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广州军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大元帅；护法战争爆发，吴佩孚崭露头角……
却说，袁世凯任命的广东宣抚使龙济光在护国战争中被赶走后，出任广东省长的朱庆澜在张勋复辟时即电请孙中山赴粤主持声讨张勋之大计。于是，孙中山偕同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陈炯明等人离沪南下。
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九日，孙中山一行抵达广州，朱庆澜率广东各界人士热烈欢迎。
正当孙中山准备组织力量讨伐张勋时，忽然又传来段祺瑞已将张勋赶走的消息；孙中山见张勋复辟已告失败，遂打算放弃北伐。
然而，段祺瑞主持北洋政府后，却断然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孙中山觉得段祺瑞如此为，名义上虽然恢复了民国，实质上是在藉民国之名搞北洋政府的独裁，如此的假共和比真复辟更危险；因此，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打倒假共和，才能建设真共和。”于是，孙中山号召国人为维护《临时约法》而斗争，并呼吁国会议员南下广州以“存正气，振国纪”。
孙中山发出呼吁后，首先响应的是正在上海的海军总长程璧光。
程璧光见段祺瑞摒弃《约法》欲行独裁专制，即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一起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联名发表了《海军护法宣言》，宣布拥护《约法》、拥护国会、惩办祸首等三大讨逆目标。然后，俩人率海琛号、海圻号、永丰号等八艘军舰，驶离上海吴淞口南下广东参加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了。
因与袁世凯意见相左而愤然辞去内阁总理之职的唐绍仪，南北和议后即赴法国留学超然于政治之外、不久前刚回国的汪精卫等人，也随同程璧光一起南下。
程璧光、唐绍仪、汪精卫一行南下赴粤参与护法，令孙中山心中大悦。
此前，桂系军阀首领、时任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已授意广东督军陈炳焜与广西督军谭浩明，以黎元洪被段祺瑞胁迫为由宣布两广自主了。
同时，陈炳焜与朱庆澜又时有矛盾。孙中山南下广州后，陈炳焜唯恐朱庆澜与孙中山联手后更难对付，即赶到梧州请示陆荣廷“如何应对”？然而，陆荣廷却觉得孙中山手中无兵无卒不必顾虑；倒是朱庆澜掌上有从龙济光手里接收过来的二十个营省长亲军，当须将其排斥后夺得。
陈炳焜得此授意后即回广州，以省长职位作诱饵唆使肇阳罗镇守使李耀汉驱逐朱庆澜；并向北京政府保举李耀汉为广东省长，以迫使朱庆澜下台。
段祺瑞想不到已经宣布自主了的两广竟然仍会将人事任命呈报于他，已感到其中必有奥秘而矛盾显见；也就觉得何不利用以令其内讧，岂不胜于用兵十万？于是，段祺瑞立即任命李耀汉为广东省长兼肇阳罗镇守使。
段祺瑞的任命是以北京政府名义下达的，看似名正言顺不可违拗。朱庆澜明白这定是桂系军阀在后面捣鬼，其用意何在显而易见，只是苦无应对之策而深感无奈。
但是，朱庆澜不甘心让桂系军阀如愿以偿了；于是，离职前干脆将手中二十个营的省长亲军交给孙中山；然后，把省长印绶交予广东省议会，去职离粤赴港了。
孙中山接受了朱庆澜给的省长亲军后，即改编为了粤军以护法之用，并任命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
朱庆澜去职后，广东省议会即选举胡汉民继任广东省长。这么一来，桂系军阀虽然赶走了朱庆澜，但广东省长之位却让孙中山的亲信胡汉民捞去了，朱庆澜手中二十个营的军力也只是易手给了孙中山。陆荣廷忙碌了一场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埸空，却让孙中山得了渔翁之利，当然心中不甘；于是，陆荣廷又以“愿意响应孙中山护法”为交换条件，硬是要求胡汉民让出广东省长之位。
