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中＊共＊“古田会议”、“陂头会议”，中＊共＊赣西南特委、共同前委成立；袁文才、
王佐遇害，井冈山丢失……
却说，蒋介石征讨唐生智之时，并没放弃对中＊共＊的镇压。此间，中＊共＊赣南特委在“国民党军”的“三省会剿”中遭到了严重破坏，连“特委书记”汪群也被捕遇害了。
中＊共＊江西省委虽遭此挫折，但仍前赴后继坚持斗争。
时任“中＊共＊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为执行中央传达的“共产国际”《十月指示》，欲趁国民党军阀混战之机，在赣西的吉安组织起义，以武力保卫“苏维埃”。
为此，刘士奇派中＊共＊党员、时任“赣军第九军第二十七师参谋”赵醒吾将“吉安靖卫大队长”罗炳辉“策反”成功。
岂料，就在起义的准备工作就绪之时，却因时任“共青团江西省委委员”曾道懿的“叛变”，罗炳辉被迫提前起义而受挫了；赵醒吾等数十名中＊共＊党员被捕遇害，连中＊共＊赣西特委也只得从吉安城内迁往永丰的陂头村。
罗炳辉率部起义后，他的“吉安靖卫大队”被改编为“独立红五团”；如此，中＊共＊赣西特委辖下有四个“独立团”了。
尔后，刘士奇又组织了数次攻打吉安，但均未能如愿。
刘士奇并没气馁，为增强战力利于攻取吉安；中＊共＊赣西特委与“红五军”决定，由“红五军”活动在“湘、赣”边的黄公略部与赣西的四个“独立团”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简称“红六军”。
于是，一九三○年一月十八日，“红六军”成立，由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兼《任》“政委”。
“红六军”组成后，刘士奇复又决定再打吉安；同时，准备实施《土地法》，以巩固“苏维埃政权”。刘士奇的决定，得到了时任“中＊共＊赣西特委委员”曾山及黄公略等人的支持。
然而，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身份前来指导工作的江汉波和时任“****赣西特委委员”李文林等人，却以“攻打吉安已有多次，却是屡攻不克”为由，觉得“时机不成熟而表示了反对”。
同时，俩人对于《土地法》中有关“没收一切豪绅地主阶级的田地、山林、池塘、房屋”、“依乡村人口数目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土地于贫苦农民”、“乡村中工商学各业和游民酌量分与田地”及“工农穷人欠豪绅地主之债一律不还”等条款也表示了异议。
如此一来，以江汉波、李文林等人为一派，以刘士奇、曾山德等人为另一派，中＊共＊赣西特委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致使各项工作都无法进行了。
而同时，“红四军”于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九日召开了“第七次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却不意落选了，由陈毅出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不过，“红四军”内的这一变动很快引起了中央的注意。
特别是周恩来，他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十分赏识；所以，特地写了一封信、郑重关照“‘前委书记’仍应由******担任”；因为，该《信》的落款是九月二十八日，故史称“中央《九月来信》”。
于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红四军”在闽西上杭古田村的廖氏宗祠内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
会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民主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伍中豪、谭震林等十一人为“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决议》明确规定了“‘中国工农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指出“这支军队必须以无产阶级思想作指导，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从而，重申并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同时，还指出了“‘红四军’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办法”。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内的各级党组织得到了加强，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领导地位；所以，在中＊共＊的党史、军史上，“古田会议”都可谓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
