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中日密约《二十一条》，段祺瑞辞职；孙中山与宋庆龄喜结伉俪……
却说，日本夺取青岛后，日、德之间的战争结束，山东半岛落入日军的控制之中。
袁世凯自知难以抵挡日本的侵略，提过几句抗议后就喑哑了；再说，青岛本来就为德国占有，中国早已对该地丧失了管制权；而今，无非是换了一个主而已，强盗替代窃贼换汤不换药；因此，北京政府也就麻木得有点无所谓。而袁世凯因被他的宝贝儿子用假的《顺天时报》灌了迷魂汤后，一直飘飘然的做着皇帝梦；以为其欲称帝的国内气候已成，只是缺少国际上的支持了，也就更不愿为了区区的一个胶州湾而得罪了日本。
然而，日本政府并不满足于此，占领青岛与控制山东半岛并不是日本参战的最终目的。
日本参谋次长明石元二郎在致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信上就直言不讳地说：“欧战让日本获得了占据胶州湾的可乘之机，而占据胶州湾不过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其中一步棋。”
明石元二郎的话倒是一言道破了天机。
其实，还在青岛战役打响之前，有个日本浪人内田良平就向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呈交过一份《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因为，内田良平是日本黑龙会的发起人，故又称为《黑龙会备忘录》。
内田良平在《意见书》中建议：“日本应趁中国目前尚未强大且孤立无援之机，胁迫中国与日本签订秘密《条约》，使中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同时，要支持中国的反袁力量，以促成中国内乱；令袁世凯感到危机，迫使他依附日本；且又要鼓动中国的帝制复辟活动，使中国的政体能与日本保持一致，为今后中日合并创造条件。”
内田良平的这些建议旨在最终吞并中国，可谓阴毒透顶，且与明治政府的国策及大隈重信首相所思不谋而合。
于是，大隈重信召集军、政要人，参照内田良平《意见书》中的建议，以日本实现独霸中国为宗旨，探讨并研拟了多个《侵华方案》；最后，决定向中国提出涉及领土、政治、军事、财政等诸多方面的无理要求，并以《文件》形式秘密交予中国。因该《文件》内容分为五大部分，共二十一个条款，故俗称其为《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五大部分的主要内容分别为：一、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二、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九十九年为限。三、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四、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五、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
日本政府在《二十一条》中完全暴露了欲独吞中国的企图，并强迫中国政府接受。
不过，大隈重信也知道，袁世凯早在朝鲜时期就与日本人打交道了；一直来，因两国不断摩擦、交恶，当时身为满清大臣的袁世凯就对日本无甚好感。而今，袁世凯接过满清的天下，坐上了大总统的宝座；翅膀较以前硬了，岂会甘愿屈从于日本？虽然，袁世凯似乎没敢对日本说不，但那只是畏于日本的武力，恨自己力不如人才不敢吭声而已，其心底里却是不信任、也不服日本的；现在，由日本单方面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必定难以接受。
但是，大隈重信已顾不得这些了；在他觉得，欧战方始正是天赐良机切不可错过。因此，大隈重信自信，在这场政治豪赌中，日本必定是只赢勿输，而且也只能如此。
