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陕西督军
在冯玉祥驻军常德的两年里，正是直皖两系分裂、斗争、决裂的过程。冯玉祥不属于皖系，也不是直系的嫡系，因而没能参加北方的直皖战争，错过了一次扩大势力的机会。
吴佩孚率领数万直军几乎马上就可以荡平湖南的有利时刻，突然在衡阳停军不进，而且暗中与湘军通款。原因是段祺瑞排除异己，不能容忍直系势力坐大，因而将湖南督军给了张敬尧。吴佩孚当然不满，直军将士在前浴血拼杀，皖系势力坐享其成，换了谁也不会做这种傻事。这也是段祺瑞政治眼光的短浅，成不了大事的原因。
1920年3月，吴佩孚在屡次电请北归不允的情况下，毅然率部从湖南撤兵，北上直隶，直皖彻底翻脸了。直军一走，湘军便乘机收复湖南，湘督张敬尧所部军纪败坏，毫无战斗力，很快就溃不成军，6月，湘军赵恒惕收复长沙。
冯玉祥当时名义上虽受曹锟节制，但并未与吴佩孚一致行动，然而吴军北退，张部溃逃，使十六混成旅孤立于常德，同时各部湘军均有进窥湘西统一全湘之趋势，冯军的地位变得异常危险。于是冯玉祥决定率军北返。谭延闿曾经派代表拜谒冯玉祥请其参加南方革命军，冯玉祥对南方革命军不甚了了，于是婉拒，托词说北方军队不宜于南方。
湘军总司令赵桓惕也很敬重冯玉祥，希望他能留在常德，共同合作，冯玉祥也拒绝了，赵乃送以开拔费十万元，也坚辞不授。
7月6日，冯氏下令全部撤防退兵。二小时内，全旅二百余里防线集中完毕，在当时来说堪称神速。全军冒雨出发。当时，全城人民对十六混成旅官兵感情很好，“攀辕”相送者万余人，而且赠送开拔三十万元。
冯军在北返途中，直皖两系在京畿正式开战，奉军也加入到直军一方。未及一周，皖系惨败，段祺瑞下野，北京政局落入于直、奉两系之手。
七月下旬，冯玉祥部抵武昌附近，收缴大批张敬尧部溃兵的武器，致使鄂督王占元眼红不已，竟不许部队登岸。时正盛暑，船少人多，官兵患病者日甚一日。交涉数日，王始指定谌家矶为冯部暂驻之地。8月1日，全军开抵谌家矶，驻造纸厂。天气太热，又地窄人稠，一时间病死官兵达四百余人。冯玉祥痛心疾首，唯一的办法只有与将士同甘共苦，共渡难关。他和士兵穿一样的布军服，经常住宿营中，在兵棚里和士兵一起睡在稻草地铺上，跟聊天一样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如他和一个士兵的问答：今年多大了，什么地方人呵？河南省。什么县？信阳州。信阳州哪个方向？南边。什么地方？李家沟。离信阳州多远？十五里。属啥的，哪年哪月哪日生，父母多大年纪了？等这些家事问完了，又问为什么当兵？现在你想怎么样？你棚里的人怎么样？你棚里有几个人，给我背一背，他们都是什么地方人等。接触一两次，再见面他就能叫出名字来，甚至连小名也能叫得上来。全旅四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骑兵营，一个辎重营，还有直属的炸弹连队、地雷连、电话连，以及模范连、手枪队、军乐队，每个班长的名字他都能叫上来，排长更不用说，什么地方人，家住哪里，全在他脑子里装着。
就在冯玉祥极度困难苦闷的时候，这年9月，孙中山派秘书徐谦⑧和钮永建⑨带着他的亲笔信，到汉口来看望冯玉祥。对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南方革命军，冯玉祥仰慕倾向已非一日，忽然见到使者到来，心潮涌动。徐谦对冯玉祥说了很多勉励和鼓舞的话，希望能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冯玉祥听了很是兴奋感激，他对两位客人说，连年以来，国事腐败，今天南打北，明天北打南，甚至北与北火并，南与南相打，使国家破碎，外侮日甚，人民整天生活在痛苦之中。