然因，由于此前“红四军”连遭挫折，军内一度存在了一种悲观情绪，时任“第一纵队司令”林＊彪＊甚至于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为此，“古田会议”后的第七天，即一九三○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就给林＊彪＊回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长信，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
从而，消除了业已存在的悲观情绪，稳定并凝聚了军心。
“古田会议”后，复任“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与朱德率“红四军”分两路由闽西入赣；在宁都的东韶会合后，已进抵赣西永丰的藤田。
藤田与陂头相距不远，刘士奇遂派人至藤田，向“红四军”前委报告赣西的情况；并请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出面，帮助“赣西特委”统一思想。
“赣西特委”主动要求，毛＊泽＊东＊当然乐于插手。
于是，以“红四军前委”名义致《函》赣西、赣南两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于二月七日，在“中＊共＊赣西特委”驻地陂头村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史称“陂头会议”或“二·七会议”。
会议围绕“‘苏维埃政权’建设”、“土地分配”、“攻打吉安”等问题展开讨论，特别是对“攻打吉安”和“土地分配”等问题更是争论激烈；最后，终于统一认识。
在“土地分配”问题上，会议觉得“要争取群众，就必须首先满足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不但要分，而且要快分”，容不得含糊迟疑。
为此，制定了《赣西南土地法》；因此，江汉波、李文林等人的“迟迟不分配土地、不废除债务”等做法受到了批评。
而在“攻打吉安”问题上，会议也认为“吉安地处赣江中游，是赣西南通往湘东的咽喉要道；且紧邻东固苏区，可谓是苏区的西大门”；所以，无论是为了“保护苏区”还是“拓展苏区”，攻取吉安都是势在必行。
因而，会议将“攻取吉安”确定为是“目前行动的总目标”，并提出了“打到吉安去，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打到吉安去，建立苏维埃”等口号。
同时，报经中央同意后，将原“红四军前委”扩大为“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湘赣边”等地区武装的“共同前敌委员会”简称“共同前委”，以统一指挥中＊共＊在“湘、鄂、赣、闽、粤”的武装斗争。
“共同前委”由毛＊泽＊东＊、郭贞、曾山、王怀、方志敏、朱德、潘心源、黄公略、刘士奇、彭德怀、谭震林、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袁国平、李文林、滕代远等十七人组成，并选举毛＊泽＊东＊、曾山、刘士奇、朱德、潘心源五人为“常委”，黄公略、彭德怀为“候补常委”，“共同前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
“共同前委”组成后，“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仍分别设立“军委”，但受“共同前委”指挥。
而“中＊共＊赣西特委”、“中＊共＊赣南特委”与“中＊共＊湘赣边特委”则合并为“中＊共＊赣西南特委”，由刘士奇《任》“书记”；并成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由曾山《任》“主席”。
同时，在赣西、赣南各设“赤卫军总指挥部”，由曾炳春《任》“赣西赤卫军总指挥”、萧大鹏《任》“赣南赤卫军总指挥”。而“中＊共＊赣西南特委”之下，则设立了中＊共＊东河、西河、东路、西路、北路、中路等六路“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
会议还分析讨论了“党的组织建设”问题，指出：“原赣西、赣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了党的各级地方领导机关。”
为此，决定“清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富农分子”，以“使党迅速的‘布尔什维克’化”。
