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侦查“廖仲恺遇刺案”，蒋介石崛起；胡汉民出国考察，许崇智被迫离粤……
却说，“廖仲恺遇刺案”发生后，令全国震惊。
特别是广州，因廖仲恺全力支持“省港大罢工”，尚在坚持罢工的工人们闻此噩耗后皆义愤填膺了，纷纷要求政府侦缉查办严惩凶犯。
而共产党人也因失去了一位肝胆相照的朋友而痛惜，竭力敦促汪精卫采取措施彻查严惩以慰英灵。
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就发生了如此大案，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惊愕之余，也感到了情势严峻；若是视若无睹放任不顾，非但难以向党内同仁及国民交待，更会姑息养奸遗患无穷甚至于危及政权。
故而，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立即召开联席会议。
会上，汪精卫认为应立即组织力量对“廖仲恺遇刺案”实施侦查，并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并授予处置政治、军事一切事务之全权，以监督与指导侦查工作并应对时局。
对于汪精卫的这一意见，众人见案情重大不可等闲视之，也就都表示了同意。
而苏联顾问鲍罗廷更是敏锐地感觉到，行刺廖仲恺绝非是一般的凶杀案。因为，廖仲恺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坚定捍卫者，是国民党左派的主导者；所以，怀疑是国民党右派所为，是一次严峻的政治挑衅，应当针锋相对的斗争﹑绝不可姑息。
为此，鲍罗廷在竭力支持汪精卫的同时，却进而提议“特别委员会”应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仨人组成；从而，将被其视为右倾的胡汉民、林森等人排除在外了；而将廖仲恺的好友，且曾出访过苏联、近期表现又甚是左倾而给鲍罗廷留下好感的蒋介石列入。
就这样，在鲍罗廷的提名下，三人“特别委员会”成立了；且无意中替代了五人的“常务委员会”，成了国民政府的权力中心。
如此，原来连“常务委员”也不是的蒋介石，一跃而成为了其中一员，这连他自己也未曾想到的。
“特别委员会”成立后，即又设置了一个“检察委员会”，专事负责对“廖仲恺遇刺案”的检察侦查。
“检察委员会”由朱培德、李福林、周恩来、吴铁城、陈公博及时任国民政府秘书长陈树人、“建国湘军”参谋长岳森、国民政府中监委员甘乃光、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陈孚木等九人组成，朱培德为主席委员。
“检察委员会”成立后，立即投入侦查；查办“廖仲恺遇刺案”即成了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被摆到了首要的位置。
遗憾的是，现场只擒获了被廖仲恺的警卫员击伤的一名刺客，其他刺客都已潜逃。
不过，从被擒刺客身上缴获了一把作为凶器的大号曲尺手枪，还搜到的一份由粤军南路司令部颁发的《枪照》和一张上面有数人签名的《分银单》；从而，查清了这个刺客名叫陈顺，曾是粤军南路司令部的军事委员，时任花捐局稽查。同时，又查清了给他签发《枪照》的粤军南路司令部的两名参谋，名叫梅光培、郭敏卿。
于是，广州卫戍司令吴铁城下令将梅光培、郭敏卿俩人拘押。
与此同时，检察委员陈树人和参与侦查的广州地方检察厅厅长区玉书也已从被擒的刺客嘴中讯得了一些有用的线索。
据陈顺供述，参与刺杀的就是《分银单》上签名的吴培、梁博、冯灿、黄鸡等人；雇佣他们的人叫黄福芝，是军界中人；黄福芝背后是一个绰号“大声佬”的，但陈顺不知道“大声佬”是何人。
陈顺断断续续地供出这些后，终因伤势过重，不久就死了。
于是，对陈顺供述的案犯又进行了抓捕；但同样遗憾的是，只抓住了梁博一人，其余诸犯都已逃脱。
不过，有了陈顺所供的线索，侦查终于有了新的进展。
