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爱情
我一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这个故事。
无论从什么地方讲，都有一种痛在心里搅动。
44年前，1961年，有一个叫马景然的高中女生，考入了解放军西安炮校，成为一名女兵。她很开心，不仅仅是穿上了军装，还因为她的恋人也和她一起考入了，或者反过来说，她是跟她恋人一起参军的。恋人叫任致逊，其父母和她的父母是好朋友，两家都是抗战干部，关系很好。他们从小认识，可谓青梅竹马。
他们到部队的第二年，就赶上西藏部队招收外语干部，从他们学校挑选了100名学员进藏学外语。任致逊被选上了，马景然得知后也坚决要求去。领导考虑到他们的特殊情况，也特批她加入了进藏队伍。这样，马景然成了那支队伍里唯一的女兵。
年轻的队伍从西安出发，坐火车到兰州。在兰州，他们与从北京选来的另100名高中生汇合了，马景然就成了200个学员里唯一的女兵。然后他们又从兰州出发，到格尔木，再从格尔木进拉萨。一路上火车换汽车，汽车换步行，风餐露宿，日夜兼程。那个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兵站都没有房子，露宿是常事，吃的也很差，还有高原反应，还有寒冷，还有数不清的困难。可马景然一直和所有的男学员一起往前走，和那199个男学员一起住帐篷，吃干粮，栉风沐雪。每天晚上，她都睡在男学员大帐篷的角落里。没人知道她是怎么解决那些生理上的困难的，没人知道她是怎么适应那个雄性的队伍的，甚至没人听见她说过一句难过的话，伤心的话，或者一声叹息。一切的一切，她都默默地承受着。
到拉萨后，正赶上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打响，学习的事自然推后，他们全部投入了工作。他俩和一批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了俘虏营，做俘虏的教育管理工作。
仗打完后，他们前往建在西藏扎木的西藏军区步兵学校，在那里读书学习。扎木那个地方我去过，在藏东南，海拔相对较低，树木葱郁，氧气也不缺。在那里建学校，肯定很适宜学员们读书。学校开设了英语、印地语、尼泊尔语等专业。教员都是从各个大学和外交部请来的老师、专家，马景然是学校里仅有的女学员。住宿仍很困难、一个区队一间大房子，房子里两排大通铺，男生一个挨一个。在大房子门口，有两间小储藏室，一边住区队长，一边就住马景然。
整个学校除了她，还有两个教员的家属是女人了，连个女教员都没有。我不知道马景然是否寂寞，是否孤独？虽然她和任致逊在一个学校，毕竟，是集体生活，他们不可能卿卿我我，花前月下。连单独在一起的机会都很少。我努力想像着马景然在那里的生活，还是很难想像。我只知道她很内向，话不多，还知道，她和任致逊都学习印地语，成绩优秀。噢，还知道马景然中等个儿，长得秀丽文静，任致逊则高大英俊，一个帅小伙。
他们在扎木度过了三年时光。尽管有种种的不便和困难，但对马景然来说，那三年是她最安宁最幸福的三年：守在爱人的身边，潜心读书。
1967年他们毕业了，因为成绩优秀，两人都留校当了教员。我相信这其中也有领导的一片心意，想让他们在一起。于是，他们打算马上结婚。从1961年进藏，他们已经等了6年了，实在该结婚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1967年10月，西藏边境局势再次紧张，亚东方向发生了炮战，两人将婚期再次推后，前往部队参战。任致逊直接去了亚东前线指挥所，马景然在军区联络部工作。分手的时候他们重新约定，等这次战事结束后，就结婚。
可是——又一个“可是”，我怎么也逃不开这个可是——任致逊到亚东没多久，就壮烈牺牲了：一发炮弹直落他所在的指挥所，他被击中腰部，当场牺牲。与他一起工作的另外两名同学，一名牺牲，还有一名负重伤。
上级将这一噩耗告诉马景然时，怎么也不忍心说任致逊已经牺牲，只说负了重伤，正在抢救。马景然焦急万分，恨不能立即飞到任致逊的身边去。6年了，他们等了6年了。无论如何艰苦，无论如何困难，他们都一直在一起。这回仅仅分开几天，他就出了意外！怎么会这样？他们约好了战后就结婚的啊。
我不知道马景然当时想了些什么，我只知道她从得到消息后就泪流不止。部队马上派了辆车，送她去亚东。车是一辆老式的苏联嘎斯车，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像样的车啊。一个干事陪着她，急急地上了路。走的是那条我很熟悉的路，从拉萨出发，过羊八井，再翻越雪古拉山，然后下山，然后到了一个叫大竹卡的地方。
就在那个叫大竹卡的地方，他们的车翻了！马景然因为一路悲伤哭泣，完全没注意到车子发生意外。她坐在后面，却一头栽到前面，额头撞在车前玻璃窗的铁架上，血流如注，当场牺牲。
她真的随他而去了！那么急，那么不由分说，好像任致逊在那边喊她一样，她连“哎”一声都顾不上，就奔过去了。
我听到这里时，惊得目瞪口呆，心痛，心疼，不已。
唯一能够安慰的是：马景然到死，也不知道任致逊已经牺牲；而任致逊牺牲时，也不知道马景然离开了人世。在他们彼此的心里，他们都还活着。他们只是不约而同地一起走了，共赴黄泉，到那边去生活，去相爱。也许在他们在很少很少的情话中，有那么一句，至死不分离；如果还有一句，就是永不失约。
马景然和任致逊牺牲后，双双被追认为烈士，一起安葬在了日喀则的烈士陵园。
他们终于在一起了。
他们知道他们在一起了吗？
在马景然的199个男同学里，有一个是我认识的王将军，是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的。他讲的时候很激动，一再说，这才是真正的爱情，这才是我们西藏军人的爱情。
王将军已经退休。他曾在日喀则军分区当过5年的政委，每一年，他都要去为他们二人扫墓。每次扫墓，他都会生出一个强烈的心愿：如果能把两人的灵丘合葬在一起该多好。他们那么相爱，那么想在一起，生不能如愿，死后也该让他们如愿啊。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王将军说，他的心愿一直没能实现。他只是将二人的陵墓进行了修缮。
王将军的心愿也成了我的心愿。我把这个惨烈的爱情故事，讲给了一位仍在西藏任职的大校，同时还把王将军的心愿一起告诉了他。我说，真的，如果能将他们二人合葬，该多好。不但可以安慰他们的在天之灵，还可以让这个爱情故事永远传下去。
大校沉吟片刻，说，我来试试看。
于是大校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在日喀则任现职的另一位大校。那位大校也被感动了，说，我去办。
我满怀期待地等着。可以说，我是为自己在期待，期待自己被这个爱情故事灼伤的心，能够得到抚慰。我还想，下次去日喀则，一定要去烈士陵园，一定要去祭扫他们的陵墓。
一周后，我终于等到了回复。出乎我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
现将日喀则民政局的信抄录在这里：
日喀则地区烈士陵园，现葬有1967年10月在亚东炮战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任致逊和其在同一部队服役的女友马景然（在大竹卡翻车事故中牺牲）的两位灵丘。根据其战友意愿，现要求将两人灵丘合葬在一起。经我局了解，合葬一事既不符合国家规定，同时又将违背当地的民族风俗。故不适宜掘墓合葬。
特此证明
日喀则地区民政局
2005年7月22日
除了两封回复的信，还有两张照片，即两位烈士的陵墓的照片。看得出陵墓的确修缮过，但也看得出，两座陵墓不在一起。也许当时安葬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他们是恋人。或许知道，但不允许在烈士陵园体现儿女私情，无论怎样，民政局的同志是对的。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了王将军，王将军也这样说。仔细想想，我们提出的要求的确不妥。已经过去40多年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了，而且那是烈士陵园，又不是其他墓地，怎么可能随意掘墓合葬呢？我们只从感情出发，没考虑周到。
当然，我们也没错。
爱不会错。他们相爱，我们爱他们爱情。他们的爱情在越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风沙、人世沧桑后，依然鲜活。
我知道他们至今仍彼此相爱着。
你也知道。
2005年8月8日
一个让人内疚的日子
这个日子是1964年6月22日。
第一个感到内疚的人是本文的主人公，成都军区测绘大队的一名军官，名叫杜永红。当时他正奉命带领一个作业小组，来到西藏岗巴地区的山野里，测量中尼边境线。
杜永红时年24岁，未婚。当然他有未婚妻，而且有了好多年了，但由于常年在野外工作，几乎没时间与未婚妻在一起，故一直未婚。他带领他的作业组在岗巴执行测绘任务已经20多天了。岗巴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而他们测量的地方就更高了，“荒无人烟”这四个字是无法概括这儿的艰苦和恶劣的。杜永红病倒了，而且患了非常可怕的肺水肿。但他不肯休息，坚持上山作业，结果昏倒在山上。同小组的战友们把他抬下了山。他在帐篷里醒来，恢复知觉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内疚。他想，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还是个作业组长，怎么能没完成任务就倒下了呢？怎么能让同志们抬下山呢？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于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他一刻也没休息，就开始整理当天的资料和图纸，一直整理到深夜。当他终于完成工作想要休息时，才感到自己呼吸十分困难，以至于根本无法入睡，也许那时他的肺里已积满了水。他想，反正躺着也睡不着，不如去站岗，让能睡的同志去睡。他就走出帐篷，换下了站岗的战友。
第二天早上，杜永红看天色微亮，就叫醒做饭的战士起来烧火做饭。因为他们今天还要上山，还要走很远的路。叫醒炊事员后他就去睡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坚持到早上的，谁也不知道他去睡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胸口好受了一些。
这第二位内疚的，就是被替下岗来睡觉的哨兵。事后回想起来，他不停地自责：我为什么要让他替我站岗呢？是的，他是组长，可他也是病人啊！我不该那么听话地把哨位让给他。是的，那天我也很累，我的身体也有气无力，可他病得更厉害啊，他比谁都累啊。再说，他们组里哪位同志不累呢？他们进藏执行任务的全体测绘兵谁不是靠意志在支撑呢？
哨兵因为这样的自责而哭泣。不，是痛哭，痛哭不已。
我们再往下说。早饭做好后，炊事员把大家叫起来吃饭。叫到杜永红时他有些犹豫了，他知道他天亮才睡下，还知道他在生病，于是他绕过了他。
吃完饭要出发了。杜永红还在睡，一个老同志说，今天咱们就别让组长上山了，让他在家歇一天吧。大家一致同意。他就嘱咐炊事员，千万不要惊醒他，让他好好睡一觉，到中午11点时再叫他起来吃饭，免得他又硬撑着上山。炊事员点头答应。
一个上午，帐篷里都静悄悄的。炊事员在准备午饭时十分小心，轻手轻脚，生怕惊了组长的梦。他知道只要组长醒来，就会不顾一切地上山去。总算到了11点，炊事员走到帐篷门口，侧耳听了听，里面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他想，组长实在是睡得太香了，已经很久没这样睡过了。他决定让他再多睡半个小时。
到了11点半，太阳老高了，而且暖洋洋的，炊事员想，这下可以叫组长起来了，吃碗热乎乎的面条，再好好晒晒太阳，他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
他走进去，叫他，叫他的组长，叫那个叫杜永红的人。但杜永红一动不动，他大声地叫，他不动，他用力拍他，他也不动，他就使劲儿推他，他还是一动不动，就像一块紧贴大地的岩石，除非火山爆发才能令它改变。他预感不好，掀开被子，才发觉他们的组长、他们的战友杜永红，早已僵硬。
这第三位内疚的，便是炊事员。他想自己为什么要自作主张地晚叫他半小时呢？也许早叫半小时还会有救的。尽管后来医生说，杜永红的死亡时间是在早上，他还是内疚不已。他想我竟让他的遗体那么孤孤单单地在帐篷里呆了一上午，我该去陪陪他的啊。
炊事员抽噎着说不出话来。组里那位老同志劝慰他说，你不要这样自责，如果怪应该怪我才是，是我叫你不要叫醒他的，是我说让他好好睡一觉的。当然，我不知道他会一觉不醒，如果我知道，一定不会让他去睡的。哪怕我们轮流给他唱歌，哪怕我们轮流给他讲笑话，哪怕我们再让他去站岗，去工作，我们也坚决不会让他睡的。我们会尽一切一切的努力让他醒着，醒在这个世界上。
但所有的后悔都已无济于事。杜永红毕竟是睡去了，而且是永远地睡去了。老同志成了第四个内疚的人。他默默地淌着眼泪，领着组里的同志把杜永红仔细地包裹好，放在担架上，抬到岗巴他们的总部去。
抬到半路时，见一匹马卷着尘土飞奔而来。大家一看，原来是大队医生。医生一见担架就想下马抢救。但所有的目光都在告诉他，已经晚了。医生扑在担架上就放声大哭，边哭边说，我来晚了，我该再快一些的！我该昨天晚上就出发的！我就知道是你！我对不起你啊！
原来，杜永红病倒后，就给大队医生写了封信，说小组里有人病了，希望医生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下。他没说是谁病了，也没说是什么病，有多严重，他是怕医生知道了着急。他知道医生很忙，进藏后生病的人太多。但医生了解他，知道他身体不好，也知道他是个工作起来就不要命的人。医生一看信就猜到生病的是他本人，而且还猜到一定是病很重了他才写这封信的，所以医生一大早就骑马往这边赶，没想到竟在路上与他的遗体相遇了。
医生怎能不放声大哭？
讲到这里，医生已经是第五个感到内疚的人了。
但故事还没有完。杜永红牺牲的消息传到了阿里。当时在那里工作的另一个测绘小组的组长，是杜永红的好友，名叫王玉琨，他一听说岗巴牺牲了一个同志，心里马上有种不好的预感：牺牲的人是杜永红。
从拉萨出发前，杜永红曾跟他说，他的那位和他谈了好几年恋爱的未婚妻，最近写信来要和他分手。原因很简单，她总也不能见到他，总也不能和他“谈”恋爱。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是靠通信维持关系的。杜永红有些难过，他跟王玉琨说，他想好好和他聊聊，还想给他看看他未婚妻写的那些信，让他分析一下还有没有挽回的可能。信一共有40多封，进藏时他把它们全背进来了，他走到哪儿信就带到哪儿，他试图用这种方式留住爱情。
但他们没有谈成。出发前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很多，两个人都是作业组长，时间实在是不够用。分别时王玉琨对杜永红说，等我们完成了这次任务，一定找机会好好聊聊。
可没等完成任务，杜永红就牺牲在了岗位上。
王玉琨说，我真是非常后悔，当时无论如何该和他谈谈的，哪怕不睡觉，不吃饭，也该和他谈谈的，让他说说心里的委屈，吐吐感情上的烦恼。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啊，可我却让他带着心事走了，他永远也没机会向人诉说了！
王玉琨讲到这里时，眼圈红了。往事在38年之后依然折磨着他的心。如今他已是年过花甲的人了，他说杜永红如果活着，也该年过花甲了。早已离开了部队的他，依然忘不了当年丈量世界屋脊的那些日子，那些艰苦而又光荣的岁月。他把它们写成了一篇日记体的报告文学，让我看。而前面这个小故事，是在他讲述中不经意提起的。但恰是这个小故事，像根针一样一下子刺进了我心里。我知道我若不把它拔出来，心就一直会汩汩流血。
