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2年～公元1949年）
晚清至民国时期，长年战乱，各种工艺美术在总体上出现严重衰败的景象。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间，人们的衣饰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城乡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别。在城市中，国外的各式新型服饰受到人们的欢迎。中国的许多传统观念都遭到否定，特别是大都市的男女青年都争相崇洋，各种首饰制品也迅速洋化。而在小城镇和农村以及一些偏远地区仍保留着一些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起，女装中的一种新式服装——旗袍诞生了，到了二十年代末，旗袍在制作上开始收腰，变得十分合体。由于受西方的影响妇女的整体装束显得十分简洁方便，再配以小巧的饰物，使女子更加清秀典雅。
一、极为简约的头饰
晚清时期，除了满族女子的两把头、大拉翅外，汉族妇女则一改以往的高髻而多梳平髻，喜戴黑绒布帽和遮眉勒，发型低矮而体贴，更有一种低眉顺眼的含蓄气质。以往用来固定和装饰高髻的各式步摇、花钿、簪钗等重要头饰已逐渐失去它原有的作用，簪钗在乡村妇女中仍有使用，而在城市中则从此消寂。1898年，一个外国摄影家所拍摄的一幅照片《女孩与镜子》中，那时女子的头饰已经极其简单了，几乎没有任何首饰。
到了民国时期，民间女性的发式也有一些基本固定的格式，一个女子由童年到少年，未婚到结婚，由青年到中年以至老年，这些年龄的变迁都能从发式上看出来。一般的女童头上总是扎着个小辫，到了夏天则可将两个小辫盘卷起来，成了两个“抓髻”，很像古代时小侍女的形象。女孩子们到了十岁左右就开始改梳成一个大辫子拖在背后，这种发型一直维持到结婚之日。姑娘结婚的那一天，上轿之前，请亲人改发型，这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拆开大辫子，盘成一个椭圆形的纂儿，从此就再也不能梳大辫子，这也是宣称，这个姑娘从此就是一个少妇了。编了纂儿的发髻用一个发网或发罩罩上，再别上一两枝发簪，插花戴钿，自有一番风韵，发罩与簪成为头饰中仅有的装饰。这种结婚挽纂儿的风俗实行得比较严格，特别是南方苏杭等地的已婚妇女，从背面看去，头上插簪戴钿，美丽迷人。
而中原地区的已婚妇女，脑后挽着发髻，额前发际多戴着一条由清代遮勒眉发展而来的黑色头箍。这种头箍夏天用黑丝绒做成，冬天富贵人家的女子用貂皮覆额。头箍的作用既可以驱风避寒，又可以遮盖上年纪妇女发际前的不美观，非常实用。当时头箍的式样极为丰富，可随意在这条黑布上加缀或多或少的各类首饰，如复杂的可以缀两到三排大小不一的金银珠翠，简单的则在发箍正中点缀一件美丽的花钿或玉饰。
到了四十年代有些姑娘剪去了长辫梳短发，一到结婚，仍要蓄发挽纂儿，挽不成发髻状的也要做成一个纂儿的样子来表示一下。在女子的成长过程中，发式虽有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大家都留着较密并剪得很齐的覆额发，称作“刘海儿”，也叫“房檐儿”。民国时期，城市里的时髦女性，在二十年代时兴剪发的时候，把头发剪得极短，较长些的则以缎带将头发扎起，或以珠宝翠石和鲜花织成发箍，这在当时成为一种风尚。三十年代的女子又多时兴卷发，特别是大城市的妇女，卷发更是一种时尚，以前的几种还有簪的影子，卷发的时兴则完完全全抛弃了以前的各种发髻首饰，代之以各种发卡、丝制缎带之类。但在那些相对偏远的地区如贵州、闽南等地，由于地理原因形成了与大都市的隔绝与闭塞，发饰至今仍保持着明代的风俗。
二、仍旧兴盛的簪花风俗
民国时期，簪花的习俗仍十分盛行。北方妇女也素有佩花的习俗，北方地区插花之风一直兴盛。在《旧都文物略》中说：“彼时旗汉妇女戴花成为风习，其中尤以梳旗头之妇女最喜色彩鲜艳、花样新奇的人造花。”这种极大的花饰需求使旗人聚集的北京成为全国簪花业最兴盛的地区。有人说，天下绢花出北京，而北京的绢花则出于崇文门的花市大街。
