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汪精卫再次引退，“国民党改组派”成立；张发奎去职，新“粤、桂战争”；桂军“西征”
入湘；“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独揽大权……
却说，“广州起义”爆发时，复会后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筹备会”已接近尾声。
汪精卫原以为，他通过与蒋介石联手以“恢复党权”之名、终于将由“桂系”把持的“特别委员会”板倒了，自己该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复入主中央了。但谁知，正当他准备打自己的如意算盘时，忽闻报中＊共＊在“广州起义”，这简直如同当头给他泼了盘冷水。
因为，中＊共＊发动“广州起义”的主要力量是黄琪翔的“第四军教导团”，这正好给了一直在用“通共、容共”为由、攻击汪精卫的“桂系”与“西山会议派”以把柄。
虽然，张发奎将“广州起义”镇压下去了；但那是亡羊补牢，“广州起义”已将张发奎、黄琪翔长期“容共”的隐情大白于天下了；这无疑是给汪精卫捅了一个大漏洞，他纵有一百张嘴也难以辩白。
有了这个不容置辩的事实，“桂系”与“西山会议派”岂会放过他？
果然，正因“特别委员会”被解散而满腹怨艾、无处发泄的“桂系”与“西山会议派”即抓住了这个把柄、大做文章了，又竭力《指控》“汪精卫与张发奎、黄琪翔有‘通共’之嫌”；至少，仨人的“容共”是引发“广州起义”的诱因，故应“严加追究、不可姑息”。
而一直不露面的胡汉民，此时见汪精卫的软肋已被剌中，也才亲自上阵、操刀来击杀了；这一下，确实令汪精卫难以再招架。
尽管汪精卫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却于事无补。
十二月十六日，“国民党监察委员”邓泽如等人提出了《查办汪派集团案》；时任“上海卫戍司令”白崇禧则下《令》对在沪的“汪派”人物实行“监控”，他自己还亲自跑到法租界、扬言“要抓捕汪精卫”，一派咄咄逼人的态势。
而在对付“桂系”板倒“特别委员会”时与汪精卫配合甚是默契的蒋介石，此时却又缄口不语、作壁上观了，任由胡汉民、李宗仁等人对汪精卫发难。
其实，在蒋介石眼中，此时的汪精卫已无可利用的价值了；而若让他入主中央，岂不会成为自己复出后的又一大障碍？所以，蒋介石哪肯让汪精卫如意？更容不得汪精卫再入主中央。
现在，蒋介石见胡汉民与李宗仁联手整汪精卫了，他窃喜还来不及呢，岂会出手相援、帮汪精卫解危？只因，汪精卫刚领衔倡议并通过“请蒋复出”的《议案》，蒋介石这才觉得自己不宜跟着李宗仁与胡汉民起舞；否则，会被认为“以怨报德、落井下石、不近人情”而不利于自己。
因此，蒋介石假情假义地劝告汪精卫：“君子何在乎一时一事之得失，有道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故而，兆铭兄不若暂赴海外，以避锋芒，以待来时。”
汪精卫闻言后，明白蒋介石也在迫自己走人了；看来，想请蒋介石帮助自己、已难指望。
至此，汪精卫已是心灰意冷且悔恨交加，自知实难抵御李宗仁与胡汉民的联手攻击，无奈之下、只好听从了蒋介石的劝告；不得不于十二月十七日离开上海，带上他的老婆陈璧君、经香港后去往法国。
就这样，回国“复职”不到一年的汪精卫复又“引退”，再次离开了中国。
汪精卫被迫“引退”后，其追随者陈公博、顾孟余等人却不甘心；遂于一九二八年五、六月间在其创办的《革命评论》和《前进》等杂志上竭力抨击“‘南京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欲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为号召集合革命同志、重新制订纲领、改组国民党。
尔后，陈公博、顾孟余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世人则称其为“国民党改组派”，简称“改组派”。
“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奉汪精卫为“领袖”，以陈公博为“总负责人”，设“总部”于上海，并在南京、北平、天津、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十多个省市及巴黎、东京、香港等境外各地遍设“支部”，会员多达万余人；从而，继续与蒋介石把持的“南京国民政府”抗衡。
