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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创业坎坷

史玉柱谈创业:良心和财富

关于1997年1月巨人集团危机出现时的资产、负债状况,史玉柱在复出之后向媒体作了详细说明:

我先说负债:香港1亿楼花,国内5000万的楼花,这是1.5亿。然后是经营中的负债,有几种,一种是当时生产保健品的原料供应商,其中一种是我们拖欠人家的,还有的是进二结一的,就是把下笔原料给我,把上笔原料结清,当时行规,一般都是这么做的。

这样累积起来——因为还有些其他的,包括电脑,这一块有1亿左右。这样负债一共是2.5亿。

我的资产是这样的:巨人大厦,审计结果是1.7亿,当然什么都在里面了。土地的钱,我们是交清的;设计费,1000多万港币;工程费。

还有一块资产,我们有1万平(方)米的办公楼,是自己的产权,这一块连买带装修,花了5000多万。这已经是2.2亿了。

我们还有3亿多的应收款。

一般运作,我跟原料供应商是进二结一,我跟代理商也是进二结一。正常情况下,这个问题暴露不出来。

3亿应收款里面有1个亿是进二结一,一直信誉很好的,不会出问题;另外两亿跟管理相关,讨起来是有难度的,不能全部讨回来,但力度大一点,打打官司,就能多回来一点。

这样一算,我的资产从账面上看并不是太差的。

媒体一说巨人破产后,情况就变化了,你欠别人的,一点都赖不掉了,人家都追上来了;别人欠你的,他以为巨人破产了,不给你了,至少他跟你拖,而这个债务只要拖满两年,*(从)法律上(讲)你就不能追了。

所以应收款这块就掉了。

但是那时候的史玉柱已如一头困兽,他称:

那个时候困难呀,我们连打官司的钱都没有了。打官司要先交一笔钱。

危机来临之时,史玉柱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破产,但是破产政府是不会同意的,因为巨人当时的知名度是非常大的,现在可能体会不到, (当时)珠海最出名的企业就是巨人,如果巨人破产了,那对珠海的投资环境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我们跟政府官员谈(破产),政府不同意,说破产的事不能谈。因此我们后来就没有走破产的路,但是我们也救活不了,就说拖着吧,也只有这条路了,一拖着,我们也就没什么事干了。

对于“提请巨人破产”这个问题,史玉柱表示:

关于破产,我想强调一点,即使巨人破产,我个人也要还老百姓这个钱。曾经有债权人想提请破产,后来又没有提。因为巨人就剩个巨人大厦,进入破产程序大厦就要拍卖,拍卖是拍不出多少钱的,因为全要现金,再扣掉律师费,他一算拿不到多少钱。

史玉柱信誓旦旦地说:“即使巨人破产,我个人也要还老百姓这个钱。”当时,这句表白早已被外界的各种声音淹没,没人相信他能还得起这笔钱。

我第二次匆忙创业抱的最大目的就是要还钱,把旧债还清。创业时期,我就跟手下的人讲,我们最大的目的就是还钱,这老百姓的钱我一定要还,我现在年纪还不算大,还想再做点事,不愿一直背着这个污点,除非我自己将来甘心只当一个小老板。

对于有媒体说,“从法律的角度看,史玉柱应该承担所有的债务”。针对这种说法,史玉柱澄清说:

巨人是1992年注册(的),那时还没有公司法,所以也就没有有限责任这个词。那时我不是公司股东,以前的企业是集体所有制注册,集体所有制企业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在1996年的时候,我以个人的名义把股份从当地政府买了过来,这才成为有限责任公司。既然是有限责任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按法定的程序,公司破产以后,公司的债务,我的确可以不还。当时公司注册资金只有2225万(元)。企业破产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债权申请,另一个是股东申请,按规定必须受理,我们没有提出任何申请。当时真正的股东有3个。

2000年8月26日,沉寂多年的史玉柱首次亮相于《对话》栏目。“重出江湖”的史玉柱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一定要偿还老百姓的血汗钱。

2001年2月,史玉柱开始还债。

当时我有个10年计划。10年之内还清老百姓的钱,一年攒1000万(元),至于说能否提前我心里有底,但提前多长时间我不知道。

原央视著名主持人方宏进曾问过史玉柱这样一个问题:“很多人都在猜,你是当初跌到谷底时就已经下定决心要还钱,还是等到脑白金卖到一定程度,觉得有能力还了,才开始还钱的?实话实说。”史玉柱在深思了一会儿之后回答说:

我1997年夏天时是最胖的,当时巨人救不活了,人非常轻松,精神最好,还钱是我公开承诺过的,但那时候没有时间表……后来脑白金做起来了,我才开始考虑钱什么时候还的问题。

同时,史玉柱表示,还钱时并没有担心赚得还不够,他表示:

脑白金1999年已经有相当规模,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还相当低调,实际上我们着手还钱的时候,手边已经有那么多钱了,当时把这笔钱从公司里抽走,公司(还)能照常运转。

在《对话》栏目中,企业界的女强人张树新对史玉柱的还债做法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她说:“财富没有良心,人才有良心,假如人们今天赚钱一定要牺牲良心才能获取财富的话,那么财富就一定有原罪。如果我们再去赚钱的话,一定是在良心和财富之间作了一个平衡。”

脑白金的“滋补”

2001年,在还钱后,有媒体曾向史玉柱发问,还老百姓的这1.5亿的钱具体是从哪里来的,史玉柱也没有保留,他坦率地说:

4000万元是向上海像谷集团吕抬涛借的,1.1亿是上海健特公司做脑白金的利润。上海健特公司一下子支出这笔钱,应该承认目前资金很紧张。

而当时,脑白金问世才两三年,能有这么多的积累?史玉柱的回答是:

今年(2001年)1月份,脑白金销售额超过2亿元,也许创造了中国保健品市场单一品种月销售额纪录。去年(2000年),脑白金销售了13亿元,缴纳税款1.2亿多。不久前徐汇区表彰“纳税大户”企业,做了一批水晶玻璃“百万元纳税企业”、“千万元纳税企业”的奖牌,没有做“亿元纳税企业”,颁奖时,有人开玩笑说,上海健特公司恐怕应该领12只水晶玻璃奖牌了。

巨人大厦“倒塌”后,史玉柱虽然痛苦,但不茫然,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直在不停地思考。

我熟悉的领域就两个,一是电脑,二是生物工程。电脑业那个时候要白手起家已经很困难了,投入很大,而且销售额也许容易做起来,但利润很难做起来。

我将来想定位在生物制药上,非处方药。我们现在已经在着手这一领域的研发,包括一些尖端的领域,比如基因。我们的特长有两个,一个是营销策划还说得过去,另一个是还有待进一步建立的,就是研发。

当时,史玉柱的一位老领导来看他,问他的打算,他清清楚楚地告诉对方,自己想继续从事保健品行业。这位领导并不认同,他认为史玉柱可能是太想还债,以至于昏了头。因为在当时,中国的保健品市场上已经有众多知名品牌,人们都认为这个市场已经饱和。但史玉柱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当年,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保健品市场远未饱和。

当初巨人失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们不该放弃IT去搞生物制药,可是现在我和IT界的企业家聊天,没有一个说我走错路的。

对于生物科学的价值,史玉柱认为:

生物技术发展的速度很快,有很多机会,就看谁把握得住。现在基因还很神秘,可能3年后,生活中就有基因技术形成的产品了。我们很难跟国外大公司全方位竞争,但是可以集中火力,寻求局部突破。中国并不缺人才,缺的是钱,而基因研究不需要多庞大多昂贵的设备。前不久中国人在武汉做的基因测序,并不比国外差。我们也不排除合作、购买的方式,但你一定要介入,一定要懂,才能发现和把握它的商业价值。

我并不参与研发的具体环节,但需要把握研发成果的商业价值。我过去不懂基因,可以学,我们聘请了基因博士,跟他们学。半路出家不是问题,电脑我也是半路出家,我大学学的是数学,研究生学的是软科学,没有专门学过电脑。

事实上我钻研基因差不多(有)两年了。

当时,尽管史玉柱已负债2亿多元,可他的兜里还有一张牌,那就是脑白金。巨人危机爆发之后,巨人集团在全国的分公司和营销网络都迅速瓦解。但是巨人在美国的公司还没有受到影响,负责研发的是史玉柱的大学同学袁彬,也就是当初为史玉柱开发脑黄金的人。1997年8月至9月,在美国研发的新产品脑白金进入攻坚阶段,1998年上半年研制成功。直接生产后,马上就可以投放市场。

史玉柱将市场的重点放在了华东,他认为:巨人集团和他史玉柱个人在珠海的信誉已经丧失,要在珠海建立根据地那是不可能的;华东地区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市场,并且具有很广泛的辐射作用;另外,华东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比较高,因而那里的人们对保健品更容易接受;再者就是因为当年的脑黄金在华东地区的销售不错。

1998年,史玉柱分别在上海和珠海注册了公司。“因为要对全国市场做调研,史总也没有办公室,自己拿了一个小箱子,把它作为移动的办公室。”巨人集团副总裁程晨回忆说。

新公司的思路和产品来源都已经有了,就是缺乏资金。

至于启动资金,2001年,史玉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离开珠海的时候,真的是一贫如洗。这之前手机已经不用了,交不起话费。直到去年(2000年),我才重新用上手机。我们的人出差主要是坐火车,坐硬座。工资也非常低,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副总经理,月工资也就是几百块钱。这两年如果要回顾的话,主要就是一个字:苦,比1989年刚刚出来创业时还要苦,那个时候苦是苦,(但)没有心理负担。

离开珠海的时候,新公司的思路包括产品来源都已经有了,但是没有钱。

史玉柱从朋友那里借了5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把借来的钱作了如下分配:先拿出5万元,给几十个一直跟随着他的工作人员补发了拖欠的工资,稳定军心,鼓舞士气;15万元给了无锡一家公司用于生产脑白金;留出15万元做预备资金;剩下的15万元全部砸向了江苏省江阴县。

启动资金就是这么来的。刚开始我们做得很小,就做江苏一个县。两个月后打开了市场,有了一点利润,就做下一个地方,就是这样一点点滚出来的。到现在,除了广东、北京,内地其他省份都在做了。我们一直是合作生产,到后来我们收购了江苏一个地方负债率很高的药厂,才有了自己的生产线。现在公司的销售额旺季的时候是千万元的量级。

史玉柱每次谈到巨人的复苏,都会提到“江阴调查”。在他看来,“江阴调查”是巨人危机后的一个分水岭,他从那个时候起对巨人的东山再起有了信心。

“脑白金”推出来之后,迅速风靡全国,到2000年,月销售额达到1亿元,利润达到4500万元。史玉柱在全国建立起了拥有200多个销售点的庞大销售网络,规模超过了鼎盛时期的珠海巨人集团。

在脑白金的“滋补”下,巨人奇迹般地活了过来。然而,市场上成功的脑白金还是遭到了舆论的围剿,史玉柱也再次遭受业界非议。不过,这一切并未影响脑白金在市场上的持续走俏。

6大明星搞副业成功秘籍

1.林志颖:软件大王林志颖本来只是喜欢玩网络,后来与哥哥一起把网络当成事业做,林志颖主要负责创意采购部分。据他所说,网上生意是无本买卖,经营得好,月营业额都在百万元人民币以上。

2.裴勇俊:股海健儿韩国艺人投资股市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其中,当数韩国艺人裴勇俊投资影业和股市并获利多多最为人乐道。有韩国媒体对艺人投资做出了专业的“评估”,在投资额、回报率、评估额这三项重要指标上,成绩斐然的还是非最早涉足投资领域的裴勇俊莫属。

3.周星驰:炒楼高手“铺王”周星驰从1990年在香港买入了第一套房产,到2004年开始买地皮,已经累积了价值近5亿元的地产,成为2004年香港艺人首富。多年来,“星爷”周星驰经常戴着墨镜、踩着单车在香港中环一带“踩盘”,一举出手3亿元买下旺铺地皮。

4.成龙:商界老大相比周星驰,成龙大哥更勇于开拓国际市场,他曾经以高价放售位于好莱坞比华利山的超级豪宅,净赚了3000多万港元,再加上他在香港出售的物业,一年中仅房市就进账7000多万港元。

5.那英:住房领袖圈内人士透露:那英是娱乐圈中在京城拥有房产最多的明星,早在1995年,她就和王菲双双购买了当时北京开发最早的豪华别墅嘉林花园。每有新款时尚的楼盘发售,那英总是要找来资料仔细了解,或者亲自前往实地考察,十年来她名下的房产“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令她成为了房地产投资者中的大富婆。

