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北伐军”连战连捷，“汨罗江战役”、“汀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武昌战役”……
却说，“北伐军”轻取长沙后，吴佩孚基本上已失去了对湖南的控制。
时任贵州省长兼“黔军”第三师师长周西成见“国民政府”举兵北伐了，料知吴佩孚必不能久；即见风使舵地投向了“国民政府”，遂保住了贵州省长之职。
而此时，被吴佩孚《任命》为“讨贼联军川、黔军”总司令了的“川、黔”边防督办袁祖铭却被四川的杨森、刘湘驱逐退至了黔北。
周西成虽与袁祖铭是姻亲，但却怕其返黔；于是，周西成派人游说袁祖铭，言：“黔省税收微薄，难以养兵；而今北伐兴起，吴氏日衰，公何不随同北伐？趁湘局混沌之时，称雄湘西；此既顺应潮流，又可得实利，何乐不为？”
袁祖铭正欲寻找出路，闻此言后觉得在理；于是，与时任“黔、湘”边防督办彭汉章商议，决定效仿周西成也改换门庭投靠广东的“国民政府”了。
而驻于四川綦江的“黔军”第二师师长王天培，在时任国民党中执委员、中＊共＊党员吴玉章策动下，也欲归顺“国民政府”。
对于袁祖铭等人的愿意归顺，“国民政府”当然接纳。
且因周西成、彭汉章、王天培曾是他的部下，故此时的袁祖铭仍可谓是贵州的共主；为此，“国民政府”特意组建了“黔、川联军”，《任命》袁祖铭为“黔、川联军”总司令。
同时，将彭汉章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王天培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周西成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另有一个直辖师由何厚光任师长，三个直辖旅分别由杨维和、杨维襄、张廷光等人担任。
如此，袁祖铭等人摇身一变即都成了“国民革命军”中一员了；只是，袁祖铭暗中却仍与吴佩孚保持着联系，藕断丝连的关系仍很暧昧。
与此同时，驻于贵州铜仁的贺龙见广东“国民政府”举兵“北伐”了，早就有意投身革命的他也按捺不住了；于是，立即派人与“国民政府”联系，表明了自己迫切希望参与“北伐”的心意。
贺龙自从与熊克武分手后一直独来独往，曾被赵恒惕《任命》为澧州镇守使留驻在了湘西，倒是相安了一期；但不久，因赵恒惕总是视其为隐患，结果还是被逐出湖南，移驻到了位于“湘、黔”边境的铜仁。
当时，铜仁百姓在自称贵州东路清乡司令罗哲卿的统治下苦不堪言，贫苦出身的贺龙对于百姓的困苦甚是同情；因此，贺龙率部击溃罗哲卿入驻铜仁后，只打土豪劣绅而对百姓秋毫无犯，并取消了苛捐杂税以减轻百姓负担；故而，深受铜仁百姓爱戴，有“贺青天”之誉；所以，贺龙在铜仁倒也可算是乐得其所。
但是，当闻知湖南变局，“北伐军”入湘后，贺龙即也欲投身“北伐”了。
对于贺龙的欲投靠，“国民政府”同样也表欢迎接纳了；然因，其手下只有数千兵马未能独立成军，且其驻地是贵州铜仁；故而，“国民政府”就将其所部归于了“黔、川联军”，编入彭汉章的第九军。
因此，贺龙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
不过，贺龙在启程“北伐”前，却收编了被其击溃的罗哲卿的散兵败将，人数竟有四千多；如此，兵力即骤增至了近万，足可独立成军了。
然因，编制已定不宜再改；而贺龙只求能参与“北伐”，也就并不计较名位高下，仍领师长衔。
只是，其收编后欲扩增的各部，却因此而只能称团了；于是，贺龙将收编的四千人增编成了六个团，《任命》罗豹军为第一团团长、欧伯川为第二团团长、秦光远为第三团团长、胡泽芝为第四团团长、潘文松为第五团团长、穆玉如为第六团团长。
