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猫去逮捕。
不见鼠踪迹，
只闻蛐蛐笑，
猫儿泪涟涟。
“那蛐蛐怎么那么坏？”陌生人听明白了歌谣的情节，说，“还装成老鼠进厢房了，不像话。”
坐在陌生人邻座的姑娘不由哑然失笑。陌生人红了脸，用手抻了抻衣领。赵雷便仔细打量他的这位旅伴，他是长条脸，小眼睛，下嘴唇明显比上嘴唇要突出一些，所以给人一种受冤的感觉。他的颧骨较高，而且是赤红色，而额头、面颊和下巴却是青黄色的，看上去有些不谐调。他的耳朵与脸形一样细长，很薄，说话时那耳朵便微妙地跟着颤动。他的脸给人一种许多天未洗的感觉，赵雷仔细琢磨了一番，发现是因为那些粗黑的鼻毛从鼻孔钻出来作怪的缘故。鼻毛与胡子连在了一起，就使那一块仿佛成了垃圾场。
陌生人喝了几口水，然后用舌尖舔了舔嘴唇，对赵雷说：“你说喝凉水会得胆结石，还能得别的病吗？”
“别的？”赵雷含糊其辞地回答，“我想别的病也会一样得的。”
“真的？”他提高了嗓门尖叫一声，而且拍一下茶桌，“狗蛋就爱喝凉水！他打小就这样，整天喝得小肚子溜溜的圆！”
“狗蛋是谁？”赵雷问。
“狗蛋就是狗蛋。”他说。
“我是说他是你的什么人？”赵雷觉得这里面一定有故事，于是追问道。
“我是他舅舅。”他说，“他是我外甥。”
“他多大了？”赵雷问。
“十一岁。”陌生人叹了口气说，“没准他的病是喝凉水落下的？他整天就捧个水舀子喝凉水，还不爱吃热饭。咦！”他拍了一下腿，一副后悔不迭的样子。
“狗蛋得了什么病？”赵雷问。
“白血病。”他悲凉地说，“他才十一岁。”
“他怎么得了这个病？”赵雷的心抽搐了一下，说，“是遗传的吗？”
“这个病不遗传，再说全家也没有得过这病的人。偏偏让他给摊上了，真是不公平！”
“他现在治得怎么样了？”赵雷颇为同情地问。
“在北京治了一年了。”陌生人惆怅地说，“我这趟就是为他去的。那个可怜人啊，脸煞白煞白的，胳膊和腿都细了。人变得比以前懂事了，还在病床上学课本，还帮同一个房子的人买饭和打水。见了我一个劲地说：‘舅舅，你别担心，我会好起来的。’这哪像个孩子说的话？病都把他磨成大人了！”陌生人哽咽不语了。赵雷望着他眼里那像磷光一样闪烁的泪花，也忍不住一阵辛酸。可惜他还不知道该怎样用言语安慰大人，于是就把自己的水杯递给他，说：“喝点水吧。”
陌生人接过杯子，拧开盖，泪水便夺眶而出坠入杯子。所以他是把自己的泪水又喝回了体内。列车“咣啷”一声停靠在一个小站上，上下车的人并不很多，车只停了三分钟便又重新启动。补票员开始吆喝没票的乘客去补票，而两个穿制服的乘警开始逐个车厢查票了。窗外仍然是汪洋的绿色，铺天盖地，从窗外透过来的风有股腥味，也许他们正在经过盐碱地或者鱼塘。
赵雷开始有些喜欢对面这位忧郁的旅伴了。他想手里若是有巧克力就好了，可以让他吃一颗。因为有一份报纸说吃巧克力可以使人变得热情和快乐。旅客们大多在打瞌睡，也有一些人打扑克、看报、吃零食、织毛衣或者打电子游戏机。过道里一会经过卖杂志的，一会儿又经过捡易拉罐的老头，一会又是售货车吱吱扭扭地过来。地上满是烟头、果皮、纸屑、瓜子壳等杂物，看来列车员一直在偷懒。
乘警抓住了两个无票乘车的人，将他们押至九号车厢。其中年长的是个酒鬼，他手里提着半瓶高粱白酒，走路摇摇晃晃，醉话连篇：“你看补就补呗，揪我的脖领子干啥？我上车前去买票，站上不卖给我，我还想现如今的火车都不用花钱就能坐呢。反正都要天塌地陷了个屁的，不坐白不坐，不喝白不喝！”说完，他定着眼神指着女补票员的粉色内衣领说：“有个苍蝇！”
“你以为坐有苍蝇的火车就不花钱了？”补票员一抖肩膀，使那只苍蝇仓皇离去，说，“别耍花招，掏钱，你这种装疯卖傻的人我见得多了！一抓着他逃票，他不是说得了绝症，就是说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再不就是他死了亲人了，刚奔丧回来！”
“你这火车够干净的了，真的，有苍蝇算什么？值！”他说，“我还坐过有耗子的火车呢，耗子比人还精，藏在茶炉的煤渣堆旁，那里暖和呀，晚上它们就去餐车吃饭去了。”