谈到花市，即指现今北京市崇文区的一条大街，名为“花市”。它在清朝乾隆中晚期因专门买卖各种假花、鲜花而著名。当时花市大街是北京的五大庙会之一，每月逢四、十四、二十四开市，包括火神庙附近都热闹非凡。花市又有“东花市”、“西花市”之分。东花市一带以生产假花为主，有很多生产假花的作坊。鲜花及树苗则在西花市。到了民国时期，这里生产的各种假花不仅远销国内的苏杭，很多外国人也赞之为“京花”，并争作帽饰。在热闹的花市上，京津两地的官宦国戚联襟，巨商富贾遍布，梨园密集。花的色彩也是根据主顾的喜好具体而定。如东北人偏重富丽的金黄、杏黄；西北、蒙古族人注重花的吉祥寓意，不求仿真，花形简单古朴，喜粗犷浓重具有草原色彩的深粉、老绿；而江南人则偏爱清丽明快的葱绿、水蓝、草白和浅粉的清淡色彩。无论何花何色，到了花市均可以得到满足。
京城的假花，种类很多，以制作的材料来分有绫绢花、绒花、缎花、纸花、莲草花等。而以作用来分又有妇女头上戴的“头花”、胸前的“胸花”和用于陈设室内的“插花”。这些假花做工精巧，形态逼真，有些绢花比之鲜花也别有一番情趣，它们是由能工巧匠们用绢、绫、绸、纱为原料制作而成，装饰性最强，仿真性最佳，品种多，花样翻新也最快。但由于它用料讲究，工艺繁复，价格也相应较高，其中，用于头上插戴的小朵绢花制作得最为精致。现在的北京，花市大街已经完全消失，代之以方格高楼，头花的销售也难以见到。而在天津的古文化街上，买卖头花的几个摊位也能使我们想象出当时的繁荣景象。他们还保留了一两种传统的花样，令人欣喜，但插戴者已经很少了。
民国时期北京人无论贫富都喜欢在头上装饰头花，特别是逢年过节、走亲访友、或一些喜庆的日子里，无论男女老少，鬓间斜插一朵红色的头花是必不可少的。旧时的北京城内共有七百多座庙宇，各庙内及庙门前都设有集市，称为“庙会”。当时的庙会并不是现在只有过年才有，而是在一年之中时常有的。香客游人拜神进贡之后，除了品尝一些小吃外，还要争着买上几枝“福”、“寿”红绒花，插在男人们礼帽的缎带缝隙中，戴在女人们的发髻上，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马上被烘托出来，老北京叫做“带福还家”。远远望去，一片片头插绒花的人们穿梭往来，到处都呈现出一种喜气，好像神佛已经为他们带来了福寿安康。
一些时髦妇女插戴头花，并不限于红色和固定的种类，只要能使自己美丽大方即可。这些插头花的形象，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年画与各类广告画中看到。
除头花外，胸前佩花也是当时很受欢迎的一种。这类假花一般花朵较大，女子们往往斜插在前胸的衣扣间做为胸饰，或直接戴在领子上来衬托美丽的脸庞。在当时穿旗袍与穿洋装的女子都喜欢佩一朵这样的花饰。
在各类假花制品中，最受人们喜爱的还是绒花。绒花又称“京花儿”，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制作十分精致，还因为它的谐音为“荣华”，有吉祥、祝福之意。并且它的花色鲜艳，多用于婚嫁、寿宴等喜庆场合。
绒花的制作由丝绒和刮绒制成。丝绒一般可以从当时的各大绸缎庄购进，而刮绒一般多为造花者自制，它的具体做法是：以草本植物绒草为原料，将此收集、洗净后放入锅中煮沸，待汁粘稠时倒在铺好的木板上，用纸板、木板将其刮平晒干。这种晒干后的绒胚再用纸裱糊，就可以制成各式的花朵。而生产绒花的全过程一般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每件绒花的各个组合不仅要求严密完整，天衣无缝，不给人以堆砌之感，还要在配色上讲究“润、亮、清”。
绒花的种类式样很多，在当时有一千多个花色品种。佩戴绒花一般也因季节、节令而异。人们运用吉利的语言谐音和艺术形象相组合的手法来作为表现绒花的方式，并以此来表达人们美好的愿望和祝福。如用两个柿子和一个如意组合在一起，表示“事事如意”；而“红蝙蝠”则寓意着“洪福临门”；用“佛手”和“桃”则寓意着“福寿双全”；龙与凤就是“龙凤呈祥”等等。依时令佩戴的主要有春节时普遍使用的红绒花和端午节出现的“五毒葫芦”。五毒即为五种有害的毒虫，它们是蜈蚣、蟾蜍、蛇、蝎、壁虎，而据说葫芦可以收五毒，于是就有红绒绒的小葫芦上面，缝绣上用黑丝绒制成的小五毒，色彩与形象搭配都堪称一绝。而在端午节前后出现的绒花还有一种做成小老虎和五毒葫芦的，也很受妇女们的喜爱，她们为孩子买上一支，以求消灾避祸。
戴绒花的习俗不仅在北京如此兴盛，在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也都有这种习俗。如从农历五月初一到端午，山东胶州妇女有头戴小虎、小狮、小猴等丝绒制品的习惯，还残留着古诗中的“钗头艾虎辟群邪”的痕迹。
假花中的纸花则是用各色棉纸、道林纸及通草为原料而制成。但是纸花长于形态逼真而短于见风易碎，所以多用于供花及岁时节令，如春节、端午节所佩的红石榴花。这种传统的红石榴花，在天津的古文化街上仍有出售，制作工艺确实不凡，令人爱不释手。
三、典雅的耳饰
