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专使团迎袁；北方兵变，袁世凯就职；秦州起义……
却说，宣统皇帝退位后；袁世凯即以全权的名义，将清帝《逊位诏书》送至各国公使，以转达各国政府周知。同时，指令各级官署，要求“文武官员，照旧供职；旧日政务，继续进行，不容稍懈”。
而在南京的孙中山闻知清帝退位了，心中百感交集；第二天，即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孙中山便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自愿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的《辞呈》，并举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以兑现自己此前的承诺。
只是，孙中山在辞职的同时，严肃地提出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南京，新任临时大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必须遵守临时议会制定颁布的一切法律”，欲以此约束袁世凯。
特别是定都南京，孙中山有充分的理由，他认为：“北京受专制影响太大，中华民国初建，走向共和，必须革故鼎新；只有定都南京，才有利于开创新的局面。”
孙中山此举，目的在于调虎离山逼迫袁世凯南下。因为，孙中山知道袁世凯是个好玩权术之人，恐其大权到手后不受约束，毕竟有所顾忌。且袁世凯的势力在北方根深蒂固，若继续让其留在北京，革命党人就难以对其制约；只有迫其离开北京南下就职，方可借助南方革命党人业已形成的强势令其有所收敛，纵有异志也不敢为所欲为。孙中山行此调虎离山之计也可谓是用心良苦，然而对于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岂能奈何得了。
而在袁世凯觉得，这无非是泛泛而谈，博取实惠才是最紧要的。当务之急是让孙中山放手交权，别的全不在话下；因此，对于孙中山的这个提议，袁世凯没表异议。
果然，袁世凯的态度使孙中山略为放心了。
于是，就在清帝逊位后的第四天，即二月十五日，孙中山率众前往位于南京东郊紫金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的明孝陵祭奠，以宣告：“驱除满清，光复汉族，中华民国成立，华夏走向共和。”
参与祭奠的有南京临时政府的各部部长、各省军政府都督及其它政府官员或僚属，驻南京的各国领事也前往观礼。
这一天，南京城内万人空巷热闹非凡，紫金山下的明孝陵前更是礼炮齐鸣群情鼎沸。
祭奠后，孙中山即席进行了一场演说。
孙中山的演说不断地引起阵阵掌声，众人齐呼“民国万岁”；最后，在一片军乐声中结束。
当日下午，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再次召开会议，以投票方式改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因孙中山主动辞职，袁世凯则以全票当选为了第二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于是，临时参议院立即将“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当选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的消息电告北京，并要袁世凯“务请即日驾临南京受职”。
接着，临时参议院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至此，清帝退位以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新一任的正、副临时大总统算是选定了。
远在北京的袁世凯闻知后心中暗喜，但却致电南京故作姿态道：“袁某功德浅薄，难以胜任大位；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袁某退居。”竭力显示出一付淡薄名利谦让自抑之状。
袁世凯的这一手玩得确实精到，非但为自己博得了一个好名声；同时，也将了革命党人一军，为自己滞留北京不南下就任埋了个伏笔。