“陂头会议”后，“共同前委”即发布《第一号通告》，其中特别提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领导机关。”
从而，提出“清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富农分子”；于是，一场“清除富农分子”的运动在赣西南苏区内展开了。
同时，“红军”摆开架式准备“攻打吉安”。
驻守吉安的“第五十师副师长”江成光耀见“红军”来攻，惶恐不安了即向南京告急“求援”，蒋介石急调唐云山的“独立十五旅”和邓英的“独立第十六旅”驰援。
与此同时，鲁涤平也急《令》“第十八师第五十一旅旅长”朱耀华、“第五十二旅旅长”戴岳率部往援。
谁知，唐云山部行至离吉安四十里处的施家边，遭到了“红军”的伏击；折兵千余，唐云山率残部仓皇逃离。朱耀华与戴岳见唐云山部大溃，畏而不敢前了，分别退往抚州、南昌。
不过，唐云山部遭伏击时，邓英的“独立第十六旅”倒是进驻了吉安。如此，吉安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兵力增强了；若是强攻，恐会有较大伤亡。
鉴于此，“红军”停止攻城，改用围而不攻之策；于是，吉安城被“红军”围困起来。
且说，“陂头会议”后“红军”攻打吉安之时，却从井冈山传来了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
原来，袁文才离开“红四军”后，化装成商贩、昼伏夜行、终于悄悄地回到了井冈山；袁文才回到井冈山，藏在王佐处、不敢露面，但还是走漏消息、被人发现。
因为，“湘、赣”边界民间、数百年来有“土籍”与“客籍”之分。
所谓“土籍”，即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而“客籍”，顾名思义就是历史上由于多种原因、由北方迁徙至此的外乡人。两籍人择地分居、时有矛盾，即使到了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以后，“土、客”籍间的矛盾仍难消，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当时，以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客籍”，因手中有枪，故在军中有较强的势力；而以龙超清、朱昌偕为代表的“土籍”，因土生土长有基础，故在各级政权中占了较多的位子；因此，“湘、赣”边根据地内曾流传着一句谚语“‘客籍’的枪、‘土籍’的党”，即可见一斑。
在成立“宁冈县苏维埃政府”时，“土、客”籍还为“苏维埃主席”一职，争执不休、互不相让、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是毛＊泽＊东＊出面居间调和，以“三个月为期，两籍人士轮留坐庄”，方才平息争端。
然而，“土、客”籍间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尔后，“土、客”籍的矛盾演变成了以朱昌偕、谢希安、龙超清、王怀为代表的“土籍”人政治势力和以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客籍”人军事势力间的对立，且愈演愈烈、难以调和。
“柏露会议”上传达《****六大决议》时，“土籍”人以为机会来了，图谋趁机将曾是“山大王”的王佐与袁文才除掉。
后因，毛＊泽＊东＊的刻意安排；他将袁文才带走，又关照时任“中＊共＊湘赣边特委常委”的宛希先对留在井冈山的王佐暗中保护，才使“土籍”人的图谋没能得逞。
而今，袁文才回井冈山了，忽又触动了“土籍”人的心病。
于是，时任“中＊共＊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与时任“中＊共＊湘赣边特委委员”龙超清、“中＊共＊永新县委书记”朱昌偕、“中＊共＊永新县委副书记”王怀等人商议“如何应对与处置”？四人经商议后，打算先以“擅离‘红四军’”的罪名将袁文才开除党籍，待后再伺机作进一步处置。
然而，这却遭到了宛希先及也是“客籍”、时任“中＊共＊宁冈县委委员”李筱甫的竭力反对。
宛希先只同意“给袁文才‘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而坚持要“保留袁文才的‘中＊共＊宁冈县委常委’及在‘红三十二团’中的军职”。
因为，宛希先时任“中＊共＊湘赣边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虽是在人数上占有多数的“土籍”人只得依从他言。
于是，袁文才走到明处、复任原职了。
只是，“土籍”的谢希安、龙超清等人总觉得“如此太便宜袁文才了”；因此，不肯善罢甘休。
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特派员”潘心源来永新了解“‘湘、赣’边斗争情况”；朱昌偕等人趁机告了袁文才与王佐的状，言：“俩人依仗手中有枪，目无特委，独断专行，妨碍革命。”