王玉琨是那个日子的第六个内疚者，也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写到他，故事似乎应该结束了，但我却忽然想到，这世上还应该有一个为那天感到内疚的人，虽然她和西藏相隔遥远，虽然她对那天一无所知。她应该是第七个内疚的人。
她就是那40多封信的作者，杜永红当年的未婚妻。
尽管同为女人，我十分理解她无法承受的孤单和寂寞；但仍是同为女人，我推断她一定会为自己在他临死前提出分手而深感内疚。说得残酷些，哪怕她晚说一个月，或者信在路途上耽误一个月，杜永红赴黄泉路时就不会那么孤单了。
王玉琨告诉我，杜永红死后并没有被授予什么称号，因为在他们测绘队，因劳累艰苦而牺牲在岗位上的人很多。但我想，有这样一些为他感到内疚的人，就足以让他不死了，他永远活在他们的内疚里。而内疚，也是一种思念。
活在思念中的人，比获得称号更能够永垂不朽。
2003年
战后故事
我不喜欢战争。这种不喜欢是永久的，不可改变的。尽管战争造就了许多英雄豪杰，造就了辉煌的人类历史，造就了传世巨著，造就了诗歌、电影、音乐、绘画等等许多宝贵的艺术品，也许还造就了感天动地的爱情，可我还是不喜欢。
我不喜欢它的血腥，不喜欢它的残酷，不喜欢它的残垣断壁，不喜欢它的浓烟滚滚，不喜欢它把绿树变成焦炭、把清泉变成血河，更不喜欢母亲在废墟上发疯哭喊、孩子在瓦砾下无助地哭泣、老人无家可归、伤残的士兵眼里充满忧伤。
无论这战争是多么必要，多么正义。
作为军人也许我会参与，特别是当侵略者踏进我们的国土、掠杀我们的百姓时，我想我会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女人也许我还会爱上一个战争参与者，一个杀敌无数的战斗英雄。
但我还是不喜欢战争。
自相矛盾也罢，矫情也罢，这样的情感无可改变。
可是，往往是战争，带给我许许多多的感动，带给我温情而又伤感的泪水，带给我深长的思索。
尤其是那些发生在战后的故事。
先说一个中国军人。解放战争时他是个年轻的士兵。他们那个排参加了解放天津的战斗，打得十分艰苦，伤亡很大，到最后快要进攻时，战士们心里都明白，他们很有可能看不到胜利了，他们很有可能马上就要献出自己的生命。于是他们合伙抽掉了最后一支烟，喝掉了最后半壶水，郑重地做出一个约定，一个生死约定：假如战后他们中有一个人活了下来，那么，这个人就要在每年的这一天，到这里来祭奠所有的牺牲者。
不用笔墨，也不用公证，一诺千金。
总攻开始了。他和战友们奋不顾身地跃出了战壕，伴随着冲锋号杀进了枪林弹雨之中。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也十分残酷，每个人的脑海里除了往前冲，争取胜利，再无他念。到凌晨时，战斗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天津解放了。但他们全都牺牲了。
只有他活了下来。
残酷的战争，让他们临终前的约定成为一次箴言。
他活下来了，而且作为战斗英雄，一直在部队上工作，并且结婚成家，养育子女。
60岁那年，他退休了，回到了家乡湖北。
他的家人是从什么时候发现的呢？也许是孩子长大以后，也许是老伴去世以后，总之他们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他们发现，他们平日里寡言的父亲，每年秋天的这一天就要出门。无论这天是什么天气，也无论家里有没有事，无论他的身体好不好，也无论当时的社会是否稳定，他都要上火车站，从那里坐车去天津。
他的行李很简单，但里面肯定有烟酒这些祭奠亡灵的物品。
他一个人，一直是一个人在做这件事。从那次战斗结束后，每年每年，他都要一个人去那个安葬着战友们的烈士陵园，去看他的战友，去为他们点支烟、倒杯酒，去和他们说说话、拉拉家常。
去履行他们的诺言。
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也没人知道他落泪没有，他的孩子们只知道他没有间断过。有时候他们也会把他送到车站，但仅仅是送到车站而已，他不要他们陪，他要一个人去。由于去的次数多了，天津方面很多人知道了他，一些学校请他去做校外辅导员，请他为孩子们讲战斗故事。但对他来说，这些都是顺带的，他的主要目的，还是看望战友，看望那些长眠于地下的英灵。他不希望他的战友们感到孤单，更不希望他们感到被人遗忘。他对他们有过承诺。
这样一年年的，日子慢慢到走了1999年秋，就是那场战役整整过去了50年的日子。
这一天，他又一个人出发了。
清晨时，火车到了天津。他看看表，对这个时辰，他记得太清楚了，他永远都不会忘。因为正是这个时辰，冲锋号吹响了，进攻开始了。他下了火车，步履有些蹒跚。站在那片土地上，他仿佛听见了冲杀声，仿佛看见了倒下的战友，他高声对他们说，别担心，我来了！我会沿着你们的足迹往前冲的……
就在那一刻，在清晨的站台上，他真的倒了下去，再没醒过来。
没人知道那一刻他想了些什么，没人知道火车上的那一夜他想了些什么，更没人知道这些年他一直在想什么。
他是在等待这一天吗？他是在等待与他的战友重逢？
我只能猜测。而猜测这样一个高尚的灵魂，不是一件易事。
我总在想，他其实早就离去了，是和他的战友们一起离去的，是50年前离去的。余下的日子，余下的50年，是另一个他在活着。而这样的活，只是为了祭奠逝者。他一年年地祭奠，一次次地祭奠，直到50年后的今天。
也许他早就想好了，这第50次，他要用自己的生命来祭奠。
我忘了他的名字，我只记得他姓刘，是一名中国军人。
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只可能发生在战后。
前苏联影片《战地浪漫曲》，讲的也是战后故事。
士兵萨沙在残酷的战争中，悄悄爱上了营长的妻子柳芭。这爱虽然无望，却体现了萨沙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战后萨沙和柳芭在街头相遇，柳芭失去了丈夫，失去了青春美貌，靠在街边卖油煎包子来养活自己和女儿，生活十分贫寒。萨沙却又一次爱上了她，决心帮助她改变处境，为此不惜离开自己温柔的妻子。萨沙的爱是无私的，是经过战争洗礼的人才会拥有的，对这一点他的妻子薇拉十分理解，并决心和他一起来帮助柳芭弥合心中的创伤。最感人的一幕，就是他们3个人在一起度过的新年之夜。薇拉忍着内心巨大的痛苦，微笑着为柳芭表演魔术，当柳芭愉快的笑声在屋内回荡时，她却忍不住跑到另一间屋子里去哭泣……
对经历过战争的人来说，战争并没有随着硝烟的散去而结束，战争留下的伤口依然在淌血。无论是萨沙还是柳芭，他们都还没有走出战争的阴影，就连没有参加过战争的薇拉，也不得不生活在战争的阴影里。最后，柳芭，这位战争幸存者，这位曾一度对生活失去信心的女人，终于以牺牲选择了她的归宿——嫁给了一位自己并不十分喜欢的男人，从而保全了萨沙和薇拉的家庭。三个主人公的三角关系终于解体了。感人地出现，又感人地解体。
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只会发生在战后，发生在经历过战争的人身上。
另一个战后故事，来自美国。
一个美国老人，年轻时曾在越南打仗。在一次战斗中，他打死了一个越南士兵。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在那个死去的越南士兵身上，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这个越南士兵和一个小姑娘的合影，看得出他们是一对父女，小姑娘依偎在父亲的身边。可是由于战争，她永远失去了父亲。
这个年轻的美国兵将照片揣进了自己怀里，继续战斗。
我们无法谴责他，作为一个个体的战争参与者，他只能尽责而不能选择。但随着岁月的流失，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却开始在内心深处谴责自己，这样的谴责越来越强烈。战争结束后他回到祖国，成家立业，为夫为父，但那照片，却一直硌在他的心上。
在他年近70的时候，儿女都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要找到照片上的这个小姑娘，向她忏悔，请求她的原谅。
当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心里并没有把握。我说的这个把握来自两方面：一是他没有把握找到她，毕竟无名无姓，且已过去了30多年；二是他没有把握在找到之后，能得到小女孩儿的原谅。
但他还是决定做这件事。否则他的灵魂无法安宁，他无法平静地到另一个世界去与女孩儿的父亲相见。
他的老伴表示了支持。他就将这张珍贵的照片，这张跟随了他30多年带着硝烟气息的照片，交给了媒体。
美国的一家报纸首先登出了这张照片，千万人通过报纸看到了这对父女。父女两人脸上均无笑容，是不是他们已预感到了生离死别？女孩儿当时的年龄大约在10岁左右，而父亲，大概也就是30出头的样子，或不到。他们是典型的东方人，清秀，还有些忧郁。照片由于战火，缺了一角，但画面却很清晰。
接着，越南河内的一家报纸也登出了这张照片。
故事就从西半球来到了东半球。
美国老兵静静期待着，怀着希冀，也怀着忐忑不安，但没有任何消息传来。在等待的日子里，老人只能是一遍遍地看着照片，一遍遍地在心里与他们对话，面向东方，祈求他们的原谅。
东方的越南，正处于战后的休养生息之中，忙于重建家园，忙于发展经济。似乎没有人有闲心来关注一个美国老人、一个当年的侵略者的忏悔之心。一个在河内工作的男人，心不在焉地将登载了这张照片的报纸，用来包装他将要带给母亲的食物。
于是照片便从河内来到了一个偏远乡村。
得到食品的老妇在打开报纸时，非常意外地看到了那张照片。我想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倘若是文字，她不会去读。恰好因为是照片，她才一眼认出来了。它认出照片上的男人是他们村子里的，是某某某的父亲。于是她急急忙忙地拿着报纸去了他们家。
原来这位死去的越南士兵不仅有女儿，还有两个儿子。大概女儿是他最爱的，所以在上战场之前，去和女儿留了这个影，将它带在身上。
消息反馈到了美国。美国老人激动而又不安。他不知道那个女孩儿看到照片后是什么心情，不知道那个越南士兵的后代看到照片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无法想像，即使他努力地设身处地，仍无法想像。
有些情感是无法靠想像体验的。
他在经历了几个不眠之夜后，又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要到越南去，去见那个女孩儿和她的家人，去当面向他们忏悔。
他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但他拿定了主意。他的老伴愿意陪同他前往。于是他们越过大洋，从西半球飞到东半球，去延续他们的故事。老人一路上沉默寡语，完全沉浸在往事中。十几个小时的飞越对他来说就是30多年的飞越，他又飞回到了当年战火硝烟的地方，飞到了记录着他年轻足迹的地方，也是留下他无尽思念的地方。
两位老人到达河内后，不顾疲劳，又辗转来到了那个偏远的乡村。
到达村口时，老人停下了步履，似乎想镇定一下情绪。到了这个时候，他仍无法预测女孩儿及其家人的态度，无法预测他此行的结局，但他能确定自己要做的这件事是正确的。
他向村里走去。有孩子前去报信，有村民自发地带路。走进一家院子，老人看见了一个四十多岁的越南女人，他一眼就确定，这女人就是照片上那个小姑娘。他顿了顿，走上前去。来之前，他已把那张照片的原件装入了一个镜框，他拿出镜框，听天由命地看着女人。
女人呆呆地站在那儿。说实话，连我也提着心，不知她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如果她冲上来打老人一耳光，我想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女人在一瞬间，扑进了老人的怀里，或者说，扑进了老人怀抱的照片里，号啕大哭起来。泪水濡湿了她的头发，令她那张已不年轻的脸更加憔悴。她哭得惊天动地，让她的哥哥，让她的亲友，让所有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泪水流出之后我一直在想，是什么令这个女人原谅了这个美国老兵？是他诚心诚意地寻找吗？是他千里迢迢地前来看望吗？是他一直保存的这张照片吗？
我不能得出准确的答案。
但我知道，现在这个结局，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2002年1月10—12日
山之上，有国殇
1.很早就想去腾冲了。原先想去，是因为在电视上看到腾冲的和顺乡被评为中国十大魅力小镇，且排名第一。对于古朴的小镇，我历来很钟情，去过江苏的周庄、同里，去过浙江的乌镇、南浔，自然也去过四川的黄龙溪、饶坝、萋江、恩阳等。看到和顺是第一名，立即心向往之。
但真的下决心启程时，已经不是为了和顺。
9月18日，我们出发。选择这样一个日子去腾冲，并非有意为之，是刚好有这么一个空档。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我跟身边的王甜说，今天是“九一八”。这位70年代出生的年轻上尉一个愣怔，重复道，对，“九一八”。
为什么会是“九一八”？难道冥冥之中有谁在提示我吗？
就在这一天，成都上空响起了长长的刺耳的警报声，与此同时，长春、杭州、南昌、昆明、合肥、呼和浩特、乌鲁木齐等全国上百座城市，也鸣响了警报声。警报声呜咽着，穿透云层，直上九霄。我不知道苍天在上，会作何感想？
到达昆明我们没有停留，马上转机去保山。起飞前，大雨突然倾盆而至，雨水哗哗的，从舷窗流下，模糊了我的视线。坐飞机数十次了，还从没见过这样大的雨。我心里隐隐的，有一种莫名的悲伤。为什么我的心里总是充满悲伤？
我不知道，就在我悲伤莫名的时候，昆明城里也正在拉响长长的警报……“九一八”、还是“九一八”。
腾冲，你这遥远的滇西古城，以一种何样的心情在召唤我？
而我，又以一种何样的心情在抵近你？
也许这样的抵近，起始于一周前决定出发的日子；或者起始于很久以前的某一天，第一次听到你故事的日子；更或者，起始于我在小学课堂上，第一次知道抗战的日子。
2.让我简单概述一下65年前的往事。
1941年12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日本侵略军仅用4个月的时间，就击败了英、缅、印联军和中国入缅远征军的抵抗，占领了整个缅甸，很快，又从缅甸进犯我滇西。1942年5月3日，日军攻入国门畹町，之后是芒市、龙陵，5月4日轰炸保山，5月10日占领腾冲……短短一周时间，怒江西岸的3万平方公里国土沦陷在了日本的铁蹄下。侵略者所到之处，“大肆抢掠，滥行烧杀，财物牲畜尽扫一空，死伤人民莫可计数。一时间，屋灰地赤，灭门绝户……”仅腾冲，就有几十个村庄被夷为平地。
之后，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地使用了生化武器，将霍乱、鼠疫等投入河流和深井，致使瘟疫在滇西迅速蔓延。顷刻之间，整个滇西尸横遍野，绝村绝户的比比皆是，可怕的瘟疫一直延续到1950年！据不完全统计，死于霍乱、鼠疫的滇西百姓竟达18万之多，仅保山就有5万……除此外，日本鬼子烧杀抢掠，奸淫强暴，无恶不作，史书上有许多非常详细和具体的记载。滇西人民饱受苦难，滇西大地受尽凌辱，令我不忍一一复述。
写到这里我真觉得太压抑了，不得不停下来喘息片刻。忽然就想起那位美籍华人女作家张莼如，忽然就明白她为什么会自尽了。对一个敏感善良的女性来说，每日埋首在这样的历史中，真是一种残酷的折磨。我仅仅是短短的几天，就觉得如此沉重压抑，她却经历了数年时间。
可我必须写下去。虽然写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少了，记载这段历史的书也不少了，我还是想用我的笔，再写一次。
我想写，不是为了回顾苦难，而是为了苦难中不屈的灵魂。
