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北平国民政府”，张学良出兵入关助蒋；“晋军”、“西北军”土崩瓦解，阎锡山、冯玉祥下野……
却说，毛＊泽＊东＊佯攻南昌、彭德怀攻打长沙之时，“蒋、阎、冯”的“中原大战”也到了关键时刻。
此时，蒋介石见刘峙与韩复榘已合力夺回济南，以为张学良该会兑现诺言了。但谁知，就在他满心希望“张学良出兵相助”时；忽而一件意外的事，如一盘冷水淋了他个透心凉。
原来，时在北戴河的张群、吴铁成、方本仁等人见张学良态度甚是暧昧，不由得心急如焚而决定另辟蹊径了。为此，他们也将目光转移到了那些主张“出兵入关助蒋”的“东北军”将领身上。
时有驻军临榆的“东北军第二十三旅旅长”马廷福，对于张学良“按兵不动，任由‘蒋、冯、阎’在中原大战”颇有异议。
于是，仨人通过曾是“安****第二方面军第十二军参谋长”、时任“临榆县税务局长”陶敦礼，欲以“十万大洋”收买马廷福。
果然，马廷福被金钱收买了；决定“背着张学良，率其所辖安褔魁的‘第四十团’、孟百孚的‘第四十一团’，出兵协助‘蒋军’攻打天津、北平”。
马廷福欲擅自出兵，被于学忠获知，赶紧秘报张学良。
张学良闻《报》后大怒，即授《命》于学忠处置。
于是，八月十四日，于学忠将马廷福、陶敦礼、安褔魁、孟百孚等人全逮捕了，这起所谓的“马廷福事件”很快就被平息。
马廷福等人败露后，张群、吴铁成、方本仁等人惶恐不安了；料想张学良必会迁怒，吓得连夜躲到曾是“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时任“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朱启钤的家中。
蒋介石闻知后，也吃惊不小。
虽说，“马廷福事件”是节外生枝，但不免令蒋介石担心“张学良若是因此而改变态度，那该如何是好？”
好在，平息“马廷福事件”后，张学良倒是没再有下文。
原来，“马廷福事件”发生后，张作相唯恐“张学良盛怒之下，会失去理智而采取不利于‘东北军’的草率行动”；因而，赶紧给他的“小六子”致《电》，劝道：“息怒、勿躁，当以大局为重，莫被小事所惑。”
果然，经张作相一劝，张学良的气就消了。
因为，“马廷福事件”并没酿成大祸；且马廷福之所以擅为，并非是背叛，起因于自己没有出兵之故，也是情有可原。
因此，张学良觉得，事件已经平息也就算了。再说，张群、吴铁成、方本仁等人毕竟是自己的好友；张学良也不想对他们计较与追究，以免伤了和气。
为此，张学良还特意《声明》：“此次兵乱，罪在马逆，与他人无涉；今梁魁就擒，叛逆平息；望诸君勿信谣传，为正视听，特予奉告。”
如此，张群、吴铁成、方本仁等人这才放胆复出；张学良仍视若上宾，如同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般。
就这样，“马廷福事件”让大家都虚惊了一场后，很快就被淡忘了。
且说，冯玉祥、阎锡山和汪精卫等人闻知“‘东北军’中发生了‘马廷福事件’”，都大喜过望了；在他们看来，这是拉拢张学良的最好时机；于是，又各自派遣代表、再去游说张学良。
蒋介石闻《报》，不由得又焦虑了。
因为，虽然“蒋军”攻取济南后，“津浦路”的战局已是逆转；然而，“蒋军”在“陇海路”上却仍处于守势；“中原大战”的整个局势仍显得扑朔迷离，鹿死谁手难下定论。所以，拥兵三十万的张学良倾向如何，仍攸关交战双方的命运，岂可掉以轻心？
为此，蒋介石赶紧再派遣于佑仁、李石曾去见张学良；并加大了筹码，许诺“击垮阎锡山与冯玉祥后，将河北与北平、天津划归张学良”；同时，又《委任》张学良的“部将”于学忠为“平、津卫戌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
自从“奉军”被“北伐军”所败退归关外后，张学良及其“部属”对于“重返华北，再据京、津”早已没抱多大希望了；而今，蒋介石却如此大方地送上了这么一份厚礼，怎能不令张学良动心？