增兵扩编后，贺龙就率部拔寨起程入湘“北伐”了。
铜仁百姓闻知贺龙要率部远征，皆依依不舍；而因感其驻于铜仁时清政为民，遂纷纷送子弟相随。
且说，“北伐军”进驻长沙后，作为“北伐军”预备队的第一军与第六军也随着进入了湖南。
程潜的第六军复入湖南，使唐生智心中甚是不爽。
因为，“国民政府”曾对他许下过“即使国民政府举兵北伐须途经湖南，也只派李济琛的第四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谭延闿的第二军与程潜的第六恽绝不入湘”，此话言犹在耳。
而如今，程潜的第六军却入湘了，这岂不是食言？唐生智当然要感到不爽了。
不过，唐生智转而一想，当时作此承诺的是汪精卫；而今，汪精卫离粤出走了，也就怪不得蒋介石；因此，唐生智甚感无奈，只好默认接受了这既成事实。
八月十二日，蒋介石也抵达长沙；第二天，蒋介石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北伐”的下一步行动。
会上，对于下一步是“先打湖北还是先打江西？”产生了分歧。因此时，“南口大战”已近尾声，“国民军”败局已定，吴佩孚有精力调兵南顾了。
所以，朱培德、鲁涤平等人认为：“吴佩孚虽然丢了湖南，但元气未伤；南口战事将结，吴佩孚必会调兵南下，在湖北严密布防；故而，攻打湖北胜负难测。而孙传芳在江西尚无重兵疏于防范，易于攻取；所以，应先攻打江西。”
然而，唐生智和李宗仁却持异议。
俩人皆认为：“若是攻打江西，则会逼迫尚在观望中的孙传芳也投入重兵与我抗衡；而吴佩孚丢失湖南后定不会甘心，一旦我与孙传芳开战，吴佩孚必不会坐视而趁机反扑；如此，我军势必要两面作战腹背受敌，此恐于我大不利故不可取。而若攻打湖北，孙传芳必定仍会坐视观望；吴佩孚虽将从南口脱身，但其‘援湘军’已在湖南受挫而军心被撼；且吴佩孚从直隶撤军南下有待时日，我军正可趁士气大盛之时乘胜追击；即使吴佩孚回师南下，也可趁其立足未稳而击溃。而叶开鑫与‘援湘军’在湘北布下的汨罗江防线，仅有几个败军之师驻守不足挂齿，必能一击即破；故而，应先打湖北，方为上策。”
唐生智和李宗仁俩人的主张与“加伦将军”的“先取两湖，各个击破”策略相符，蒋介石权衡再三后也就采纳了；最后决定“乘吴佩孚的主力还来不及南下、湖北兵力薄弱之机，立即突破汨罗江防线进军湖北”。
为此，蒋介石做出部署“以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为右翼军，先取岳州、平江，后入鄂南直取武昌”。
且因，此时，“川、鄂”边防军总司令兼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在鄂西驻有五个师，为将其牵制在鄂西而使吴佩孚孤立无援。
蒋介石又以“川、黔联军”为“左翼军”，由袁祖铭任“左翼军”总指挥，《命》其“率第九军、第十军等部先袭取常德”；然后，进入鄂西“攻打宜昌、荆门”，以牵制卢金山部而利于“北伐军”在鄂南突破。
且此前，时任“川、黔联军”、“川、黔”边防总指挥吕超见广东“国民政府”兴兵北伐了，也欲率部出川参与“北伐”；然因，其部属将领不从，遂只身到广州参加“北伐”。
于是，蒋介石就《任命》其为“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党代表，赴湘西督师。
同时，蒋介石《命》第一军与第六军驻在浏阳；并将朱培德的第三军调至湘东，接防第四军驻于醴陵、攸县一线。
此举一则是为了防备“赣军”犯湘以掩护“北伐军”顺利入鄂，再则也是为下一轮准备对孙传芳发动进攻而事先布局。