在大隈重信的盘算中，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袁世凯答应了；那么，日本就能轻松地替代西欧列强控制中国。中国的政、军、财诸方面被日本控制后，形成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待西欧列强战后回华，也就不得不面对既成事实而徒叹奈何。如此，日本占有了中国，进而就能称雄世界。另一种是，袁世凯不答应；日本则可藉口大举进犯，以武力胁迫中国屈从。因为，而今的中国尚无抵抗日本的能力；列强疲于欧战，即使有同情中国的也无精力可前来干涉；而尚未介入欧战的美国，料定其不愿独力帮助中国而与日本为敌。所以，中国若想避免战争，只有答应的一条路可走，别无其他选择。
同时，大隈重信已探知，眼下袁世凯正欲称帝；只因缺少国内、外的支持，才怯而不敢为。大隈重信觉得，这也是个可以利用的又一个机会；那就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条件，或许能诱使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
大隈重信思定后，即指令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依计行事。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置益谒见袁世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要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交换条件就是“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此外，又添加了一个交换条件，即“答应归还胶州湾”。
其实，所谓“归还胶州湾”无非是虚辞；因为，《二十一条》的第一部分中就包含了“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因此，所谓的归还其实是句空话，无非是换成另一种形式的占据罢了。
对此，袁世凯倒并没在意；因为，胶州湾已丢失多时，袁世凯对此已近乎麻木了。不过，袁世凯对于日本支持其称帝的条件倒是确实有点心动；因为，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就这事如此明确地表态，而这却正是他所希望得到的。
然而，当袁世凯细阅了《二十一条》的具体内容后，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特别是第五部分，简直是要逼迫中国将全部主权交出。一言概之即是，强令中国接受日本的所谓保护，将中国置于如同朝鲜一般的地位。
袁世凯想不到日本人会提出如此苛刻的要求，自己怎能答应？尽管日本提出的交换条件是那么的诱人，但袁世凯却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知道，一旦答应了，就会背上卖国贼的罪名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袁世凯再是有称帝的野心也不敢如此为。然而，袁世凯却又不敢明言拒绝；因为，日本自从夺取青岛后已陈兵山东，随时有沿着津浦路北上攻取津、京的可能。德国如此强大都已败于日本人之手了，自己如何抵得？因此，袁世凯既不愿答应却又不敢拒绝，左右为难犹豫不决了。自从坐上大总统的宝座以来，袁世凯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此严重的外交危机；如何化解？一时却束手无策没了主意。
而此时的日置益态度却十分强硬，容不得袁世凯讨价还价；甚至于威吓道：“《二十一条》是日本现任内阁的既定国策，若新内阁上台必会提出更高要求。如今，日本民间有人倡议援助中华革命党，恐对袁总统不利；如袁总统答应要求，遇事时日本政府可出手相助；而若不答应，恐将发生不虞事态。轻重利弊，袁总统当三思。”
日置益连哄带吓软硬兼施更令袁世凯无奈了，只得答以“两国事宜，须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容磋商后再决”勉强敷衍。