再说，张学良也觉得“中国人如此你打我、我打你的窝里斗，只会让外人看笑话且被利用，对谁也没好处；所以，无论是从中国全局还是从东北地区的利益看，都应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而自己若再不出手，‘中原大战’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呢？”
因此，张学良决定“出兵入关，以武力‘调停’平息战争”。
至于，该支持谁？这已毋庸言。
别说，蒋介石已给了那多实惠；即使没给，蒋介石代表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反蒋’联盟”的乌合之众岂能与其相提并论？所以，不支持蒋介石，还能作何选择？
就这样，张学良主意定了。只是，因“东北军”内尚有不同声音；所以，张学良打算召开一次“军政会议”，以统一意见。
只是，此时的阎锡山与冯玉祥尚不觉察张学良已存心倒向蒋介石了，还在打着他们自己的算盘。
且说，“张、桂联军”返回广西后，军中将领都因这次“北上‘讨蒋’、无果而返，且遭受大损”，深感窝囊与懊丧。
而一路冲杀在先的张发奎，因其所部损失惨重，心中甚是痛惜与悲愤。
且认为，主要责任在黄绍竑；要不是他进军迟缓、错失良机，让蒋光鼐与蔡廷锴抢占了衡阳，致使后援不续而迫使前军撤返，何至如此？因而，张发奎将自己的受损、都怪罪于黄绍竑了。
于是，在一次酒宴上，张发奎、薛岳等人借着酒兴发泄，指责黄绍竑“应对这次遭受的挫折负责”。
而黄绍竑却自有其理，当然听不得如此指责；因此，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都借着酒兴、大吵起来，只差了没有动武开打。
虽然，李宗仁也觉得“黄绍竑在这次行动中确是显得有些懈怠而导致全军失利，负有一定责任”；但是，黄绍竑毕竟是他多年的患难之交，再是有错也得原谅。
而黄绍竑的撤军返桂，是因为“滇军”犯桂；他是为了保境、才如此迫不得已而为，也是情有可原。再说，现在仍是大敌当前、须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不该因此而伤了大家的和气。
所以，当张发奎与黄绍竑吵开后，李宗仁只得赶紧劝架，这才没让事情闹大。
黄绍竑与张发奎本是一对冤家，只是为了“联手‘反蒋’”才捐弃前嫌、走到一起；而今，经此一吵后则旧怨复萌又心存芥蒂了。
事后，张发奎仍怒气难消、怨声不绝。而黄绍竑却也毫不自省，反而提出“辞去‘第十五军军长’之职”，欲用“撂挑子”的方式、向张发奎等人示威。
李宗仁正为“如何平息张发奎等人的怨气”苦无良策而犯愁，见黄绍竑主动提请“辞职”，倒觉得“或许会有助于消除张发奎等人的怨气，且免得自己劳神费口舌了”。再说，黄绍竑卸掉“第十五军军长”之职后，还身兼“广西省政府主席”、“第三方面军副总司令”等要职；所以看来，卸掉一个军职，对于黄绍竑来说“应是‘无所谓’的事”。
李宗仁如此想后，也就接受了黄绍竑的“请辞”，让黄旭初接任其职。
黄绍竑想不到李宗仁真的会接受他的辞职，这却是出乎他的意料。
他原以为李宗仁会拒绝，但谁知假戏真做了，岂不弄巧成拙？虽然，黄绍竑并不希罕区区一个“军长”之职；但在此时军中对他一片怨声的情况下卸职，无异于是对他的贬责、而让他面上无光。可是，“请辞”是自己提的，又能怪谁？黄绍竑只得“掉了门牙、往肚里咽”。
只是，李宗仁的态度，却令他心中犯嘀咕了，黄绍竑似乎觉到“李宗仁已不在乎他的得失与去留”；由此可知，李宗仁已与自己离心离德，自己与他难再共事了；既然如此，自己还留恋什么？
而此时，蒋介石已夺回济南、扭转了颓势，这令黄绍竑更觉得“自己当时的判断没错”。现在看来，“‘反蒋’联盟”的失败是必定的了，只不过迟早而已。李宗仁不听自己的忠告，硬是要卷入其中，这无异于在玩火。鉴于此，如其到头来被蒋介石击溃后、再觅生路，倒不如自己现在一走了事。
