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国民党“宁、粤和谈”，胡汉民、李济琛重获自由……
却说，“鄂、豫、皖苏区”打响“黄安战役”时，“中＊共＊江西‘中央苏区’”则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会议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指示》，《宣布》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组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简称“苏维埃中央政府”。
会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张国焘、刘少奇、任弼时等六十三人被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毛＊泽＊东＊当选“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同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
只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革军委”成立的同时，却收到了王明发自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名义的来电《指令》，以对“中央苏区”的领导机构进行调整，《宣布》：“撤销‘红一方面军总部’，所属各部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称‘中央红军’。”
原来，王明抵达莫斯科后，即闻知了“毛＊泽＊东＊拒不执行博古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下达的《指示》”；而该《指示》实际上是秉承王明旨意而作的，这岂不是在抗他王明的《命》了？
本来，王明是想“拉拢毛＊泽＊东＊以利于自己对‘中央苏区’的控制”；但他发觉自己错了，毛＊泽＊东＊不仅有着自己一整套的军事路线和见解，而且倔得很、难以将他说服。
看来，给毛＊泽＊东＊的安排与自己的初衷相背；毛＊泽＊东＊非但难以为自己所控制与利用，却适得其反了，甚至于竟然抗《命》不遵。
因此，王明放弃了“继续拉拢毛＊泽＊东＊”的打算；并决定“将他搬开”，以免碍手碍脚；于是，趁“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之机，下了这道《指令》。
王明的《指令》下达后，“红一方面军总部”即被撤销了；如此，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中的“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等职均自然取消。对此，毛＊泽＊东＊虽是心中有点不爽，但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并无多大抵触；尔后，遂专心于“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了。
不久，毛＊泽＊东＊即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及《土地法》、《劳动法》、《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案》、《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
《宪法大纲》规定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明确“‘苏维埃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对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实行民主，而对地主阶级等一切反动阶级实行专政”、“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民族和宗教信仰，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土地法》、《劳动法》、《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则主张“实行土地革命”、“保障八小时工作制”、“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有完全的自决权”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即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红旗周报》第二十四期上刊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
