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呢？”金小异问。
然后我就被抓起来了，在南京关了一天，就被带回来了。坐了一趟免费车。
“怕不怕？”
怕，当然怕。没杀人我也怕，就是一个清白的人被警察盯上，也让你发毛啊。只是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以这个罪名来拘捕我。我跟他们说，我没杀人，你们为什么抓我？
警察说：“有人报告你杀了人，畏罪潜逃已经二十多天了。”
二十多天，我知道了。就是水门桥上的那桩虚构的杀人事件。我在车里和他们争辩，说那是闹着玩的，根本没有的事，只是为了向家里要钱，你们看我在外面旅行了一圈刚回来呢。
“别嚷嚷，有话回局里说！”
金小异说：“他们怎么知道的？”
我爸主动告发的。
我爸妈不是那种喜欢来事的人，多少年都谨小慎微地过日子。那夜里吓瘫以后，后半夜在床上坐到了天亮，不知道该怎么办。儿子杀人了。他们认定我已经杀了人。开始他们还相互埋怨，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地方让我去投奔，否则就可以及时得到我的消息。他们觉得我一个人在外面逃难，人生地不熟，还要担惊受怕，真不知道我的日子怎么过。而且，现在年纪轻轻，这样逃，哪天是个头。担心我出问题。他们自己也紧张，此后的几天我爸连三轮车也不蹬了，怕人看出来他儿子杀了人。明知道额头上没有标记，还是害怕。我妈也是，连着三天没出去买菜。就窝在家里，两个人蓬头垢面地坐着，大眼瞪小眼。“杀人”这两个字简直像每天早起的闹铃一样，时刻在他们脑袋里面响。他们觉得走路都跟平常不一样，整个人都变了，反正是不一样了。
除了因为我而恐惧，过两天他们接着因为法律而恐惧。我爸妈都是小民，一辈子干过最血腥的事就是杀鸡。像我爸，蹬三轮车从来不闯红灯，不骑反道，规定不能行驶的道路绝对不会冲进去。定期交纳税金。就连淮海路上一个地头蛇每年搜刮的非法保护费，他也保质保量地缴纳。儿子杀人，这是犯法的事，犯大了。他们老觉得家里不安全，早就有很多双眼睛在暗中窥视我家，觉得在黑暗里，有人拿掉了大盖帽，脱掉了制服，把手枪和手铐藏在口袋里，他们不急于行动，而是就这么看，看他们到底会把杀人的事掩藏到什么时候。法律那是多大的一个东西啊！我爸妈难以形容的恐惧，甚至比儿子杀人本身还要恐惧。一听到警笛响，整个人都会从床上掉下来，救护车声音也能让他们心惊肉跳。他们又想得到我的消息，就看电视上的新闻。一有犯事的，他们连呼吸都停住了，想看又不敢看，不看又不放心。每次都没有看到我，他们松了一口气，同时又把心悬得更高。按我妈后来说的，他们都不知道是希望能在电视里看到我好，还是看不到我好。他们的胆子几乎要给一惊一乍地折腾弄碎了。
一周过去，爸妈终于扛不住了，再不说出来他们可能会活活把自己整死。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报案。我爸说，国家这么大，能逃到哪呢？在哪都会被抓住。我妈说，抓住了是不是判得更重？我爸说，当然，自首还能争取宽大处理。还有，木年的研究生怎么办？争取宽大处理了，学校应该能网开一面吧，以后让他继续念书。他们把能想到的都列出来，觉得差不多了，我爸就去了派出所。
他把我描述的杀人经过按照他的记忆力和表达重新叙述一遍，大体上说清楚了。告诉警察，我已经逃跑了，但是现在他代我主动自首，希望政府能宽大处理。警察说好，尽量宽大。
我爸说：“不能尽量，一定要宽大。”
警察说：“那好，一定宽大。”
出了派出所，我爸扭着麻花又跑回来：“还有，还有，警察同志！”
“还有什么？”
“还有，我已经代我儿子自首了。你们也得帮我一个忙。”
“说。”
“别跟我儿子的学校说，他马上毕业了，已经保送研究生了。千万得把这研究生保住。”
“我们尽量吧。”
“不是尽量，是一定要！我儿子的前途不能就这样毁了。”
警察说：“好。一定保密。”
我爸觉得踏实了，回到家端起饭就吃，他已经一周没正经地吃几个米粒了，一边吃一边对我妈说：“保住了，保住了。我们儿子保住了。我们儿子的研究生也保住了。”笃定的神态让我妈以为，事情这样就可以结束了。
