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湘、赣、鄂“秋收起义”，“三湾改编”；通城、黄梅、沔阳、监利、瓦仓、天门、弥陀寺等起义……
却说，国民党忙于“宁、汉合流”之时，中＊共＊却继“南昌起义”之后、又准备举行“秋收起义”了。
因为，每年的秋收时期，各地农民与土豪劣绅的矛盾都会突显与加剧；长期进行考察和研究“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则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认为“应在秋收时期将各地农村中，业已存在的抗租抗捐斗争，引导到组织和发动农民武装起义上”。
于是，“南昌起义”成功后，毛＊泽＊东＊则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一个团，开赴湘南的汝城、作为起义的中坚力量”；如此，则可拿下湘南的几个县。
而此时，已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了的瞿秋白为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已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武装斗争上，且不免矫枉过正、甚至急于求成。
因此，瞿秋白也觉得应在“南昌起义”成功的基础上，将“武装起义的烽火引向‘湘、鄂、粤、赣’等省，利用各地原有的‘农民自卫军’举行武装起义”；因时值秋收，则称其为“秋收起义”或“秋收暴动”。
为此，“南昌起义”后的八月三日，中＊共＊中央就发布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以指导各地的“秋收起义”。
同时，“中央临时政治局”《任命》原“中＊共＊湖南省委农运部部长”彭公达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以领导湖南的“秋收起义”，并明确《指示》“湖南‘秋收起义’的目标，是夺取长沙等中心城市”。
瞿秋白原打算将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的毛＊泽＊东＊留在中央工作，但因对“农民运动”甚是热忱的毛＊泽＊东＊坚持要回湖南去，瞿秋白也就没有强留。
于是，瞿秋白以“中央临时政治局”名义，派遣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也回湖南参加“秋收起义”了。
彭公达与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即对中＊共＊湖南省委进行了改组。同时，设立了领导“秋收起义”的“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
“前敌委员会”是“秋收起义”的军事指挥机关，由毛＊泽＊东＊任“书记”；而“行动委员会”则由“中＊共＊湖南省委军委书记”易礼容任“书记”，负责起义前的发动与组织等筹备工作。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彭公达原打算在湖南全省同时实施暴动。
然因此前，湖南各地的“工会”与“农协”组织在“马日事变”中遭到了严重破坏，“农民自卫军”也多被解散，欲在短期内完全恢复实有困难。
不过，此时的平江、浏阳、萍乡、醴陵、安福、莲花等县尚有几支“农民自卫军”保存，规模与声势虽不如往日，但尚有数千人、可成军以用；再说，这几个县距长沙较近；一旦起义成功，即可进取长沙；而若取得了长沙，湖南的大局则能底定。
因此，中＊共＊湖南省委最后做出决定“湖南的‘秋收起义’以‘湘、赣’边区为重心，以夺取长沙为目标”，并即付诸实施。
为在“湘、赣”边区举行“秋收起义”，位于赣西萍乡的安源也就成了首选之地。因为，安源煤矿上原有一支“工人纠察队”，稍加发动即可重新组织、参与起义。
对于安源，毛＊泽＊东＊早在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时就去过多次，该算是驾轻就熟；于是，毛＊泽＊东＊义不容辞地亲自担下了“发动安源工人”的任务。
果然，没多久，一支安源煤矿“工人纠察队”又组建而成了。
然而，就在“秋收起义”的准备顺利进行之时，却突然发生了一件令人怵目惊心之事。
一日，毛＊泽＊东＊与“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一起从安源转道铜鼓途中，不幸被当地的“铲共团”抓住；要不是毛＊泽＊东＊设法虎口脱险、幸免于难，中国革命的历史或许将被重写。
这虽是一件鲜为人知的意外插曲，但读来令人感到惊愕；故而，此处随笔简述。
此前，中＊共＊党员、时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卢德铭曾接到周逸群的来信，告知“南昌已举行起义”，要其“率部参与”。
然因，卢德铭部受制于张发奎，一时难以脱身；后来，张发奎《命》其“进驻九江待命”，卢德铭这才有幸走脱；于是，卢德铭也率部入赣、欲去参加“南昌起义”了。
然而，当卢德铭率部行至赣北武宁时，途中遇到了率领“平江工农义勇队”同样欲去参与“南昌起义”的中＊共＊党员、时任“平江县团防局局长”余贲民，方知“贺龙与叶挺已率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南下广东”了。
此时，已是八月七日，卢德铭见误过了“南昌起义”，且已追赶不及；于是，决定自己返回武汉、去寻找组织以求《指示》。
为此，卢德铭让其部将“警卫团第一营营长”余洒度代理“团长”之职，将部队拉到距九江较远、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处的修水，去养精蓄锐、驻军待命。
