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大礼议”，世宗清除了以杨廷和为首的前朝旧臣的势力，终于完成了由一个藩王到真正主宰朝政、握有实权的皇帝的转变。在世宗这方面，此次事件使他对文臣们产生了忌恨的情绪，以至于在以后的生涯中很难与臣子们建立和谐融洽的政治关系。“大礼议”过程中文官集团的分化及士大夫们所表现出来的投机或顽固心态，使他对于一般的官员们非常轻蔑，并失去与士大夫们对话的兴趣。更重要的是，通过此次事件，使他深深懂得了权力的重要，他所要做的，就是牢固地控制着权柄，并且永远高深莫测。世宗朱厚熜在位45年，时间之长，在明代十六帝中仅次于他的孙子神宗。45年的时间中，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他根本就不住在宫中，而是住在他专门用来炼丹、斋醮的西苑中。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政权的控制。对权力的过分迷恋又导致了他敏感多疑的心理，他不相信任何人，在情感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所有上述这些影响，都决定了世宗一朝的政治格局，因而大礼议之争无疑是明朝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
链接：嘉靖宫变
是发生在嘉靖末年的一起宫廷暗杀事件。《明史》记载，后宫宫婢杨金英等人计划谋杀朱厚熜，她们趁皇帝在端妃宫中睡熟之后，想用布带缢死他，谁知打了个死结，没把皇帝杀死，皇后来救了他。方后妒忌曹妃得宠，乘机把她打成主谋者之一。结果曹妃同王嫔并宫女等一起被凌迟处死。后人推断，这件事的起因是朱厚熜宠用方士用炮制长生不老丹药，为炼丹药而摧残少女的健康甚至生命。杨金英等目睹先已牺牲者的惨状，恨之彻骨，于是下定决心发起暗杀。朱厚熜经受这次沉重打击后并无丝毫忏悔之意，相反，更变本加厉，新选了许多少女入宫供他炼药。
十、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荆州府江陵县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隆庆元年（1567年）初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直内阁。半年以后，他上给穆宗一封“陈六事疏”，穆宗一一允行。所谓六事，是：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神宗即位，张居正取代高拱，任内阁首辅。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张居正进行全面改革。
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首先是政治改革，严考成，核名实。张居正加强官员考核，讲求工作成效。先前，经各部议复后交由地方抚、按调查之事，常常稽迟不报。张居正则考成法规定，凡六部、都察院把各类章奏及圣旨，转行给各该衙门，都根据路程远近、事情缓急，事先定出时限，并置立文簿存照，每月底予以注销。如有延误，即开列上报，并下各衙门诘问，责令其讲明原委。巡抚、巡按拖延耽搁，由六部举报；六部、都察院在注销时容隐欺蔽，由六科举报；六科容隐欺蔽，由内阁举报。这样就形成一个考成系统：以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六部、都察院稽查巡抚、巡按。六科直接向内阁负责。内阁控制六科，六科督察六部，六部督察地方藩、臬等司及抚按官，再以两司督察府州县官。其体系中最巧妙之处在于利用六科监察六部，所谓六科是明初设立的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设给事中，辅助皇帝处理章奏，稽查驳正六部，用品级低的官员监督高官，甚至弹劾高官，如嘉靖后期权相严嵩就是被御史邹应龙弹劾而致仕的。张居正把六科的这种职能加以扩大，直接向内阁负责，成为内阁控制政府的重要助手。这样层层问责，内阁成为实际的政治中枢。经过整顿，取得了“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的成效。自此以后，各级官员职责分明，不敢玩忽职守，行政办事效率提高，中央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重新出现强有力的政府机制。