部署定后，“北伐右翼军”又兵分三路向汨罗江防线发起攻击；由第四军攻打平江，第七军攻打汨罗，第八军攻打岳州。
八月十九日凌晨，第四军对平江发起进攻，史称“汨罗江战役”打响了。
攻打平江的先头部队是叶挺的独立团与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所部，而驻守平江的是“援湘军”董政国的部将“直军”第九师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平江防御司令陆潭。
虽然，驻守平江的“援湘军”足有六个团，兵力上占有优势；然而，“北伐军”士气高昂，经过一天的浴血奋战，叶挺与黄琪翔两个团的“北伐军”竟然击败了三倍于己的“援湘军”。
“援湘军”死伤惨重，连平江防御司令陆潭也被击毙了；而“北伐军”仅伤亡了一百七十余人，却俘敌一千五百余，并缴获了大量辎重。
这一仗，“援湘军”非但丢失了平江，汨罗江防线被突破了一个口子；还大挫了“援湘军”的士气，董政国部顿时军心大乱，随后就节节败退了。
“北伐军”则乘胜追击，又连取了梅仙、大洲、南江等地。
董政国无法阻挡“北伐军”的攻势，干脆率残部逃往湖北咸宁去了。
与此同时，李宗仁的第七军也击溃了驻守汨罗的“援湘军”宋大霈部，攻占了汨罗、新市、浯口等地。
宋大霈被击溃后，也退往湖北咸宁去了。
宋大霈与董政国败走后，“直军”第七师师长王都庆见汨罗江防线已被突破；知自己再驻守在汨罗江下流已起不了阻截“北伐军”的作用，也就将所部撤往岳州。
此时，叶开鑫已在岳州以南的新墙、麻塘等地重新布防；欲藉新墙河为防线阻截“北伐军”，以免岳州再失。
驻于岳州的叶开鑫见“北伐军”来势汹汹、难以阻挡、情势十分危急，只得再向吴佩孚告急求援。
而此时，“南口大战”已经结束，吴佩孚终于有精力顾及湘局了。吴佩孚见到叶开鑫的告急《电》后也心急如焚了，赶紧回《电》“要叶开鑫与‘援湘军’勉力顶住”；然后，在长辛店设了个留守司令部，将北方的军务交由齐燮元主持，自己即亲率大军匆匆南返驰援。
吴佩孚率军南下，令蒋介石也吃惊不小；因为，吴佩孚手上毕竟有二十万兵力，足能与“北伐军”抗衡。
而更令蒋介石担忧的是，吴佩孚与张作霖已结盟，若是张作霖支持他再联手对付“北伐军”，这对于“北伐军”来说是大不利，甚至会前功尽弃、已有的成果也将毁于一旦。
所以，当务之急是要设法破坏吴佩孚与张作霖的联盟，至少得让张作霖也如孙传芳一样也作壁上观，以孤立吴佩孚而利于将其击溃。
为此，“南口大战”结束后的第三天即八月十七日，蒋介石就急忙派遣时任“鄂、湘”宣抚使的蒋作宾北上，前往奉天游说张作霖。
行前，蒋作宾的好友都替他捏了一把汗；因为，张作霖是草莽出身，话不投机就会翻脸不认人，此去恐是凶多吉少；然而，蒋作宾不以为然、仍毫不畏惧地前往了。
果然，吴佩孚得此消息后，即致《电》张作霖，言：“蒋作宾乃‘赤党’说客，应将其处死。”
不过，一直十分仇视“赤党”的张作霖，这次却没有依吴佩孚之言而杀死蒋作宾。
那是因蒋作宾巧舌如簧，一再表白“‘北伐’所指，只在吴佩孚一人，别无他图”后，消除了张作霖的顾虑；同时，又重提“孙中山曾与张作霖、段祺瑞结盟”之事，使张作霖有所触动；但主要的，其实还是由于张作霖有着自己的盘算。
因为，“南口大战”后，“国民军”溃逃到绥远去了，北方就只剩了他与吴佩孚二雄；张作霖已开始打算如何将吴佩孚挤走，以便自己能称霸北方。
所以，“国民政府”举兵“北伐”，若能将吴佩孚击败，岂不可省了自己许多心力；届时，自己则可趁机入豫，取了吴佩孚的地盘，岂不美哉？