北方大佬们深中清廷遗毒，积重难返，他们之中好的也只是保妻子谋富贵，没有一点为国家为民族的远大眼光。现在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把眼睛望着中山先生和他领导的团体，我们这里稍有上进心的将领，也是这种心情。冯玉祥像是见到了知己一般，毫无保留地把郁积心中多年的苦闷，尽情倾吐。两位客人盘桓多日，看了冯军的操练，确实训练有素，名不虚传。他们走后不久，冯玉祥派秘书任佑民到广东去回拜孙中山，他在信中表示：“任何时候只要用得着我时，我当无不尽力以赴。”
第十六混成旅在谌家矶驻防三个月，每日按部就班，训练如常。王占元对这支部队很是不满，起初希望冯玉祥帮助他解决上游的第八师，但冯坚决不肯。于是百般刁难，克扣供应，冯部军纪严明是有目共睹的，与王部成为鲜明对比，武汉三镇人民莫不鄙王而誉冯。后来经不住王占元的上下运动，冯部于12月移驻河南信阳。在这里，他开始记日记，从此坚持了一生。
1921年1月9日的日记中他写道：“自移驻信阳以来，饷项奇绌。目兵仅用盐水下饭，到处呼吁，从无怜而助之者，可叹可叹！昨夜梦中，为筹款事，不觉啼哭，醒来泪痕沾枕，爰咏诗一首记之：南北争持苦未休，孤军驻守信阳州；梦中筹饷曾啼哭，残泪醒时湿枕头。”一字一泪！
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精神上鼓励官兵咬紧牙关战胜困难。许多年后，他在泰山读书，所写《现代政治斗争原理笔记》中有这样的话：“我过去受经济的困窘不少。随我共患难的人，有的他家中老幼都挨饿受冻，无一日不在穷苦中挣扎。因为我不了解经济，所以认为，空着肚子不大要紧，只要把兵练好了就行，其实那（哪）有这样简单呢！”
河南的督军赵倜把持全省财政，对冯玉祥的部队视如无物，不但官佐的薪金发不出来，就连士兵每天的菜钱都没有着落，只能以盐水下饭。冯玉祥为怕加重百姓负担，也不愿意就地筹款，他向上峰求款的电报中有“可以令官兵了解而挨饿，但不能令军马明白而不踢”这样辛酸的话。实在维持不下去了，他亲自赴北京要饷，徒劳而返。到了年关，各赊欠商家纷来要款，冯玉祥甚至想把部队拉到铁轨上，让火车辗死也比饿死强。夫人从保定来营探望，冯玉祥动员她卖掉首饰，让士兵吃上点菜。在最苦的时候，忽然听说有火车由汉口运20万大洋路过此地北上给交通部，他愤而当机立断，将车扣下，然后致电北京请罪，说一人犯法，总比全体官兵犯法抢掠好。政府这才回电答应拨款10万元，火车始获放行。冯玉祥的自传曾描述这一时期困苦的原因：“军队领不着饷，是什么缘故呢？原来自皖系兵败失势，直派军阀取而代之，即忙着扩充自己的势力。仍是走的皖系的旧路，但手段更厉害，意气更骄横了。吴佩孚一下就扩充了六师人(第二十一至二十六师)，招新兵，办军械，国家财政罗掘净尽。那时的所谓中央，事实上完全抓在直派之手。总统徐世昌，一光杆儿的傀儡，什么家也不能当。总理兼陆军部长靳云鹏，本是皖系大弟子，段先生的亲信，但此时已投降直系，倒过来与段作对了。他满处搜刮，尽力供给直派军阀扩张势力，以维持自己的地位。因此除了奉军而外，各省军队管各省给养，凡所谓中央直辖的军队，中央已经一概不管，听他自生自灭。时驻保定及河间一带的第十一师发生兵变，中央只说要严办官长，而不知实以官兵无饭吃，逼到如此地步。”
奉系张作霖听说此事，即电请北京政府严惩冯玉祥。这是一种报复之举，因前段祺瑞被赶下台，北京又由梁士诒组阁，张作霖曾力保起用张勋，遭到冯玉祥的严词痛斥和竭力反对，结怨在心。此事直系吴佩孚却为冯玉祥辩护，反唇相讥，说张作霖过去也扣留过政府的军械车，犯事在冯之先，此事才不了了之。