我想写，也是为了弥补自己曾经的浅薄和无知。
1991年我曾到过滇西，到过保山、怒江、瑞丽、畹町。在保山时，主人给我们介绍的重点也是缉毒。我们还参观了一家戒毒所。在瑞丽，我们也仅仅看了通商口岸和美丽的瑞丽江。我丝毫不知道自己踏上了一块怎样的土地。
让我感到羞愧的是，就在那个时候，我的朋友邓贤，已经完成了一本关于滇西抗战的长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他也送了我，可我当时仅仅因为它是“写打仗的”而没有阅读。
此次滇西归来，我把《大国之魂》找出来认真读了一遍，为自己的浅薄而羞愧，更为邓贤的热血和勇气而感到由衷的敬佩。远征军的历史虽一度被尘沙掩埋，但他们不死的魂灵始终在滇西上空飘荡着，呐喊着。邓贤的父亲曾是远征军中的一名士兵，他身上流淌着远征军那无法冷却的热血，令他成为那些不死的魂灵的呐喊者。
3、我们达到保山时，已近黄昏。
高原的阳光依然明亮，从车窗望出去，田野里的稻谷橙黄一片，美丽安详。保山是个粮仓，海拔虽然有1600米，但地势平坦，雨水丰沛，阳光充足，是个产粮宝地。
接待我们的和干事是位纳西族青年，见面我就问他，1942年日本侵入滇西时，保山的情况怎样？他告诉我，保山在日本侵略者侵入之初就受到重创，时至今日，每年的5月4日，保山都会全城鸣响警报，纪念、哀悼、吊唁、铭记1942年5月4日那悲惨的一天。
1942年5月4日，滇西重镇保山突降灾难。那天本是保山的集市，又是五四青年节，街上挤满了人，有从缅甸逃难过来的华侨，有从前线溃退下来的远征军士兵，更有当地集会的学生和赶场的百姓。
中午12点，天空忽然黑压压的一片，日本侵略者的50多架飞机突临保山上空，对保山进行了大轰炸。炮弹密集猛烈，人们毫无准备，一时间血肉横飞，惨叫遍野，整个保山城陷入了闻所未闻的恐怖灾难中。5月5日，敌机再次飞临，在尸横遍野的土地上又一次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轰炸。据保山县志记载，大轰炸毁坏房屋3000多栋，炸死百姓近万人，有主掩埋的尸体近3000具，无主掩埋的尸体6000多具，城内的上水河和下水河，整整两天流淌的都是红色血水……
哦，保山，不能忘啊。仅仅每年响一次警报，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去了保山博物馆。
保山历史悠久，是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南方丝绸之路，是指公元前4世纪左右，逐渐形成的一条自四川成都，经保山通往缅甸、印度、尼泊尔、阿富汗等国的通道。一些专家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对外陆路交通线，也是我国西南与西欧、非洲、南亚诸国交通线中最短的一条线路。
日军大肆轰炸保山，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毁掉这个枢纽。
若不是有高黎贡山和怒江的阻挡，日军的铁蹄早踏进保山了，保山将像腾冲一样沦陷。
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明白，日本侵略军入侵滇西，其真正的目的不会简单到烧杀抢掠、蹂躏百姓、毁坏房屋，那样做只是他们罪恶本性的自然表现。他们的军事目的，他们的野心，是为了切断盟国对中国的援助，让中国陷入孤立，以达到彻底占领中国之目的。
日军的入侵，让原本是大后方的云南，一瞬间变成了抗战第一线，红土高原上即展开了一场国家与民族存亡的拼死之战。
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这段重要的历史竟然一无所知。
汗颜。
博物馆有一个专厅，介绍了那段岁月里的保山，尽管只是图片和数字，也压得我们心里沉甸甸的。在那个时候，我特别迫切地希望早些到腾冲去，也许在腾冲，压在心上的石头，才可以掀开。
之后，我们登上了保岫公园。公园内极为安静，没什么游人，花草葳蕤，树木森森，翠绿一片。可我知道，这里曾有无数青年喋血青山：64年前的那场惨无人道的大轰炸，也没有放过这里，那一天正好有成百上千的保山青年在这里聚集，纪念五四青年节。聚会刚刚开始，日军敌机就开始了大轰炸，一瞬间，无数的花季青年命丧黄泉，公园里血迹斑斑……
64年过去了，公园里仍有一股阴森悲凉的气息。
不知道如今的五四青年节，保山的青年是怎样过的？
他们是否人人都知道，他们的先辈有这样一个五四青年节？
4、第二天，我们翻过高黎贡山，去腾冲。
如今的高黎贡山已经很好走了，虽然回头弯很多，但全是柏油路，车速可以保持在50迈。我们从保山过去，稳稳的，也就走了3个多小时。正午到达。
在高黎贡山顶，我们停车片刻。
山风阵阵，阳光朗朗，万籁俱寂，即使在臆想中，你也听不见一星一点的枪炮声了。战争似乎从来没有降临过这里，在这样的寂静中，遗忘历史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但你若知道那段历史，你就能听见枪炮声和呐喊声。当年远征军反攻腾冲时，仅仅翻越高黎贡山，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牺牲了成百上千的将士，他们几乎是用血肉之躯趟开了反攻的道路。
下山，入城。腾冲终于出现在我的眼前了。
看上去，它是一座非常普通的小城，不同之处在于，它显得非常干净、整洁，且没有喧哗。房屋的建筑样式与街道的格局，与我去过的其他县城差不多。但我知道，从前的腾冲不是这样的。从前的腾冲是一座石头城，厚厚的城墙将它四面合围，里面有许多老式楼房、院子、牌坊，以及楼台亭榭，一条条古朴的石板路遍布全城，通向城外，通向东南亚。它们是丝绸之路，是茶马古道。
腾冲被称之为石头城，还有个重要原因，它是玉石加工的重要产地。全城有许多百姓以加工玉石为生，晶莹剔透的翡翠为他们带来了富足安宁的生活。
腾冲开发很早，早在西汉时期就有商道经过这里去往东南亚。近代以来，更由于大量的人民出国谋生，使其成为了著名的侨乡。中西文化荟萃，社会开放，商业繁荣，于是，腾冲成为滇缅边境之要冲，西南边陲之重镇。那个时候的腾冲，犹如滇西的一块宝石，安静地闪动着熠熠光泽。
而我眼前出现的腾冲，已不是历史上那颗宝石了。那颗宝石在60多年前就消逝了，不止是粉碎，而是荡然无存。
1937年8月到1938年8月，在盟军的帮助下，中国军队和云南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以平均每公里牺牲50个人的代价，修筑了一条从大理经保山、腾冲、畹町到缅甸，而后直通印度洋的滇缅公路，这便是著名的“史迪威公路”。史迪威公路成了当时中国接受国际援助的唯一通道。有了这条通道，援华物资就可以比较安全地从缅甸港口上岸，运往中国了。这条穿越高山丛、林怒江大川的公路一通车，抗战物资便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64年前日本侵略者从畹町侵入滇西后迅速地占领了腾冲，就是因为它有着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占领它，就掐断了滇缅公路，扼住了抗日通道，对中国抗战是一个致命打击。
1942年5月10日，是腾冲一个耻辱的日子，一个令人齿寒的日子：292名日本兵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腾冲。在此之前，腾冲的县老爷和守军抛下百姓先期逃离了，之后，27万腾冲子民扶老携幼全部逃难而去，留下一座空城，留下一曲哀歌。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又多了一个黑色的日子。
为什么我们的民族会有那么多黑色的日子啊！“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1936年12月13日的南京大屠杀，还有1860年10月18日的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
不忍列举。
5、但腾冲大地毕竟是一片有血性的大地，腾冲人的前辈，多是明清时代守卫边关的兵勇，保家卫国、不惜生命的精神已溶入了他们血脉。腾冲那方土地，有80多处火山、90多处地热，这样沸腾的大地养育了热血的民众。腾冲人民很快就组织起来，以各种方式开展抵抗，为收复失地而战，和侵略者浴血奋战。
在腾冲沦陷的第六天，腾冲的地方武装护路营，就在营长李崇善的带领下伏击了日寇，打响了抗击日寇的第一仗。在激战1个多小时后，击毙日寇44人。护路营和自卫队牺牲了46人。
越是力量悬殊的反抗，越令人敬重。
10天后，又有一位叫杨绍贵的乡长，率30多位壮民，手持毛瑟枪、铜炮枪和斧头，配合第二师5团3营，袭击了日军辎重队，击毙敌人83名，获得兵器弹药百余驮。杨绍贵等20余人英勇牺牲。
还有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军人——预备第二师师长顾葆裕将军。在滇西沦陷的两年时间里，顾将军率部队偷渡怒江天险，孤军深入敌后，在腾冲人民的配合下，实施游击战，一年作战百余次，歼灭日军上千人，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至今在战场遗址上，还有一块石碑，上书三个大字“战士冢”。黄土下掩埋着在沦陷的岁月里，拼死反抗的英雄们。
他们是真正的战士。
这里我不能不写到腾冲的两位老者——张问德，李根源。
张问德，腾冲人氏，早年曾担任过云南省政府秘书，腾冲县参议会议长。腾冲沦陷时，已经62岁的他赋闲在家。眼见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家乡，他毅然出山，慷慨就任，做了腾冲县抗日政府县长。他在腾冲发动了全面抗战，集合了千余抗日志士，筹办训练班，组织民众武装，抢运抗战物资。日寇扫荡腾冲时期，他随军8次翻越高黎贡山，途中坠马，口鼻流血，右手脱臼，但意志弥坚。最让我震动的是，当日军驻腾冲行政班本部长田岛寿嗣致函张问德，企图动摇其抗战信心时，张问德立即写了《答田岛书》，严词驳斥，大义凛然，一时间全国大报均以刊载。张问德因此被誉为全国500个沦陷区中骨头最硬的县长。
李根源，这位从来就是很有骨气很有正义感的高黎贡山后代，早年曾参加过北伐，参加过护法斗争，做过陕西省省长。日军入侵前，他是云贵监察史。日军入侵滇西后，李根源力主建立和坚守怒江防线，反对后退，并致电蒋介石，慷慨陈词，请缨西上拒敌。行前他发表了著名的《告滇西父老书》，正气凛然，慷慨悲壮。
民众在他的鼓舞下热血沸腾，纷纷参军奔赴抗日前线。后来63岁的他又抱病前往保山前线，训练青年充实军队，积极组织抗日队伍。有人劝他退居大理，他回复道：“不可去，不能去，誓与保山共存亡。”
这两位血气方刚的老者，正是腾冲人民的杰出代表。
他们留下的那两份文稿《告滇西父老书》和《答田岛书》，已成为腾冲历史上最珍贵的著作，永垂青史。
还有许许多多值得记住的人，我在《腾冲抗战见闻录》一书中看到了他们，他们有军人，有读书人，有生意人，有官员，有村民，他们以各种方式高扬着他们不屈的灵魂，他们用鲜血书写着他们绝不做亡国奴的誓言。
6、但毕竟，腾冲城依然沦陷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城内的日军不但耀武扬威，而且筑工事、挖战壕，摆出永久占领的姿态。
两年过去了。腾冲城在敌人的魔爪下受尽屈辱。
1944年5月11日，在腾冲人民的热切期盼中，中国远征军终于打响了光复腾冲的战斗！
虽然这一天来得有些迟，但它毕竟来了。
远征军以十六万兵力强渡怒江天险，翻越高黎贡山，分三路合围腾冲。先是打下了环绕腾冲城的来凤山和飞凤山，占据了这两处制高点，之后再强行攻城。在盟军空军火力的强力支持下，炸开了几处厚达1.8米的城墙，远征军冒着炮火攻入城内。
从强渡怒江天险到攻进腾冲城，就用了3个月的时间！之后，远征军在腾冲城内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数十天的巷战和肉搏战，因为日军在城内修筑的工事十分牢固和复杂，只能一点一滴地攻克，逐屋逐巷地争夺……
我实在不善写打仗。好在邓贤的《大国之魂》里，关于这一仗是怎么打的有详细的描写，亦很精彩。我只能概括的说，腾冲光复战持续了整整4个月，从5月一直打到9月，历时127天。这期间，腾冲抗日县政府发动46000民工，为远征军运送弹药粮秣，抢修桥梁公路，其中1万名民夫翻山越岭，如龙似蚁，将60万斤军粮运抵腾冲，甚至有的百姓将自己煮熟的饭菜直接送往阵地……
血性的土地滋养着血性的忠勇之士，在漫长的艰苦的反攻中，中国远征军将士以鲜血、以生命、以屈辱的魂灵和侵略者进行拼死决战，终于在“九一八”到来之前，将腾冲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来了！漫长的沦陷的日子终于在第859天结束了。9月14日上午11点，远征军第二十军总司令霍揆彰中将向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报告，“腾冲日军全部消灭，我军占领全城。”
虽然夺回的是一座片瓦不存的废墟城市，虽然夺回的是一片寸草无存的焦土，虽然夺回的代价是浸透了红土地的鲜血和数不清的年轻生命，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它的意义非同一般。它创造了三个第一：第一次取得战略反攻的全面胜利，第一次全歼入侵之敌，第一次在全国收复一座沦陷的县城。腾冲，成为第一座中国人民的雪耻之城！
之后，中国远征军乘胜追击，继续浴血奋战，在11月11日收复了龙陵；再之后的12月，又相继攻克了芒市、遮放、盈江、瑞丽；到1945年1月，终于将日本侵略者从畹町赶了出去，将中国旗帜插到了畹町国门上。至此，滇西失地全部光复！
凤凰浴火，涅槃再生。
7、我们参观到腾冲光复战时，年轻的王甜有些遗憾和痛心地说，为什么他们这么晚才发起攻击啊？为什么在日本鬼子占领两年之后才打回来啊？
我理解她的心情，也希望历史有另一种情形，但我无权诘问我的先辈们。我能做的，就是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毕竟，他们雪耻了，他们把侵略者赶出家园了，他们用生命换回了尊严。
所谓浴血奋战，在腾冲光复战中绝非一个简单的形容，而是最真实的写照。在腾冲光复战中，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共牺牲将士18000人，其中军官1200余人，士兵16000余人，与歼灭日本侵略者的比例竟是6:1（准确的比例是1:5.93）！同时，美军阵亡官兵19名，腾冲百姓赴义死难4500余人，是整个滇西抗战中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壮烈赴死的将士们，魂归何处？
终于写到了国殇墓园。
其实写这篇文章，最初的动因就是国殇墓园。文章的题目，亦取自国殇墓园。可是要进入墓园，必须经过前面那长长的艰辛的痛苦的岁月，这于那些长眠于墓园的将士是如此，于我亦是如此。
因为这墓园的存在，我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整个过程中，心一直被堵着，揪着，压着，以至泪水充盈。
在此之前就听人说，腾冲有一个很大的抗战将士墓园，并有一个滇西抗战纪念馆。可去时脑海里并无具体影像，甚至没去猜想过它的样子。只知道这座墓园建于61年前的1945年。