链接：邹应龙
邹应龙，字云卿，号兰谷，兰州皋兰人。明世宗嘉靖丙辰科（1556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严嵩把持朝政，排除异己。邹应龙不畏强暴，冒死上书，弹劾严嵩父子及其党羽。世宗阅奏后，“勒嵩致仕，下世蕃等诏狱”。旋又将世蕃斩首示众，严嵩革职为民，查抄其家产。邹应龙劾倒了权倾朝野、贪赃枉法的严嵩父子，为国为民除了大害。明穆宗隆庆初，邹应龙以副都御史总理江西、江南盐屯，迁工部右侍郎。当时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朝弼骄横一方，乃改应龙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巡抚云南。他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私查暗访，查证核实了沐朝弼的罪状，押解京师治罪。邹应龙因秉公执法，不徇私情，遭冯保忌恨。万历初，邹应龙奉命平定了云南铁索管及拇拨等人的叛乱。后部将为依兵所败，巡按御史郭廷捂、给事中裴应章等人弹劾邹应龙，遂“削籍”为民，卒于家。
随着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张居正接着又进行经济改革。为挽救当时的财政危机，维持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张居正一方面裁减冗官冗费，节省皇室的费用，另一方面，严加催征田赋和清理逋欠。万历八年（1580年），下令清查全国土地。凡勋戚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等，一律丈量，清查出田亩共7013976顷。在清丈全国土地的基础上，针对赋役制度存在的弊病，九年（1581年），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条鞭法。内容主要有：田赋折银征收，田赋中除政府所需要征收的米、麦实物外，其余所有实物均折银征收；徭役折银上纳，所有名目的徭役，皆折成银两。原来，各种名目的徭役主要由人丁负担，现在改为按人丁和田粮两者摊派；赋、役银合并征收，将田赋银和由丁、田共同承担的徭役银合并征收。赋、役银合并后，直接交与地方官府，再由官府用银雇人应役。
张居正清查土地和改革赋役制度的直接结果，使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和好转。赋、役折银特别是徭役折银的实现，使赋、役银合并征收成为可能。这样，赋税的征收就减少了环节，简化了手续。而徭役在各地不同比例地由田亩承担，呈现出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减轻了人丁的负担，为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改革。同时，改革也使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为城镇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资源。赋、役征银，使得农产品商品化趋势以及小农与市场联系日益加强，推动了货币地租的产生，有利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嘉靖末年国家粮仓的储备还不够一年用的，隆庆时更是财政空虚，入不敷出。但是改革后，国库充盈，积银达400万两，粮食的储备10年都用不完。
此外，还有整饬边防，改善民族关系。张居正安定边防的方针是“外事羁縻，内修战守”。当时，北边战守的重心在蓟州。隆庆元年（1567年），调任御倭名将谭伦、戚继光主持蓟州防务。戚继光以曾对倭作战的浙兵作骨干，加紧练兵。他根据蓟州地理条件和蒙古兵作战特点，决定使用战车，并以步、骑配合作战。他又修补长城，建筑敌台1000多个，大大加强了防御力量。戚继光整饬边备的工作得到了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从而保证了北边的安全。辽东方面，经过王崇古、方逢时的修边墙，开屯田，战守力量也加强了。至此，长期以来“虏患日涂，边事久废”的局面得到扭转。在边防巩固的基础上，张居正还通过和谈来改善明朝和蒙古族之间的关系。停战议和，互市贸易，从此边境休息，军民乐业。进行水利整治，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并兼治运河。潘季驯采用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原则，取得预期的治水效果。