车建新:红星美凯龙家具大王的创业故事

十七年前,二十岁的小木匠车建新磨破了嘴皮子,借了姨父准备盖房的600元钱,做起了生平第一笔家具生意;十七年后,他的中国红星家具集团已经成长为年销售额三十六亿元的民营企业集团。红星第二个十年的奋斗目标是:到2006年底,达到规模销售200亿元;到2008年底,拥有40家连锁大市场“最近忙得不得了。”中国红星家具集团的外联部主任周群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本月红星的版图将拓展到长沙、青岛、南昌和长春,下个月天津、常州的大卖场也将开门迎客,已经拥有16家大型家具装饰材料连锁卖场(红星美凯龙)的红星集团,在年内总共还将增加15个卖常车建新距离他的家具连锁“巨无霸”的梦想,似乎越来越近了。

采访车建新,最初是想做一个有关他个人创业历程的专访,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小木匠是如何打造出一个年销售额达36亿元的民营企业集团的,也许会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可创业史对于车建新来说实在是太过老生常谈的东西了,他提出“还是结合我们企业是如何强调学习如何以人为本的来谈吧”。后来我发现,也许这些正是车建新和他的红星集团成功的奥秘所在。打时间差的高手“学习”是车建新口中使用频率颇高的两个字,今天的红星集团已经成为江苏常州乃至全国学习型企业的典范之一。有意思的是,红星集团的创始人也是董事长车建新初中没毕业就离开了学校,“那时候一方面是想早点挣钱孝敬妈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再读下去等于浪费时间,不如出去学点手艺”。多年后,精明的车建新笑言自己当初是“算了一笔错误的账”,不过他并不后悔,因为“我从来不注重昨天,我只注重明天的辉煌。我学校教育接受得少,但我可以再学习”。

个工地上给人做饭,一年后开始学做木工。他特别勤快,“吃饭的时候我帮师傅打饭,休息的时候我给他搬凳子,下班后给他洗衣服、洗鞋子,农忙的时候到他家帮忙割稻子麦子。所有的师傅、师叔都很喜欢我,很愿意教我,因为我比别人腿脚勤快,勤能补拙嘛”。

车建新很快就学会了那些基本的木工手艺,两年以后还没满师的他就开始带徒弟了。“徒弟刚开始学是初级水平,我已经是中级水平;等他学到了中级水平,我已经是高级水平了。这样,我就把我的收入、知名度都提前抬高了。”20岁时,车建新带的5个徒弟满师了,而他自己也是到这个时候才真正满师。

满师之前,车建新就揽下了一个做组合家具的活儿,“家具店老板给了我一张图纸,问我能不能做,我说能,其实我以前从没做过。我看书、看图,琢磨怎么做,我还跑到当时我们常州最好的第一木器场的车间里跟老师傅们学,还假装买主到家具店里问这问那,回来照着做”。做这第一套家具,车建新软磨硬泡借了姨父准备盖房的600元钱做本钱。完工后,他却没钱给油漆工付工钱,直到交了货,家具店老板给了1000元预付款,才付了油漆钱。不到半个月,家具卖出去了,老板又给了他700元,这第一笔生意车建新净赚了两百多。

“我是打时间差的高手。”车建新这样形容自己。一家媒体对他的评价是:他善于从朴素的市场实践中悟出资源配置学的真谛。靠的就是学习车建新总结自己成功经验的时候说:“除了勤劳和诚实,我靠的就是学习。”事实也的确如此。1986年,他揽下第一个组合家具活儿以后,就跑到常州木器一厂去学习样式和做工。此后3年的创业之苦使他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使他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最大的利润空间还是在流通环节上。拥有一家像常州百货大楼一样的家具城成了车建新的下一个目标。

1988年,开第一个家具门市部前,车建新又跑到常州百货大楼和新时代家具店去学习人家是怎么做生意的。1991年1月,投资100多万元,营业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红星家具城正式营业。从自产自销到销售其他品牌的家具,车建新开始走上了家具百货商潮的经营之路,不仅使家具城有了更大的利润空间,还靠知名品牌的进驻大大提高了家具城的知名度。他不仅向房地产商学习物业管理,向小商品市场学习租赁经营模式,还向沃尔玛和麦德龙学习外观设计、商品的布置、市场调研、顾客研究等,家具城日渐红火。

此后短短5年时间,车建新陆续在江苏省内开办了24家家具连锁专营点,企业销售额从1991年的600万元飙升至1995年的1.5亿元。但在企业超速成长的背后,大量的问题也开始显现:企业扩张速度太快,人才培养和管理能力跟不上;由于流通的各个环节都由自己完成,占用资金很大,红星的每个家具城都难以做出规模效应,大都只有2000~3000平方米;家具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利润率大为降低。1995年底,这些矛盾集中暴发出来,24家连锁店中竟有14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车建新在反思中开始寻找下一个学习的目标。

1996年车建新参加了国家企改委组织的考察团到美国学习,参加了一个市场经济短训班,还参观了沃尔玛、销品茂这样的大公司。这次美国之行,让他感到前景一片光明,觉得做大卖场符合时代发展,能适应消费者不断提出的个性化需求。车建新关掉了一些经营状况不佳的店面,集中资金、人才,把可利用的资源综合利用起来,开起了大卖常他还提出了1+2000>2001的“虚拟商业模式”,2000多个家居行业的知名品牌与红星美凯龙结合在一起,获得了品牌倍增效应。红星也因此赢得了向国外同类流通企业叫板的本钱。最大的实力是人目前的红星集团已在家居领域具有了相当的竞争力,在问到什么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时,车建新引用了韩国大宇集团董事长金宇中的话:“无论干什么事情,尤其是对干事业的人来说,人是第一重要的,是最大的实力。”

作为一家颇具规模的民营企业,红星对于人才有着不小的吸引力,而其人性化的管理更是加强了企业的向心力。公司成立了四个委员会:敬老委员会、关心下一代教育委员会、健康长寿委员会和读书成果分享委员会,开展赏识教育、儿童早期教育、健康人生教育等活动,帮助员工提升生活品质。

2003年4月,常州红星美凯龙迎来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特别的客人。他们都是红星集团去年年度先进干部、先进员工的父母,这次被邀请来参加公司组织的“百名老人游北京”活动。老人们平均年龄超过66岁,最大的已有83岁高龄,多数还是第一次乘坐火车。集团专门为他们请了一名主任医师全程陪护。活了80年从没游玩过任何地方的于小芬老人站在天安门前点着头摆着手高兴地说:“我真是欢喜得不得了,做梦也没想过能坐上火车到北京来一趟。”红星爸妈游北京的消息传出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红星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员。

为了提升员工的整体素质,红星每年拿出100多万元对员工进行集中培训,邀请各个领域着名的学者来企业授课。公司给358位管理人员每家送一个书柜,同时在《红星人守则》中规定,“每位员工家庭的书柜至少要藏书30本,每位管理人员包里每时每刻要有一本书,每人每年要写5~10份1000~2000字的读书心得”。红星每年还为员工报销100元书费。同时,公司还出资统一为156名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的家庭聘请了保姆,为的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

好耶广告创业史:顽固的成长基因

这是一个值得所有信奉技术至上的创业团队的必读故事:当技术路线遭遇市场路线的挑战时,理想主义还值几个钱?

王建岗,王定标,杨炯纬。这是当年好耶创始团队中最核心的三位元老级人物,他们曾把好耶一手打造成了两个“中国最大”:中国最大的专业网络广告公司和中国最大的效果营销服务提供商。但在好耶被分众收购前后,他们先后选择了离开。

2009年,好耶创始人之一王定标听说好耶前董事长王建岗和总裁杨炯纬都去创业了。“王建岗是先休息了一段时间,杨炯纬则是离开直接创业。”王定标说,他们走的还是互联网广告的技术路线,他们的新公司被个别人称为“小好耶”,他们的模式依旧与互联网广告系统技术以及广告代理相关。两人对此一点都不意外,“我和建岗、炯纬都是技术背景出身。我很看好他们。”

创业过程总有分分合合,而创业者的基因中似乎也带着比别人更强的顽固。他们把青春献给自己创办的公司,但因为顽固所以不知疲倦,敢于另起炉灶在行业中做些新东西,甚至敢于去和自己花了近十年培育的巨人抗衡。思考、放弃,自立门户,重整旗鼓。或者这就是不破不立?

聚首

杨炯纬近来把不少时间花在招聘和挖人上。虽然毕业于复旦大学计算机系,但自己是从销售做起的。不过他很清楚,在技术主导的公司,需要有个领军人物。在他所创办的聚胜万合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胜万合”),最初这个角色由曾在微软待了10年,好耶工作半年的魏小勇充当,后来便决定挖来王定标的师妹、清华大学毕业的胡宁。与两位从好耶带走的部下轮番游说多次,终于打动了这位前谷歌技术总监。

紧接着他又开始了风风火火的校园招聘,与胡宁一起到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著名高校宣讲,寻觅计算机系、数学系毕业的技术人才,顺便物色些做销售、文案创意的毕业生。“没见过CEO和CTO亲自带队做校园招聘的吧!技术人员今年40人,明年要尽量达到60人。”他津津乐道的另一个话题是他的100台服务器。在互联网广告技术的提升中,一方面算法要更加精炼和准确,另一方面数据要掌握足够多。他干脆将总共120台服务器中拨了100台全部用于跟踪用户的浏览,这道理就像在上海所有高架桥上安装24小时工作的探头一样,跟踪到越多数据越好。“我敢做这些,首先是,你要相信这个事情——用技术提升互联网广告价值,是能做出来的。有些人是不相信的。”

王建岗的公司上海传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漾”)同样在攻克用户跟踪方面的难题,他并不愿被比较,“好耶和聚胜万合模式像,但我们不一样,不做广告代理和交易,只追求用技术提升毛利。”这位原好耶董事长行事低调随意,叫他“建岗”都毫不介意,买了辆奥迪在家“镇宅”用,平时坐地铁二号线上班,有时甚至还换乘公交,和媒体朋友聊天不敢去公司,怕拼命工作的同事们看到自己在那谈天说地,心里不平衡。“我不愿意出头,低调点如果失败,还可以偷偷摸摸自己再创业。”

王建岗不喜欢飞来飞去,更愿意躲在幕后编程序。有一次投资公司派了一位很懂软件的老先生来“鉴定”,对方发现他们没有用任何开源软件,代码全部是王建岗一个人手写,十分惊讶。现在他名片上的title是“首席策略官”,但是依然忍不住写程序,“我唯一自信的一点就是写代码。除此之外我特别不自信,我们公司现在的文化都是‘不自信文化’.别以为自己一定成功,一定成功还创什么业,不如回家钓鱼去。”

有人曾将王建岗、杨炯纬和同样从好耶离开、后来创办了北京博圣云峰广告有限公司的马向群称为“三个小好耶”.有一点不容置疑,加上早几年离开的王定标,这几人对好耶的发展方向都有些许不满意。杨炯纬另起炉灶时从好耶带了不少兄弟走,王建岗总是会以“是别人的公司”来概括对其的看法,王定标则早已将兴趣点转换了多次,但好耶的岁月在他们心中是个情结。所以在离开后,杨炯纬的服务器、王建岗的手写程序,目的都是弥补好耶没有前进的技术部分。

“没有技术,商业模式无从谈起”

1999年的王建岗是个刚毕业的毛头小伙子,由于看到网络广告很难管理,便拉着三个同学一起开发了一套软件,专门去进行这些广告的投放管理。后来他发现,美国有家上市公司“DoubleClick”在做类似的事情,市场已经有了依赖性,没这套东西就无法把广告的投放情况量化出来,继而拉不来广告。

王建岗觉得中国的网络广告总会爆发,正式创办了“好耶”.来自“太平洋技术创业基金”(IDG资本前身)的章苏阳找他谈投资。

“我们的东西他看得懂,只觉得我们4个小孩不懂商务,就提了条件:找个职业经理人来帮我。”几天后,他介绍了甲骨文华东区的销售总监,对方第一次见面就把王建岗批了一顿,且不说对他们商业思维的不满意,“就看我们那间11平方米的办公室,相当简陋,想去厕所?对不起,在一公里之外,要不就跟我们4个男生一样,在办公室洗手台解决。后来他再也没来过。”

章苏阳推荐的第二位“面试者”王定标是戴尔华东区的区域经理。这次会面可以用皆大欢喜来形容,5个人一见如故,王定标很快就决定加盟。紧接着,自己还没入职的王定标迫不及待地招兵买马,约见了章苏阳介绍的人才杨炯纬。