不过，已大权在握了的蒋介石并没太多顾忌；汪精卫走后，蒋介石又又以“容共、通共”的罪名，下《令》免去了张发奎、黄琪翔、李福林等人的本兼各职。
张发奎原以为自己倾全力将中＊共＊的“广州起义”镇压下去了，那许多流淌的血、应能洗涮自己曾经“容共”的错咎；但想不到，仍被扣上“容共、通共”罪名。
张发奎甚是想不通，本欲抵制、不认账；但转而想，“南京特委会”已解散，现在下《令》免自己的职的却是“国民政府”，而自己已声明过“只反‘特委会’，并不反对‘党中央’”；所以，欲想抵制却是少了理由而难成；再说，黄琪翔的“容共”事实已大白于天下、不允抵辩；自己是他的“上司”，难辞其咎；看来，这次只得自认倒霉了，谁叫自己捅了这么一个大窟窿。
张发奎如此想后，也就致《电》南京表示“愿接受处罚”；然后，离穗避居到香港去了。只是，他的这个态是向已“复职”了的蒋介石表的，其中隐含着“自己仍对‘桂系’心存怨怼”。
黄琪翔见事已至此、更是无话可说，因为所谓的“容共、通共”皆缘于自己，已无辩白之必要；因此，即步张发奎后尘、也离开了广州，远渡重洋去往德国了。
不过，张发奎与黄琪翔在离穗前，对“第四军”进行了改编；让原“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缪培南接《任》“第四军军长”、薛岳《任》“副军长”。
改编后的“第四军”辖有五个师，由吴奇伟《任》“第十二师师长”、李汉魂《任》“第二十五师师长”、许志锐《任》“第二十六师师长”、邓龙光《任》“教导一师师长”、黄镇球《任》“教导二师师长”；欲将“第四军”交予缪培南等人后继续盘踞于广东，以为将来之根本。
众将受命后，俩人这才与大家惜别。
张发奎、黄琪翔决定离粤，李福林知道自己也已是留不成了；只是，李福林不明不白地也被扣上了个“容共、通共”的罪名，心中深感委屈；他只是对黄琪翔埋怨几句“都是你的缘故”，却别无良策、甚是无奈；最后，自责了一番“谁叫自己与张发奎、黄琪翔跟得太紧？”也紧随张发奎之后、避走香港了，其“第五军军长”之职则交由“副军长”邓彦华代理。
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等人都被赶走了，李宗仁、李济琛虽是如报了仇似的心中舒畅了许多；然而，俩人并不愿就此罢休，而更欲趁机将广东夺回。
于是，一九二八年一月，驻于梧州的黄绍竑率部入粤，沿西江而下、向广州挺进；李济琛则也《令》驻于东江的陈济棠率部“西进”，以配合黄绍竑行动，务必要将广州夺回。
而已回国了的陈铭枢也率部由闽南入粤，前来协助李济琛攻取广州了。
“新任第四军军长”缪培南见“桂系”仍不依不饶并派兵来犯，不得不横下心与之抗争了；何况，此时的“第四军”毕竟还有五个师共约四万人，岂肯示弱？
因此，缪培南激励将士道：“‘张总指控’与‘黄军长’虽然离开了广州，但‘铁军’的军威仍然存在；现在，‘桂军’又来进犯了，我军将士当同心协力、抗拒敌人，绝不可让‘铁军’的军旗倒下。”
然后，缪培南准备率部迎战。
且因，黄绍竑由梧州东进，陈铭枢、陈济棠从东江西向，广州受两面夹击；缪培南觉得若是两面迎战、必会分散兵力、恐于己不利。
于是，他与薛岳商议后，打算“暂时放弃粤西，将肇庆的防线退缩到三水”；同时，集中兵力先对付东面的陈铭枢与陈济棠；待将陈铭枢与陈济棠击溃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西面的黄绍竑。
于是，缪培南将驻守肇庆的吴奇伟与黄镇球部撤回；让邓彦华的“第五军”仍留守广州，并将三水的防护也交予他；然后，缪培南与薛岳率“第四军”赴东江、去迎战陈铭枢与陈济棠了。
于是，一场新的“粤、桂战争”又拉开了战幕。
缪培南撤西江之防后，倒是便宜了黄绍竑；因没有受到阻截，黄绍竑率“桂军”轻易地进入粤西并占据了肇庆；然后，即又沿西江而下、直扑广州。
留驻广州的邓彦华见李福林已因“张、黄事变”受牵累去职，自己则不愿再在新的“粤、桂战争”中替“第四军”陪葬。为保自身，邓彦华则与黄绍竑作了交易；邓彦华为“桂军”放行，黄绍竑则不攻打广州、而去追击已赴东江了的缪培南。
就这样，邓彦华背弃了缪培南，让“桂军”又毫无阻拦地过了三水等要地；黄绍竑倒是也信诺地没有攻打广州，而《命》其所部绕过广州、全速向东江推进去追击“第四军”。
而此时，“第四军”已进至东江；先头部队许志锐的“第二十六师”已在龙川附近将黄质胜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击溃，并与黄镇球的“教导二师”会合，乘胜追击至东江右岸。