黄绍竑想到此，也就真的萌生了去意。
于是，八月二十一日，黄绍竑更是《通电》宣布：“辞去‘反蒋联盟第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及‘广西省政府主席之职’。”同时，给蒋介石也致《电》，呼吁“和平息兵”。
然后，黄绍竑到柳州郊外去办了个名为“茂森公司”的林场，欲“离开军旅、归隐林涧”。
如此，黄绍竑真的“撂挑子”，这才使李宗仁也急了；他赶紧派“总司令部政务处长”朱朝森和“军法处长”张君度去柳州把黄绍竑请回，好言挽留。
然而，黄绍竑却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决意“要离去”。且他见自己留在柳州，李宗仁或还会来找他，仍不得安宁；因此，干脆决定“离开广西、去香港隐居”。
李宗仁见黄绍竑决意“要走”实难挽留，有道是“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也就不再勉强了。但念及多年友情，李宗仁与白崇禧只得择日、为黄绍竑“饯行”，以好聚好散。
于是，黄绍竑取道龙州，经越南转赴香港。
就这样，黄绍竑与李宗仁、白崇禧分道扬镳了，“新桂系三杰”的多年“结盟”因黄绍竑的出走而解体。
黄绍竑走后，其部将“第十五军第三师师长”许宗武也离开军旅、回临桂老家去了；如此一来，“桂系”的力量因此而更被削弱了。
黄绍竑与许宗武的离去，不由得令李宗仁担心“或会有人再效仿出走”；特别是，受损惨重的张发奎恐“也会萌生去意”。
因此，李宗仁觉得“应设法将他留住”，以免引起整个军心的不稳。
好在，梁重熙阵亡、许宗武出走后，两人所部正待整编；于是，李宗仁干脆将两人所部的共六千余人全都划归张发奎，算是对他的补偿，以留人留心。
张发奎确也有“离桂”之意，但见李宗仁如此大度、坦诚相待，也就不好意思开口了。不过，张发奎毕竟多了一个心眼；他只将士兵和枪械留下，大小“将官”却一律不要。
李宗仁知道张发奎是不愿让“桂系”染指他的“第四军”，对于张发奎存此戒心，李宗仁倒能理解而并不介意。
就这样，李宗仁用他的大度与待人以诚，终于把张发奎留住了。而张发奎的被留，又影响了他人；从而，再无人要离开广西，“张、桂联军”的军心这才渐渐地稳定下来。
且说，就在张学良暗自作出决定之时，阎锡山等人却仍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原来，自从“晋军”攻取济南后，“中原大战”的形势利于“‘反蒋’联盟”了；因而，阎锡山等人兴致勃勃地于八月七日在北平的怀仁堂内召开了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
会上，做出了“在北平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的决定，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为此，推选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谢持等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
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包括胡适、罗文干、周鲠生等六名“法学家”在内的所谓“《约法》起草委员会”，欲制订一部《约法》；从而，可名正言顺地取代“南京国民政府”。
且为了讨吉利，阎锡山还将自己《宣誓》就职的时间定在了九月九日九时九分；如此，加上是年民国九年的“九”字，就凑成了五个“九”，其寓意则是封建帝王式的“‘九五’之尊”，也真亏得他阎锡山能想到如此一个令人笑掉大牙的点子。
只是，此时的蒋介石已用“银弹”将“平汉路”、“陇海路”的颓势扭转，并调兵遣将准备在“津浦路”反攻并夺取济南，整个“中原大战”的形势已开始向有利于蒋介石的方向逆转。
