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安徽、沪宁之战
东路北伐军在浙江激战的同时，中央北伐军也开始向安徽进军。1927年2月中旬，程潜指挥江右军的第六军和独立第二师由江西湖口、浮梁一带出发，沿长江东下，挺进安徽。兵锋直指南京。
当时防守皖南的陈调元部，陈调元在历次军阀混战中都避过战锋，保存了实力。为人甚为圆滑，早在1926年11月24日，陈调元密派代表向北伐军接洽。蒋介石本人也多次打电报给陈调元，直接做争取工作。而孙传芳降奉后，孙命皖军让出皖北地盘，由直鲁军张宗昌部接防，安徽各军均怨愤不平。面对直鲁军逼近，皖南孙军第15师师长刘宝题于2月20日首先起义，就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3军军长兼江右军第4纵队指挥官，集结于宁国、宣城待命。刘宝题的起义坚定了陈调元的倒戈决心。
张宗昌早知陈调元不可靠，遂令第7军军长许琨于3月1日将陈调元在蚌埠的2个团全部缴械，此举彻底让陈调元倒向北伐军。3月4日，江右军一部抵达安徽铜陵大通镇，陈调元认为时机已到，乃号召皖军易帜，参加北伐军。3月5日，陈调元由安庆乘舰赴芜湖，通电宣告就任国民革命军第37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同时，皖军王普和湘军残部叶开鑫也通电易帜，分别就任新编第二十七军、新编第五军军长。
安徽军事政治形势巨变，令孙传芳与张宗昌大为震惊和恐慌。他们即派孙军第2方面军总司令郑俊彦为皖军总司令，以加强安徽的军事防务，同时令直鲁军由当涂向芜湖增援。因此，抢在直鲁军增兵之前攻占芜湖对北伐军来说刻不容缓。3月6日，程潜指挥的江右军第1、3两纵队分两路进攻芜湖。芜湖的直鲁守军望风披靡，不敢迎战，纷纷向当涂溃逃。江右军不战而入芜湖。
当涂系皖南水陆交通枢纽，当涂的采石矶和对面的和县古时就是横渡长江的要津。当涂不守，南京自然难保。因此，当江右军向当涂前进时，张宗昌急调第4军孙宗先部增援。孙部到达当涂后，立即在姑溪河（当涂北面，河面宽100米）北岸构筑工事，并拆毁了两座永久性浮桥，依河拒守，企图阻止北伐军北上进击南京。
3月15日，江右军第6军17师和独2师在姑溪南岸约10公里的地区分段进攻。独2师先头侦查得知敌阵地左翼较为薄弱，于是在姑溪河上游渡河，驱逐当面之敌，然后以主力向左迂回，与第17师合击当涂之敌。敌人虽顽强抵抗，但北伐军攻势猛烈，遂支撑不住，逐渐后退。17日黎明，北伐军又开始猛烈攻击，敌人支持不住，终于逃离当涂。张宗昌部第4军军长孙宗先在混乱中溺水而亡。南京西面的门户打开了，南京城遥遥在望。
与此同时，由李宗仁指挥的江左军也兵不血刃推进至皖中地区，控制了津浦路南段及合肥、六安、蚌埠等城市。
东路北伐军在占领杭州后于2月23日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制定了进攻沪、宁，占领苏、皖的作战计划：决定前敌总指挥部所属第一、第二、第三各纵队，沿沪杭路前进攻取上海；东路军直属第四、第五、第六各纵队，及拨归东路军指挥的中路军第二军，进取常州、丹阳，回攻无锡、苏州，与第一、二、三各纵队协同围歼浙沪之敌，而后与江右军会攻南京。
3月10日，何应钦率东路军第三师、第十四师、第十四军、第十七军、第二军从浙江出发，经长兴、广德地区向常州、丹阳进攻。13日，十四、十七军攻张渚、蜀山；三师、十四师攻溧阳；第二军攻溧水。防守这一方面的是孙军郑俊彦、白宝山部，凭借有利地形拼死顽抗。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郑俊彦亲赴宜兴督战。激战两日，北伐军攻克张渚、蜀山。16日，占领溧阳、溧水、宜兴，孙军向镇江、常州溃逃。20日，北伐军占领常州、横林、奔牛、吕城、丹阳，截断了沪宁铁路。为打通南京上海的联系，直鲁军常之英部由南京乘火车来援，被北伐军诱至常州以西，然后拆毁了他后退的铁路，北伐军四面攻击，常之英部被全部缴械。