与此同时，缪培南率吴奇伟的“第十二师”与李汉魂的“第二十五师”在鹤市与陈铭枢相持，薛岳则率邓龙光的“教导一师”在五华与陈济棠对峙。
如此，原皆为“粤军”、而今却成了敌对的双方在粤东开战了，且都使出了十二分的力、谁也不肯示弱。
不久，黄绍竑率“桂军”也赶到粤东，并向五华推进、欲与陈济棠部会合。缪培南这才明白邓彦华已背弃了自己，虽是气恼却是无奈。
为阻截“桂军”，缪培南《命》许志锐与黄镇球部“停止追击”，而去攻占五华的要隘潭下墟。
然而，当许志锐与黄镇球率部进至五华时，“桂军”黄旭初部已与“粤军”陈章甫部会合，并占据了潭下墟。
许志锐怒不可遏，即向“‘桂军’右翼”的马鞍山阵地发起攻击。
然因，马鞍山山高约五百米易守难攻，许志锐率其“第十二师”从凌晨起整整攻了一天终是难克；至晚上六时，许志锐忽然中弹重伤、不治而身亡了；如此，失了主帅后的“第十二师”顿时乱了阵脚而大溃。
同时，攻打潭下墟东南面锡坪高地的“教导二师师长”黄镇球也身负重伤，所部同样败下阵来。
如此一来，战场形势对缪培南的“第四军”大不利了。缪培南见已无胜望，且因被邓彦华背弃后、广州也已难回，只得带着“第四军”辗转于粤北、不知所归。
此时，蒋介石见“第四军”已落败但尚保有一定实力；于是，故作姿态地趁机将走投无路的“第四军”接往江西。
就这样，缪培南投于了蒋介石的麾下，“第四军”遂被蒋介石所用；所以，这场李济琛与张发奎之间的争斗，到头来却是又让蒋介石捡了便宜。
而薛岳因对蒋介石有怨怼而不愿归顺，遂独自去往香港寓居了。
至此，新的“粤、桂战争”终于结束，广州复归李济琛所有了；只是，李济琛回到广州后不久，也辞去了“第四军军长”之职，由陈济棠接任；此是题外话，顺提不赘述。
李济琛收复广州后，李宗仁心中也甚是高兴；因为，李济琛是“桂系”的盟友，他能重新控制广东，也可算是“桂系”的一个胜利；于是，因“特委会”被解散而大有失落感的李宗仁终于得到了一些补偿。
如此看来，在这场国民党内的纷争中，“桂系”是有得有失；李宗仁自觉得还划得来，心里舒坦了许多。
而此时，“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已结束，蒋介石虽已“复职”却尚未到任，心情舒坦了的李宗仁则催促蒋介石“早日赴宁就任”。
蒋介石也有此念，遂决定“择日赴宁”。
然因，此时的南京城是由“桂系”与何应钦派兵镇守。虽说，何应钦是“黄埔嫡系”应算是蒋介石的人；但因当时，“桂系”向蒋介石“逼宫”时，何应钦却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致使蒋介石狼狈“下野”，此事令蒋介石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后来，众人都纷纷要求“蒋介石‘复职’”，何应钦却又迟迟没有表态；这一切都使蒋介石深感寒心，觉得这个曾经被他十分器重的“黄埔弟子”不再能太信任了。
而今，蒋介石即将赴宁，当然不能将自己的安危、交予“桂系”与已不甚放心了的何应钦；于是，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任命》尚可信任的“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祖为“南京卫戍司令”，《令》其即“由津浦路驻地移防南京”。
贺耀祖受《命》后即“率部入宁”，从“桂系”与何应钦手中将南京的防护接管了；如此，蒋介石这才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九日放心地赴宁。
蒋介石抵达南京后，即发表了《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然后，正式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
何应钦见蒋介石“复职”了，不由得忧心忡忡；因为，他也知道，在蒋介石“下野”这件事上，自己必是得罪了他。而蒋介石是睚眦必报，岂肯善罢甘休？
果然，蒋介石“复职”后不久，即下《令》将“驻军徐州、时任‘北伐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的一切职务全撤了”，并气愤地道：“当时，只要他说一句话，我何至于‘下野’！？”
这下，倒是令蒋介石身边的王伯群、李仲公等人都愕然了。
王伯群是何应钦的“大舅子”，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他赶紧替何应钦讲情，请求蒋介石“看在何应钦是‘黄埔弟子’的情面上，宽谅了他”。