鉴于此，李宗仁也开始意识到了，确如黄绍竑所言“蒋介石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占有优势，无人能与匹敌”；“‘反蒋’联盟”想击垮蒋介石谈何容易，希望十分渺茫。现在，阎锡山等人虽是想出了如此的歪点子，欲成立新的“国民政府”；但看来，，此举已是无济于事。而李宗仁自己，经多次挫折后、已不再存有大的企图了，他只希望能保住广西这块地盘、已算大幸；所以，对于阎锡山等人“想成立新的‘国民政府’”全无兴趣。
果然，就在阎锡山等人做出“在北平成立新的‘国民政府’”决定后不久，山东的济南却被蒋介石夺回了。
而广东的陈济棠也趁“张、桂联军”内部出现裂隙之机，对广西发起了进攻。八月二十五日，陈济棠《命令》早已阵兵于“粤、桂”边境的“粤军”进攻广西。
于是，“粤军”余汉谋、李扬敬等部越过“粤、桂”边境西进攻桂了，并一举袭取了梧州、桂平等地。余汉谋的“粤军第十一师”更是长驱直入，攻占了位于南宁北面、距南宁仅有百余里的宾阳。
如此，驻于桂北柳州、桂林等地的“张、桂联军”与困守南宁的“桂军”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南宁的处境更危。
李宗仁更无心思他顾，摆在他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解南宁之围”。
李宗仁自知，因“北上‘讨蒋’”受损，此时的“张、桂联军”难以同时对付“滇军”与“粤军”，只能择一而破、方能保全自己。而“滇军”与“粤军”相较，“滇军”虽势众、战力却不强；因此，李宗仁决定“倾全力、先将‘滇军’赶走再说”。
于是，李宗仁《命令》白崇禧统率张发奎、杨腾辉等部，由柳州出发、避开宾阳的“粤军”去迎击“滇军”，务必将“滇军”赶出广西。
白崇禧受《命》后，即率部南下。
“张、桂联军”绕过宾阳，并悄然地越过“粤军”布在高峰隘、五塘等地的防线；然后，抵达南宁外围。
此时的南宁已被困近三个月了，城内粮食早已告罄；守军将士腹无粒米，可谓命悬一线、危在旦夕。
幸亏，白崇禧的援军赶在城破前抵达了；否则，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援军的到来、犹如天降神兵，守军顿时都来了精神。
于是，“张、桂联军”由外向内，守城“桂军”从里朝外，里应外合向围困南宁的“滇军”发起反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滇军”不敌、全线溃退，南宁之围得以破解。
接着，张发奎、杨腾辉挥师乘胜追击，又在恩隆等地大败“滇军”。
“滇军”大溃后，退回云南。
就在此时，李宗仁忽接密《报》，言“截获陈济棠给杨腾辉的《密电》，谓蒋介石《任命》杨腾辉为‘广西善后督办’，要其伺机策应陈济棠夺取广西”。
因为，“蒋、桂战争”时，杨腾辉曾与李明瑞一起投靠过蒋介石，李宗仁本就对他一直存有戒心；而今，李宗仁闻此密《报》不得不更存疑心了。
虽然，所言真假难辨，但总应小心为上；于是，李宗仁要白崇禧以“视察边防”之名“将杨腾辉哄至龙州后扣押”，其“第十五军军长”之职则由廖磊接任。
白崇禧将杨腾辉扣押后，本欲就地处决；亏得张发奎及军中其他“将领”竭力为他求情，才免一死。
于是，杨腾辉被囚禁在龙州，两年后才获释、回到上林老家；五年后，病死乡里，倒算是善终。此是题外话，顺提。
“桂军”虽是驱走“滇军”，解了南宁之围；然而，桂东却仍被“粤军”占据着。而此时的李宗仁，自知想驱逐“粤军”不是易事，也就无意再与“粤军”争锋；无奈之下，遂请出曾是“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主任参事”的马晓军斡旋，表示“愿与陈济棠‘罢兵言和’”。
马晓军是“桂系”元老，李宗仁、白崇禧都曾是他的部下；而今，他们有难，自己当然“愿尽力帮忖”。