腾冲光复后，云贵监察史李根源和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首先提出为阵亡将士建立陵园，让人民世代不忘国耻家恨，永记烈士英名，并将9月14日定为“光复日”。他们的这一号召得到了腾冲民众的积极响应，虽然当时的腾冲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没有一座房屋不被毁，没有一片树叶不被炮火击中，但人们还是毅然决定先隆重安葬阵亡的烈士们。墓园占地80亩，涉及到自家田地的百姓，都毫不犹豫地让出，同时，人们踊跃地捐钱捐物，短短数天，墓园建筑委员会就收到捐款7500万元，数目相当惊人。其中6000万用来修建墓园，剩余的用来维护修缮。墓园于1945年1月动工，同年的“七七事变”纪念日那天正式落成。腾冲百姓倾城出动，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李根源老先生在墓园落成典礼上动情地说，“父母虽生其身，但不能保其死，腾冲土地之收复，人民生命之保存，此乃阵亡将士以热血之代价为吾人创造而成。则吾人为父母之孝子而外，亦当为克复腾冲阵亡将士而服丧。”
从那时起，以后的每一年，每一年的9月14日，腾冲百姓都会到这里来祭祀，如同祭祀他们的祖先。可敬可爱的腾冲百姓啊，有情有义的腾冲百姓啊。你们的情义让我动容，让我敬重。在后来我去了其他几个地方后感受更深了，如龙陵，如芒市，如瑞丽，如畹町，这些当年滇西抗战的重要战场，没有一处修建有这样的纪念园地，甚至没有一处修建了抗战纪念馆。
无论有怎样的理由，一个民族都不应该忘记它的英雄，一个国家都不应该忘记为之捐躯的忠诚战士。
8、我们到达腾冲的当天，就去了国殇墓园。
在一条不起眼儿的小街上，我们走进了墓园。大门非常之简朴，白色的墙体，青色的装饰图案。门楣上写着李根源老先生题写的“国殇墓园”四个字，门旁挂着一块木牌，上书“滇西抗战纪念馆”。木牌小而旧，昭示着岁月的长久和冷清。院内松柏苍翠，格外肃穆，似有一种特别的氛围。
陪我们去参观的独立营教导员不多言不多语，直接将我们带了进去，走过展览室，走过忠烈祠，直接走到后山。
那天是阴天，走到山前我顿时感觉有些阴森，成片的松林覆盖着眼前的一座小山，四周寂静无声。我们沉默着，拾级而上。我看见山顶有一座方尖碑，教导员说，那是腾冲战役纪念塔。我问，墓碑呢？不是说有很多墓碑吗？教导员说，这不是墓碑吗？
他朝我脚下指，我一低头，突然打了个颤，下意识地朝后退了两步，天啊，密密麻麻的，从我的脚下，一直延伸到山顶，全是灰色的石刻的墓碑！我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撞上了烈士的魂灵，我的一只脚几乎就抵住墓碑了。我“啊”了一声，又“啊”了一声，心里滚过一阵战栗，腿有些软。
那么简朴的墓碑！那么冷清的墓碑！那么密密麻麻的墓碑！他们遍布整个山坡上，遍布松林间，遍布乌云之下。有的墓碑已生满青苔，有的墓碑已被荒草遮掩，但一眼望去，他们如同一颗颗不屈的头颅从地下倔强的伸出，昂首人间。
忽然就明白，为什么一走进国殇墓园，就有一种肃穆的感觉，为什么一走到这座山前，就觉得心里悲凉，有那么多的魂灵啊，有那么多不死的生命在看着我们啊。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默默的地一张又一张地拍照片，一遍又一遍地低下身来，辨认墓碑上的名字，一个又一个地去猜想，那碑下年轻的面孔。我们围着整座山走了一圈儿，以便在心里向每一位烈士的英灵鞠躬。烈士们仍以生前的序列站立，一个班一个班，一个排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连，最后是营、团、师。仿佛他们仍在时刻准备着，等待命令，然后大踏步地走向战场。
我默默数了一下，墓碑有72行，每行约50位左右。
后来看资料，得知一共是3346块。同时，在国殇墓园的忠烈祠内，还镶嵌着100多方石碑，每一个石碑上都刻满了阵亡将士的名字，计上万人，几乎囊括了在光复腾冲战斗中阵亡的所有将士。它们与山上的墓碑同时镌刻，同时安放，以供腾冲人民每年来此祭奠和怀念。
在墓园的另一处，还安葬着为帮助中国人民抗战事业而阵亡的19名美国官兵，他们的墓碑以西方的方式平放在草坪上，安详宁静。墓碑上方的石碑写着，“滇西抗战盟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左右雕刻着口衔橄榄枝的和平鸽。
我们拾级而上，一直走到山顶的纪念塔。我为自己这么迟才来到这里感到歉疚和沉重。无论有怎样的理由，都不该遗忘他们。纪念塔的全称是“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攻克腾冲阵亡将士纪念塔”，高10米，塔身已被岁月冲刷得斑驳陆离，上面刻着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所写“第二十集团军腾冲会战概要”一文。
四周静得不能再静了。我站在那儿俯瞰整座山，忽然发现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坟茔。这样一座坟茔静卧在腾冲，腾冲的后代怎能将那段历史遗忘？腾冲的土地怎能重演令人齿寒的一幕？
我相信这样的墓园，在全中国仅此一家。
我亦希望这样的墓园，今后不再有。
从纪念塔下来，我回望山坡，忽然发现天晴了，暖暖的阳光穿透松林，洒落在墓碑上。我的心里稍稍得到些宽慰，仿佛看到了那些战士的笑容，尽管他们依然无声无息，安静的立在那里。
我打开本子，将展览室看到的6个字记下来：
“山之上，有国殇”。
不知怎么，忍了一下午的眼泪，突然涌出。
2006年10月
遥想城墙当年
凡历史较长的城市，大都有城墙和较场。这二者总让人想起刀光剑影。较场练好了兵去打别人，别人打来时则用城墙作抵挡。古人的主要生活内容大概就是打仗了。我现在所定居的城市成都，建于公元前310年，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可谓长。所以不仅有较场，且东西南北四个；不仅有城墙，且（曾经）“楼观壮丽，城堑完固，冠于西南。”
我住在其中的一个较场内。清代时为“较射之所”，以后一直是军营。较场的南面，有蜀国古迹武担山，较场的北面，也就是距我家不到200米远的地方，有一段目前成都市仅存的旧城墙。这么一看，我是住在了历史中间。遗憾的是我不是个有历史感的人，住了10余年也没住出什么感觉。直到近日读了两本关于成都的书，才生发了一些兴趣。
尤其是对城墙。
这段旧城墙，准确地说是个城门，通常被人们叫做小北门。晚上散步时我常从那里走过。有时出差回来，我也会让出租车将我送到那个门口下车，那里离家最近。我这样说，是想表明我对它很熟。但以前我却一直没把它当回事，恐怕不止是我。我们大院有非常庄严的南门，非常热闹的东门，几乎没人注意到这个小北门。何况从小北门出去，是一条尘土飞扬的窄街，既无好的景色，也无繁华的商店。
因为从书中读到了它，便觉得它重要了，掩卷之后特意走去看它。时近黄昏，我站在那儿，上下左右地打量它，想从中看出点儿什么来，诸如沧桑，诸如往事，诸如岁月的痕迹。可它还是那样平常，并没有因为我的打量而变得特别起来。最后我只发现一点，就是那墙上的城砖，的确与如今的砖不同，要大许多厚许多，每块砖厚10厘米（今砖是6厘米）。
这段城墙的历史究竟有多长？我仔细翻了手头的资料，它应该是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修建的，是从秦二十七年（公元前310年）以后历代修筑城墙的最后一次，这最后一次才将北较场圈进城内。如果准确的话，距今已有213年了，真不算短。书上这样形容它：“下为压脚石条三层。上砌以砖，砖迭八十一层。砖式如一。”“四门城楼高五丈。”
但我仔细看了这“存根”，却没能得到印证。下面既无“压脚石三条”，上砌的砖也未“迭八十一层”。我仰头数过，是六十五层。这样的话它的高度就没有五丈。按每层砖10厘米计算，加上底下的基础，最多高三丈。
许是被后人动过手脚了？
一翻书，果然是。
原来这段旧城墙和城门，不是当年成都城的城墙，它只是北较场驻军的门。
准确地说，是旧军校为方便通行，在原城墙上开出的城门洞便道。城门的左右各有一排耳房，想必是守门卫兵的下榻处了。难怪墙的里侧和上面的射栏，已不是古时的城砖了。
至于是哪所旧军校修建的，我没能考证出来。这里从清末起，曾先后建过7所军校，直到1934年国民党在此建立黄埔军校分校为止。故此城门的确切诞生日尚不知晓。真正的成都北城门在北较场以东，如今只有一个地名可以作证：北门大桥。
据书载，清末民初时，成都的城墙开始被毁，人们不断地将城墙拆除，辟为街道。厚厚的城砖亦被人拆回去修了私宅，甚至铺垫街道。不知是因为此线无战事，城墙太占地方，还是围在里面的人挤得慌？
或许兼而有之吧。
但这城墙实在是太庞大了，许多年之后，一直到“文革”，依然顽强地存在着。砖头被扒光了，堆积的泥土还在。我的先生是本地人，他说他读小学时，学校后面就是城墙。他们常常在城墙上玩耍，放风筝。他以怀旧的语气说，那时站在城墙上，一眼望出去便是绿油油的菜地。城里城外，真正是以墙为界，界线分明。可现在……现在如果想看到“绿油油的菜地”，须开车半小时以上。即使出了城，也依然会看到与城里相似的景色。没有了城墙，城市在膨胀，在蔓延。
这两年成都发展得很快，整个城市就像个大工地，真可谓日新月异、面目全非。有时几天不出门，就会有逛新城的喜悦。那天，我偶然从北较场西面走过，发现新辟的街旁立起了一段颇有气势的城墙。那模样显然是仿着古城墙修的，高高大大，乍一看很像那么回事。驻足观望，我发现下面果然有“压脚石条三层”，但“上砌以砖，砖迭八十一层”这一点仍未做到。我又仰头数了一遍，只迭到七十六层。不知是由于疏忽，缘于节省，还是有什么新讲究？而且这段新城墙用的是新砖，每一块比旧砖要薄4厘米，如此算来，即使迭上八十一层，也比原来的城墙矮3米多。
那么让我们仰头看着这段新城墙来想像一下，比它再高3米多是什么模样？的确是非常壮观。难怪“经时二年，集全川之力”，有这样的城墙，敌人打来了肯定能抵挡一阵子。当然只是手持弓箭、骑马挥刀的敌人，飞机和大炮来了只嫌它是障碍。抗战时期成都人为避空袭，就将城墙扒开了许多缺口。人们的确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飞机大炮来过之后，再也没有人肯修筑城墙了。
我原以为这段城墙是市政府为了保留文化遗产，沿着清代城墙的旧址修建的，后来却听说不是。真正的旧城墙在现在的街道中间，为了给新街让路，就挖掉了它，也就是年初的事。据说挖出了上万块的古城砖。我很奇怪以前为何没注意到它？真该去看看。
说起来这段城墙很特殊，它身兼二职，既是东城根，又是西墉。盖因成都城本身很特殊，城邑分为两部分，东边为大城，西边为少城，两城并列，从秦二十七年最早修建城墙时就是如此。为何这么修？为何要在城里分城？有书认为少城是大城的前卫。对此我表示怀疑。难道敌人只从西面进攻？但有一点，成都城既不依山也不傍水，建在平平坦坦的川西坝上，城墙就显得尤为重要。故修建得复杂些特别些都是很正常的。
从秦时起到1949年止，成都一直是城里有城，墙里有墙。不知这是不是成都城墙的特殊之处。
我们的祖先似乎有围墙的情结。一个庭院用墙围起来，一个城郭用墙围起来，一个国家也用墙围起来。大圈套着小圈，怪有意思。再一想，似乎不只是我们国家，古老的国家都修筑过城墙，古罗马，古埃及，等等。虽然相距遥远，打仗倒都是一个打法，不外乎攻城守城。城墙大约是人类最早防御意识的产物了。城墙那么高，上有楼观射栏，拿着弓箭居高临下守着，的确不易攻入。据载，那时的同志们为了打退敌兵，除了射出如雨的箭，还有向下倾倒熔化了的铁汁和烧滚了的粪汁，以及别的什么要人命的汁，能攻进去才是怪事。难怪战史上屡屡发生里应外合的悲剧（也可说是喜剧），没有内奸何以攻城？
成都的城墙也曾抵御过敌人的猖狂进攻，否则不会一修再修。但唐以前，成都的城墙不仅小，“穿城九里三”，且都是用泥土修筑的。到了唐朝中后期，不安分的南诏国人屡次入蜀，一路烧杀抢掠，被攻陷的几个州县的老百姓只好往成都跑：“西川之民，闻寇蛮将至，争走入成都……人所占地，各不过一席许。”成都城人满为患，窘困万状，城墙已很难护卫老百姓了。于是公元875年，唐僖宗命当时赫赫有名的在安南破贼20万的杰出战将高骈，出任四川节度使，并增加援军，以对付南诏国的入侵。
高骈上任后，除了集中力量改善南面的防务屏障、修复大渡河诸城栅、建立新的城堡外，还指挥建筑了成都罗城。这一回修筑的城墙，不仅将成都城扩大了许多，而且用砖块外砌城壁，“既丽且坚”，将整个成都围得牢牢的。尽管这位节度使后来有过一些过失，但功劳仍是大大的。因为从那以后，南诏再也没有成为唐朝（实际就是西川）的威胁了。
不过，所有的城墙恐怕都有过类似的功劳和故事吧？城墙修起来自然就要起到城墙的作用，没什么可夸耀的。我还是继续说说成都城墙与众墙的不同之处吧。这个不同之处，是个传说。
很多成都人都知道成都有一个别名叫芙蓉城。成都起码有上万个叫“蓉”的女孩子可为此作证。但一般人（包括我）都不知道成都还有个名字叫“龟化城”。据《搜神记》讲，当年（即秦惠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10年）成都建城时，屡建不成。“忽有大龟浮于江，至东子城东南隅而毙。仪以问巫。巫曰：‘依龟筑之’便就。”原来成都是依着龟的痕迹修建起来的。以此又可考证出成都为何不是一座正南正北的城市，为何街道弯曲而又随意了，纯属乌龟所为。你在成都问路，人们不会告诉你朝南走再朝东拐，人们只会说朝左走再朝右拐。
当然，如果认真起来的话，关于成都的街道为何不是正南正北还有许多种说法。如依地势说，顺河道说，等等。我只是拣了其中最有趣的一种而已。在唐以前，乌龟一直是吉祥物，象征着长寿和财富。成都人民因此也就认可了这个说法。
但我以为值得成都人说道的，还不是依龟迹修建这一点。这毕竟是个传说。最值得成都人夸耀的，是在史书上有明确筑墙记载的一点，即芙蓉城的来历。
在成都，人人都知道有个王建墓。墓主是前蜀的统治者王建，此人在位时极尽骄奢淫侈，无甚功绩，但因为留下一个墓，也就留下了名。可是成都却很少有人知道后蜀的统治者孟昶（chang，音“厂”）。我之所以记住了他并且要把他写进文章，是因为他在成都做皇帝时，做过一件很称我心的事。
934年孟昶继承父位后，以前蜀统治者的骄奢淫侈为戒，表示要“与民休息”。他旰食宵衣，励精图治，即位后做了10件深得民心的事。这其中一件，就是“于成都城上，尽种芙蓉。每到深秋，四十里如锦。”顺便说一句，唐时修筑的罗城虽然以砖外砌城壁，但墙的主体依然是泥土，刮风下雨之后泥土即裸露出来，不仅有碍瞻观，且不坚固。据说孟昶下令“尽种芙蓉”，就是为了“尽以帷幕遮护”（遮护泥土）。
我总觉得不仅如此。
孟昶有一位心爱的妃子叫花蕊夫人，不仅美艳如花（花不足以比，方比之蕊），且能诗善字，能歌善舞，才情俱佳。孟昶与她十分相爱，常常一起郊游，赏花作诗，形影不离。我猜想那四十里芙蓉，亦是孟后主为了讨花蕊夫人的欢心而种的吧？
不管他是为了什么在城墙上遍种芙蓉，我都觉得他了不起。居然在刀光剑影、杀声震天处让鲜花盛开，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发明，一大奇想。尽管孟昶先生未能保持晚节，执政后期任人唯亲、骄奢昏庸，至使蜀国覆灭，但我仍以为他值得我们纪念。你可以想像一下那时城墙上的景色：每到深秋英蓉盛开时，一眼望去皆如锦绣，花朵红白相间，一日三变，多么妖娆。即使是在春夏无花的季节，绿荫匝绕数十里，风来满城凉爽，也够迷人的了。如此猜想，那敌兵攻打到城下，也定会停止喊杀声陶醉片刻的。
文章写到这儿，自以为成都的城墙已被我介绍得差不多了。正想了结，却忽然从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城墙上面有人家》。
这真让我又惊又喜。不仅有城墙，城墙上还有人家！
文章说，成都的一段旧城墙上，至今仍住着十几户人家。文章介绍说，这些城墙上的房屋建于晚清，是当时政府开办的巡警学校的校舍。巡警学校停办后，就将房屋面向社会出租了。因房租低廉，响应者众。到解放初期，这条长400余米的街上，竟住着100余户人家。那时没有高楼，城墙上的人家享受着新鲜空气和登高望远的快乐，故高寿者颇多。时至今日，街道已“缩短”到百余米长了，住户也减至13户，而且随着市政建设的不断发展，估计这一段也很快就要消失了。
尽管白纸黑字写着，我还是无法想像住在城墙上的人家。因为若按书上说的城墙厚一丈八的话，也不过是6米来宽，这对修建房屋来说仍是相当狭窄的，怎么住呢？
我决定亲自去看看，眼见为实。