截断沪宁路后，北伐军分兵两路，十四军克无锡、江阴，向苏州前进，协同白崇禧进攻上海；三师、十四师、十七军向镇江、南京攻击前进，协同程潜部会攻南京。
这样北伐军从苏南、皖南、皖北三个方向将南京包围。
程潜认为光复南京条件已经成熟，决定江右军自南向北，东路军自东向西会攻南京。
此时，南京守卫部队为直鲁军褚玉璞部、第6军徐源泉部、第4军孙宗先残部、白俄兵1团，粤军谢文炳残部共约万余人合计近10万人。直鲁联军副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褚玉璞为南京城防总司令。
城防具体部署：直鲁军褚玉璞部守备南京城北至城东一带，其主力守备下关，一部在汤水镇、龙潭；粤军谢文炳残部防守城南至东南，主力在江宁县，一部在淳化镇、秣陵关；第6军徐源泉部及白俄兵防守城南至西南，主力在陶吴镇，一部在江宁县。南京各城门完全由直鲁军防守，狮子山、天堡城、雨花台、清凉山各要塞，均架有大炮并以重兵防守。守城部队在南京及其近郊积极加强工事，企图负隅固守，待机反攻。孙传芳军主力则准备自苏北运河两侧，张宗昌军主力从津浦路正面增援，拟在北伐军一旦渡河（秦淮河）攻击南京时，乘北伐军渡河之机或立足未稳之机反击，以解南京之危。
中路军之江右军攻下当涂后，程潜发电报给北伐军总司令兼中路军总指挥蒋介石，电告进攻南京计划、南京敌情和总攻时间，并请补发子弹800万发。但蒋介石回电却要程潜暂不向南京进攻，等东路军何应钦部攻克上海、镇江后，与东路军协同进攻南京。
程潜立功心切，根本不买蒋的账，遂向北路军总指挥陈调元借了60万发子弹，准备即刻进攻南京。
3月19日，不甘心前线屡战屡败的张宗昌突然从徐州亲抵南京，限令直鲁军前敌总司令褚玉璞3天内将丢失的地方全部夺回来。为给其士兵壮胆，这天下午他还派飞机到秣陵关一带助战。当日，张宗昌又令直鲁军第6军徐源泉约3个混成旅，粤军谢文炳1个混成旅，白俄兵1个团，共约五六千人，以白俄兵为先锋，于正午时分由陶吴镇分道向朱门镇、濮塘镇向独2师1旅发起先制攻击。激战5小时，第1旅当面敌众我寡，形势十分危急。独2师师长贺耀祖令第2旅进至濮塘镇增援，相机以主力由右翼进攻，以第3旅由震兴镇袭扰敌之右侧背，于20日拂晓前到达预定位置，并通告在丹阳镇的第6军19师，请即出击陶吴镇，以威胁敌之侧翼，牵制敌之进攻。
见此情形，江右军总指挥程潜当机立断，乃令各部队将势就势，以攻对攻，按原定日期提前一天发起全线总攻。独2师1旅在第2、3旅增援下，与敌激战3小时，敌始不支，纷纷退逃，局势才转危为安。第6军19师55、56团也于20日5时向东善桥之敌攻击，激战至中午将敌击退，于21日占领东善桥。此役“获枪极多，俘敌兵300余，俄兵10余，官长10余。毙敌百余，师长1、营长2、伤敌旅长1、团、营长各1”。20日晚，第6军17师攻占铜井镇。张宗昌3日内收复失地的命令不仅成为泡影，而且原来阵地也大多丢失。
3月21日，江右军继续全线攻击，第6军17师得独2师3旅协助，占领江宁镇；第6军一部将禄口之敌击破，并占领秣陵关；第6军19师及独2师1、2两旅占领陶吴镇。经过一天战斗，江右军战果显赫，程潜非常高兴。正在这时，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发来电报称，“南京敌军雄厚，不可冒攻。待东路军到时配合行动，着即停止待命。”蒋企图再次阻止江右军单独拿下南京，好让东路军插进来分一杯羮。程潜完全不予理会，令江右军继续猛攻。
3月22日，江右军继续顽强作战，一路捷报频传。当日，直鲁军第6军军长徐源泉在牛首山督战，原拟在南京外围诸高地凭借地利顽固抵抗，以待增援，但其防地广阔、兵力单薄，加之士气不振，又是逐次使用兵力，终被北伐军各个击破。
同日，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决定由东路军直接进攻南京城北下关，切断直鲁军北渡长江的退路。但因东路军进攻南京的部队不多，何遂电程潜“请江右军担任紫金山、孝陵卫、苍波镇等处及以西之地，俾东路军得于南京北部方面使用重兵，以收歼灭敌人之效”。何又电白崇禧迅速肃清残敌，立即抽调一部及第5纵队乘车向南京方面增援。
