约三万，共约百五十万。尚余一百万人，无所归纳，而老弱妇女不与焉。此皆无业游民之坐耗者也。夫既少二千余万之岁入，而复有此一百万闲人之坐耗，其不日趋于穷困焉，有是理乎！今欲使地无遗利，当先使人无遗力。如水利，如植树，皆可趋壮丁而从事者；如养蚕，如采桑，则妇女幼稚者，皆可自食其力焉，是必奖励唐俗勤俭之遗风，施行警戒游惰之政令，振其精神，祛其痼疾；而男子吸烟，女子缠足，尤为人生大害，务期必除。前因禁烟紧要，省公署曾设考核成绩办公处。此后赓续进行，种、运、吸、售四项，均加注重。至于缠足恶习，行动维艰，其害百出，不可胜言。是必实行劝禁，确定办法。此外有与吸烟、缠足连类而及者，则又有剪发之一事。发之剪留，似属无关重轻；然剃发垂辨，前清何以定为必行之令？诚以就形式之改移，定人心之趋向，固有深意存乎其中也！国家以新民为重，岂容此旧染污俗之保存？况既准人民之蓄发，则复辟谬说，易滋误会，一遇有事，会匪乘间以惑其心，奸人投隙以淆其志，于治安前途，关系亦巨，不惟有碍工作也。拟即实行劝禁，必期逐渐剪除净尽而后已。以上皆就人力而筹划生计之进步者也。
那么，以上六政怎么推行呢？阎锡山继续说，“凡此兴利除害之六端，实为生众食寡之要政。如期人民自行举办，如河清难俟！非以官力积极提倡，不足以树风声而资振作；而欲官吏之关心从事，尤非严加考核，不足以定奖罚而促进行。”故而，成立“六政考核处”，专司考核成绩之高下，以定办事之考成。
据此简言之，“六政”者，兴水利、蚕桑、种树之三利；除吸烟（吸毒品）、缠足、蓄发之三弊也。施行此六政，其意在于使“人尽其力”，“地尽其用”，使“民财”得以充分，社会得以进步。至于如何实行，那是必须采取行政手段，必须辅之以官方力量的。
自“六政考核处”成立之日起，“六政”即开始筹划设计试行。并报呈北京政府。半年之后，1918年5月31日，北京政府指令：“呈悉，所呈筹办事项，大裨民生，且指拨公费，极意提倡，深堪嘉尚。着即按照地方情形，循序渐进，期收实效。”遂正式推行。
此同时，又以所谓“六政考核处成立既半载，政治渐有轨道可循，而兴利方面之水利蚕桑，除弊方面之禁烟天足等政，亦成效渐著，于是又益之以三事”，而成为“六政三事”。
“三事”者，种棉、造林、牧畜也。为什么要将此三项作为必办之三事，与六政并举呢？阎锡山在其《人民须知》中如是说：
山西的韩侯岭以北，天气稍寒，往年都不种棉花，所用的花、布，多向外省买的，每年出款。大约有千万元，此时粮食的价贵，还能拿上粮食换回布来，若到粮价贱的时候，人不能不穿布，日后必要受多少困难，所以根本的计算，总要自己能种棉，方是长久的法子。
近年来修铁路，安电线，一切建筑用木料很多，所以林料很贵。现在买外国木料，已经不少，若多栽树木的人，将来必获厚利。
什么叫畜牧？就是喂养能滋生的畜类，如牛、马、猪、羊等。这些畜类，“不费多的本钱，人人都能饲养，又不费事，又获大利。
概而括之，所谓“三事”，即是，一在韩侯岭以北之气候寒冷地区推广种植棉花；二在荒山荒地植造树林，生产建筑所用之木材（窃以为，六政之中之种树，则侧重于在房前屋后、田间道旁栽种果木树等，二者的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三开展家庭副业，饲养家畜，增加家庭经济收入。
为使“六政三事”得以切实推行，除了成立“六政考核处”专司其责之外，阎锡山还将“政治研究所”改为“政治实察所”，委任候补学习人员40名，专充政治实察员，到各县实地调查，以防各县知事空文搪塞之弊。至于其他庶政，仍各有专司，实力并进，并非专重六政考核。通过考核、督察，力期促成各方配合。同时，又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训示、规定，进行奖励与惩戒。通过倡导推行和奖惩考核，“六政三事”便在山西境内推而广之。
阎锡山对推行“六政三事”，特别注重各项细则程序，专门规定了每项政事具体的实施步骤：
关于水利，他规定“凡有河流者逐渐疏凿，其有渠可凿而力不足者，由公款补助之。然库储有限，恐其难以为继者，今复定水利贷金之条，以善其后。自兹提倡水利或易为力者，当六政考核处成立之初，即制定渠道表式，委实察员携往各县，会同知事依式填列。翌年，取其所报，令实察员一一复勘，误者更，遗者补。并稽其源流之所自，水量之余绌，附诸表末，以供参考。”然后将新开之渠和恢复旧渠分别进行。开挖渠道之外，还设计规划凿井及修蓄水池。