《对外宣言》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张取消一切帝国主义过去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政府所订的不平等条约，一切中国的统治者为了镇压中国民众运动与屠杀民众借用的外债。它主张一切帝国主义的租借地都应该无条件的收回，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都应该滚出中国去。尤其为得要根本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力量，它主张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工厂，矿山与交通工具等”。
同时《声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坚决的反对世界大战与中国国内的军阀战争，而主张和平，但是它认为：不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就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所以它号召全世界的劳苦民众起来，用革命的国内战争消灭一切反革命的战争，取得世界的永远和平！”
如此，中＊共＊在各“苏区”已有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上终于建立了全国性的、统一的“苏维埃政权”，并将自己的政纲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付诸实施。
且因，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地及“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也就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且又因“金”与“京”谐音，遂将“瑞金”更名“瑞京”，而被称为“红都”。
中＊共＊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令蒋介石更是恼羞成怒了。
本来，蒋介石就将中＊共＊视为心腹大患；而今，中＊共＊公然也成立了一个政府、而欲与“国民政府”争天下了，这岂能容忍？
因此，蒋介石更是誓要“将中＊共＊围剿灭了”。
为此，蒋介石即在中＊共＊武装最为活跃的江西、河南、湖北等省内设立了“绥靖公署”，《任命》朱绍良为“驻赣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驻豫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为“驻鄂绥靖公署主任”，以加强对中＊共＊各“苏区”的“清剿”。
然因，此时的蒋介石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已无精力他顾；所以，中＊共＊所为虽是令他难容，却也只好待事局稍为平稳、喘过气来后再去对付了。
而此时，却另有一事令蒋介石甚感头疼却又不得不顾，那就是国民党内的那班“异己分子”仍在广东闹事、且没尽没休地似无了时。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虽是休战了；可是，广东的那班党内“异己分子”却仍另立中央，继续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如此，“宁、粤”对峙、党内分裂，如何是好？如果此事不解决，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都呈现分裂状态，非但有损他这个“国民政府首脑”的声誉与权威；而且，他欲平定天下、独掌乾坤，就会碍手碍脚而凡事难成。
因此，蒋介石绞尽脑汁、希望能将那班党内“异己分子”成立的所谓“广东国民政府”瓦解，以谋求国民党的重新统一、利于自己独掌朝纲。
蒋介石原以为，广东那班党内“异己分子”是乌合之众、不难对付；但现在看来，他们仗着势众，大有一副非要与“南京中央政府”唱对台戏、不把他蒋介石迫到死角、绝不罢休之态；这令蒋介石不敢再掉以轻心了，不得不重新审视、认真对待。
不过，蒋介石也知道，广东那班党内“异己分子”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各有盘算、内中矛盾不少、仍有可乘之隙。
特别是汪精卫，他与胡汉民之间矛盾甚重、至今难消；所以，已在广州的胡汉民派古应芬等人虽是接纳了他，但只允他本人赴穗，却将追随于他的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等人都拒之于门外；可见，“汪、胡”两派虽看似走到了一起，其实并未冰释，仍存嫌隙、可被自用。
而汪精卫这人眼光短浅、见利忘义且胆小如鼠，他的参与闹事、无非是由于在南京没了立足之地，欲借手他人而为自己重入权力中枢铺路罢了；一旦满足了欲望，就会将“为他抬轿的人”抛弃。
由此看来，要瓦解“广东国民政府”，还得从汪精卫入手；只要能让汪精卫回归南京，聚集在广东的那班乌合之众、定会作鸟兽散；届时，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自己则无忧了。