因为，袁世凯也知道，孙中山之所以要坚持定都南京并要他赴南京就职；目的就是为了要他离开自己的老巢，用南方革命党人的势力裹挟于他。袁世凯沉浮宦海三十余年，岂会不知其中利害；当然不愿离开北京，去到南京受革命党人的挟持。初始，袁世凯故意缄口不答似若默认，那是为了让孙中山走人；而今，临时参议院已选定了由他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却故作姿态了；其实，无非是绕着弯向革命党人暗示“自己不会南下，须留在北京”。
果然，袁世凯的《电文》公布后，舆论纷争了。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由临时参议院民主选定的，当然不会因为袁世凯的一番谦言而轻易更改，这其实也在袁世凯的预料之中。而众人也已看出了，袁世凯的故作姿态，其症结在于定都而已；于是，为了化解矛盾，《民立报》等舆论纷纷反对“定都南京”了。
民社、国民协会等八个社团更是联合发表《声明》，称：“北京乃中国内政外交之关键，若是舍北取南，帝党势必会死灰复燃，强敌也有乘虚而入之虞；故定都北京，以固民国，方为上策。”
在此舆论的鼓噪下，浙军司令即陆军第五军军长朱瑞、粤军司令即陆军第四军军长姚雨平、安徽军政府都督柏文蔚等军政要人也都纷纷《通电》表态，主张“建都北京”。
而一贯主张建都武昌的黎元洪，此时也改口支持“定都北京”了。
面对这一番纷争，孙中山所提的“定都南京”也就难以决断了，只好交付临时参议院来决定。
谁知，临时参议院中包括一些同盟会员在内的许多人都对“定都南京”表示了异议，孙中山闻后甚是恼怒。最难以接受的是同盟会同仁的对他背叛，忍不住埋怨众人“不识利害，必将误国”。
为此，孙中山连夜召集源于同盟会的议员紧急会议，要求他们“顾全大局，坚定立场，统一意见”。
第二天，临时参议院再次开会就有关“定都南京”之事进行投票表决。
此时，一直持“以临时大总统之位，换取袁世凯倒戈推翻满清皇朝”的黄兴，倒也担心“若是建都北京，袁世凯会不受制约”；所以，竭力赞同孙中山的“建都南京”。
为此，投票表决之前；黄兴特意赶赴参议院，扬言：“若不能定都南京，失职的同盟会籍议员须自缚，向同仁谢罪。”
黄兴的这个态度，对于参加投票的同盟会籍议员的确起了震慑作用。保路运动中建立第一个地方革命政权四川荣县军政府、时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的参议员吴玉章赶紧与同仁沟通，求得一致意见。
通过吴玉章等人的一番努力后，投票结果终于以十九比八的多数票通过了“定都南京”的《决议案》，孙中山与黄兴这才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有了临时参议院的《决议》，“定都南京”并要求袁世凯赴南京就职，也就有了法律依据。
于是，孙中山立即组织了一支专使团，由教育总长蔡元培为团长，外交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院长宋教仁、湖北外交司长王正廷、及南方议和参赞汪精卫等人组成，阵容甚是壮观。
二月二十一日，专使团在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的陪同下从上海启程，赶赴北京专事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
袁世凯听说南京临时政府派遣专使团迎接他赴南京任职，虽然这有迫他南下之意；但是，临时大总统之位毕竟已落掌中，倒是令他喜多于忧。虽然，自己不愿南下，却也并不慌张；心想，再大的风浪都已经过了，如此无非是小菜一碟来了再说。
于是，袁世凯特别关照沿途各地要好生招待专使团不得怠慢，并派遣长子袁克定前往天津迎候。
数天后，专使团抵达北京；只见京城内沿街彩楼高搭，随处可见代表民国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呈现出一片欢庆共和的祥和气氛。
专使团下榻于宾馆后，即有京城中的名流前来探访；相互寒暄似若闲谈，但实是刺探专使团来意。
翌日，专使团便前往袁府谒见袁世凯，以商议南下之事；袁世凯倒也不敢怠慢，在府中摆下宴席专候专使团到来。专使团抵达袁府，袁世凯亲自出府迎接；双方礼毕，袁世凯将专使团请入中堂。
蔡元培便将临时参议院《决议》公文及孙中山的书函交予，并道明来意。
袁世凯心中已是有数，过目后却又故作姿态道：“我于四年前已退隐山林，岂料国事多变，为解黎民疾苦，方重出江湖；而今共和已定，百业待兴；泱泱华夏，定有挑大梁者，何独选袁某之不才耶？我已老朽，恐有负诸君厚望。”
蔡元培即言道：“袁公何必自谦，推翻帝制，创建共和，袁公功莫大焉。公任大位，乃众望所归；还望袁公以大局为重，早日赴南京就职，以慰国人期盼。”
然而，当谈及赴南京就职时，袁世凯心中甚是不乐了；于是，长叹一声故作为难道：“南方人要我赴南京，北方人却要我留在北京；我无分身之术，这可如何是好？”