余洒度与余贲民是同乡本家，甚是合得来；于是，余贲民率“平江工农义勇队”也随同而往。
此时，盘踞在修水的是王天培的部将、原“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第二十八师第三团团长”邱国轩部。
余洒度与余贲民率部抵达修水后，即合力将邱国轩驱逐；然后，打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旗号在修水驻扎了下来，并派人设法去与中＊共＊湖南省委取得联系。
卢德铭返回武汉后，从中＊共＊中央委员、尚留在武汉主持湖北省委宣传工作的向警予处得到了要其“率部参与‘秋收起义’”的《指示》。
于是，卢德铭复又返回江西，急赶至修水。
而中＊共＊湖南省委闻知卢德铭所部已占据修水并受命参与“秋收起义”后，即有如虎添翼之感。
于是，决定“将卢德铭的警卫团与平江、浏阳、萍乡、醴陵、安福、莲花等县的‘农民自卫军’及安源煤矿的‘工人纠察队’合并组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仍由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为“总指挥”，余洒渡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中＊共＊党员、毕业于“黄埔二期”的钟文璋任“总参谋长”。
并决定，改编完成后，即于九月九日在“湘、赣”边区举行起义；然后，进军长沙并予夺取。
为此，毛＊泽＊东又赶赴修水，按中＊共＊湖南省委的《决定》将参与起义的部队进行改编；从而，参与“湘赣边秋收起义”的部队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号。
第一军第一师下面编列三个团，第一团由警卫团与崇阳、通城两县的“农民自卫军”及平江“农民自卫军”中的一部组成，由钟文璋兼任“团长”。第二团由安源煤矿“工人纠察队”与萍乡、醴陵、安福、莲花等县的“农民自卫军”组成，“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新亚任“团长”。第三团由浏阳的“农民自卫军”与平江“农民自卫军”中的一部组成，“浏阳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苏先俊任“团长”。
而此时，被余洒度与余贲民击溃的邱国轩，见修水城被夺占后自己没了安身之所；于是，转而向余洒度表示“愿意投诚”。
余洒度正欲扩充实力，也就接受了他；于是，邱国轩也归附到了卢德铭的麾下。
因此，第一军第一师又多编了一个团，即把邱国轩部编为第四团，仍由邱国轩任“团长”。
接着，“前敌委员会”对各团的行动进行了部署；起义时间定于九月九日，届时在赣西的修水、铜鼓、安源三地同时起义；然后，兵分三路入湘进取。
第二团由安源出发，经萍乡、醴陵后北向进取浏阳。第三团则从铜鼓出发，取道白沙、永和等地西进，配合第二团攻取浏阳。驻于修水的第一团与第四团，则西进先取平江；然后南下，与第二团、第三团一起围攻长沙。
同时，约定于九月十五日，长沙城内也举行起义，以里应外合将长沙夺取。
九月九日，湘赣边“秋收起义”如期举行。
王新亚率领的第二团自安源出发后，一路倒是顺利；九月十二日，就攻取了醴陵；然后，按计划折向北上攻打浏阳。
然而，另两路却是出师不利。
第一团自修水出发后，虽也一路较顺很快就越过“湘、赣”边界进到龙门、长寿一带；但谁知，就在卢德铭率部先行欲攻取平江之时，后队忽然发生了兵变。
原来，邱国轩的归附是权宜之计；其实，他念念不忘要报修水城被夺的一箭之仇。此时，他见卢德铭率部先行，护卫师部与辎重的只有钟文璋的两个营，觉得复仇的时机已到。
于是，邱国轩率部兵变，趁着夜色对钟文璋部发起偷袭。
钟文璋猝不及防，即被邱国轩击溃而辎重尽失。
钟文璋遭此惨败自感无颜见卢德铭，竭呼“愧对总指挥”；然后，离队而去、不知所终了。
正向平江进军的卢德铭忽闻邱国轩反叛，气得七窍生烟，急忙回师平叛；但是，没待卢德铭赶到，邱国轩已将大批辎重掳走、远遁他处了，令卢德铭望尘莫及、徒叹奈何。
第一团遭此突变后军心大撼，卢德铭也就取消了“再西进、攻取平江”的打算，而改道“南下”、欲与其他两路会合。
与此同时，由苏先骏率领的第三团从铜鼓出发后，在攻打浏阳东门时、却遭到了何键派遣的“第三十五军教导团团长”王东原的阻截。
苏先骏所部毕竟是“农军”武器十分简陋，如何抵得武器装备远优于他的王东原部的攻击？战不多时，第三团即败阵了，“党代表”徐骐、“第一营营长”汤采芝等人先后阵亡。
苏先骏见王东原攻势凶猛、自己实难敌，遂抛下部队、顾自逃命去了；幸亏余贲民赶到，才好不容易率部突围、向上坪撤退。
而此时，攻打浏阳的第二团也遭到了守军“第三十五军独立团团长”罗定所部的顽强抵抗，相持多时难分难解。
王东原击溃苏先骏部后，则就转身协助罗定攻打王新亚部了；如此，王新亚的第二团受到了两面夹击、渐感不支。
毛＊泽＊东＊闻报“第一团因邱国轩叛变而受挫，第三团败北后苏先骏不知去向，第二团也在浏阳受阻而处境危险”后，觉得不该再与敌人硬拼下去，应以“避免牺牲、保存力量”为要。
于是，毛＊泽＊东＊毅然地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命令》各起义部队“立即撤退，向浏阳县文家市集结”。只是，如此一来，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落空了。
不过，彭公达倒是支持毛＊泽＊东＊的决定，也认为“如此敌强我弱的局势下，若是不顾后果地硬拼，必会遭致更大的损失和牺牲”。
因此，非但同意毛＊泽＊东＊撤军，并将原计划中的“九月十五日在长沙的起义”也取消了。
九月十九日，各路起义部队终于会聚到了文家市。