“我一下就看中炯纬,他这么好背景愿意加盟我们,还挑什么,加上他长得又帅。”王定标说。在一家高档西餐馆中,连珠炮似的提问后,杨炯纬被王的创业激情所感染,直到签署Offer后才想起,自己还不知道公司地址在哪。3月的阳光下,他骑着自行车冲向距离复旦不远的柏树大厦报到,找了半天才看到一扇小门上贴着的A4纸“好耶计算机公司”几个字。“过年聚会时听说,老同学加盟了一家年底融资、明年上市、福利特好的互联网公司,我就暗想也要进互联网公司。好耶的确是做互联网,但还是创业阶段公司,桌子是从同事家里搬来的,台式机盖子是掀开的,地上扔着饭盒,我们坐着最便宜的折叠椅就开始干活了。”

如今回想,吸引王定标和“001号员工”杨炯纬的一大原因是,好耶标准的“互联网”公司身份:几位开发者年轻而技术不俗且精力旺盛,产品的切入点也选得不错,且谁都没想过未来能做多大。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认为“互联网”的背后是技术驱动,有自己的一门绝活是在这个行业中创业的充分必要条件。

“如果没有技术,严格意义上不能说是玩儿互联网,要真正形成商业模式,就要从技术上面突破。”王定标这样认为。而杨炯纬总自称上学时技术、英语学的都不好,出来直接做了销售,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笃信”技术能带来真正的变革。直到现在他都更相信数字是自己计算出来的东西。

这几人凑成了好耶最早的创始团队。“称我们任何一位为创始人都不算错。”王建岗说。

焦虑

来自“太平洋技术创业基金”的投资到位后,投资方的期待并不高,王建岗比喻为“投资一只老母鸡,能赚出来三只鸡就行了,赚不出来就走人”.此后服务器买了,员工也招到70余人,互联网泡沫却也来了。

好耶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效仿同样遭遇危机的“DoubleClick”,只留10个员工安心做技术,等互联网回潮;另一个,提供广告管理系统给对方,同时免费获取对方一定比例的广告资源,说白了就是用管理系统的服务换广告位,转型做广告代理。

这支团队正值精力充沛,没有选择轻装上阵专攻技术,而是痛痛快快地选择了后者。2000年8月,好耶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一次大转变,形成了中国早期最成规模的互联网广告销售团队,连坐镇后台的王建岗也被鼓励去谈销售、见客户。

“网络广告谁也卖不出去,你好耶怎么卖出去呢?”由于一直往技术公司发展,整个团队一个广告人都没有,王定标有点发愁,“这样不行,就算是平时聊天也要知道点广告的规则。”他引入了曾在达美高等4A公司就职的朱海龙。

这种新商业模式的根本在于,可以仰仗手里的技术产品换广告位,比单纯“搬箱子”更容易也更有趣。“杨炯纬管华东,马向群管华北,朱海龙管华南,第一单卖了5000块钱,全公司开香槟,到2001年8月,一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人民币。”王定标说。在好耶转向之后的多年中,他们的模式依旧在被纷纷效仿,而当时不少广告公司将互联网广告的部分交付给他们完成,这其中就有江南春执掌的永怡广告公司。

王定标是个一想起新点子就会兴奋的人,他心中最好的创业状态是一边创新一边挣点儿钱。好耶的系统雏形并非完美,但这是冒险的开始,每一次变化都是探索。“跟定标同志一起工作特别快乐,即使加班到凌晨四五点钟。”王建岗说,“他从不会说,某某同志你要这么做,而是说,如果我们做不出来会面临什么问题,很严重。如果你有责任感,你就会感到压力。”在好耶,王定标喜欢和王建岗交流技术,并称后者为“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王定标把市场角度需要的应用反馈、自己的突发奇想告诉他,然后看着他飞快地将程序写好。武器研发完毕,他们再拿去前线冲锋,有种战无不胜感。而王建岗则自诩为在管理上极其会“妥协”和“示弱”的人,公司战略别人决定,自己只管执行,有时候会特意告诉对方,自己某方面搞不定,用此“伎俩”来团结在其他方面才能出众者:杨炯纬聪明、勤奋、有冲劲,朱海龙重视细节、对财务敏感。

“王定标是个战略型的人,朱海龙是个战术型的,我们看到客户只知道要去死磕,不知道具体办法,他就告诉我们怎么去死磕,坐飞机时如何搭讪,怎样攻克下来。”这个“梦之队”极其和谐,彼此从未红过脸。

貌合神离

“我个人在好耶有三个阶段:没有客户,自己拼半天技术也没人来理你;客户多了,系统开天窗就要赔钱,硬着头皮到处补漏;2004年之后,技术和销售都上正轨了,开始游刃有余。”王建岗如此总结。但此时好耶的关键人物王定标走了,这让他怅然所失。

“原来的副手朱海龙成长起来了,更适合管理公司,而我喜欢的东西更多,想要做其他挑战的事。”王定标走后公司需要人接班,“我们选择了朱海龙,”王建岗说。

2004年的营业收入是2亿多元,利润则超过了2000万元,被称为运行最健康的一年,几乎占到了互联网广告的半边天。2005年开始,投资方开始催促上市,却因一些问题而受阻,“导致压力很大,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绷得住。我们明显感到,需要一个外力去推动,2007年要么上市,要么卖掉,两者必须成功一条。”时任好耶COO兼总裁的杨炯纬说,“我主张卖掉,这样还可以喘口气。每年都是高产出,根本不去施肥。现在该去静下心施肥了。我指的是安心做做技术。”

那段时间,王建岗带着技术团队提升产品版本,但实际上,大的框架在2001年的时候已经搭得差不多了,技术的路应该往上走,这是一直以来的愿望。

“严格意义上说,好耶是一家非常大的互联网媒介采购公司。为什么我们能买这么多媒介后做代理,核心在于有广告管理技术。”王定标表达了观点,“当初根本没有把好耶做成广告公司的意思。如果你创业,愿意创一个广告公司吗?还拿风险投资?肯定不会。去做百分之百与人力资源相关的生意干嘛?”

在焦虑的节骨眼上,江南春突然以7000万美元现金和1.55亿美元分众传媒普通股出手收购好耶。创办之初,江南春曾投入了20万元人民币给好耶,这次收购则为好耶内部解了燃眉之急,杨炯纬松了一口气,“当时我觉得江南春是个救星。”

但收购后,事情没有向他想象的方向发展。首先,只有完成1200万元的净利润,才能拿到第四笔收购款,公司管理层开始缩手缩脚。“收购改变了所有事,”王建岗说,“签了对赌,业绩要稳定,不能再冒险,新的技术和开发项目是要投钱的,这部分钱肯定是不能花了。归根到底,公司要保证股东利益,你看收购之后的公司往往都没有创新。”

随着股票的套现,高层流失,中层开始动摇。那段时间朱海龙负责和江南春沟通,杨炯纬依旧带队伍、见客户,他开始对公司的变化感到着急。“我写了个PPT给江南春,大意是未来怎么做技术,如何留人。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好耶往哪走,第二个是员工怎样能留下。结果讲到一半江南春就打断我,要我来谈谈销售和利润的情况。他的注意力并不在研发和结构调整上。这一点我理解,分众毕竟是家上市公司。”

好耶的重心的确更偏向销售了。以永怡广告总经理身份同好耶合作时,江南春就经常与大家探讨如何服务客户。而收购后,虽然他亲自到好耶的次数不多,但是每次高层会议他都把自己的战略重复一番。“分众原来是狼性销售文化,一个城市几队人马来赢下这个客户,江南春再自己带轻骑兵进去。大家都知道他是搞定客户的专家。他好几次问我们,有哪个客户搞不定?他要亲自帮忙。”

大家承认江南春算是个奇人,勤奋而没有架子,说不定哪天客户就会接到他的电话要求拜访。同时,这对好耶来说也不是坏事,广告代理曾经是大家的救命稻草,这个行业中讲求资源密集的马太效应,大客户如滚雪球式增长。

王定标也同意这点,“十八般武器,样样都能杀人,样样都能出来武林高手,不同的掌门人有不同的偏好,我掌门时偏好技术,别人就偏好商务。”但杨炯纬坚持,“我还记得好耶最初的初衷,互联网公司是产品、技术驱动的,而广告公司是人力、创意和服务驱动的。没错,我们是从销售过来的,中国大部分行业早期都是野蛮生长,野蛮一点儿就做成事。但是好耶应该有理想主义的地方。”

2008年,收购最终完成,杨炯纬明确提出增加技术投入,但由于好耶已经被定为分众旗下上市的种子选手,依旧无法实施。分众想要高歌猛进,好耶不得不保持步调一致,他感到很憋屈,“你可以要求我的销售额、毛利,但是你不要要求我的净利,因为这样肯定就不敢花钱的。而当时是三者全都有要求。”

研发上也出了个大问题。技术核心王建岗已经退出。“收购前我也有梦想,也有期待。但是现在来看,这家公司没有动力做新的东西,它也已经不是我的了。我选择离开。”

王建岗认为自己的想法有点个别,但非常理智。“让创始人离开一家公司不难,也没那么纠结。其实2006年我们差点被慧聪收购,虽然我觉得价格是可以的,但是所有人都签字了,我还是赌气坚持不卖。那件事让我知道,你一手创建的公司有时候主宰权并不在你。”

王建岗承认,作为前任董事长,他是这场收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收购价格他也满意,最后的日子,他就是被锁定在这里,每个月象征性来公司一两次,开会时打打游戏保持沉默。除他以外的另外三个股东是经理或普通的工作人员,套现后已离开并投入到手机游戏等领域。而他带起来的技术人员并没表现出对新技术的追逐,此时甚至只做一些给客户搭网站的工作。

“技术人员就是求稳定,不管这个多难或者多简单,我帮你做出来,拿到工资养家糊口。但是你说这个东西不行我要跟你评理。这帮人不容易挖,给到8000块就不跳槽了,跳哪儿都一样。我创立好耶最开始自己也是这样想,工资比去500强多。”这些人的不闻不问使公司的广告代理势头更加旺盛,谈广告系统引不起互动,谈到收入、利润、奖金大家则两眼放光。其实王建岗并非不着急。“好耶的趋势是,几乎每个动作都是为了业绩。其实唯一提升毛利的方式就是技术,但是如果你是销售你愿意吗?做300万拿3万块钱佣金,你肯定就去干了,别跟我讲技术,客户也听不懂什么技术。”王建岗的离开让好耶不得不再寻找一个新的领军人物,杨炯纬以为这是个转折点,跑到硅谷物色了三个牛人,认为任选其一都足够带领团队继续研发广告系统。“原来技术研发的投入就是40个人工资,现在对方出价年薪200万元,当时我的月薪才7万元。结果当然没有通过。”

直到2008年下旬,分众股价严重下跌,加上经济危机,江南春开始考虑卖掉好耶。杨炯纬和一些高管抱有幻想,希望新的公司和好耶形成互补。与收购方洽谈的任务落在他头上,可能的买主有几家:拥有大量广告资源的百度、大量客户的阿里巴巴以及技术很强的谷歌与微软。从马云,到百度负责战略投资和并购的任旭阳,再到西雅图飞过来的微软总监、总裁,杨炯纬见了个遍。

百度的顾虑是,收购好耶之后华扬联众这样的广告公司是否会抵制自己,谷歌和微软则认为广告代理部分意义不大,但是一旦拆分开,剩下的技术部分又没那么值钱。“马云说觉得价钱贵,还不如自己做。我们开始想10亿元,后来降到8元亿,结果有人出到6亿元后还是没有卖掉。”

2008年年底的年终会上,公司再次提出“海量销售”的想法,杨炯纬彻底绝望,决定离开。而此时王建岗已经开始自己做些天使投资的项目。

各走各的

杨炯纬“郁闷的一塌糊涂”,最后决定创业。他曾找到一个做心理医生的朋友谈心。“这个槛我过不去。他问我放不下的是什么?我说,这家公司是在我手里做起来的,这帮兄弟是我带起来的,现在要跟他们打架了。然后他告诉我,你得相信你做的事对整个行业是好的,可能会对不起好耶,但是不见得对不起好耶这群人。”

那段时间好耶的员工在人力资源市场蹿红,2008年、2009年人事变动极大,“离开的人有10%到我这儿来,”带了原来的部下创业,杨炯纬解释道,“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方法不好,但大家都会这么做。首先刚刚创建的时候,在外面招不到人,第二是本身磨合的风险也很大。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就是,好耶的人我不招别人也会招,说老杨你不要再挖了,人家有可能也想要来。”

王建岗依旧淡定,套现后的他休息了一段时间,做了点天使投资,还是忍不住创办了传漾。“还是想做产品、做技术,走那条老路。我觉得应该把中国互联网广告推到更高的高度,你看美国同行业的分布图,前面的都是技术公司,但是现在国内发的都是游戏什么的。”

对于未来互联网广告技术的走向,王建岗很清楚。美国拥有的一个系统放在那,自己选择功能后直接发布广告的形式,中国总有一天会做到,但还差得很远。“广告不是人发上去的,是组装的,速度要很快,会根据你的兴趣去千变万化。这里面很复杂。”

