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北伐军”光复“沪、宁”；南京“三·二七惨案”，重庆
“三·三一惨案”……
却说，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受挫后，更心切于攫取“沪、宁”了。
三月上旬，何应钦率领的“东路军”第四、第五、第六共三个纵队及鲁涤平的第二军，已由浙北的湖州、长兴、安吉、泗安等地向苏南的宜兴、皖东的广德进军了。
此时，驻在宜兴、溧阳一带的有“五省联军苏军”的白宝山、梁鸿恩等部，俩人见“北伐军”来攻，即率部反击。
然而，“北伐军”士气正盛，双方激战半日，“苏军”不敌败退；于是，“北伐军”攻取宜兴、溧阳；接着，又进取溧水、常州、丹阳等地。
从而，将沪宁线拦腰切断，使上海、南京两地守军失去了联系。
此前，曾是“潮梅镇守使”的刘志陆，在“国民政府”的“第二次东征”时被蒋介石击败；跋涉千里到山东投靠张宗昌后，被《任命》为“直、鲁联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兼第十三军军长。
此时，因“沪、宁”吃紧，孙传芳向张宗昌求援；于是，张宗昌派遣刘志陆率部驰援，随行的还有徐源泉的“直、鲁联军”第六军与毕庶澄的“直、鲁联军”第八军。
“直、鲁联军”南下后，毕庶澄所部进驻上海；刘志陆与徐源泉则进驻南京，欲以此成犄角之势相互呼应。
但而今，沪宁线被切断，上海即成了一座孤岛，毕庶澄困守其中惶惶不可终日了。
而此时，蒋介石派遣时任“国民党烟台市党部执委会常委”崔唯吾以同乡关系前往游说毕庶澄；欲以委任其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一军军长”作诱饵，令毕庶澄放弃抵抗；从而，兵不血刃地占领上海。
毕庶澄心中矛盾、一时难决，既不答应、也没拒绝，态度显得很是暧昧。
蒋介石见状，倒是打算耐心等待，以给毕庶澄考虑的时间；因此，已进抵到松江了的白崇禧所部遵照蒋介石的《命令》驻军不前了，致使上海工人举行的“第二次武装起义”惨遭失败。
虽说，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连遭两次失败了；但是，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中＊共＊却并不因此气馁，决定再次组织工人举行起义，以配合“北伐军”攻取上海。
为吸取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中＊共＊加强了对起义的组织领导，设立了一个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
同时，“特别委员会”又下设了“宣传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由“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主任”尹宽《任》“特委宣传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委军委书记”周恩来《任》“特委军事委员会书记”，分别负责对起义的宣传发动和组织领导。
周恩来深感责任重大，遂与“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赵世炎、“中＊共＊江、浙区委常委”兼“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人商议，为起义进行充分准备以确保成功。
尹宽领导的特委宣传委员会则利用《平民日报》、《工人快报》、《上总通讯》等报刊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很快又将上海的工人和市民发动起来，并组织召开了“上海市民临时代表会议”，推选出由各阶层代表三十一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为再次举行上海市民总罢工做准备。
而“特委军事委员会”则组建培训了一支三千人的“工人纠察队”，作为起义时的骨干力量；并购置了一批武器，将“工人纠察队”武装起来。
同时，周恩来还为起义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并亲自担任“起义总指挥”。
三月上旬，何应钦所率的“东路军”又掉头攻取了无锡、苏州，缩紧了对上海的包围。
而困守上海的毕庶澄并不真想投诚，因而迟迟没有给蒋介石回应；蒋介石等得不耐烦了，这才《命令》白崇禧复“向上海挺进”。