我爸前脚走，派出所后脚就把这事报到了局里，跟着就派人到学校去调查我的情况。学校提供的情况没什么大问题，从宿舍里了解到我好多天不在，给他提供了一个佐证。他们一边在水门桥附近的运河里打捞，一边四处联络各地的兄弟单位，请求协助搜捕嫌疑犯。学校里开始还比较隐秘，几天过后就变得公开，不知谁传出来的，反正大家都知道我在水门桥上杀了人，现在畏罪潜逃。
我被带回来时，案情的疑点已经越来越大，很多人对案子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为此他们找了我爸妈三次，以证明事情的真实性。通过调查，本城最近一个月内没有任何人失踪，也没听说有外地人在这里找不到下落。另外，他们一直在运河里打捞，以水门桥为起点，往下游打捞了十公里，只找到几只死狗死猫和一些瓶瓶罐罐。我爸妈只能转述，他们也辨不清真假。所以我被带回来后，直接去了审讯室。他们让我回忆当时的情况，我直截了当地说，只借了个火，点上烟就走了，那个人的脸甚至都没看清。我没杀人。
“也就是说，”一个警察站起来，“杀人事件是你编造的？”
“是。我就是想从父亲那里拿到一点钱。”
“真没杀？”
“没杀。”
那个警察抽下皮带劈头盖脸就开始打我。我手被铐着，想躲都躲不了，只好弄翻了椅子倒头栽过去。他打了我五六皮带继续问，我还说没杀。他又继续打，我依然说没杀。最后他累了，一屁股坐到桌子上。
“真的没杀？”
“没杀。”
“没杀人你他妈的为什么说杀了？”
“我已经说了，我想出去走走，想从父亲那里拿一点钱。”
几乎所有的审讯都是这个程序。先是让我回忆，然后审问，结果相同。不同在于，以后就不再打了。第二次学校和系里的领导，还有沈镜白老师和我爸妈都来了。他们分别由警务人员陪同着，变相地审问我，我的回答都一样。
案子就这么悬着，没有证据证明我杀了人，但也没有证据证明我一定没杀人。后来他们怀疑我有精神和心理问题，就找了心理医生给我检查。检查的结果完全正常，医生对他们说：“比正常人还正常。”大家都没辙了，耗下去也没什么意思。学校为了维护自身的声誉，也要求早点放人，这件事已经闹到举城皆知了。公安局也想早点放，没理由地关着一个大学生不是个事，他们也顶不住舆论的压力。我就被放出来了。
学校对我的处理决定让我始料不及，据说主要压力来自省教委。省教委对此也很重视，认为是我们大学教育存在漏洞的明证，并且面向全省高校发文，要从“陈木年虚构杀人事件”中汲取教训，及早做好大学生心理健康咨询和治疗工作。文中的锋芒所向，让我们学校很没面子，领导很火，为了挽回一点面子，几个人一拍桌子，处理决定就下来了：
留校察看，剥夺保研的资格。毕业证和学位证暂不发放，视其反省和改正情况再行决定。
“就这样。”我对金小异说，“你看，我现在是典型的三无人员。”
“那你为什么还要留在学校里？到社会上，随便干点什么一个月也挣八百块钱了。”
沈老师希望我能留在学校里，坚持看书思考，以后有机会继续念他的研究生。要不是沈老师，我早就走了。文凭这个东西，你看重它，它就有用，不看重，就是一张废纸。沈镜白老师是我在这学校里唯一敬重的先生，他希望我能摒除杂念和纷扰，潜心做点学问，他觉得我的资质还不错。而且，在学校对我的处理上，沈老师也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否则，我极有可能被开除，那样毕业证和学位证就永远没有希望了。我爸妈也赞同沈老师的意见，他们都很敬重沈老师。我爸甚至还用了一句不知什么时候学来的话教育我：“士为知己者死。”他说你看，沈老师跟咱们没亲没故，对你没偏见，和过去一样好，帮了这么大的忙，还指导你看书做学问，将来还要留你做研究生，别说让你留在学校做个临时工，就是脑袋掉了，也应该！士为知己者死嘛！
我就这么留下了。漫无边际地等着学校对我两证的解禁。
“什么时候能解禁？”
“领导高兴的时候。”
可是，领导什么时候会高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