而对于处于甲方位置的媒体来说,逐步也会选择功能更多的广告代理公司进行合作。如果按照好耶原来的思路,行业会停滞。“没有技术基因的公司,肯定会有问题,就像微博down掉,就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技术不会致死,但你会被对手超过。”

“从行业总体来说,任何两家公司都有可能成为竞争对手,但是你要知道市场那么大,没什么了不起的。”王定标说。“我们和传漾的区别可能会变小,后台都是要做精准广告,但是他做品牌广告主,我做电商;他做中型的网站,我做大型的网站;他卖CPM,我卖CPS;广告主、媒体构成、销售方式方式不一样。”杨炯纬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每年大概增长50亿元到80亿元,市场增量可以满足类似于聚胜万合的30家、40家,我只要其中的一、两亿元,要一小口就够了。”

对于“定标同志”在好耶之后不停创业,“见一个爱一个”的特点,王建岗认为,“他敢冒险。”杨炯纬说,“记得他从好耶出来做的是天天在线,然后即时通讯联盟,又做了ChinaYIMU、迪岸、大旗,反正有好多个。他脑子很活,每个星期都有新点子。”

在不停执着地孵化新项目的同时,王定标也会和他们聊聊天,“我非常喜欢好耶最初的团队,大家陪着这个创业公司往前走,看商业模式一次次转变,而现在很多创业者则是假创业,真投机。我很欣赏炯纬和建岗,每一个人都有一生的梦想,是不是比好耶做得好不重要,重要的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做事情。”

打工妹变身时尚老板开“腰娆吧”年赚百万

河南打工妹江琳剑走偏锋,在珠海开创了一家专门为人定制时尚腰带的“腰娆吧”,短短三年时间,就完成了从穷丫头到百万富姐的人生跳跃。她的成功对我们不仅是一种激励,更是一个绝妙的创业启迪。

突现灵感

江琳是河南开封女孩,一天,她看见女友束的一款腰带非常别致,突然灵光闪现,觉得开个“时尚腰带专卖店”是个不错的创意。她觉得作为年轻爱美的女孩,腰带的作用不可小视,但这种“腰部商机”好像被人们忽视了,当地竟没有一家专门经营时尚腰带的店。于是,2002年7月,江琳用打工积攒的2万元钱,在珠海一条不起眼的小街上租了个“巴掌大”的门面,开起了“时尚腰带专卖店”。由于她的小店很有特色,生意一开张就吸引了大批青年男女的眼球。

由于一些精明的人也跟风做起了时尚腰带生意,“家穷业薄”的江琳根本竞争不过那些财力雄厚的本地同行,很快就在“激战”中败下阵来。她顿时感悟到,开这种毫无“技术含量”的小店,注定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如果能专为都市男女提供腰带定制服务,让每个人都拥有一款自己参与设计、世间独一无二的时尚腰带,岂不分外“腰”娆?

腰间“秀”出大乾坤

在小店从“专卖”向“定制”转型之前,江琳决定先来个牛刀小试。她先拿自己设计出的腰带到店里试卖,居然特别抢手。一个月下来,江琳从批发市场进的腰带没卖出几条,却从“定做”这一块儿赚了上万元钱,这让江琳备受鼓舞。

2003年2月,在进了一批牛羊皮、绸缎、皮革、流苏等原材料和精美的腰带饰品后,江琳名为“腰娆吧”的时尚腰带定制店问世了。根据“腰娆吧”的规定,顾客可以直接向江琳提出自己的要求,包括要什么款式、什么用料、什么配饰的腰带等。然后由江琳画出初样,顾客满意了,才放订金、签订单。

“腰娆吧”的口碑就这样一天天积累起来,年轻的顾客们开始成群结队地拥入,生意也成倍地增长。发展到2004年2月,江琳就从第一年的打拼中赚到了10万元钱。眼看生意的火爆程度不断升温,这时她索性乘势而上,把“腰娆吧”移到街对面一幢足有200平方米的大房子里,并装修得时尚、优雅。

创意不绝挣百万

2004年7月,珠海一下“冒”出了几家类似的腰带定制店,他们甚至还模仿江琳店中的样品,成批生产了一些时尚腰带对外销售。后来经朋友指点,她赶忙到当地商标局抢注了“腰娆吧”这一店名商标,并在此后制作的每一款腰带内侧刻上“腰娆吧制造”的字样。以后再遇到同行抄袭她的创意,江琳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打假了。

为让“娆腰吧”增加卖点,使顾客有更多的选择,平时稍有空闲,江琳这位“总设计师”也会拿出几件让人一见倾心的作品。这些色彩缤纷、款型别致的时尚腰带均是“限量发行”的,最多每一款只做4条。

江琳深知,想把同行远远抛在身后而让自己保持领先,只有在经营中不断创新。随后,江琳又有了在宽大款式的腰带上“玩”手绘的想法。这项业务一经推出,一下又拉来了许多情侣顾客,这使“腰娆吧”的人气急剧蹿升。可江琳却并不满足,她又顺势推出了“腰带手绘DIY”的奇招:让顾客自己动手在定制好的腰带上绘图案、留文字。并让店内新招来的大学生员工,一对一地指导顾客。这样一来,江琳的月收入已达到了4万元左右。

2005年2月,江琳通过网上宣传“腰娆吧”,在珠海以外的地区发展了许多“远程顾客”,就连远在新疆、西藏的一些时尚青年,都以邮寄的方式找江琳定制过时尚腰带。这时,江琳决定在珠海设立“腰娆吧”的连锁店。发展到2006年初,江琳已经拥有四家分店,每月的总利润超过10万元。

从一个社会底层打工妹到拥资百万元的时尚女老板,23岁的江琳靠贩卖“个性”,完成了她漂亮的人生跳跃。

代运营商ShopEx:做电商界的“微软”

创业ID

公司名:上海商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者:李钟伟

创业地点:上海

创业时间:2002年

融资纪录:目前,已接受完成联想投资、阿里巴巴等第三轮投资,金额不明

与全程代运营商相比,ShopEx所做的技术外包仅针对传统企业“触”网时遇到的第一道门槛,“但无论传统企业对电子商务抱有何种态度与想法,要将它们实现都必须先过技术这关”。这也让李钟伟有了将ShopEx打造成基于电子商务的“微软”旗舰的雄心。

“技术”开路“免费”圈地

2006年,当李钟伟将自己创立的PChome卖给美国CNET,并出任CNET在中国市场的投资主管一职时,上海商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hopEx)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销售电子商务系统软件的小公司。

在对中国的整个互联网产业进行考察时,李发现,电子商务系统软件及应用虽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础,但其在中国的成熟度和普及率却很低,是个颇有机会的细分领域。而CNET当时在国内的投资主要瞄准网络媒体,在征得公司同意后,李钟伟以个人身份投资了ShopEx。

因为同样是IT背景出身,李在分析ShopEx的商业模式时意识到,国内软件行业一直以来以销售为导向的习惯性思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把东西卖给你之后就不想管了”)在互联网时代会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

“客户必须对某项产品或服务有过深刻体验并表示认可后,才可能成为你的长期用户。换言之,你交付给用户的将不仅仅是一次销售,而越来越转变为一种价值”。这也就意味着,对当时的ShopEx来说,尽管卖软件、赚快钱的生意还可以继续,但注定不会长久。

2006年4月,ShopEx决定转而采取“基础系统软件免费、附加应用服务收费”的模式,一方面将用户进入电子商务的门槛或从其他系统软件转到ShopEx的迁移成本降到最低,实现最快速的“跑马圈地”;另一方面,则将原来的一锤子买卖变成了细水长流。

也就是在那段时期,ShopEx每天的新增用户数从免费前的三四十家一下子涨到了两百多家。这其中,既包括许多想开设独立B2C网站的企业用户,想进驻淘宝的品牌企业也不少。但进驻其中的商家也普遍渴望同时涉足多种在线销售形态,并通过后台系统积累更精确的消费者数据和消费者行为数据,以预测产品未来的销售与定位。

“从这个角度来说,淘宝更多是为品牌商家带来订单,至于提供一个好的电子商务系统,让商家能依靠消费者行为分析反过来控制销售链条和供应链链条,及时地调整商品和品类结构,才是ShopEx要做的,也正是电子商务的精髓所在。”李钟伟不无自豪地说。

模块化外包“瓦解”代运

2007年,联想决定投资ShopEx,支持其免费的做法,并劝说曾经有过两次成功创业经历的李钟伟亲自“下水”,出任ShopEx的CEO.2009年,联想再次联合阿里巴巴向ShopEx进行了第二轮投资。

不过,说到阿里巴巴的入股,李钟伟却并不认为这只是为了“背靠大树好乘凉”。他援引一位朋友写给他的邮件里的一句话“好企业不是靠喝奶长大的”,向南都创富志记者解释,要想让企业做长久,必须有其独立在市场上生存的空间、价值和任务。这不可能源自紧盯某一家大公司的脚步亦步亦趋,而只能源自用户自身的需求。

也就是说,如果ShopEx的用户告诉李钟伟,他们只想开独立B2C网站或只想在淘宝里开店,那么ShopEx就会推出两款独立的系统软件并分别配以适合的附加应用;而如果用户希望的是两者甚至三四条渠道兼顾,那么ShopEx就推出能协同管理多家网店的后台系统。“商业是个很现实的东西,数字会告诉用户究竟该如何选择”。比起许多全程代运营商的苦口婆心,李钟伟显得颇为洒脱。

现在,除了协同管理多家网店的功能之外, ShopEx还可以提供例如将淘宝上的订单引到本地系统中,分工作流完成后再传回淘宝,将同一用户多个订单的信息进行整合,统计旺旺客服的服务情况和消费者满意率等服务。

2011年,根据李钟伟的介绍,ShopEx还将把新产品/服务的研发方向瞄准新出现的微博及移动互联网上的电子商务应用。

肖安娜:淘宝姑娘的创业童话

大浪淘沙,云起云灭,或许只有为数不多的卖家能在转型这一仗中最终得以完成“凶险一跃”。

□文/《商界》记者鄢银婵

淘宝是个江湖。对于80后女孩肖安娜而言,她曾有驰骋江湖的快意,也曾有“身不由己”的感叹,从最初的无名小卒到叱咤风云的五皇冠大卖家,荣耀的背后是挥之不去的质疑;从深陷“假货门”差点身陷囹圄的惊魂再到之后的形单影只,肖安娜不知道这番挫折是寻梦路上必须付出的代价,还是早在某个节点,就已经和自己的梦想背道而驰了。

如今,江湖上还流传着她的传说,只是几经辗转,这个原本极具励志色彩的创业童话跌落于现实时,真相这样让人感叹。

先机肖安娜的起步要回溯到1999年。那年,主营电子商务的易趣在上海创立。在第二年,肖安娜离开家乡湖北,前往上海求学。上海活跃开放的氛围让肖安娜接触到了网购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讲,尚为陌生的词语。在那时候,甚至连上网都是件时髦的事情,网吧刚刚开始吸引好奇的人们。电子商务更是让人觉得晦涩难懂,马云和他的淘宝网也尚未走进公众视野。

大多数同学从伙食费中省出钱上网,不过忙着在聊天室中加好友、聊天,肖安娜却经过繁琐的认证手续在易趣上开了个小店卖男装。后来她接受媒体采访多了,谈到当初“下海”都会以广告式的口号——“网购市场充满无限可能,这里是草根创业者的天堂”来说明个中缘由。这个回答有些“官方”,也是实情。机遇加上把握趋势的能力以及灵敏的商业嗅觉,正是这批网络弄潮儿的共同特点,纵观现在淘宝的超级卖家(四皇冠、五皇冠)我们便会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在2005年前后起家的,其中以2008年、2009年发展最为迅猛——敢于先吃螃蟹的人都发了。

2004年,肖安娜大学毕业,她的小店早能够做到每天发20多单,每月收入达到3000元到5000元,即使对当时白领来说,也算相当可观的收入了。肖安娜自然选择了创业。

这一年,浑身充斥着中国本土智慧的淘宝网也开始和携带美国基因的易趣交战。2006年,肖安娜在淘宝上也开了一个店,取名“精衣求精”。拥有两个店的肖安娜每天可以发100个单了。

从此后,更是网店的好时节。来自艾瑞市场咨询的报告显示,我国网上市场全年成交金额从2003年的10.7亿元增至2004年的34亿元;2005年8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内的消费增长率已经连续16个月超过12%;2006年,我国网民首次突破1亿,很多都市白领开始不再去周边商厦逛街购物,而习惯上网“逛街”,淘宝网平均每天能迎来900万人光顾,它已成为亚洲最大的购物网站。