然因，上海毕竟是“东方大都会”，“西方列强”盘踞其中，蒋介石投鼠忌器地唯恐得罪了列强；于是，当白崇禧率部进抵到上海西郊的龙华后，蒋介石忽又《命令》他“驻步”了。
如此，又让驻守上海的毕庶澄缓了口气；不过，毕庶澄所部毕竟已受到了重创，纷纷败退市内。
周恩来见“北伐军”已兵临上海城下了，且毕庶澄所部溃退后、龟缩在闸北等地不敢露头、没了往日的嚣张气势，觉得起义的时机已到。
于是，决定于三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二时，以黄浦江上的轮船鸣笛为号，先举行全市大罢工；然后，工人纠察队趁大罢工之机，在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闸北等七个区同时起义。
是日正午，随着黄浦江上轮船的齐声鸣响，上海工人总罢工又开始了。
这次参加罢工的工人多达八十万，许多市民、商人、学生也参与进来举行罢＊市、罢＊课，声势之浩大前所未有。
接着，早就部署在各市区、已被武装起来了的“工人纠察队”趁机发动起义；参加罢工、罢＊市、罢＊课的工人、市民、商人、学生则转而投身于运送弹药、救护伤员等行动，以支持工人起义了。
起义工人率先在南市区打响第一枪，然后分三路进攻。一路攻打淞沪警察厅，另一路攻打南区街分署，再一路攻打上海铁路南站；很快的，三路攻打先后得手。
与此同时，虹口区的起义工人也攻占了虹口中心警察署，沪西区的起义工人则分两路攻占了曹家渡第六警察署和潭子口警察局；其他，在沪东、浦东、吴淞等各地的起义工人，也都按计划行动了。
蒋介石闻知上海工人举行起义了，不由得暗吃了一惊。
因为，他能揣知上海的工人起义必定是由中＊共＊领导的；因此，担心若是让工人起义成功了，上海这块他梦寐以求的宝地或会落入中＊共＊之手，自己岂不白忙碌了？这可是他绝不想看到的结果；所以，必须将这块已快到手了的、令人垂涎的肥肉抢夺过来，绝不允落入他人之手。
为此，蒋介石赶紧又《命令》驻步于龙华的白崇禧“立即进城，抢占上海”；于是，白崇禧《命》周凤岐率其所部第二十六军“从速入城”，自己则率大军随后跟进。
而此前，由“北洋政府”《任命》的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也已于三月十四日宣布“易帜归顺‘国民政府’”了；于是，蒋介石《命》其率舰“进驻吴淞口”，以截断驻守上海的“直、鲁联军”从海上的退路。
而此时，各路起义工人经过数小时的奋战后，已先后占领了南市、沪东、沪西、浦东、虹口、吴淞等六个区，只有闸北尚在战斗。
因为，闸北是“直、鲁联军”驻沪司令部的所在地，且溃败的“直、鲁联军”又都退守于此；因此，闸北的工人起义后，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不过，由于此时的上海外围已有“北伐军”大军压境；且白崇禧已派周凤岐的第二十六军入城，杨树庄所率的舰队封锁了吴淞口；驻守上海的“直、鲁联军”已成瓮中之鳖，上海丢失早成定局；因此，坐镇在闸北的毕庶澄心中已是很虚，不想再作抵抗了。
翌日清晨，毕庶澄干脆让其幕僚参议冯翥清代理己职，自己则躲入公共租界；然后，乘坐日本“神丸”号轮船逃往青岛去了。
毕庶澄逃走后，闸北即也被起义工人占领；至此，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胜利结束了。
这次起义中有三百多名工人牺牲，千余人负伤；就这样，上海工人用自己的鲜血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接着，召开“上海市民代表会议”；三月二十二日，即宣布“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而此时，白崇禧也已随“东路军”进入上海了；因此，由十九人组成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会”中，既有中＊共＊党员与工人代表，又有国民党的“左派”与“右派”，还有上海社会各界的代表，似同一个大杂烩；而“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常委”则由钮永建、白崇禧、杨杏佛、王晓籁、汪寿华等五人组成，中＊共＊与国民党左右两派、上海总商会等均在其中占有席位而难分仲伯。
对此，蒋介石倒是不怎么放在心上。
因为，他的“东路军”进驻上海后，上海实际上已控在了他的手中；所谓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无非如同一个花瓶，要取、要舍还不是他一句话？只是，****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有被武装了的数千号人，却不免令他有点头疼。
