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不证明真理，”歌德说，“他们也绝对无意于此，而想证明的只是自己的想法。因此，他们也就隐瞒所有能揭示出真理和表明他们站不住脚的实验结果。
“再说那些学生，他们当中是否有谁为的是探寻真理呢？他们也跟其他人一样，只要在讨论时能就事论事地插得上嘴，就心满意足啦。全部就这些。人哪原本这德性；一当湖面结冰了，立刻就成百上千地涌过去，在那光滑的表面上嘻嘻哈哈寻找乐子。可有谁想得到考察一下湖有多深，冰面下边游来游去的是些什么鱼？尼布尔最近发现了罗马与迦太基之间很早以前签订的一份通商条约，从中发现李维斯写的罗马民族早期历史纯属臆造；那份条约表明，罗马很早就处于一种要比李维斯写的发达得多的文明状态。可是，如果你以为这新发现的条约会引起传统罗马史教学的大变革，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只要想想那结了冰的湖面就明白了；人啊就这德性，我算是领教了，就这个样子，不会变的哦。”
“不过，”我道，“您不会后悔写了这部《颜色学》；要知道通过它您不只为这门精妙的学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还树立了一个科学研究的样板，别的人在研究类似学科时永远可以遵循的样板。”
“尽管为写《颜色学》我投入了半生的精力，”歌德说，“我也一点都不后悔。也许我因此少写了五、六部剧本，如此而已；在我之后能写剧本的人还多的是。
“不过你说得对，我也认为我是干得不错，方法适当嘛。用同样的方法，我还写过《声学》；还有我的《植物形变论》，也是建立在同一的观察和推导方法的基础上。
“我写《植物形变论》的情形颇特别，就像海歇尔完成他的那些发现一样。海歇尔当初是穷得连望远镜都买不起，不得不自己动手造一台。可这却成了他的幸运，因为他自制的这台比别的所有望远镜都好，他用它完成了自己伟大的发现。我只是凭经验闯进了植物学。我现在还记得，当初学到植物的性别区分我已感觉漫无边际，没有掌握它的勇气。这促使我在自己的路上摸索前进，寻找所有植物毫无区别的共有的东西，结果就发现了植物形变的规律。
“进一步探寻植物学的奥秘，就根本不是我的事喽，我留给其他高明得多的人去完成。我的人物仅仅是，把许多个别的现象归纳为一条普遍适用的法则。
“矿物学也一样令我感兴趣，只不过是在两个方面：首先在于它巨大的使用价值，其次，我想在其中寻找到原初世界形成的论据；魏尔纳的学说使人产生了这样的希望。可自从这位杰出人物逝世以后，该学科领域内就闹得天翻地覆，我于是不再公开跟着往前走，只是私下里仍坚持着自己的信念。
“在《颜色学》的范畴里，我而今还面临着研究虹的形成的任务，这是我首先要进行的课题。它可是困难极了，不过我仍希望能够完成。正因为如此，我很高兴今天能与你一块儿重温我的《颜色学》，并且借助你对此事的关注，唤回我对它的新鲜感觉。
“对自然科学我做过相当广泛的尝试，”歌德继续说，“只不过研究的方向始终仅限于我所在地域的周围，并且能够用感官直接把握的那类事物；因此我就从来不搞天文学。搞天文学仅靠感官已经不够，而必须使用仪器、运算和力学；这些都要求人一生从事，已非我所能办到。
“我在力所能及的研究中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这得归功于我正好生活的时代；这个时代自然科学所完成的伟大发明发现，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加丰富。我还是小孩子，就接触到了弗兰克林当时刚刚发现的电学原理。接下来是我直至目前的整个一生，都见证着一个发现接着一个发现；这不仅使我早早地倾心于自然界，而且令我始终保持着探索自然的激情冲动。
“在我所开辟的一条条道路上，眼下也取得了连我本人都预料不到的进步；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迎着朝霞走去的人，会惊讶突然面对初升旭日的万道金光。”
就这个话题，歌德满怀敬仰地提到的德国人有卡鲁斯、达尔顿和科尼斯堡的。
“只要在有了正确发现之后，”歌德继续说，“人不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我就满意了。要知道人类需要有正面的东西代代相传，如果正面的东西同时又是正确的和真实的，那就太好啦。因此希望搞自然科学的人首先动机纯洁，然后坚持正确的东西，在可实际把握的范围内做完一切之后别再玩什么超验。然而人哪，就是不能安静安静，一不留神，又已经搞得乱七八糟。
“现在不又在挑“摩西五经”的刺儿了吗？如果说那种否定一切的批评有害，那么危害最烈的莫过于对宗教；因为这儿一切全建立在信仰上面，一旦信仰失去了，就不可能再找回来。
“在文学范畴否定一切的批评不那么有害。沃尔夫把荷马说得一无是处，可对《荷马史诗》却未伤毫毛；须知此诗有着北欧神话的英烈堂里的英雄似的神力，早上才被碎尸万段，中午又会四肢健全地坐在餐桌旁。”
歌德谈兴极高，我真幸运，又听他讲了这么多重要问题。他说：
