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进和我想尽办法帮助纯如振奋精神。我们是在孤军奋战，因为纯如不让我们将她的情况告诉外人，除了最亲近的家庭成员：布瑞特、布瑞特的父母、我们，还有纯如的弟弟纯恺。我们尊重纯如的意愿。我们不敢跟其他的亲友寻求帮助或建议，害怕纯如觉得我们背叛了她，这或许会让她对我们失去信任。
几乎每一天，我们都请纯如跟我们一起到小区后面的堤岸上散步。我们知道，锻炼对她有好处，我们希望在阳光下走走或许可以驱散她的抑郁。
10月5日，星期二，一个多云的秋日。我前一天晚上无法入睡。克里斯托弗周六就要和劳恩和肯回伊利诺伊了，那不过是4天之后的事。我心里放不下这件事。我们当天下午去了纯如家，让她跟我们一起出去散步。绍进建议我们改变一下以往的习惯，不是在房子附近的堤岸上散步，而是去到开车20分钟距离之外的山上的箱根园。
箱根园是座日本风格的公园，位于山顶上。到那里时，园子里空无一人。周围一片寂静。我们走过一座木头拱桥，拾级而上，走向竹园。四周的沉寂令我有种说不出来的焦虑。最后，我们到了休息处坐下。这是一个被紫藤环绕的木凉亭。周围静得令人难以置信，耳边只有风吹过树林拂过树叶的声音。突然，纯如对我们说，“他们想让我加入。”
“谁？”绍进吃惊地问。
纯如坐在长椅上，身子靠着凉亭的柱子。
“图书签售的时候。有个人走过来，用威胁的口气对我说话，‘你加入我们会更安全’。”
“你怎么跟这个人说的？”绍进问。
“我吓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就跑开了，什么都没说。”纯如回答道，“爸爸，你觉得加入某个组织是不是真的会安全些？我很担心家人的安全。”
“纯如，你没事，”绍进试图让她平静下来，“在我看来，不加入任何组织是更安全的。你看，如果你想要保持言论自由的话，就像你现在这样做个独立的作家好了。这才是最好的。”
绍进继续说，“如果你确实想的话，可以加入某个组织，但不要因为别人威胁你而这样做。”
然后我也对纯如说，这正是绍进和我喜欢在大学里工作的原因。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畅所欲言。我们还跟纯如保证，她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跟我们在一起很安全。
我们花了将近一个小时讨论这个问题。看起来，纯如不觉得她很好地处理了这件事。她说她本来不该就那样走开的。我能看出，纯如不相信我们跟她说的那些话。这是第二次她跟我们提及此事。第一次还是在她四五月间刚刚从连续五周的图书签售旅行回来的时候。她希望我们对此保密。
那天，在花园里，纯如反复说起她的恐惧，担心有人会伤害她和她的家人。太阳穿过云层，树上的秋叶金黄耀目。看起来静谧的花园却无法令我平静。我的心比来之前更沉重了。
纯如所服用的药物似乎对她全然没有帮助。我开始担心药物的副作用。我读了药物说明书上用小字标出的警告内容，里面提到，Celexa这样的SSRI药物可能在儿童和青少年人群中导致自杀风险，但纯如已经36岁了。那时候，我并未意识到，SSRI类药物也会导致成年人的自杀企图和自杀行为。不管怎样，这些关于自杀的警示文字令我产生一种不祥之感。
路易斯维尔的医生认为纯如的崩溃是一次轻微的环境因素引起的精神极度紧张发作。他还说，这也有可能是躁郁症发作。但纯如并没有躁郁症的病史。我买了很多与此相关的书籍，开始阅读。纯如没有太多躁郁症的症状。她很焦虑，担心克里斯托弗，对一个母亲来说这是正常的。
