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定不会合作的囚徒
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一位富翁在家中被杀，财物被盗。警方在此案的侦破过程中，抓到两个犯罪嫌疑人。斯卡尔菲丝和那库尔斯，并从他们的住处搜出被害人家中丢失的财物。但是，他们矢口否认曾杀过人，辩称是先发现富翁被杀，然后只是顺手牵羊偷了点儿东西。于是警方将两人隔离，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进行审讯，由地方检察官分别和每个人单独谈话。检察官说：“由于你们的偷盗罪已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可以判你们1年刑。但是，我可以和你做个交易。如果你单独坦白杀人的罪行，我只判你3个月的监禁，但你的同伙要被判10年刑。如果你拒不坦白，而被同伙检举，那么你就将被判10年刑，他只判3个月的监禁。但是，如果你们两人都坦白交代，那么，你们都要被判5年刑。
”斯卡尔菲丝和那库尔斯该怎么办呢？他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坦白或抵赖。显然最好的策略是双方都抵赖，结果是大家都只被判1年。但是由于两人处于隔离的情况下无法串供，所以，假设每一个人都是从利己的目的出发，他们选择坦白交代是最佳策略。因为坦白交代可以期望得到很短的监禁——3个月，但前提是同伙抵赖，显然要比自己抵赖而坐10年牢好。这种策略是损人利己的策略。不仅如此，坦白还有更多的好处。如果对方坦白了而自己抵赖了，那自己就得坐10年牢，太不划算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选择坦白交代，即使两人同时坦白，至多也只判5年，总比被判10年好吧。所以，两人合理的选择是坦白，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抵赖）和结局（被判1年刑）就不会出现。
假如他们在接受审问之前能够见上一面，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谈清楚，事情就好办了，他们一定会同意拒不认罪。不过，这个协定不见得管用。一旦他们被分开，审问开始，每个人内心深处就会对另一个人的选择产生怀疑，如果对方认罪，那么我不是要坐10年的牢吗？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应该采取较为稳妥的方案，那就是招供，因为这样，我最多被判5年刑。两个人都会这样想，结果，他们还是逃脱不了最终被判刑的命运，这就是博弈论里经典的囚徒困境的例子，又称之为囚犯的两难选择。
越聪明，得到的越少
博弈论本来是想告诉人们怎样变得更“聪明”，如何判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但恰恰是这个教人“聪明”的学问却告诫大家，做人不能太“精明”了，否则得不偿失，聪明反被聪明误，弄巧成拙。
假设有两个美丽的女大学生，一个叫雨荷，一个叫飘雪，她们互不认识，却各自在某旅游景点购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玻璃工艺品，经过几个小时的航空旅行，她们从云端降落在某国际机场，在检查行李的时候，她们发现行李中的工艺品由于运输途中的意外而遭到损坏，于是她们随即向航空公司提出索赔。因为物品没有发票等证明价格的凭证，所以，航空公司无法确定该工艺品的确切价格，公司内部的评估人员只能估计出其价值在1000元以内。后来，航空公司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分别告诉这两位漂亮的小姐，让她们把该瓷器当时购买的价格分别写下来，然后告诉航空公司，如果她们写出的价格不一样的，公司将按照较低的价格进行赔偿，并给予那个给出更低价格的诚实小姐以２００元的奖励。
航空公司的做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如果这两个小姐都是诚实可信的老实人的话，那么她们写下来的价格应该是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则必然有人说谎，可以认为申报瓷器价格较低的那个小姐应该相对更加可信。
但这却给两个小姐出了一道难题：她们可能都会这样想，航空公司认为这个瓷器价值在1000元以内，而且如果自己给出的损失价格比另一个人低的话，就可以额外再得到200元。
雨荷想，航空公司不知道具体价格，那么另一位小姐肯定认为多报损失多得益，只要不超过1000元即可，那么她最有可能报的价格是900元到1000元之间的某一个价格。那么我就报890元，这样航空公司肯定认为我是诚实的好姑娘，奖励我200元，这样我实际就可以获得1090元。
而飘雪也想，有句话说得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她有可能算计我，写低于900元的价格，那么我也要报复，就填888元。
而雨荷也进一步想了下去：估计她会算到我要写890元，她可能就填真实价格888元了，我要来个更绝的，我来个以退为攻的战略，我填880元，低于真实价格，这下她肯定想不到了吧!