因为，很快的就查清，绰号“大声佬”者是原香山县长朱卓文；他因在任上办事不力，被时任广东省长廖仲恺免职；于是，朱卓文即被确认为了此案的主谋。
但估计，朱卓文绝不会单枪匹马，必定另有同谋，尚须顺藤摸瓜深入侦查。
而此时，李福林担心此案或与建国粤军中杨锦龙等人也有关；因为，杨锦龙曾在大塘会议时主张加害廖仲恺。若是杨锦龙与此案真的有关，则会牵出大塘会议，自己也就脱不了干系。
因此，李福林不免忧心了。他犹豫了许久，最后觉得还是在大塘会议尚未东窗事发前，自己先主动告发了以脱干系。
于是，李福林带了个所谓的证人主动举报了，言：“亲眼目睹朱卓文、林直勉、魏邦平、梁鸿楷、张国桢、杨锦龙等人曾在文华堂聚会，商议要重组政府；而且，朱卓文与林直勉还扬言‘非要刺杀廖仲恺不可’。”
此举报中，李福林自己被置于了事外毫不相涉；而且，聚会地点也从他的家乡大塘，移花接木地被说成了在“文华堂”内；如此，李福林觉得就可脱干系了。
“文华堂”是位于广州文华街上的一个俱乐部，由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发起成立的。
胡毅生曾是北伐大本营参军长，后因反对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而离政经商了。可是，胡毅生人虽离开了政坛，心却仍系政局；故而，办了个“文华堂”，遂成了国民党右派聚会之所。
其实，蒋介石早就对“文华堂”有所留意，曾派遣他的门生欲打探内情；但因“文华堂”控制较严，不许一般人进入，故而一无所获。
而今，李福林使人告发，正是蒋介石所需，却也使李福林排除了嫌疑。
而因此前，蒋介石曾也数次遇险；特别是东坡楼的那次，还死了他的两名警卫；当时自己若是也在车上，岂不被要去了命？所以，使他很是后怕，一直耿耿于怀。
当时，因被梁鸿楷一手捂住了，蒋介石只得忍气作罢。
廖仲恺遇害后，蒋介石料想或是同一伙人所为，也就想趁机将曾经暗算过他的梁鸿楷与杨锦龙等人一并清算了；然而，苦于没能找到可指控他们的证据。现在，有人出来指证，并直言点了梁鸿楷、张国桢、杨锦龙等人的名，这下可让蒋介石有了把柄。
于是，蒋介石打算藉此对梁鸿楷、杨锦龙等人清算了，且绝不再手软。
至于，时任南路八属剿抚总指挥张国桢；还在粤军援闽时，蒋介石曾与他同在陈炯明手下任参谋。当时，张国桢甚是傲慢瞧不起他，并常奚落刁难蒋介石。为此，俩人结怨甚深；最后，致使蒋介石愤而去职；也因此，蒋介石将张国桢一直记恨于心。
蒋介石回到孙中山手下时，张国桢已出任南路八属剿抚总指挥了，常欲伺机泄愤的蒋介石也就奈何他不得。
而今，张国桢却自己撞到了枪口上，正好给了蒋介石泄愤解恨的机会，蒋介石自然也不会对他客气，打算一并将他收拾了。
而曾任孙中山秘书的林直勉、原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均与朱卓文一样是失意者；俩人皆因联名《上书》孙中山，反对国共合作及改组国民党，遭到孙中山的严厉斥责而失意。
因此，林直勉与朱卓文、胡毅生等人意气相投常于“文华堂”中聚会，进而图谋行凶了。
至此，鲍罗廷曾经怀疑是右派所为，也就得到了证实。
且看来，行刺廖仲恺已非朱卓文仅为个人泄愤所致，而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暗杀。为此，鲍罗廷要汪精卫必须针锋相对的斗争，毫不手软的严惩。
于是，“特别委员会”下令对朱卓文、胡毅生、林直勉、魏邦平等人实施缉捕。但结果，只拘捕到林直勉一人，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等仨人早已脱逃。
倒是蒋介石下手迅捷，以剪除谋叛军队之名，派遣其门生、时任黄埔军校党军第一旅第二团团长沈应时，出其不意地将张国桢与杨锦龙俩人拘捕了。
但因为，梁鸿楷的军阶较高，没有许崇智点头蒋介石动他不得。而梁鸿楷毕竟是许崇智的部将，许崇智当然不同意拘捕。
后来，经不住鲍罗廷软硬兼施的工作；许崇智为表明自己的清白，这才同意将梁鸿楷交付审查；而且，还亲自以开会为由，于八月二十五日诱捕了梁鸿楷。
就这样，“建国粤军”中梁鸿楷等将领也都成了阶下囚。