在我读那些有关精神疾病的资料时，一本书特别提到，用来稳定情绪的药物比如锂剂或Depakote（德巴金）应当与抗抑郁药物一同服用。我很纳闷，为什么纯如在服用Celexa的时候，医生不给她开这种情绪稳定剂。纯如自杀前几天，她去看的最后一个医生的确给她开了Depakote，但已为时太晚。
因为纯如不想让我们将她的状况告诉亲朋好友，我开始积极寻找全国性和本地的精神疾病患者互助组织。我立刻加入了圣克拉拉郡的全美精神病患者和家属联盟（NAMI）分会。我还获知，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经常有一个本地的躁郁症患者互助小组聚会。尽管我不相信纯如得了什么“躁郁症”，我仍关注这一疾病及其治疗方法，因为我不想放弃任何可能帮得上纯如的办法。
我怀着很高的希望跟纯如说起了这个互助小组的事，请她和我一起去参加会议。她一开始拒绝了，但在我的竭力主张下，她最终还是同意前去。那天是10月6日，星期三。我们开车到了帕洛奥图，在外观时尚的斯坦福购物中心前面找到了斯坦福心理学系大楼。原来，那个互助小组全部由躁郁症患者组成，是一个自助组织，与斯坦福大学和斯坦福医院完全没有关系。该组织向斯坦福大学借了大楼的房间。他们与斯坦福大学的唯一联系是小组的组织者。他曾经接受过斯坦福大学的著名躁郁症专家的诊治。路易斯维尔的医生也曾经推荐过这位专家。
这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首先，组织者和协办者说他们都患有躁郁症。他们服用过数不清的抗精神病药物，一次要吃六七种，最后他们不得不停用所有药物，住进医院，在监护下完全停药一段时间，接着又重新开始。听到这个信息，我们的心都凉了。然后，其他病人一个接一个地开始描述自己的症状和服用的药物。他们互相比较病例，但却不允许透露医生的名字或对其评头品足。我参加这个会议的初衷本来是打算多了解些如何应对纯如的抑郁症的信息。但在那里听到的却尽是来自病人的恐怖故事。似乎每个人都在同时尝试不同药物，但结论却是没什么用。这次会议令人失望透顶。
会议上，虽然纯如非常抑郁，但她却是一屋子人里面最清醒的一个，而且她问了许多非常有逻辑性的问题。当我们从会场离开时，纯如告诉我，她觉得很难过，因为在场的人都像“行尸走肉”一样，而听说医生居然会在没有明确证据显示药物确实有帮助的情况下给病人开那么多的药，纯如更是十分震惊。在去停车场的路上，纯如发誓说，她再也不想来参加这种会议了，而且她准备从那一刻开始停止服用药物。
我很后悔带纯如参加这个互助小组的会议，结果与我之前预想的截然相反。那天晚上，我非常不安，几乎自己也抑郁了。我觉得从肩膀以下全身瘫软无力，几乎无法呼吸。我想那大概是一次焦虑发作的征兆。我既担心又绝望，因为我帮不了纯如。
纯如尽量争取时间多和克里斯托弗相处，因为他马上就要动身前往伊利诺伊了。纯如推着婴儿车，和我们一道在堤岸上散步。我能看出她内心深处的挣扎。
10月9日，星期六，我们早上5点钟就起了床，送克里斯托弗搭乘前往伊利诺伊的早班飞机。出租车已经等在屋门口，天还没亮。克里斯托弗从温暖的小床上被拽起来，半睡半醒，不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事。纯如一早就起来了，站在那里看布瑞特把箱子一个接一个的搬出去，交给出租车司机，放在后备箱里。劳恩和肯收拾好了克里斯托弗大部分的衣服、玩具、书和心爱的毯子，都装在大袋子里。出租车的后半部分几乎被行李塞满了。纯如站在那儿，面无表情。她似乎在努力将自己从这悲伤的一幕中脱离出来。最后，布瑞特将克里斯托弗放进后排座的安全座椅，和劳恩坐在一起。他跳进前座，坐在司机旁。纯如绕着出租车转了一圈，来到克里斯托弗坐着的那一侧。她大力拥抱了一下克里斯托弗，用手轻轻地抚摸他的脸。她没有哭，克里斯托弗也没有。最后，汽车的引擎发动了，出租车消失在漆黑的晨雾中。