而马晓军现是蒋介石帐下的“高参”，陈济棠也得卖他几分账；何况，陈济棠已攫取了桂东，不算空手而归。因此，在马晓军的斡旋下，陈济棠也就同意“罢兵”了。
于是，“粤、桂”双方休兵停战。
“粤军”驻于梧州、桂平等地，“张、桂联军”驻于南宁、柳州、桂林等地，各守现界、互不相犯。
至此，“两广”的战事终于停息；李宗仁虽是失去了桂东而心中隐痛，但总算可以在桂北与桂西偏安了。
且说，济南被“蒋军”夺回后，“津浦路”的形势顿时逆转，甚至于影响了“‘反蒋’联盟”的军心。
一心想坐“‘九五’之尊”宝座的阎锡山眼见“‘反蒋’联盟”在战场上失利，不由得急了；觉得“应赶紧将成立新‘国民政府’之事办了”，欲藉此“将业已开始涣散的人气、重新凝聚”以扭转颓势。
为此，当选定的九月九日一到，阎锡山就急不可耐地在北平的怀仁堂内《宣誓》“就职”了；从而，被史家所称的“北平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就这样，中国再次出现了南北对峙的两个“国民政府”。
然而，“北平国民政府”的成立，并没如阎锡山所希望的“带来好运”，反而适得其反地更促使张学良要“出兵助蒋”了。
因为，在张学良觉得“阎锡山等人在北平另立‘国民政府’，分明是要分裂中国，这无疑会置中国于长期战乱之中；这与自己‘东北易帜、谋求中国统一’的初衷背道而驰，如何容得？看来，自己得‘出兵助蒋’了，且不该再迟疑”。
于是，就在阎锡山《宣誓》就任“北平国民政府主席”后的第二天，张学良也在沈阳北陵别墅中召开“东北军政会议”，密商“出兵、入关”之事。
由于“东北军”内部对此意见一时难以统一，会议整整开了五天。
不过，张学良心中已有定见；他先让大家各抒己见，尔后才道明自己的本意：“目前，国家多难；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实力派纷争不息；致使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若是内争不息，则难以一致对外。所以，无论是为了国家统一，还是为了‘东三省’的利益，都不能再让这种局面继续下去了。而北平的‘反蒋联盟’乃是乌合之众，岂能与正统的‘南京政府’相提并论？故而，我已决定‘出兵入关’；帮助‘蒋总司令’平息内乱，以使中国的军政复归统一。”
张学良的话一出，可谓是一锤定音；本来“反对出兵”的张作相等“元老”见他已铁定了心，也就保留意见、没再异议；如此，这才求得意见一致“决定出兵”了。
于是，九月十八日，张学良《通电》宣布：“‘东北军’出兵入关，武装调停。”并明确表示“支持‘南京国民政府’”。
接着，张学良在辽宁省政府大礼堂《宣誓》就任蒋介石委以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然后，《命令》于学忠与王树常分率“东北军”的十万精锐、挥师入关。
张学良的《通电》发出后，立即在“阎、冯联军”中引起极大震动。
时在鲁西、已对阎锡山心怀不满的石友三立即予以响应，《通电》表示“赞同张学良的主张”；并率部北上，又欲改换门庭、去投靠张学良了。
蒋介石见张学良终于出兵了，不由得大喜；有了张学良的相助，蒋介石已是胜券在握；于是，他立即下《令》“对‘阎、冯联军’全面反击”。
而阎锡山见张学良“出兵助蒋”，连呼：“完了！”且为了避开“东北军”的锋芒，他赶紧将成立不到十天的“国民政府”移至太原。
因此，“东北军”入关后，没有受到多大抵抗，一路畅顺地就轻取了冀东北的大片土地，兵锋直抵“平、津”。
阎锡山见大势已去、无法挽回，遂与冯玉祥商议，欲谋求“停战、议和”。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却不愿善罢甘休了，非要俩人下台不可。
不过，对于“晋军”与“西北军”的其他将士，蒋介石倒是表示了宽容“只要降服归附，可不咎既往”；以促使尽快结束战争，让他可抽身他顾。
