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生活
黄埔军校学生们每天的生活是“三操（3次出操）”、“二讲（2次授课）”，分步兵、工兵、炮兵、辎重等科接受教育；除了下雨天，学生每天都要列队环绕长洲岛做10多里的马拉松式跑步，最冷时仅着衬衫。校园内的大厅、走廊、讲堂、操场、饭厅，甚至厕所里，抬头就能看到醒目的“碧血千秋”、“卧薪尝胆”等标语；晚饭后学生们在操场上席地而坐，请广东同学唱粤曲，苏南同学唱弹词，山东人讲评书，客家人唱山歌，自编自演，自赏自乐，陶醉在其中。
黄埔军校实行新式军队的经济民主，伙食由军需部管理，每队学生每天派出采买2人、监厨2人共同负责。黄埔军校初建时，由于军校经济窘迫，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只有6元毫洋，平均每天只有2角。6人一桌，对面而坐，每桌4菜1汤，每人面前放着一个小汤碗和小菜盒子，实行“共食制”，有一段时间因物资困乏曾以萝卜苗充饥。
黄埔军校特别制定的《饭厅规则》有11条：
1。学生闻食饭号音，即赴各队指定地点集合，由队值日生检查人数，按次带上饭厅。
2。饭厅座位均有规定，学生须按指定位置列坐，不得调换争执。
3。值星区队长临饭厅时，由队值日生发立正之口令，学生一同就席，立正敬礼。
4。学生须待值星区队长用箸后，方可开始食饭。
5。上饭厅将帽子摘下，放在指定挂帽之处，不准解脱服装。
6。食时务须静肃，不得谈话或故意将碗箸作响。
7。食饭姿势须端正，不得任意将二肘置于桌面，或将脚居于凳上。
8。饭菜如未得其宜者，学生不得迳责厨役，或将碗箸毁坏等情，由值日生报告区队长处理。
9。饭厅不得自备私菜，及令厨役调换菜饭。
10。学生除因病假外，均须上饭厅会食，不得另外自备饭菜，在饭厅以外私食。
11。食毕由队值日生发立正口令，俟值星区队长退后，方可按次退出，乃由队值日官或值日生带至指定地点解散。
这些严格到吃饭也要提心吊胆的纪律和规则，使许多刚入校的学生在开始时很不习惯。每天吃饭时，学生们列队到饭厅集合就位。当大家都坐下来举筷时，由区值星官吹哨和发出“开动”的口令，同时快吃。时间限定在10分钟之内，刚来的同学不习惯这种吃饭方式，常常是一碗饭还没有吃完，值星官已经发出了“起立”的口令，这时就必须立即放下碗筷，列队离开饭厅。许多学生是在半个多月之后，才逐渐习惯了这种军人特有的就餐方式。
由于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大家的饮食习惯就有差异。如北方人喜欢吃馒头，吃米饭就吃不饱，早餐时常悄悄地把南方同学剩下的馒头藏在军服口袋中。等出操训练回来，馒头浸湿了汗水，但为了充饥，仍是津津有味地吃下。左权这些来自湖南等省的学生喜欢吃辣椒，有的还李济深副校长要越辣越好，广东籍的学生则几乎不能吃一点辣。为此，学生们为吃辣椒常互相争吵。最后，炊事人员采取将辣味的菜单独做，不能吃的可吃别的，“辣椒纠纷”才得到圆满解决。
20岁左右的热血青年们，不可能时刻都板着面孔，有时也互相逗趣，把烦恼和忧愁付之于滚滚东去的珠江。歌声嘹亮中，风华正茂的同学在课间休息，睡前饭后，仍忘不了互相幽默一把，开个玩笑。“三味煮鸡，萝卜大葱”渐渐成了旧闻，新的故事在不断产生。
欢声笑语中，有的同学敲着饭碗给当时最为流行的《国民革命歌》曲谱填了新词，唱道：“肚子饿了，肚子饿了，要吃饭，要吃饭。随便弄点小菜，随便弄点小菜，鸡蛋汤，鸡蛋汤！”大家合唱起来，同乐一堂。然后，又投入肃静的教室或龙腾虎跃的训练场。其实，《国民革命歌》的原词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而若还要追根刨底，这原版曲调则来自法国的《快把晨钟敲响》，原歌词是：“鸡都叫了，鸡都叫了，快起床，快起床。快把晨钟敲响，快把晨钟敲响，叮叮当，叮叮当。”这调子容易上口，所以大家喜欢唱，也容易被填进新词。
黄埔岛到处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回荡着青年学生刚刚学会的歌声。这一时期，黄埔军校学生唱的歌曲，还有几首适合队列行进中唱的军旅歌曲。有首歌的名字叫《军人争气歌》，又叫《跑步歌》，歌词是：“军人，军人要争气，咱们中国被人欺。热血要洒，发奋起，不能受制做奴隶……”还有一首《黄族歌》，是按共产党人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所作词谱成的曲，歌词是：“黄族应享黄族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大丈夫决不受人怜。洪水纵滔天，只手挽狂澜……”