潘心源偏听偏信，即在遂川的于田村召开了一个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的“联席会议”；会议做出五条《决议》，其中第五条是：“按《****六大决议》精神解决‘袁、王’问题。”
潘心源如此定调后，朱昌偕等人如同得了《圣旨》，也就放胆而为了。
只是，当想到袁文才、王佐有宛希先保驾时，又感到了为难；由此，谢希安、龙超清等人觉得“要除掉袁文才与王佐，得先搬掉宛希先这块绊脚石”；从而，决定“先算计宛希先了”。
不久，朱昌偕升《任》“湘赣边特委书记”，王怀也升《任》“湘赣边特委副书记”；如此，湘赣边特委中更是由“土籍”人当家了；于是，加快了对付“客籍”人的步伐，并打算“先对宛希先开刀”。
一九三○年二月，湘赣边特委决定攻打永新，《命》时在湘东茶陵的宛希先“参战”。
宛希先受《命》后不敢怠慢，星夜兼程赶回赣西；然因，途中遇敌阻截而耽误了行程，赶到永新大湾村时已是战斗结束三天后的二月十四日了。
早已存心“要搬掉宛希先这块绊脚石”的“土籍”人见有了借口，岂肯错过机会？
于是，王怀即以“贻误战机”的罪名，不由分说地将宛希先杀害了。
除掉宛希先后，朱昌偕、龙超清、王怀等人即欲“对袁文才与王佐下手了”；只是，欲对俩人下手还得有个借口。恰在此时，忽然出了“罗克绍事件”，机会送上门来了。
原来，当时的“湘、赣”边有两条“恶狗”；一个是“遂川县靖卫团团总”肖家璧，另一个是“茶陵、酃县、宁冈”三县的“团防总指挥”罗克绍。
俩人都死心踏地跟随蒋介石“反共”，配合“国民党军”对井冈山进行了多次进剿，可谓是“红军”的死对头。肖家璧仅在黄坳、下七、五斗江等地就杀害千余人、烧毁房屋五千多间，故有“肖屠夫”之称；罗克绍也制造了“新龙庵血案”，杀人无数；所以，根据地军民皆欲“将俩人捕杀”，以为地方上除害。
二月十九日，罗克绍到茶陵猎狗陇村他的一个“姘妇”家过小年，被袁文才与王佐捕住了。
罗克绍被捉后，当然怕得要死；他为了保命，表示“愿将自己手中的一个兵工厂献出”。
武器、弹药对于军人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正缺枪弹用的袁文才与王佐不免心动；因此，俩人非但没有杀罗克绍，反而好生看待，以便将他的兵工厂捞到手。
最后，双方达成交易并兑现；于是，俩人就将罗克绍放了，此即所谓的“罗克绍事件”。
此事传到朱昌偕等人耳中后，觉得正好以此为借口对俩人下手了。
为使俩人不起疑心，他们盗用了毛＊泽＊东＊的名义给袁文才与王佐修书一封，要俩人“率‘红三十二团’到永新集结待命，以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欲将俩人诱至永新后一网打尽。
永新是湘赣边特委的所在地，可谓是“土籍”人的地盘；因“客、土”籍间有矛盾，袁文才与王佐也知道去往永新似同入虎口、而不免有些犹豫；但因见是毛＊泽＊东＊的来信，也就没有二话地遵行了。
朱昌偕、龙超清、王怀等人见袁文才与王佐落入圈套，心中不由得暗喜。
但当想到，袁文才与王佐手中毕竟有“红三十二团”的千余条枪；而他们虽是掌有印把子，但手下却没有多少枪，不免有力不从心之虞。但事已至此，岂可半途而废？忽而，朱昌偕想到了一个主意，何不来个借刀杀人？
于是，朱昌偕要龙超清、王怀设法稳住袁文才与王佐；自己则赶至时在安福的“红五军”军部，谎称：“袁文才、王佐暗中勾结茶陵大土豪、‘团练头子’罗克韶，俩人现在永新要挟‘特委’叛变革命。”因此，特来“请求”彭德怀派兵，“协助‘湘赣边特委’除掉袁、王俩人”以平叛。
彭德怀突闻此消息，有点半信半疑。
但接着，朱昌偕进而又言：“袁、王之所以叛变，是因为袁文才知晓了《****六大决议》，害怕自己被清洗才如此铤而走险。”
同时，朱昌偕还故弄玄虚的告诉彭德怀：“王佐有个‘小老婆’罗夏英，她的‘哥哥’就是罗克绍。”
有此隐情，袁文才、王佐与罗克绍勾结，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何况，袁文才与王佐放走罗克韶之事，彭德怀也有耳闻、并非杜撰诬陷；如此，彭德怀不得不信了。
再说，“中＊共＊中央特派员”潘心源在“于田会议”上已对袁文才与王佐的问题有过定调；于是，彭德怀不再疑惑与犹豫，立即派遣“红五军前敌委员”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随同朱昌偕连夜前往永新去“平叛”。
朱昌偕去安福搬兵的同时，还被蒙在鼓里的袁文才与王佐却于二月二十二日抵达永新的禾川镇了。
此时，早有准备的龙超清、王怀等人一改常态，在镇上的肖家祠堂内为俩人“接风”，并竭力表示了“愿与俩人冰释前嫌，同心同德为革命”，以稳住俩人。
袁文才和龙超清曾同在宁冈举义，虽有“土、客”之隙，毕竟是旧谊故交；现在，又见他所言似有诚意，也就信以为真，原存的戒心渐消了。
于是，开怀畅饮、直至酒足饭饱、尽欢而散。这一晚，袁文才与王佐住进禾川镇尹家巷二十二号。
子夜，朱昌偕搬兵回来，众人的胆壮了。