无奈之下，阎锡山只得《命》“‘晋军’撤回山西”，以求“能保存实力、割据苟安”。于是，已退守在黄河北岸的“晋军”即从鲁西北撤入冀南，后又退回山西。
而冯玉祥却不甘失败，还想背水一战、与蒋介石来个鱼死网破。
然而，驻于“平汉路”沿线的“西北军”张维玺、王和祥、田金凯、任应歧等部，本已被何成浚的“花车”搞得全无斗志了；经不得“蒋军”的一番猛攻，都纷纷缴械投降了。
“陇海路”上的“西北军”宋哲元、孙连仲等部虽是勉强进行了一番抵抗，但毕竟是军心被撼、难以扭转颓势；孙连仲见败局已定，则暗中通过韩复榘向蒋介石输诚；然后，顾自率部撤至豫北新乡后，也《通电》声明“拥护中央政府”了。
如此，宋哲元更感独木难支了，也就无心恋战、欲撤军回陕。但谁知，此时的洛阳已被杨虎城攻取；宋哲元见“西撤回陕之路被断”，只得也北撤、退入山西境内。
杨虎城一心想回陕西，他将宋哲元截住后，即又挥师入陕。
时任“西北军后方司令”兼“陕西省代主席”的刘郁芬见杨虎城来攻，自知不敌，即带上家眷逃往北平去了。
于是，陕西被杨虎城所据，蒋介石遂《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
至此，“西北军”已是土崩瓦解，连陕西这个大本营也失去了。
阎锡山与冯玉祥见大势已去，这才于十一月四日，不得不都《宣布》“下野”。
俩人“下野”后，阎锡山将“晋军”交予徐永昌，自己则“潜赴大连”，在日本人的庇护下蛰居。
然而，冯玉祥却“不愿效仿阎锡山”。
可此时，陕西已失、不能再回；因此，他只得带着一些亲随卫队转移到山西汾阳的峪道河镇。因为，这儿地处吕梁山东麓，万不得已时可钻入山谷中；吕梁山延绵四百多公里，蒋介石纵有百万兵，谅也奈何不得他。
就这样，冯玉祥在峪道河屯驻了，并将所住小院起了个雅名“柳林社”。
时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十军军长”吉鸿昌本欲继续抵抗，但见冯玉祥与阎锡山都《宣布》“下野”、“西北军”已土崩瓦解，自知独木难支、孤掌难鸣；为保存实力，遂也归附了蒋介石。
且因，“北伐”时，吉鸿昌所部凭其英武连克洛阳、巩县、新乡等地而被誉为“铁军”；蒋介石慕其名，打算收编后予以重用。
因此，吉鸿昌归附后，蒋介石仍《任命》其为改编后的“第三十师师长”；同时，更是委以了“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之职，下辖其自率的“第三十师”与张印湘的“第三十一师”、葛云龙的“第三十三师”。
如此，蒋介石对于吉鸿昌可谓是另眼相看、甚是器重；只是，蒋介石虽是重用了吉鸿昌，但毕竟有些不放心，遂将“黄埔一期”生、曾任“郑州行营参议”的冷欣，作为“国民党特别党部特派员”派驻“第二十二路军”；名为“高参”，实是对吉鸿昌进行监视。
对此，吉鸿昌当然心知肚明、甚觉不爽；但有道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也就只得故作不知而忍了。
至此，“冀、鲁、豫”境内已无战事，“中原大战”终于结束了。
“中原大战”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又一统天下，蒋介石复可独掌大权了。
蒋介石明白，这场“中原大战”，自己只能算是险胜；若不是张学良最终表态、并出兵帮助自己，不知道结果会是如何？所以，蒋介石对于张学良确是十分感激。
且经此，蒋介石更了解张学良了，觉得这位“少帅”生性爽直，不像阎锡山等老奸巨滑的家伙难对付；想必，只要给他好处、尝到甜头，就能乖乖的听自己使唤。再说，自己曾对他有过“许诺”也该兑现，那就干脆给足了；如此，可进一步将他笼络住；若能将这位“少帅”拉到自己身边，也就没再有人敢对自己说“不”了。
想到此，蒋介石打算“下大力、进一步拉拢张学良”，最后决定“将华北全都交给他”。