为此，张作霖非但没有杀蒋作宾，反而好生款待；并通过蒋作宾给蒋介石、谭延闿，在追述“‘奉、粤’合作”的同时，故言：“华夏乱局，非得海内二、三豪杰出而合力挽救，断难靖平。”言下之意，已流露了“愿再议合作”；只是，没有明言罢了。
蒋介石与谭延闿自然心领神会，遂《令》蒋作宾继续与其接洽议谈。
而如此一来，吴佩孚与张作霖之间的联盟无意之中也就瓦解了。
因此，张作霖曾经答应提供给吴佩孚的一百万发子弹等武器；此时，就找了个借口而拖延不发了；这令吴佩孚大失所望且十分恼怒，而蒋介石却因目的已达而暗喜。
但此时，湖北的形势已很紧迫容、不得迟疑；所以，吴佩孚虽因张作霖的食言而恼怒，但已顾不了那多；因为，当务之急是击退“北伐军”保住鄂、豫。为此，吴佩孚将与张作霖的矛盾抛到脑后，率大军南下去对付“北伐军”了。
然而，没待吴佩孚的大军到来，唐生智的第八军即又向岳州进军了。
八月二十二日拂晓，何键的第二师与李品仙的第三师对新墙河防线发起猛攻，驻守新墙河防线的王都庆不敌溃入岳州，新墙与麻塘等地又失。于是，第八军的大军兵临岳州城下了。
困守在岳州城内的叶开鑫与王都庆见大势已去，料想岳州也已难守，只得又弃城而逃。王都庆经华容败逃至常德与贺耀祖汇合，叶开鑫则退入湖北欲经崇阳去往咸宁。
第八军攻取岳州后，进而又攻占了城陵矶、梅溪、羊楼司、五里牌等地；至此，“汨罗江战役”结束。
接着，唐生智派遣教导师师长周斓尾追王都庆而去，自己则率部追击叶开鑫。
而当第八军攻打岳州时，第四军与第七军都已乘胜追击进入了湖北；于是，战火就引入鄂南了。
陈可钰的第四军进入湖北后轻取了通城，然后又扑向咸宁。
李宗仁的第七军则攻向崇阳，并截断了叶开鑫由岳州败逃咸宁的退路。所以，本想退往咸宁的叶开鑫，因遭遇第七军的阻截及第八军的追击而走投无路了。
叶开鑫奋力杀开一条血路好不容易突围，才带了一部分残兵改道逃往武昌去了；其溃散的将士或俘、或降，成了“北伐军”的战利品。
且说，“长沙会议”后，“左翼军”虽是奉《令》进军了，但行动甚是迟缓。
原来，袁祖铭与彭汉章归顺“国民政府”只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并不真想与吴佩孚交恶而投入“北伐”；所以，对于蒋介石《任命》他为“左翼军”总指挥并《令》他“经常德，进入鄂西”，心中不甚乐意；只因，军令难违，才叫已在湘西的彭汉章派遣了其部将第九军第二师师长杨其昌率部向常德进发，算是做了个样子给蒋介石看；然而，袁祖铭自己却仍赖在“川、黔”边境、寸步不移。
倒是第九军第一师师长贺龙早已兴致勃勃地率部入湘，并在麻阳击溃了湘西巡防军统领、有“湘西王”之称的陈渠珍；然后，与杨其昌汇合，欲对驻于常德的贺耀祖发起攻击。
然而，袁祖铭与彭汉章却都迟迟没有下《令》“攻打常德”，俩人只得与贺耀祖对峙在常德城下。
不久，“汨罗江战役”打响并很快就结束了；然而，“左翼军”却仍无动静。
作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的唐生智见“左翼军”配合不力甚是气愤，派遣其部将廖湘云前往催促。
然而，袁祖铭仍置若罔闻、没予理睬、按兵不动。
此时，已进至常德城下了的贺龙可耐不住了，遂与杨其昌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由前来督师的‘左翼军’党代表吕超暂代‘左翼军’总指挥之职”，以利“左翼军”在湘西的战斗。
蒋介石对于袁祖铭“不遵《令》进军”也甚是不乐，但因袁祖铭是一方军阀、手中有兵，一时奈何他不得；因此，只得先采纳了贺龙与杨其昌的建议，由吕超代理“左翼军”总指挥，以指挥“左翼军”在湘西的战斗。
吕超受《命》后，即《命》“‘左翼军’对常德发起进攻”了。
