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宁粤之争”，其实就是桂系与粤系对广东的又一次争夺。其区别于从前的军阀混战就是都打着革命的幌子。
北伐战争开始后，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留守后方。黄绍竑也是政治分会委员之一，因患肺膜炎，在广州养病。鉴于广东情形复杂，兵力不够分布，李济深请黄绍竑派兵一师到广东协同防守。当时广西内部较安定，第七军北伐走后，后方还留3个师的兵力，黄绍竑同意了李济深的意见，派黄旭初师开到广东，在北江附近驻防。
1927年8月1日，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汪精卫急令张发奎、朱培德等部向南昌进攻。8月3日起，****前委按照****中央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由贺龙、叶挺、朱德率领，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计划经瑞金、寻邬进入广东省，在东江地区建立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争取外援，尔后再攻取广州。由于起义军撤离南昌比较仓促，部队未经整顿，加上酷暑远征，部队减员较多，7日到达临川时，总兵力约1。3万人。
起义军在临川休息3天，继续南进。25日，先头部队到达瑞金县壬田以北地区。为了阻击贺、叶部队，李济深命钱大钧部9000人，由赣州进至会昌、瑞金地区，并以一部前出到壬田；黄旭初师9000人则由南雄、大庾向雩都前进，支援钱大钧部作战。****前委决定乘钱、黄两路兵力尚未完全集中，实施各个击破。25日，起义军向壬田守军发动进攻，歼其一部，于26日攻占瑞金县城。接着，集中兵力进攻会昌钱部主力，激战到30日，攻占会昌县城。两战歼钱大钧部6000人，缴获枪支2500余支，起义军也伤亡近2000人。钱部受挫后，退到信丰。黄旭初师在会昌西北的洛口地区接战也相当不利，转守会昌以南的筠门岭，准备再战。贺、叶见广东有备，折返瑞金，改道东进，经福建省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准备由大浦县折入潮州梅州地区。
李济深见前方失利，要黄绍竑派兵向赣南增援，并任命黄为第八路军前敌总指挥，亲往迎战。那时黄绍竑大病之后，尚未完全恢复健康。接李济深令后，即率吕焕炎师，向赣南前进。等他行到南雄时，探知贺、叶部队已转入福建，于是命令黄旭初部退到寻邬附近集中，钱大钧部经三南到梅县附近集中，黄绍竑自己率吕焕炎师经信丰到寻邬，以防贺、叶由蕉岭、平远折入梅县。广州方面同时也命令钱大钧残部牵制进入潮安的起义军，令陈济棠、薛岳部3个师1。5万余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找起义军主力决战。
黄绍竑到寻邬后，继续前行，进驻平远、蕉岭。会昌战斗后，起义军于9月22日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主力继续南进，于23日占领潮安、汕头。根据粤桂军队的调动情况，****前委决定，以一部随革命委员会驻守潮、汕地区，集中主力6500余人迎击东进之敌。
9月28日，起义军在揭阳县山湖附近地区同陈、薛东路军遭遇，将其击溃。接着向汤坑推进，在汾水村地区与敌再次激战，至30日，起义军伤亡2000余人，无力再战，只好向揭阳撤退。是日晚，黄绍竑部攻占潮安。10月3日，起义军主力在流沙与由潮、汕撤出的革命委员会会合，继续向海丰、陆丰地区撤退，在经过流沙西南钟潭村附近的莲花山时，再次遭到东路军的截击，激战中，双方死伤惨重。贺、叶部作战骁勇，但毕竟长途跋涉，极端疲乏。