为此，蒋介石派宋子文暗中与汪精卫联络，表示“愿重修旧好”；且故意言：“广东要汪先生，只是要骨头而不要皮，南京可是连骨带皮一起要；此中得失，汪先生该掂量一下。”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指示》朱培德《密电》汪精卫，言：“‘介兄’与‘弟’等愿与‘兄’合作，纯出至诚。‘兄’若能赴宁聚首，尤为‘介兄’与‘弟’等昕夕盼祷。”
蒋介石的这一招确是灵，果然使汪精卫心动了。
宋子文之言、朱培德的《密电》已是把话挑明了，分明是要汪精卫重回南京中枢、再去与蒋介石共事，这正是汪精卫梦寐以求。
是呀，汪精卫当时孤身入穗、参与“反蒋”，古应芬等人那种“只是要骨头、而不要皮”的态度确是令他甚是难受。
然因，汪精卫自从离开南京、寓居香港后，曾数次与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人联手“反蒋”都未成功；此后，国内已无可容他栖身之地。而当时的广东，各路“反蒋”势力又聚集一起，已成了“反蒋”大本营，看似有成事的可能；不甘落寞的汪精卫欲借助“反蒋”势力以图东山再起，也就只能忍气吞声地依从古应芬等人而孤身入穗了。
如此，汪精卫虽是心中不爽；但现在看来，这一权宜之计并非失算。
至少，他赴穗后策动成立了“广东国民政府”，给蒋介石增加了难以承受的压力；从而，令蒋介石不敢小觑自己，迫他屈下身段来反求自己了。
但是，有道是“凉亭虽好，非久留之地”；成立“广东国民政府”也无非是权宜之计，并非是汪精卫的最终选择。
因为，“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后，汪精卫虽是又被捧上了“常委”的高座；但毕竟是孤身入穗、如同光杆司令，在此种境况下岂能令他心爽？再说，五个“常委”中，除了唐绍仪是“北洋遗老”外，要算他汪精卫资格最老；曾经坐过“国民党‘党魁’”交椅的他，那会满足于此？又岂愿与古应芬之辈平起平坐？何况，还要“轮流坐庄”，这有失了汪精卫的身份，又令他甚觉不快。
因为，在汪精卫眼中，只有蒋介石、胡汉民尚有资格可与他争高低；除此，别的国民党员，皆是晚辈、后来者，岂可与自己齐肩？
而听了宋子文、朱培德等从之言后，汪精卫确是觉到情况有变，是该审时度势势、权衡利弊了。心想“既然蒋介石已屈下身段、显出恭维之态，向自己抛来了橄榄枝，那就接了吧；如此，能回南京去与蒋介石分享权利，总比在广东与古应芬之辈‘轮流坐庄’强”。
汪精卫如此思后，遂给蒋介石回应，也表示了“愿弃前嫌、握手言和”。同时，汪精卫还将此意与孙科等人说了，欲求共识。
而孙科的“反蒋”，无非是因为看不惯蒋介石的独断专行，欲迫他实施“宪政”而已；其实，俩人之间并无难以调和的利害冲突。再说，蒋介石与其“父”孙中山毕竟是“连襟”；有此层关系，即使有矛盾也易化解。
因此，当汪精卫与他说后，孙科即也表示了“愿与蒋介石冰释前嫌”。
于是，九月二十八日，蒋介石派陈铭枢、蔡元培、张继赴香港，与汪精卫、孙科及原“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等人，在香港半岛酒店秘密会谈。
会谈结果，双方都表示了“愿意‘和解’”，并决定在上海进一步“和谈”。
香港会谈后，汪精卫向“广东国民政府”作了《通报》，并打算“亲赴上海、与‘宁方’进一步谈判”。
因为，此次“‘宁、粤’和议”是在“日寇”侵犯“东三省”、“国人”竭呼“立息内争、共赴国难”的形势下进行的；所以，古应芬、李宗仁、张发奎、陈济棠、唐生智等“强硬派”虽是心中不愿，但却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自知不可逆势、难以阻遏、只好默许了。
只是，古应芬等人南下赴粤“反蒋”缘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因此，不愿无条件妥协，也就提出了“必须释放胡汉民”作为继续进行“和谈”的先决条件，否则“免谈”。
蒋介石也知道，胡汉民的被扣押是“‘宁、粤’之争”的症结所在。而今，为化解“‘宁、粤’矛盾”且迫于压力，只得依从古应芬等人的要求。
于是，十月十四日，蒋介石解除了对胡汉民的软禁。同时，蒋介石将李济琛也释放了，以更向“粤方”示好。
就这样，被软禁七个月的胡汉民和被扣押了两年多的李济琛都重获自由了。
接着，蒋介石为显示自己的“宽容”与“大度”，又通过“国民党中常委”《宣布》：“凡自‘二届四中全会’以来，本党同志因政治问题而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党籍。”
如此，已被蒋介石“开除党籍”的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李济琛、唐生智、张发奎等人都恢复国民党籍了；而刚被“开除党籍”不久的邓泽如、林森、古应芬、孙科等人，更如“小孩子玩家家”似地忽被蒋介石招纳归家。
于是，这群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无休止争权夺利的政客们，遂又都成了“党内同仁”。
胡汉民重获自由后，因对于蒋介石乾纲独断、专横跋扈的作风甚是不满，且被他软禁了这许多日而一时心结难解；因此，不愿留在南京与蒋介石共事，即于解禁当日就离宁回沪。
而李济琛因无辜被蒋介石关押了两年之久，虽是获释了，但与蒋介石结怨已深更是难解；因此，也不愿留在南京，获释后即南下赴粤欲回穗。
但谁知，已主政广东了的陈济棠却担心“李济琛回穗后、对己不利”；因此，将李济琛拒之门外。
