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近中午，我正坐在办公室统计各单位的考核分数，二妹夫顾国全乐呵呵地推门走进来，他高兴地说：“我到法院把钱取回来了。”
“总共多少？”我抬头瞅着他欣喜地问。
“6820元，大哥要不是你，这钱肯定就瞎了。”妹夫官司打赢了，今天特别高兴，说着他从衣兜里掏出厚厚一叠钱给我看。
这点钱可是他和妹妹鲁艳苦么苦业耕种一年的全部收入啊。一提起这事我就心酸，被告是吴大姨家的大表嫂李桂英。春生表哥一直挺困难的，因为现在屯里人生活已好起来，大家都直接买现成衣服穿了，所以他这个裁缝也就失了业。他想种地，可腿有残疾干不了农活，没人力又没车没马，家里连买种子肥的钱都拿不出。
嫂子李桂英比较能张罗事，她这几年和娘家那头养大车的亲戚合伙做收粮生意。三年前把妹夫顾国全连同本屯十多户人家的苞米一起给拉走了，嘴上答应好好的，卖了粮就回款。妹夫觉得曾一个屯住着多年，又是实在亲戚，哪能信不着她呢？
可桂英嫂子还真不长脸，在大榆树粮库取出卖粮钱来，只兑现了屯里唐文有等几户人家的钱。后来她见钱就动了心眼儿，把妹夫国全还有他叔伯弟弟顾国良以及村里的几家，总共十几万元卖粮款全给占用了。顾国良是嫂子的亲妹夫，他特别恨李桂英，说自己这个大姨子专拣自家人坑。
李桂英用这笔钱去乌拉镇做生意，她在街边盖起了门市房开起饭店，还娶了儿媳妇。妹夫国全去讨要了多次，说是有钱就还，可饭店也不景气，拖了好年了一直没钱归还，无奈之下才撕破脸皮把她告到法院。
这下热闹了，从此我就有事干了，今天二妹鲁兰来找，明个桂英嫂子来找，他们都指望自己这个公安局的亲戚能出面给说说话，帮忙打赢这场官司。你说这两头都是近亲，我跟谁也不好说别的，弄得我左右为难。
“你春生哥啥也干不了，这个家就靠我一个女人支撑着呢，你说有多难啊！帮我在法院那头说说吧？我挣到钱就还国全。”
表嫂知道自己理亏，怕挨翠花白眼不敢到家里来，常常早晨把我堵在上班的路上，一路唠叨着跟到单位，进了屋一屁股坐下来她就墨迹个没完没了。
“这话我不好开口啊！国全那头和你我咱们可都是实在亲戚，为这事打官司，我没脸去跟法院的人说？”说实话我非常看不起这种见钱眼开，背信弃义的人。
前段时间听说表哥的饭店黄了，债主纷纷逼门讨要。妹夫找来说李桂英要回帐来了，现手头有点钱。我觉得应把他的钱先拿到手，不然他也得还别人，就与法院民事副院长吴玉芳说了此事，求她帮忙。
吴院长听我一说，摊开两手一脸无奈地告诉：“执行厅的人回来说，李桂英手里没钱，唯一她临街的门市房能值点钱，可她仅此一处住宅，按照法律不允许咱们拍卖，生效的判决现在也是执行不了啊！”
“我听说她最近饭店关了门，在清理几年的饭费赊欠帐，要回来点钱。您能不能帮着优先把顾国全这份钱给要回来？”我给吴院长提供情况说。
“真是这样，我可以给你做做工作。”
吴院长也是县政协委员，县里开会时都在政法组，与其早就很熟悉了。她的爱人薛春又是局里户政科的同事，应该说每次有事求她，都痛快地帮忙。没想到她办事这样爽快，一周后就通知妹夫去法院取回了钱。
刚打发走国全妹夫，屯里过去教育的同事吕文山气喘吁吁地找到办公室来：“鲁老师，我有急事求你！无论高低这回你得帮我这个忙。”
“吕老师你啥事急这样？快坐下来说。”我赶紧起身忙着给他倒水。
“孩子早上被抓来了，现就在你们的刑警队里审问呢。”他说着掏出烟盒，递过来一支软包中华。
多年未见，感觉他还是当年做大队民兵连长时的习惯，找人办事总是先递烟后说话。我觉得刑警抓人，真要是够追究刑事责任的，谁也保不了，就笑了笑说：“我还是不会吸烟，快说说因为什么吧，看我倒底能不能帮上你？”