眼看部队就要没法维持了，忽然接到命令，要讨伐豫督赵倜。原来直系保派一直厌恶赵倜，而且欲将河南地盘收入囊中，于是在保定开会，拟定由赵部师长程慎在彰德首先发兵讨之，而以冯部十六混成旅由南部呼应。冯玉祥因上次扣留火车事受张作霖攻击而得吴佩孚之缓颊，欠了一个人情，不得已勉强服从，于是派张之江赴保定与会。张从保定回来，即刻率部攻打赵倜部宝德全旅于确山。宝素勾结土匪，多行不义，为患地方人民，战斗力薄弱至极，一战而败，损失枪械无数，全旅溃散。然而直系洛派吴佩孚因为与保派有矛盾，竟然指责程慎为叛乱，令其第三师一部与赵杰（倜弟）部夹攻之。程不敌，自戕而死。于是，冯攻赵部之行动，受人责备，非常尴尬，但又不能宣布内幕，真似“哑吧吃黄莲，有苦说不出。”而之后在河南的处境更加为难。
恰巧此时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被撤职，改由直系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接任。陈树藩抗拒免职令，拒不交权，北京政府授命阎相文率兵入陕，武装驱陈，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奉命随阎相文入陕。全旅分四个梯队乘火车离开信阳，开赴河南阌乡、灵宝，会同第七师吴新田部、第四混成旅张锡元部及第二十师分道入陕。阎相文素知十六混成旅战斗力很强，所以让冯部打头阵，经渑池、陕州，直趋潼关。冯玉祥为了改变艰苦的处境，寻找发展的出路，不辞辛苦，欣然接受。冯玉祥对陕西非常熟悉，一路高歌猛进，在临潼与陈树藩部交战大获全胜，缴械无数，顺利进入西安。陈树藩败退汉中，阎相文就职陕西督军之职，冯玉祥旅移驻咸阳。
政府方面以冯玉祥部连年转战功高，终于下令第十六混成旅改编为第十一师，冯玉祥任师长。算起来，冯玉祥从1914年任旅长以来，七个年头过去了，这期间与他同辈甚至资历比他浅的人如吴佩孚等，早已飞黄腾达，身居要职，手握重兵，左右时局了。这都和他独特的性格有关：冯玉祥不善逢迎，不拉帮结派，总有革命的倾向而时时遭忌。
师部编制以刘骥为参谋长（后刘任督署参谋长，由门致中接任），李鸣钟、张之江分任第二十一旅、第二十二旅旅长，孙良诚、张维玺、宋哲元、刘郁芬为团长，炮兵团长鹿钟麟，骑兵团长张树声。另外将手枪营、学兵营、石友三营编一卫队团，以赵席聘为团长。此外师部直属工兵营（王学智）、辎重营（陈万青）、机关枪营，改编完毕后，就在咸阳一带训练和剿匪。其实由旅升师只是说起来好听罢了，部队并无太大变化，十六混成旅原本就严重超编，一万余人也相当于一师之众。但毕竟第十六混成旅的时代算是过去了，这是冯玉祥真正走上政治舞台的开端。
原陕西靖国军第一路司令郭坚已沦为匪，奸淫掳掠，为害地方，冯玉祥奉阎相文手令，诱捕了郭坚，把他的卫队全部缴械，将郭坚就地正法。
说起郭坚其人，历来褒贬不一。他从辛亥革命时期的秦陇复汉军到护法战争的靖国军，都曾立下赫赫战功，而且郭坚文武兼长，颇有才华。由于他名气大，又讲义气，投奔来的人马很多，难免鱼龙混杂，少不了骚扰百姓，烂帐当然都记到他头上。阎相文主陕之后，对势力强大的靖国军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结果郭坚成了杀鸡儆猴的小鸡，而且当年郭坚随陈树藩驱逐陆建章甚为卖力，冯玉祥就算公报私仇也愿意拿他开刀。据说擒拿郭坚时很有戏剧性，冯玉祥出面宴请郭坚，而预先埋伏的一连人，出于好奇，急着自墙上探头挤看，竟把一座砖墙挤倒。郭坚带卫士有二三十人，都带着枪，枪上插有刺刀，此时看见情形不对，便实行卫护。郭坚本人也掏出了手枪。在此紧急关头，身负武功的冯玉祥急忙上前一把将郭坚抓住按倒，手枪队蜂拥上来，将郭及其卫士缴械，擒获。