不过，“工人纠察队”与他那全副武装的“东路军”相比，毕竟也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因此，蒋介石也暂时将他搁置一旁了。
因为，此时的蒋介石还有一个更令他心切的事要办，即攻取南京；这是他挥师东进的目标所在，不可再延滞。
因此，东路军占领上海后，蒋介石又急切地谋划攻取南京了。
且说，“东路军”进取上海时，“江左军”与“江右军”也在皖北与皖南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原来，“五省联军皖军”总司令陈调元从九江退守安庆后，孙传芳非但没有责怪反、反而给了二十万元饷银予以慰勉，目的是要他“勉力守住安徽”。
不久，张宗昌派遣“直、鲁联军”南下驰援；孙传芳又要求陈调元与“直、鲁联军”协力共防。
然而，陈调元不赞成“直、鲁联军”南下，以为“这无异于引狼入室”；因此，很不宁愿与“直、鲁联军”配合。
“北伐军”挥师东进后，孙传芳《命》陈调元“协同‘直、鲁联军’第二军军长郑俊彦一起西向迎战”。
然因，陈调元心中不爽故驻军不前，任由郑俊彦在皖西孤军作战而遭惨败。
张宗昌与孙传芳十分恼火，欲加追究。
然因，陈调元在安庆势众，恐难对其下手；遂打算将其调离安庆，去其羽翼后再伺机处置；于是，又下《令》将陈调元移防芜湖。
陈调元已揣知了张宗昌与孙传芳俩人意图，则打算干脆投奔国民政府了；于是，陈调元暗中派人与“北伐军”联络。
蒋介石获知后心中大悦，即《任命》其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但要其“暂时忍隐不显，待调至芜湖后再举事”。
因为，芜湖与南京相距不远，得了芜湖后便于攻取南京。
于是，陈调元不露声色地奉调赴芜湖了。
陈调元刚到芜湖，张宗昌与孙传芳即欲对其动手。然而，陈调元却抢先一步，于三月四日在芜湖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
陈调元毕竟是“皖军”总司令，在“皖军”中有影响力；因此，陈调元反水后，他的部将纷纷跟随响应。
驻于安庆的“皖军”第三混成旅旅长王普、驻于铜陵的“皖军”第五混成旅旅长岳盛宣、驻于宁国的“皖军”第十七混成旅旅长安树珊、驻于宣城的“皖军”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丁翰东也都宣布“归顺‘国民政府’”了。
接着，江北的“皖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马祥斌在合肥、“皖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孙东云在蚌埠，也相继举事。
“皖军”诸将跟随陈调元纷纷倒戈后，令张宗昌与孙传芳猝不及防。
于是，进军安徽的“江左军”与“江右军”如入无人之境了。
程潜的“江右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取了安庆、铜陵等地，然后沿江东进抵达芜湖，并又一举攻占了当涂；李宗仁的“江左军”则控制了津浦线南段，并占领了合肥、蚌埠等地。
于是，皖北大部也均归“北伐军”所控了。
不久，何应钦的“东路军”也进取了高淳、溧水等地，并进而攻占镇江。
如此一来，南京已处于“北伐军”的东、南、西三面包围之中岌岌可危。
“北伐军”对南京三面合围后，南京城已危在旦夕了。
不过，此时的南京城内有刘志陆的“直、鲁联军”第十三军及其部将谢文炳的“直、鲁联军”第十三七军、陈修爵的“直、鲁联军”第十八军驻守；另外，徐源泉的“直、鲁联军”第六军驻守在南京外围的江宁；所以，尚可与“北伐军”抗衡。
况且，南京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北伐军”欲攻取南京也非易事。
然而，蒋介石已下定了“非攻取南京不可”的决心；因此，还在上海尚未攻取之前，蒋介石就下达了“攻取南京”的《命令》。
并《令》程潜的“江右军”为主攻，何应钦的“东路军”辅攻，李宗仁的“江左军”阻援；并将划入“东路军”了的鲁涤平的第二军复又归入“江右军”，仍编为第二纵队，以加强攻城力量。
同时，蒋介石《命》王天培的第十军“到芜湖集结待命”；于是，刚协同贺龙平定鄂西后的王天培，即率部经武汉入皖、进驻到了芜湖。
程潜受《命》后，即遵《令》而行。
三月二十一日，就在上海工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同一天，数路“江右军”同时向南京挺进。很快的，程潜亲率的“江右军”第一纵队进抵江宁。
驻于江宁的徐源泉奋力抵抗，两军激战难分胜负。