歌声嘹亮，是军营的一景。革命的黄埔，更是歌声不断，要说唱得次数最多的应当要数校歌。但是，在黄埔军校建校之初的前4期学生，却对本校最初的这首校歌印象不深，尽管军校要求全体师生必须熟唱校歌，但大家对校歌就是不感兴趣。这首校歌是1924年6月黄埔军校开办后不久由校本部颁布的，歌词如下：
莘莘学子，亲爱精诚，
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
革命英雄，国民先锋，
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
同学同道，以学以教，
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
以血洒花，以校作家，
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这首歌的歌词，是由军校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所作，但韵律不太流畅，唱起来词不合曲。虽然校长蒋介石几次在全校大会上带头唱，但教官和学生都不大喜欢这首难以上口的校歌。因此，这首校歌在军校和社会上流行不广。
1926年11月，共产党人熊雄(字披素)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主持本校的政治教育工作。是时，军校第4期学生2600多人已毕业，奉命分途开赴北伐前线。第5期学生2600多人，第6期学生4400多人正在校学习。随着革命势力不断发展和壮大，北伐军捷报频传，全校师生情绪高涨，刻苦习武，校内充满浓厚的革命气氛。熊雄喜看面前的这片大好形势，心情也十分激动。同时，他也为军校缺少一首好的校歌而感到遗憾，特别是在举行全校集会和大型活动时，没有好的校歌较难调动起这些青年学生的情绪。于是，熊雄让军校少校政治教官陈祖康先试作一首新的校歌歌词。
陈祖康，1901年生于福建省漳平的一个书香世家，16岁赴法留学。当时，熊雄也赴法国勤工俭学，与陈祖康同在巴黎西郊圣日尔曼公学补习法语。1923年，熊雄介绍陈祖康加入共产党员赵世炎、周恩来等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年6月转为****党员。陈祖康在1924年获法国马赛大学理科硕士学位，1925年夏又毕业于法国西方工学院，获土木工程师证书，并被聘为该院的助理教授。那时，正值中国国民革命蓬勃开展。
熊雄先于陈祖康回国，在黄埔军校经周恩来推荐，继周恩来后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多次去函去电，请陈祖康返国参加革命，特邀来校任教。陈祖康遂辞去西方工学院的教职，于1925年春离法回国，来到黄埔军校任少校政治教官。由于受家庭影响，陈祖康从小爱好文学。他曾受业于名师陈步韩和刘岑仲，打下深厚的国文基础，尤擅长写诗。1926年11月，黄埔军校第5期开学。一天，熊雄找到陈祖康说：“现在，第5期都已经开学了，但学校万事俱备，就是缺少一首好的校歌，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了。这是政治部的责任。大家认为你对诗歌独具专长，素有研究，最好由你撰写一篇校歌的歌词，就请你动笔吧！”陈祖康无从推辞，只有欣然答应，并提出请音乐教官一道商量，讨论歌词的大意、格调和轮廓。
接连几天，陈祖康一直冥思苦想，写了又撕，撕了又写，始终未能满意。有一天早晨，他信步江边，望着眼前奔腾而过的珠江，犹如革命洪流滚滚向前，一发不可阻挡。回过头来，军校的练兵场上红旗招展，与刀枪交相辉映，军号声和喊杀声此起彼伏。看到这一派生气勃勃的革命气氛，陈祖康不禁思潮汹涌，豪气顿生。回到宿舍后，他挥笔写下了一段歌词：
怒涛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
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
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