会聚后的起义部队，已从原来的五千余人锐减到了一千五百余人，损失实是太大；而下一步该将这支队伍带到哪儿去？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摆在了毛＊泽＊东＊面前。
因此时，“南昌起义军”已南下广东；于是，毛＊泽＊东＊与卢德铭商议后，决定“也率部南下、去与已南下广东了的‘南昌起义军’汇合”。
但谁知，二十三日拂晓，起义军行至萍乡芦溪镇的山口岩时，却又遭到了朱培德派遣的第三军第七师第二十一团及江西第四保安团的伏击。
起义军仓促应战、损失严重，“总指挥”卢德铭为了掩护部队撤退而不幸牺牲。卢德铭的牺牲令毛＊泽＊东＊痛心疾首，对于起义军来说，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损失。
起义军好不容易突围后，又行进数天、终于到了距井冈山不远的永新；但此时，因连遭挫折、特别是卢德铭的牺牲，使起义军的士气甚是低落、常有人开小差离队。
而此时的起义军中存在着旧军阀部队的习气，将士尚都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使命，也就助长了这股“当逃兵”的风气，致使已因战争损失甚重了的起义军更是锐减至不足千人了。
鉴于人数锐减与士气低落的现实，毛＊泽＊东＊觉得“应对起义军进行休整与改编”，以重振军心、坚持斗争。
于是，九月二十九日，在永新县三湾村一家名为“协盛和”的杂货铺内，再次召开了“前敌委会议”。
会上，毛＊泽＊东＊鼓励大家“要振作精神，不能因为挫折与牺牲就垂头丧气，更不能忘了自己肩上负有的使命；‘工农革命军’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就得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不当‘孬种’；否则，还有什么资格叫‘工农革命军’？”
毛＊泽＊东＊的这番话把大家低落的情绪激奋起来了，谁也不想当“孬种”；于是，逃兵、开小差的现象终于被制止了。
接着，会议做出了三项决定：“一是，将原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二是，将党组织建立在基层，团以上各级仍设‘党委’派驻‘党代表’；而在连队则增设‘党支部’，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以实施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三是，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以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
同时，还初步酝酿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约束部队的纪律；后来，又几经修改、进而定型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军队铁的纪律。
经此史称的“三湾改编”后，“工农革命军”的面貌顿时焕然一新了。
因“党支部”建到了连队上，非但实施了“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并树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而“士兵委员会”的建立，摒弃了旧军队中“等级制”的弊端，普通战士的人格受到了尊重，从而提高了将士的使命感，士气顿时大振而战斗力增强。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订，把旧军阀军队中带来的习气摒弃了；从而，将中＊共＊领导的军队打造成了“有铁的纪律、秋毫无犯而深受老百姓拥戴、称之为‘人民子弟兵’的队伍”。
所以，“三湾改编”在中＊共＊的党史、军史上都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
而在“南昌起义”与“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影响下，湖北也暴发了一系列武装起义。
八月二十日，由“中＊共＊通城县委书记”汪玉棠及赵世当、罗荣桓、黄云岸等人领导，在鄂东的通城举行起义。
八月三十日，由“中＊共＊鄂南特委书记”吴德峰及夏桂林、叶金波等人领导，在鄂东南的通山举行起义。
九月八日，由“中＊共＊黄梅县委书记”张获伯及周为邦、熊煜南、梅电夔、吴致民、李德芳等人领导，在鄂东的黄梅举行起义。
九月十日，由“中＊共＊沔阳县委书记刘金山及姜宗望、刘绍南、胡幼松、陈师、涂位云等人领导，在鄂中南的沔阳举行起义。
九月十一日，由“中＊共＊监利县委书记”陈步云及肖仁鹄、王尚武、郭花圃等人领导，在鄂中南的监利举行起义。
九月十四日，由“中＊共＊当阳县委书记”李超然及傅殿云、汪效禹、傅丹湘、李勋臣等人领导，在鄂西的当阳、远安、荆门、南漳四县交界处的瓦仓举行起义。
九月十八日，由“中＊共＊天门县委书记”唐方九及王平章、邓巨昌、鄢泽孚、姚普生、吴新武等人领导，在鄂中的天门举行起义。
九月十九日，由“中＊共＊江陵县委书记”刘植五、“中＊共＊公安县委书记”胡竹铭及覃济川、樊学赐、邹资生、杨荣祥等人领导，在鄂中南的公安、江陵两地的弥陀寺举行起义。
其他零零星星的起义更是不胜枚举，因篇幅关系恕不一一细述了。
总之，一时间，由中＊共＊独自领导的武装起义如星火燎原般地遍布各地了；令“宁、汉合流”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傻了眼，只得左支右绌地忙于灭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