于是，龙超清带上他的一些心腹、悄悄潜入尹家巷二十二号；当他推开袁文才的房门时，袁文才与同室的李筱甫均因酒酣、睡得正香而未觉察；于是，龙超清毫不留情地就将尚在梦乡中的袁文才与李筱甫击毙了。
住在隔壁的王佐倒是警觉，听到枪声后知道情况不妙，赶紧从后窗逃离。
谁知，逃至城东的冬瓜潭，却遭到已候在那里的张纯清部的阻击；一阵齐射的枪声响过后，王佐倒在了冬瓜潭畔的血泊中。
就这样，曾称雄于井冈山、并为“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立下汗马功劳的袁文才与王佐都死于非命了。
袁文才与王佐被杀后，朱昌偕等人又来了个斩草除根，将俩人的部下、“红三十二团”的周桂春、谢桂标、陈梦平、谢华光、朱游庭、刁辉林等许多将士都杀了。
袁文才的“妻叔”谢角铭和王佐的“兄长”王云龙逼迫之下，率残部突围逃出永新后真的叛变投敌了。如此，倒是让“国民党军”捡了便宜，趁机夺取了井冈山。
且因，谢角铭、王云龙熟识井冈山的地理并通晓“红军”的作战方式；致使后来，“红军”数次力图夺回井冈山，但均未能奏效。
就这样，中＊共＊最早创建的红色根据地井冈山不幸被丢失了；此后，非但创始她的“朱、毛红军”不再回井冈山，连彭德怀的“红五军”也只得北上游离到“赣、鄂”边界去了。
而由于，谢角铭与王云龙的率部投敌，却使袁文才与王佐被杀的案情变得扑朔迷离了，一时道不清是枉杀还是该杀？虽然，俩人后来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但那是过了数十年、中＊共＊坐定天下后的事了，此顺提不赘笔。
彭德怀帮助朱昌偕等人杀了袁文才与王佐，自以为“是在为革命除害、而问心无愧”。数年后，才知晓个中原因，明白自己是被利用了，却是木已成舟、追悔莫及；从此，彭德怀心里始终有着一片挥之不去的阴影、而深感愧疚、遗憾终生。
毛＊泽＊东＊听到宛希先、袁文才、王佐被杀的消息后，感到十分震惊。
因为，他对袁文才、王佐十分了解，坚信他俩不会背叛，定是遭人暗算而冤死的；至于俩人被杀原因，毛＊泽＊东＊自然的想到了，或是“土、客”籍矛盾所致。
然而，宛希先的也遇害，这令毛＊泽＊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觉得，这已不仅是简单的“土、客”籍之间的矛盾了，必是“湘、赣边特委”内部混入了反动势力所致；否则，怎会干出如此令“亲者痛、仇者快”之事？而“湘、赣边特委”中确有些人的出身是“富农”，不由得令毛＊泽＊东＊觉得“定是那些混入党内的富农分子在作祟”；从而，感到“赣西南特委”已不可靠了。
因而，他更认定“陂头会议”上作出“清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富农分子”决议的必要了，且亟需解决、不可宽恕。
只是，“湘、赣边特委”杀袁文才与王佐，表面上看有充分的理由；一则，是执行《****六大决议》，显得名正言顺；再则，出了“罗克绍事件”，袁文才与王佐俩人有通敌之嫌，“平叛、除害”似是无可指责。且事后，袁文才与王佐的部下确是“叛变投敌”了，更使事件本身变得扑朔迷离，成了一潭浑水、而是非难明。
如此，毛＊泽＊东＊虽是对俩人的遇害深表同情；但欲替他俩昭雪，却想不好能从何处着手而深感无奈。
且时值“中原大战”前夕，随着阎锡山与蒋介石的争吵日渐激烈公开，江南各省的政局也随之出现新的动荡与变化。
时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独立师师长”兼“福建省政府委员”卢兴邦，会同“福建省防军司令”林忠、“海军马江要塞司令”萨福畴等人，占据福州后，欲呼应北方的阎锡山而也与“南京国民政府”抗衡。
蒋介石见闽局有变，急《命》“第三十九军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率部往攻”，务必将福州从卢兴邦手中夺回。
同时，《命》驻在赣州的“第三军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率部入闽，协助刘和鼎攻取福州。
金汉鼎受《命》后即率部赴闽，只留下少数兵力驻守赣州。
毛＊泽＊东＊获知这一消息后，觉得机会难得；于是，遂将袁文才与王佐的事搁置，率“红四军”南下去“攻打赣州”了。
而围困吉安的任务，则交给了曾炳春与萧大鹏分率的赣西、赣南“赤卫军”。
三月十六日，“红四军”抵达赣州，即从“东、西、南”三面发起攻击。然因，赣州城三面环水且城墙高坚而易守难攻，“红四军”围攻三日却不克。
毛＊泽＊东＊见赣州急切难下，遂改攻大余、南康、信丰等县。
经过一番征战后，“红四军”攻取了除赣州以外的赣南大部分地区；此时，还扩展了队伍。
于是，又组建了一支由陈毅《任》“军长”的“红二十二军”，由罗贵波《任》“军长”的“红三十五军”。
只是后来，“红二十二军”因在与“红三十五军”再攻赣州时受损严重，所部缩编为了“红六十四师”；时因“红六军”改编为了“红三军”，陈毅调《任》“红三军政委”，缩编后的“红六十四师师长”则由原“红二十二军六十五师师长”粟裕改任。
如此，中＊共＊在江西有得有失，总的形势还是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