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蒙巴萨落日（下）
**
“我每周六有一项固定的工作行程，就是护送中方的工作人员乘公司大巴到坎帕拉购买日常用品，以及去银行给在中国的家人汇款。有一次，一个工人在超市里不见了。”
李东安让另一个安保先护送大巴回基地，他则在附近寻找走丢的工人。李东安会说一些简单的斯瓦西里语，他向路人询问是否有看见一个中国男人。其实李东安大概知道那个工人去做什么了。超市附近就是东非最大的大学之一，马凯雷雷学校。这里算是坎帕拉的市中心，有不少来此做生意的外国商人，而这所大学的后巷里，站着的就是出来为外国人卖春的乌干达女大学生们。他知道那个工人是去买春了，但他没想到，那个工人却因嫖资问题没谈妥，而一怒之下推倒了那个女学生，女学生的头撞到墙上，当李东安冲过去时，她已经快不行了。李东安抱着那个瘦弱的非洲女孩去了医院，可半路上她就断了气。那个工人跟在李东安身后哭哭啼啼地发着抖。
“乌干达政府不想招惹中国金主，他们同意把那个工人引渡回中国进行审判。”李东安至今还记得那个年轻的乌干达女孩临死前眼中的恐惧，和她颤颤巍巍地紧攥着李东安前襟的小手，“可是当地人很不满意。有个叫‘人民行动局’的民间武装组织盯上了我们公司。”
事件发酵了几个星期后，一个夜晚，一群当地人持械冲进了中国工人居住的建筑基地。
“我们民间企业虽然能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但我们中方的安保人员是不可以配枪的。我手上只有刀。”
民企的华人老板自己私藏了一把猎枪，他不肯交出来给安保使用，而是抱着那把枪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将门反锁。李东安和其他华人安保几乎是用命在守护基地里的工人和家属。一个抓着刀的乌干达孩子冲向了李东安，那孩子太小了，似乎只有七八岁，李东安看着他犹豫了一下，那把刀便捅进了李东安的侧腰。
“我们不知道那把刀是不是插进了我的脏器里，因此没有人敢将它拔出来。”
乌干达政府军队在十七个小时后才姗姗来迟，那把肮脏而生锈的刀也在李东安的身体里停留了十七个小时。而这十七个小时里，他依然在奔跑、在战斗、在抵抗那些杀红了眼的民间武装。
“等我被抬上军队的皮卡时，我才开始害怕。”李东安说这句话时轻轻地发着抖。
当地军人把刀拔出来了，却没有针线缝上，最后只能用热铁把伤口烙上。
高梓淇在听到李东安的故事时，她震撼地说不出话。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那些幼稚的感情、那些无聊的青春期情愫、那些家人之间的矛盾，似乎在李东安所面临的生死问题前，都不值一提了。
李东安在坎帕拉的医院躺了一个多星期，但破伤风打得太晚了，伤口已经开始溃烂，李东安高烧不断。乌干达的医疗水平太差，李东安很快又被送到了肯尼亚，在蒙巴萨的一家华侨医院里，他才终于接受了有效的治疗。等他能自己下地行走时，已经过去了快一个月。
那天，李东安从医院缓缓步行到了蒙巴萨的海港，港口千帆树立，展现了东非最忙碌而繁荣的一面。他顺着沙滩往前走，金色的夕阳铺撒在沙子上，照着他暖融融的。就在这一瞬间，他忽然看到码头拉纤的劳工队伍中，有一个黄皮肤的男人。那个男人在非洲当地人中看起来那么突兀，但他身上破烂的裤子和脏污又使他和当地人融成了一体。
“他是我爸爸。”李东安说。
李东安全身都僵住了，他站在沙滩上眺望他的生父。男人肩膀上沉重的绳索摩擦着早已不再光滑的皮肤，他嘴里喊着斯瓦西里语的纤夫的号子，踩着浪花，将一艘不慎搁浅的沉重的巨轮向港口拖去。
李东安曾经听闻，那批去美国偷渡的华人里，没有一个最终到达纽约的。蛇头的渡轮进了蒙巴萨港口，却没能为他们找到一艘大到足够跨越大西洋的船。有一群人拒绝登上小船，便留在了蒙巴萨。而另一群登船的人，则被藏在了小船的舱底，几十天来，他们没有食物、没有水，内斗不断，有人抠下船舱生锈的铁皮自卫，但最终抵达纽约港时，所有登船的人都变成了投入大西洋里的一具具尸体，此事还上过纽约的报纸，若不是尸体认领中没有他父亲的名字，李东安早以为父亲死在了那艘跨洋小货船里。而被蛇头留在蒙巴萨的人早在从泰国登船时便被蛇头要求撕了护照，他们既无法回国，也无法去美国，他们被永远留在了这里。
一直到夕阳彻底消失在海岸线上，纤夫们才完成了他们的工作。李东安就那么一直僵硬地站在沙滩上，看着他的父亲从海水中爬起身，看着他的父亲从当地工头那里领了一份微薄的薪水，看着他的父亲和当地人打着招呼告别，看着他的父亲逐渐消失在了蒙巴萨的夜幕里。
“我没去找他。我的伤口太疼了。我没办法……”李东安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的伤口太疼了。”
高梓淇推开了桌子，把李东安抱紧了怀里，李东安把头埋在她的颈窝里，她能感受到衬衫的领口湿湿热热的，或许是李东安破碎的喘息，也或许是李东安的泪水。
“让我看看。”高梓淇轻声说。
李东安伸出一只手，慢慢撩起了腰侧的卫衣。当高梓淇热乎乎的小手抚上他被处理得乱七八糟的伤疤时，李东安忽然明白了钟岳华对他说的那句话——这个人对你的人生也很重要。
高梓淇勇敢地入侵了他，毫不客气地打开了他，而现在，他也终于可以向这个比自己小了十岁的女孩诉说自己从来不和任何讲的秘密。
伤口光是草草烙上是不行的，得打开、重新缝合，才能治愈。
“李主唱，在你跟我讲这些前，你知道我想跟你说什么吗？”高梓淇依旧抱着李东安，“我觉得我对你来说是个无足轻重的存在，我想离开你……”
李东安紧紧地抱住了高梓淇，他的面颊依旧埋在小姑娘的颈窝间，他打断了高梓淇的话，短促地凑出一个字：“别。”
几个月来的焦虑、继父的病情、几周的集中营般的节目摄制，以及刚刚的情感释放，都瞬间积压在了一起，李东安到达了临界点，他对高梓淇说：“你很重要。”
高梓淇轻轻将李东安推开了一些，她笔直地望向他的眼睛，严肃地问他：“那你是在给我承诺吗？”
李东安的睫毛湿湿的，他眨动了一下眼睛，身体与高梓淇抽离了一些，但手却仍旧紧紧抓着她的衣服。
“我不知道……”李东安有些慌张，节目还没有录完，乐队还没有成熟，他继父的医疗费用尚未解决，现实生活的那些眼前的苟且他还没能解决干净……他看到高梓淇的眼神中的失望——这样的眼神刺痛了李东安，仿佛李东安的名字刺痛了他的生父。
高梓淇仿佛就像一个沙漠里疲惫的旅人，每当她快要干渴到放弃了，李东安就丢给她一个水囊——不是绿洲，也不是甘霖，就是一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水囊罢了——这足以让她活下去，却让她活不好。
高梓淇觉得憋屈，她深吸了一口气，回答：“我可以再给你点时间，但你要快点给我个答复。因为如果你太慢了，我就不等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