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得以长足发展，这是20世纪80～90年代最可称道的“学术盛事”，但其学科雏形却滥觞于70年代。当时，席卷整个70年代的译学潮流主要分为两支，一支重点以文学关怀为务，反对任何的理论预设、语言俗套抑或规则体系；另一支则极为关注语言问题，将所谓“科学”的模式引入自己的理论研究，同时摒弃任何反逻辑的成法与主观臆断。这两股潮流都将自己的研究“锁定”在“文本”上面，希冀借以展示本学派的方法论优势，同时又以怀疑的眼光审视对方既有的学术成就：后者认为文学关怀派缺乏科学的、精细的语言学分析，前者认为语言学派忽略了非科学的纯文学式的审美分析。70年代初，在比利时与荷兰，一群年轻的学者开始在这两股潮流的夹缝之中悄然崛起。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J·福尔摩斯，此人于1972年提出《译学研究的名义与性质》一文，在翻译理论界引起反响。该文断然摒弃当时所谓的翻译“理论”，认为这些理论仅只反映了作家本人创作的态度和理论，同时又否定了当时流行的翻译“科学”，认为这些科学不适于文学文本的细致研究。为此，他自造了一个新的字眼“Translation Studies”，将此作为新学科的名称，同时也区别于上述两大潮流及其学术旨趣。1978年，列夫维尔发表了《翻译：文学知识增长的焦点》一文，对当时翻译界所存在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清晰的勾勒。在文中，他将上述两大学派分别冠以“阐释学派”（hermeneutic）和“新实证主义学派”（neopositivistic）这两个不同的名称，认为二者之间所存在的敌意缘于双方各自的误解。在他看来，“阐释学派”对于翻译的态度主要体现在一些各自为政的思想家身上，这些人试图单枪匹马地去获取某些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效理论、真理或者语法形式，既无科学品格，又将自己的理论体系过分地依赖于300年前已过时的一些认识论假设，却又每每遭到其它学科理论新的诘难；而后者，所谓“新实证主义”则是现代翻译结构主义学派、篇章语法学家以及符号学家们奉为圭臬的研究策略，这个学派的特点是将内涵原本十分丰富的文学研究化约为只可用于某种科学研究的语言载体，其对于真理的追求完全建立在一些语言的“故实”以及搭配规则之上，现在看来已经沦为科学理性的奴隶。究其本质，这两种学派都只能强化各自的既得利益，却无助于文学知识的增长，无助于译学理论描写的渐次成熟与发展。因此，列夫维尔指出，译学研究应该调整理论焦点，转而将自己的研究植根于“元科学的进化观，而不是诉诸于逻辑实证观抑或文学阐释观”【1】。
应该说，以比利时/荷兰为发源地而诞生的译学研究最可称道之处就在于他们并不纠缠于所谓学科定义，而是从一开始就将注意力放到翻译程序抑或“意义”的传通方式之上，因此他们尤其关注多学科的方法论渗透以及历史个案研究。这种交互动态的研究方法和多学科视野使得研究对象灵活多变，而不是现实世界只可用于科学分析的某种静止的事物，也不是某种超验的高不可即的真理，只可借助某种神秘的方式才予以揭示。在他们的心目中，文本再现的认识论问题固然重要，但将文本作为文化的能产和所产品（the text as both produced and production）纳入研究视野也同样重要，因此，文本在某种文化之中的中介作用就不仅仅是意义的跨文化共时传通问题，同时也涉及其在多元历史语境与传统中的历时渗透，这样一来，译学的文化－历史视野便自然地成为这种研究的学理基础，从而引起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刻转向，并以其强劲的势头促成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整体推进。
毫无疑问，西方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及其范式变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突然形成的。就其根源而言，主要有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的理论滋养，然后又植根于比利时、荷兰与捷克学者的相应学术研究，为其铸造出应有的学术品格，拓宽了传统翻译理论的学术境界和研究视野，奠定了相应的学理基础、理论模式、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这才催生出目前在西方影响日盛的真正意义上的译学研究，而其范式递嬗则无疑是其中最具革命性的历史变革，终将对整个人文学科产生深刻的影响。
1.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的理论滋养
和比利时、荷兰与捷克学者的贡献1970年，荷兰学者福尔摩斯和哈安会同捷克学者波波维奇编成并出版文集《翻译的本质》，该书暗含现代派的理论萌芽，摒弃传统的文本静止观，转而代之以动态的能产观，除译学研究以外，同时也为后现代派对于语言本质的价值重估作出了贡献。不过，他们的理论却奠基于俄国形式主义诗学，从中他们获益匪浅。