此时，第八军的周斓也已尾追王都庆至常德了；于是，贺龙、杨其昌与周斓合力攻打常德。
驻守常德的贺耀祖仅有一个师的兵力，而王都庆刚由岳州败逃至此，如何敌得贺龙、杨其昌、周斓等仨人的合力攻打？只得弃常德退往“湘、鄂”边境的澧县、津市；于是，常德丢失。
“北伐军”占领常德后，周斓就驻下了；而贺龙与杨其昌又乘胜追击攻占了临澧，进而攻打澧县与津市。
退入津市的王都庆见势不妙赶紧又逃往湖北的沙市，贺耀祖则被困在了澧县。
时有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兼工人部部长、《湖南民报》主编的中＊共＊党员谢觉哉，专赴澧县对贺耀祖晓以大义，劝其：“认清形势，顺应潮流，归顺‘国民政府’投身革命。”
已走投无路了的贺耀祖面对“北伐左翼军”不可抵挡的攻势，权衡再三后听从了谢觉哉之言在澧县举义了。
贺耀祖归顺“国民政府”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师长”。
于是，“北伐左翼军”收复澧县、津市等地；至此，湖南全境皆被光复。
八月二十五日，吴佩孚终于抵达汉口；但此时，湖南已经全部丢失，“北伐军”进入鄂南了。
于是，吴佩孚赶紧在汉口查家墩的“十四省联军”司令部内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鄂南的防守”。
咸宁是湖北的南大门，其得失关系到湖北首府武昌的安危，故绝不可再失。因此，吴佩孚决定“在咸宁的汀泗桥与贺家桥布下两道防线”，以阻截“北伐军”。
于是，由已退至咸宁了的宋大霈、董政国等部驻守汀泗桥，并派“武卫军”总司令马济也赴汀泗桥协防；贺胜桥则由时任湖北督办陈嘉谟与陕西督军靳云鹗等率部防守，吴佩孚自己则坐镇汉口。
就在吴佩孚部署鄂南防守之时，陈可钰却已决定“攻打汀泗桥”了。
汀泗桥虽仅是粤汉铁路上的一个小镇，却是通往武昌的必经之地，故有“鄂南第一门户”之称。汀泗桥镇三面环水，有一条汀泗河自西南向北流经；另一面则是陡峭而又连绵的山岗，唯有一座铁路桥供通行，可谓是“易守难攻”的军事要隘。
此时，奉命驻守汀泗桥的宋大霈、董政国等部兵力尚有约两万，并已控制了塔脑山等制高点，欲据险与“北伐军”抗衡。
且时值大雨滂沱河水泛滥，汀泗桥镇四周处于一片泽国之中；那座铁路桥更成了唯一的通道，守军严密的火力可将其封锁，“北伐军”欲经此逾越真可谓是插翅难过；所以，宋大霈等部虽是新败，却是有恃无恐。
然而，陈可钰下决心“要将这块硬骨头啃掉”；于是，陈可钰以陈铭枢的第十师为右翼，张发奎的第十二师为左翼，叶挺的独立团为总预备队，向汀泗桥的守军发起总攻。
然因，守军占据了塔脑山、石鼓岭等制高点将进入汀泗桥的唯一通道封锁住了；加之天不作美、雨助敌势，须涉水进攻更是增加了难度；因此，陈铭枢与张发奎部对汀泗桥镇的正面进攻受阻、损失严重。
鉴于此，张发奎的部将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建议“当将进攻时间改在夜间，并拟先夺取塔脑山等制高点，然后再攻取汀泗桥；如此，能减少伤亡”。
陈可钰采纳了黄琪翔的建议，定于二十六日子夜再对汀泗桥发动总攻。
同时，将作为总预备队的叶挺独立团也压上去了；《命》叶挺率部“绕道古塘角，抄攻敌之侧背，协助右翼的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团长蔡廷楷、第十师第二十九团团长孙绳等部攻取塔脑山等制高点”。
是夜，各部依计而行。
叶挺则率部衔枚夜行，绕道古塘角后从敌人背后发起了突然攻击，并在中伙铺歼灭了一个团的守军；然后，与黄琪翔、蔡廷楷、孙绳等部配合一举攻取了塔脑山、石鼓岭等制高点。