“咱们只需在正确的道路上静静往前走，别的人则让他们走自己的路；这就再好不过。”
1827年2月7日，星期三
（莱辛的不幸与伟大）
歌德今天骂了某些对莱辛不满的批评家，说他们对他提出的要求莫名其妙。
“他们把莱辛的剧作跟古希腊悲剧作比较，因此认为它们很差劲，很蹩脚；这叫我说什么好呢！—— 这位杰出人物不幸只能生活在一个可悲的时代，这个时代没有更好的素材提供给他，他只能写他剧本里处理的那些东西！—— 他不幸在他的《明娜·封·巴尔恩海姆》里只能插手萨克森与普鲁士之间的争斗，因为除此找不到更有意义的题材！—— 还有他不停地与人论战，不得不论战，也是因为他的时代实在卑劣。他在《爱米利亚·迦洛蒂》里将矛头指向君王，在《智者纳坦》里将矛头指向僧侣。”
（关于开凿巴拿马运河）
在歌德家进餐。—— 他谈了许多关于亚历山大·洪堡的话，对他大加赞赏。他刚开始读洪堡的古巴和哥伦比亚旅行记，洪堡关于开凿巴拿马地岬工程的观点似乎令他特别感兴趣。他说：
“洪堡作为富有专业知识的行家里手，还提出了另外一些开凿点；在这些地方可以利用注入墨西哥湾的河流，也许比在巴拿马地岬更便于达到同样的目的。这一切都是未来的事情喽，就留给有雄心抱负的后来人去完成吧。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样一条运河一旦开凿成功，任何吨位的客轮货轮都可以从墨西哥湾通过运河直接驶入太平洋，由此而对于整个文明人类产生的好处将不可估量。要是美利坚合众国从手边白白放过了这样一个工程，我可就太惊讶啦。可以预见，这个急欲西进的年轻国家，在三四十年间还会在落基山脉以西占据大片土地进行殖民。—— 还可以预见，太平洋沿岸原本已拥有许多宽阔而安全的天然良港，将来还会逐渐崛起一个又一个大商埠，成为沟通合众国与中国包括东印度之间贸易的中介。到了那时，美国的商船和军舰在东西海岸之间迅速往返，而不像迄今为止那样既费时、无聊又花钱地绕道好望角，就不单是人们的希望，而已经成为必须。我重申一遍：对于美利坚合众国来说，为自己开凿一条从墨西哥湾直达太平洋的通道，绝对势在必行；我并且深信，它能够成功。
“我希望活着见到这一天，但我办不到。我还想经历和见到的是，在多瑙河与莱茵河之间，建成一条运河。不过这一工程同样浩大，我怀疑能否完成，特别是考虑到德国的资金情况。最后也是第三，我希望看见英国人有一条苏伊士运河。这三大工程我都想经历，为此而再活个五六十年，我想即使苦撑苦挨也是值得的。”
1827年2月16日，星期五
（温克尔曼好比哥伦布）
我告诉歌德，近些日子我读了温克尔曼的《论对希腊艺术品的模仿》一文，并且承认在读的过程中常有一种感觉，仿佛温克尔曼当初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他所谈的东西似的。
“你说得正确，”歌德回答道，“我们发现他有时像在摸索；不过呢，他的伟大在于他的摸索总有一个指向；他就像哥伦布，他尽管还没有发现新大陆，可意识中已经朦朦胧胧地呈现出了一个新大陆。你读他的书学不着什么，但将变为什么。
“迈耶尔现在又进步了，对艺术的见解已经登峰造极。他的《艺术史》堪称不朽之作；然而他不会有今天，如果他青年时代没有师承温克尔曼，在温克尔曼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这里又一次看出，一位伟大的先行者作用多么大；好好地继承先行者的遗产，意味着什么。”
1827年3月21日，星期三
（亨利克斯论希腊悲剧）
歌德给我看亨利克斯写的一本论希腊悲剧本质的小册子。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这本书，”他说，“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亨利克斯特别仰赖的是《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这两出戏。这本书很值得注意，因此想让你也读一读，然后我们可以讨论讨论。我呢根本不同意他的观点；可尽管如此，了解一位受过彻底哲学训练的人从自己学派的特定立场出发如何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对我们却极富教益。今天我不再讲什么了，免得影响你的思考。拿去读罢，你会发现，在读的过程中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想法。”
1827年3月28日，星期三
（德国哲学家晦涩难解的语言；希腊悲剧的基本要素）
我抓紧读完了辛利希思的书，今天把它送还给歌德。为了充分把握讨论的题目，我还把《索福克勒斯全集》重读了一遍。
“喏，你觉得他怎么样？”歌德问，“他击中了要害，不是吗？”
“读这本书我感觉特奇怪，”我说，“还没有哪本书激起过我如此多的思考，同时也没有哪本书像它似的让我经常产生反感。”
“正是这样啊！”歌德说。——“相同使我们宁静平和，而矛盾却使我们富有创造性。”