因为，孙中山欲护法正需要各方支持；陆荣廷愿意响应护法，孙中山求之不得；何况，桂系军阀毕竟是雄踞西南割据一方的实力派；为了争取陆荣廷一起护法，孙中山也就不想为了一个省长之位与其闹僵。
而胡汉民也顾全大局，他禀承了孙中山的意旨，便向广东省议会辞谢了省长之职；同时，顺了陆荣廷之意举荐李耀汉代之。
于是，广东省议会重新选举李耀汉为广东省长；如此，陆荣廷无话可说了，只得也兑现承诺与孙中山联手护法对付北洋政府了。
且此时的滇系军阀首领唐继尧，因见段祺瑞大肆扩充实力，有欲鲸吞一切的野心；也表示了“愿与孙中山联手，共同对付段祺瑞”，以防段祺瑞兵吞西南。
就这样，桂系、滇系与孙中山的革命党人，三方结成了护法联盟，并准备起兵北上护法了。
因段祺瑞没有恢复国会，仍闲散于各地旧国会议员见孙中山在广州号召护法了，有些则也赶赴广州参与护法，以一舒多日的胸中郁闷且伸张正义。
不久，即有一百五十余名国会议员聚集广州；议员们汇聚广州后，有人建议在广州恢复国会；此议一出，众皆赞同。但是，因当时在广州的议员不够召开国会所需的法定人数，一时犯了难。但很快的，又有人提议：“法国大革命前夕，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第三等级代表，也在不足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召开过国民议会；他国已有先例，何不仿效而行？”这一提议又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于是，决定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即俗称的非常国会。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非常国会在广东咨议局内召开。会上，议员们谴责了段祺瑞的倒行逆施；且鉴于北洋政府已抛弃了《临时约法》，议员们皆视北洋政府为非法了。于是，非常国会议决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以维护《临时约法》。
为此，非常国会还制订并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组织大纲》共十三条，阐明了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目的是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并规定，中华民国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下设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交通等六个部；而凡各省督军赞助军政府或举全省兵力宣布与非法政府断绝关系者，均任为军政府之都督。同时，还明确了，在《临时约法》完全恢复效力前，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大元帅对外则代表中华民国，而元帅为大元帅之辅。
接着，非常国会推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
然后，经孙中山提议，非常国会又通过了对各部总长的任命；伍廷芳任外交总长，孙洪伊任内政总长，唐绍仪任财政总长，张开儒任陆军总长，程璧光任海军总长，胡汉民任交通总长；同时，又任命章太炎为军政府秘书长，李烈钧、林葆怿、李福林、许崇智、方声涛、陈炯明等人均授以军中要职。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日，孙中山向非常国会宣誓就职；至此，中华民国军政府正式宣告成立，简称军政府；因为，址在广州，又称广州军政府；又因成立军政府的宗旨在于护法，故又称护法军政府。