宋大霈、董政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简直有点晕头转向了。
董政国一看情况不妙，赶紧率部退往贺胜桥去了。
宋大霈还想坚守，但因失去了制高点而被动挨打；原以为易守难攻的汀泗桥，此时却显得不堪一击。战至二十七日中午，宋大霈见实在难以固守，这才下令撤退。然而，四周是一片泽国，可通行的仅有一条铁路桥如何撤得？慌乱中许多人摔落桥下溺水而亡；宋大霈在亲随的奋力开道下才逃得了一条性命，来不及逃脱的则全向“北伐军”投降了，宋大霈部几乎全军覆没。
就这样，不到一天时间，未待马济的“武卫军”赶到，“汀泗桥战役”已经结束。
第四军攻取汀泗桥后，叶挺的独立团乘胜追击。
此时，因吴佩孚将兵力都投在了汀泗桥与贺胜桥，咸宁城内空虚；故而，独立团趁机又攻取了咸宁。
而当“汀泗桥大战”之时，李宗仁的第七军也攻取了崇阳，并绕过汀泗桥扑向了咸宁；只是，让叶挺抢先一步夺占了。
于是，第七军与第四军在咸宁会师；然后，又准备攻打贺胜桥。
汀泗桥丢失，宋大霈全军覆灭，简直是给了吴佩孚一个下马威，令他大吃一惊。
吴佩孚原以为“北伐军”怎么也过不了汀泗桥，但想不到汀泗桥防线竟然会如此快地就被突破。惊愕之余，吴佩孚赶紧再派其嫡系部队、刘玉春的鄂军第八师与张占鳌的“直军”第十三混成旅增兵贺胜桥，务必要守住这扇鄂南的“第二门户”，而绝不能再失了。
如此，贺胜桥的守军除了陈嘉谟与靳云鹗等部外，又增添了马济的武卫军和从汀泗桥败退的董政国部；加上吴佩孚增派的刘玉春、张占鳌等部，总兵力有四万五千多，足可与“北伐军”匹敌；因此，吴佩孚打算在此与“北伐军”再一决雌雄，力求反败为胜。
于是，吴佩孚在贺胜桥又布置了两道防线；将王本立至杨林垱部署为第一道防线，由马济、董政国、张占鳌等部驻守；杨林垱至贺胜桥部署为第二道防线，由陈嘉谟、靳云鹗、刘玉春等部驻守；各军受《命》后即分赴各防线赶筑工事，欲据壕坚守并希求反败为胜。
同时，吴佩孚委任“鄂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为湖北省长令其驻守武汉三镇；自己则亲自至贺胜桥督战，以给前线将士助威。
同时，吴佩孚特意组建了一支“‘讨贼联军’前敌执法队”，《任命》将军府“彝威将军”赵荣华为“执法队队长”；《命》其手持大刀临阵督战，凡有畏战怯阵退逃者格杀勿论，欲以此镇慑将士、为其卖命。
“北伐军”攻取汀泗桥和咸宁后，蒋介石于八月二十九日抵达咸宁，并再次召开“军事会议”商讨“进攻贺胜桥”的计划。
因“北伐”以来，唐生智收编了大批“湘、鄂军”，所部急剧扩张。
蒋介石担心，如此下去，实力骤增了的唐生智将会难以制约；因此，决定“只由第四军与第七军攻打贺胜桥”。因而，李宗仁被《任命》为“攻打‘贺胜桥战役’的总指挥”。
且因，叶挺的独立团在“汀泗桥战役”中战功卓著、显示了极强的战斗力；故而，攻打贺胜桥时则被列为了主力，主攻吴佩孚部署在王本立至杨林垱的第一道防线。
三十日拂晓，李宗仁下《令》对贺胜桥发起总攻；于是，第四军、第七军同时对吴佩孚的阵地发起攻击，李宗仁、陈可钰亲临火线督阵。
然因，吴佩孚在贺胜桥也已倾注了全力，所投兵力多于“北伐军”；故而，面对“北伐军”的迅猛攻势，吴佩孚倒是有恃无恐。
攻打杨林垱的叶挺独立团虽是将士个个勇猛浴血奋战，但在吴佩孚部顽强抵抗下一时也难以突破；因此，“贺胜桥战役”打得异常惨烈，激战多时却谁也制服不了谁。
而此时，被搁置在一旁的唐生智心中却是不爽；且“北伐”以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一军一直作为预备队没出过什么力，这在唐生智看来显得十分窝囊，遂对蒋介石产生了怨怼并甚是蔑视了。