阎相文接陕督之职是受命于危难之时，这时的陕西混乱穷困已极，军民财政诸端，毫无办法。当时，全省军队有下列之数：（一）第七师吴新田部万余人；（二）第二十师阎治堂部万余人；（三）第十一师冯部万余人；（四）第四混成旅张锡元部五千人；（五）镇嵩军刘镇华部三万余人；（六）靖****胡景翼部约三万人；（七）井岳秀部约万五千人；（八）岳维峻部约万人；（九）王鸿恩部五千人；（十）罗某及（十一）郭金榜，两部各五千人；（十二）陈树藩残部二万余人；（十三）郭坚余党五千余人。以上综计几达20万。军需浩繁，无法应付，索饷文电，纷至杳来，而省政府治权所及，仅省城附近之十余县而已。阎之为人，虽儒弱无能，但却有心爱民，而身负全责，旣不忍苛敛民财，而又无法维持。此外，当阎未入陕时，曹锟、吴佩孚将所谓顾问、参议、谘议八百多人一股脑儿塞给了他，要他带在任上，与以相当安插。阎到任后，这八百“顾”、“参”、“谘”，就每天跑到督署向阎要官要钱。那时督署中每天要开五十桌酒席，以应酬他们，若以每桌十元计，仅此一项，每天就需五百元。若是取消此项应酬，势必得罪这八百大人先生，亦即得罪了曹、吴；若不取消，则数万人的军食尚且不能维持，哪有力量供应他们？真是内外交迫，陷于绝境。
阎相文性情懦弱，能力有限，但具有爱民之心，既不忍对人民苛捐杂税，又没有良策打开局面，绝望之中，竟想不开吞食鸦片自杀了，留有遗书说：“我本愿救国救民，恐不能统一陕局，无颜对三秦父老之诚。”r>冯玉祥接省城急电赶过去，协同处理后事，调兵维持治安。北京政府来电，正式任命他为陕西督军。但他以陕政难办，请辞不就，并推荐他过去的长官张绍曾任此职。政府不允，他勉为其难走马上任。至此冯玉祥终于有了一省的地盘，成为了封疆大吏，按说可以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志向了，然而阎相文留给他的陕西却是一副烂的不能再烂的烂摊子。
当务之急莫过于筹饷养军，但陕省财政枯竭，力不从心，这种困境从他发给政府的催款数电中，让人至今读来为之唏嘘：
其中之一：“连年兵匪交哄，道路梗塞，商货不通，收入短绌，地方田赋，早已支借逾额……目下各师旅伙食无款应付，驱饥卒以临阵，危险莫甚。”
之二：“十一年陕省田赋，早经陈树藩提取净尽。西路交通尚阻，税收短绌，兵匪蹂躏数年，地方凋敝已极，挖肉补疮，无肉可挖。”
之三：“我军饷费全无，兵有饥色，派兵剿办，动则用款，坐视扰乱，为害非浅，陕匪不能早日肃清，则陕局不能早日统一；陕局不统一，则财政愈难整理。财匮匪众，民困兵饥，其危险有不堪设想者。”
之四：“兵饷缺乏，士卒枵腹，各将领奔走抚慰，日无暇晷……军事吃紧之际，军中有绝粮之忧……省垣金融恐慌，达于极点。富秦（陕西官办大钱局）银票每两只合大洋八毫，犹复日日低落。钱行数百余家，一律饱受困难，银根愈行紧迫。汉中、榆林两属之三十余县，除近省垣十余县外，其余各县纵有少数收入，早为该县驻军拨用，我军饷项遂至筹无处筹，借无处借。”
之五：“陕省大乱连年，元气断丧殆尽。喘息未定，疮痍未复，加以各方军队星罗棋布，偶有开拔调遣，车马取之于民，粮秣取之于民，一切军中所需零星物件，无一不取之于民，其他冰雹、地震、水灾、盗贼之害，层见叠出。嗟我秦民，谁能堪此！”
为了统一军令，整顿陕局，除非先肃清杂牌军和土匪军，否则别无办法。冯玉祥调兵进攻汉中，陈树藩逃到上海，汉中收复。有靖国军胡景翼部驻三原一带，冯玉祥敬重他的为人，没有以兵戎相见，而是派张之江等前往抚慰，胡景翼感于冯玉祥的诚意，主动取消靖国军名义，改为陕西暂编陆军第一师，服从冯玉祥的指挥。二人感情日深，成为挚友，日后首都革命同心起事，誓共生死。