而朱卓文等人逃遁后，众人即将矛头指向了胡汉民；特别是，文华堂的主人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汉民似是脱不了干系；甚至于有人直言指称：“杀廖君者，必是胡汉民。”这令胡汉民真是有口难辩了。
因为，廖仲恺生前竭力支持“省港大罢工”，深受工农大众拥戴；他不幸遇害后，尚在坚持罢工的工友甚是悲愤。因为，大家认定了幕后指使者必定是与国民党右派穿夹脚裤的胡汉民等人；于是，愤怒的民众包围了胡汉民的府第，欲让胡汉民为廖仲恺偿命。
胡汉民十分害怕，赶紧向蒋介石求助。
于是，蒋介石将胡汉民转移到了黄埔军校中，这才安妥无虞了。但是，胡汉民哪里知道，自己实是被软禁起来不得自由了。
蒋介石不但拘捕了梁鸿楷等人，还趁机将胡汉民软禁了，心中甚是得意。
于是，与汪精卫商议，决定将因“廖仲恺遇刺案”而被搁置的军队改编之事抓紧落实了。
因为，眼下一些军中将领涉案，正可趁机调整各军人事；特别是“建国粤军”，原是许崇智一手遮天水泼不进；现在，该搅和他一下了。
对此，汪精卫当然赞成，他巴不得将所有军队都控制于国民政府之下；而许崇智的“建国粤军”因功居傲难以驾驭，确实需要对其动一番大手术，方能将其驯服。
而此次军队改编是效仿苏军模式进行的，鲍罗廷当然也心中高兴而竭力支持。
于是，在鲍罗廷的支持与参谋下；汪精卫与蒋介石联手，大刀阔斧无所顾忌地对各军实施改编了。
特别是，“建国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时，其人事作了大幅度调整；那些涉案的将领未在此次任命之例，也是理所当然；许崇智无话可说只好忍了，任由汪精卫与蒋介石俩人摆布。
改编后的“国民革命军”，蒋介石出任****第一军军长，副军长何应钦；下辖三个师，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兼，第二师师长王懋功，第三师师长谭曙鲫。谭延闿任****第二军军长，副军长鲁涤平；下辖三个师，第四师师长张辉瓒，第五师师长谭道源，第六师师长戴岳。朱培德任****第三军军长，也下辖三个师，第七师师长王均，第八师师长朱世贵，第九师师长朱培德兼。李济琛任****第四军军长，副军长陈可钰；下辖四个师，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第十二师师长梁鸿林，第十三师师长郑润琦。李福林任****第五军军长，下辖二个师，第十五师师长李群，第十六师师长练炳章。
如此编定后，李福林终于保住了军长的位子，算是侥幸过关了。至此，国民党对于政府与军队的改组均已完毕，这在国民党的历程上应算是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
这次军队改编后，蒋介石果然如愿以偿地将许济手下的干将谭曙卿、陆瑞荣等人挖到了自己手中。谭曙卿升任****第一军第三师师长，陆瑞荣升任****第一军第三师副师长；得了实惠，也就都心甘情愿地为蒋介石效劳了。
只是如此一来，原“建国粤军”第四师虽正名为了****，但却实力大减；许济为此愤而去往香港，这又正中蒋介石的下怀。
而由与许崇智有隙的原“建国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琛出任****第四军军长，这分明是在给许崇智难堪；但是，许崇智却默默地忍受了而不吭一声。
谁也想不到，战场上那么骁勇的许总司令，而今竟然会显得无棱无角的如此窝囊；甚至于连蒋介石心中也犯了嘀咕，怀疑许崇智是否在行韬晦之计？
因为，蒋介石心中明白，许崇智的部将或逮、或撤、或换，他岂能不触心？换了蒋介石自己，必是要记恨于心。
所以，此时的蒋介石，倒是看不透许崇智到底在想什么了？但是，凭着他的经验，越是嘴无怨言面不露色，则越是可怕。
看来，许崇智是因他的部将现在涉案其中，一时难以解脱，才不得不故作蛰伏；一旦案情了结，让他们全身而退后，或许会有反扑。届时，若仍让许崇智身处高位手握重权，后果则不堪设想，甚至于会有杀身之祸。即使许崇智不那么为，他的部下也不会善罢甘休。