孙中山宣誓就职后，即以军政府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段祺瑞；并计划以滇、黔、桂、粤等省陆军及程璧光的海军，组成护法联军共约十五万人，兵分三路由湘、川、闽进军。就这样，由孙中山发起和领导、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宗旨，以粤、滇、桂为基地的护法运动拉开帷幕了。
且说，段祺瑞闻知桂系、滇系与孙中山结盟并在广州成立了军政府，与他的北洋政府分庭抗礼并欲北上护法，吃惊之余又为自己欲令其内讧之目的未能达到而深感失望。不过，此时的段祺瑞因有了大笔的“西原借款充作军资，已使皖系军阀实力大增；因此，段祺瑞倒是有恃无恐，反而恨不得立即派兵南下用武力镇压，一口将广州军政府吞啮掉，并趁机踏平西南统一全国。
然而，已登上大总统之位的冯国璋却另有盘算。冯国璋知道广州军政府起兵护法，起因于段祺瑞的抛弃《临时约法》与国会；所以，广州军政府针对的是段祺瑞而并非是他冯国璋，自己何必要与段祺瑞搅在一起呢？再说，冯国璋在护国运动时曾与雄踞西南的蔡锷将军等滇、桂系军阀有过较好的关系；因此，也不想由于段祺瑞而无端地与滇、桂系军阀决裂。
所以，冯国璋觉得不若与滇、桂系军阀及广州军政府议和；至少不可让直系的军队与他们正面冲突，以维护直系军阀的利益。何况，广州军政府北上护法或许还能压一压段祺瑞的气焰，这对于他冯国璋来说何尝不是好事？为此，在如何对付西南的滇系、桂系及广州军政府的政策上，冯国璋与段祺瑞的主张南辕北辙了。
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冯国璋则主张和平统一；俩人因此产生了矛盾，且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于是，继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第一次府、院之争后，冯国璋与段祺瑞的第二次府、院之争即由此而起了。
段祺瑞同样不把冯国璋放在眼里，一意孤行地非要用武力统一全国不可；为达此目的，段祺瑞又向日本政府借贷了三千六百万元用于扩充皖系军力。而日本政府在将钱借贷给段祺瑞的同时，则趁机提出了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要求。
其实，早在四年前，日本政府为了向中国东北三省与内蒙古渗透，就曾向袁世凯提出过希望在中国东北修筑四平街至郑家屯的四郑线、郑家屯至洮南的郑洮线、开原至海龙的开海线、海龙至吉林的海吉线、抚顺至兴京的抚兴线等五条铁路，即所谓的满蒙五路。袁世凯屈从于日本，已在一九一三年十月五日与日本互换了《借款修造铁路预约之办法大纲》即《满蒙五路秘密换文》。后来，因慑于国人的强烈反对，袁世凯不敢履约，只与日本秘密签订了一项《四郑铁路借款合同》。
日本政府见其余四路被搁浅且如煮熟的鸭子飞了，心中不甘而一直耿耿于怀。而今，趁着段祺瑞欲大笔借款，即将此事重提；同时，还加上了开原至吉林的开吉线、长春至洮南的长洮线、洮南至热河的洮热线、洮南至齐齐哈尔的洮齐线等另外四条铁路，即新的所谓满蒙四路。
段祺瑞急需用钱，也就满口答应。于是，北洋政府先后又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吉长铁路续借款合同》、《吉会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
后来，日本为了向中国内地渗透，欲将已占据了的胶济铁路延伸；又与北洋政府就山东的济顺铁路、徐高铁路签订了《借款合同》。就这样，至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先后八次，向日本政府共借款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其中，极大部分用于了扩充皖系军阀的军备；而同时，段祺瑞则将中国的大批路权及其他如矿产开采权等拱手让给了日本。