接下来她们的想法就像下棋一样，关键是要能算得比对方更远，于是这两个极其精明的人相互算计，最后，她们可能都会填689元，她们都认为，原价是888元，而自己填689元肯定是最低了，加上奖励的200元，就是889元，还能赚了1元。
这两个人算计别人的本事是旗鼓相当的，她们都暗自为自己最终填了689元而感到兴奋不已。最后，航空公司收到她们的申报损失，发现两个人都填了689元，料想这两个人都是诚实守信的好姑娘，航空公司本来预算的2199元的赔偿金现在只要赔偿1378元就行了。
而两个人各自只能拿到689元，还不足以弥补瓷器本来的损失!本来她们俩可以商量好都填1000元，这样她们各自都可以拿到1000元的赔偿金，而就是因为互相都要算计对方，要拿的比对方多，最后搞得大家都不得益。
这个就是著名的“旅行者困境”博弈模型。
这个模型告诉我们一个博弈思想，做人不能够过于“精明”，太精明的人未必是真的聪明，有时精明过头了往往会变得更糟糕。当然现实生活中未必会真的出现这种超级精明的人，可以算到几十步以外，而作出自认为最终的最优策略。可能人们往往只能算计到中间某个价格，不至于会这么低，但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用人不疑：领导者这样冲出囚徒困境
乐羊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名人，他才华出众，品德高尚，但身为人臣，乐羊也时常遇到“囚徒困境”式的难题。
在战国的时候，将军乐羊奉魏文侯之命出兵讨伐中山国，而这时乐舒在中山国做官，乐舒是乐羊的儿子。两国交战，中山国利用乐羊之子，想迫使魏国退兵。为了能够争取民心，乐羊就对中山国采取了围而不攻的策略。
当消息传到魏国的时候，一些官员便纷纷向魏文侯告状，称乐羊之所以围而不攻，是为了保护他的儿子。魏文侯听了之后，并没有相信官员的谣言，而是立刻决定做两件事：派人到前线慰问部队；为乐羊将军修建新的住宅。
被围困已久的中山国国君眼看着已经没有突破敌人的方法了，只好杀死了乐舒，煮成肉羹，送给乐羊。乐羊说：“乐舒帮昏君做事，死如粪土。”随即下令攻城，中山国灭，国君自杀。
乐羊得胜回朝后，还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沾沾自喜。文侯命人拿来了两只箱子，让乐羊看。乐羊打开之后，发现全是揭发他围城不攻的奏章。乐羊什么都明白了，激动地对文侯说：“没有大王的明察和气度，不但破不了中山国，我乐羊早成为刀下之鬼了。攻下中山国并非我的功劳，大王排除各种杂音，彻底相信我，因此这份得胜的功劳应当算在大王您的头上！”
魏文侯高兴地对乐羊说：“既然我派你去攻打中山国，支持你、相信你那是必然的，无论怎样，这次能够攻下中山国你的功劳是无人可比的。”
随后，魏文侯重赏了乐羊。
从这个故事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乐羊和魏文侯两人之间所存的博弈关系。
先看乐羊，他受了魏文侯的重托攻打中山国，而刚好他的儿子在中山国，这里就需要乐羊对彼此利益的权衡了，最好的选择就是攻打中山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全自己的利益，这也是最好的结局。
再看魏文侯，他派乐羊讨伐中山国时，正好乐羊的儿子在中山国做官，而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人纷纷告他的状，如果魏文侯听信了他人的状告，把乐羊治罪，就会影响他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是得不偿失的。所以，魏文侯没有这么做，而是充分信任乐羊，皆大欢喜。
因此，领导者要信任下属，此其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信任下属才能够发挥出他们的智慧。能够信任下属、依赖下属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只要领导的动机是纯正、真诚的，那么其下属肯定会报之以礼，待之以诚。
价格大战等于集体自杀
小罗在市里一条步行街上开了一间书店，开张三个月后，生意还算不错。可惜好景不长，一个姓裴的商人很快就在街角也开了一间书店，一份生意两家做，自然就没有当初那么赚钱了。小罗气得直跳脚，发誓一定要让对方生意做不下去。他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吸引顾客的办法：打折。小罗书店的玻璃上贴出了一张宣传单：本店图书除教材外，一律八五折!这之后，书店的生意果然红火了几天，不过裴某也很快想出了对策：本店图书一律八折。小罗一狠心，又贴出了告示：本店部分图书七五折，凡购书满百元者赠送精美礼品!就这样，两家书店打起了“价格战”，两个老板见到对手眼睛就冒火。两个月后，小罗拿起计算器一算账才发现，两个月来，劳心劳力却利润微薄，几乎成了赔本买卖。
可想而知，他的对手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样争相压价，必定两败俱伤。
再比如，格兰仕与美的就小家电收购一事曾大打口水战，引起一段同城恩怨。说起两家的恩怨，可谓源远流长，当年格兰仕进军空调行业时宣布要做中国空调的制造大王，而空调恰恰是顺德空调行业老大美的的拳头产业；同样，美的小家电也进入了微波炉领域，并且做到了全国市场第二，紧跟在格兰仕之后，而微波炉也是格兰仕的核心产业。两家都把对方进入自己的核心产业领域看做是对自己的侵犯。于是，仇恨就此形成。其实，不光是格兰仕与美的之间互相视为仇敌，同在顺德的万家乐和万和之间亦常常兵戈相见。青岛的海尔和海信之间、合肥的美菱和荣事达之间，都发生过类似的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恶性竞争。
20世纪90年代的彩电价格大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大家为了争霸而起，当年的长虹举起价格屠刀，大杀四方，随后创维、TCL、康佳等企业也不甘示弱，纷纷跟进，一时间烽烟四起，最后，大家都无钱可赚，彩电行业成为夕阳行业。
这样的事件，让已经“跨世纪”的我们仍然感到遗憾。
读了以上案例，我们自然会联想到本章第二节中的两个女孩竞相为工艺品压价的故事。其实无论是两个书店的老板，还是上文提到的电器产业，无不陷入了博弈中的囚徒困境，他们的案例模式，与由囚徒困境演化而来的“旅行者困境”类似。
它给人们的启示是：价格大战不是企业制胜的法宝，而是伤害了竞争各方的双刃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