关于蚕桑，他规定“欲养蚕，必先栽桑”。为推广蚕桑，“前曾自捐薪俸，于全省南、北、中三区，各建一万株桑园，以为提倡。此后广购桑籽，分给各县，实行育苗。现计第一期分各县育苗之数，共种三千余亩，可养成苗一亿二千余万株。成苗之后，发给民间，以每亩植桑八十株计，已可成桑田一百五十余万亩。此项桑田生产，按年推广，以补农业之穷。”
关于种树，他规定除“荒山，荒地，面积稍大者，”“择宜造林外”，其余“家宅田园之隙地”，“河流道旁之旷土”，凡“可容树株者”，均令各县知事通令栽植，做到人树一木。“乡下会栽种树的人很多，凡不会栽种的，要问问会栽种的；凡会栽种的，务必说与不会栽种的不要就和以前的样子，有些本事便不肯告人。”
关于种棉，则采取奖励的办法。他说，“有人说山西韩侯岭以北，棉花多涨不开。其实都是种的不得法，种过一年，见棉桃不能涨开，便不种了。要知道年年采取早熟的种子，就一块地里种植，人民也渐次的惯了，土地也渐次的熟了，究有涨不开的道理呢？”因此推广之初的1917年，先以“三千块大洋登报悬赏，教人民种棉，秋天将各县所开的棉桃，送到省城，开会陈列”。翌年，再拿三千元奖励，进一步推而广之。同时制定试验规则，开设试验场，培育早熟种子和改良品种。
关于造林，其一，他规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及每人必须种植树木的株数；其二，成立六个专门性机构——林区，专事育苗及调查造林适宜地段事宜，进行造林指导；其三，在各县成立林业促进会，以督促推动各县造林之事。
关于牧畜，他规定在省北不宜种棉之地，开办牧畜，以弥补农民收入之不足。牧畜首推之畜种为羊，而养羊又以养收入较高之外国羊为好。1918年，他着人专“从澳洲购回美利奴种羊600头”，同时在省城“设立模范牧场一处，并晋南北各设分场一处”，分别饲养，从而培育优种羊，进行繁殖，进而向各县推广。
此外，剪发，属于破除旧习，阎主张以劝导禁绝为主，“必期逐渐剪除净尽而后已”。而男子吸食毒品，女子缠足，则为“治生大害”，“务在必除”。尤其是男子吸食毒品，更为必祛之“痼疾”，故列为所除三弊之首。禁绝毒品，包括“禁止种植、贩卖、吸食鸦片”等。
依上所述，阎锡山推行“六政三事”，虽不乏成效——女子缠足“已属少数”；男子蓄发“已完全剪尽”；水浇地增加120余万亩；种树5000多万余株（其中成活2945万余株）；植桑（包括实生桑和湖桑）1亿余株；种棉面积由1918年的5299余顷增加到1921年的8761余顷，棉产量由1918年的1770万余斤增加到1921年的3761万余斤；造林（包括林区及各县）1920、1921两年共4000余万株；破获烟案5万余起，戒除毒瘾12万余人等（不排除虚报、谎报，掺杂水分者）。收到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然其立意、办法和效果，也有非议之处，要者如下：
其一，不管是“六政”，还是“三事”，都非社会改造、社会治理治本之策，中国积贫积弱之弊在社会制度本身，非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不能奏效。对此阎锡山本人亦不能不承认，他在“对晋北各县官绅讲六政三事”时，明确指出：“我心中所注重的六政三事，共是九件，但是要办的，皆是治标的办法，尚非根本上的解决。”
既“皆是治标的方法”，故而不具备切实推行的社会基础和条件。仅以禁烟为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鸦片烟的危害性尚未得到人们的普遍认识，又被*政府视为经济利源，故而屡禁不止。阎锡山虽树起禁烟大旗，也曾颁布了一系列地方惩戒法规，并“委派各员，分往各县”，“每至一县，必先分别人民之身份为之先后；初查其最有势力者，再查其次有势力者，再查普通商民，再查穷苦小民；层递为之”，不使遗漏。然而由于山西仅为全国一隅，无立法之公权，无商贸之铁关，其结果只能是此消彼长，省内禁种，省外贩运；前脚戒烟，后脚复吸；禁了鸦片，又来吗啡；官吏贪赃枉法，烟民屡教不改。如此戒烟，烟民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戒越多——据官方统计，1922年勒令戒烟的人数竟比1917——1921年四年戒烟的总人数还多。一场禁烟运动，一时轰轰烈烈，过后，吸者照吸不误，贩者依旧大渔其利，不仅民间吸食者大有人在，就是政界军界也不乏其人，阎锡山虽然自己布衣素食，嗜好全无，以身垂范，亦无济于事。