且因段祺瑞借款目的不正，这些交易只能在暗中进行，故有《中日密约》之称。
日本通过向段祺瑞借贷后，终于使拟定的通过经济渗透达到入侵中国的计划初见成效了，日本首相寺内正毅心中大悦。虽然，后来由于北洋政府执政者走马灯似的不断更迭，致使满蒙五路、满蒙四路等仍未能落实，而济顺铁路等也没有筑成；但是，《中日密约》的签订却为日本占据中国的山东半岛有了借口。此虽皆为后话，当须略提。
段祺瑞得到大笔的西原借款后，进一步扩充了皖系军阀的实力，以实现他那武力统一中国的夙愿。
而此前，段祺瑞已免去了谭延闿的湖南督军之职，调派其心腹、有皖系四大天王之称、原陆军部次长傅良佐出任湖南督军；段祺瑞此举意在钳制湘军并将湖南作为进攻西南的前哨阵地，但却引起了湖南各界的强烈反对。
九月十八日，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与驻屯在衡阳的湘军旅长林修梅联名《通电》全国宣告湘南自主，在衡阳与永州举起了义旗。
段祺瑞闻报湘南起事后，立即调兵遣将组成了一支援湘军；任命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援湘军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率所部三万开赴湖南欲行镇压。
刘建藩的起义军不到千人，如何敌得数十倍于己的北洋军？刘建藩见北洋军即将大兵压境自感寡不敌众，即向广州军政府求援。
此时，广州军政府见段祺瑞派重兵入湘，即是欲取西南的信号。广州军政府不敢大意，决定派出以桂、粤联军组成的八十个营的护法军入湘驰援。
而曾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程潜，护国战争时受命于蔡锷出任湖南招抚使；然而，护国战争后，因段祺瑞委任谭延闿出任湖南省长，程潜被迫离湘。此时，程潜正受孙中山派遣在湘南召集旧部欲重振旗鼓；闻知刘建藩等人举事，程潜即派人联络。
刘建藩与林修梅正欲求助，也就投于了程潜麾下；于是，程潜在永州组建了湘南护法军。孙中山闻知后，即委任程潜为湘南护法军总司令。
不久，段祺瑞调遣的援湘军进抵湘南；于是，湘南护法军与援湘军在湘南的永州、宝庆、衡山一带对峙，护法战争就在湘南打响了。
然而，因护法军实力单薄渐趋失利；陆荣廷见湘南护法军情势危急，遂命其部将、曾为桂军第二师师长谭浩明率领一支粤、桂联军入湘驰援。
谭浩明入湘后与程潜会师，合称为湘粤桂护法联军，谭浩明自任联军总司令。于是，两军合力抗衡；在衡山萱州河一带激战八昼夜，终于挫败了援湘军的进攻。
而因，援湘军中的王汝贤与范国璋均属直系，虽奉命出征却不愿为皖系卖命；俩人在湘南与护法军相持近月后，不愿再打下去了；于是，主动后撤，将宝庆、湘乡、衡山等地让给了护法军。于是，形势逆转，护法军转守为攻了。
且说，段祺瑞在派王汝贤与范国璋入湘同时，又命山西督军阎锡山出兵援湘；阎锡山不敢推诿，遂派遣晋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商震率部前往。
此时，商震驻军于湘潭，以拱卫长沙。谁知，因王汝贤与范国璋主动撤军；程潜的湘南护法军进抵湘潭，来不及撤离的商震所部被围于湘潭城内成了困兽；结果，商震孤军不敌，全部被缴了械；在解押至武冈途中，商震侥幸逃脱只身返回太原。
湘潭丢失后，长沙就没了屏障；而十一月十四日，王汝贤和范国璋干脆《通电》呼吁“南、北议和”；然后，率部撤离湖南退往湖北去了。
湖南督军傅良佐、湖南代理省长周肇祥俩人，见势不妙赶紧逃离长沙。于是，湘南护法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长沙。
程潜率部进入长沙后，即布告安民秋毫无犯，长沙各界遂推崇其为湖南省长。
然而，尚在上海的潭延闿因与程潜有隙，闻讯后即致电陆荣廷，反对程潜出任湖南省长。
程潜是孙中山的人，陆荣廷当然也不愿将湖南交予他，遂宣称“暂以联军总司令兼摄军民两政”；就这样，陆荣廷将湖南的军政要职都抓在了自己手中。
程潜无奈，复任湘南护法军总司令之职；然后，离开长沙让谭浩明入主。