日置益当然也知道如此国事哪能一次就拍板成交，这才同意了袁世凯所言“磋商后再决”；但临走时却又丢下一句“不得迟延”，并关照：“应绝对保密，切莫外泄。”
尔后，中、日两国就秘密地开始了所谓的谈判。
为对付日本，袁世凯复又请出了外交专才陆征祥出任外务总长；于是，陆征祥与时任外务次长的曹汝霖一起，代表中方与日置益开始正式谈判。
谈判中，日置益态度甚是蛮横；所谓的谈判却如同在进行一场强卖、强买，令富有谈判经验的陆征祥也不知该如何对付了。无奈之下，陆征祥只得采取拖延战术；任由日置益蛮横暴躁，自己则耐着一肚子的窝囊气却佯作笑颜，甚至于亲自为其献茶倒水极尽百般殷勤，以使对方拉不下脸；而当涉及实质性问题时，陆征祥却故意的或指东道西、或装聋作哑不作正面答复；实在被迫得紧了，亦避重就轻地敷衍了事；总之，是能拖一天、就算一天地与日置益消磨时光。不过，袁世凯心里明白，这只能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靠这样没能拖多久，如此应付也太难为陆征祥了。
忽然，袁世凯想到了，日置益虽是盛气凌人迫人就范，但却关照过要“绝对保密，切莫外泄”，可见日本人心中也虚。既然如此，何不让它来个天下周知，看他小日本怎么办？袁世凯如此想后，心中就有了主意；于是，袁世凯授意其秘书蔡廷干故意将此事透露给了有中国通之称的苏格兰人莫理循。
莫理循是报人出身，此时正被聘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当他得知这一消息后如获至宝，立即将此事刊登在了英国《泰晤士报》上。很快的，各国报纸争相转载；就这样，“日本欺瞒世界，欲独霸中国”的卑鄙行径即被揭露而大白于天下，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国人得知这一消息后义愤填膺群情鼎沸了，社会各界舆论哗然，抗议浪潮席卷全国，要求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的电报如雪片般飞向北京。时任陆军总长段祺瑞、江苏都督冯国璋则联络十九个省的都督联名《通电》，呼吁中央政府绝不要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并谓：“有图破坏中国之完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国虽弱，然国民将群起殉国。”甚至于表示为抵御外侮，不惜一战。
而美国、俄国、英国等三国政府获知此消息后，对于日本政府背着他们如此行为也十分气愤；立即分别电令本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部《照会》，要求日本政府详实告知真情。
美国在《照会》中更是直言声明：“中、日两国缔结有违门户开放政策的任何《条约》，美国政府将一概不予承认。”
如此一来，中、日谈判双方都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日本只得将《二十一条》中的部分内容告知美、俄、英等国，而将最重要的第五部分内容秘而不宣，唯恐引起美、俄、英等国的更大反感而对日不利。
而中方代表虽然也感到了压力，但反倒是有了拖延的充分理由，而这却正是袁世凯希望得到的；于是，在袁世凯的指使下，中方代表施出了拖字诀；中、日谈判也就被拖延下去了，且一拖就是四个月久谈未果。
日本虽然受到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不敢太过妄为了；但事已至此，内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不甘心就此罢休无果而返；且乘虚而入侵占中国是既定方针，岂能因受外部压力而轻易改变或放弃？几个月下来，大隈重信眼见得在谈判桌上无法取得进展，且被拖了这么久，已是急不可待了；因此，大隈重信决定孤注一掷用武力胁迫中国就范，非要袁世凯签《约》不可，即使因此会遭到美、俄、英等国干涉也在所不惜了。
于是，大隈重信下令日军增兵东北、山东、福建等地，摆出一副谈判破裂即开战的架势。