其二，由于宣传不当，与理解之差异，其政“多不见谅于人民”。对此阎锡山亦有所认识，他在1918年8月对实察员讲话时，曾明确指出：“前者委员出省，余均嘱令到乡，集合人民，宣布政治宗旨。因言之不当，致人民诸多误会，政治进行，亦受多大之障碍。譬如与人民说政治宗旨在富强，因之人民误以为富国，就是问人民要钱；强国就是教人民当兵。近据区长报告：调查户口，人民则以为将征人口税，因而隐匿；调查商号资本金，人民则曰将课资本税，因而隐匿；劝民栽树，则以为按树起钱，遂多不肯栽树；劝民种棉花，人民则疑为将按亩抽款，遂亦不种。”
其三，不顾主客观条件，搞整齐划一。以种棉为例，“阎锡山虽制定了试验规则，开设了试验场，说要改良品种，还设立了种棉基金，但缺乏符合实际的措施和规划。有些县份种植面积扩大，产量有所提高，主要是因为棉花价格上涨造成的。由于没有全面规划和统筹安排，造成粮棉种植失调，给山西人民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例如：晋南一带，棉田扩大，粮田减少，致使人缺粮吃，牲畜缺草料，农民只得到很远的外地去购粮食、买耕畜，直接妨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晋北一带，则不顾无霜期短的气候条件，盲目推行种棉，致使棉桃开得很少或不开，棉花收获很少，广大农民既费了力，又蒙受巨大经济损失。”
其四，“山西今日政治上所欠缺者维何？其各种章程未完备乎？抑奉行尚有未尽善者乎？吾以为皆非也。各种章程非不完备，惟无实力奉行之人，则章程亦几等于虚设。”阎锡山自己一语中的，道破了其政推行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无实力奉行之人”。官场*是中国社会从封建时代延续下来的一大通病，昏君无视，明君无奈。阎锡山虽注重吏治，无奈积习难移。“六政三事”作为阎锡山之新政，需要“实力奉行之人”，以旧之官吏推行之，其弊自生。禁烟，系阎锡山所办诸政中最下力气之一政，然各级官吏却贪赃枉法，反将其作为勒索受贿的生财之道，禁烟的不彻底与此有着极大的关系。对此阎锡山曾失望地说：“又如禁烟，所定的章程，总算已经完备，因为商民要往陕西贸易，才定下一种过河护照。其实不能因禁烟而并禁止商民不过河。不意沿河之县知事，竟有出卖护照借以弄钱的地方。当日原恐稽查队靠不住，才靠知事办理；以为知事具系上等社会人，绝不至于有错；今上等社会人乃竟如此作弊，下等人亦就不问可知。诸君细思：病在那里，岂章程尚未完备耶？实因上等社会的人心业经倒了，纵有完备章程，亦同虚设。”
此外，所谓“六政三事”的划分，本身就有不够合理的地方。“六政”中，从利弊言之，既有水利、蚕桑、种树等需兴之三利；又有禁烟、天足、剪发等必除之三弊。依类别而划，前者属于农业经济，后者则可归入社会习俗治理。阎锡山将此六项等量齐观，一起作为其执政之初必办之重要事务，可谓眉毛胡子一把抓。随后又提出的“三事”，其中的种棉、牧畜似有对“六政”进行补充之意，而造林则与“六政”之种树一项略有重复，尽管从阎本人的讲话及一些文件中能看出两者侧重不同，但就字面理解，则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六政”之三利，与“三事”各项即同属兴利之举，又均归农业经济，前者为“政”，后者称“事”，在宣传执行中也颇多不便之处。
不管怎么说，这些措施对于稳固统治，发展经济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