从理论上讲，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的学术主张首先体现在以下这个方面，即他们特别关注文学事实，并且从中剥离出所谓的“文学性”同时加以定义，认为这种性质的研究及其研究文本都有自主性，可以区别于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史研究；由于这种观点的着眼点在具体的文学文本以及文本某些具体的特征，而不是一些有关文学与文学意义本质的形而上学教条或者所谓“深层结构”思辩，故此深契于当时翻译研究的理论主张，因而，早期译学研究的历史形成亦与此切切相关。比如，与上述主张相呼应，早期的译学研究也极为关注文本具体的表层结构特征，这显然与今天乔姆斯基和奈达重视深层结构及其生成成分之类的主张大相径庭。当时，无论是译学研究还是形式主义诗学都在自己的研究活动中实践着上述主张，同时又将这些主张用于文学性的分析界定，在学界别创新体，的确饶有新意。另外，形式主义诗学在使用某些主题概念（thematic concepts）的时候也将其用于次级层面，因而尤为关注成分概念（compositional concepts）。他们辩称，许多抽象的概念经由历史的传承往往一成不变，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要关注这些主题概念的表达方式，而不是别的。相比而言，当时的译学研究在主题概念的使用上与形式主义诗学如出一辙，所不同的只是前者已将这些概念从原来最基本的决定性层面溢出，转而注入在这些概念嵌入于其中的那些与文化和语言休戚相关的概念层面。当然，早期的译学研究也相当重视形式主义诗学的历史维度。和形式主义诗学一样，他们的研究注意将一些内在和外在的要素予以整合，并借此考察某一个具体的文本对于文学史的进化有何增益减损。实际上，当时的译学研究已经在源语文化和宿语文化两种传统中体现出了翻译文本的历时效果。他们还借鉴形式主义诗学最著名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ostranenie）手段来确定译本与其传统之间的关系，因而多有创见。同时，这些学者还拒绝关注意义，不关心原文意旨（此与奈达理论相左），也不准备为宿语文化的读者们提供便捷的文化消费品，这些主张无疑都直接导源于形式主义诗学及其有关理论。
不过，就译学研究的范式变革而言，对其影响最大的应该还是形式主义诗学的理论胸襟和学术品格，这是因为形式主义诗学总是以开放宽容的态度准备应对任何新的问题与挑战，他们非常强调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应该是渐进化发展的，同时，其方法论也可用于对其自身学术品格的解析。尤其是该派着意将历史进化观揉入自己的理论模式，这对译学研究的启示便是在内外两个方面用自己的理论，使其能够时时关注自身学科以及其它学科所不断提出的各种问题。因之，一种不断探索、不断进化发展和多学科综合渗透持续推进的精神从此便成了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学术特征。捷克学者艾依科森鲍姆（Boris M.Ejxenbaum）曾经这样写道：“我们并没有那种用来唾手可得却很僵化的体系。对于我们，理论与历史已经融合，融合在我们的主张之中，也融合在我们的实践里。历史已经给予我们足够的训练，假如没有历史，就很难想象我们还能做什么事情。”【2】可见这种精神已经深入骨髓，并相应铸造出了译学研究的现代学术品格。基于这样一种精神，当时有三位捷克学者列维、米柯和波波维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译学研究，因之能别创新意。列维的研究滥觞于俄国诗学语言学家雅格布逊和美国哲学家奎恩。承袭前者，列维将文本看作是符号网络内部的混合物，同时又将语言作为某种符码或语言成分集看待；因袭后者，列维遂尤其重视翻译意义的逻辑阐释。后来，米柯踵事增华，进一步提出了“表达范畴”（亦即表达特征或特性）。在他看来，某一特定文本的文体特征可以与用于该文学传统之中的相同特征建立联系，借此也许才可以更好地界定其表达特征，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历史分析我们才能理解源文本的功能，使得合理的翻译最后成为可能。波波维奇的研究始于前两者伫足之处，亦即用比较的方法揭示译本与原文之间的契合与差异。他首先承认，由于两种文化认知与审美价值之间所存在的内在差异，翻译过程所出现的减损、增益或变易都是必须而合理的。而后，他又拈出“表达的变易”这个概念对翻译过程进行详尽的分析。其主要的贡献在于他在从事这种研究时始终以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学规划为标准，并以此大大地拓展了译学研究的理论视野。综观三人的研究可以看出，在他们身上的确已经体现出相当宏阔的视野和可贵的学术风范，而正是靠着这种多学科的文化视野和内在的求索品格，当代译学的范式变革才有了扎实的学理基础和不竭的理论源泉。
2.荷兰学派的早期研究与范式变革
西方译学研究在其早期的学术递嬗过程中分别从捷克、比利时与荷兰学者身上汲取营养，除上述几位捷克学者以外，以福尔摩斯、勃洛克和列夫维尔为代表的荷兰学者也曾作过重大的贡献：福尔摩斯首先将翻译研究的新方法引进西欧，并最终完成了译学研究的体制建构；勃洛克首次从译学研究的角度讨论翻译中的等值问题；列夫维尔则以其对该派理论主张的深刻把握见长。与捷克学者相比，荷兰学派的早期研究主要体现出下述两点特色：一是弃规定重描写，其译学方法论建设同样也植根于俄国形式主义诗学；二是在将研究领域限制于现存具体译本的同时，该派的研究业已种下未来理论建构的萌芽，出于当时理论探索的实际需要，他们超越某种传统的桎梏，不仅关注某一种文本的“真凭实据”，也十分关心那些没有现存的文本形式、已被传统分析弃之一旁的各种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