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陈祖康将歌词拿给熊雄看，熊雄连声赞许，请少校音乐官林庆梧谱曲。不久，陈祖康离粤赴闽，校歌是否被采用，他不得而知。1927年春有学生自黄埔来见陈祖康，告诉他黄埔军校已经有了校歌，并唱了原文，这时他才知道那首歌词被采用了。这首新校歌，最早刊登在军校政治部主办的《黄埔日刊》1927年1月19日第1版上，很快在校内外传唱。这年6月16日，时值黄埔建校3周年纪念日，军校在校园内树立起了一块刻有“陆军军官学校校歌”的石碑，并署名歌词作者陈祖康、曲作者林庆梧。
这首新的歌词铿锵有力，朗朗上口，旋律豪迈奔放，充满革命激情，鼓舞着黄埔健儿为打倒列强、铲除军阀而浴血奋战。
陈祖康到福建后，参加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政治部的工作，先后任东路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福建陆军干部学校政治教官。1927年1月陈祖康在闽南从事革命活动，任闽南特委委员、福建临委委员；10月任闽西特派员；12月当选福建临委执委。1928年2月当选闽南临委常委，兼省临委组织部长，4月代理福建临委书记，6月中旬投靠国民党张贞部，6月24日福建临委开除其党籍。陈祖康在国民党军中任过少将，1979年2月在台湾病故，享年78岁。这位早期的共产党人，由于历史的局限和自身的因素，最终没有与共产党走到一起。但是，黄埔军校校歌的创作，无疑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笔，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这校歌的字里行间，无疑是代表了一部分黄埔精神。”
黄埔军校学生唱着这首激情澎湃的校歌，在孙中山、周恩来等黄埔先驱所倡导的黄埔革命精神激励下，绝大多数顺利完成学业，取得毕业证书，成为走出校门就能带兵打仗的基层指挥员。
从1924年5月到1927年7月，黄埔军校共招收了6期学生，计2万余人。他们来自全国26个省，还有朝鲜、越南、新加坡等国的进步青年也前来学习。
第1期，1924年5月入学，学期半年，均为步兵科，组成学生总队，邓演达为学生总队长，后严重接任，4个队共470人，11月底毕业，及格者456人。由湘军讲武堂合并到黄埔军校的158人及四川送来的21人编成的第6队学生也归入第1期，1925年初毕业，因此本期毕业生实际为635人。除部分留军校外，大多数分配到新成立的教导团，其余派往海军、空军、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等单位，任军事教官或从事政治工作。在第1期学生中，有入学考试和毕业考试都考第1名的蒋先云，还有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之一的徐向前，在北伐中终以舍生忘死取义实践了“誓以我血浇灌革命之花”誓言的曹渊，还有胡宗南、宋希濂、杜聿明等国民党方面的著名将领。概括来看，第1期学生有以下特点：（1）当时军校不公开招生，学生来自冀、鲁、晋、豫、陕、甘、苏、浙、皖、赣、鄂、湘、川、闽、粤、桂、滇、黔、吉、黑、蒙21个省，除新疆、西藏等外，其余各省差不多都有人参加，最多的是湖南197人，广东108人；（2）学生年龄相差悬殊，最小的谭煜麟仅16岁，最大的丁琥39岁；（3）学生文化程度不平衡，从小学到大学都有；（4）出身复杂，有军官、学生、工人、农民等，但家庭富有者很少。
第2期，1924年8月、10月、11月分批入学，学期10个多月，1925年9月6日毕业，毕业生449名，由严重任总队长，张治中为副总队长。分为5个队：步兵科两个队，炮兵、工科，辎重科各1个队。学习期间，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的战斗，毕业后部分派往第1军。
第3期，1924年12月陆续进校，学期1年，1926年1月毕业，加上在潮州分校修业期满的学生，毕业生共1225人。从第3期开始，新生入学要受3个月的入伍生教育，期满考试合格才能成为正式生，编入学生队。张治中任总队长。1925年第一次东征时收编陈炯明旧部设立潮州分校，6月平定杨、刘战斗俘获滇军下级军官在广州设立训练班，此两部分学生列入第3期毕业生待遇。毕业生主要派往第1军工作，其余派往各军。