其实，蒋介石将何应钦“撤职”乃是气恼时的泄愤之言，并不是真要将他抛弃。
蒋介石发泄完后、气渐消，这才也觉到了有点不妥；因为，多年来，何应钦对他蒋介石还算是忠心耿耿的，且立过不少功。
虽然，自己的“下野”有其没尽到部下的应“尽力‘护驾’”之责，但毕竟也是时势使然、情有可原。何应钦即使有过，也得罚其所当；如此，将其重责、似是太过；且功过相较，功大于过，岂可因此而将其以往的功劳一笔勾销？
而何应钦是“黄埔弟子”，若是对他处置不当，或会使其他“黄埔弟子”感到寒心，那样恐怕反而会对自己不利，这却不是蒋介石所希望的。
再说，蒋介石虽是东山再起了，但面前还有许多政敌要对付；今后的政治生涯中也必然还会有许多险阻与坎坷，这一切都得有人来为他出力卖命、保驾护航。
而蒋介石知道，何应钦是个“干才”，“黄埔弟子”中能优于他者实是难觅；看来，自己要夺取天下，确是少不了他。
所以，当王伯群替何应钦“求情”时，蒋介石也想“收回‘成命’，不再追究”了；但转而又思，话已出口、《令》已下达，岂可轻易更改？因为，自己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若是朝令夕改的把《军令》当儿戏，将士们会怎么想？今后还如何号《令》三军？因此，已经出口了的《决定》绝不可改口，何应钦的“‘北伐’第一路军总指挥”等职也就被撤定了。
不过，此时的蒋介石正准备再举“北伐”，以兑现对冯玉祥许下的“承诺”；于是，蒋介石灵机一动，则另行《任命》何应钦为“‘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如此，也算是给王伯群等人卖了人情，且又能让何应钦复为自己所用，而名义上是给予补过的机会；对其如此处置，自觉得甚是得当。
然而，何应钦被“撤职”后总是感到委屈。
虽然，蒋介石接着就《任命》其为“‘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了，但被撤的是实权，新授的却是虚衔，仍有“遭贬”之意；因此，何应钦“托病”不就、顾自去往莫干山闲居了。
如此，蒋介石的算盘打错了，且甚令他尴尬。
因为，何应钦的“‘托病’不就”无异于是“违《令》不遵”，没把他蒋介石放在眼里，这岂不是在扫他蒋介石的威信？若是人皆效仿，如何是好？这可是绝不能容许的。
别说，蒋介石知道何应钦是胸有怨怼的故意推托不出；即使真是有病，也要把他抬到南京来，以示他蒋介石的一言九鼎、无人可违拗。
于是，蒋介石让王伯群给何应钦捎话，言：“我蒋中正没有你何应钦，照样能干得下去；而你若离开我，看能存得了几天？”
此话绵里藏针、言外有音，何应钦闻后着实感到了不小的压力。
王伯群知道蒋介石是“说得出、做得出”的人，遂对何应钦晓以利害、竭力劝说，要他委曲求全、别像小孩子似的怄气、撂挑子、度一时之快。
何应钦听了王伯群的一番劝道后、有所省悟，这才同至南京就任新职了。从此后，何应钦不敢再有非分之想，且时时处处、谨言慎行、唯恐再得罪了蒋介石。
而蒋介石毕竟是在用人之机，他见何应钦已是慑服，也就既往不咎仍打算将其重用。尔后，何应钦复又成了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为蒋介石夺取天下、出谋划策、尽其所能了。
蒋介石再举“北伐”前，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得办，那就是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进一步稳固自己的权力基础。
而此时，胡汉民等人却又提出了“追随过汪精卫的人不得出席四中全会”；对此，蒋介石却难以认同。
因为，若依了胡汉民之言，谭延闽等人势必要被排挤在外。虽说，谭延闽曾离开南昌、背弃蒋介石后去武汉、投靠过汪精卫；但是，蒋介石却并没对他计较、却自有盘算，仍想用他。
原来，蒋介石想通过“二届四中全会”将国民党的“党、政、军”都控在自己手中；但若是所有要职都由自己一人占了，恐会遭人指责；因此，蒋介石打算亲自兼任“党、军”要职，而将“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让于谭延闽。
因为，蒋介石觉得，谭延闽这人没棱没角，既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且又易于掌控、摆布；蒋介石有此盘算，也就对于胡汉民等人所议没予理会。