生为本地人的先生愿与我同住。我们骑车半小时，从城北来到城南，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旮旯里，找到了这条建在城墙上的街——教练所后街。它确实已被横七竖八的高楼所淹没，不特意去找，是决不会发现的。
登上十几级台阶后，我们就见到了住在城墙上的人家。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不可思议，上面不仅有一排房屋，而且前后都住着人。我们绕着房子走了一圈。房屋非常低矮，看不清里面的情形。房前的“街”只有1米左右。时值晚饭前后，一些人正在自家门前端着碗，或摆着桌椅。一眼望去，老人居多。他们神情落寞地看着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这里的气氛，似乎与这个热闹的城市大相径庭，好像他们住在文物上面，也变成了文物。（后来我在一家人的门口，见到一个穿了一身阿根廷球衣的男孩子，这种感觉才减弱许多。）
“街”的尽头有两棵大树，一棵是槐树，另一棵被本地人叫做构树。不知它们的年龄是否比这些房屋长？我再次用脚步丈量了一下整个“街”的宽度，约15米左右。这令我怀疑起书上所说的城墙“厚一丈八”的确切涵义来。难道那时的“丈”比现在长很多吗？我也用脚丈量过我们家后面那个城门的厚度，也有12米左右。不知是后人记载有误，还是度量单位发生了变化？城墙的高度，倒是有现在三层楼房那么高。四周有好几栋正在建设中的楼房。不过一看到这些楼房就让人生气，它们毫无规划，挤进来了事，歪七歪八地非常难看。
我们从城墙上下来，绕到后面去看它。从下往上看，它的的确确是城墙，只是城墙上的砖，有许多已不是古砖了。不仅修补了许多新砖，且为了防止墙体倒塌，还在墙壁上浇筑了几根水泥柱，使得这段城墙越发显得残破。由此也可证实，我家后面的那段城墙，真正是硕果仅存。尽管不那么正宗，也是古城垣的唯一样品了。还可以想像得到，若不是在军营里，怕也早就没影了。
守门的大爷见我专门来看这段城墙，关切地问我这段城墙的命运将会如何。我回答不出。大爷说，住在上面的人应当立即拆迁，然后把城墙好好保护起来。否则等彻底毁掉就太可惜了！我连连点头。我不明白为什么连一个守门大爷都明白的道理，政府官员们却不明白？真的要等旧城墙完全毁掉了，再照瓢画葫芦修新的吗？我真觉得该让这位大爷到市政管理局去工作。
离开城墙，骑行在热闹非凡华灯初上的大街上，我有一种很陌生的心境，大概就是苍桑感吧。
先生指着一条店铺相连的小街对我说，这里原来就是城墙。
如今没有了城墙，只有空怀想。我首先想到的，还是那位在城墙上“遍种芙蓉”的孟昶。在今天这个城市里，已没有任何他的痕迹了。想想真替他冤，枉自做了30年的蜀国领导。倒是那位生前享尽荣华富贵的前蜀高祖王建，不仅留下了一个大大的墓，墓区还被建为园林，成了风景区。就是孟昶那位称帝一年就死了的父亲，也在北郊磨盘山留下了陵墓。我想孟昶的这一结局，盖因为他是亡国之君吧。
不过，孟昶虽没有留下陵墓，却留给了我们美好的想像。让我们闭目静思，那数十里灿如朝霞的芙蓉花，不就跨越千年尽现眼前了嘛。有了这样的想像，窃以为恢复古城墙，不如恢复“遍植芙蓉”的景色。当然，现如今就不必专门修城墙种芙蓉了，就种在街两边和所有的空地上好了。我想那景色也一定是非常美丽的，决不会逊于洛阳牡丹和荷兰郁金香。如此，那些成千上万个叫“蓉”的女孩子，才不会徒有其名。
不过这一定是极不容易的。要是容易的话，为何这么多年了，我们仍不能在芙蓉城里见到芙蓉？芙蓉早在若干年前就被定为了成都市的市花，至今仍难见到，真让人费解。是没有用心去栽，还是不易栽活，我想不会是后者吧？当年条件那么差，不都一栽就活了嘛。
也许美好的东西都只适于怀念和向往，于人于物都是如此。过去了的很难再现，再现的已不是当初。
于是我又去望那段城墙，始于斯止于斯吧。这次我注意到了那棵从砖缝里挤出来的树。我猜想现在的城墙里，一定还有厚实的泥土。否则你很难解释这株树是怎么长出来的。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长出一株芙蓉来？
遥想城墙当年。
芙蓉花开了。
唉！
1995年5月
在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
8月，我又去了西藏。
连我自己也很难说清楚，那片土地上究竟是什么在吸引着我。当我从成都那片常年灰暗阴沉的天空下，忽然飞进高原的阳光里，当我走下飞机，一眼看见那片熟悉的蓝天，呼吸到那缕清冷的、却是无比新鲜的空气时，我就知道自己一直在渴望着与它重逢。我忍不住张开整个身心对它说：你好，西藏！
神奇的高原带着一种永恒的苍凉站在我的面前。这苍凉中蕴含着人类难以征服的力量，蕴含着我无法了解和进入的神秘。广袤的天空下，人和土地的比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天空和大地永远在目光的最尽头相逢，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博大和苍凉。
但对于常人来说，这种博大和苍凉常常会令内心产生恐慌。在一次去往日喀则的途中，我们为了拍照，停车在路边。前面，是望不到头的去路；后面，则是望不到头的来路。左右两侧是漫漫的沙砾地，一直延伸到远方那光秃秃的褐色山脉的脚下。目力所及处几乎没有一丝生命的痕迹。因为想找一个好的角度，我无意识中独自远离了汽车和同伴。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猛然回头时，看见汽车正远远地开来。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慌，如果我真的失去了现代文明的依傍，被意外地搁置在这儿，我还能生存下去吗？
这个时候就会感到自己很渺小，渺小到只剩下一个念头，一句感叹。平日里的所有欲望都退后了，生存又成了第一位。在这片土地上，人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活下去。我因此崇敬那些能够活下去的人，崇敬那些从生下来就被搁置在这儿的人。他们是这片土地上最美的风景。
这个时候还会感到自己的俗处，只能从人的自身出发去思想，没有一种能在大自然面前保持镇静和平衡的精神世界，没有一种能与这自然对应的坚定信仰。
这个时候就很敬重那些独自行走在路上，从偏远的土墙泥屋走向高高山顶的寺庙的人们。他们也许衣衫褴褛，也许肌肠辘辘，但他们目标明确，步履沉稳。他们的目光越过人类的头顶直视天边。他们用前半生辛勤劳作，后半生去走朝圣的路。我之所以说“走朝圣的路”而不说“去朝圣”，是因为他们往往死在路上。
所以，每每我看见他们独自行走，或一走一匍匐时，心里就会涌起一种敬意和感动，就会问自己：什么是你的朝圣之路？
显然，我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前半生劳作，后半生朝圣了。因为我前半生的劳作不是为了朝圣而劳作，我没有属于自己的寺庙。也许我将终生在路上茫然地走，又终生无圣可朝。假若我因此没有来世，我能有什么怨言？
但无论怎样，西藏，仍以它的魅力将我吸引，将我诱惑。它让我负重的灵魂得以喘息，让我世俗的身体得以沐浴。
每每行走在渺无人烟、旷达无垠的高原，每每看见旷野中偶尔闪现的绿树和灌木，每每看见牛粪镶嵌在围墙上的藏民院落，每每看见猎猎飘扬在路上、河上、山顶上的五色经幡，甚至每每看见从山上横冲下来漫过公路的泥沙，我都会感到熟悉而又亲切，都会想起那句话：在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有一个故乡。
是的，西藏，它是我灵魂的故乡。
也许在西藏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自然并不只是个客观存在，而是具有神性和灵魂的人的自然。在这里，与自然的对话，就是与灵魂的对话。所以对我来说，每次去高原，都不是一次旅行，而是一次与老朋友的会晤和交谈。
此次临去西藏前，我不巧患了感冒。医生对我说，你最好不要去，同伴也好意劝我留下。连续打了三天大剂量青霉素之后，依然咳嗽不止，我自己也有些想退缩了。但奇怪的是，当我飞进西藏后，感冒竟然好了，很令同伴们惊讶。
我想这就是我与西藏的默契。
但西藏之于我，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西藏给予我的，究竟是怎样一种启迪？在去了三次西藏之后，我仍然无法言清，也许是永远无法言清。
站在那片高原，我常会觉得自己被放逐了，因此而淡化了生存以外的欲念。人一但从人的种种欲望中挣脱出来，从种种俗利的淹没中挣脱出来，就会变成自然的主宰。于是，常年穴居在都市的我，感觉到了彻底置身于自然的舒畅。
在这种时候，人的心灵往往会抹去岁月的泥沙，以纯净的声音和自然对话。
记得在去往藏北草原的途中，我一直静静地望着起伏无尽的草原和草原尽头的雪山。山顶很白很硬，山下的草地却很绿很柔和。我久久地注视着，忽然觉得心里有些异样。于是我记起，今天是我那个小外甥女的生日，她6岁了。不知怎么，这件普普通通的事在这一刻想起，竟令我特别的感动。我默默地对着雪山和草原说：我唯一的姐姐，和我一起长大的姐姐，她竟然也有一个6岁的女儿了。生命的延续就是这样的普通，又是这样的神奇而美丽。雪山和草原在那一刻忽然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光亮，仿佛被赋予了生命，仿佛在回应我的心境。我觉得心里一阵阵发热，几乎落下泪来。我知道自己在那一刻与自然融合了，在那一刻与自然有了真诚的对话。
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从北欧归来时，画了许许多多的风景画。这些画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但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它们都是东山魁夷所作。这位著名画家在北欧与大自然邂逅，在那片异邦的土地上产生了一种故乡的感觉，因此找到了一片可以与之对话的自然和风景。他为他自己和那片风景创造出了馥郁的命运，他把他的灵魂融入风景，又将这些风景绘制成他的画。
我常常从东山魁夷的北欧风景画中，感受到他对那片风景的情感，这是一种对故乡的情感，它令我倍觉亲切。
一个人可以随时去旅行，但很难随时随地发现故乡。说来我也到过很多的地方，见过很多风景，但真正能令我产生故乡之情的，能一而再、再而三将我诱惑的，唯有西藏。
这一点，在第一次走上高原的时候，我是决没有想到的。
也许这就是缘分。
从西藏归来，忽然之间就淡漠了许多欲望。临走之前的种种念头和怨艾，仿佛都被那高处的风吹走了，只留下一种单纯的感觉。
重新走在纷纷攘攘的都市，重新见到一张张熟面孔，重新听到一些熟识的和生涩的消息，令我感到我被甩出原生活轨道的这段时间，这里是多么的热闹而又无聊。
我又回到了原来的轨迹上，又夹在了走时看的那本书中间。
一切依旧。
西藏给予我的启示，似乎无法带出西藏。它超重，超大，以至使我无法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份财产带在身边，只能经常攀上去，感受它，然后搁下它。
它如同故乡一样无法携带啊。但它的气息已随我而来，我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嗅着它的气息而生活，抵御都市对我的中伤。待到它的气息渐渐弱小时，我会再次登上与它邂逅的旅途，一次又一次。
赫尔曼·黑塞曾经说过：“……乡土、血统和祖先的语言并非一切的一切，在世界上还有超出这一切的东西，那就是人类。这世间有一种使我们一再惊奇而且使我们感到幸福的可能性：在最遥远、最陌生的地方发现一个故乡，并对那些似乎极隐秘和最难接近的东西产生热爱。”
这就是我与西藏的缘分。
一次邂逅，竟成永远。
1992年秋
拉萨童话
5月7日，是我在拉萨的最后一日。
这最后一日，我与感动不期而遇。
我是4月25日进藏的，此次进藏是我第十次进藏了，仍是为了工作，所以在我来讲很平常。从进藏的第二天起，我就一直在边防上跑，10天中行程近3000公里。5月6日晚上我们回到拉萨，打算修整一下，8日出藏。7日中午，我和同去的女友岩，还有在西藏认识的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席间，西藏著名摄影家车刚，忽然滔滔不绝地和我们说起了他一直关注的“西藏盲童学校”，立即引起了我和岩极大的兴趣。虽然我已去过西藏那么多次了，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所学校。我们当即表示下午不逛八廓街了，跟车刚去学校看看孩子们。
路上，车刚给我们简约的讲了讲这个盲童学校的故事。
1997年（一说1998年），27岁的德国姑娘萨帕瑞娅（Sabriye）杵着拐杖来到拉萨。萨帕瑞娅从小向往西藏，可在她12岁时，由于色素性视网膜病变导致了失明，从此生活在了黑色的世界里。但失明后的萨帕瑞娅对西藏向往依旧，在德国举办的西藏博览会上，她曾用一双小手一一触摸过藏民族的服装、首饰和用品。她向往着西藏的蓝天，雪山，经幡，更渴望见到那个生活在高原上的神奇民族。后来，萨帕瑞娅依靠布莱叶盲文，学习了英语、计算机、历史和文学等课程，又在波恩大学学习了藏语。1997年5月，萨帕瑞娅终于来到她向往已久的西藏，怀着梦想，杵着拐杖。
萨帕瑞娅到西藏，不仅仅是为了旅游，更是怀着一个心愿：她得知在西藏，由于种种原因，像她一样失明的孩子特别多，有的是雪盲，有的是强烈紫外线造成的白内障，还有的是家族遗传，等等。她想申请经费资助，在拉萨办一个盲童学校，帮助那些和她一样在黑暗中摸索的孩子。为了方便调查，萨帕瑞娅没有坐车，而是租了一匹马骑行，不断地与当地藏民交谈。在调查旅途中，她认识了来自荷兰的保罗（Paul）。保罗被她的行动深深感动了，当即表示说，如果你申报的项目能得到批准，我就来做你的助手。一年后，萨帕瑞娅的申请得到了德国政府和“盲文无国界组织”的支持，有了第一笔资金，保罗真的立即辞掉工作来到了西藏，和萨帕瑞娅一起，创建了西藏第一所盲童学校，也称“西藏盲人康复及职业培训中心”。
保罗是个拥有机械工程、计算机技术、商业技术等4个学位的明眼人，曾在荷兰参特帕克公司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和基本数据等服务项目，一直有着良好的生活环境。保罗放弃了这一切，坚定地来到西藏，和萨帕瑞娅一起开创向往光明的事业。他们从招收6名学生开始，到今天，已经培养了近50名盲童。这些盲童第一次开始认识自身，第一次开始拥有梦想，第一次能摸到一种有“色彩”的生活。他们大都可以读、写、使用盲文打字机和盲人电脑。他们甚至尝试推着车子快跑、踢毽子、爬树和踢足球。他们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批能够阅读的盲人。而为他们引路的，竟是位同样失明的女子。
2002年，萨帕瑞娅和保罗结婚了。如今，他们仍继续在西藏全心全意地为西藏盲童服务着。
在午后的拉萨，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就像听到一个童话。
在午后的拉萨，去这样一所学校看孩子，就像去天堂。
我们的汽车开进拉萨市江苏路和平饭店旁边的一条小巷内，向左拐弯后，就见到了一扇红色的藏式木门。车刚向我们介绍了木门上刻着的凹凸符号，那就是萨帕瑞娅沿用布莱叶盲文方式创造的藏盲文：西藏盲人培训中心。我们摇响门铃，一个盲童为我们打开了大门。
刚进院子，孩子们就听出了车刚的声音，哗啦一下围上来，大声喊着：“叔叔车刚！叔叔车刚！”车刚快乐地伸开臂膀，一下搂住四五个孩子。胖胖的脸庞在阳光下舒展着快乐的笑容。我简单说说车刚吧。车刚22年前从北京到拉萨援藏，一下爱上了西藏，援藏两年后自己申请调进西藏。20年后，他年逾不惑，结婚成家，有了儿子，调回了北京。但一年后，他又重回西藏。“没办法，我离不开西藏了。”
现在，拉萨的大饭店大酒店里，几乎全都挂着他的摄影作品。
我是四五年前认识他的。一天前在日喀则与他邂逅，当我们一起坐下来吃饭时，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掏出钱包来给我看他儿子的照片，大约有四五张，儿子虎头虎脑，憨态可掬，表情不一，很可爱。而他爹的脸上只有一种表情，幸福的傻笑。