肖安娜正式把注意力转到淘宝店,趁着这阵东风,迎来了自己的时代。

传奇与真相经过大学时代的试手,肖安娜开始思考,如何在淘宝上真正闯出自己的路。

从诞生之初,淘宝便是低价消费的温床。没有大品牌入驻的淘宝江湖,质优价廉者为王。什么商品具有质优价廉的特质?就肖安娜的销售经验来说,A货,即精仿产品,质量款式真的不错。而身处上海,又是肖安娜先天的优势。

那是网店店主们的野蛮生长时代。在各个城市的A货聚集区,他们从这些地方把商品买回来,再在网上把它们卖出去。在那个信息不对称的时代,来自上海的货意味着“时尚”、“紧俏”,而上海最出名的不仅有七浦街,还有大名鼎鼎的襄阳路。

当你走在服装街上,时不时会有人神秘地问你要不要货,然后会把你引到一处楼上,里面的衣饰是有些让人陌生的牌子:LV、PRADA、巴宝莉……A货、跟单、尾单这些如今早已解密的名词在当时更像接头暗语。

肖安娜是掌握着这些“秘密”的人们中的一个。

顾客们对这些A货的态度是很暧昧的。一方面大家都知道这是假的,怎么可能一百多元就能买一件巴宝莉的风衣?一方面大家又用卖家的话“安慰”自己,其实就是一个代工厂出的货,没差别的,好多老外都买得不亦乐乎!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是这些奢侈品还未正式在国内设立专柜,真假难辨,“穿个款式”。于是卖家买家彼此心照不宣。

当然,淘宝上还充斥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货:号称为了怕原品牌追究而把标剪掉的“尾单”,号称是正版但是该品牌从来没出过这样的款式,号称是来自海关的扣留品……大家各显神通。

靠着颇具优势的货源和口口相传的“好服务”,到了2009年,“精衣求精”信誉已达到5个皇冠。这意味着肖安娜得到了20万个好评。

吴波:第5次创业3轮融资1.6亿美元

吴波创业的公司大多卖给了知名企业,至今没有一家亏损。现在,吴波已经是中国团购网站里面融资最多的人,三轮融资,拿到了1.6亿美金的风险投资。

失之交臂

吴波是中国互联网的老人了。15年来,吴波一直走在创业的路上,拉手是他创办的第五家公司。

影立驰(Enreach)、TVix两家最终实现借壳上市,焦点地产网、B2B电子商务网站拉拉手两家在2003年共以1600万美元的价格并入搜狐。焦点网在地产拐点来临前夕的2008年,一举拿下了超过2亿元的广告销售额,亦被指出存在分拆后独立上市的机会。

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创业的公司大多卖给了知名企业,至今没有一家亏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几次以“资本并购”结束的创业,充满了为人做嫁的味道。

在山头林立的中国互联网,吴波一点都不比这些互联网的腕们出发得更早。

1999年吴波回到国内,新浪、搜狐、网易已经在中国互联网上占据了大半江山。吴波原本设想将焦点网打造为流量前三的门户网站,知难而进的情况下,流量差距却成倍扩大,当流量相差10倍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没戏了。这个经历形成了他的一条创业准则——“做不到前五,就要考虑转型或者出售了。”

吴波和当时焦点网的CEO龚宇曾拒绝了一起作价10万美元的收购协议,接下来迎接他们的是广告费长达半年的颗粒无收。经历了互联网泡沫过山车,当张朝阳把真金白银拍在桌子上时,吴波果断地出售了焦点网。

这是一场皆大欢喜的出售,张朝阳给出了以下评价:“焦点网长期都处在一个低成本、高盈利的状态,帮助搜狐渡过了当时紧张、艰难的时日。”

而对于吴波来说,他和创业团队的二十多个人有了自己的第一桶金,“有这个钱以后,心态好一些,你基本的生活需求都可以满足,这时候,做事就会更从容,也就没有那么急功近利。”

2005年,一段文字似乎刺激了吴波在出发的决心。那1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一段文字——苹果的乔布斯聚集1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用了10年,微软的比尔盖茨用了8年,而YouTube的当家人却只用了一年。这段文字给了他极大的震撼,能不能把YouTube的模式拷贝到中国去?

吴波思考着这种可能性。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吴波先是看到了冬天,而后,他嗅到了春的气息。

成本是摆在吴波面前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中国互联网的带宽成本是美国的5到10倍。他举了YouTube的例子。YouTube基本的流量是每天1亿次的点播,需要100个G的带宽。如果拷贝YouTube到中国来,一年就需要2.4个亿的带宽费!

当时摆在吴波面前的问题是,必须跨越成本和盈利模式这两道坎,把YouTube本土化的想法才能变为现实。很快,吴波就有一个视频网站的想法,他带着影立驰的核心技术团队创建了中国第一家专业视频共享平台网站TVix.cn。

2005年介入网络视频绝对算得上“起个大早”。对于视频网站来说,带宽的确是个烧钱的项目,吴波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投资方对于融资方案“就是不签字”。其间优酷、六间房等鱼贯登场,待投资方回过神来,吴波却不玩了。

关于过往,吴波认为,“我从来一点也没有觉得任何后悔,也没有觉得老天爷对不住我,我总是觉得一种感恩的心态,我就觉得这对我挺好的,我觉得就可以了。所以当你回头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它必然的原因。”

自由成长

性格决定命运,对吴波来说,也不例外。第一次见到吴波,会觉得他性格敦厚,不急不躁。他对自己的描述是一直都比较傻,因此人缘不错。

吴波的父亲是西大化工系的教授,母亲也是知识分子,他在大学的院子里长大,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知识至上,知识最重要,钱是身外之物。

从小学到高中,吴波很聪明,但不喜欢学习。一个高中老师常常鼓励他,说这孩子好,“我就变成全班第一了,然后就考清华了。”后来吴波出国的时候,这个高中老师借了吴波2000美金。

进入清华,吴波加入了一个科技小组,也成了清华科协的会长。现在的吴波想起那段时光,有点得意的是,他当年帮学校的教研组写软件,那个软件在中关村卖了很多钱,因此,老师们都比较喜欢他。

清华那个阶段,吴波不像自己的老乡和校友张朝阳,对考第一没有很强大的诉求。在他看来,“到了清华,比你聪明的人多得是,你像我们班现在在美国的一个同学,他从来都不读书的,总在看武侠小说,但一直都是第一名,我是班里的第五名,还算不错了。”

这种心态,贯穿着吴波的整个职业历程。

在美国读完研究生,吴波应聘去了AMD公司,这是他的第一个工作,也是最后一个工作,在这份工作中,他赚了一些钱。

“我觉得我挣的钱够了,所以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本身就比较喜欢这些高科技的东西,我想做一些东西。在社会上,公司的成功实际上是用户对你的认可,而且我也不是特别去强求很多事情,比较随缘,顺其自然。”吴波笑笑说。

“在我将近30岁的时候,我还像个小孩子一样,不懂事,我错失了很多机会。”吴波收到过一封邮件,著名的网景公司让他去面试,他没去。原因很简单,来硅谷就是为了创业。

著名的网景公司1994年4月由克拉克和安德森创立,到1996年,缔造了更大的辉煌,网景浏览器的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90%以上。后来,落败于微软的IE浏览器,而微软当时的捆绑策略被判违法。

吴波拒绝了这次机会,开始创业。

刚开始做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吴波去参加了一个协会的讲座,这个协会是一个专门卖Linux光盘的台湾人组织的。那个讲座上有3个人发言,沙正治是第一个,身份是网景公司的副总(后来在1999年4月任新浪网CEO,同年9月离职);吴波是第二个;还有杨致远的一个同学——好像是雅虎的第五个员工,是第三个发言的。

杨致远的同学讲雅虎的目录,“把各个网站做成一个目录列出来,说每天有多少个目录,每天要增长多少个,大家可以多么方便地来用。我当时想这东西有什么技术啊”,吴波笑笑告诉记者。

这些经历没并没有让吴波后悔,在他看来,“我觉得这是人生一种经历。因为很多时候你事业上的成功跟思想、修养有关系。”

在路上

在北京三元桥时间国际一栋大楼的10层,吴波告诉记者自己当年没踏入视频行业的真正原因,“影力驰公司的股东很复杂,融资的时候速度都不够快,等古永锵出来融钱的时候,我觉得已经晚了,后来就不做了,但这个队伍一直在努力寻找这样的机会。”

看到团购的模式后,吴波觉得,他和他的团队可以再次出发。

成立团购网站拉手网,吴波比王兴晚了半个多月,在他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他告诉记者,“去年的3月20日,就在我这个屋子里,这十多年来,一直跟着我的二十多个人,我希望他们能再成功一次。”

“这个CEO大家都觉得我来做比较合适,我老婆也同意了,我们都觉得团购的模式不错,如果由我来做执行,成功的概率应该比较大。”吴波说。

有一个细节或许能看到吴波性格里的因素,从拉手上线至今,吴波是中国团购网站里融资最多的那个,三轮融资,拿到了1.6亿美金的风险投资。

问及原因,吴波答得干脆,“第一是诚信点,第二个就是更傻一点,在关键时刻,退一步,这是向来我做生意的一个观点,这样我在融钱的时候比别人快。在中国头一批上线的团购网站里头,我是头一个拿到VC钱的。”

因此,吴波赢得了速度。但正如糯米网的沈博洋所说,本土的团购盈利能力在低于10%的状况下,质疑一直围绕着这种新兴的商业模式,如在目前的单一模式下,团购网站对用户没有黏性,企业只能血拼资本,靠低价换人气。

关于团购的未来,吴波认为,本土团购的创业者依然在路上。

何平:卖凉粉创业的律师

两年前,我的职业是一名律师。在别人看来,这份职业稳定又体面,只有我知道光鲜背后的枯燥与乏味。

转机出现一次家庭聚会上,我得知每天仅卖两小时凉粉的舅舅已连续几年纯赚10多万元,大吃一惊。有钱又有闲的自在生活让被工作压抑得喘不过气的我看到了新的希望。上班、做生意都是靠人情练达,我下海当然得是小学文化的舅舅的升级版。

创业第一坎:顾客突然没有了经过几个月筹备, 2009年12月10日,我的“老外公祖传凉粉”店终于在磁器口正街15号开张了。开业第一天就纯赚200多元。

可我怎么也想不到,开门红是我创业尝到的第一口甜头,也是唯一的一口,我高兴得太早了。

开业没几天,一碗碗拌好调料的凉粉成了案板上的摆设。当时正值寒冬,凉粉吸引不到顾客也算正常。可到了天气晴朗的日子,仍乏人问津。勉强有几个看稀奇地凑过来,还没等我招呼,人家看一眼就转身走了。大冬天里还有人买哈根达斯呢,凉粉怎么就无人问津?

我暗自琢磨,会不会是凉粉卖价太高了?打听一圈,周围小吃的价格都差不多;店铺位置很偏僻吗?2.5平方米的店面确实不打眼,却也在古镇到嘉陵江休闲广场的必经之路;难道是凉粉味道不好?吃过的顾客都称赞味道“巴适”呀。不是凉粉的问题,也不是位置的问题,那怎样才能吸引顾客来买第一碗凉粉呢?

创业第二坎:致命的免费试吃我决定化被动等待为主动出击。学习超市常见的“免费试吃”成了被我寄予厚望的“救命稻草”。

当我端着凉粉、邀请路过的顾客免费品尝并附赠一包纸巾时,意想不到的是,没人领情。人家大老远就绕着走,生怕我是“粘上”就甩不掉的推销员;那些试吃过的人又不肯掏钱买。生意一点起色都没有,还时不时“打白板”。

看着一盆盆卖不掉的凉粉,我心都凉了。问题究竟在哪里?

闭门苦思不是办法,我决定到街上转转。观察几天后,我给惨淡的生意总结了几个原因:一,抓不住游客的心,留不下游客的钱。手工凉粉在磁器口是独一家,竞争却无处不在,有花招、吸人眼球才能脱颖而出;二,“酒香也怕巷子深”。之前我对同行拿喇叭吆喝的叫卖方式不屑一顾,觉得低俗。事实证明,有吆喝才会有人气,有人气才会有口碑。低调稳重地等待顾客主动上门,路边小店玩不起;三,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生意经。游客来磁器口就是为了自我放松,遇到什么好吃、好玩当即掏钱买开心,咱卖的就是消费偶然性,免费试吃只会提前满足游客的胃和好奇心,谁还为已经满足的欲望埋单?

第二天,我马上取消免费试吃,并买来喇叭像同行一样吆喝。说实话,律师“当街卖唱”让我颇有些尴尬。可面子强大不过现实,我不仅把喇叭音量调到最大,还站在凳子上对着顾客吆喝。嗓子嘶哑肿痛换来买凉粉的游客比平时多了些,曾经门可罗雀的店铺总算有了人气。

有个性才能挖到金没多久,一位顾客跟我反映辣椒料不够地道,辣而不香。众所周知,重庆人嗜辣如命,攻克了辣椒问题,就等于抓住了消费对象,到时不用我打广告,“好吃”的顾客也会排队抢冷凉粉吃!