我们回到家，试图再睡一会儿，但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我到纯如家中去看她。所有的人一下子全走光了，现在就她一个人留在家中，我觉得我有必要陪陪她。
第二天是周日，因为克里斯托弗和其他人都离开了，纯如和我在堤岸上走了很长时间。那天艳阳高照。散步的时候，纯如一直很安静。我一路看着我们两个人的影子跟着我们的脚步移动。周围一片寂静，只有我们的脚步声。纯如不想说话，她很沉默，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心事中。
几天前，布瑞特经朋友介绍找到了一位精神病医师C医生。一开始的时候，C医生并不打算马上接诊纯如。当我从布瑞特那里听说此事后，我马上给C医生打电话，告诉他纯如是《南京大屠杀》一书的作者。这让他十分吃惊。他答应马上接治纯如。10月11日，纯如第一次去与C医生见面。布瑞特请我们带着纯如去看医生，因为那时候他还在伊利诺伊，来不及赶回来。于是，绍进和我陪着纯如去了C医生的办公室。
在办公室里，我交给C医生一份简要报告，内容有关纯如在路易斯维尔的情况和近来的发展。这是两个月里我向第三位精神病医生出示这份报告了。C医生非常坦率地对我们说，他对患者及其家人的原则是彻底公开。他强调说，任何讨论都应该当着患者的面进行。如果我给他发电子邮件，必须抄送给纯如一份。我能感觉到，C医生希望通过这一原则获取患者的信任。反思过去，我很怀疑，对于纯如这种情况，这一公开原则是否合适。因为我们无法在私底下跟C医生讨论有关纯如精神状况的极其重要的那些问题。C医生并不知道纯如总体上并不信任医生，也不愿向医生敞露心扉。这使得C医生无法给予纯如适当的治疗或诊断。
我一直跟纯如住在一起，直到10月12日晚上布瑞特从伊利诺伊回来。那天，我跟纯如散步到附近的邮局取信。去那儿走路只需20分钟。一路上，我试着帮纯如摆脱那些忧虑。我跟她提起她和纯恺上高中的时候都很喜欢的《指环王》系列丛书，希望可以分散她的忧伤，让她重新想起当年沉浸在阅读世界中的美好时光。纯如可以详细地描述霍比特人和魔戒的种种复杂故事情节，甚至是书中人物的名字和地点、情节。她的神志非常清醒，这令我很吃惊。
去过C医生那里之后，纯如仍坚持停掉所有的药物。互助小组的会议后，她从10月7日那天开始停止服用Celexa。她在电话里对C医生说，如果他坚持要她吃药的话，她将不再去他那里就诊。作为妥协，C医生劝说纯如继续去看门诊，然后再决定是否要逐渐减少Risperdal的剂量。我们所有人都劝纯如，要想尽快好起来，服药和心理治疗是必须的。如果她不想吃药，那么至少应当去接受医生的心理治疗。纯如同意了。回头看起来，这真是很讽刺：纯如自己不想服用药物，而全家人都相信医生，认为药物可以帮到她。
纯如每天都给劳恩打电话，问及克里斯托弗。有时甚至一天打两个电话。她在电话里跟劳恩一聊就是很长时间，问起有关克里斯托弗的各种细节。她非常想念克里斯托弗。
我一直在社区活动中心替纯如和我自己寻找健身项目，这样我们可以每天早上一起去锻炼。有人跟我说，圣何塞城中心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健身项目很不错。10月15日，我请纯如跟我一起去看个究竟。最开始的时候，纯如很犹豫，但在我的怂恿下，她跟我去了。从我们家到基督教青年会并不远，只有20分钟的车程。到了那里，我们走进大厅，服务人员给我们看了健身课程表，还让我们进去自己看他们的健身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