经过一天的激战，22日深夜，南京城东南、正南和西南重要防御要点淳化镇、殷巷镇、江宁县、牛首山、将军山等地均被江右军拿下。至此，南京外围各重要据点的敌军基本肃清，北伐军兵临南京城下。为躲避守敌炮火杀伤，程潜命令第1纵队和第3纵队一部乘夜推进到莫愁湖、汉西门（今汉中门）、中华门外的雨花台附近，直逼南京城阙。
3月23日，程潜命江右军兵分三路进攻南京城，并亲临城下指挥。第一路攻南面。由江右军第17、19师，第27军的3个团，共约3万人，在第2军6师的配合下，主攻雨花台和中华门。经过2次集团冲锋，下午3时许攻克雨花台要塞。以雨花台为依托，江右军乘胜猛攻中华门，午后6时第6军19师自中华门率先入城。
第二路攻东南面。由独2师师长贺耀祖指挥所部2万余人，向城东南通济门、武定门进攻。下午2时，独2师以炮火猛轰通济门，后又选派敢死队员20人，携带炸弹，由大教场冲锋而至，直鲁守军仓皇逃走。这时预伏在城内的北伐军特派员即运动警察开城门，接引江右军入城。
第三路攻东面。由第2军代军长鲁涤平担任指挥，兵力1万人，进攻城东洪武门（今光华门北）、中山门。经过一番厮杀，洪武门、中山门亦被攻破。
何应钦指挥的东路军方面，第17军2师于22日夜间开始进攻镇江。攻克镇江后，东路军先头部队立即西进，进抵南京城东远郊的栖霞街、东流镇、汤水镇一线。南京城防总司令褚玉璞见大势已去，不敢再行抵抗，决定放弃南京。23日中午时分，直鲁军由下关抢渡长江，撤往浦口，遭到北伐军截击，死伤甚多。
3月24日拂晓，程潜的江右军在城垣未经激战，陆续开进城内。下午5时，程潜由中华门入城，南京万人空巷，出城欢迎，沿途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北伐军光复南京。
早在3月16日，白崇禧率东路军第一、第二十一师、第二十六军及先遣队由嘉兴、平湖地区向上海进攻。
二十一师经吴江攻苏州，首先切断了上海敌军的路上退路。其余各军奋力进攻上海的门户松江。驻守松江的敌军为直鲁军第八军毕庶澄部两万人，还有一部周荫人的残部，及白俄兵团和铁甲车数辆。敌军火力猛烈，北伐军攻击受阻，损失惨重。后来用铁路货车装上山炮，改装成炮垒列车，向敌攻击，经过数次冲锋终于将敌军击溃。21日，北伐军占领松江，逼近上海近郊龙华。
第二师刘峙部乘胜追到上海公共租界，租界的外国士兵向天空放枪，阻止北伐军前进。面对这一情况，白崇禧派信使进入租界，对租界守兵将领说：“如今为革命讨伐军阀之时期，租界原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今姑不论，如果你们阻止革命军前进，必须负一切后果。”租界的守卫人员见北伐军态度强硬，不敢再横蛮阻挠。毕庶澄退入闸北，以为租界的外籍士兵会阻止革命军，因而毫无顾忌。当北伐军到达闸北时，毕军正在做饭。北伐军一到，毕军始仓皇撤退，大部被缴械，一部退往江北。
3月22，****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成功，上海已在工人武装手中。按理，他应当立即给上海工人以全力支援，但蒋介石早就给他下了秘密命令：“我军如攻上海，至龙华、南翔、吴淞之线为止，不得越过此线为要。”白按兵不动，拒绝了上海工人纠察队代表请北伐军协助进攻北军的要求。可当他听说****领导的武装暴动竟然取得胜利后，深受刺激，立即命令部队加速前进，占领上海，并严令北伐军各部不要和工人接触。当时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对白崇禧的命令相当不解，不是口口声声说“北伐军是工农的队伍，要扶持工农”吗？现在，工人暴动赶走了北洋军阀为什么不支持？3月22日，薛岳不顾白崇禧的反对，应上海总工会代表的要求，将第一师开进上海，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