我赶紧买回市面所有的辣椒品种做试验,并请教火锅店大厨怎么提炼辣椒香味;听说老婆家一位亲戚做辣椒有一手,我还自备菜油、辣椒登门学艺……

在倒掉几十斤废弃的辣椒料后,我熬制出的秘制辣椒料被顾客推崇备至,吃过的人无不大呼过瘾!口口相传中,凉粉店的人气终于起来了。

趁热打铁,针对从没吃过凉粉的人我还玩起新花样——现场表演。根据游客的饮食习惯我调制出十几种风味的个性凉粉。为了吸引游客的注意力,我在吆喝上耍了“心眼”:“老外公祖传凉粉,现场制作、现场调味;任何口味都有卖,不好吃,不给钱;价格高,反退钱……”听到“不好吃,不给钱;价格高,反退钱”,三三两两的游客一下围了过来,当着游客的面,我左手端着4碗凉粉,右手拿着汤匙现场调味,流畅、迅速的动作下四种风味迥异的凉粉色香味俱全。游客的好奇心瞬间被激活了,纷纷自报口味,想看我如何一心多用调制不同的凉粉。通过现场调味,狭小的店铺每天都被游客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有特色才有活路”这个看似简单的道理,我折腾了这么久才终于弄明白。

有了辣椒料和现场表演这两大卖点,曾经到天黑都卖不完的凉粉现在下午两、三点钟就卖光了,日销量更是节节攀升。趁着这股风头,2010年7、8月份,我在磁器口有了三家店;在四川成都,重庆杨家坪、北碚等地还开了不少直营店和合伙店;平时还给附近的农贸市场和餐馆送凉粉半成品。

半年不到,我靠手工凉粉净赚了30万元。

创业第三坎:天降拆迁就在我扬眉吐气,开足马力扩大生产时,一纸公文把我推进了冰窟窿。

城市突然掀起规划整治工程,主城区的临街门面立马要全部翻新。而我和别人合伙的10余小家正好在拆迁、整治之列。来不及搬迁、来不及找门面,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打”回原形,手里只剩磁器口两家直营店。曾经每天一、两百斤的凉粉销售量一下锐减为几十斤。干劲儿十足的一家人全都沉默了。

那段时间,人前我强打精神、拼命地干活,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半夜却盯着天花板咬牙落泪。好不容易熬出来点希望,眨眼功夫就被老天收了回去,换谁能好受?

心灰意冷中,我逐渐冷静下来。市场风云变幻,做生意就是玩赌博,赌赢了人为因素,还要防“天灾”,有些事情不是你说努力就能行的。生意要细水长流,就要站得比别人高、看得比别人远。

小凉粉的大梦想好在磁器口两家店铺的生意并没有受到拆迁影响,销售额连续三个月突破5万元。看着不断突破的销售额我却开始反思,街边小店的经营模式是否真的安全?火爆的生意能持续多久?万一哪天磁器口也要拆迁,我该怎么办?

这期间,我靠凉粉致富的故事登上了地方媒体和央视新闻。很多外地游客专门到磁器口买我的凉粉;手机每天都会接到好几十个陌生人的加盟咨询电话;还有人带着钱来找我学艺;一位浙江老板还热情地邀请我与他合作,一起生产凉粉……

我都拒绝了。经过前面几次波折,我已不再像下海前那样自信满满。从开业到走上正轨都折腾了近两个月,全国连锁自己能应付得了吗?如何确保口味的稳定性?物流配送又如何解决?

几天后,几个老同事来看我。谈笑间,一个朋友感叹:“老弟,还是你当初勇敢啊,大家都准备看你‘屈尊降贵’卖凉粉的笑话,没想到你真把这事给折腾成了!我们可就没你这份魄力了,这个年纪,有些东西谁敢说放下就放下?”

送走昔日的同事,我突然明白,如果当初只顾守着稳定的工作,我一辈子也体会不到这段时间卖凉粉的起伏曲折;继续守着两家店小打小闹,凉粉生意永远做不大。开弓没有回头箭,我重新打起了精神。

如今,我已经选好了凉粉机械化生产的厂房,生产设备在最后调试,物流配送方案、员工培训也在完善中。谁说2.5平方米的卖凉粉小店不能有连锁梦?

也许前面的路更难,但生命只有被追逐才会往前跑,才会充实且有意义。我当初辞职不就是为了追寻这样的生活吗?

郭江:创业只有疯子才能成功

“互联网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的行业,只有疯子才能成功。”4月21日,在深圳举行的第六届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大会上,慧聪网CEO郭江表达了自己的惊人言论,引起在场观众的热烈反响。在郭江看来,互联网行业是个扔钱、烧钱,需要疯话和疯子般进攻的行业,普通创业者的平和心态在这样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很难生存下来。

郭江的这句貌似有些过激的言论与当年英特尔创始人葛洛夫“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经典管理名言看起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他看来,慧聪一直在寻找一条平和与疯狂两种状态中间的道路,“这样精神压力可以小一点,但还不至于疯……”。

郭江眼中的互联网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的行业,任何人不管多有激情,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或许都会被这个行业的高压和速度所拖垮。但反过来,这也正是互联网的魅力所在,如果不是靠着如此高速的发展和丰富的创新应用,这个行业就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创业机会。

郭江认为,心态过好的人,在互联网这个行业中,会跟不上节奏。“速度是决定一切的,拿慧聪来说,上市之后才转做互联网业务,全世界恐怕也只有这么一家公司,因此慧聪面临着比其他纯粹互联网上市的公司更大的压力”。尽管慧聪持有几个亿的现金流,但实际上如果策略不对,半年不到就可能导致公司的死亡,这么说是因为公司到了一定规模之后,战略方向非常之重要。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研究,慧聪认定在2011年自己的战略就是“专注内贸、行业垂直和进军交易”,郭江坦言,曾经打过外贸市场的主意,但是后来终于从不甘心变为甘心了。“内贸是我最善长干的事情,外贸则是门外汉。”以己之短,攻彼之长,他认为并不划算,很可能将慧聪拖向深渊。

因此,郭江开始变得务实,针对慧聪,制定了坚定在垂直行业深耕挖掘的战略,近期慧聪还特意将品牌宣传语更改为“三百六十行,行行在慧聪”,彰显了扎根行业用户市场的决心。行业垂直、进军交易,这些才是慧聪接下来要继续努力的方向,尽管如果涉足交易环节,B2B的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等方面,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和挑战,但郭江还是希望去经营一下。

实际上,慧聪对于新领域也并非一无所求,除了尝试进军交易之外,慧聪还在B2B行业首次试水团购业务,这其实算得上是业内首创,慧聪希望通过这些探索,能给B2B行业趟出一条更宽的道路来。在郭江看来,与搜索引擎的极高门槛相比起来,这些都是很靠谱的事情,都是在慧聪目前可以掌控的资源范围之内。

未来,慧聪的三大战略能否顺利实施,时间自然会给出答案。

徐乐:27岁,连续五次创业

“听说马化腾以前也做过两次腰椎间盘突出手术,我也做过,看以后吧,也许我能跟他一样牛呢。”

“大起大落。”坐在洒满阳光的新办公室里,徐乐如此形容他近10年的创业之路。

这位27岁的年轻人过去的经历显然比同龄人甚至很多前辈更加复杂和具有戏剧性。2000年徐乐来到清华读书,2002年却办理停学手续去上海创业,由于缺乏社会经验被合伙人骗走20万元,变得一无所有。之后回到北京继续创业,做IDC业务变成百万富翁。2003年推出易付通网站,是国内第一批做支付平台的人。网站刚上线两周,淘宝的孙彤宇特地来到北京邀请他加入支付宝,徐乐选择了拒绝。此后易付通一直不温不火,徐乐找IDG融资未能成功,2004年9月,他回到清华重新完成学业。不过,作为大学生创业者的一名典型代表,徐乐的成长才刚刚开始。

在2006年毕业之前,有一天徐乐在看台湾娱乐节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的时候,节目中介绍了台湾一家向用户提供试用品的网站。受此启发,徐乐创建了试用网itry,上线68天后,IDG投资人再次约见徐乐。2006年4月底,itry成功拿到了融资。当年的12月19日,网站被同是IDG投资的亿美软通并购。不为人所知的是,在2007和2008年,徐乐一度被长期的精神紧绷、抑郁、急躁所折磨,精神上的困扰让整个身体肌能出现状况,“生不如死的感觉”。服用了缓解神经的药物后该病得以治愈,徐乐到海外旅行放松自己,不料回来之后又发现了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不得不接受手术,在床上躺了7个月。这时已经是2008年底,徐乐重回公司打理工作。

“很快融到资、很快卖掉,在外界看来试用网还算成功,”徐乐回顾这一次创业经历,“但我自己觉得做得很失败。”在他看来,那次收购是个很痛苦的回忆,“那时候没经历过什么事情,心气很高,想着自己要做多大多大的公司,结果取得的成绩相比期望值,差太远了。”

此后,徐乐一直在思考原因。最重要的一条,在他看来是自己没有坚持到底,“其实像我这样半途出来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案例,不应该是这样。”在这一点上,徐乐被比其年长的好友姚劲波(58同城创始人、学大教育创始人之一)的例子所触动。徐乐记得很清楚,去年的11月3日,在QQ与360大战的那个晚上,姚劲波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庆祝学大教育的上市。“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学大教育在2000年就成立了”,徐乐感慨万分,“十年啊!每个人都该问问自己,你能不能做一件事情坚持做十年?”

徐乐的创业经

从觉得自己超级牛、天下无敌、什么都能做到认为自己是个傻子,连一般水平都达不到;直至经过几次心理上的重大考验,觉得自己还可以踏踏实实做点事情。

好在这位在事业和身体上都曾受到多次打击的年轻人,却有着一颗无所畏惧的心。到了2010年5月,徐乐又闲不住了。他再一次创办自己的公司SNSGAME游戏矩阵,正式进军游戏领域。在去年,游戏矩阵自主研发了一款名为主题学校的社交游戏,在台湾地区曾覆盖高达1/5的用户。

上升的势头却未能维持太久。由于对游戏的理解不深,徐乐没有持续运营这款产品,而是一头扎到新游戏的开发中,导致主题学校的生命周期很快终止。“当时心太大,光是代理发行的社交游戏就超过12款,让团队做了太多事情”,此后徐乐又学到了一个道理——坚持也要讲技巧,创业者要在合适的时间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目前游戏矩阵已经坚定地走在了自主研发运营的路上。两款即将推出的社交游戏将与各国发行渠道商紧密合作,徐乐预计,新公司将很快能实现盈利,今年盈利规模有可能达到千万级别。在代理方面,仅有一款风靡全球的美国Play forge公司游戏“僵尸农场”。

在试用网未能交出自己满意答卷的徐乐,在新公司游戏矩阵的创业过程中更加懂得了坚持的意义。游戏矩阵去年一度利润很不稳定,但好几家公司仍看好这个团队的实力,打算买下公司。“他们的价格非常好,选择过程其实也有点痛苦”,不过徐乐最终拒绝卖掉——一旦卖掉,就又是一个自己觉得还没做到头的事情在中途戛然而止,又将会活在和试用网同样的阴影之中,面对各种各样的遗憾。

“拒绝被收购的时候,我记得公司当时的现金已经所剩不多,这也让我们进入了破釜沉舟的状态,还好熬过来了”,这使徐乐感觉到开心,“挺了过去,我和公司都成长了。”这种感觉,在徐乐的好友姚劲波创办58同城时也出现过。“58同城在前几年烧了很多很多钱,融的资都快烧没了,很困难,”徐乐说,“但是他们熬过来了,挺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现在多牛!”