程潜离开长沙后，又率部北上进取岳阳；程潜兵至岳阳后，即与驻守岳阳的北洋陆军第十一师师长、时任湖南军务帮办李奎元交锋；激战四昼夜后，程潜终于攻克岳阳；此后，程潜就驻屯在了岳阳。至此，湖南全境皆归护法军所有了。
护法军与援湘军争夺湖南之时，川蜀大地也烽烟四起了。
原来，护国战争后，蔡锷任四川督军兼省长，雄镇西南名振华夏。蔡锷逝世后，随其入川的罗佩金与戴戡相继接任四川督军之职，方使蜀地曾纳于滇军辖下。
然而，张勋复辟时，被溥仪任命为四川巡抚的刘存厚，却杀害了时任四川督军戴戡后夺取政权。张勋复辟失败后，北洋政府的军政大权操控在了皖系军阀手中；于是，段祺瑞任命原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为四川督军，而让其妻弟、时任北洋陆军第二十师师长吴光新任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而杀害戴戡的刘存厚未被惩处，却被招抚后改任为了四川军务会办。
于是，滇系军阀首领唐继尧即以此为由，起兵入川讨伐刘存厚。
为此，唐继尧将所辖的滇、黔军改称为靖国军，且特意将靖国军夸张为滇川黔鄂豫陕湘闽八省靖国联军以张声势；唐继尧自任靖国联军总司令，而以原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
靖国军组成后，熊克武即率部入川，兵锋直指成都。驻守成都的刘存厚见滇军来攻，目标所指却正是自己；因此，赶紧率部迎战拼力抵抗，两军即在成都以南的青神、眉山一带激战。
吴光新闻报成都危急，赶紧从川东抽调兵力驰援刘存厚。
刘存厚见援军到来士气大振，靖国军却因两面受敌伤亡甚重被迫退回川南。
接着，双方又在资中、内江等地交战；靖国军又不支，向川、黔边境败退。刘存厚与吴光新又合力夺取泸州，然后仍穷追不舍，企图将靖国军逐出四川。
此时，靖国军第一军右翼总司令何海清见吴光新抽调川军后，驻防川东的兵力显得十分薄弱；遂乘虚向川东进袭，并迅速袭取了重庆外围的永川与合江。
吴光新闻报重庆遭袭，又赶紧掉头回救重庆。然而，驻守重庆的川军早已惊慌失措得弃城而逃了；未待吴光新赶回，重庆已被靖国军占领。
而吴光新离去后，刘存厚也无心恋战，放弃泸州退守成都了。于是，靖国军夺回泸州、简阳等地，并复又进军威胁成都。此时，川军已军心大乱；刘存厚见难以固守，又弃城率部退往川北，成都即也被靖国军攻占。
且说，因王汝贤与范国璋放弃湖南退守鄂北，致使护法军夺取湖南，这令段祺瑞大为惊愕与恼火；但因王汝贤与范国璋属直系，背后有大总统冯国璋护着，段祺瑞却奈何他们不得。
然而，山东督军张怀芝、奉天督军张作霖、安徽督军倪嗣冲、山西督军阎锡山等人，闻知护法军攻克岳阳占据湖南全境，惊讶之余更担心其继续北犯；因此，纷纷联名《通电》，要求北京政府发兵征讨以遏止护法军北犯之势。
有这么多省的督军主张征讨，顿使主张和平统一的冯国璋不知该怎么办了；但当觉到，这次主战的督军中，不仅有皖系，另有奉系、晋军；特别是，连直系的直隶督军曹锟也参与其中了。冯国璋觉得众意难违，这才同意了对南方用兵。但是，冯国璋表面上虽是同意用兵了，暗地里却指示直系的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等人，设法阻止北军南下；同时，派遣心腹幕僚陆建章出京游说与联络各方，以推行其和平统一的主张并煽动倒段。
冯国璋同意用兵后，段祺瑞即又重新组织援湘军；任命直隶督军曹锟为援湘军第一路总司令，再次率兵南下征讨；任命皖系的山东督军张怀芝为湘赣陆军检阅使兼援湘军第二路总司令，入湘会同征讨。
于是，曹锟任命第三师代理师长吴佩孚为前敌总指挥，率本部兵马沿京汉铁路南下先行征湘。同时，段祺瑞又派皖系干将、第三混成旅旅长、时任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剿匪督办张敬尧随同征讨。此一路进军尚算顺利，很快就进抵湘、鄂边境。
而张怀芝所率的第二路援湘军，沿津浦铁路南下，欲假道江西入湘；行至南昌时却遭到了江西督军陈光远的阻挠，只得在南昌驻屯下来按兵不动了。
就在张怀芝受阻之时，吴佩孚却是雷厉风行地先于张敬尧抵湘了。