两广军以逸待劳，且越聚越多，最后，革命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不得不分散转移，叶挺等退走香港，余部13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起义军另一部在给钱大钧部以重大杀伤后，向潮安转移。这两支部队会合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参加了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战事结束后，黄绍竑决定将部队调回广西，他先令黄旭初师由西江转梧州，吕焕炎师也陆续集中北江，准备调回，黄自己先回到了广西。这时，张发奎、黄琪翔先后从江西前线回到广州。张发奎、黄琪翔都曾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将领，是李济深的老部下。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李济深和他的第四军陈济棠第11师、徐景唐第13师以及李福林第五军留守广州，作战略预备队；第四军的陈铭枢第10师、张发奎第12师和叶挺立团，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参加北伐，第四军从此分成两部。
1927年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在武汉的第四军宣布脱离李济深的指挥，独自扩编为第二方面军。当时陈可钰赴日治病，陈铭枢被张发奎挤走，张发奎任总指挥，下辖黄琪翔第四军、朱晖日第十一军、贺龙第二十军。而留守广州的第四军则扩编为第八路军，由蒋介石任命李济深为总指挥，下辖陈济棠第11师、徐景唐第13师，并增编薛岳的新编第2师、黄慕松的新编第3师(黄镇球任副师长)。这样，第四军分为李济深和张发奎两部，分别服从蒋、汪的指挥。
汪精卫被南京抛弃，在武汉也立足不住，便企图利用张发奎的军队占据广州，另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政府，与南京特委会相对抗。当时张发奎的部队还在江西，他本人已去香港。由于南昌起义的基本部队都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起义后，张驻九江的部队受损严重，在汉口张又受唐生智排挤，张发奎也无颜在长江流域立足，只好将汉方的第二方面军仍改为第四军，借口追击南昌起义后向南转移的贺龙、叶挺部，命令黄琪翔带领部队离开江西，沿赣江南下，返回广东，准备在广东重整旗鼓，为汪派开辟新的活动基地。
这时，广东省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在贺、叶部队南下入粤的威胁下，对张部回粤表示欢迎，拨给张部一笔开拔费，划广东北江地区为张发奎部队驻地，并派代表赴港迎接张发奎回省。当李济深部在潮州、揭阳一带和贺、叶部队激战时，黄琪翔以代理总指挥名义，率部于9月21日抵达广州，张发奎也于27日由港返穗。李济深找黄琪翔商量，要黄出兵协助去打贺、叶起义军。黄提出交换条件，要求李济深通电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并在广州四处散发充满火药味的回粤宣言，扬言要打倒一切“篡窃党权分子”，矛头所向十分明显。李济深与李宗仁等桂系领袖一向交谊深厚，有“半个桂系”之称。现在张发奎在粤却专以桂系为攻击对象，不免使李济深感到十分尴尬。李济深不同意反桂，黄琪翔便按兵不动。而张部回粤后，根本不把李济深这个老长官放在眼里，军事、财政、人事上的冲突不断发生。李济深也知道，张发奎的目的就是鹊巢鸠占，囊括广东地盘，于是以老上司的身份主动提出，愿给张发奎港币5万元，要张出洋远游。同时制造礼送汪派出粤的舆论，散布“汪精卫是党的中心人物，处广东之边陲地，实非所宜，望速归宁，以为全党尽力。”同时将反对汪派态度最烈，与张发奎关系紧张的陈铭枢由日本邀请回国，再统军队。这一来，张发奎与李济深的关系陡然紧张。由于李济深要与贺、叶作战，广州的兵力被抽调一空，广州实际上被黄琪翔所控制。