李济琛回穗不成，只得去往香港寓居。
且说，“粤方”见胡汉民恢复自由了，所提的先决条件已满足，这才同意与“宁方”在上海会谈。
于是，汪精卫与孙科率“‘粤方’代表”赴上海，蒋介石也携“‘宁方’代表”抵沪。
且为了保证谈判“代表”的安全、以使“宁、粤”谈判能在沪顺利进行，且又为使“‘粤方’代表”消除顾虑而放心来沪，蒋介石特意将时在江西参与“围剿”的“第十九路军”调入上海；并将熊式辉调《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由蒋光鼐兼《任》其“淞沪警备司令”之职。
蒋介石作此按排，可谓是考虑周到、心细得很。
因为，“第十九路军”原系“粤军”而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因此，由“第十九路军”卫戍双方谈判“代表”的安全，“‘粤方’代表”也就不会有甚顾虑了。
十月二十二日，汪精卫与蒋介石先在孙科的寓所会晤；已在上海的胡汉民虽是对蒋介石心存芥蒂，却也到场。
因此，这次会晤，可谓是自一九二六年“廖仲凯案”后的国民党“汪、蒋、胡”三巨头的再次聚会、且也是仨人的最后一次相聚。
尔后，“宁、粤”双方各派“代表”于十月二十七日开始正式谈判。
“‘粤方’代表”有孙科、李文范、陈友仁等人，汪精卫与胡汉民也都参与了；“‘宁方’代表”则有蔡元培、张继、吴铁城等人，蒋介石却没有到场。
谈判中，“宁方”以“国难当前，须团结对外”为由，要“粤方”解散“广东国民政府”。
而“粤方”则提出了《中央政制改革案》以反制，旨在“通过改良‘中央政府’体制、以制止蒋介石专制独裁”；同时，还提出了“要蒋介石‘下野’”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与‘陆海空军总司令’之职”，以作为“解散‘广东国民政府’”的交换条件。
“粤方”这一招，令蒋介石十分尴尬，权欲极强的蒋介石岂肯答应；但若不应诺，“粤方”岂肯作罢？国民党的分裂状态将继续下去。
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得一面虚言表示“可以考虑”，一面则《指使》何应钦等人以“军方”名义《通电》吁称：“国难当前，‘元首’不可轻易。”以让“‘宁方’代表”拒绝“粤方”要求时有托词。
如此，“宁、粤”双方各执一词、坚持己见、不肯让步，谈判陷入僵局。
而此时，东北的“江桥抗战”正酣；可是，“宁、粤”谈判双方只为各自利益、争执不休，却将当务之急的“国难”、“外侮”均抛到脑后，只字不提“抗战”。
“宁、粤”双方争执不下之时，汪精卫的态度却表现得甚是暧昧。其实，汪精卫关心的只是自己能回南京中枢；对于蒋介石是否“下野”并不太在乎。
蒋介石见汪精卫的态度如此，“粤方”阵营开始松动；因此，也就态度变硬、改口了。
十一月二日，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上放话：“国难当前，中枢不宜动、政制不可改、党统不能易。全国军政须统一于‘南京中央政府’，‘广州政府’应即取消。”
同时，声称：“自己曾有‘辞职’之意，现在打消了；为赴国难，决不去职。”
消息传到广州，古应芬、李宗仁、陈济棠等“强硬派”被激怒了，立即在广州再次召集“非常会议”；经商议，决定：“‘宁、粤’谈判必须坚持‘蒋介石下野’与‘改组南京政府’。”
然后，以“广州非常会议”的名义《电》告汪精卫，要其“万勿退让”。
同时，李宗仁与陈济棠还着手作军事准备；打算“一旦谈判破裂，即再与‘宁方’兵戎相见”。如此一来，刚“休战”不久的“宁、粤”之间又趋势紧张了。
不过，此时的“国人”十分关注“‘宁、粤’谈判”；常有群众团体前往谈判场所“请愿”，呼吁“宁、粤”双方“以民族利益为重，损弃前嫌，一致对外，共赴国难”；这对“宁、粤”双方都施加了压力，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重启兵端。
而英、美等国唯恐“中国的内乱会给日本可乘之机，利于其侵华”；若是让日本的侵华意图得逞，必会损及他们的在华利益。
因此，为了维护各自在华利益的需要，他们也希望“宁、粤”能议和，以重新整合后、抵制日本，以免日本独霸了中国。
于是，英、美等国也从中斡旋、力促双方妥协。
最后，“宁、粤”双方在多方的压力下、终于相互妥协了；终于，十一月七日，“宁、粤”双方在上海达成《协议》，谈判僵局遂算打破。
《协议》作出规定：“一是，‘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各自推选二十四名新的‘中央委员’，然后在南京合并召开‘四届一中全会’，产生新的‘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改组‘南京国民政府’。二是，新一届‘国民政府主席’，不得以‘军人’充任。三是，‘中政会’不再设‘主席’，改为‘常委’制。四是，撤销‘陆海空军总司令部’。”
同时，还明确了“‘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后，‘广州国民政府’即取消”。
就这样，自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七日，“宁、粤”谈判先后进行了七次才算有了结果。尔后，“宁、粤”双方各自去准备召开“国民党‘四大’”，国民党有望重新整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