乘警也被他逗乐了，打趣道：“它们进了餐车没来两盅？”
“耗子要是喝酒，我喝什么？”酒鬼精神亢奋地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把钱，说，“要多少你们拿！”
“你去哪里？”补票员问，“在哪个站上的车？”
“我去德水，在回天堡上的车。”他说。
“去德水做什么了？”乘警问他。
“找儿媳妇算账！”他气愤地说。
“儿媳妇怎么你啦？”补票员麻利地为他补了票，连票带余下的钱一齐放回他的上衣口袋，并且嘱咐他弯腰时要小心，别掉到地上了，让人捡去可就遭殃了。他不以为然地说：“哪能呢！现在不是还在学习雷锋吗？全车厢的人总有三五个是雷锋。”他看见了赵雷，便指着他说：“他那虎头虎脑的样子肯定是个小雷锋！”
众人大笑，赵雷也笑了。
“快说说看，你儿媳妇怎么你了，你要去找她算账？”补票员问。
“她不给我生孙子！”老人理直气壮地说，“头一个生的丫头，第二个生的还是丫头。我为了抱孙子，就把一辈子攒的钱都给她交了超生的罚款了。这回倒好，第三个，又是个丫头，这里面肯定有阴谋！”
补票员笑得前仰后合，而民警也乐得直托着下巴，并且气喘吁吁地逗弄他：“你去德水就是为了戳穿这个阴谋？”
“就是就是。”他说，“我得去跟他们说说理。”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人们都落下车窗。车厢里昏暗不堪。补了票的老头摇摇晃晃由乘警扶着走出九号车厢，由于过分激动，他的鼻涕都流下来了。
“这老头，半疯！”女补票员说。
陌生人起身上了次厕所，回来后他小心翼翼地跟邻座的姑娘说：“我能跟你换个位吗？我困了，想趴在茶桌上睡一会。我这边不得趴。”
姑娘爽快地答应了，她说：“你进来睡吧。”
于是他们就交换了位置。在他们交错而过的时候陌生人的腿不小心碰着了姑娘的屁股，他连连说：“不是故意的。”
姑娘笑着说：“没什么。”
陌生人对赵雷说：“丁小天，你好好看着咱俩的包，你要是上厕所就让这位大姐帮着看着。”他又转向那位姑娘，说：“麻烦你了。车上小偷太多，我去北京时丢了一网兜红枣。那是我带给狗蛋吃的。唉！”
“没问题。”姑娘说，“你睡吧。”
陌生人将茶桌上的水杯挪了挪位置，然后双肘环在一起，趴在茶桌上睡了。他大约已经困到极点，很快就响起了轻微的鼾声。
赵雷打量着这位与自己近在咫尺的姑娘，她皮肤白皙，鼻翼处有一些小雀斑，细眉细眼，梳着披肩长发，穿一件柠檬色格子宽松上衣，衣摆束在蓝色牛仔裤里，脚上是一双乳白色休闲鞋，不漂亮，但给人的印象比较舒服。她看人时总是微微笑着，显得温和而又礼貌。
“你跟他不是亲戚？”姑娘指着陌生人问赵雷。
赵雷摇摇头，说：“我是在星城车站认识他的。”
“你去哪？”
“古崖屯。”
“去串亲戚？”
“就是去玩。”赵雷像对待陌生人一样开始盘问姑娘，变被动为主动，“你是干什么的？”
“大学生。”她淡淡地笑着说，“放暑假了，我回老家。”
“你家在哪？”
“周奎。”她说，“半夜到。”
“你上的什么大学？”
姑娘说出了一所赵雷并不知晓的大学。
“你在大学学什么？”
“生物。”她说。
“生物？”赵雷不由思绪翻涌，“学习鸟吗？”
“什么？”姑娘不解地问。
“他说的是鸟。”一直坐在赵雷旁边沉默不语的中年男人用广东腔说道。
“对，就是鸟。”赵雷伸开双臂，抖了抖，做出飞翔的暗示。
姑娘咯咯笑了：“当然学习鸟了。”
“那我问你个问题。”赵雷说，“鸟儿会说话吗？”
“鸟有鸟语呀。”姑娘说，“鸟类相互之间也用它们的语言来交流。”
“那人怎么能听懂它们的叫声呢？”赵雷说，“它们又不会说人话。”
“人是通过观察鸟儿发声后的动作来进行揣摩和判断的。”
“就是说，得用活的鸟才能去研究鸟语？”
“那还用说，死鸟又不会发音。”姑娘说，“我要是研究鸟类语言的，就去森林，那里鸟多。”
“我明白了。”赵雷心下一凉，想道：“看来父亲的脑子真的出了问题。”
“你喜欢鸟语？”姑娘笑盈盈地问。
“又到一个站了。”赵雷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他指着窗外一带隐隐约约的房屋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大。”