众人闻言，知道他是在推诿，但却不便明言指责。
然而，年方而立的宋教仁血气方刚，忍不住责问道：“推翻帝制，乃武昌首义，南京告成；如今共和已建，定都南京，岂可异地而就？袁公迟迟不愿南下就职，意欲违背民意乎？”
宋教仁咄咄逼人的言语确实使袁世凯暗吃了一惊，但袁世凯毕竟是老成世故，不动声色地说：“遁初之言差矣，我何尝不思南下？然而，清帝逊位不久，北方局势不稳；我若南下，恐满人趁机滋乱，而于共和不利。故而，不若诸君在京稍待数日；一俟时局有控，即与诸君同赴南京，当也不晚。”
袁世凯的这番话倒也在情理之中，众人难以指责了。
此时，唐绍仪赶紧圆场道：“诸位到京，无非是请袁公南下；而袁公所虑，也在情理之中；皆为国为民耳，何必多费唇舌？只待北方局势平静，袁公定会南下而不负诸君之盛意；届时，岂不两全了？”
袁世凯趁机补上一句：“诸君盛情相邀，我当竭诚尽力，早日南行便是。”
话已说到这个份上，众人这才觉得不宜再争执了。
于是，袁世凯请众人入席；席间觥筹交错宾主互敬气氛顿时融洽了许多，且不再提南下之事了。
就这样，专使团在京耽搁下来，袁世凯吩咐手下好生招待天天欢宴。专使团也就不再催促，耐心地等待着袁世凯自己做出南下的决定。
谁知，专使团到京三天后的晚上，北京东安门外忽然枪声大作火光烛天。
原来，当时陆军部制订有《营制饷章》，规定“凡出征将士，自起程之日起加给津贴；事平后仍回原防，其津贴即予裁减”，此规定旨在慰劳军士鼓励士气。所以，自辛亥年武昌起义后，北洋军各镇的军士每人每月都加发一两津贴。而今，清帝逊位，南北和议，共和建成；似已无战可征，各镇若回防后饷银即要裁减，军士心中自然不乐。
而此时，北洋军第二镇与第四镇已是回防，并按《章》裁去了饷银。
曹锟的北洋军第三镇平定滦州起义后，此时正驻防于北京；然而，军中已传言“也要回防裁饷”，军士顿时哗然了；有些军士则打算趁尚未回防之时，在京城这个繁华之地捞上一把。
于是，二十九日晚，北洋军第三镇第九标的一些军士结伙出营；这些军士先在朝阳门外的东岳庙抢了几摊果食铺，接着又进入朝阳门劫掠店铺。顿时，朝阳门内沿街两旁的店铺、商行、银楼、饭馆都遭到了劫掠；有些店主不甘被劫欲行反抗时，竟遭到了持械军士的威吓甚至开枪射杀；如此，事情就越闹越大。不久，即演变成了兵变似的社会大骚乱；军士非但劫掠财物还放火烧房，火借风势很快从朝阳门延烧至东安市场、东四牌楼等处。
就这样，因回防裁饷而导致的北洋军第三镇的兵变在北京城内引发后，很快向天津、保定等地漫延了；顿时，京、津各地都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
因为，专使团下榻的宾馆坐落于朝阳门内，兵变当晚也受到了骚扰。
当时，专使团成员正在室内议事，忽闻外面人声鼎沸枪声大作，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未待众人往察，已闻得一片争执声。有宾馆侍者欲拦阻强行闯入者，言：“这是专使团下榻之所，不得擅入。”然而，闯入者却蛮横地吼道：“什么狗＊娘＊养的专使团，他们想把袁大总统拉到南方去，我们正要找他们算账。”接着，是骇人的枪声及侍者遇害时的惨叫声。
蔡元培这才明白是发生了兵变，眼见得情势不妙恐遭不测，赶紧吩咐众人设法离开。
于是，专使团的十余号人顾不得衣冠不整斯文扫地了，赶紧越墙而出趁着夜色潜赴到美国友人格林的家中暂避。第二天，美国驻华公使馆派人将专使团护送到较为安全的六国饭店，方才算是惊魂稍定了。
兵变发生后，袁世凯立即宣布京城戒严，速调武卫后军统领王有祥、武卫中军统领王汝贤、武卫右军统领刘金标率部入京护卫。并命令直隶提督兼武卫左军统领姜桂题率部四出弹压。同时，当袁世凯获知兵变起自北洋军第三镇时；遂将第三镇统领曹锟召来，要他立即采取措施以免兵乱蔓延。
但是，曹锟自有苦衷，即告以“兵乱缘于讹传回防裁饷所致”，并言：“无饷何以养兵？无兵何以成军？大帅当体恤下情，不可妄加惩治而更生变乱。”
曹锟是袁世凯的爱将，袁世凯自然不能把他怎样；现在听了曹锟的一番辩白后，也就不再对其发火了；并许诺了“北洋诸军的饷银均不裁减”，只是要曹锟速将兵变平息了。
于是，曹锟这才不再多言，领命而去。几天后，兵变终于渐渐的平息下去了。
然而，兵变过后的北京城已是一片狼藉满目凄凉，遭劫的店铺多达数千家，昔日繁华的闹市显得一片萧条；许多商铺被焚后仅存了一堆瓦砾，其惨状不亚于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后所致，令人不忍目睹。
而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各国公使已派使馆卫队荷枪实弹布防并实施戒严，才免受兵变的祸殃；但各国公使已齐集英国使馆，会商应变之策了。