暴动胜利后，周恩来从工人纠察队中挑出2700人，用缴获的武器，编成了大中小分队，在各区维持秩序。纠察队成立了总指挥部，赵世炎任纠察队总指挥。紧接着，上海市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上海特别临时政府委员会”，汪寿华、罗亦农、林钧等19人为委员，建立了上海市人民政府。白崇禧、钮永建名字亦在其内。然钮永建声明不参加，白崇禧更是表示反对此举。可以说，此时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实为****控制的政权。然而眼看着共产党控制了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国民党右派心急如焚，一场“清党”的阴谋正在秘密酝酿着……
附录一则：南京3。24惨案
3月24日凌晨，江右军先头部队开入南京城，沿途鸣枪搜索，并向驻南京的各国领事馆询问有无战犯藏匿其中。得到否定答复后，这些部队即平静离开外国领事馆。[1]3月24日晨7时许，江右军所属的第2、第6、第40军（独立第二师贺耀祖部）主力部队未经抵抗即顺利占领南京城及下关。
从上午8时许起，南京城内突然爆发大规模的抢劫外国人的排外风潮，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南京城内和下关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均遭到侵犯和洗劫。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Dr。J。E。Williams，美国人）和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遇害，此外英国侨民死亡2人，日本侨民死亡1人，法国侨民死亡1人。在袭击中，英国和日本领事馆成为袭击的首要目标，英国驻南京领事被枪击伤，正在生病卧床的日本领事森冈正平也遭到枪击，但是没有受伤。
下午3时，被围在下关一座小山上的美国领事戴维斯向停泊在长江上的英国和美国军舰发出开火援救的信号，英美军舰开始炮轰南京。江右军司令程潜一方面制止抢劫，一方面委托红十字会代表同英美军舰联络，请其停止炮击。英美军舰炮击持续约1小时后结束，抢劫风潮于下午5时左右逐渐平息。
在南京事件中，外国侨民死亡人数为英国2人，美、法、日、意各1人。美国受伤3人，英、日各2人受伤，另有英舰“绿宝石”号上的一名英国水兵在江右军发炮还击时阵亡。外国领事馆和侨民财产损失难以计数。中方死伤人数，根据各方面的调查，为死亡36至39人，伤数十人，一说伤数百人。
1927年4月14日，武汉政府就南京事件向英、美、日、法、意驻汉口领事递交答复照会，承认“屠杀友邦人民，为国际公法及文明各国之通例所严禁，而对友邦人民在己国领土内者施屠杀之行为，其情形尤为重大；而轰击友邦城市之行为，亦为严禁……”，并列举五卅惨案和沙面惨案中英法等国水兵枪杀中国人民之事，以示抗议。在照会的其余部分中，武汉国民政府提出由国际调查委员会调查南京事件元凶，若出于国民革命军之过失，则对侵害外国侨民的行为进行道歉。此外照会还允诺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并提议取消不平等条约。
蒋介石在上海清共成功后，发布了通缉南京事件“祸首”——第2、第6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林祖涵（林伯渠）的通缉令。
江右军首领程潜和张辉瓒在南京事件发生后次日发出的报告中称，抢劫风潮是残留城内的“逆军余孽”和“地方流氓”在“反动分子的煽动”下干的，蒋介石抵达上海后也宣称南京事件祸首是直鲁军宣传队的何海鸣等人“乔装南军”所为。
但是，南京事件的排外和抢劫风潮发生在江右军全面占领并控制南京之后，持续时间之久、规模之大，如果全系溃败的直鲁军所为，是不可能的。遭到抢劫的外侨也指出，抢劫者是身穿国民革命军制服、讲湖南、广东、江西等地方言的军人。英、美、日领事的报告也分别以大量事例证明抢劫领事馆的是江右军士兵和下级军官。