而此时的美、俄、英等国，对日发出《照会》后得到了日本的回复；见日本所要的无非是他们自己曾经要过、或也想要的一些东西，反倒认为是情理之中无须大惊小怪了；且日本所要的并没有损及到各国的在华利益，也就觉得犯不着为此而与日本抬杠。何况，欧战正如火如荼，各国列强实在也没有太多精力与能力来管中、日之间的这些闲事；因此，对日喊上几句后都作壁上观了。
大隈重信见美、俄、英等国已退避三舍，也就更欲放胆而为了；于是，五月七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限定中国政府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给予答复，否则就要付诸武力。
至此，袁世凯的拖字诀不管用了，到了该抉择与摊牌的时候。袁世凯赶紧召集黎元洪、徐世昌及各部总长再商对策，但众皆面面相觑无有良策；唯有段祺瑞仍持强硬态度，主张“动员军队，与日决战”。
然而，此时的袁世凯却没有这个胆。他担心的是，一旦真的与日本开战了，论中日双方的实力，中国是必败无疑；届时，非但国家难保，连自己的大总统之位也会丢掉；而若是依从了，虽然会背上几句骂名，但可免遭甲兵之祸，还能换来日本人对他自己称帝的支持；人皆有避祸趋利之心，在眼下利弊得失如此明白的情况下，怎可做自取灭亡的傻事呢？所以，孰取孰舍已是不必再分说，而应快刀斩乱麻地不该再犹豫恍惚。
袁世凯如此权衡后，也就决定向日本妥协了；只是，当着众人的面，袁世凯还是显得十分悲怆地说了几句：“芝泉所言，何尝非吾所思；然国力未充，难与强虏兵戎相见；断不可一意孤行，重蹈甲午之辙；故只可暂时忍辱，卧薪尝胆，以图重振。”
就这样，在软磨硬抗了几个月后，袁世凯终于慑于日本的武力威胁而屈膝了，就在五月九日的最后期限前答应了接受《二十一条》。
好在，此时的大隈重信虽然外表上仍盛气凌人；但是，因受到多方谴责，内心却是虚了许多；所以，只求早日签《约》以让他脸上能光鲜一些；因此，所索要的东西也就少了许多。
且又因为，日本在告知美、俄、英等国时，没敢将第五部分内容明言；此时，日方也就不敢将这部分内容再提及而晓示天下；如此，倒是让袁世凯稍为松了一口气。
因而，在正式签约前，中、日双方对《二十一条》进行了修订；修订时，陆征祥又作了一番抗争，迫使日本不得不将原第五部分的内容删除，条款也由原来的二十一条删减为了十二条。
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经修改后的新《条约》终于签订，定名曰《中日条约》。因为，中、日双方政府都担心再由此引出麻烦；所以，《中日条约》的签订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故史家又称其为《中日密约》。而事后，袁世凯害怕国人反对，从没敢公布；因此，国人只知道曾经有过、但尚未签署的《二十一条》，却不知道已有了新的什么《中日条约》。在此后数年，国人一直被蒙在鼓里；还以为《二十一条》没有签署，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算是真的为国人争了气呢。不过，作为内阁成员、陆军总长的段祺瑞当然知情；但慑于袁世凯，也就不敢向外泄密而坏了袁世凯的好事；然而，一直持强硬态度的段祺瑞见自己的反对无效，心中甚是不爽，遂向袁世凯称病告假了。袁世凯明白段祺瑞病源缘由，也就不勉强；只是，须待他请出王士珍后方允准假。
王士珍，直隶正定人；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时，王士珍就是他的幕僚；无论是为镇压山东的义和团或在天津小站练兵时，均是袁世凯的得力助手；所以，袁世凯对他十分器重。北洋军中曾有北洋三杰之誉，被称道的即是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三人；王士珍被喻为“龙”，段祺瑞被喻为“虎”，冯国璋被喻为“豹”，可见王士珍乃三杰之冠实不简单。后来，王士珍又因才而被清庭重用；慈禧太后破例地授王士珍正黄旗蒙古副都统，赏一品顶戴，封陆军侍郎衔，并外放江北提督，显耀至极。也因此，王士珍对满清皇朝甚是效忠；辛亥年满清皇朝垮台后，王士珍即退隐乡里不愿在民国政府中为官；袁世凯曾多次《函》邀，均被婉言谢绝了。
此次，段祺瑞称病告假，袁世凯遂又想到了王士珍；且袁世凯欲称帝，也正需要王士珍这般对君王十分忠心的人来为自己吆喝抬轿。于是，袁世凯派了其子袁克定专车去请王士珍出山，却又被婉拒了。