为此，袁世凯赶紧派外务大臣曹汝霖、颜惠庆等人前往东交民巷，向各国使馆慰问并予《照会》，对此次兵变表示歉意，申明“各国损失之公、私财产，均由中国政府赔偿”，并保证“今后决不会再有此类变乱”。
袁世凯的这个态度，令各国公使甚是满意；特别是，袁世凯能优先照顾各国的在华利益，这正是他们所希求的；因此，都对袁世凯有了好感，似乎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代理人。
于是，各国停止了欲进一步采取的措施，倒是设法协助袁世凯平息事态了。
虽然，这次兵变出乎袁世凯的意外，他怎么也想不到牢牢掌在自己手上的北洋军，竟会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闹出这种骇人的事来，并迫使他多花了许多银饷。不过，对于袁世凯来说，这次兵变但却帮了袁世凯他一个大忙，可谓是因祸得福；因为，袁世凯正为如何应付专使团而苦恼；现在，他可以此为借口拒绝南下了。同时，还因此博取了各国公使的好感，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于是，袁世凯进一步借题发挥，故意对蔡元培道：“我尚未动身，即闹腾如此；真若南下，北京断难收拾，于心安忍耶？故非不愿离京，实难离而不得不慎也。”
而此时的专使团因遭受了如此一番惊吓，并目睹了兵变所导致的惨状，确也感到了北方果然极不安宁；才也觉得袁世凯所言、所虑确有其理，也就不再逼迫袁世凯非要南下了。
此后，袁世凯又不断地差人给蔡元培报来警信，或言“日本欲调驻烟台的军舰前来大沽”、或言“各国又欲组建联军增兵进京，以护卫公使馆”；大有八国联军再次侵京之虞，令朝野一片惶恐了。
蔡元培乃心地纯正的一介书生，一时难识真伪；倒是宋教仁有点心眼，怀疑是袁世凯在其中有诈。
但是，此时的蔡元培只恐时局再生变故，徒使好不容易得来的共和横生枝节；于是，勉强对宋教仁道：“袁世凯不愿南下，看来不便强求。北京如此多事，不管是否有诈；依当下之局势，只可迁就于他；让他赶紧上台，统一中国，平息事态，保障共和。否则，再生战乱或列强借故入侵，我等则成千古罪人了。”
汪精卫闻言，即附和道：“蔡先生高见，权当如此。”
众人见说，则皆无异议。
于是，蔡元培致《电》南京，告以京、津兵变及北方事局不稳，建议：“为今之计，宜作迁就，应速请袁世凯就任，以安大局。”
其实，京、津兵变的消息早已传到了南方；此时，反对定都南京的《民立报》等又大造舆论了；而黎元洪、章太炎等人有了新的理由，也就再次力主建都北京。
孙中山接到蔡元培的电报后，也感到十分为难了；因为，战乱导致痛苦首先遭殃的是国民，孙中山当然于心不忍；且眼下的舆论对己甚是不利，更何况专使团已欲迁就袁世凯了；若再坚持己见，岂不要违背众意？无奈之下，孙中山不得不将此事交由临时参议院审议决定。
于是，临时参议院又召开会议，经过几天磋商后才议定了个变通的办法；即“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但须将就职宣誓电告南京，由临时参议院通告全国”、“袁世凯就职后，即将拟派国务总理及国务委员名单电告临时参议院，须经临时参议院审议同意方可组阁”、“国务总理及国务委员的就职须在南京进行”、“孙中山之临时大总统，须在新一届临时政府组阁完成后，方行解职”。
对于这个办法，袁世凯当然乐于接受；因为，这无疑是革命党人对他让步了。至于，孙中山的延后解职，无非是多拖几天而已无碍大局。
于是，三月十日下午，在北京石大人胡同的前清外务部公署内，袁世凯宣誓就职。与会者百余人，专使团成员都出席了，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亲临观礼。
就职典礼上，袁世凯身着军服腰佩长剑，面南宣誓：“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祈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
接着，蔡元培代表临时参议院接受《誓文》并代表孙中山致祝词。
就这样，袁世凯如愿地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了。
袁世凯就任后，即于当天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大赦令》及《豁免钱粮令》。
按说，临时大总统的《法令》，须先经临时参议院审议通过后方可颁布，袁世凯此举显然不妥；然而，此时的临时参议院对于袁世凯已甚是迁就，没作任何计较。
翌日，临时参议院即《通告》全国，正式承认了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地位。