经过试用网的磨练,原本做事风格十分急躁的徐乐逐渐使自己沉淀下来。假设当初没有卖掉试用网,现在会怎样?“其实现在很火的团购模式,我想了想,和提供试用品的试用网是一类路子,就是向前发展了一步,从体验、收广告费变为直接卖服务。”徐乐说如果自己今天还在试用网的话,靠积累的经验和客户资源应该能在团购领域找到机会。“创业应该想清楚,很多时候往往就差最后一步,”徐乐说,“打井要坚持到底,才能最终挖到水。”

已经不复当初的年少轻狂:从觉得自己超级牛、天下无敌、什么都能做到认为自己是个傻子,连一般水平都达不到;直至经过几次心理上的重大考验,觉得自己还可以踏踏实实做点事情——徐乐这样自述一个年轻创业者的成长和变化。新公司游戏矩阵目前发展状况良好,徐乐做游戏也做得十分开心,“我以前做网站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刚做出来的一个东西可以在一夜之间有大量的用户。试用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吸引了十万注册用户,当时已经很牛了,哪知道现在的游戏上线一夜之间就有几十万人去看、去玩”,看上去他已经找到了想追求的东西。

“现在回头来看的话,没准我会选择老老实实把大学读完再出来创业,一心多用把自己搞得很累”,徐乐的体会是,20多岁的年轻人创业,遇到最大的问题一是经验,二是管理。到了30岁,各方面的资源准备充足之后,创业者可能有着更大的爆发机会。“30岁以前别苛责自己,多成长、多历练就好了。以前我经常拿自己跟李彦宏比、跟张朝阳比,这能不把自己给急病吗?”经过风浪之后,徐乐依然很乐观,“听说马化腾以前也做过两次腰椎间盘突出手术,我也做过,看以后吧,也许我能跟他一样牛呢。”

中国首富李彦宏的是是非非

“如果去年互联网是大局未定,今年就是闹中取静。”4月12日,2011年百度联盟峰会。百度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李彦宏站在台上,不停地来回走动,试图保持开放式的演讲姿态,时不时瞄一下台下的提示板。

闹中取静,或许是李彦宏当下最想要的状态。作家们抗议百度侵权的声音未平,行业内对百度关键词要价过高的控诉又起。外界一直以来对百度的讨伐在近期达到高潮。

互动百科CEO潘海东、作家韩寒、李彦宏的北大校友……各界人士轮流给他写信,但他不为所动,从不回应,从不争辩。

走下演讲台的他,只顾低头看手机,当百度联盟总经理误将“怎样才能做好百度的SEO(搜索引擎优化)”说成“怎样才能做好百度的CEO”时,李彦宏才抬起头,微微一笑。

南方周末记者问他,是否看到了韩寒写给他的信,李彦宏不答,匆匆离去。

李彦宏的大姐李秀华说,如果她现在给李彦宏打电话,他肯定不会接,“他没时间和我们交流”。

这个坐拥中国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身处福布斯中国财富榜榜首的男人,似乎早就找到了取静之道。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我知道李彦宏肯定不会来。”和百度就文库侵权谈判之前,磨铁图书总裁沈浩波从和百度方面的几次接触中,感觉到了李彦宏对侵权事件的傲慢。但他没想到,百度派来的不是法务总监而是一个“政策法规研究负责人”,百度负责公关的副总裁朱光响应:“百度从来都是这样。”李彦宏有一个心怀天下的理想:做出最优秀的搜索引擎,帮助所有百度用户更便捷地找到信息。他说,这是他的信仰。在百度官方的记述中,高中时一次计算器竞赛的惨败是这个信仰之源。当时,在阳泉读书的李彦宏到省会太原比赛,一直成绩优秀的他最后很多题都没做出来,大受打击。在太原的书店,他发现了很多阳泉买不到的计算器书,这让他深深感到,信息的传播对一个人有多么重要。

用户需求决定一切。这一光荣正确的信条被百度人用来解释百度的各种行为。

在为百度文库辩护时,百度高级副总裁沈皓瑜说,百度一直奉行“分享”的互联网理念,希望能将更海量的知识、文文件和消费者分享。

沈皓瑜没有提及的是,在百度的慷慨和用户的方便背后,是对整个出版产业的沉重打击,以至于作家们需要“为了食油声讨百度”。

外界质疑广告太多时,百度方面说,这是为了用户的需要。他们打了个比方,一个用户在搜索框里搜索“肿瘤”,排在第一位的“中国中医科学院肿瘤学首席专家”实属招摇撞骗。

前几年百度开放MP3下载时,同样是为了用户的需要。一位前高管甚至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百度提供MP3免费下载,不仅满足了用户的需要,还给音乐家们找了别的活路,“开演唱会这不比卖CD挣的钱更多吗?”事实正好相反,词曲作者和音乐制作人无法从商演中获利,于是音乐界已经形成一种怪现象:所有词曲作者都想自己去唱歌,而真正优秀的歌手则无歌可唱。有一天晚上,高晓松找沈浩波哭诉:“我们音乐人比你们作家和出版商惨多了!”标志着百度产品创新的“框计算”,更是打着为满足用户需要的旗号出场。

互联网观察人士程苓峰这样解释“框计算”:搜“新三国”,第一个显示是奇艺网,这是百度投资的。搜“招商银行股价”,头两个显示都是和讯网,这是百度的战略合作伙伴。搜“小游戏”,第一个是百度自己的小游戏页面。搜“李宇春”,第一个是百度百科、第二个是百度贴吧、第三个是百度MP3、第五个是百度视频、第六个是百度图片。“谁来PK百度局域网络?”程苓峰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作为搜索引擎公司,“合理”的追求是,让用户在自己的网页上停留的时间最短,以便更快地到达他们想去的网站。百度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希望把用户留在自己的网页上,最好不要去其它网站。

互联网评论家洪波说,在一些同行聚会的场合,大家一坐下来,他能隐隐感觉到李彦宏睥睨众人的气息。一次,洪波批评百度的文章被百度公关部转给李彦宏,李回了八个字:“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Robin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百度前员工麦越乐(化名)说。作为百度早期最核心的员工之一,麦越乐的评价带有几分理解后的同情。

李彦宏1968年11月出生于山西阳泉,在家中排行老四,是五个孩子中的唯一一个男孩。从爷爷辈到父辈再到姐妹们,都视他为“重点保护对象”。李彦宏的伯父没有子女,亦将他视如己出。

大姐李秀华说,小时候家里有好吃的都先尽着他,他吃完了别人再稍带吃一点。“吃个苹果也有分工,他吃瓤别人吃皮。”李秀华说,“我们都没有疑义,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应该的。”李彦宏似乎觉得理所当然。2009年,他上湖南卫视的节目,与一群90后学生交流。主持人带着批评的语气说:“现在90后娇生惯养的比较多。”李彦宏当场回应:“我觉得娇生惯养不是什么坏事。”在那期节目中,他坦承:“我是很自恋。”他透露,自己经常在网上搜索“李彦宏”,观察搜索结果。

李的家族基因优良,父亲和祖父都聪慧过人,他的三姐先后考上当地最好的阳泉一中、北京大学,然后赴美留学。

李彦宏几乎复制了三姐的道路,但他比这位值得骄傲的姐姐更有野心,对人生有更精密的规划。

高中文理分班时,他发现成绩好的学生都去了理科班,为了给自己施加竞争压力,李彦宏放弃了自己感兴趣的文科。进了大学,他不太满意自己所在的图书情报学专业,于是去计算器系上了不少课。

在大学班主任陈文广眼中,李彦宏行事低调,为人平和,几乎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唯有一点特别突出:“他一直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在北大,他知道自己要学计算器、出国;在美国读完硕士后,他放弃拿到博士就读资格投身华尔街和硅谷,要做一个商人;1999年底,他又决定回国创业,而这并不被他的家人理解。“在国外生活是当时很多人羡慕的,他在国外也有了立足之地,我们反对他回国。”大姐李秀华说。李彦宏最终没有采纳家人的建议,正如他多年以前自己决定学理科、报北大、读图书情报学、学计算器一样。“别人反对,他不怒,不愿跟人交涉,也不听别人的,自己拿主意。”李秀华说,李彦宏的一系列选择,事后都证明是正确的,比起在美国读博、教书的三姐,他的成就耀眼得多。“这样一来,可能他就更不爱听别人的意见了吧。”

店大欺客

李彦宏曾说,自己的命很硬。言下之意,他总能逢凶化吉。“百度非官方博客”的作者丁西坡说,百度11年的发展历程的确是一条坦途。它幸运地避开了互联网泡沫的冲击,又没有出现任何现金流转上的压力,这在同时期的互联网企业中非常难得。

和同时代那些遥望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家不同,李彦宏在美国已经深入到非常成熟的互联网产业内部。这使得百度在DNA上跟中国很多互联网公司有很大的差别。“做个产品、做个技术,东西好就卖了,所以它更草根,更注重用户的需求。”谢文说,早期的百度符合他的主流标准:絶对民营,絶对技术,絶对草根。

但是,那个时候的百度不赚钱。这显然不是李彦宏想要的。1998年,他以他在硅谷的观察写成《硅谷商战》一书,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技术本身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商战策略才是决胜千里的关键。”这本书不仅内容新鲜,形式也很特别。李彦宏以古典章回小说的形式串接,将国外高科技公司的竞争纳入了中国传统的兵家纷争视角下进行解读。他将微软描述为“寸土必争”的“邪恶帝国”,十余年后,他所创建和领导的公司面临着同样的指控。百度不仅在做搜索,还在做实时通讯、电子商务、博客、微博、输入法、浏览器、压缩软件……甚至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内容生产。2002年的新浪停机事件对百度来说是个转折点。3月12日,百度突然暂停了对新浪的搜索服务,改而将用户导向自己的网站,理由是新浪拖欠了服务费。

一直隐藏在门户网站背后的baidu.com一朝成名,成为营销经典范例,也让同业感到惊愕。“这不是一种正常的商业行为。”洪波说,“如果真是新浪欠钱,你和新浪去解决欠钱的问题,直接掠夺别人的用户,这个手段是特别不地道的。”李彦宏敢于与自己的大客户决裂,在于他已找到了盈利模式,即搜索结果竞价排名。为此,他跟分散在各国的投资者们摔了电话,并说服了他们。

但竞价排名一开始,就饱受诟病。李彦宏说,其它搜索引擎也这么做,可能一开始不应该叫竞价排名。

从普通用户的角度看,谷歌的广告被打上了底色,和搜索结果截然分开。百度的搜索结果中,有的广告被打上了底色,有的则与普通搜索结果几无分别,只是在最末尾加上了两个小小的汉字:“推广”。这两种不同的广告呈现形式似无规律可循,一位内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其实这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按道理谷歌在先,你又抄人家,你干嘛不原汁原味地抄?在产品立意上,你就想到谁给钱多就把它排在前面,不管在真实世界里面哪一条实际的价值更高,说穿就是那么回事。”谢文一针见血。

现在,竞价排名已经改版为“凤巢”系统。这一系统与谷歌关键词广告更加接近,用户体验却截然不同。“在百度投广告往往需要花更多的冤枉钱,而且在不断涨价。”一位网络营销业内人士说。

大多数中小企业骑虎难下——一旦停止投放广告,搜索排名必然大幅下降,大多数企业并没有当当和京东那样的实力和魄力,敢于退出这个烧钱游戏。

沈浩波在维权期间曾经因为工作原因接触了不少企业主。他们见到沈浩波之后,都将本来要谈的事情抛到九霄云外,改而向他“声泪俱下”地谴责百度。有一家即将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创始人告诉沈浩波:他的企业每年凈利润只有几千万,但却要在百度投3000万的广告。“要是不投,在百度上搜企业名字出来的就是别人的东西,他的网站就到后面几页去了,前面都是莫名其妙的连结,把他企业的名声都搞臭了。”“‘店大欺客’是对百度最精确的形容,规则爱怎么定就怎么定,全部对它有利。”曾在百度投放关键词广告的深圳律师黄维领说。

谢文把李彦宏的思路概括为“山西价值观”:“这样来钱快、来钱多,我土,什么新闻价值、客观反映世界,这个事我不懂,然后就变成有意识的、主动的、黑社会式的做法,这样下去就不可收拾了。”沈浩波有切身体会:“但凡藏着掖着的说明你还有点羞耻心,有点法律观念,那我可以跟你打官司、慢慢谈,这样还有救。百度就不是了,它就想把侵权产业化了,还高举高打,这个就太恐怖了。”互动百科CEO潘海东举了竞价排名的例子。他说,中国因为没有法律规定说页面左侧不能把搜索结果和广告混排,这是个灰色地带。百度可以把灰色地带扩张到无以附加的地步,比如,搜索药的时候,前面两页全是推广,一般的网民意识不到,他也不清楚这个东西是一个广告还是一个搜索结果。

在过去11年里,百度以自己的生存逻章迅猛发展,它的市值从2005年IPO时的8.7亿美元狂飙至506.3亿美元(2011年4月12日数据),公司人数从最初的7人发展到现在的一万多人。

行内对百度的成功有两种主流的看法。一种认为,李彦宏运气好,碰巧撞上了搜索引擎这样一个超级完美的商业模式;另一种听上去更为公允。“它走了一条比较艰险的道路,别人不愿意走的路,今天成为第一,这是它核心竞争力的回报。可能是因为李彦宏在美国待了十多年,硅谷搞技术出身的,他受这点影响的结果,也是百度最健康的一面。”谢文说。在百度,员工可以穿短裤拖鞋,不打卡,有免费早餐,但有两条禁令跟创始人的习惯直接相关:不能抽烟,不带宠物。