王士珍没被请到，袁世凯就不放段祺瑞走；因此，段祺瑞只得亲自去往正定相请。
但段祺瑞知道，王士珍是轻易请不来的；于是，他灵机一动想了个办法；车到直隶正定后，他派人以“段帅出巡，途经贵乡宝地；念及聘卿公旧谊，本欲登门拜访；然因公务缠身，难在正定停留多时，故敬请车上相叙，望聘卿公见谅。”之说，邀请王士珍车上相叙。
王士珍与段祺瑞毕竟是北洋同僚，尚有旧谊；今日，段祺瑞到访而特地邀聚，岂可推诿？于是，王士珍欣然去与段祺瑞相聚叙旧了。
谁知，王士珍登上段祺瑞的专车后；机车即在段祺瑞的授意下缓缓启动了，专注于叙旧的王士珍却毫不察觉；待等王士珍感觉到，列车已直奔北京而去了。就这样，段祺瑞终于巧计将王士珍请到了北京；袁世凯这才准了段祺瑞的假，由王士珍代理陆军总长之职。此虽属题外话，但读来有味，故记。
而《中日条约》的签订，中、日间的危机终于暂时化解了。
大隈重信、日置益等人总算没有空手而归，但其欲独霸中国的企图却打了很大的折扣。因为，大隈重信的这一行动没有经过日本的御前会议而擅自决定，结果又是虽赢犹输；所以事后，大隈重信却遭到了许多议员的一片谴责而被迫辞职。
而因袁世凯没有将《条约》公布，国人被蒙在鼓里；所以，国内无甚反应，倒令袁世凯舒了口气，曾经悬着的心很快就放下了。
只是，袁世凯毕竟做过抗争，但最终仍不得不签约，从而蒙受了洗刷不清的耻辱；虽然，眼下被他一手遮天瞒住了；但他知道，迟早会有一天真相大白；届时，仍会遭国人指责唾骂，这不免令袁世凯有点后怕而痛心疾首。为此，袁世凯将日本政府《最后通牒》中的最后期限日、即五月九日定为国耻日，即史称“五·九国耻”。
且说，中、日秘密谈判之时，孙中山却准备搞三次革命了，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因为，孙中山长期奔波于海外，其原配夫人卢慕贞要照顾家人没能随于身边；所以，孙中山的生活起居一直来是由陈翠芬在照料。陈翠芬离开后，就由宋嘉树一家照顾了；宋庆龄到来后，也就义不容辞地担起了这份责任。因为，这能让她与孙中山相处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所以，宋庆龄非但乐于接受，还很觉欣慰甚至于有求之不得之感。
光阴似箭眨眼就快一年了，俩人可谓是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或同在政界周旋，或共向商贾募资，或齐与同仁谋议，或埋头于案桌前，或筹划于密室中，或畅谈于樱树下；俩人可谓是志同道合携手共进，总觉得有说不尽的共同语言、道不尽的憧憬理想。
在孙中山眼中，宋庆龄不仅是一名英文秘书，而更是一个最能了解他、体谅他、支持他的女性，且能令他振奋精神、无人可替代的最亲密战友了。
而宋庆龄自从来到孙中山身边工作后，非但聆听了许多教诲受益匪浅，更是增进了对孙中山的了解。孙中山那倡导天下大公、博爱、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及为创建共和而奋斗、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确实令宋庆龄更是十分敬佩了；因此，常为自己能工作在如此的伟人身边而感到幸福。
日子久了，宋庆龄由对孙中山的敬仰渐渐的变为了爱慕；有时，甚至于想入非非地暗思：“若能永远在先生身边该有多好。”宋庆龄那少女纯洁的心灵深处已不知不觉地开始了爱情的萌芽，只因羞于言表而一直藏于心底罢了；有时，则会不自觉地在孙中山面前流露出腼腆与羞赧了。
然而，孙中山因忙于工作对于这些微妙的变化却全然不察，俩人也就一如既往地继续相处工作、生活。
一个夏日的夜晚，宋庆龄按捺不住激动地终于向孙中山敞开心扉，吐露出憋在胸中很久了的心声；那水灵灵会说话的双眸流露出从未有过且异常兴奋的目光紧盯着孙中山，令孙中山诧异了。
孙中山怎么也想不到宋庆龄竟然会对他提出如此严肃的问题，令他不知该如何回答了。
爱情是美好的，是上帝对每个人的恩赐，也是人人需要并追求的；何况，向他表露爱情的是如此一位年轻美貌、纯朴可爱、善良贤淑、知书达礼且富有理想与追求的大家闺秀，真可谓是无与伦比世间绝有，自己有什么理由能不接受呢？孙中山的心确实也有些被打动了。