想到此，蒋介石不免又忧心忡忡了。
心想，看来，仅通过军队改编撤换一些人事，还不足以钳制军队。既然事情已到了这步田地，那就一不做二不休了，干脆把许崇智也赶下台；有道是擒贼先擒王，建国粤军没了许崇智这个龙头，其部将最是怎么桀骜不驯，也是群龙无首成不了大事；那样，方能从根本上杜绝后患。即使不能将许崇智赶下台，只少也得将他的兵权褫夺或削弱许多，使他没有反扑的资本与能力。
但是，许崇智毕竟是汪精卫任命的国民政府军事部长，欲对他下手，还得征得汪精卫同意；须有一把尚方宝剑，才能名正言顺师出有名方可达目的。
于是，蒋介石向汪精卫游说，欲假手汪精卫罢黜许崇智；然而，汪精卫闻后却缄默无语。
原来，汪精卫另有自己的一番心事；对于他来说，会对自己构成威吓且眼下使他最感棘手的是胡汉民。因为，胡汉民曾是汪精卫的竞争对手；现在，凭着他多年积聚的势力，仍对汪精卫有潜在的威胁。
为此，汪精卫本想趁“廖仲恺遇害案”之机，将胡汉民整下去。
但谁知，胡汉民被软禁后，一口咬定：“自己与‘廖案’不相干，事前毫不知情。”
而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等人则通过媒体喊话，竭力为胡汉民叫屈；并言：“此乃欲以莫须有三字，置展堂于死地。”或又言：“展堂乃平和之人，岂会行此失德之为？何以将展堂与宵小之辈相提并论？”指责之声不断，皆言汪精卫想借刀杀人。
而侦查结果确也没能找到可指控胡汉民与廖案有关的确凿证据，这令汪精卫不知该如何发落胡汉民了。
若是继续软禁下去，如何应对众多指责？而若是放了胡汉民，让他过了这一关，仍让他留在权力中心，又不免使汪精卫担心且也不甘。
因此，真是“关也不是，放也不是”，令汪精卫左右为难了。
而许崇智无非是他任命的军事部长而已，并没有对他汪精卫的权位构成直接威胁；所以，不太放在心上；对于蒋介石所言，也就显得淡漠不屑顾。
因而，汪精卫说：“汝为无过，怎能随意罢黜？且汝为与展堂有别，对党国无大碍，何必太过计较？”
蒋介石看出了汪精卫的心事，遂又进言：“汪主席何出此言？展堂虽势众，但已是瓮中之鳖，不足为虑；可关，可放，可逐，皆在主席一言而已。而汝为却更令人忧，其军权在握，若生异志如何得了？况且其部将或逮或撤，能不痛心？孙大总统何等权威，尚且遭粤军兵变受炮轰之骇；前车之鉴，岂能就忘？若不先发制人，恐会悔之晚矣。”
蒋介石如此晓以利害后，才使汪精卫感到震慑，觉得言之有理不可不防了。
于是，汪精卫又沉思片刻，然后道：“那就，让他俩都走人。”
就这样，俩人为了各自不可告人的目的，达成了一笔交易。
汪精卫如此说后，蒋介石如得了“尚方宝剑”心中踏实了。
此时，汪精卫已将许崇智曾助其胜选之事抛到脑后了；蒋介石也全不顾许崇智曾提携过自己，且两人有八拜之谊，只为谋取私利而不择手段了。
于是，蒋介石去对胡汉民进行劝说，且故意说是鲍罗廷之意：“鲍先生希望胡先生到俄国去考察，未知胡先生愿往否？”
胡汉民明白言外之意，觉到这无非是给大家一个台阶下，容不得他不同意。同时，为了摆脱羁绊重获自由，胡汉民也就毫不含混地答应了。
于是，九月十五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说：“汉民同志与胡毅生虽为兄弟，然此次廖仲恺同志遇刺案，汉民同志事前毫不知情，岂能代人受过？”
此话一出，胡汉民即从“廖仲恺遇刺案”中解脱出来被取消了软禁；然而不久，汪精卫就要胡汉民出访苏联，并以国民党代表的身份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但谁都看得出，汪精卫只是藉此将胡汉民驱逐出洋罢了；胡汉民心中当然不乐，却甚是无奈只得遵行。
九月二十二日，胡汉民带着他的独生女儿胡木兰，在国民政府秘书长李文范、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朱和中及卫士杜松等人倍同下，一行五人乘坐苏联蒙古号轮船自广州黄埔出发北上，途经海参崴后一路西行前往莫斯科出访苏联了。
处置了胡汉民后，蒋介石就打算对付许崇智了。因为，此时的蒋介石已有了尚方宝剑无所顾忌了。