在盲童学校，我又看见了车刚幸福的傻笑。
车刚从几年前知道了盲童学校后，差不多就成了这所学校的专业摄影师，学校一有活动，他就会赶来，拍照片，也拍录像。除此外，他每年拿出自己的稿费，为每个孩子做一套衣服。妻子从北京来看他时，他也带着妻子去学校看孩子们。
我拿起数码相机对着院子和孩子刚拍了两张照片，几个稍有些视力的孩子就立即围上来争着要看。他们把眼睛紧紧贴在我的相机上，以至小鼻尖都压扁了。当他们认出照片上的自己时，兴奋得用藏语大喊：我！我！（可惜我在汉字中找不到一个能为藏语“我”注音的字，只能说与“啊”接近。）然后他们争相站到我面前，让我拍他们。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我几乎挨着拍了他们，然后让他们在相机里找到自己。
那天的阳光特别好，丁香花盛开，是明朗的丁香。
院落很干净，一座两层高的小楼，还有十来间平房，几间下沉的房子。我们一一看了孩子们的宿舍、教室、“听”电视的娱乐室、伙房，等等。目前学校里有37个孩子，最大的19岁，最小的3岁；有7个老师，5个保育员和工作人员。老师中有一位藏族小伙子，原来是个导游，遭遇翻车事故失明了，便来到这里教英语。车刚说他很快乐，常逗得孩子们开怀。可惜因为五一假期，他不在。这些年，一些外国游客知道了这所学校后，常主动来这里做义工。一位叫莫瑞卡的瑞士老太太，每年夏天都要进藏，来这里义务教孩子们欧式按摩。还有一位越南青年，常来这里教孩子们泰式按摩。保罗的妈妈也专程来过。她带孩子们去过林卡（藏族的一种娱乐方式，在公园里野餐、唱歌跳舞），发现草地上有游客摔碎的啤酒瓶，生怕伤着那些盲孩子，就趴在地上一点点地抠出来，放在草帽里带走。
这些盲孩子在这里学习藏语、汉语、英语、算术，还有按摩等技能。一共分3个班，分别由3种动物来代表。老鼠是小班，兔子是中班，老虎是大班。3种动物的头像木刻挂在教室门口，孩子们摸到门上的动物，就不会找错自己的班级。
车刚对孩子们说，这两个阿姨来看你们，你们给她们唱个歌好不好？孩子们立即就唱了起来。唱得是眼下拉萨最流行的歌曲《卓玛》。
你有一个花的名字，美丽姑娘卓玛拉
你有一个花的笑容，美丽姑娘卓玛拉
你像一只自由的小鸟，歌唱在那草原上
你像春天飞舞的彩蝶，闪耀在那花丛中
啊，卓玛，草原上的格桑花
……
老实说，在此之前，我们也曾在旅途上也听过这首歌，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当孩子们唱起来时，竟是那么动听。看着孩子们大声歌唱的脸庞，想着他们是在黑暗中大声歌唱，我的眼泪便汹涌而出。据车刚介绍，孩子们曾自己演出过一出藏戏《卓瓦桑姆》。是不是失明的缘故？孩子们的音乐感觉特别好。
我看见有个孩子唱得非常投入，舞着手臂。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达娃，我说，达娃，你是月亮啊？（达娃在藏语里即月亮。）达娃点点头，说“moon”（月亮），他有一点微弱的视力，所以最喜欢看我的相机，不仅在里面找他自己，还找别的同学。他一把搂过4岁的女孩儿丹增仓决，让我给她也照一张。
我看见车刚一直搂着一个男孩子，还叫他儿子。问起，原来这个孩子叫班丹久美，完全失明，一点儿视力也没有，但是歌唱得很好。他为我们唱了一首腾格尔的《蒙古人》，嗓子虽有些沙哑，乐感极好。车刚告诉我们，有一次他给久美拍了照片。他走了以后，久美总问老师，叔叔车刚什么时候来啊？可不可以让他送一张照片给我啊？后来车刚把他的照片送来给他，他欢喜地在脸颊上贴了很长时间，然后捧在胸前到处跟人说，看，这是我，这上面是久美。
我给久美剪指甲时，一个叫顿珠的孩子反复拿着我的相机贴着看，看见了我们，高兴得直笑。我就教他按快门，他按了下去，照片上有大半个我，小半个久美。我没舍得删，还在电脑里存着。
在后院，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孩子，一直拖着板凳在那儿独自玩耍。原来他就是目前学校里年龄最小的孩子尼玛平错，3岁，刚来不久，显然还没能融入这个集体里。我走过去想和他说话，更想抱抱他。他一抬手，扬了我一把土，看来他对所处的环境还缺乏信任和安全感。我只好远远看着他了。
那些大孩子们已经很熟了，打打闹闹的，但很友好。毕竟看不见，磕磕碰碰的事难免发生。我注意到有两三个男孩子额头上贴着创可贴。
女孩子则斯文多了，也不往我们跟前凑。有两个女孩子自己摸索着在洗头。还有几个躲在屋子里说话。
遗憾的是我们没能见到学校的创办者，萨帕瑞娅和保罗。据工作人员说，夫妻俩利用五一假期到日喀则去了，那里有他们刚刚创办的农场，也是为这些盲童办的。一是为了有些收入，二是为了这些孩子将来离开学校后，有个落脚的地方，有个适应他们生活的环境。
我只好拍了一张萨帕瑞娅和保罗的照片。
萨帕瑞娅将自己来西藏的经历写了一本书——《我的道路通往西藏》，在德国很畅销，但至今没有中文版，不知何故。我想要一本拿回内地找出版社联系看看。可工作人员说他们没有多的。
我们在学校呆了两个小时，车刚建议我们去盲人诊所看看。萨帕瑞娅和保罗为了让孩子们能自食其力，还办了一所盲人按摩所。目前已经有5个学生成为按摩师，在那里工作了。我们来到北京中路四巷的一所藏式楼房里，看到了盲人按摩所。一进门，车刚就把一个女孩子拥进怀里，说，我知道你妈妈去世了，我刚去你家看过你爸爸和哥哥。话未说完，车刚和那个女孩子都哭了，背对我们向隅而泣。
后来车刚给我们介绍，女孩子叫吉拉，11岁到盲童学校，和她的两个哥哥一起在这学习。3个孩子都失明，家庭很不幸。学习5年后，两个哥哥回去了，一个在家种地，一个在当地旅馆当翻译，吉拉留了下来。她聪明努力，身体也好，去年曾跟随一个盲人登山队登珠峰，爬上了海拔7000米的北奥。现在她是诊所的骨干。今年秋天萨帕瑞娅要送她去英国学习，学成归来后，将负责诊所项目。吉拉的母亲前不久病故，车刚去她家乡拍照时，专门去看望了吉拉的父亲和哥哥。
说话间，来了两位顾客，是两个白发苍苍的外国妇女。吉拉马上去招呼她们，与她们用英语交谈。我真为吉拉感到高兴。
走出诊所，已经是下午5点了，阳光依然很强烈。那一刻，我的心情如这阳光一样，没有一点阴影。我忽然想起，光顾着给孩子们拍照，忘了与孩子们合影。
不过不要紧，所有的孩子都已留在我心里了，达娃，顿珠，丹增仓决，班丹久美，尼玛平错，还有吉拉。我一定会再去看他们的。
作为女性，我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对萨帕瑞娅的敬意和钦佩。我想我做不到像她那样无私奉献，也许可以做一些，但让我放弃一切到这里来工作，我承认我做不到。
作为母亲，我也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对这些盲孩子们的爱。我为他们心痛，为他们难过，也为他们感到幸运。可我做不了他们的母亲。
作为一个卑微的普通人，我只有用捐钱的方式安抚自己的良心。
工作人员让我留言，我只写了四个字：祝福你们。
离开拉萨的第二天，我收到车刚的短信，他说萨帕瑞娅和保罗回到学校了，他们让他代向我们致谢。我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在我们之间，应该致谢的永远是我，或者说，是我们所有愧疚的中国人。
2005年5月10日
我可以相信你吗
虽然去过很多地方，但大多是因为开会或者采访，所以此次随旅行社去江西，自然感受多多。而最大的感受，就是陪伴一路美景的一路陷阱。也许说陷阱夸张了点儿，但至少是一路大坑小坑吧。我当时就想，最难做到诚信的，恐怕是旅游业了吧？
我们的导游是个80后小伙子，坦率地说，很不可爱，除了口齿比较清楚，能熟练介绍景点外，其他没什么优点。跟我们说话从来没有笑容（接朋友电话笑容满面），且态度生硬，没有礼貌，缺乏这个行业应有的亲和力。最不爽的是，他总要求我们去一些有猫腻的地方。好在我们这一行的10个人，都是四五十岁的文化人，比较宽容随和，没人和他计较，但也无法喜欢他。第一次见面他就问，谁有军官证？我老老实实说我有。这下好了，每到一个景点，他就下达命令说，把你的证件带上，从来不说“请”，也不说“麻烦”，更不要说“谢谢”。而我掏出军官证，8天时间里为他省了至少三四百元的门票钱，而这个钱早已含在旅行费中交给他们了，省下的便成了他的外快。好多次我都想说，请问你们旅行社关于这一点是怎么规定的？或者想说，你从我这里省的门票钱我个人不会要，但可不可以给我们团体表示一下感谢？或者给司机师傅分一些？但最终开不了口。回来很懊恼，理直气壮的事啊，怎么就开不了口呢？真是懦弱。
说说我们在他的领导下被忽悠的事吧。每次参观完美景，他就会说，大家很累了吧，现在我带大家去喝喝茶，休息一下，或者，我带大家去洗个脚，解解乏（这个时候他态度最好）。第一次进行这样活动时，我和另一个作家一人买了一盒茶。第二次大家有些不耐烦了，很快撤了出来，大概没到规定的时间，他没拿到好处，很生气，说我们不配合他。第三次又去喝茶。一个小姑娘给我们泡茶，又说又唱，还不停地叫表哥（江西人习惯这么叫），表演完了推销茶叶时，众“表哥”鱼贯而出。我走在最后，看那个小姑娘的样子实在不忍心，于是又买了一盒。另一个男作家看见了，也回头买了一盒。
最好玩儿的一次发生在一座著名的山上。那天导游又让我们“配合一下”，说这次不光是茶叶，还有玉器，可以不买，但一定要进去听完介绍再出来。我想，这个山上怎么可能有玉器呢？抱定主意再也不买了。我们被领进一个房间，仍是个小姑娘泡茶，但小姑娘刚给我们沏了一小杯茶就非常惊讶地说，你们是四川人？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说，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们是四川人！我当时想，干吗那么惊讶，不知道四川有8000万人，碰到四川人的几率很高吗？没想到小姑娘说，我们老板就是四川人啊。我们老板说如果碰见四川人一定要告诉他，他很想念家乡人。小姑娘马上打开门对站在走廊上的另一个小姑娘说，快去叫老板，来了四川老乡。一分钟后老板来了，敦敦实实的一个，一开口是港味儿普通话。他解释说，他父亲很早就把他带出去了，他生在缅甸长在泰国，但祖籍是成都；还说，他父亲原来在成都某某单位，姑妈在成都某某单位，他家在成都某某路；又说，父亲上次回去某副市长请他父亲吃饭。我们一听，确有其地，确有其人。接下来这个生在缅甸长在泰国的成都老板说要请我们吃晚饭，代表他父亲问候家乡人。我们这帮善良而又傻冒的作家连连推辞，说下午就要走了，吃不成了，谢谢他了。（事后大家都乐，说为什么不让他请午饭呢，当时11点多，正赶饭点儿。）
在他套近乎的时候，有个作家坐到了我身边，小声说，你千万别信啊，他肯定不是成都人。大概他看我一路上总是轻信他人，特来敲警钟。我说我不会买的。我倒不是因为他搞假，而是认为在这里买玉器很可笑。你可以赚我的钱，但不可以侮辱我的智商。呵呵。
套完近乎，该老板说，既然是家乡人，我就说实话了。这里的玉器都是我从缅甸进的货，知道进价，决不忽悠老乡。然后他带我们进里屋去看玉器，先进行玉器知识普及，比如带上玉器不仅仅好看，还安神养脑，老人家失眠的话，用那玉器项链揉揉太阳穴就行了。之后，他指着标价4800元的项链跟小姐说，这个，我的家乡人买，180就行了；又指着标价上千的小挂坠说，这个，我家乡人买，10元就行了。有个小姐很“灵醒”，马上说，啊哟，那么低就卖啊！
各位看到那么低的价，就开始掏钱买了。我想，他们就是上当也损失不大，就去卫生间了。走出门，看见众导游站在那儿等着领赏，感觉很不舒服，好像我们在给他打工。从卫生间回来我走错了门，刚要推门，身后一个人惊慌地喊，嘿，你不是那间屋子的！我很奇怪，干吗那么紧张啊？就算错了，我开门一看不是也不会进去嘛。后来明白了，那间屋子肯定正在上演上海老板、或者广东老板、或者浙江老板见“老乡”的亲情剧呢。
大家上车后都乐，买归买，心里也都明白那老乡是假的，好在不贵，买着玩儿。有人分析，这样的地方一定会培养很多“老板”，有专门负责西南片的，有专门负责江南片的，还有专门负责京津沪大城市的，熟悉那个城市的街道、民俗，甚至背下市长、书记的名字，以此来忽悠游客。难为他们如此钻研业务。
我写下这些并不是想指责什么，要指责还不如直接投诉。我想这些现象应该是目前旅游发展的一个过程吧，随着旅游市场的逐渐正常化、法制化，会慢慢消逝的。我只是想让大家以后出游时多个心眼儿。其实，在江西的一路上，我还是遇到许多诚信的人和事的。比如我在景德镇买瓷器，都是买了就通过物流发货的。我回来后3批货全部送到了，并且没有损坏。
更难忘的是一个老人。我在石钟山景点遇到他，正戴着老花镜一笔一划地往扇子上抄写苏轼的《石钟山记》，写完了卖，20元一把。我看他写得很辛苦，却无人问津，想到父母也喜欢书法，就想买一把，可又嫌带着麻烦。犹豫中，老人说他可以帮我寄回去。我就写下了父母的地址，另付了5元邮费给他。走时我说，我可以相信你吗？老人说，当然可以。之后我就把这事给忘了，也没跟父母说。
昨天父母打电话来，说收到一把扇子，起初他们感觉很奇怪，父亲甚至翻出通讯录来查，看是哪个朋友战友同学在那个地方，查了半天也没有，忽然发现在包扇子的纸上有一行小字：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他们因此判断出，是我在路上买的，托人寄的。
我想像着写在包装纸上的那行小字，心里充满感动。他写的时候，是怎样一种心情呢？因为这个老人，我有了写下这篇短文的勇气，否则我会把这一路上的坑坑洼洼都咽到肚里去的。
2007年9月16日
在故乡思念故乡
之一，史书上的故乡
一个有雾的冬日早晨，我独自一人前往我久违的故乡——浙江嵊州。这四个字，曾多少次被我填进各种表格里，也曾多少次被我告知给他人。而实际上它之于我，始终只是一个名词。我对那里毫无记忆，我甚至不会讲一句嵊州话，不曾梦见过它一次。
嵊州距杭州仅150公里，坐大巴也就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尽管有雾阻挡，高速路一度关闭，我也在中午时分到达了嵊州。故乡在嵊州的崇仁镇。我换车继续前往。当我看到路边蓝色的指示牌上写着“崇仁”二字时，心里有些异样。
一个与我有关的名词，终于以一座座房屋，一条条街道，一片片农田，以及河流，树木，鸡鸭，猫狗，和一张张我应该称之为同乡的脸庞，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终于回到了故乡。距上一次，已经过去了40多年。
路途并不遥远，却始终没有回去，在我，有着许多并不复杂却十分重要的原因。
先说说史书上的崇仁镇，文字里的故乡。它颇有些历史：“原先叫杏花村，北宋熙宁年间，受皇帝敕封的义门裘氏，从婺州分迁到此地。裘氏以崇尚仁义为本，故名其地为崇仁。”我搜索了一下，许多介绍文字都是这样写着的，清清楚楚，没有争议，这便是我祖宗的来历了。算起来，距今已有千年。崇仁自南宋以来，出过不少人才，我看到的记载，有7个进士，38个举人，476个秀才，还有仕宦若干。曾有人戏言，“崇仁举人多，可以扎篱笆”。
裘氏家族盛于明清。崇仁的古建筑，大多是那时的遗物，虽然历经千年，但风貌依旧。古建筑连片成群，具有宋朝遗风、明清特色。群内庙宇、祠堂、古戏台、民居、牌坊、药铺、店房、桥梁、池塘、水井一应俱全。置身其中，使人恍然有隔世之感。晚清、民国，崇仁还是浙东经济发达的一个古镇，20世纪30年代时，资产10万以上的丝厂、茶厂、布厂不下十几家，故有浙东小上海之称。
如今崇仁镇已成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其中保存完整的台门还有154座（类似于北方的四合院），继续使用的古井还有48口，其间还交错着一条条实用而又美观的卵石古路。
这些也是我从史料上看到的介绍。
从长途汽车站下来，没走多远，就看到了崇仁镇。虽然已被称作古镇，但尚未进行旅游开发，所以还保持着偏僻村镇的原貌，也没什么游人。我沿着夹在高墙中的卵石古路往里走，很安静，偶尔遇见一两个镇上的人，多是老人和妇孺。古卵石路依然干净整洁，想想此路已被人踏了千年，就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仅仅百米之后，我就看见了玉山公祠，看见了伸出墙头的飞檐和依然葱绿的竹子，不由得有些激动。临来之前，父亲曾拿着刊载崇仁古镇照片的报纸给我看，一一指点过那些地名，这个玉山公祠就是他小时候念书的地方。如今，玉山公祠的门口，挂着崇仁镇文化站和旅游开发公司的牌子。