胡汉民见蒋介石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认为是在有意袒护；既然如此，自己也就难以再与蒋介石合作了。
于是，一月二十五日，胡汉民带上宝贝“女儿”胡木兰，与“秘书”刘芦隐、傅秉常及孙科和伍朝枢“夫妇”等人，怄气地离开上海、前往欧洲去考察了。
如此，倒是让蒋介石更可放手而为了，也就没予阻留、而任由他们离去。
胡汉民走后，“桂系”显得势单了；李宗仁自知难以阻止“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也就不想在此事上与蒋介石再闹别扭。
何况，“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必须在南京召开，本来就是“桂系”提议并竭力坚持的；而今，会址已如“桂系”所愿定在南京了，李宗仁等人还岂能再异议？
而自从“特别委员会”被解散后，李宗仁对于政治已开始淡漠；觉得“作为一名‘军人’，还是以‘抓枪杆子、拓展地盘’为要”；所以，开不开“二届四中全会”对他来说似乎已无关紧要。
而眼下，李宗仁所关注的是“如何将湖南这块地盘也收入自己囊中”。
因为，此时的“桂系”虽已据有“粤、桂、鄂、皖”四省，但中间却还夹着个湖南；若是能将湖南也攫到手，那就可以将“五省”连成一大片了，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在这乱世时代，谁的兵多、地盘大，谁的腰板就硬，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所以，当蒋介石谋求更多政治资本的时候，李宗仁却在“打湖南的主意”了。
唐生智“败北”并流亡海外后，李宗仁以为“取得湖南，已不在话下”；所以，倒是没有急于再“西征”，而是希望“退入湖南的‘湘军’能主动缴械”，以免自己再动干戈。
于是，李宗仁派遣时任“军事委员会参谋厅厅长”张华辅赴湘，欲将“退驻湖南的‘湘军’劝降收编”。
然而，唐生智的部将李品仙、何键、刘兴等人率“湘军”退入湖南后，誓要“与‘南京国民政府’抗衡到底，不愿被收编”，致使李宗仁的愿望落空。
李宗仁见劝降不成且误了许多时日，遂与程潜、白崇禧商议，决定“再举兵‘西征’”了；并约定，“一俟底定湖南，则由程潜出《任》‘湖南省主席’”。
自从被赵恒惕驱逐出湖南后，程潜常思能回“湘”主政；如此约定、正中其下怀，程潜也就乐于此举了。
于是，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三日，“桂系”以“‘唐军’残部不愿受编，图谋叛乱”为由，复又派遣“西征军”向湖南进军了。
“西征军”由“第三军”、“第六军”、“第七军”、“第九军”、“第十三军”、“第十九军”、“第四十四军”等组成，白崇禧《任》“总指挥”。
鉴于“湘军”退入湖南后，李品仙的“第八军”驻守平江，刘兴的“第三十六军”驻守岳州，何键的“第三十五军”驻守醴陵。
因此，白崇禧决定“自己亲率‘第十三军’，与夏威的‘第七军’、胡宗铎的‘第十九军’，经鄂东南的崇阳、通城入湘，先攻取湘东北的平江；而由程潜率其本部‘第六军’与叶开鑫的‘第四十四军’，沿武长线而进，经鄂东南的咸宁、蒲圻入湘，先袭占湘北的临湘、岳阳；另由朱培德率其本部‘第三军’从赣西北的铜鼓进攻湘东北的浏阳，金汉鼎的‘第九军’从赣西的萍乡攻打湘东的醴陵；然后，数路‘西征军’会师长沙。”
不日，白崇禧已率部顺利地攻占了湘东北的平江，李品仙不敌败退株州；程潜的“第六军”也已突破“湘、鄂”边境的羊楼洞要冲，锋芒迫近岳阳。
但谁知，就在“西征军”节节胜利之时，与程潜有隙的叶开鑫却暗中与刘兴勾结，率其“第四十四军”在麻城倒戈了；于是，叶开鑫从侧背向程潜的“第六军”发起攻击，驻守岳阳的刘兴则也趁机反攻。
程潜猝不及防、腹背受敌、损失不小，被迫撤退；并致《电》白崇禧，请其“也回防蒲圻、通城”，以遏制已反攻入鄂的刘兴。
然因，此时白崇禧所率的“第七军”与“第十九军”已入湘，不宜回师。
于是，白崇禧《命》程潜与驻于武汉的“第十八军军长”陶钧抵住刘兴与叶开鑫的进攻；而《命》已入湘了的夏威率“第七军”、胡宗铎率“第十九军”向汨罗江北岸挺进，欲“截断叶开鑫与刘兴的退路”。
果然，刘兴见白崇禧欲“断其后路”，顿时慌神了、赶紧后撤。然而，刘兴刚撤回岳阳，汨罗江防线却已被夏威与胡宗铎突破。
刘兴自知岳阳已是难守，遂退守长沙去了；叶开鑫见刘兴败退，则也随同退入湖南逃往宁乡。
夏威与胡宗铎夺取岳阳后，即又掉头乘胜追击、直扑长沙。