第4期，1925年7月至1926年1月，分7批入校，学期1年，1926年10月毕业，计2314人，加上潮州分校同时毕业的2期学生，共2656人。方鼎英任总队长。本期入伍生设第1、第2、第3团，后转为正式生，设步兵、炮兵、工兵、政治、经理四科。1926年5月改编为步兵军官团第1团、第2团两个团。部分驻扎在黄埔岛对岸鱼珠炮台和深坑一带，以后又迁到陈家祠，政治科先在沙河营房，后搬迁到黄埔岛的蝴蝶岗炮台校舍。本期学生毕业后多选派参加北伐。
一般说来，到第4期为止，标志着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黄埔军校结束。
第5期，1926年1至3月，陆续招考本期入伍生2620名。这时，全国正处在革命高潮，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26年3月，国民党决定将国民革命军各军所开办的军校与黄埔军校合并，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归属军事委员会领导。把第4期中未能升学的入伍生编为第5期入伍生第1团，3月至7月分别招生1000余人，编为入伍生第2团。11月，入伍生升为学生队，分步、炮、工、政治、经理5个科。组成6个大队、17个中队、53个区队。11月15日开学，1927年8月毕业，毕业生2418人。1926年底至1927年初，政治、炮兵、工兵共1700人，先后从广州和南昌迁到武汉分校，并于1927年5月和7月先后毕业，恽代英主持毕业典礼。留在黄埔岛的步兵、经理科约1400人，由广州开赴南京，于8月15日毕业，何应钦主持毕业典礼。第5期及后续两期学生虽然有的招考在广州黄埔，但大部毕业于南京和武汉，因此一般不将本期及后续两期列入国共合作创办的黄埔本校时期内。
第6期，1926年7月至10月入学，分步、炮、工科，1929年2月毕业，共4252人，其中黄埔本校718人，南京本校3534人。
第7期，共有毕业生1518人，其中黄埔本校666人，时间是1928年12月至1929年9月；南京本校852人，时间是1928年12月至1929年12月。此期宣布毕业之时，设在广州黄埔的军校便宣告结束。第1至第4期是在大革命期间毕业，第5、第6、第7期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毕业。
黄埔军校从一开始就是全国军事政治精英云集之地，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和苏联政府在多方面的大力帮助，迅速发展成为组织机构严密、体制编制健全、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学校。随着招生数量的扩大，机构日渐庞大。各级官佐、教官、职员在建校之初第1期时仅有48人，到1926年底第4期学生毕业时已增加到340多人。这些人，是黄埔军校的脊梁，构架了军校教学体制的大厦，担负起培育将帅之才的重任。其中，国共合作时期的两党特别区党部，在军校中发挥重要的骨干力量作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军校的发展壮大有着特别的重要影响。
黄埔军校的最高领导机关是校本部，直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校本部在军校初建时，由校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介石、校党代表廖仲恺组成。教育长先后是胡谦、王伯龄、何应钦、邓演达、方鼎英等。校长蒋介石统揽全校工作，中文秘书张家瑞，英文秘书先后是王登云、张静愚、陈立夫。党代表廖仲恺负责监察行政，指导党务和主持政治训练事项。1926年增设副校长，由李济深担任。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后，汪精卫任党代表。
初创时期，军校各部门机构设置相对简单，以后日臻完善。校长蒋介石从保定军校、云南、广东、浙江的陆军讲武堂、江西海陆军讲武堂、日本士官学校中挑选了众多人员，到黄埔军校任教供职。国共两党都派出一批重要干部参加领导工作，校内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