头上的装饰少了，耳饰就成了头面的主要首饰。随着服装的变革，一度流行 “元宝领”服装，衣领的高度盖住腮碰到耳垂，使耳朵很难再戴耳饰，即使戴也只是珠玉一点。辛亥革命后，受先进思潮影响的妇女们曾因为反对旧的封建礼教而一度废止过穿耳风俗，但没过多久，爱美的本能又使许多女子戴起了耳饰，只是这时出现了一种不用穿耳的特制耳坠。耳坠上部的耳环变成了金属制成的一种弓型轧头，轧头上装有螺丝，佩戴时只要将轧头松开，夹住耳垂，再旋紧即可。这种耳坠很受妇女们的欢迎，直至现今仍被不愿穿耳的妇女使用。
到了旗袍被妇女们普遍接受的时期，裁剪适体的旗袍使妇女们的身体修长典雅，而这一时期妇女们使用的耳饰也多偏重于细长。特别是时髦的女性，使用珐琅、珠宝、珍珠及现代工业产品生产的坠饰十分常见，但总体比较简洁清雅，有时只一珠一石均可成饰。这种装饰也受到外国人的称赞，说中国的妇女会打扮，只配一点点饰物，就能显得很俏丽。当时大量的广告画及照片中的美女戴着细长的耳饰或简单的珠饰，每每不同，引人注目。
同时，在农村妇女中，耳饰的形式多为较长的银耳坠或银质玉质的耳环。数量较多的传世品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的大致状况。一些银耳饰做工和造型都很复杂，环环相扣缀成一组，戴起来很华丽。相对较为简单的银质耳环也很多见。另有玉质的耳环在清末绘画和传世照片中十分常见，应为当时较为流行的耳饰。
四、具有西方特色的项链与中式的长命锁
民国时期的项饰也很简洁。同样由于衣饰的原因，一般妇女很少戴项链，若是戴也多是配合修长的旗袍和连衣裙，套一条细长的珠链。或为近代流行细小的金丝项链或挂一件精致的坠饰。长长的珍珠串饰也很受欢迎。在传世的近代水晶项链上，可以明显看到外来工艺品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种项链，它与古制完全不同，通常以金银丝编成一节节纤细的链条，用以取代串饰，除了美观实用外，还隐寓着环环相连之意。从现存的近代金项链实物中可以看出当时妇女对首饰小巧、典雅的推崇和对外来首饰的喜爱。
在民间，特别是乡村，长命锁仍然备受妇女青睐，除妇女佩戴锁片外，更多的则是在孩子胸前见到。一般在孩子出生后总给他们戴上长命锁或银质的大项圈，以求吉祥。同时银质的项圈和胸襟上的银挂饰使用极为广泛，这些银饰制作得极为精美，是乡村女子非常重要的装饰。
五、不可或缺的胸前别针和花朵
胸花、别针等新式饰物在民国时期颇受妇女们的喜爱。胸花饰物的材料很多，除了前面谈到的绢花、绒花外，珠宝制作的更受妇女们喜爱。一些外来的钻石等中国人很少见的各类名贵宝石，都成为制作这类首饰的最佳品。
别针的使用很普遍，这种小型饰物灵活多样，可以别插在任何需要装饰的部位，并能起到很好的装饰效果。
即使是没有任何首饰插戴的衣服，纽扣也是点睛的亮点。自唐代起，金质、银质或嵌宝石的纽扣就是贵族服饰的组成部分。民国时期的领扣多为银、铜质，纹饰也很多样，有的还在纹饰上烧蓝使颜色更漂亮。
六、手饰
（一）手镯与手表
民国时期的妇女喜欢戴手镯，其形式千变万化，但是式样大致可以划分成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圆环状镯，这种手镯的装饰十分多变，在当时众多的绘画中，几乎每个女子的手腕上都有各类这种镯子，材料有玉、金、银、铜等。另一种镯式则是清朝那种链状手镯的延续，打开镯时呈长条片状，使用时用金属扣相连即可。这种手镯的形式很类似现代的手链，一般中间都嵌有各种珠宝。
由串珠组成的手串和传统式样的玉镯仍倍受妇女们的喜爱。穿着素雅，手腕处再配一对玉镯，美丽含蓄又富有涵养。
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先进又实用的腕饰手表大量的进入中国市场，成为时髦男女们所钟爱的物品。很多妇女抛弃手镯，只带手表。手表的设计者也加强了它的装饰作用，直到现在，在各种珠宝首饰大展中都有手表这一项。
（二）戒指
随着封建统治的瓦解，中国的不少旧观念都相应地被淘汰，绝大多数的各类首饰制品也失去了它们原有的作用与光彩，唯独戴结婚戒指这一古老习俗，非但没有被淘汰，还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在近代中国，人们可以从一个人手指上戒指的位置来判断她（他）是否结婚。这一时期的戒指有金、银、铜和各种不同类型的嵌宝石指环。戴婚戒的风俗，能够在民间盛行不衰，完全是因为它有着一种美好的纪念意义，即象征着爱情、友谊与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