10月29日，汪精卫由张发奎邀请，从香港回到广州，准备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名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把广东变成他们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的据点。他逼迫李济深改组广东省政府，新任的厅(局)长统统由汪派人物替代，新任县长也完全由陈公博派定。他们还与第五军李福林以及原为李济深基本队伍的薛岳、黄镇球两师秘密勾结。
黄绍竑眼看广东政局困难，不得不把开入广东的桂军主力向广西边境撤退。
蒋介石11月10日从日本返回国内，开始为复职四下活动，利用当时的混乱局面开始策划东山再起。蒋、汪素有宿怨，但为了扫除复职的障碍，蒋介石却不能不与汪言归于好，彼此相约同时复职：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汪则复任国民政府主席。蒋曾派宋子文到广州，在葵园汪的公寓与汪晤面。宋告诉汪，蒋介石等人不忍坐视党的紊乱，故托他携带亲笔信函，劝汪精卫与蒋一起出山，维持大局。他们密谋把李济深和桂系驱逐出广东，使广东成为蒋汪联合反对桂系的一个战略基点。
11月9日，汪精卫召集在粤中委在葵园开会，讨论要求在粤召开第四次中央会议宣言，这时，蒋介石来电，称“欲使党复归完整，非相互谅解，从速举行四中全会，恢复中央党部不可”，要汪会同李济深一起北上，出席四中全会预备会，“会商党事”。汪精卫当然明白蒋介石的意图，立即将蒋电在席间传阅。于是他不再坚持在粤开会，并给蒋复电，表示愿与李济深一起启程北上。李济深虽对离粤不很放心，却想乘此机会把汪精卫等人支出广州，于是也表示赞成。16日，汪李便从广州赴上海开会。
汪精卫偕同李济深赴上海开会的同时，又以汪本人的名义打电报给在广西的第八路军副总指挥黄绍竑，诱骗他立即来广州代理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和广东省军委会主席职务，然后密令张发奎加以捕杀。
黄绍竑到广州时，李济深刚离开广州。当天深夜，张发奎就派兵包围了黄的寓所，幸好黄事先得到冯祝万密信，告知有变，黄绍竑来不及通知驻粤桂军，立即化装逃离广州赴香港，然后绕道返回广西。11月17日凌晨，张发奎、黄琪翔在广州发动政变，张部把桂系在广州附近虎门、江门等处的军队全部包围缴械，广州街头到处张贴出“打倒桂系军阀！”“欢送李济深”，“反对南京特委会”、“拥护汪精卫”等大标语。
18日，张发奎改组广东省政府，自任广州军事委员会主席，顾孟余任广州政治分会主席，陈公博代理广东省长，还通过决议，谴责“桂系军阀”，要求解除李济深一切军事职务，要推翻和惩办广西将领李宗仁等，并正式接管了广东一切军、政、财权。广东李福林第五军和李济深的薛岳、黄镇球两个师在他们拉拢下，同意接受张发奎的指挥。这一事件被称为“广州张、黄事变”。当时还驻扎在肇庆、韶关一带的桂系第七军被迫向广西撤退。张发奎、黄琪翔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四军主力调到东、西两江一带，准备一鼓作气，平定广西，统一两广。黄绍竑也陈兵两广边境，准备迎战。
事变发生后，宁、沪大哗。李济深知道受骗，恨恨不已，发表声明，称事变是汪派与张、黄串通，偷袭广州的谋叛，要求严令讨伐。桂系和汪派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的斗争，双方互相指责。11月21日，白崇禧赴汉口与李宗仁会商应付办法，决定采取以守为攻的策略，李、白两人联名致电张发奎、黄琪翔，说已令驻粤第七军悉数回桂，请即停止内争，静候中央解决。25日，汪精卫在上海向各报记者发表讲话，说黄绍竑奉特委会命令进兵广东，企图消灭第二方面军，黄琪翔才不得不采取军事自卫行动，广州才贴出“打倒黄绍竑”的标语。