于是，九月十九日，蒋介石先命已任****第一军第三师师长谭曙卿率部攻打驻于东莞、已改编为****第四军第十三师了的、原“建国粤军”第三师师长郑润琦所部，以营造一场兵乱。于是，谭曙卿与其部将第八旅旅长陆瑞荣、第九旅旅长卫立煌率部星夜奔袭。
果然，郑润琦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没作多大抵抗就惶恐地连夜逃往九龙，然后避往上海去了。
而驻于石龙、郑润琦的部将第三旅旅长莫雄与谭曙卿是拜兄弟，谭曙卿也就没有对他立即发动攻击，而是告知他“许崇智被困，郑润琦已败逃”。
莫雄闻后，不禁悲泣痛哭；也就没作抵抗，而命部下缴了械；然后，也只身去往九龙了。
郑润琦败逃后，蒋介石即调原****第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徐景唐接任；于是，该部也听命于蒋介石了。
谭曙卿攻打郑润琦的同时，蒋介石即借口兵乱、以“特别委员会”名义突然宣布广州全城戒严，并立即派遣何应钦率****第一军第一师将广州城内各要害部门及交通要道全都控制起来，而时任****第一军第三师副师长沈应时的一个营则将许崇智的府第围困了。
正在府中的许崇智被这突变惊呆了，不知何故心中茫然。
正在许崇智诧异之时，忽又收到蒋介石差人送来的一封长信，其中有言：“吾敬兄久矣，然廖案突发，祸党国者竟为吾兄部将，实令人诧愕。兄何知人不明，用人不当，竟酿成如此惨剧？令人扼腕。而今人皆言兄，空谈革命，口是心非，掌权窃位，必为祸患。兄驰骋疆场，建功立勋，弟感佩有加；不意今日信用顿失，名誉扫地，喟叹不已。故弟为兄计，不若引咎自责，幡然悔悟，以杜蜚语，留取名节。”
阅信后，许崇智已知端详；蒋介石这番咄咄逼人的话，令许崇智甚是心寒。
许崇智想不到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拜兄弟，在自己危难之时竟会落井下石地来这么一手，只怪自己当初瞎了眼。
许崇智推窗四顾，但见府外全是蒋介石的兵马；自己已如笼里鸟瓮中鳖了，如何脱得了身？
但是，许崇智不甘心，遂打电话给汪精卫，询问：“何故遭禁？”
汪精卫却答道：“廖案以来，穗城风声鹤唳；今日又忽闻兵乱，故而中正作此断然之举。此皆为党国之安危，断无加害之意，汝为不必忧虑。然而，汝为的部将多有涉案，致使威望有损，恐难再节制军队；故而，依汪某看，汝为不若赴沪暂避，待政局平稳后再回粤无妨。”
汪精卫与蒋介石同一个腔调，其意思也已十分明了，同样是要他走人。
许崇智这才明白了，原来是俩人串通一气对付他；看来，他俩是早有预谋？至此，许崇智方知自己是身居樊笼难以脱险几近绝境了。
许崇智见其部将或被逮、或被撤、或遭歼，旧部被搞得面目全非了，已令他甚是痛心疾首；而今，汪精卫与蒋介石把矛头指向了他，且如此相逼冷酷无情，更令他心灰意冷了。不过，许崇智本来就只知临阵御敌疆场拼杀，并无心计与权欲；现在处于如此境地了，也就心想：“也罢，既然俩人都要我走，自己走就是了。”
于是，第二天，许崇智辞去了“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等本兼各职；然后，离粤去往上海，时在香港的许济随同赴沪。
许崇智此去后，从此结束了政治与军事生涯；后于一九三九年迁居香港，直至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在香港病逝。此是后话，顺提不赘述。
逐走了胡汉民与许崇智后，汪精卫与蒋介石都如愿以偿了。
虽然，许崇智走后，由谭延闿接任了国民政府军事部长之职；但因，谭延闿能操控的兵力有限实力较弱；所以，国民政府的军权实际上已落在了蒋介石手中。
而由于政要们忙于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了，致使“廖仲恺遇刺案”的侦查工作却进展缓慢；延至翌年二月，眼看得难有新的进展了，遂成立了一个“特别法庭”准备结案。
“特别法庭”由已有的“检察委员会”与“审判委员会”构成。