吴佩孚虽是秀才出身，行军打仗却有一套；他治军有方纪律严明，一路行来秋毫无犯深受沿途百姓称颂。吴佩孚率部沿京汉铁路南下至武汉后，即转道经咸宁、赤壁进入湘北。
驻守岳阳的程潜见北洋军到来，即率部迎战；于是，两军就在有湘北门户之称的临湘接战，主战场则是临湘的羊楼司镇。
临湘扼湘、鄂咽喉，羊楼司镇则是湘北第一镇，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程潜与吴佩孚均倾注了全力欲在此决一雌雄。
吴佩孚毕竟是直系中悍将，此次征湘带了五个旅的重兵，军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所以，双方激战多日，程潜的湘南护法军渐渐招架不住了；于是，羊楼司与临湘被吴佩孚攻取，湖南的北大门即被打开。
程潜见吴佩孚势盛锐不可当，不得不放弃岳阳南撤；然后，驻守于湘南的耒阳、郴州一带了。
而驻于长沙的湘粤桂护法联军谭浩明见程潜已败阵南撤，自己成了一支孤军；面对吴佩孚的劲旅，早已吓破了胆，也就不作任何抵抗就仓皇地从长沙撤离，直接逃回广西去了。
于是，吴佩孚轻取长沙；接着，又乘胜追击。但是，在湘潭与衡阳之间，吴佩孚却遭到了湘军的阻截。
原来，谭延闿见护法军入湘后，南北双方在湖南开打了，觉得倒是可以从中渔利之机，自己或能趁机东山再起；于是，赶紧从上海匆匆地回到湖南。
谭延闿入湘后立即召集旧部，重新组建了一支湘军，并占据了衡阳、株洲等地。曾任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与谭延闿交好，一直来与谭延闿同沉浮；湘粤桂护法联军与援湘军交锋时，赵恒惕称疾不出隐于衡山老家坐山观虎斗。而此时，见谭延闿返湘了，赵恒惕这才又重出；并欲与谭延闿联手，以争回对湖南政局的主导权。
所以，当湘粤桂护法联军节节败退时，谭延闿与赵恒惕的湘军却从横里杀出，挡了吴佩孚的道。
于是，吴佩孚又与谭延闿与赵恒惕的湘军在醴陵、株洲等地激战了三天三夜；结果，湘军同样不敌，不得不退守衡阳。吴佩孚又追至衡阳；将衡阳外围的湘军防线一扫而光后，就对衡阳城内发起猛攻。
谭延闿见难以固守，遂又弃衡阳而退守衡南等地了。
吴佩孚攻取衡阳后，见湘军只能在湘南一隅残喘了，不日就可克复；于是，打算在衡阳休整一期，也就暂缓了再南下追击。张勋复辟时，吴佩孚勇克北京城已显过身手；此次入湘讨逆，一举击退了程潜的护法军和谭延闿的湘军，更是崭露头角了。
然而，就在吴佩孚与湘军激战大显身手节节胜利之时，行动迟缓的张敬尧也终于由鄂西进入湘东了。
原打算张敬尧入湘东后，配合吴佩孚南北两路钳制长沙然后袭取。谁知，张敬尧还没赶到，湘军均已被吴佩孚击溃，纷纷败退湘南了；所以，张敬尧入湘后没有遇到劲敌。而吴佩孚攻克长沙后却又乘胜追击南下，把个已如空城了的长沙留给了张敬尧；于是，倒让张敬尧捡了个便宜，毫不费力地进驻长沙。
张敬尧进驻长沙后，即向段祺瑞报捷邀功，将攻取长沙记在了自己的功劳薄上；段祺瑞闻报后心中大喜，即电令嘉奖。
虽然，段祺瑞也觉得张敬尧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本事轻取长沙；但因张敬尧是皖系中人，段祺瑞不想太过认真的究问真相；再说，段祺瑞早就想把湖南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而扩大皖系的地盘。为此，段祺瑞即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
段祺瑞此举，非但是赏罚不明，且大有“抑直扬皖”之嫌；入湘在先且战功卓著的吴佩孚闻知后，感到愤愤不平而心生怨怼了。于是，吴佩孚驻于衡阳不再前进，更不愿为段祺瑞卖命了；湘南的战鼓暂时停息，这倒使退守于衡南等地的谭延闿与赵恒惕松了一口气。
所以，段祺瑞看似通过把张敬尧扶上台后，将湖南控在自己掌中捞得了利益；但是，却因此得罪了吴佩孚等人，并与直系更加交恶了；所以，应算是得不偿失走了一步劣棋。可是，段祺瑞却并不介意仍我行我素，也就为后来的政局变盘埋下了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