然而，当孙中山想到，宋庆龄毕竟是自己朋友的女儿；按理该算是两个辈份的人，怎么可以妄言婚嫁？何况，孙中山自己的孩子都已有她这么大了，别说会遭人嗤笑，待她热情过后冷静下来也会感到后悔的。故而，孙中山觉得应该理智地对待此事，切不可一时冲动而给她留下终生遗憾；否则，自己即使忏悔一辈子也会难以赎罪。
想到此，孙中山强抑住自己内心同样的激情，冷静地面对现实了；他慢慢地避开宋庆龄那热切的目光，然后轻声道：“宋小姐，妳的美意太令人激动了；可是……”
宋庆龄知道孙中山要说什么，赶紧制止没让他说下去；现在，她最害怕的就是听到从他口中说出“不”字，那简直会把她的心撕碎。因此，宋庆龄抢先说道：“先生，我全都考虑过了；请相信我，我是真心的。为了您，为了您的事业，我愿意，我什么都愿意。”宋庆龄连声说着，显得是那样的坚定与从容，脸上原有的赧色反倒消退了。
孙中山终于明白了，宋庆龄向他吐露的心声绝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这使他更为难了；他真不知道如何化解眼前的窘境了；那就接受这颗芳心吧！？正在孙中山恍惚不定之时，忽然想到了远在家乡的结发妻子，不由得在心中暗语：“不，不能因为一个女人而伤了另一个女人的心！”于是，孙中山定下神，终于认真地说：“可是，我已有家室了。”
这短短的一句话果然产生了效果，宋庆龄闻言后也愕然了；是呀，自己怎么没有考虑到这点呢？因为，孙中山与宋耀如一家都信耶稣，而基督教婚姻观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一夫一妻，凡是信徒都得遵从。因此，宋庆龄不由得自责了，自己怎能为难于他，以致损害他的妻子与家庭呢？宋庆龄愿意为孙中山奉献一切，但却又不敢背弃信仰，更不愿看到因自己而伤害了别人。此时，宋庆龄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但很快的，宋庆龄抹去了眼角溢出的一滴泪珠，向孙中山投去了一丝苦笑后缄默无语了，孙中山这才得以从窘境中解脱。
就这样，宋庆龄吞下爱情的苦果重又深藏于心底。孙中山虽然回绝了宋庆龄的要求，但她那执着的爱却如同一道难已抹去的刻痕深深地留在了孙中山的心中，只是他不敢直面罢了。
爱的涟漪渐渐趋向平静，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原来，宋庆龄对于孙中山的恋情，早已被同仁有所察觉；有人为此高兴、庆贺，也有人感到诧异、不可思议。
消息传到宋嘉树耳中后，他先是不相信；但当他确认并非谣传后，不由得惊愕了。
宋嘉树想不透女儿怎么会有这种在他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想法呢？孙中山的年龄比自己的女儿大一倍多，仅这一点就让人觉得不般配；况且，孙中山是自己多年的好友，女儿还得称他一声“叔”呢；尽管孙中山是开创伟业、令人敬佩的人，但这也不是非得将女儿嫁给他的理由；因此，宋嘉树越想越不是滋味，无论如何不能允许女儿如此不顾声誉地妄为，更不愿让它成为现实。
为了断绝女儿的这种念头，宋嘉树断然地做出一个决定，找了一个托辞带着全家离开日本回上海去了；宋庆龄一时不明就里，也随同父亲回国了。到了上海后，宋嘉树即将女儿禁在家中不许外出，意在不让宋庆龄回到日本去。
至此，宋庆龄才明白父亲是为了把她与孙中山分开才回上海的，这却激发了她的叛逆精神；因为，在她觉得，爱情是神圣的，是每个人的自由，父亲没有权力如此干涉；何况，自己爱孙中山并没有错，任何世俗偏见都难以束缚她；即使自己不能与孙中山结合，也要永远工作在孙中山身边陪伴他终生，谁也不该、也无法剥夺她这个愿望与权利。因此，她下决心定要冲破樊笼，重新回到孙中山身边去。
宋庆龄被其父亲带回国内后，孙中山明白其中原因所在，心中也感到了一片茫然；但他在坚信自己没有错的同时，勉力克制自己不可太过儿女情长；然后，则尽量把精力投注于事业上，以消解对爱的牵念。