而此时，第四军、第七军进攻受阻，蒋介石却让他晾着不参战，以征战为生的唐生智不免心中痒痒而不遵蒋介石的《号令》了。
于是，唐生智擅自决定“派遣其部将第二师师长何键率部从嘉鱼渡江绕道偷袭武昌去了”。
蒋介石见唐生智不遵《令》而擅自行动，虽心中不乐却又无奈，只得故作不知任由他去。
虽说，第四军、第七军进攻受阻并有损；但“北伐军”毕竟是士气正盛，虽有损失却是越战越勇。
而吴佩孚虽是顽强地抵住了“北伐军”的进攻，但总归是处于守势；而董政国部是从湖南一退再退、刚从汀泗桥溃败至此的，不免有畏战情绪；要不是吴佩孚派遣的“执法队”督战，早就又拔腿跑了。
激战一整天后，董政国部终于抵不住了，许多将士纷纷后退；“执法队”队长赵荣华手刃了十多名怯阵的将士，但仍不能镇住阵脚。
如此，吴军阵营大乱不可收拾了，王本立至杨林垱的第一道防线遂被叶挺独立团及黄琪翔等部突破。
吴佩孚见状，不知该如何是好了。忽又闻报唐生智的部将何键从嘉鱼渡江偷袭武昌去了，更令吴佩孚惊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武昌是湖北的首府、更是吴佩孚的大本营所在地，武昌若失自己的根本就会被撼，且更有退路被断之虞。
此时，吴佩孚顾不得其他了，只得赶紧率部抢先撤回武昌。
吴佩孚撤走后，军心更是大乱了。
陈嘉谟、靳云鹗、刘玉春、马济等人都无心再战，赶紧也逃往武昌。
于是，吴佩孚布下的第二道防线不战自溃，“北伐军”的第四军、第七军趁机掩杀又一举攻占了贺胜桥。就这样，也只用了一天多时间，“贺胜桥战役”就结束了。
这一仗，吴佩孚损兵折将大败而走，从此一蹶不振。
而叶挺与黄琪翔，因在“北伐”中英勇善战功勋卓著，皆被视为“北伐名将”而声名大振；俩人所在的第四军则赢得了“铁军”称号，第七军也得了“钢七军”的美名。
而唐生智虽是擅自进兵，但因其偷袭武昌而促使吴佩孚撤退，对于“北伐军”攻克贺胜桥毕竟起了有益的作用；故而，蒋介石不宜、且也不敢追究唐生智的“违令不遵，擅自进兵”之责。
而唐生智此举，却使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有失了颜面；但是，蒋介石奈何唐生智不得，只好忍耐了。
汀泗桥、贺胜桥失守后，湖北的南大门完全被打开了。
吴佩孚退入武昌，即又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的防务”，决定“从直隶抽调兵力以增强湖北的防护”。
同时，吴佩孚复又《任命》》靳云鹗为“讨贼联军”副总司令，而以刘玉春为武昌守备司令、刘佐龙为汉阳守备司令、靳云鹗的部将鄂军第十四师师长高汝桐为汉口守备司令。并在“广水、花园一线重点布防”，欲凭借蛇山、龟山及坚固的江防工程固守武昌、汉阳、汉口三镇；从而，将“北伐军”拒在长江以南。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武昌城外的余家湾车站召开“军事会议”，对“攻打武昌、汉阳、汉口三镇”进行部署。
攻取汀泗桥、贺胜桥后，蒋介石已不把吴佩孚放在眼里了；因此，打算速战速决、一战夺取武昌、进而底定湖北。
此次，蒋介石不再搁置唐生智了，以免再讨没趣。
于是，决定“由第四军、第七军攻打武昌，第八军攻打汉阳、汉口”，主战场则是武昌。
同时，蒋介石这次将其嫡系部队第一军派赴了武昌战场，以免再作为预备队没上火线而被唐生智与李宗仁瞧不起；并《命》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打头阵，并限《令》“须在四十八小时内攻下武昌”。