如此，非但曾经许诺的北平、天津及河北划归他管，还将“辽、吉、黑、晋、察、热、绥、冀”八省军队也由他节制，这比蒋介石原来的“许诺”多出许多；为了进一步笼络这位“少帅”，蒋介石可真是“肯花大钱”了。
蒋介石将华北交给张学良后，自己则匆匆地率师南回去处置别的要务了。
张学良能得到这么多实惠，心中当然大乐；同时，也更甘心情愿地为蒋介石效劳了。而蒋介石要的就是这个，他花如此大本钱、所求的目的也算达到了。
只是，此时的山西还有“晋军”与“西北军”的残部盘踞着，华北恰如一盘未下完的残局。
为收拾这副残局，张学良却不想再动兵戈；于是，他派人与残存在山西的“晋军”、“西北军”接洽，欲行收编。
而自从阎锡山与冯玉祥走后，“晋军”与“西北军”已是群龙无首。
且“西北军”大败后已溃不成军，几无还手之力；“晋军”虽还没有完全崩溃，但自知如螳臂当车、于事无补，也就不想再与“东北军”抗衡。
因此，经过一番交涉后，都愿意“接受收编”，这倒让张学良又轻松地捡了便宜。
于是，张学良即《电》邀徐永昌﹑商震赴天津协商“‘晋军’整编事宜”。
由于，“晋军”早已自撤；所以，虽也受损，但尚保有一定实力。因此，张学良将“晋军”整编为四个军，分别由商震《任》“第四军军长”、徐永昌《任》“第五军军长”、杨爱源《任》“第六军军长”、傅作义《任》“第七军军长”。后来，又将“晋军”扩编了一个“护路军”，《任命》孙楚为“军长”。
而退入山西的“西北军”，此时已都是些散乱的残部了。
张学良则让宋哲元将“西北军”残部招拢后组成一个军，定番号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由宋哲元《任》“军长”；下辖两个师，分别由冯治安《任》“第三十七师师长”，张自忠《任》“第三十八师师长”。
从此，“西北军”的番号被取消、不再复用；就这样，曾经在华北大地上纵横驰骋了十多年的“西北军”，被划上句号、而不复存在了。
而已投靠张学良了的石友三所部则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十三路军”，由其《任》“总指挥”，驻军冀南的邢台。
张学良收编“晋军”与“西北军”后，华北的残局算是让他收拾完了。至于“追缉阎锡山与冯玉祥”，因不是张学良的本意，也就搁置不顾、而不了了之。
由于，张学良有吸毒的陋习而惹下病根、常感不适；因此，入驻北平后，干脆住进了“协和医院”以便于治疗。后来，张学良干脆将他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也移至北平了。
而已入关了的“东北军”也都留驻在了关内，没再班师回东北。
十二月十二日，受蒋介石邀请，张学良偕同“夫人”于凤至到南京，受到极其隆重的礼遇。
在南京的党政要人都到站迎接，蒋介石为他举办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并以对等的身份接待他，规格之高出乎张学良自己所料，实令他深感受宠若惊了。
在南京逗留期间，张学良拜谒了中山陵，接受了中、外“记者”的采访，可谓风光之极、荣耀显赫一时。
蒋介石还就诸多军事、政治问题与他商讨，这又让张学良觉到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与亲密无间”。
同时，蒋介石还与张学良结拜为“兄弟”；“宋母”倪桂珍则将于凤至认作“干女儿”，于凤至便顺理成章地与宋霭龄、宋美龄也结拜为“干姐妹”了。如此一来，“蒋、宋、张”则成了一家人，张学良更是成了蒋介石可依从与托付之人了。
张学良南京之行后更是名振华夏了，顿时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炙手可热、举足轻重的人物。
至此，张学良可谓是名利双收，达到了他政治生涯最辉煌的顶点。所以，这场“中原大战”，最大的赢家要算张学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