“审判委员会”是新设立的，由曾任大总统大本营总检察厅检察长卢兴原、时任国民政府军法委员会主席李章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长杨匏安、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谭桂萼、国民政府监察委员林伯渠、****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第一军第三师副师长沈应时等七人组成；卢兴原为主席委员，其他六人为审判委员。
“特别法庭”成立后，即开庭审讯；结果，只是将郭敏卿、梅光培、梁博等几名喽罗判处死刑，算是给廖仲恺偿命了。
林直勉因查无实据可指控他参与了廖案，且因其曾是孙中山的秘书、国民党右派的中坚分子，若是对他严判，恐会引起国民党右派的反扑。
而此时的国民党内，右派毕竟仍有着相当的势力；虽然驱逐了胡汉民，对右派势力可谓是一大打击，但却并未根除；中执委与中监委中就有林森、戴季陶、谢持、张继、邹鲁、居正等多人，不得不有所顾忌。
且汪精卫与蒋介石眼下虽表现得很是左倾，乃是为博取鲍罗廷等苏联顾问的好感，以获得苏联的援助及对其政权的支持；说到底是某种政治需要而已，而并不真的要与右派划清界限。再说，或许有朝一日还会要用着这些人呢；所以，不可将事做得太绝，也就对林直勉网开一面了。
只是，林直勉虽未被刑判，但却仍被囚禁于虎门炮台；直至二年后，才得以获释。
而梁鸿楷、张国桢、杨锦龙因是军人，则另由军事法庭审判。
因为，仨人也没有直接证据可指控参与廖案；时任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等人则提出了可让仨人出具一笔报效费后获释。
此时的蒋介石，似也有点为难了；若是放了，岂不如同放虎归山遗患无穷；而若硬是治罪了，却又恐难以服众。最后，蒋介石来了个折中；因为，梁鸿楷是被许崇智诱捕的，该是不会记恨于他；于是，就让梁鸿楷的家人缴了一笔三十三万元的报效费，这才将梁鸿楷释放；如此，也算是给了邓泽如等人面子。
梁鸿楷获释后去往香港隐居，从此离开了军界。
但对于杨锦龙与张国桢俩人，蒋介石却不再心慈了，决意剪除以绝后患；结果，俩人都被枪决。
杨锦龙因曾扬言加害廖仲恺，虽是罪不该死有点冤，但毕竟是还有些由头。而张国桢却是与廖案毫无关系，死得更是不明不白。
但是，蒋介石为泄愤却管不了那多；因为，只有如此方能解他的心头之恨。
至于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及苏汉雄、吴培、冯灿、黄鸡等人，因在逃待缉而未能判决；其实，这些人对于汪精卫与蒋介石本无大碍，也就不想太过追究；后来，时间久了且世事多变，也就不了了之。
只是，有人觉得朱卓文之所以能漏网，显然是有人故意放走，而身为广州卫戍司令的吴铁城则受到了怀疑与指控；然而，蒋介石对吴铁城却网开一面了，只是撤掉了他的广州卫戍司令之职，但仍留任于“国民党广州市党部”。
而汪精卫则让其心腹、时任****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兼任其职，从而将广州卫戍司令部抓在了自己手中。
就这样，“廖仲恺遇刺案”被草草地收场了；而由此案却导致了胡汉民的放逐出洋和许崇智的被迫离粤，却是世人所始料不及的。
结果，看似汪精卫逐走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去了心病而获大利。但实际上，从中收益最大的要算是蒋介石。
因为，经此案后，蒋介石取代许崇智，掌握了军中实权；而且，许崇智离去后，“特别委员会”只有汪精卫与蒋介石俩人了；一年前还没被人看好的蒋介石，竟然一跃而成了国民政府中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顿时炙手可热了，这是谁都不曾想到的。连蒋介石自己也想不到，廖仲恺的死竟然会给自己创造这么一个机会带来如此大的收获，真是谢天谢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