程潜见叶开鑫与刘兴败退，即《命》其部将“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李明灏与“第六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轸复又向湖南进军了。
而此时，驻守醴陵的何键也抵不住朱培德与金汉鼎的夹攻，溃往茶陵、衡阳、宝庆等地。
然而，何键退至衡阳后，却又遭到了正在湘南的“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阻截。
如此一来，“湘军”处于了四面楚歌之中；何键、刘兴、李品仙等人见大势已去，只得《通电》“乞和”，表示“愿意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收编”。
于是，一月二十五日，“桂军”进驻长沙、并将“湘军”收编。
叶琪的“第十八军”因与陶钧所部的番号重复，遂被改编为了“第十二军”；李品仙仍留《任》“第八军军长”，何键也留《任》“第三十五军军长”；而“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被“要求离开部队”，其职由“第三十六军第一师师长”廖磊接任。
至此，“西征”湖南的战争结束，李宗仁终于将“粤、桂、湘、鄂、皖”连成一片了。
只是，因有约在先，李宗仁“取得湖南后却只得将其交予程潜，让程潜出《任》‘湖南省主席’”，这却又成了李宗仁的一个心病；从而，李宗仁与程潜之间有了一个症结。
“西征”湖南的战争结束后不久，“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终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二日在南京开幕了。
因为，原“中执委”与“中监委”的六十名正式与候补委员中，中＊共＊党员李大钊与“国民党左派”路友于已都被张作霖杀害；其他中＊共＊党员谭平山、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毛＊泽＊东、夏曦、韩麟符、屈武、邓颖超、许苏魂、高语罕、江浩及“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徐谦等人，都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被开除了。
因此，这次与会代表仅有三十一人，勉强过了半数。
会议是在蒋介石一手操纵了进行的，顺利通过了《整理各地党务案》、《中央党部改组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
然后，据此对“中央政治会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及“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
改组后，“中央政治会议”以蒋介石、谭延闽、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等十二人为“常委”，蒋介石《任》“主席”。
而“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不再设“主席”，只设由蒋介石、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谭延闿等五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训练部”，由蒋介石兼《任》“组织部长”、戴季陶《任》“宣传部长”、丁惟汾《任》“训练部长”。
由七十三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中，则由蒋介石、谭延闿、李宗仁、于右任、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程潜、杨树庄等十二人为“常委”；而且，“军委会”又恢复了“主席制”，并规定“‘军委会主席’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任”，这无疑是为蒋介石量身定做的；于是，蒋介石名正言顺地复又坐上了“军委会主席”的宝座。
只是，“国民政府常委会”是由谭延闽、蔡元培、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等五人组成，并按蒋介石的意图、让谭延闽出《任》“国民政府主席”。