第二天，鲁涤平的“江右军”第二纵队也抵达江宁，配合“江右军”第一纵队夹击“直、鲁联军”。
徐源泉不敌，退入南京城内。
于是，程潜所部占领南京城西南郊的江宁镇，鲁涤平所部进占南京南郊的龙都镇和淳化镇。
而此时，贺耀祖的“江右军”第三纵队紧跟其后，也进到了南京外围的禄口镇、陶吴镇、秣陵关。
于是，各路“江右军”就都兵临南京城下了。
接着，程潜下达了对南京城的《总攻令》。
于是，“江右军”第一纵队攻打雨花台，“江右军”第二纵队攻打中华门、光华门，“江右军”第三纵队攻打通济门、武定门。
南京守将刘志陆、谢文炳、陈修爵、徐源泉等人率部奋力抵抗，战斗异常惨烈。
从赣北败退后驻于江北的原“五省联军浙军”总司令卢香亭见南京危急，欲率部驰援；然而，途中却遭到了李宗仁的“江左军”阻截。
两军激战，卢香亭部伤亡惨重，被迫退往徐州。
此时，蒋介石派遣张群潜至徐州，欲以友情游说孙传芳，促其反正参加“北伐”。
卢香亭见大势已去，遂也建议孙传芳“不如参加北伐，以求生路”。
然而，孙传芳不从所言，决意与“北伐军”抗衡到底。
卢香亭见劝谏不成，遂不辞而别离开孙传芳，去往天津隐居了；从此，卢香亭结束了军旅生涯。
卢香亭的援军溃败后，南京守军更如困兽了。
徐源泉所部是败军，士气已是不振；而刘志陆、谢文炳、陈修爵等人投奔张宗昌，原想借其力打回广东去；而今，想不到却在南京与“北伐军”对阵并非本意；而“北伐军”声势极盛，料想自己难抵其锋芒且回粤已无望；因此，不想为孙传芳卖命，打算弃城北遁。
就这样，“直、鲁联军”勉强在南京城内苦守了一昼夜、伤亡十分惨重，也就更促使刘志陆等人弃城而走了。
三月二十四日清晨，刘志陆、谢文炳、陈修爵、徐源泉各率残部从下关过江，丢盔弃甲地仓皇逃回山东去了。
于是，“江右军”的第一纵队攻下雨花台，第二纵队与第三纵队也分别突破了中华门与通济门。来不及逃走的守军都成了“北伐军”的俘虏，人数多达三万人。
至此，南京终于光复了，蒋介石攫取“沪、宁”的目标终于实现。
“北伐军”攻占南京后，当地民众兴高采烈并举行庆祝集会。
三月二十七日，一些“北伐军”士兵进入了南京城中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商社等地；谁知，却遭到了英、美两国多艘军舰的轰击、死伤多人，酿成了又一起骇人听闻的“南京惨案”。
南京惨案发生后，国人又为之哗然、纷纷提出了“抗议”。
三月三十一日，中＊共＊重庆地委决定在重庆的通远门打枪坝以“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名义，举行“重庆各界反对英美炮击南京市民大会”。
而此时，接受蒋介石《密令》后蓄谋已久的刘湘，决定趁机下手了。
于是，刘湘将其部将第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长兼重庆警备司令王陵基及巴县“民团”头子申文英、曹燮阳等人召来密授机宜，以实施镇压。
是日，“重庆各界反对英美炮击南京市民大会”如期召开。
时近中午，当曾著有《帝国主义铁蹄下之中国》一书的著名经济学家、《新蜀报》主笔、大会执行总主席漆南熏正要宣布“大会开始”时；忽然，主席台下一声枪响，有人举枪射击，漆南熏头部中弹、当场毙命。
接着，会场内外响起一阵枪声。
原来，遵照刘湘的授意；王陵基已把军警布置在会场四周，随时准备实施镇压；而巴县“民团”头子申文英、曹燮阳则派遣了大批手下，化装成民众混进会场，准备寻衅滋事、以给军警的镇压制造借口。
此时，眼见会议开始，混杂在主席台前民众中的“民团”杀手即对主席台上开枪，正好击中了漆南熏；于是，众皆大骇、一片混乱了。
会场内枪声响起，王陵基即指挥早已部署在会场四周的军警也动手了。
顿时，会场内外枪声大作，“民团”与军警疯狂地对与会民众恣意滥杀血腥镇压；打死民众一百三十七人，伤一千余人；甚至于，“川军”参谋长兼四川省政府监察委员陈达三等多名大会主席团成员也惨遭杀害。
从而，酿成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重庆“三·三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刘湘祭起屠刀大开杀戒了；他一面封闭了由“国民党左派”主持的四川省党部，一面强令解散由中＊共＊主持的“总工会”与“农民协会”，并先后又将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中＊共＊重庆地委组织委员冉钧等人逮捕并杀害了。
接着，刘湘与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人《通电》“反共”，并调集数路“川军”包围泸州城，欲将驻于泸州、由刘伯承领导的“泸顺起义军”一举歼灭。
于是，刘伯承被迫率秦汉三、杜伯乾等部奋起抗击。