黄绍竑针对汪精卫的谈话，写了一篇《粤变始末》，首先申明他出兵广东的原因，是奉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的命令前来协防的。其次自我表白他在广东的所作所为：没有委任或推荐过一个县长或财政税收官吏；军饷最初是广西带来的，后来因广西货币在广东不能通用，每月才由广东补助25万元，只不过占广东每月支出军费600万元的三十分之一。黄绍竑力图证明张黄事变是汪精卫“要在广州设立小朝廷”，这使社会舆论都对黄表示同情。
同时，蒋介石加紧活动，力图尽快摧垮中央特别委员会。为了打击特委会，蒋介石怂恿一批亲信寻找借口与特委会发生龃龉。陈果夫控制的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带头在南京多次闹事，捣毁市党部，并向政府请愿；在11月22日的集会游行中又高呼“打倒西山会议派”、“打倒特别委员会”等口号。南京军警开枪弹压，造成死3人、伤数十人的惨案。蒋介石利用这一事件，拉拢汪精卫，向特委会和西山会议派发起猛烈攻击。一时间，桂系及西山会议派十分狼狈。
11月30日，李宗仁准备赴上海参加预备会，行前在白崇禧寓所向谭延闿、孙科表示：绝对赞同会议召开，但不同意马上停止特委会的职权。
1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在上海召开。原定会议内容是讨论特委会问题，但会议一开始。汪精卫就成了众矢之的，与会者都把注意力转移到广州张黄事变之上。李宗仁以中央监察委员身份与监察委员吴稚晖、李石曾等联名，提出“对汪精卫等主使张、黄叛变的检举案”，要求停止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等粤中委的出席权。
蒋介石暗中袒护汪，主张这一问题留待四中全会解决；汪精卫则建议在预备会议上提出和解办法，李济深坚持首先讨论广州事变问题，因各持一端而谈不下去。4日，开始讨论“特委会及其所产生之各机关存废案”。汪等粤中委指责桂系把握特委会，并为张、黄作辩护，又在会上放出拥蒋复职空气，以挫桂势。初步议决“预备会期间军政重要事项应由国府军委会随时先与预备会议协商”。李宗仁见形势不妙，坚决表示预备会须在广州事变有关的汪派人士退出情况下才参加，否则将另行组织会议。由于李宗仁等人的这一态度，预备会第三次会议终因出席人数不足而流产。
5日，李济深、李宗仁、孙科、谭延闿等l0人在南园开会，密商打击汪派的策略，议决三点：(1)续开预备会议要先决定全体会议召开之地点为南京；(2)停止粤方委员发袒护张发奎、黄琪翔电；(3)广州必须讨伐。
8日，预备会议继续举行，蒋介石“恐趋于决裂”，亲自出面施加压力，抢先在会上发表长篇的《致各委员书》。蒋的《致各委员书》一发，打乱了桂系整个阵脚，李、白在会上相当被动。于是李宗仁也赶紧以讨论“党国纠纷之症结”为题，发表一长篇演讲，讲话集中攻击汪精卫，他对蒋的复职一事不便公开反对，于是指责汪精卫反复无常，称“我最可怪者即平素与蒋总司令为仇敌之人，平素开除蒋总司令党籍，视蒋氏为党中罪魁之人，今竟来沪拉拢他，拼命合作……我们深恐介石先生不上他当不止。我们因爱介石先生之故，不主张汪、蒋合作”，并称：“我们所不放心者，特恐仍是一种策略耳。”此时，西山会议派为南京中央党务学校学生死伤事件，被政府“缉凶”，不得不逃离南京。响应桂系者已寥寥无几，蒋也表示接受李等《关于处分汪等九委员提案》，并同意全会将在宁召开，李宗仁等不便再作坚持，预备会乃在蒋主持下开了下去。
围绕广州张、黄事变问题，会上展开激烈的争论。汪派驻粤委员王法勤、甘乃光、陈树人、王东平、潘云超等人到了上海，猛烈攻击南京特委会。李济深则提出“粤委员附逆者应当退席听审案”。然而，蒋介石却摆出“中立调停”的姿态，经他的调解，吴稚晖撤回了原提案。这时，争论双方都想讨好蒋介石。12月11日，在第4次预备会议上，汪派为保存自己，更急不可耐地企图拥蒋自救，于是赶紧抓住时机，抢先抛出《请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案》，称“此职乃去岁兴师北伐之际，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予蒋同志者，蒋之能胜任此大任，已有不朽之事功为证明。