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22年8月14日，孙中山从广东脱险，抵达上海。
一连串的挫折时他不得不对中国革命的前途进行重新思考，探寻更有效的革命方式。而苏俄革命的成功经验不断传到中国，这都给与他很大的启发。同时，苏联的革命遭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围攻，甚至武装干涉，也非常想在世界上寻求支持与同盟者。当时的中国已经被列强欺压了七八十年，在反帝的立场上应该与苏联是一致的。所以新兴的苏俄政府不断向当时的北京执政者抛掷橄榄枝，还首先声明放弃从前沙俄的不平等条约。可惜北洋政府历来被列强打怕了，不敢应声，连承认苏联政府的声明都不敢发布。这种条件下，苏联当局看中了南方的革命政府，并主动与其接触。而孙中山早就苦于没有直接的革命力量，经常受军阀们的排挤，打算借苏俄的力量来武装一支真正能听命于自己的武力。说白了就是相互利用。
早在1920年春，苏联人路博就曾经携列宁的亲笔信秘密来华，在福建漳州会见了当时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商谈合作事宜。陈炯明虽然很欢迎，但是当时国人大多数对十月革命认识不清，加之西方列强的造谣中伤，蓄意破坏，双方的接触只是很泛泛。列宁在信中表达了对中国革命的关心与支持，对陈炯明的敬佩与鼓励，并对一些斗争方式做了指导，还愿意对革命提供帮助。陈炯明也给列宁写了回信，表达了感谢之意，同时介绍了当前中国革命的形势，至于帮助军械的问题，因为漳州没有港口，无法接收，以待回广东后再议。
1922年8月，苏俄代表越飞以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来华担任全权大使，他肩负两个方向的使命：在北方，与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实际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中东路和蒙古问题，维护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如果北方受挫，就在南方帮助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结果吴佩孚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上毫不松口。越飞在北京半年，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他重点转向发展与南方政府的关系，实行以南压北的方针。
越飞来华后，一方面与北京政府就缔结商约、俄国庚子赔款的使用，以及外蒙和中东路等重大问题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同孙中山商谈双方的合作问题。
孙中山一直对英美帝国主义怀有好感，认为他们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然而在陈炯明叛变后，美国驻华公使舒尔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帮助北洋军阀政府消灭孙中山的革命势力，从而达到使陈炯明同北洋军阀政府合作，共同控制全中国的目的。英国政府更是直接支持陈炯明叛变。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孙中山对它们的幻想。
陈炯明的叛变促使苏俄、共产国际实行同孙中山友好的政策。1922年8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发表文章指出，陈炯明叛变后，“国民党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和巩固;同时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国民党这个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这个党内的劳动分子将会聚集在最先进的中国社会主义分子周围，形成党的左翼，最后再经过分裂;可能在中国南方组成工人政党;中国南方的运动是同国民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陈炯明和孙中山斗争的结局乃是中国政治生活的转折点。
孙中山既然已经被陈炯明逐出了广东，也就不再对帝国主义抱什么幻想，不必因担心帝国主义干涉北伐而不敢公开实行联俄。因此，陈炯明叛变后不久，孙中山便主动通过陈友仁向当时还在中国的达林明确表示:“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我确信，苏俄甚至在危难之中也是我惟一的朋友”。孙中山通过陈友仁转告达林，他要离开广州到上海继续进行斗争;如果斗争失败，他就去苏俄。他还托达林代向列宁转致友善之情，并交给齐契林一封信。孙中山在信中讲述了自己目前的困难处境，并表示他不会停止斗争。
孙中山在上海很快同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建立了联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通过陈友仁向孙中山表示，社会主义苏俄永远与他站在一边，支持他的斗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与孙中山交谈了与苏俄建立联盟和国共合作等问题，表达了与孙中山进一步发展关系的良好愿望。
1923年1月17日，越飞以养病为名赴上海。在沪十天之内，几乎每天都同孙中山或孙中山的代表张继接触。26日，《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发表。
原文如下：
越飞君此次在沪，曾与孙逸仙博士谈数次，关于中俄关系各重要事件，意见一致，而以下列数端尤著：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党主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切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到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1920年9月27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新确认此项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夺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约中，包括关于中东铁路之各项条约及协定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7条曾特别叙述之）。
（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始克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就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之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及特别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四）越飞君向孙逸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思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阻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敌对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
越飞君与孙博士以最为亲挚与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重来中国南方访问，然后赴北京。
孙中山与苏俄全权代表越飞的这一谈话纪要，前三点表明当时苏俄政府对中国的支持以及平等待我中华的态度，当然这些是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下，苏俄所采取的积极的对华政策。因为当时苏俄政府初建，国际上相当孤立，再加上反资本主义的国家性质，苏俄很难在资本主义占主流的国际社会中寻求承认，因此只能把目光投向遭受外国资本主义蹂躏的中国来寻求支持。支持中国共产党是苏俄最大的心愿，但当时****在中国还是非法，很难短期内取得中国的政权，只有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是合法政党，而且又带有明显的反封建反外国资本主义的特征，与孙中山的合作便成了当时苏俄最好的选择。作为中华民国精神领袖的孙中山先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争取苏俄对中华民族的平等对待是他能与苏俄合作的前提，当然苏俄对孙中山先生的支持也换来了孙中山先生对苏俄的承认，更重要的是换来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苏俄的真正盟友中国共产党有了合法合理的发展空间。
这里先简要介绍一下当时中国最新兴、最有朝气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前后，这时中国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也是中华民族最最危险的时候。当时的仁人志士、莘莘学子，抱着极大的爱国热情，寻求自己心目中的救国良方。
而最让人振奋的是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一批有识之士，比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他们共产主义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产生浓厚兴趣，开始进一步研究探讨是否适合中国的实际。于是一大批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在全国各地逐渐产生，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1919年3月2日，共产国际（亦称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共有57个支部，是指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机构。
1920年4月初，共产国际派遣维经斯基以记者身份来华，目的是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并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北京，他会见了李大钊，而且在北京大学进行讲演，鼓励学生们关注革命、投身革命。不久又南下上海，会见了当时中国新知识界的领袖——陈独秀。建议尽快成立中国共产党，以便迅速推动工农革命运动。