“是集百会。这个地方去年出了个大事，农民播的全是假种子，颗粒无收，追究了好几个月。”姑娘说。
“我在电视上见过报道。”赵雷说，“那些农民蹲在地头哭，真可怜。”
“农民也是没眼光嘛！”广东腔男人说，“买种子不看看好，吃了亏也怪自己嘛。买卖买卖，要看得明明白白的才能成交嘛。”
赵雷很不喜欢他那故作潇洒的谈话方式。而且不喜欢这个语种的声调，在他听来仿佛是大便干燥的人在说话。可班级里却有一些同学模仿这种腔调，引为时髦，一些爱唱歌的女孩子更是趋之若鹜，听得赵雷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不过肖妍从来不用粤语唱歌，这也是赵雷喜欢她的一个因素。他还喜欢她的朴素，她从不穿色彩过于艳丽的衣服。不过她把他送的画册弃在学林书店了。赵雷觉得不该为她再难过了，可他还是鬼使神差地难过起来。
火车剧烈地摇晃了一下，停靠在集百会的站台上。陌生人被震得醒了一下，他抬了一下头，茫然地看了一眼赵雷，复又趴下来睡去。
“他的外甥得了白血病。”姑娘小声说，“真是可怜。”
“这个病没个治。”广东人说，“换血也不是个办法，换来换去，还是得死，又白白往外抛钱，不值得。”他的手指做了一个弹烟灰的动作，仿佛患这种病的人不值得再为他做任何挽留。
赵雷有些气愤地说：“那也不能让他等死吧。”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啦！”广东人拉长声调说，“他就是个短命鬼，你怎么想办法也增添不了他的阳寿。”
陌生人就是在这一瞬间突然起来的，他伸出右臂，照广东人的胸前就是一拳。广东人大惊失色地叫道：“你怎么平白无故打人？”
“打的就是你这种冷血鬼。”陌生人又出了一拳，茶桌上的水杯被他的衣袖给碰得一阵哆嗦，赵雷连忙上前扶住。
这时火车刚好离开集百会。车厢里又来了一些新旅客，他们东张西望地找座。后来发现有人在打架，就凑过来围观。
“我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广东人叫道，“我不还手，我不还手，你打啊，你要是把我打死你就有地方去啦，你就不用在这坐火车遭罪啦，也不用为你的外甥操心啦！”
陌生人又要出拳的时候被赵雷给拦住了。他说：“别打了，你接着睡吧，你累了。”
乘警闻讯而来。待到问明事情原委后，就对陌生人说：“打人还是不对，心情不好别冲旅伴发脾气。”
“他算是我什么旅伴？”陌生人指着赵雷说：“丁小天才是我的旅伴！”
“好了好了。”乘警也不愿意多费口舌，他对广东人说：“给你调个车厢吧，你们不面对面坐着就消停了。”
“凭什么让我走？”广东人拍着胸脯说，“他还没跟我道歉呢。”
“那你就等着他跟你道歉吧。”乘警幽默地对围观的人说，“都坐下吧，有什么好看的，这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好解决。”
广东人自觉没趣，他从行李架上取下旅行包说：“君子不和小人一般见识，我到另外的车厢去。不过你得把身份证号码留给我。”
“给你干个屁！”陌生人粗鲁地说。
“我原来得过肺结核，你要是把我的旧病给打出来了，得承担我的医疗费用。”
“原来还是个痨病鬼！”陌生人奚落道，“你知道吗？几十年前你这病比白血病还不如，你靠的还不是后来发明了什么药。你别以为狗蛋就得死，谁要是给他配上血的话，他比你我活得都要好！”
广东人提起旅行袋，对陌生人说：“好啦，我现在不跟你争啦，我知道内地的人个个都这么没教养，不跟你一般见识啦！”
听他的口气，仿佛他并不生长在这片土地上，而是来自海外。周围的旅客将感情的天平明显倾向于陌生人，对广东人发出一片“嘘”声。他就在这片嘘声中悻悻离去。一个无座的妇女迅速占领了刚空下来的那个位置，她提着半网兜菱角，不住地向下滴水，好像菱角在哭。
（原载199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