伴随着改革的进行，张居正的权势日益炽盛，然而改革势必触动到豪强权贵。这些权贵因循守旧，不愿有半点更新，所以改革非常困难，必须有坚强的意志，铁腕的手段，甚至独断专行，才能破除积习。张居正正是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勇气，加上皇帝和太后的支持，以及与冯保的权力联盟，才使得改革一步步推进，反对者统统被严厉打压下去，没有像王安石变法那样几起几落。张居正过于严厉，操之过急，必然遭来许多非议。时人指责他“时政苛猛”、“刚鸷”。也有人为他辩解说，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社会风气中，如果没有这样果敢而又凌厉的魄力，改革将会寸步难行。张居正改革，触动了官僚、缙绅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对抗，加上积弊太深，积重难返，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后，改革措施大部分被废除。
十一、明末三案
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环环相扣，史家称之为“明末三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有一个陌生汉子，手中拿了枣木棍，闯进皇太子所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的宦官李鉴，走进大殿廊檐，被捕。经巡按皇城御史刘廷元审讯，此人姓张名差，虽貌似狡猾，但举止疯癫，无政治意图。提牢主事王之寀，观察张差不像疯癫之人，便对张差进行盘查。从张差的供词可知，他并非“疯癫闯宫”，而是受宫中太监收买，闯宫梃击的。于是王之寀便报告侍郎陆问达，托陆代奏神宗。内阁方从哲却认为，王之寀为妄说。御史过庭训主张赶快把张差杀了。过庭训而且行文张差原籍的地方官，调查张差得疯病的经过。果然，蓟州知州戚延龄回文说张差得了疯病。刑部举行了一次“十三司会审”，张差供出受太监庞保等人支使。案情揭露到如此程度，一切无可掩饰。刘成是郑贵妃的侍者，以前已经有一次犯了诅咒皇太子的嫌疑。郑贵妃一向想把自己的儿子常洵立为皇太子；在皇长子常洛被立为太子以后，她仍不甘心。神宗一心偏袒郑贵妃，便召见方从哲与朝中文武诸臣，破口大骂，说他们意在离间皇帝与太子之间的感情。结果，张差仍以“疯癫之人”冒犯宫禁罪名，被凌迟处死，庞保等被杖毙，以免再生事端。王之寀被弹劾，削职为民。凡是曾经参与审理此案，或上疏抗言的相关人员均受到惩处，务必使朝臣们三缄其口，不要就此问题再行议论。其实，梃击一案，是否由郑贵妃暗中指使，难以臆断。但是舆论普遍认为，郑贵妃屡屡觊觎，试图夺嫡，太监庞保、刘成等，遂隐承旨意，令张差梃击，是极有可能的，郑贵妃绝难逃干系。然而此案之后，接着便有了红丸案。
朱常洛从出生就受到冷遇，直到梃击案发生后，才突然有了改变。自此，他的太子地位切实稳定了，万历帝也对他另眼相待，其他人就不用说了。然而他登基不到一个月，在服了两枚红丸以后，竟然一命呜呼，这又成了一大疑案。梃击案过后，郑贵妃才感到废立一事至此已成泡影，这个曾被她欺凌过的皇长子不久也将成为皇帝，对此她非常惶恐，一旦朱常洛记起前嫌，后果不堪设想。于是郑贵妃立即转变策略，对光宗百般讨好，从侍女中挑选美女8名，配上价值连城的明珠宝玉，供光宗享用。朱常洛一直受冷遇，体质原不算好，忽从逆境转入顺境，一时放纵起来，身体很快就垮了。八月十日，也就是即位的第十天，他终于病倒了，并且病得非常厉害。情势危急时，内医崔文升向皇上进奉了一味通利药——大黄，一种药性极为猛烈的泻药。光宗服下去后，顿时腹痛肠鸣，泻泄不止，一日一夜，下痢三四十次。接连数日的腹泻，害得光宗气息奄奄，卧在病榻上，委顿不堪，更遑论处理朝政了。八月二十三日，鸿胪寺官员李可灼又进呈两粒红丸，次日光宗便逝去。这种结果太过突然，以至于群臣们一时都无法接受。联系到近一个月来宫中接二连三的种种怪现象，舆论一片哗然。皇上虽然身体孱弱，但是并非病入膏肓，如果没有郑贵妃的8名绝色美女，如果没有崔文升进奉的大黄，如果没有李可灼进奉的红丸，皇上决不可能在位一个月就与世长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