中间虽经宁、汉分裂，情形干格，然自宁、汉合作后，则此等痕迹已经消释，国民革命诸部队同归蒋节制，决无稍待冀图之理”，并谓：“惟有请预备会即日催促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汪精卫还在会后指使当时在广州的陈公博，将广州中央银行所余的50万元现款给蒋“作总司令复职的经费”。由于各派政见一时难以调和，于是出现向蒋一边倒的趋向，提案获得通过，并决定明年年初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特委会及军事常委会“定于全体会议开会之日取消”。
李宗仁不愿认输，使出了最后一招，声称四中全会必须到首都召开，在上海租界上所开的预备会议，不具任何法律上的价值。他以为桂系在南京驻有重兵，卫戍司令贺耀祖虽说亲蒋，可他正负责津浦线防守在宁坐镇的是亲桂的副司令周凤岐，蒋介石等人未必敢贸然入京。蒋介石其实对此早有安排。他派朱绍良与贺耀祖取得联系，让贺把部队开回南京，把驻南京的桂军全部赶往汉口，而后发出通电，保证参加国民党二届中委来京安全，李宗仁阻挠蒋介石复职的最后一招也落了空。到此，吵吵嚷嚷的预备会议宣告结束。
蒋介石的复职和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决议的通过，无异宣告桂系控制的特别委员会即将寿终正寝。互相勾结起来的蒋汪两派压倒了桂系，自然使桂系感到沮丧。当天，李济深向报界发表谈话，指斥汪精卫口是心非，反复无常。李宗仁心中有苦难言，但畏于时论，也于当日向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支持蒋介石复任总司令，并声称自己是一贯拥蒋的。阎锡山、冯玉祥促蒋复职的电报，也到了上海。汪精卫自以为联蒋反桂，已经达到与蒋介石瓜分国民党统治权力的目的，可是他的算盘打错了。蒋介石利用桂系与汪派以及其他各派的矛盾，重新夺回党政军大权后，就翻脸不认人，根本不买汪精卫的账了。
就在预备会议结束的同时，广州却传来共产党起义暴动的惊人消息。蒋、汪制造张、黄事变，是想挤走桂系，盘踞广州，殊不知国民党在南方统治的分裂，却给革命提供了机会。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又在同年年底，乘张发奎、黄琪翔同桂系争夺两广、大军西移、广州空虚之机，作出了在广州发动工农武装起义的决定。随即成立行动委员会(即总指挥部)，由张太雷、叶挺、苏兆征等****党人领导。
1927年12月11日晨3时，第四军教导团全体官兵誓师起义，市内工人赤卫队和第四军警卫团，也同时在共产党员率领下举行起义，仅经两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便占领广州市大部分地区。当日，成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
张发奎、黄琪翔张皇失措，逃往广州河南区李福林所部防地。惊魂未定，蒋介石要他们“立功自赎”的电文又到，更使他们惶恐不安。蒋电要求张发奎、黄琪翔会同陈铭枢、黄绍竑等，共同配合，围攻广州起义武装。张、黄急忙从西江前线调回攻打桂系的兵力，集中5万余军队，在帝国主义战舰炮火的掩护下，围攻广州起义军。经3天3夜激战，起义武装撤离广州，张、黄军重踞广州城。
广州起义又是由黄琪翔原第四军中首先发动，张发奎军队虽然重新夺回了广州城，但因没有事前防范共产党人发动广州起义而遭到弹劾。（按：由于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是在张发奎的部队中发动的，也是由于张发奎一直对于共产党的优容才有此结果。因此终其一生，张发奎对共产党都没有原谅，认为他们不够朋友。）
12月16日，国民党政府决议查办汪精卫等人，上海卫戍司令部把他们全部监视起来。白崇禧还亲往法租界联系，部署捕杀汪精卫。汪见来者不善，躲了起来。蒋介石看到驱汪的时机已到，便装做关怀的样子，“劝告”汪精卫离沪去香港，与被明令解职的张发奎、黄琪翔一同赴法，出国远游。