而当时的一些激进青年如张国焘、周佛海、沈雁冰等都迫切希望中国共产党早一天成立。经过几次会商，大家一致决定筹备建党，南方由陈独秀负责，北方由李大钊负责。预备在一年之内，于北京、上海、长沙、广州、汉口等地先成立筹备性组织，然后于第二年夏天召开代表会议，正式成立。
8月，在陈独秀的组织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发起者。
除上海外，各地也纷纷出现早期共产党组织，只是名称不一，有的直接就叫共产党，有的叫支部，有的叫小组，后来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10月，在原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基础上，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主要成员有：李大钊、高君宇、张国焘、邓中夏、张申府、黄日葵、包仁静、罗章龙等。
同一时期在武汉也成立了党的支部，由包惠僧任书记。主要成员有：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等。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的筹划下建立的。1920年夏，在酝酿筹备建党期间，******先后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有了直接的接触和联系。这两个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状况和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对******产生很大影响。1920年7月回到长沙后，******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寻找志同道合的“真同志”入手，先后成立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团体，并与新民学会的中坚分子讨论建党的问题。1920年秋，新民学会已经拥有100多名会
员，是一个有相当社会影响的进步团体。其中一些先进分子已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在******、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在反动军阀张敬尧的残暴统治下，长沙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到1921年7月，长沙党组织的成员有******、何叔衡、彭璜等人。
1920年冬，济南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包括：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复元等。
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过程比较曲折。上海党组织建立后，陈独秀曾为在广州建党之事，致函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嘱其发起组织。1920年9月，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到广州，准备建立共产党组织。因这些俄国人是经参加北京党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引荐的，所以他们到广州后即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取得联系，并于同年底开始建党活动。参加这个组织的共九人，除两个俄国人以外，七个中国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观点不一致，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拒绝加入这个组织。同年12月，陈独秀从上海到达广州。不久，他把自己起草的党纲拿到这个组织进行讨论时，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陈独秀等与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这样，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组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于1921年春“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当时取名为“广州共产党”。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成员有袁振英、李季等。
在国内一些大城市筹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在旅日、旅法的华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是由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组成的。党的一大后，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曾发展到10多人。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是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形成的，于1921年成立。发起人有张申府和赵世炎，成员有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
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这时，陈独秀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开幕。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会场陈设简朴，但气氛庄重。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致词，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他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随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
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7月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7月27日、28日和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作了较为详尽的讨论。
7月30日晚，代表们正在开会时，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会场，结果一无所获。由于代表们的活动已受到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于是，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
纲领还包含属于党章性质的一些条文。关于党员条件，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均可接受为党员，但在入党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新党员入党后为候补党员，接受党组织的考察，考察期满经党员讨论和党组织批准，才能转为正式党员。党纲还规定，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当保守秘密。
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长时期的艰苦探索，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
同纲领规定的奋斗目标相适应，大会要求党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首先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党的一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作了具体的规定。大会决定，在反对军阀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党应采取独立的政策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
这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深刻地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只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世界总体形势出发，得出中国革命必然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他们还没有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同消灭一切剥削、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区别开来，以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对在中国这种带有很大特殊性的社会条件下，是否能够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要经过什么步骤才能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重大问题，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可能认识清楚，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中，继续探索来解决。
中国共产党的一大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的情况，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秘密举行的。除了大会会场一度遭到帝国主义的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
那时候的共产党，如处女一般纯洁。所有党员都是知识分子，家庭条件相对优越，然而他们毅然决然抛弃了这一切，心甘情愿的投身到轰轰烈烈又危机四伏的工农革命运动的洪流中，为了民族解放、国家强盛，义无反顾。仅此一点，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