此外，在抢劫过程中，江右军长官和政工干部曾赶到日本领事馆和美孚油行，命令和劝告抢劫者离去，从他们采取的制止方式判断，抢劫者属于友军或本军，而不是“逆军”。程潜在报告中也承认“此次克复南京，不图有反动分子，勾结地方流痞及逆军溃兵，并煽动少数不肖士兵，有掠夺危害外侨生命财产之事”，承认有江右军的“不肖士兵”参加了抢劫。中国记者事后调查报告也称江右军士兵是肇事祸首，《国闻周报》第4卷第22期《轰传世界之南京案调查纪实》中称，“有湖南口音兵手舞枪支大声言‘有要发洋财者统随我去抢’，于是车夫流氓等，千百成群，附之而入外人之教堂学校医院者”。此外，江右军一些部队，如贺耀祖部，在1927年1月收回九江英租界时，就已有抢劫外侨的先例。
蒋介石得知南京事件的消息后，下令追查抢劫者的责任。3月25日下午2时，程潜携第6军第17师师长杨杰会见前来交涉的日本第24驱逐舰队指挥官时，指责共产党是煽动南京事件的幕后主使。第40军军长贺耀祖也派人到日本领事馆，通报江右军各部的标志，试图把抢劫责任归于共产党员较多的第2、第6军。
南京事件发生于国共分裂前夕。当时武汉国民政府聘请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授意国民政府内的左派，以“干预政治、无视党权、右倾”为由，对时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提出批评，并于1927年3月10日剥夺了蒋介石的主席职务，将其降为普通委员。面对左派指责，蒋介石决计和共产党断绝关系，于是同刚刚回国的汪精卫商讨发动清党工作，驱逐苏联顾问，同共产党决裂。汪精卫提出避免过激的解决办法，建议蒋介石亲自去武汉说服共产党，把国民政府和党部迁到南京。
另一方面，鲍罗廷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其他苏联顾问试图借发动排英、排日运动，来发动群众革命，壮大共产党的影响，清除国民政府里的右派势力。在同国民政府交战的奉系军阀一方，鲍罗廷也秘密策动郭松龄将军反对张作霖。张蒋两人1926年秋天就开始秘密接触，两人分别派唐生智和杨宇霆作为代表，展开秘密会晤，达成了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的协议，因此“南京事件”后不到两周，张作霖便在4月6日突袭了北京的苏联使馆，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并搜出共产国际发来的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和武器弹药。其中一份训令内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4月12日，与张作霖达成默契的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所谓“四·一二政变”。6月5日，武汉政府辞退鲍罗廷、加伦等苏联顾问，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也发动清共运动，最终导致国共分裂。南京事件激化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之间的矛盾，被视为国共分裂的重要前奏之一。
后来一些历史研究者对南京事件的起因和背景进行了分析，提出新的观点，即南京事件中的抢劫和屠杀外侨行为不是“革命”，列强炮轰南京也不是“武力干涉革命”，而是“帝国主义在‘保障在华权益’的政策指导下的干涉行动”，其理由是，南京附近的外国军舰事前既未武力阻止江右军攻占南京，在抢劫平息后也未再炮击北伐军队。而且在南京事件前数日，上海工人发动反对北洋政府的武装革命暴动，在上海云集重兵的英美日等列强也未干涉。这一派观点认为，南京事件是帝国主义“践踏中国领土主权、屠杀中国人民的一般暴行”，与万县惨案的性质类似，而与五卅事件、沙基惨案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