整治伊始，冯玉祥公布了《治陕大纲十条》，这些纲领都是本着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项主义制订的。窘困的财政，从整顿陈树藩时滥发纸币入手，稳定金融，重罚毒贩，每月可收入六七万元，清理盐务，设盐务局，收入大增，使得军队境况有所改善，但是也只够维持日常生活，按期发饷做不到。每月收支账目公开，处处节俭。省政方面厉行廉洁，杜绝中饱，涓滴归公。冯玉祥在职不到一年，离开陕西时省库尚有余款。
经过艰苦努力，财政、政治逐步走上轨道。冯玉祥注意修好与毗邻的关系，东与山西的阎锡山，西与甘肃的陆洪涛及陇东镇守使张兆钾等互为睦邻，相安无事，这才使他有精力专心致志于军事训练。
除了仍紧抓官兵的学、术两科学习外，对于军队内部的风纪、军纪尤其注意，件件都有严格的规定：如军服裹腿上下一色用灰色国布，内衣和运动衣用白色，鞋黑色，禁止穿丝绸，官佐兵士的个人用品均有限制，不准私备额外品。每天早起，唱爱国歌，饮食起居一律有定时，剪发、洗衣、补衣、缝纫等都是士兵自己动手。又为士兵办储蓄，家中有需要时就寄去，特别困难的家庭，冯玉祥自己出钱给买田地，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人说他：“对于官兵之爱护，可谓严父慈母兼而有之。”这里还有个故事，有一次他走在路上碰见了军需李荫九，他向这个军需立正敬礼，弄得军需惊慌失措。冯玉祥说：“我不是向你敬礼，是向你的缎子鞋敬礼。”从此，谁也不敢穿这种鞋了。
在政绩方面，冯玉祥仍按照他在常德时的方针政策，禁绝鸦片和娼妓，取消苛捐杂税，劝导放足，提倡清洁，实行种树，设立平民学校及运动场。他率领士兵在旧皇城修建新督署一事，也传为佳话。
原来的旧督署深宅大院，重门叠户，当初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躲避八国联军逃到西安时，就以此为行宫。冯玉祥认为住在这样一个地方一不能和官兵常在一起，二来老百姓也不易亲近他，他算什么亲民之官？于是他选了西安城内从前满人所住的皇城，（辛亥革命已汉人焚毁），拆了旧督军署几座小房，利用旧砖木动起工来。他自任大工头，学兵营营长张自忠任二工头，部分官兵当小工，只请了两个泥瓦工匠做指导，就盖成了。其中成绩最大的，是率军修筑西安至潼关的汽车大路，大大便利了交通；此外还筹建了陕西图书馆。一时，社会气风大变。但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全省政令尚不统一，新政只惠及省会附近一带，未能普及全省。
在外事方面，又发生了一段趣事，完全典型的“冯玉祥式外交”。陕西终南山里，珍禽异兽出没其间，常遭外国人捕猎。美国亚洲古物调查团团长安德思和英国矿师高士林进山猎杀了两头野牛，雇脚力抬下山，并且拜见冯玉祥，报告战果。冯玉祥一听就问：“你们到终南山打猎，和谁打过招呼？”安德思说：“我们打的是无主的野牛，用不着通知任何人。”冯玉祥说：“终南山是陕西的辖地，野牛是我国领土内的东西，怎么会是无主的呢？你们不通知地方官府，私自打猎，就是犯法的行为，你们知道吗？”高士林又说：“我们在中国十五年，所到的地方从来没有不准打猎的，再说，中国的法律上也没有不准外国人在境内打猎的条文。”冯玉祥据理反驳说：“中国法律上没有不准外国人打猎的条文，难道说又有准许外国人打猎的条文吗？你十五年没遇到过官府禁止你打猎，那是他们睡着了，我没有睡着，我负有国家人民交托的保土护权之责，我就非禁止不可。”并要他们赔偿，把牛弄活送回山去。两人开始还蛮不讲理，后来见冯玉祥态度严厉，毫不妥协，才认错道歉说：“现在野牛已经死了，没法弄活赔偿了，请饶恕我们这一次吧！”
事后，冯玉祥将此事报告政府，才有外人狩猎须领执照，并只可捕猎指定野兽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