刘伯承虽是威震川蜀的名将，击退了刘湘的数番猛攻；然而，刘湘的兵力毕竟数倍于起义军；在兵力相差太过悬殊的情况下，起义军坚守泸州一个多月后不得不突围而出。
突围后，刘伯承经西安、郑州辗转到达汉口。
秦汉三、杜伯乾所部则越过大巴山，经川、陕、鄂边境后进入鄂西，后加入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
陈兰亭、袁品文等人虽是宣布“愿接受刘湘的改编”，但终因对刘湘疑惧，结果还是率部经合江入黔，被周西成收编入“黔军”了。
而“泸顺起义”后，朱德的中＊共＊党员身份已暴露；杨森不敢让朱德再留在他的二十军中，但又碍于有恩于己，倒是不忍对朱德下手；于是，想了个法子，以组成“参观团赴武汉”为名，将朱德礼送出川。
于是，朱德离开万县，也去往武汉了。
就这样，由中＊共＊领导的“泸顺起义”，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经刘湘与其他“四川军阀”之手、被镇压下去了。
“泸顺起义”是中＊共＊领导武装起义的一次尝试，虽是被镇压下去了，其在中＊共＊党史与军史上的意义都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这是中＊共＊独自领导武装起义的一次尝试，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且说，蒋介石《密令》刘湘在四川镇压中＊共＊之时，自己则在暗中忙于筹划“如何与‘武汉国民政府’抗衡”；他通过宋子文、王正廷、吴稚晖、李石曾等人与“西方列强”接触，又派遣戴季陶化装成日本人秘密去往日本，欲谋求“列强”对自己的支持。
而“列强”还在“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与九江的英租界之时，因忧心于各自在华利益难以得到保障了，也正欲从新物色一个能维护他们利益的代理人，并已将目光注意到了蒋介石身上。
因为，“列强”发觉，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国民党左派”观点迥然不同，相互之间的矛盾日渐激烈且显现。
其矛盾之一即是，“国民党左派”要继承与维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而蒋介石则与孙中山的主张背道而驰，特别是在“中山舰事件”及《整理党务案》中，已流露出了与孙中山“三大政策”相背的“排共、反共”倾向。而在“迁都”之争中，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之间的矛盾更是激化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
“列强”觉得，蒋介石已流露的“反共”立场，倒是适合于做他们所要找的代理人；因为，“反共”势必会“反苏”，这与“列强”的利益是相符的；看来，在别无最佳人选时，蒋介石倒是可取。
而此时，中＊共＊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已经成功；上海的官商士绅担心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也欲已在江西镇压过“工、农运动”了的蒋介石帮助镇压上海的“工人运动”，以维护他们的利益。
于是，“列强”与上海的官商士绅都看好了蒋介石，也就不约而同地都委托大买办虞洽卿秘密赴南昌去拜访蒋介石，欲以利诱笼络。
虞洽卿晤见蒋介石时，即告以“只要他能保护各国的在华利益，各国则支持他取得政权”；同时，又直言要求蒋介石“能对上海的工人起义实施镇压”，并许以“六千万元巨款作为报答”。
因为，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经营亏损遇难时，虞洽卿曾帮他渡过一劫；所以，蒋介石对于虞洽卿存有报恩之心，对其所言自是难以违悖。
再说，能赢得“列强”支持正是自己求之不得，而“反共”与镇压“工、农运动”也正是蒋介石的本意，双方利益一致；何况，还有那六千万元的巨款作诱饵。
因此，蒋介石一口答应了，并通过虞洽卿向列强许诺：“各国在华利益，他定将尽力保护。”
此后，蒋介石则下《令》将“北伐军”的“打倒帝国主义”口号，改为了“和平奋斗救中国”，以使“列强”放心。
只是，对于镇压上海的“工人运动”，蒋介石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借口；因此，觉得尚非其时，这才暂时搁置、以待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