因按临时参议院的变通办法，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后，孙中山并未立即解职；因此，此时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却有了两个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不愿南下，终令孙中山忧心于怀；为了对袁世凯有所约束，孙中山即仍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制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简称《临时约法》，并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八日交付临时参议院审议通过。
审议通过后的《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除规定了国家性质、政治制度、民主自由原则、人民权利和义务等外，并对总统与内阁有诸多约束。
对此，袁世凯倒也不以为然照单全收，并将《临时约法》公之于众以明心志。
正在此时，忽然传报甘肃秦州又起兵端了。
原来，甘肃秦州地处僻壤消息闭塞，该地的革命党人仍在为推翻满清皇朝的统治而斗争；为此，忠于清室的甘肃总督长庚即派遣时任甘肃督练公所军事参议黄钺率骁锐军前往镇压。
然而，黄钺也是同盟会员；于是，黄钺趁机与秦州的革命党人汇聚并举行起义，起义军攻取天水后即于三月十日成立了秦州军政府，黄钺被举为都督。
而此时，原护理甘肃布政使赵惟熙也在甘肃兰州反正，宣告拥护共和；但为与秦州军政府争权，赵惟熙出兵秦州，欲与黄钺分个雌雄一场大战在即。
袁世凯闻知后，赶紧致《电》甘肃，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任命赵惟熙为甘肃都督；黄钺这才知道了南北议和已成，清帝退位，共和建立；为避免再生战祸，黄钺即主动解散了秦州军政府，其都督名号也自行取消，甘肃战事这才平息了。
甘肃战事宁息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已公布；于是，袁世凯即按预先约定，向临时参议院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临时参议院心照不宣，即予以审议通过。
接着，国务总理唐绍仪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即赴南京组阁。
而专使团见已完成使命，也就随之南返；从此，不再有人促袁世凯南下了。
唐绍仪到南京后即从新组阁，将原来的九个部改成了十个部，并向临时参议院提交了各部国务委员名单，临时参议院也即予表决通过。
各部国务委员分别为：外交总长陆征祥、内务总长赵秉钧、财政总长熊希龄、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交通总长原提名梁如浩，但因临时参议院审议时未能通过，遂由唐绍仪暂时兼任。
表面上看这份内阁名单，袁世凯的北洋系只有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等三人；而同盟会却有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陈其美等四人，若再加上已是同盟会员了的唐绍仪，同盟会成员则已占了一半，极显了袁世凯的大度。但因无党派人士陆征祥、立宪派熊希龄等人，皆倾向于袁世凯；而唐绍仪毕竟是袁世凯的老友，其加入同盟会无非是为出任国务总理的权宜之计；所以，实质上袁世凯的人仍多于同盟会。况且，同盟会所得到的只是教育、司法、农林、工商等四个无足轻重的冷衙门，而外交、内务、财政、军事、交通等要害部门都抓在袁世凯的手中。所以，这种看似公平的分配，无非是袁世凯玩的又一种把戏。
同盟会也曾担心，军权如此集中于袁世凯之手，唯恐日后难以对他制约；于是，竭力推荐原任南京临时政府中的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黄兴在新内阁中蝉联陆军总长，以免袁世凯专权。对此，袁世凯可就毫不客气没买账了，只同意给黄兴保留一个有名无实的参谋总长之衔。
就这样，由唐绍仪领衔的新一届内阁于一九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成立了，其主要部门却都掌在了袁世凯手中，袁世凯可谓是称心如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