“唉！别说了，太丢人了啊，我都磕碜死了！”他自己点着烟，似乎是自己做了丢人的事，满脸通红，坐在沙发椅上低头瞅着地面说：“我儿子这不是大学放暑假呆在家里吗，我们哪知道啊？昨天把人家新买的手机给鼓捣回来了。”
“这部手机花多少钱买的？”我觉得价值超过两千那可就麻烦了，自己也不好说话。
“新型的摩托罗拉，听说两千多呢。”接着他抬起头瞅着我，用近乎于哀求的语气道：“你说这事儿算不算大，孩子够不够判刑的？”
“按《刑法》上规定，盗窃物品的价值超过2000元，就够追究刑事责任的。”闻听此言，这事真是感觉为难。
“那咋整啊！孩子这一辈子不是就完了吗？鲁老师咱们一个屯住着这么多年，你救救我儿子吧？他是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不能就这样把他一辈子给彻底毁了呀！”
瞅着吕老师绝望的样子，怜悯之情由心而生。虽说当年考民办教师差点让他挤下来，实际上我并没有怪过他。觉得这你上我下的竞争，谁也没有恶意，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已。再者说，在一起上班那些年，彼此关系一直很融洽，那时他对我既羡慕又尊重，凡事都不矮看自己。
见吕老师这样无助，觉得他能找到这儿来，还是念当年一个槽子吃食的那份旧情。眼瞅着他儿子就要身陷囹圄，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可这事儿必竟不是个治安案件，大不见小不见的，说句话就算了。谁都明白，一涉及到刑事案子，那放人可是砸自己饭碗的事，这可怎么办呢？
放弃原则的怜惜之心，让我完全站在了吕老师的立场上，似乎已变成了这个孩子的父亲，开始寻找从轻处置的理由，想了想就问他说：“你儿子今年到底多大了？”
“他已经二十，应该知事了，你说他咋这样糊涂，让我这老脸在屯里往哪搁？”他不懂我的用意，嘴里嘟囔着不断地埋怨儿子。
听他这一说，我觉得此案从要件上说，无论以年龄还是盗窃价值来衡量这都是个边缘上的刑事案件，从轻真的是有希望。想到这儿，就问他：“孩子叫啥名？”
“吕志强。”
想到刑警大队长汪建国是自己的好哥们，我立即操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他的手机：“你们今儿早上是不是从后孤店带回来一个叫李志强的年轻人？”
“对，是个盗窃手机的大学生。”
“这个人的父亲是我在教育时的同事，现在就在我这儿呢，这个案子你们打算怎么处置？”
“下边人刚跟我汇报完，准备按盗窃罪报捕，大哥你啥意见说吧？。”建国听说抓的人是我的同乡，这一找来，他觉得肯定和我有关系了，就反问道。
我知道凭自己和建国现在的关系，绝对不会再出现与徐世俊当年的那档子事儿，就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刚才跟他父亲了解了一下情况，这个孩子的年龄和盗窃价值都在边缘上，听说他才二十，若是生日小的话，估计尚不满18周岁呢。建国你看这样行不行，孩子还小，正在上大学呢，能不能考虑不逮捕，从轻处理，给他一次教育挽救的机会？要不他这个人一生为此就全毁了。”
“大哥你这么考虑也对，与情与法可也都能说得通，你稍等一下，我和办案人商量一下就给你回话。”
听建国电话里这样一说，吕文山转忧为喜，脸上立刻露出笑模样。“鲁老师多亏你了，看来这事还有门儿？”
一颗烟的功夫桌上电话铃响了，建国通知孩子的父亲去刑警领人，吕文山千恩万谢，说了一堆感激的话，才匆匆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