广州起义也给李济深和桂系得到反击的机会。乘广东政局****之机，李济深、李宗仁立即组织起东西两路攻粤大军，讨伐张发奎。东路军总指挥为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旗下有所部两个师(师长蔡廷锴、黄吉胜)，加上陈济棠的第11师和钱大钧的残部约一个师。在上海的桂军蒋如荃团，乘海轮调往汕头登陆，也归陈铭枢指挥。西路军总指挥为黄绍竑，统率桂军第十五军3个师(师长黄旭初、伍廷飏、吕焕炎)和两个立团。
张、黄方面的基本队伍是第四军军长缪培南的3个师，薛岳1个师，黄镇球1个师。此外，还有李福林第五军两个师、中山舰和几艘内河兵舰。从数量上看，张黄方面似乎占优势，但实际上是处于劣势。因为张发奎、黄琪翔离国赴法后，军心浮动，李福林部和海军都看风使舵，不可能坚决站在张、黄一边。缪培南为了保存实力，决定将第四军撤出广州，把防务交给李福林第五军。但李福林在桂军到达广州前，也通电下野赴港。
12月26日，缪培南部撤离广州，计划先出击东江，打败陈铭枢和陈济棠的部队；再回师广州消灭黄绍竑的桂军。1928年1月上旬，缪培南的第四军和薛岳、黄镇球等师到达五华县以西、龙川县以东地区的歧岭圩，把西进的陈铭枢、陈济棠部队打得大败，旋即派部分兵力向五华、兴宁追击，主力则前去迎击由紫金北进的黄旭初、徐景唐等师。在紫金东北百余里的潭落圩，两广军队发生遭遇战。双方都有4个多师人马，兵力大致相等。在北伐初，因作战勇敢顽强，无坚不摧，广东第四军被称为“铁军”，广西第七军被称为“钢军”。这一次，铁、钢两军混战3个昼夜，直打得烟尘蔽野，山河失色，双方伤亡都很惨重。
粤军中素以勇敢著称的师长许志锐被打死，黄镇球受了伤。桂军师长梁朝玑、团长余芝方也负了伤。缪培南无力再战，被迫经老龙圩向和平方向退却，进入赣南，后来被蒋介石收编。据统计，双方各伤亡近两万人，真是两败俱伤。
战后，李济深重新当上了广州政治分会主席、第八路军总指挥。为了缓和粤桂之间的矛盾，李济深把广东省主席的职务让给了陈铭枢，并任陈济棠为第四军军长，徐景唐为第五军军长。这一次，尽管桂系想阻止蒋介石复职没有成功，但黄绍竑再度插足广东政局，与武汉李宗仁等互相呼应，桂系在华南的局面旧维持下去。
1927年12月11日，预备会闭幕时，汪精卫为了能跳出陷阱，拥蒋自救，会同其他粤籍委员，提出《请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案》，获正式通过。会议还决定特委会“定于全体会议开会之日取消”，原特委会军事常委会也同时取消。然而，汪精卫尽管对蒋介石投怀送抱，也没能得到蒋介石的支持，蒋介石接受了李宗仁等《关于处分汪等九委员提案》，加上广州起义，汪精卫在南京再也混不下去了；胡汉民等因对蒋不满，不愿与蒋再合作下去；西山会议的元老许崇智、张继、谢持、居正等也在对蒋发表了愤愤不平的宣言后，相继出国。蒋的政权，不管是所谓原“亲共者”还是“反共者”，统统退出了政坛，桂系攻汪捧胡伐张（发奎），最终弄巧成拙。
1928年1月9日，从上海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发出通电，宣布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2月2日至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举行。全会议决改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会后蒋介石又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举为主席。谭延闿本是一个八面玲珑的政客，因此，党权、政权、军权都集中到蒋介石的手中。
最后的胜利者当然是蒋介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