我走进去，看见正面挂着横幅，上面写着崇仁镇围棋友谊赛。果然是个围棋之乡。有五六个人坐在横幅下喝茶，大概是比赛的间隙，在休息。杯中碧绿的茶水让我好生眼馋，从早上出门到现在，我还没喝到一口热茶呢，很想向他们讨一杯故乡的茶。终于开不了口，我还是个外乡人。我便在祠堂里四处闲逛，拍照。我看见了墙壁关于裘氏祖宗的介绍，也看到了关于崇仁镇近年来出息人物的介绍，比较有名的有越剧名演员周宝奎（《红楼梦》里演贾母的那位），围棋高手马晓春，还有一些科学家，医学家，画家等，我就不一一炫耀了。父亲经常跟我说起故乡最值得自豪的就是这两样：越剧发源地，围棋故乡。光绪年间，崇仁有围棋五虎，很厉害，上海的棋手在杭州打擂台，也是输在了崇仁五虎之一的手下。而越剧的创始人之一马潮水，也是崇仁人，他创办了历史上第一个越剧班。
玉山公祠是为了祭祀裘氏家族第十九世祖玉山公建造的，建于乾隆五十六年，占地1000多平方米。这个玉山公很不简单，给他5个儿子一人修了一座台门（相当于一人一个四合院，只是台门中的房子均为两层楼的楼房），加上一座敬承书房，总面积为6600平方米。被后人称作五联台门。玉山公活到98岁，留下了仗剑诗话的美谈。
五联台门是今天崇仁古镇建筑群中最重要的建筑。清一色的青砖白墙硬山顶居，二层楼，朴实素雅；窗门皆为木雕，用料考究，200多年过去几乎没有腐蚀虫蛀；台门大多数用石槛、石门框，经久耐用，石质柱础均作了雕饰；隔扇、门窗都有精细的雕刻。五联台门的各台门既独立成院，又相互连通，底层有边门户户相通，楼上则由一个个轿楼（也称跨街楼）连接在一起，体现了裘氏家族“分户合族，聚只一家”的传统。五联台门的中心是敬承书房，占地700多平方米，书房与五联台门相通，就是说，孩子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读书上学。这一建筑群在经历了200多年岁月的侵蚀后，依然保存完好，令人惊叹。
这样的祖宗当然应该祭祀。玉山公祠亦是一座精美的建筑，处处雕梁画栋，工艺精湛。窗户上的镂空花草小人都栩栩如生，照壁、天井、门厅和一座戏台全部保存完好。据记载，当年一位裘氏先辈曾在这里创办女子越剧班，培养了许多越剧名伶。所以崇仁镇无论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能哼上几句越剧唱段。
当然得开除掉我这样的游子。
我走出祠堂，继续漫游古镇。一切于我都是陌生的，我如同一个游人，好奇地打量着我应该称其为故乡的地方。也许别人回到故乡可以唤起许多回忆，而我，除了陌生，还是陌生。
曾经去过很多古镇，浙江的，江苏的，四川的，云南的，贵州的，各种各样的。虽然对古建筑完全不在行，但我很喜欢古镇那种特有的氛围，总觉得那里藏了很多的故事，如烟的往事，传奇的人物。但从没想过其中一个，会与我有关。
一种叫做命运的东西，透过古镇斑驳的老墙映在我心底。
父亲告诉我，他的老家，就在五联台门的第一家——大夫第台。我走了没几步，就看到一个挂牌的院子，像是五联台门中的一座，赶紧走近去看，牌子上写的正是“大夫第台”。
怎么这么快就到了？回故乡的路，说长长达40多年，说短也就是一瞬。
之二，父亲的故乡
我走进五联台门的大夫第台，里面是个长方形的院子。听父亲说，当年这个院子，爷爷家一半，周宝奎（著名越剧演员）家一半。周宝奎是裘家第二十六代媳妇，和我爷爷同辈。这个延续了200多年的院子，一眼看去，已经有些破败了。父亲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出生并长大的。而我，当年也是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初3年。
从小就听父亲念叨故乡，念叨嵊县，嵊县被父亲用土话一讲，就成了“忍渊”。我和姐姐常学他的发音，闹着玩儿，从来不曾体会它在父亲心目中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记忆、一种分量。成年后回家与父亲聊天，父亲开始给我讲他的故乡。我渐渐明了，父亲的故乡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个的故事，一个个的人物，是村前的水塘，村外的菜地，夜里睡觉的烘炉，泡在水缸里的年糕，还有他酷爱的霉干菜烧榨面……他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5岁。
父亲的口述家史，是从他的曾祖父开始的，再往上，大概他也讲不清楚了。父亲的曾祖父毕业于杭州高等巡警学堂，此学堂为法国人所办。毕业后他曾任舟山群岛定海县的“警察局长”（那时候该叫什么？我还没弄清楚）。但因秉性耿直刚烈，与县长搞不好关系，便挂印而去，回老家种田了。当时家中有良田300亩，房子5栋，很是富庶。除了种田，也做丝茧生意和茶叶生意。他老人家每日喝着绍兴黄酒，读几页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过得十分惬意。虽然辞官为民，在当地却很有威望，人称恺正大爷。
父亲的曾祖父，我该叫什么，曾曾祖父吗？实在繁琐。为叙述方便，我也叫他恺正大爷吧，想必他老人家不会怪我的。
恺正大爷的祖上一直人丁不旺，三代单传，到了他这儿，忽地生了7个孩子：5个儿子2个女儿。他很开心，便将家里的300亩良田平分给了5个儿子，每人60亩，房屋也每人一栋。5个儿子又养育了16个孙子，可谓人丁兴旺啊。其中父亲的祖父是老大，养育了3个儿子；父亲的父亲又是老大，于是我父亲便是恺正大爷重孙里的第一个，身兼数名：长子、长孙、长重孙，一出世，就形成了四世同堂的大好局面，故深得恺正大爷的喜爱。
据说父亲快要出生时，恺正大爷一直不肯去睡觉，夜很深了还等在那里。后来太困倦了睡着了，一觉醒来就问，生了没有？家人回答，生了。又问，是男是女？家人回答，是男。恺正大爷便击掌大叫一声：好啊！当即叫曾祖父拿出300个银圆奖励这个长孙媳妇。
这个长孙媳妇就是我奶奶，父亲的生母，当时只有18岁，是个很懂事很得体的女子。在家人众目睽睽之下，她马上将钱交给自己的婆婆，说由婆婆代为保管。可是，这个懂事本分的媳妇，却在两年后生第二个孩子时，因难产而去世。撒手人寰时，她顾不上刚出生的女儿，眼睛一直盯着刚满2岁的儿子，目光里全是担忧和牵挂。她的婆婆便握着她的手说，你放心去吧，我一定会把他好好带大的，我会让他念书，让他成人的。
她的婆婆，自然是父亲的奶奶，其时43岁，正值中年。以后，她几乎就成了父亲的母亲。即便是后来我爷爷续了弦，父亲有了继母，她也依然尽心尽力地抚养着这个孙子，直到将孙子送进大学。
父亲每每提起他的奶奶，都充满了感激之情和敬重之情。父亲说她是一个很慈悲但又很有主见的女人。
为了讲述方便，我称她为祖奶奶。
父亲小时候非常顽皮，大约是太受宠的缘故，成天下塘摸鱼，下河游泳，上树掏鸟，反正乡村男孩子干的淘气事他都干过，学习自然不好，每次都是补考过关，到初三时还有3门课要补考。我爷爷就跟他说，你考不上高中不要紧，回来种地吧。爷爷并不是威胁他，可父亲一听很紧张。那个时候家境衰败，生活越来越贫困了。地虽然还有9亩，但得自己种。父亲觉得种地太苦太累，于是开始发奋读书。也可能是男孩子长醒了吧，总之父亲的成绩突飞猛进，初中毕业，即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两所高中。
这个时候，爷爷真的拿不出学费了。那个时候学费很贵，一学期要56个银元，其中伙食费每月5元，一共25元，学费11元，书本杂费10元，零用10元。56元的概念是什么呢？两个银圆就可以买一石谷子。得有多少谷子才能把高中读完啊？爷爷很犯愁。据父亲说，爷爷是个典型的地主少爷，没什么能力，身体又不好，一直靠吃老本过日子。祖奶奶就当掉自己的首饰给父亲凑学费。其他几房见祖奶奶拿钱给父亲读书，有些嘟囔，因为每一房都有读书的孩子，都缺钱。祖奶奶马上说，这些钱，是当年老太爷奖励他母亲的，他母亲托我代为保管，现在不正是该给他用嘛。其他人遂不再说什么。其实，奖励的那300个银元，早已被爷爷花光了。
这样，15岁的父亲便离开崇仁，去外地读高中了。所幸父亲读高中时成绩很好，每学期都拿到奖学金，家里的负担有所减轻。
父亲高中毕业，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一所是在温州的英式大学，一所是在天津的北洋大学。祖爷爷替他做主，选择了北洋大学。这时，家里所有能变卖的东西都卖光了，包括早年恺正大爷留下的字画，祖奶奶的所有首饰，家里像样一点儿的家具。怎么办呢？祖爷爷和祖奶奶一合计，卖房子。于是将原来的一排楼房，只留下两楼两底，一家三代十来口挤在一起。其余的全部典掉，典了3500斤谷子，3000斤给父亲作盘缠和学费，500斤给爷爷作为失去房子的弥补，父亲这才得以去天津北洋大学读书。
父亲就这样走出了故乡，一走60多年。
父亲离开时，祖奶奶将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床英国毛毯给了父亲。虽然她不知道天津在哪里，但是听人说那里很冷，生怕冻坏了她的孙子。父亲就带着这床毛毯去了天津。大学毕业后，父亲几经周折加入了铁道兵，不久，便奉命去朝鲜。无论走到哪儿，他都把毛毯带在身边，毛毯像奶奶那样温暖着他。可是，到朝鲜的第一天，毛毯却丢了……
这毛毯，就是我的小说《一条毛毯的阅历》的原形。
父亲应该算是真正的崇仁镇上走出来的人才，若按过去的说法，可以算个进士吧。所以他的奶奶感到很欣慰。她总算没有失言，将孙子抚养成人了。
对父亲来说，故乡是他的出发地，是他人生的开始，但最最重要的是，故乡有他的奶奶。没有他的奶奶就没有他的故乡。
奶奶就是故乡。
之三，三个女人的故乡
父亲的奶奶，当然就是我的祖奶奶。我曾开玩笑说，我没当过孙子，但当过重孙。祖奶奶虽然一辈子辛劳，却很长寿。我出生时，我的爷爷奶奶都已过世，可祖奶奶却依然健在。我还非常幸运地在她身边生活了3年。
祖奶奶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从父亲讲述的两个故事中，深深感到了这一点。一个是父亲继母的故事，一个是丫头冬来的故事。
先说父亲的继母。父亲的生母离开人世时才20岁，是生第二个孩子时病故的。现在想来，是得了产褥热之类的病。那个时候条件差，一点儿毛病就能送命。父亲对她毫无记忆，毕竟只有2岁。后来，爷爷续弦，父亲有了继母。这位继母让父亲终生难忘，每每提起总是伤心不已。
其实，父亲的两个母亲，是姐妹。生母是妹妹，继母是姐姐，都姓费。为了叙述方便，我只能以父亲的口吻来叙述，称她们为生母和继母。若有不恭，还望她们的在天之灵原谅。
父亲说，继母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这我相信，从叔叔和小姑姑的模样里就可以看出。但真是应了红颜薄命的说法，她的一生很不幸。初次结婚，男方家境虽然不错，丈夫却有精神病。可是嫁过去了，就只能承受所有一切。男人经常打她骂她，她从来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后来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孩子刚满月没几天，就被疯男人从窗户扔出去摔死了！她悲痛欲绝，几乎要死掉。幸好她的娘家在当地还有些势力，出面办理了离婚，将她接了回去。
父亲说，这个时候，他的生母病故了，父亲要续弦。因为两家比较熟悉了解，于是她又嫁到了裘家。虽然已经结过婚生过孩子，其实也才23岁。可是，痛苦的命运并没有因此改变。作为填房，继母在家中毫无地位，丈夫对她很冷淡，叔叔婶婶对她很凶，小姑子也常常欺负她，一家大小谁都可以支使她训斥她。父亲说，那时他也不懂事，经常伤她的心。只要她一管教他，他就说你又不是我妈！因此，以泪洗面在她是常事。
可能谁都无法相信，这个家里唯一对她好的，是她的婆婆，即父亲的奶奶。身为婆婆，她不但从未为难欺辱过她，而且总是尽可能保护她。父亲也是在奶奶的教育下，才慢慢改变了对继母的态度的。
在父亲的记忆里，有件事刻骨铭心。上初中时，有一次他从家中返回学校，继母去送他。走到路上，继母忽然说，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我实在是没有人可说，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啊。父亲那时已经比较懂事了，便点头答应。继母说，我在这个家里，实在是活不下去了，你在外面读书知道得多懂得多，你看我还能不能改嫁啊？
她一边说，一边就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这个只有13岁的养子。父亲吓坏了，连连摇头，说不可以的，你千万不能有这个想法。继母绝望了，眼泪哗哗哗地淌下来。那种绝望，那种凄凉，父亲说，他这辈子都忘不了，想一次，心里痛一次。
可是这么大一件事，父亲还是承受不了，就悄悄告诉了奶奶，奶奶也吓了一跳，马上对父亲千叮咛万嘱咐，不可以跟任何人说。否则，你娘就没命了。父亲连连点头。之后，奶奶就去安抚这个儿媳妇，她也没有任何力量，只是反复跟她说，你一定要忍，除了忍，没有别的法子。
可是，继母终于还是没能忍下去。一次因为一点小事，她被二婶痛打，之后伤口感染，不治而亡，死的时候，只有41岁。父亲的奶奶虽然努力想保护她，可那个时候，女人哪有能力保护女人呢？
如果说祖奶奶对这个儿媳妇好，还有些自家人的缘故，那么，她对一个丫头的爱护，就更显其仁厚了。
父亲还没出世的时候，有一天家门口来了个老头，手上牵着一个6岁左右的小女孩儿。老头诉说家里穷困实在无力抚养了，希望将这个小孙女卖给祖奶奶。那时这样的事情经常都有，这个老头儿牵着小女孩儿已经在村子里走了一圈儿了，可是没有人家愿意要，家家都不想添人口。祖奶奶看那小女孩儿很可怜，由于天气寒冷，小脸儿冻得通红，饿得哆哆嗦嗦，可怜巴巴地看着她。祖奶奶实在不忍拒绝，就要了下来，也就是几个银元而已。
但祖爷爷回家看见了，很生气。祖爷爷认为家里已经有这么多女人，有老婆，有儿媳妇，有女儿，不该再花钱买丫头。他不理解祖奶奶是因为可怜小女孩儿，才把她留下的。小女孩儿看祖爷爷发火了，很紧张，端在手上的碗一下打烂了。这下祖爷爷更生气了，抄起竹拍子（晒被子后，敲打被了用的）顺手就给了她两下。祖奶奶连忙叫她去倒垃圾，把她支开。
小女孩儿提着垃圾走出小巷，突然发现她的爷爷就在墙角后面蹲着，原来爷爷卖了她以后心里难过，不放心，就一直没走，躲在拐角处想等孙女出来再看一眼。小女孩儿见到爷爷当即放声大哭，将袖子撸起来给爷爷看。爷爷看见她胳膊上的红印，也是老泪纵横。爷孙俩在雪地里抱头痛哭。
这一切，都被祖奶奶看见了。原来祖奶奶因为心疼这孩子，就跟在了后面。祖奶奶也落泪了，把冬来领回家，好言相劝。从那以后，她对这个小女孩儿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因为她是冬天来的，祖奶奶就给她取名为冬来，并让她随家里姓裘。
冬来比父亲大9岁，父亲出生时，她已经在这个家里呆了三四年，祖爷爷也逐渐地接受了她。父亲出生后，她的主要任务就是带父亲。有一次冬来抱着1岁多的父亲去隔壁三爷爷家串门，下雨路滑，不慎跌了一跤，将父亲的额头磕在了卵石上，当即血流不止（父亲的额头上至今还留有疤痕）。冬来吓坏了，哭着将父亲抱回家去找祖奶奶。祖奶奶赶紧弄了块布，包上炉灶里的柴灰捂在父亲的伤口上。这时祖爷爷回来了，一看长孙的头摔破了，流了那么多血，顿时大怒，问怎么回事。祖奶奶马上说，是我不小心把他摔了一下。祖爷爷自然无法打祖奶奶，但心里的怒气无法宣泄，一挥手，就将桌上的一摞碗横扫到地下，全部摔碎了。可想而之，若不是祖奶奶的包庇，冬来不知会遭受怎样的皮肉之苦。
父亲二三岁时，开始整日跟在冬来的屁股后面玩儿了。冬来很喜欢他，每次买菜时，总会想方设法的省下一两个铜板，背着家人给父亲买块米糕，或者买个包子，笑眯眯地看着他吃下去。她还时常带父亲到田间去玩儿，采把野花，或者捉个虫子、蝴蝶什么的给父亲玩儿。所以父亲小时候很依恋她。可以说，父亲关于童年的美好记忆，全部都与冬来有关。