“他的意图在我看是极其可敬的，”我道，“再说，他决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不过呢，他经常完全沉迷在了细微的和内在的方面，而且是以一种如此主观的方式，结果便不但失去了对个别事物的正确认识，也失去了对全局的观照，进而也使读者陷入不得不对自己和题材施以强制的境地，否则就没法和他想法一致。我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感觉，仿佛自己感觉器官太迟钝，所以没法理解他那些异常敏锐微妙的区分。”
“设若你也受过跟他一样的哲学熏陶，”歌德讲，“那情况就会好一点。可是恕我直言，我真感到遗憾，辛利希思这样一位北德海滨的无疑是生来强壮的人，竟让黑格尔的哲学调教成了这副德行，不但磨掉了天生的无拘无束地观察和思考的能力，还养成了一种笨拙而矫揉造作的思维和表达方式，以致他书里常常有些叫人完全莫名其妙的地方，搞得你不再知道读的什么东西。”
“我的情况也一样，”我接过话头，“不过我高兴有时也碰见一些极有人情味和清晰明朗的地方，例如他对《俄底修斯》的剧情转述。”
“这里他自然必须严格地就事论事，”歌德指出，“可在他书里还有不少地方，他的思维不再移动不再前进，而是任其晦涩的语言要么原地踏步，要么老是在同一个圈子里打转转，完全跟我《浮士德》里的女巫九九表一样叫人摸不着头脑。 请把书再给我看看。他谈合唱队的第六讲，我几乎完全没读懂，例如 ……
“我想够啦！—— 叫英国人和法国人对咱们哲学家的语言怎么想呢，如果连我们德国人自己都读不懂它们？”
“不过无论如何，”我说，“对有一点咱们意见一致，就是这部书的根本立意还是高尚的，也有着启迪思维的性质。”
“他关于家庭与国家的思想，以及在两者间可能产生悲剧冲突的思想，”歌德说，“毕竟还是可取和有益的；只是我不能承认，它是理解悲剧艺术最好的思想，更别提唯一正确的思想。
“诚然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家庭里和国家里；难得有一种悲剧命运落到我们头上，不因为我们是这两者的成员。但是，即使我们仅仅作为家庭的一分子，或者国家的一分子，我们仍然能够很好地成为悲剧人物。因为归根到底，是否悲剧关键只在于冲突无法解决；不管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只要它具有真正的自然基础和悲剧的潜质，就会产生出无法解决的冲突。例如阿雅斯毁在受伤的自尊心这个魔鬼手里，赫库勒斯毁在嫉妒这个魔鬼手里。 这两个例子丝毫不存在家庭伦理和国民道德之间的冲突，可按辛利希思的说法，这样的冲突却是希腊悲剧的基本要素。”
（演员应学习造型艺术家；戏剧对民族精神的影响）
晚上在歌德家，与他谈起昨晚演出的《伊菲根尼》，提到柏林皇家剧院的克吕格尔先生所客串的俄瑞斯特一角，博得了许多的喝彩。
“这出戏很难演啊，”歌德说，“它有丰富的内心生活，却缺少外在表现。难就难在要把内心的生活表现出来。强有力的手段倒是不少，全都产生于作为悲剧基础的各式各样的恐惧。印出来的文字只是生活暗淡的反光，在我创作的时候，生活却在我心里汹涌激荡。演员可就得带领我们，让我们寻找到诗人面对题材时胸中燃起的激情之火。我们希望感受清新的海风吹刮，希望目睹魁梧强壮的希腊英雄，目睹他们遭受千百种困厄和危险的惊吓、压迫，激昂慷慨地说出自己心里的话。我们才不要一些感觉迟钝的戏子喽，这种人只能背诵角色的台词而已；更不要那些连角色也不能胜任的家伙。”
…………
“演员就该向雕塑家和画家学习，”歌德继续说，“例如要他扮演一位希腊英雄吧，他就必须好好研究一下那些传承给我们的古希腊雕塑，好好记住这些雕像的坐姿、站姿和行走姿态，并领会其魅力究竟在何处。
“光研究雕塑的体态还不行。他也必须勤奋研读古代和现代最杰出的作家，以大大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这不只能帮助他更好地理解角色，还将使他的整个气质、整个风度变得高雅 …… ”
谈话转到一般的戏剧作家，谈到了他们对广大民众产生的和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
“一位伟大的剧作家，”歌德说，“他如果既富有创造力，又思想高尚、博大，并能使自己的思想贯穿所有的作品，那他就可能把剧作的灵魂变成民族的灵魂。我以为，这是一个值得付出辛劳的事业。高乃伊就产生过足以造就英雄心灵的影响，这对正好需要一个英雄民族的拿破仑非常重要；所以他说，要是高乃伊还活着，他就要封这位剧作家当国王。因此，一位了解自身使命的剧作家就应该不断提高人格修养，以使自己对民众产生的是良好而高尚的影响。
“我们应该学习的不是同时代的作家和竞争者，而是以往时代的伟大人物，他们的作品历经数百年而价值不减，光彩依旧。一个真正资质非凡的人自发地就会感到学习古人的需要；而这种与伟大先辈交流的需要本身，反过来又是一个人禀赋超群的表现。要学习莫里哀，要学习莎士比亚，但首先要学的是古希腊人，永远是古希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