校本部是校长、副校长、教育长处理事务的机关，内设秘书长、顾问、随从副官若干人，分总务、秘书、军法3科。秘书科、总务科附设黄埔军校总理孙中山和校党代表廖仲恺在一起调查股，秘书科还附设电务室。校本部总务科又称办公厅，负责人事、薪酬、财会和运输交通等事项。各部门和分校的报告呈校本部办理的，交总务科和秘书科处理。
校本部最初下设政治、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６个部，后期有所调整。除原来的政治、教授、教练3部不变外，增设入伍生部、经理部、军法处、参谋处，改军医部为军医处、军需部为管理处，后又增设军械处、编辑处、兵器研究处、俱乐部、军械库、医院等。全校各种机构约40余个，组织完善，规模宏大。学生也分为入伍生总队、学生队、学生军、高级班、军事教导队、无线电高级班等，各期的情况不尽相同。
政治部掌管政治教育、党务和宣传。先后以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汪精卫、邵力子、熊雄等为主任，张崧年（申府）、鲁易等为副主任，汪精卫、胡汉民、邵元冲、于树德、萧楚女、张秋人、安体诚、李合林、高语罕等为政治教官，恽代英为政治主任教官，甘乃光、聂荣臻为政治部秘书。政治部正副主任之下设秘书，秘书之下设宣传、组织、总务3科。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人戴季陶因反对国共合作，在军校开学12天时即辞职，预兆了未来黄埔师生的分裂。此后，周恩来从法国回国担任政治部主任一职。1925年1月，军校调整机构，教授部和教练部合并为教育部，除政治部外，其他3个部（管理、军需、军医）均改为处。从这个变化中，可以看出政治部在黄埔军校的地位之重要。至1926年3月，政治部职员达70余人，聘用专任政治教官和临时政治教官各10余人。
原教授部和教练部分管军事学科和术科的教授与训练。教授部最早以王伯龄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以顾祝同、刘峙、钱大钧、陈诚、严重、陈继承等为军事教官，何应钦为军事总教官。此外，还聘请了一批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廷为总顾问，加伦将军等几十名苏联红军干部担任顾问或教员。教练部以李济深为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教练部下设学生总队，邓演达、严重等先后任总队长；总队下设若干队、区队，负责学生的训练与管理。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政治科等。学制为６个月。
校长蒋介石1924年10月，黄埔军校创设两个教导团，第1团团长何应钦，第2团团长王伯龄。团、营、连均设党代表。教导团发展很快，几个月后就扩大成为两个师，到1925年7月又扩编为1个军，即国民革命军第1军，蒋介石、何应钦先后任军长，廖仲恺、汪精卫先后任党代表，周恩来任军政治部主任。
1924年11月，黄埔军校增设教育长和军法处、参谋处。先后以胡谦、王伯龄、邓演达、何应钦、方鼎英等任教育长，周恩来兼任军法处处长，钱大钧任参谋处处长。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25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取消地方军的名称，改为国民革命军第2、第3、第4、第5军，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为了集中统一培养军事政治人才，1926年3月，把各军开办的军事学校合并入黄埔军校，并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同时增设副校长，由李济深升任；增设入伍生部，部长方鼎英，下设步兵第1、第2团，骑兵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军士教导队，学生军总队，第1、第2科，政治部等；增设经理部，主任俞飞鹏，下设财政、粮服、采办、营缮等科；增设军械处，处长戴仁，下设军械库、护车队、械务科、事务科等；增设编辑处，处长孔庆睿，下设印刷所；增设高级班，下设军事科、各专科；增设兵器研究处，下设化学科、机械科。学生则分为入伍生、学生队、学生军、高级班和军士教导队5大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