不过，“外交部长”黄郛、“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王伯群、“劳工部长”马超俊等却均是蒋介石的人；因此，谭延闽不过是个傀儡，“国民政府”的实权仍落在蒋介石手中。
经如此改组后，汪精卫与胡汉民的影子都不见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朱培德、程潜等军界要人也都只在“军委会常委会”中各占了一席。
自此，蒋介石已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独揽了。
不过，蒋介石为避免被人指责是“独裁”，除将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上海列为由蒋介石直接统辖的“中央区”外，又特意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等地设立了四个“政治分会”。
分别由李济琛《任》“广州政治分会主席”，统辖广东、广西；李宗仁《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统辖湖北、湖南、安徽；冯玉祥《任》“开封政治分会主席”，统辖河南、陕西、甘肃；阎锡山《任》“太原政治分会主席”，统辖山西、绥远、察哈尔。
并规定，各地“政治分会”有权处理辖区内“党、政、军”一应事务。如此，大家都分得了一匙羹，也就皆大欢喜、无异议了。
同时，蒋介石还信誓旦旦地道：“当加倍努力、以促进‘北伐’之完成，此实为今日不可稍缓之工作。”
并通过了《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这令长期受“奉系”威胁的冯玉祥感到了慰藉。蒋介石还趁机与冯玉祥换了帖子、以结同心，冯玉祥也就更全力支持蒋介石了。
蒋介石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李济琛等人摆平后，则又大放厥词、强调要“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
其实，在蒋介石心目中，“反共、清党”才是头等大事；而今，自己大权独揽了，更可以将其提到议事日程上。
于是，陈果夫与蔡元培提出了一个《制止共产党阴谋案》并顺利通过；如此，蒋介石可以堂而皇之地“反共、清党”了。
同时，又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国民党政府”的名义下达了针对苏联的《绝俄令》：“各省之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领事，一律撤消承认。所有各省之苏俄经营的商业机关一并勒令停止营业。”
从此，由孙中山创建的“国民政府”与苏联的良好关系、彻底被断绝了。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结束后，蒋介石立即就依据《制止共产党阴谋案》，在其直管的“组织部”内设置了一个“党务调查科”。
蒋介石将这个专门用以对付共产党及国民党内“异己分子”的工具交予了他的“心腹”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负责，以能切实贯彻自己的意图。
因为，陈氏“兄弟”俩姓名的英文开头字母皆是Ｃ，世人遂称其为“C·C系”。
陈氏“兄弟”俩的“党务调查科”成立后，各级党部则停止活动，代之以的是另行设立了各级“党务指导委员会”；从而，对全体国民党员进行重新登记、考查、训练。
就这样，蒋介石依靠陈氏“兄弟”通过“整理党务”，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全都清洗掉，实现了“清党”目的。
同时，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陈氏“兄弟”俩还将许多亲信，如上海的潘公展、陶百川、陆京士、吴开先，浙江的许绍棣、罗霞天、方青儒、叶溯中，北平的庞镜塘，湖北的艾毓英、杨锦昱，南京的方治，河北的陈访先，河南的王星舟，江西的王冠英，安徽的张德流，江西的李中襄，青海的燕化棠，甘肃的田昆山等人，塞进各“省、市党部”
陈氏“兄弟”此作，是希图“通过给国民党换血后、将其推上‘法西斯’化的道路，为蒋介石实施‘独裁’统治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