而此时，《二十一条》风波刚过去不久；袁世凯最终在《中日条约》上签字，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孙中山更觉得袁世凯如同满清皇朝一样屈膝媚外，非得推翻不可；为此，进一步筹划后，决定在国内按四大区域重新部署中华革命军；并任命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总部就设于山东青岛；陈其美为中华革命军东南军总司令，总部设于上海；于右任为中华革命军西北军总司令，总部设于陕西三原；胡汉民为中华革命军西南军总司令，总部设于广州。部署完毕，各就其位，准备举行第三次起义了。
且说，宋嘉树将女儿带离日本后，宋庆龄与孙中山之间的恋情更是传得纷纷扬扬了；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孙中山的元配夫人卢慕贞的耳中。
卢慕贞，广东香山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卢耀显乃一介富商；卢慕贞嫁给孙中山后，生有孙科、孙娫、孙婉等一子二女。孙中山奔波海外献身革命，贤惠贞淑的卢慕贞则留居家中替孙中山侍奉双亲养育儿女，且又因未能分身随夫侍奉左右而常为孙中山的安康牵肠挂肚。
此前，卢慕贞因自己未能随夫流亡海外，早就劝说过孙中山纳妾；而今，忽闻孙中山与宋庆龄有恋情，卢慕贞非但没生妒心，反倒是觉得孙中山能有人照顾生活，自己就可少了许多牵挂，应是好事予以支持。然而，宋庆龄却因家庭信仰不愿、且也不能这么为；而孙中山既深爱宋庆龄，且又不愿抛弃元配夫人卢慕贞，也就陷入了两难境地只得将此事搁置。卢慕贞知晓内因后，这才决定亲赴日本办离婚手续，以成全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事。
在日本的革命党人中许多元老知道卢慕贞的来意后，虽然对于她的开明大度深表敬意但却反对这么做，皆劝说她不可草率作此决定。
然而，卢慕贞却义无反顾地慨然道：“孙先生为革命奔波海外，身心为之交瘁，我未能随同左右为其分忧解困。而今，既然有人愿意照料他的生活，使我心中十分宽慰；所以，我愿意成全其美，也了却心头的憾事。诸位的心意我已领了，但我意已决，请诸位不必再言。”
众人见卢慕贞如此说，也就觉得不宜再劝皆缄口了。
而此时的孙中山倒是被妻子的大度弄得不知所措了，甚至于有点尴尬；但他知道，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两者之间只能取其一；而今，既然卢慕贞真诚地做出了这个决定，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
孙中山与卢慕贞离婚后，孙中山的秘书朱卓文之女慕菲雅立即将此消息传给了远在上海的宋庆龄。
宋庆龄闻知后，既激动、兴奋而又心酸；她为卢慕贞能如此大度让爱于己而激动，为自己与孙中山之间爱途中的一大障碍被消除而兴奋，且又为自己仍被羁留在上海未能回到孙中山身边而心酸。不过，慕菲雅带来的消息已经将宋庆龄深藏于心底“爱”的火种从新点燃，行将喷薄而出了。
于是，宋庆龄决意要冲破羁绊去争取自由与幸福；为此，即使她要面临的是刀山火海也毫无畏惧在所不惜。不多久，十月里一个秋高气爽的晴明之日，宋庆龄终于在慕菲雅的帮助下，设法离开了那间房门被反锁了的幽禁她长达三个月之久的绣房，登上了驶往日本的轮船。当轮船离开上海港驶入大海后，宋庆龄面对一望无际的海阔天空，顿时感到自己犹如一只自由翱翔的小鸟了；此时，她的心早已越过汪洋回到了孙中山的身边。
宋庆龄抵达日本，孙中山早在港口迎候；宋庆龄激动不已双眸盈满了热泪，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第二天，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礼就在日本友人梅屋庄吉的宅内举行。
婚礼隆重而又简朴，正在日本的亲朋好友均前来祝福。只是，宋庆龄的家人没有到场；但事后，宋嘉树见女儿铁了心嫁给孙中山且木已成舟，只得向女儿妥协；结果，宋嘉树仍给女儿陪上嫁妆，终于承认了俩人的婚合；但是，宋嘉树对孙中山却郑重地关照“要善待他的女儿”；此语似同废话，孙中山自然应允。
至此，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事终于圆满结为伉俪了；其间的许多波折，倒是给世间留下了一段广为传颂的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