蒋介石想在“武昌战役”中让他的嫡系部队抢头功，以利于弥补其军中已受损了的威望。
因为，蒋介石觉得，汀泗桥与贺胜桥两块硬骨头已全啃下了；失了“南大门”的武昌已无险可守，攻克武昌定能易如反掌，蒋介石算计着这该是十拿九稳的事。因此，蒋介石对刘峙寄予厚望，道：“当为黄埔争光，为党军增辉。”
九月四日拂晓，李宗仁一声《令》下，由刘峙率领的第一军第二师作为先头部队，一马当先就向武昌城发起了猛攻，“武昌战役”随即打响。
然而，武昌毕竟是湖北首府，虽说失了南面的汀泗桥与贺胜桥两扇大门后已无险隘可据，但其城高壕深、工事坚固、易守难攻；而驻守武昌城的陈嘉谟、刘玉春毕竟有几个师的兵力，已下决心要与“北伐军”拼到底；所以，要想攻克武昌并非易事。
刘峙所部虽是奋力猛攻，但激战多时却终是难以突破；后续的第七军与第四军也投入战斗后，却仍无济于事；蒋介石限《令》的四十八小时内攻下武昌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其寄予刘峙的希望也就落空了。
蒋介石明《令》限时破城，未能做到本该究责；但因，打头阵的刘峙是嫡系，且另有第七军与第四军参战，蒋介石也就没予追究。
蒋介石如此视军令似儿戏，却又令唐生智对其蔑视了。
第一军、第七军、第四军联手强攻武昌未克，倒是唐生智的第八师在汉阳、汉口有了突破。
原来，“武昌战役”打响前，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董必武与中＊共＊武昌地委书记陈谭秋，已将驻守汉阳的刘佐龙策反成功；所以，九月六日，当第八军抵达汉阳时，刘佐龙即献城举义了；于是，“北伐军”兵不血刃地取得汉阳。
刘佐龙举义后，即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其部将原“鄂军”第一师师长夏斗寅所部则被改编为独立第十四师。
刘佐龙反水、汉阳丢失，又使吴佩孚大吃一惊了；若是汉口再失，往河南的退路被断，岂不要成瓮中之鳖了？因此，吴佩孚赶紧在汉口尚未再失之前，将武昌交予刘玉春与陈嘉谟，自己则先遁往鄂北随州了。
果然，唐生智取得汉阳后，即派第八军第二师师长何键与夏斗寅的独立第十四师一起，当晚就强渡汉水攻打汉口。
驻守汉口的高汝桐拼死抵抗，但终因不敌而逃离汉口；于是，汉口也落入“北伐军”掌中了。
汉阳与汉口攻克后，蒋介石又来了精神，复又下《令》强攻武昌。
这一次攻城，蒋介石亲临火线指挥。
本来，李宗仁也如唐生智一样甚是蔑视蒋介石，以为他是个胆小怕死的家伙；但此时，见蒋介石竟然亲至火线指挥且身处炮火纷飞的战场却毫无惧色，倒是使李宗仁改变了看法。
于是，在蒋介石的直接指挥下，第一军攻打忠孝门，第四军攻打宾阳门，第七军攻打中和门。
此次，刘峙所率的第一军第二师一度攻至了忠孝门的城墙下；但因，云梯太短未能攀登上高耸的城墙而仍难以破城。
攻打中和门的第七军是由第七军第七旅旅长胡宗铎所率的第二路军为主攻，然因守城军的炮火封锁甚严，胡宗铎攻打多时却连城垣也难以接近。
陈可珏则派遣陈铭枢的第四军第十师主攻宾阳门，并组织了一支奋勇队，由叶挺的独立团第一营营长、中＊共＊党员曹渊任队长；奋勇队曾一度攻上城头，但结果被守军压制住了，曹渊与奋勇队的许多队员都在激战中牺牲。
就这样，陈嘉谟、刘玉春部凭据坚固的城郭，硬是将“北伐军”拒在了武昌城外；此后，“北伐军”又组织数次进攻但都未奏效，却伤亡了两千余人损失惨重。
蒋介石见强攻武昌不下，只得改变策略；决定“对武昌实施围困”，而将目光转向了江西。
于是，湖北战场被暂时搁置一旁，战火忽又引向江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