这跟谷歌等公司的“工程师文化”颇为相似。但洪波认为,在硅谷浸淫多年的李彦宏并没有从根本上“硅谷化”。“他带着硅谷的技术,带着硅谷对市场技术和关系的理解,经营方式和经营思路方面,完全不是硅谷的。”洪波说。而真正的硅谷精神,允许失败的创新、崇尚竞争、平等开放。

命真的很硬

李彦宏的命真的很硬。2008年,先是网民举报公关公司建议三鹿投放300万元寻求百度屏蔽负面新闻,中央电视台又接连两天曝光百度推广虚假广告和竞价排名内幕,外界一度认为会对百度造成致命打击或者令它警醒。

但百度以它一贯的中国式生存法则,又一次转危为安。两名在央视暗访时说了实话的销售代表,被开除。

百度内部员工批评这是竞争对手所为。“央视自己就没有假广告吗?”麦越乐回忆,曝光事件发生在央视召开年度广告招商大会的前几天。

这起百度诞生以来最大的公关危机,似乎是为即将加盟的公关总监朱光量身订造。麦越乐说,曾任联想集团大中华区公关及整合推广高级总监的朱光是典型的职业经理人,如果说李彦宏奉行实用主义,那朱光就是实用主义中的实用主义。

很快,200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观众认出了李彦宏。有网友统计,他上镜次数达8次左右,其中还有多次特写镜头。节目开始前的黄金时段,百度就率先给全国人民拜年;第一个相声节目也植入了“百度一下,你就知道”的广告词。

百度2009年第一季度财报发布时,百度首席财务官接受高盛分析师访谈时确认:这一季度4000万的“营销相关支出的絶大部分”给了央视。

百度员工们私下议论:镜头上的李彦宏在微笑,心里可能在流血,“你想想一个镜头多少钱?”这回文库事件,公关公司甚至给谈判对手沈浩波打电话,因为他一直在微博上公开百度言行不一之处。“他们让我不要提具体人的名字,说什么大家都是打工的,当时接到这个电话我真是……”沈浩波说,百度的“维稳”手段很奇怪:该正面应对的不应对,背后拼命用各种手段摆平。

李彦宏骨子里不喜欢交际,他更多地喜欢个人化的运动,比如滑雪。他的口才并不出众,下属说他的讲话有散文腔。

百度的对外交往一度由他太太马东敏负责。“海淀区某个官员过来,见不到李彦宏,见到他太太也就可以了。”一位百度前员工说。后来,可能出于避嫌,马东敏离开了对外合作部总监的职位。“大家想来想去,除了李彦宏,没有什么能代表百度。”洪波说。

李彦宏开始出现在公众场合。人们看到他在《精品购物指南》、《芭莎男士》上出现,他还以明星姿态,参加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接受女粉丝的尖叫。这些粉丝不少都是由百度邀请组织,到现场为李彦宏加油打气。

麦越乐从李彦宏身上看到了一些变化:以前他不太抛头露面,现在他可能觉得这样似乎也不错。

在百度一路高歌、李彦宏个人财富迅速增长,“很多人会赞叹我们老板一人就能撑起一个公司,真不简单,实际上,大家都不知道还有个联合创始人徐勇。”百度一位前员工说。

百度联合创始人徐勇,则早在百度上市前就和李彦宏分道扬镳。从2006年起,《相信中国》封面上百度的五大高管,陆续离开了百度,只剩下李彦宏一个人。

这些离开的高管中,百度员工最怀念的是前CFO王湛生,他在2007年一次度假中溺亡,令不少行内人扼腕。

麦越乐说,至今逢年过节他第一个想问候的人都是王湛生。“有一次听说我们要和普华永道(王之前在普华永道工作)的人踢足球,他一听说就过来一起踢了,换成Robin,絶对不可能做到,他不喜欢集体活动。”王湛生极佳的人缘和出色的能力,为李彦宏分担了不少内外沟通工作。一位已离职的员工称,王湛生在死前的一个月,曾发信给员工谈自己对百度问题的想法,让许多萌生去意的老员工留了下来,王去世后,这些人纷纷离开百度。

一位IT记者回忆,2005年百度上市庆功会,王湛生上台演讲,他说,在过去一年里边,我要感谢过去总是在我这儿听到批评,很想得到我表扬的这些人,请站起来吧。结果,第一个站起来的是李彦宏。很难相信,王湛生批评最多的是李彦宏。

李彦宏说,创业以来,他遭遇的最大打击就是王湛生的逝去。

打天下也要坐天下

“如果说以前李彦宏的自负是被压抑着的,后来就显露无遗了。”洪波说,随着公司的逐渐壮大和高管的离去,李彦宏的个人权威在百度越来越明显。

虽然百度文化29条准则提到,百度不仅是李彦宏的,也是百度每一个人的。“事实上,就是李彦宏的。”百度前员工罗元明(化名)说。

李彦宏的偶像是乔布斯,这位苹果公司的掌门人,既是技术天才,也是著名的独裁管理者。

一位长期观察百度的记者说,在百度内部,李彦宏是不容置疑的,就是神坛上的人物,公司正确的战略都是他的主意。

一些产品说停就停,员工们给李彦宏写信,但是得不到他的任何解释。这些失败的产品现在还能在网站上找到,比如“百度首页人物”。

李曾经跟另一位创始人徐勇约定,自己不会担任百度的CEO,但事实是,他一直占据着这个位置。2005年李彦宏接受“博客网”采访时说,百度刚刚开始运营的时候,他的职位不是CEO,是总裁。“之所以叫总裁,我希望找到一个CEO,找到一个有很多经验运营这个公司的人。但是很可惜,找了很多年之后,我发现找到这样的人不容易。”2006年,百度第一位员工原CTO刘建国辞职,此职位两年后才由从华为挖来的李一男接任,李呆了一年后与当时的COO一同离开,至今CTO已空缺一年多。李彦宏创业时的“七剑客”,也仅剩他自己一人。“李彦宏空降了好几个职业经理人,他们都是名人,背景五花八门,苹果的、博士伦的。”麦越乐说,这些明星经理人的到来,与这个早期以工程师文化为主流的公司,显得格格不入。“我后来不断地在招一些优秀的人进来,这些人很多都比我聪明,但是他们为什么都给我打工呢?是因为他们没有我的冒险精神。所以他们在公司风险比以前小的时候,以前我们找不到的那些优秀的人愿意进来了。”李彦宏这样说。但麦越乐认为,很大程度上李彦宏想让这些人来证明百度的强大。

几位百度内部员工都认为,空降兵带来的多元文化,使百度内部管理处于半失控状态,这几年推出的众多产品,一定程度上也是内部资源争夺造成的结果。

李彦宏在《硅谷商战》中提到,“不要对自己开创的公司死守着不放——这是经过很多惨痛教训才明白的道理,并不是所有打天下的人都适合坐天下。”他已经忘记了这条教训?不!他认为自己适合坐天下。一位核心中层想去念EMBA,请他写推荐信。李彦宏问:“你是不是要走?那些学管理的,反而管不好。我念的专业也不是我现在干的,照样能做得很好啊!”去年刚刚离职的马国涛(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离开时,李彦宏再三挽留。李彦宏说,外面大风大浪的,还是百度这艘大船好。李彦宏难以理解:“为什么我对他们那么好,他们还走呢?”离开的老员工们对百度的感情复杂难表。正是因为和百度之间复杂的情感,他们中多数人拒絶了我们的采访。

肖京(化名)上个月离职,谷歌中国和正在筹备的人民搜索都向他招手,开出了高出百度三分之一的年薪。他承认,如果不是在百度干了三年核心的业务,不可能有这样的身价。

而百度早期刘建国、雷鸣、程浩等一批老技术骨干,所创项目都和搜索引擎有关。

他们从这里离开,带走了不菲的报酬和股份,和足够含金量的履历。更多人念及的,却是离开时那种理想不再的惆怅和难酬壮志的遗憾。在他们看来,早期的百度,虽然没有规范的管理,大家靠的是对百度的感情和基本的道德在做事。“像我们之前做贴吧的时候,盛大文学的连载被转载,我们会主动删一些,另外给他们导一些流量。比如,你在百度看到的是摘要,搜索结果,正版的排在第一位。”麦越乐说,相比之下,文库的模式非常霸道,丝毫没考虑到别人。“以前大家都觉得这里能实现个人价值,现在无非是赚点钱罢了,就是个养老院。”肖京觉得,Robin迷失了。“你还是可以去敲他的门,过程一样,但是结果不一样。以前他会问很多人,现在他可能就问你主管,然后说事情不是你说的那样。”

何去何从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网民,以前都是美国的商业模式行遍世界到中国来,我们也希望有一套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能在世界上行得通。”坐在东京六本木新城森大厦办公室里,百度日本首席代表陈海腾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办公地点的选择也是出于品牌形象的考虑,“谷歌、联想等大品牌都在这栋楼。”不过,百度在日本的发展不像办公地点这么光鲜。

据第三方统计,进军日本四年多,百度日本至今还没有进入日本搜索市场的前十名。日本的网络观察家说,百度在日本根本不具备任何技术优势和新奇的成分,他们提供的那些都是老一套,日本的企业也能提供。因此,百度要依靠在中国的商业模式,在日本是吃不开的。更要命的是,百度吸引人的音乐、视频、软件、图片等的搜索业务,在日本因涉及侵犯智慧财产权而难以开展。

两个月前,日本笔会向百度日本发送了抗议书,抗议百度日本违法转载至少16名日本作家的电子小说和散文等,要求删除。

不知道此事对百度共享的理念有无触动。李彦宏对百度日本的要求很明确:先把产品开发出来,不用急着赚钱。

赚钱自有一番广阔的天地,在中国,百度在搜索引擎的絶对统治地位已经无人可以撼动。

在4月12日的峰会上,李彦宏说,舆论认为中国互联网有三座大山(百度、腾讯、阿里巴巴),他不同意这个论调。“中国在美国和香港上市的互联网企业,加起来比美国的都多,它们的市值总和还不及GOOGLE一家。”李彦宏想以此说明,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机会很多,不存在垄断。

事实上,互联网业界很多创业者提到一个项目,第一个问题就会想到:“百度会不会做?如果百度做了怎么办?”作为现阶段的互联网的入口,搜索引擎被喻为拥有像上帝一般强大的力量,要求执掌它的人必须秉持正义和平等的价值观。“比如,不能人工干预,必须保证搜索结果的公正性,这就是搜索引擎的宪法。”潘海东说,搜索引擎相当于社会公器,一旦被一方掌握,问题就很大。“因为我跟百度之间有过节,那你根本伸不到我的话,你的言论自由在哪儿得到体现?体现不了。”百度的种种作为已经在挑战互联网的宪法。“我很少看到这样的企业:合作伙伴不喜欢他,站长恨他,用户也骂他。”潘海东和王通都认为百度是个畸形的公司。

普通网民“边用边骂”,企业用户“边骂边投”。4月8日,某电子商务商业大会上,本来的自由讨论环节主题为女性消费,却演变成各电商老板对百度的声讨大会。“也买网”董事长袁疆表示,“我的态度和刘强东一样,他是骂了不投,我是边骂边投。”但他又感叹,“这就是过路费”,“不投,不投你试试?”许多人认为,百度之所以会沦为“全民公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不懂得维护整个生态圈。曾在百度技术部工作,现任4399架构师的曹政就说:百度许多产品都是单线思维,只知道互联网产品,看不到生态结构的运营,单纯从终端用户考虑,从不顾及内容提供者的感受。

王通说,古代帝王分四种,最差的是老百姓都骂的,再往上是老百姓都怕的,再往上是老百姓都夸的,最好的是老百姓不知道的。“李彦宏是介于骂和怕之间的。”作为海龟代表,李彦宏一度是潘海东崇拜的对象。潘海东说,事实上百度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通过开发出几款划时代的创新产品,为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奠定基础。但是百度在忙着挣钱,忙着把流量留在自己的网站上,忙着打击大大小小的对手,为世人留下“曾经有一个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的遗憾。

中国互联网市值最大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兼CEO,中国首富,李彦宏却陷入是非漩涡。“也许这就是命。”他的一位员工说。

李彦宏和他的百度到底将何去何从?

麦越乐给出的答案是,如果搜索引擎的商业模式不死,百度就不会死,由于百度内部的创新动力不足,它可能会慢慢沦为一个行业内平凡的企业。

更多的行内人士认为,微博等社交网站的崛起,将侵蚀百度固有的地盘。“我在微博内都可以搜了,还去百度干嘛呢?”潘海东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霸权永远是暂时的,百度这么搞下去会被颠覆。”熟悉搜索引擎市场的王通说。

内心强大的李彦宏,不知道能在群情激愤中安静多久?(实习生沈念祖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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