父亲12岁那年，冬来出嫁了。祖奶奶跟媒人说，你介绍的时候，要告诉别人，这是我的养女，不是丫头。后来果然找了一户还不错的人家，在奉化裘村镇，给冬来订了婚。
那时祖奶奶家的家境已大不如从前了。据说，父亲的太祖奶奶出嫁时，是10个樟木箱子的嫁妆；到曾祖奶奶时，已变成8个樟木箱子了；到祖奶奶，减成了6个；到奶奶，已经是4个了。所以冬来出嫁时，祖奶奶为她准备了2个樟木箱子的嫁妆，在当时还算比较体面的。
冬来嫁过去后，因为完全听不懂奉化土语，很苦恼，曾跑回祖奶奶家来诉苦。祖奶奶安慰她一番，她又回去了。以后渐渐适应，来得少了。再后来她有了儿子，又有了女儿。听说那家人待她很不错，祖奶奶也就放心了。
祖奶奶去世后，父亲家里的兄弟姐妹们仍把冬来当成自家人，时常去看她。但父亲从上高中后就离开了故乡，一直没机会去看她。
1985年，父亲离休回到杭州，也算叶落归根了。每每说起故乡，说起往事，他总会想起冬来，想起这个从小带他的小姑。一日，父亲终于下决心去看她。他买了好些东西，坐长途汽车去了奉化。父亲一路上很激动，想着可以好好跟冬来聊聊天，说说小时候的事情了。那些事情是多么有趣啊，而且好多事好多秘密只有他们俩才知道，父亲所有快乐的童年，都与冬来连在一起。
冬来见到父亲激动万分，他们已经分别40多年了。父亲年近花甲，冬来已经70岁了。冬来冲着父亲哇啦哇啦地又说又笑，脸上乐开了花，父亲也将一连串的问候倒出来。
可是，父亲怎么也没想到，冬来说什么，他一句也听不懂！几十年过去，冬来已经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奉化人了，满口奉化土语。而父亲说的嵊县话，冬来也一句听不懂了。虽然她总是跟人说，她是嵊县崇仁镇的，她的老家在嵊县，但是，故乡已让她陌生。
父亲只会讲嵊县话，冬来只会讲奉化话，于是这两个幼年一起长大，又以无比激动的心情见了面的老人，就只好坐在那里互相看着傻笑。
想像一下这样的场景，我便忍不住落泪。
这样的人生场景，并不是我们随意能看到、随时能分享到的。
好在父亲看到冬来生活很好，儿女都孝顺她，丈夫也对她好，而且有了两个孙女，还是感到很欣慰，于是住了一天后，又高兴又失落地告别了冬来。
离开的时候父亲想，祖奶奶在天有灵，一定会为冬来感到高兴的。
冬来生于1917年，卒于1998年，享年81岁。
之四，叔叔的故乡
我一个人在父亲的旧居大夫第台的院子里转悠，院子里空无一人，忽然听见有木鱼声和念经声传来，便顺着声音走过去，见一个老妇人背对着窗户在念经，极为专心。我在她身后拍照，她也丝毫不觉。
不敢打搅，我便走进旁边一间很大的空房子里去看。后来问父亲，那屋子是他们家原先的厅堂，用来祭祀或办红白喜事的，平时无用。现在，那里用来展出一些越剧演员的照片，以周宝奎为主（礼貌的话，我应称其为祖婶奶）。可是，屋子已经很破旧了，大概政府还没顾上维修，只是利用。
再出来，忽然看见斜对面窗户里，有个大妈在梳头。她看到我一点儿不诧异，只是笑眯眯地看着。后来我得知，这里常有游客来，她以为我也是个游客。
我走过去，发现她与照片上的婶婶重叠在了一起。于是我笑着问她，这里是谁的家？她没听懂，依然笑眯眯的。我再问，这里是岐周的家吗？她一下听懂了“岐周”二字（我叔叔的名字），很惊异的点头，可能在想，这个游客怎么会知道我老公的名字呢？
我便大声说，你是婶婶吧，我是山山。
她愣了一下，随即大声说，山山啊！
虽然我和婶婶从未见过面，但彼此都知道对方，她知道大哥有个女儿叫山山，我当然知道她和叔叔一起都住在老房子里。
婶婶连忙把我引进挨着伙房的一间屋子，算是他们的客厅兼饭厅吧，因为他们就剩这么两间屋子了。她高兴得不知做什么好，走来走去的。我的出现对她来说太突然了，连我自己都觉得像做梦一样。她问我吃午饭没有，我看看时间，已经12点半了，知道他们早已吃过午饭，不好意思让婶婶做，就说自己也吃过了。
我主动提出让婶婶给我泡杯茶。走进父亲的老家，我不再觉得自己是外乡人了。
婶婶拿出茶叶盒，外面包着塑料袋，一看就知道他们平时很少喝茶的。她给我泡了杯滚烫的茶水，又给我拿出一包炒花生。我坐在父亲小时候吃饭的地方，喝上热热的茶，心里很是温暖踏实。我问，叔叔呢？婶婶说，跑出去了，一歇歇儿会回来的。虽然婶婶说一口嵊县土话，但因为父亲的缘故，我还是大致能听懂。
前面我说过，父亲的母亲在生下第二个孩子（我大姑姑）后，就去世了。爷爷又重新娶了一位妻子，即父亲的继母。继母又生下一儿一女，便是叔叔和小姑姑。后来两个姑姑都嫁出去了，父亲也远走他乡，这老房子里，就只留下了叔叔。
听父亲说，他的继母很漂亮，因此叔叔和小姑姑都很好看。我看过叔叔和小姑姑年轻时的照片，的确如此。小姑姑堪称美女，叔叔堪称帅哥。
一表人材的叔叔当然谈了个很漂亮的对象，而且两个人非常恩爱。可是因为叔叔家（也就是爷爷家）成分不好，那个女孩子家里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叔叔很痛苦，写信给父亲，希望父亲从部队回来一趟，为他去女方家做做工作。可是父亲远在厦门修铁路，不可能为这种事情回来，何况回来了，也不会有什么作用。那时谁都怕跟地主沾边儿。叔叔为此郁闷了很长时间。后来，婶婶家来做媒，婶婶是家里唯一的女儿，很受父亲疼爱，重要的是，婶婶家是地道的贫农，三代贫农，但不嫌弃叔叔家的成分。于是，叔叔和婶婶结婚了。叔叔因为“傍”了婶婶这个贫农，婚后受益不少，免去了很多折磨，生儿育女，算是平安地过了后半辈子。
婶婶看上去还比较年轻，听父亲说她比叔叔小6岁，那么只有67岁，头上几乎没有白发，身板也很直。在我跟婶婶说话的时候，院子里来了一群游客，听口音像上海人。他们东张西望，拍照留影。让我忽然觉得家里来了生人。有主人的感觉了。呵呵。我问婶婶，你们不收门票啊？随便让他们看啊？婶婶没听懂，只是笑。
喝了两杯热茶后，我跟婶婶说，我还是想先出去转转，趁着太阳没下去，拍些照片。婶婶说好的。我刚走出院门，就看见一个头发雪白，背已经完全弯了的老人从玉山公祠那边过来。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我马上就认出来了，是叔叔。
我大声叫他，叔叔，我是山山。
他高兴极了，满脸笑容地说，我认出来了，认出来了。
20多年前我见过叔叔，在长沙。那时因为父亲在长沙工作，母亲在杭州工作，我和姐姐就一个到长沙，一个到杭州，分别团年。父亲写信叫叔叔到长沙和我们父女一起过年。叔叔从老家到了杭州，母亲买好车票将他送上火车，这边父亲去车站将他接回。这是叔叔这辈子唯一一次出远门，走出了浙江。记忆中在长沙时我和叔叔几乎没有任何交谈，可能是因为语言难以沟通的缘故吧。他曾好奇地问父亲，山山为什么一天到晚看书，吃力不吃力啊？我那时因为刚考上大学，正是迷书的时候。也许在他看来，读书比种田吃力。
叔叔年轻时很能干，下田种地是一把好手，他种的菜挑到镇上去，总是第一个卖光，因此被村里人称为“岐周老虎”。叔叔的手也很巧，会编竹筐，会做抓野兔的木板夹，还会织毛衣，菜也烧得好，镇上人做红白喜事，常请他去做大师傅。
但样样都厉害的叔叔，有一样却怎么也不行：读书。他就是不会读书，从小学起常常留级，勉强读了个初中毕业后，就只好回家务农了。于是，一辈子没走出故乡。
也许对叔叔这样的人来说，是无所谓故乡的。他一辈子在此地生活，没有另一个参照让此地成为可以思念的故乡。此地永远是他的热土而非故土。他只能思念走出故乡的人。甚至，他从来就不知道故乡这个词。
由此想到，故乡这个词，只对走出故乡的游子有意义。
由此还想到，也许有一天，它只对走出国门的人有意义了。
乡村生活显然比城里艰苦很多，比父亲小8岁的叔叔，头发比父亲白，脊背也比父亲弯很多，看得我心里发酸。叔叔弓着背坐在我的对面，看着我，似乎很想找话跟我说，却找不出来。只是反复问，哥哥好吗？嫂嫂好吗？我也就反复告诉他，他们很好。
叔叔忽然笑眯眯地说，你小辰光卯会哭嘞！
我说，是吗？叔叔说，是的，你一哭，带你的婶娘就说，叔叔来了，叔叔来了，你就不哭了。
叔叔的话，终于在一瞬间，将故乡推进我的怀里。
之五，我的故乡
父亲结婚时，祖奶奶曾跟他说，你们以后要送一个重孙给我养。第一个舍不得，就第二个吧。父亲答应了。他知道奶奶想体验一下四世同堂的感觉。没想到几年后，“第二个”的我出生时，母亲遭了大难，真的无法抚养了，只能将我送回老家给祖奶奶。感觉祖奶奶好像有先见之明似的。
有了祖奶奶先前的邀请，我的送回就不再显得无奈和凄凉。
母亲说，那时父亲在福建修铁路，不能回来。母亲就给祖奶奶写信，说要将她的重孙女送回来。祖奶奶高兴极了，派叔叔到杭州来接。母亲抱着我，叔叔挑着行李，一起回到了崇仁老家。那时可没有什么高速公路，母亲和叔叔从杭州到崇仁走了一整天。
就走进了这个院子。
当时叔叔尚未成婚，祖奶奶73岁，而我，只有4个月不到。祖奶奶见到我，喜欢得不行，这让母亲感到欣慰。祖奶奶告诉母亲，奶妈已经找好了，就在镇上。母亲踏实了，给我喂了最后一次奶后，连忙赶回杭州。那边，正在催她去“劳动改造”。可是，当母亲坐上回杭州的长途车时，奶水忽然涌出来了，打湿了她的衣襟，想到幼小的我，不禁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在此次嵊州到崇仁的车上，我也看到一位抱着婴儿的母亲，我盯着她和孩子看了很久，那母亲很年轻，脸上没有一丝风霜，孩子大概一岁左右，熟睡在怀里。我想像着当年的母亲和当年的我，不禁有些难过。不是因为当时的我更幼小，而是当时的母亲太惨，一个年轻的女编辑，突然成了备受欺凌羞辱的“右派分子”，不仅要忍着政治上的巨大打击，还要忍着母子别离的感情上的剧痛。
如果是我，不知会怎样？这样的经历，是无法想的像的。
母亲走后，祖奶奶便将我托养在镇上奶妈家。可那位奶妈已经没有奶水了，她就用其他东西代替，可能是不卫生的缘故，养了不到一个月我就大病，腹泻导致脱水，送到镇医院去抢救。医生说这孩子恐怕不行了。叔叔就跑去给我母亲拍加急电报，母亲又给父亲拍加急电报，因为那时父亲还没见过我。母亲先从劳动改造的农场赶到崇仁。还好，我命大，在医生宣布不行之后，镇上人用火灸的土办法捡回我一条命。父亲随后也回来看了我。
祖奶奶不敢再让外人带了，就请她最小的儿媳妇，我父亲的小婶来带。小婶当时家里生活困难，祖奶奶请她带，也有帮她的意思。因父亲每月都寄钱来，奶奶的赡养费和我的抚养费。我当时是叫她婶奶的。婶奶四十来岁的样子，对我很好，很尽心，一直将我带到3岁，我再没生过大毛病，直到离开崇仁。
跨过数十年岁月，我跟在如今已经73岁的叔叔身后，走在老院子里。叔叔指着那间有人敲木鱼的屋子对我说，你小时候，就住在这间屋里，和那位婶奶一起。
我很吃惊。因为刚才走进这个院子后，我被吸引的第一间屋子就是那间，难道人真有第六感觉吗？我又上前去看，企图找到什么，但什么也没有，连幻影都没出现。屋子很旧很破，屋里的摆设也很简陋，毕竟是一座在风雨中站立了200多年的老屋啊。听母亲说，我白天在这个院子里玩儿，晚上跟婶奶回家去睡。
我问叔叔，婶奶去世很久了吧？叔叔说，快10年了。我问她家里还有后人吗？叔叔说，两个女儿嫁到外地去了，一个儿子已经70岁了，因为终生未婚，现已作为孤寡老人进了镇上的养老院。
我知道，父亲自离休回杭州后，每次回崇仁都去看望婶奶，每次去都给她买很多东西，也给她钱。父亲对她一直很感激，虽然那时父亲每月都寄钱回来，但钱不能代替母爱，是婶奶给了我最初的母爱。父亲当然也跟她说了我的情况，她知道后很高兴，满脸笑容。好在她晚年生活不错，也是长寿的，活到80岁。
但我还是感到遗憾，感到后悔，感到自责：我没能在她生前来看看她，亲口对她说一声谢谢；没能将自己挣得钱交给她，让她高兴开心；没能亲眼看见她满脸笑容的样子；没能陪她在镇上走一走，让她告诉邻里乡亲，这个女子是我带大的。
再难弥补。
叔叔弓着背走在前面，我跟在他的身后，我们一起走在古镇的古卵石路上。上午的雾散了，冬日的阳光温暖祥和。一路看到的都是老人。镇上的年轻人要么外出工作，要么搬进了古镇外的新房子。我不知道这些老人里，哪些是当年见过我的？但我能确定，这冬日的阳光，是照耀过我温暖过我的。
1961年母亲结束“劳动改造”，便到崇仁来接我，我却不肯走。3年的别离已让我对母亲感到陌生，只是躲在婶奶后面，怯生生地望着她。母亲有些辛酸，只好让婶奶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婶奶到杭州住了一个星期，看我基本适应了，才悄悄离开。母亲说我从崇仁回到杭州后，完全是一副乡下人打扮，梳着马桶盖，穿着花棉袄，讲一口嵊县土话。去上幼儿园，其他孩子都跟我无法玩儿。母亲说，有一天幼儿园来了个温州孩子，也是一口温州话无人能懂，我们俩小床挨着，于是开始聊天，聊得兴高采烈。老师感到非常奇怪，因为我们谁也听不懂谁的话，完全是各说各的。现在想来，大概是人的天性吧，渴望交流和表达。
毕竟是孩子，适应性很强，没多少日子就丢掉嵊县话讲杭州话了。等第二年父亲回来探亲，父亲母亲一起带我回嵊县去看望祖奶奶、叔叔和婶奶时，我已俨然杭州小姑娘的模样了。离开崇仁时，父母试探着说，把你留下来好不好？我坚决不肯，大声嚷嚷着要回杭州去。小没良心的，说变就变啊。
那个时候，祖奶奶和婶奶一定有些伤心。
路过后门塘，白墙下一个小小的四方的水塘，里面满是水草，在阳光下呈现出墨绿色。父亲说冬来常带他在这水塘边玩儿，给他捉塘里的小鱼小虾，还有小螃蟹。这也是古镇的一个出口，镇上人出入常常经过。我停下来，为父亲拍了几张后门塘的照片。
父亲当年大学毕业，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一个百金圆券，就给祖奶奶汇去了50个。那时物价飞涨，金圆券迅速贬值。祖奶奶派叔叔去取，50个金圆券从邮局兑换出已经是一大堆了，叔叔只好用竹篮装它。叔叔挎着一竹篮的钱，兴高采烈，走过后门塘，走过玉山公祠，走过古卵石路，逢人就说，我阿哥寄钱回来了。邻里们便说，哦，阿婆熬出头了，她个孙子都能挣钱了。
古镇的每一处，都有父亲的往事，叔叔的往事，也是我的往事。
走出古镇，便看见小洋楼林立，一座座全是三层楼高的，带院子的。叔叔指给我看，其中一座，便是他儿子的楼。很气派，大门紧锁着。叔叔说，儿子和儿媳妇都在工厂上班，早出晚归，他们的小女儿读小学六年级，放学就去老屋，在爷爷奶奶家里吃饭写作业。
看见一个很大的水塘，有三两个人在塘边洗衣服。古镇的很多生活习惯依然沿袭着千年的传统。叔叔说，你爸爸小时候卯（很）喜欢在这个塘里游泳呢。我听父亲说起过这个水塘，因为有6亩地大，故叫做六亩塘。父亲的好水性，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后来才敢去剡溪畅游。这个剡溪，就是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里的剡溪。
再往前走，便是叔叔的菜地，果然打理得很好，整整齐齐如梳理过的头发。叔叔一一告诉我他都种了些什么，什么时候就可以收成。他每天都要来菜地干活，种出菜来，仍要挑到镇上去卖。劳作一生啊。
吃晚饭时，我见到了叔叔的3个儿女，我的一个表弟和两个表妹，还见到了叔叔的孙女和外孙女，表弟一个，小表妹一个。大表妹的儿子已经上大学了，而且都大四了，在南京。
我怕叔叔麻烦，就提出晚饭吃年糕。可叔叔觉得年糕太简单，煮年糕的时候就拼命往锅里加东西，肉，鸡蛋，豆腐，竹笋，结果成了糊里糊涂的一大锅。我很理解他的心情，赶紧端上碗迅速吃掉。
我很想在当年的老房子里，也是200多年前的老房子里住上一夜，可叔叔家只有楼底的一间屋子能住宿了，楼上已经废弃。我便前往大表妹家。大表妹嫁得不远，就在崇仁镇，只与叔叔家相隔几个街巷。小表妹用她的摩托车载着我，在黑夜中的小巷穿行，一会儿就到了。大表妹家的大黄狗狂吠着热情迎接我。
夜晚的古镇更显出其古老的味道，很黑，很冷，很静。没有城里的灯火，也没有城里的嘈杂。是夜，我躺在陌生的房间陌生的床上，感觉到的却是故乡的气息。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是个无根的人，一个总是走在路上的人，一个没有归宿的漂浮着的人。此夜之后，这种感觉将被彻底改变，也许我可以小心翼翼地说，我寻到了自己的根。
我把这个感受，发短信告诉我的朋友。朋友回复说，好经历，好好经历！
2007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