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舰事件，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经过精心策划，有组织、有计划地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一次严重政治事件。但是，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对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反共排俄、篡夺军权的政治野心没有清醒的认识，没有采纳一些人力主给予坚决回击的正确主张，而采取右倾退让政策。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诚然是一次严重的考验；就是对事件的制造者蒋介石来说，也是一个紧要的当口。从蒋介石当时的地位和具有的实力来说，胜利并不是注定要落在他的头上的。事变结局之所以有利于蒋，主要是他利用了当时共产党的弱点。其时，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等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的迁就退让倾向已在滋长，而一些人坚持原则、要求与新右派进行斗争的正确意见，却往往不被接受，致使蒋介石的这次试探性反革命进攻，在没有遇到任何反击的情况下得以实现。最终，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达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一是打击了中国共产党，把250多名共产党员排挤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取得控制第一军的权力；二是达到了打击、孤立和分化国民党左派的目的，逼走了同他有矛盾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三是向苏联顾问施加了压力，将季山嘉、罗加角夫和拉兹贡等顾问解聘回国，削弱了他们在国民政府中的政治地位。4月16日，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跃成为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铁腕人物，为其全面篡夺领导权做了准备。
链接：中山舰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是1910年清政府向日本船厂订购的，1913年完工返国，被编入北洋政府海军。“中山”舰虽然吨位不大，但却以它特有的历史而成为名舰：1915—1916年，“永丰”
舰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参加了护国讨袁运动，首创义举，随后它又经历过“护法运动”、“东征平叛”、“孙中山蒙难”、“中山舰事件”等重大历史事件。于1938年10月武汉保卫战斗中被日军击沉于今天的武汉市江夏区金口水域。
七、“九一八”事变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便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与其近邻的中国成为其首要目标。19世纪末日本侵占中国台湾，20世纪初又在东北南满地区夺取了各种特权。1927年夏，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7月25日，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为了侵占中国东北，日本展开了一系列有预谋的挑衅活动，先后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等，成为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先导。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日本造成严重打击，经济萧条，社会动荡，国内矛盾逐渐尖锐化。日本为了转嫁危机，加紧了对外侵略扩张。而此时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对日本侵略中国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国内的“一夕会”、“樱会”，在中国东北的“满洲青年联盟”和“满铁”等，成为鼓吹侵略中国的急先锋。特别是“满铁”，积极为关东军侵略中国献计献策，充当了日本关东军的总后勤部、兵站基地和参谋情报部。在一系列条件成熟后，军国主义分子关东军作战参谋、被称为关东军“大脑”、“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的第一头脑”的石原莞儿，被称为关东军“大刀”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策划实施了“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奉天独立守备队工兵中尉河本末守奉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密令，率所属士兵七八人，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一段南满铁路路轨，并在现场射杀几名穿上东北军服装的中国无辜百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随即炮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袭击了北大营火药库，守护火药库的众多中国官兵从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着装，便被射杀屠戮。同时，日本在辽宁、吉林各地发动进攻。
面对日军的挑衅进攻，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根据蒋介石一贯的对外忍认、力避冲突的政策，在国民政府予以“相应处理”的权限下，下令东北军“力避冲突”，实行不抵抗，使日军于19日占领了北大营。在占领北大营之后，19日零点50分，日军29联队从屯营地出动，一夜之间，侵占了整个沈阳城。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兵工厂、飞机场及一切重要军政机关和东三省官银号等悉被占领，所有驻省城的军警均被缴械。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300架飞机，尽为日军掠去；其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
九一八事变
按照关东军的预定计划，攻打沈阳的战端一开，便做好攻击驻长春中国军队的准备。于是在9月19日下午4点开始炮轰，随即袭击了东省特别区管辖的宽城子，又调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汇攻南岭。在不抵抗命令下，不到一日，长春陷入敌手。21日，日军出兵吉林，由于代理吉林省主席、吉林边防署司令熙洽的叛变投敌，到22日早8时，日军完全占领吉林省城。进犯黑龙江是其第三期的作战目标。先是利用投降的洮南镇守使张海鹏进攻黑龙江遭到失败。随后以修理嫩江桥为借口，大举进犯。被张学良临时任命的黑龙江省总指挥、代理省长马占山坚持抵抗，率军奋起抗击日军，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日本后又从朝鲜调兵增援，19日，占领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随即调转矛头进攻辽西地区，以取锦州。1932年1月3日，日军以3个师团40000兵力对锦州发起进攻。由于中国守军将领缺乏抗战决心，又得不到支援，自行撤退，日军于3日轻易侵占了辽西重镇锦州。2月5日，又进占哈尔滨。至此，东北三省12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沦陷，3000多万民众沦为亡国奴。大批东北难民逃向关内，过着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清废帝溥仪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
面对着日本如此猖狂的进攻，国民政府仍主张“力避冲突”，把问题诉诸国联，想依赖国联对日本进行约束制裁。当时的国联在英法等国的控制之下，而英法等国对日本侵略基本上采取了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英法既不愿日本扩张其在华势力，又企图利用日本势力来对付苏联和中国革命。他们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满足日本侵略者的欲望，以维持自身的利益。而美国的“不承认主义”、苏联的“不干涉”政策、德国的“仁慈中立”等都在客观上纵容和推动了日本对华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国联在1932年1月21日成立了以李顿为首的调查团来华调查，经过一个半月，作出了《李顿报告书》。国联虽不承认日本的军事行动是自卫行动，但国联并未判定日本为侵略者，没有对日本实行制裁，实际上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纵容态度。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各种社会力量都纷纷作出反应。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当即谴责和揭露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中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表《为满洲事变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声讨日军的罪行，领导和支持东北和全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国民党内部在对日问题上产生分歧，一些爱国官兵要求国民政府抗日。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人民群众掀起了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学生以请愿示威的方式走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以未撤走的东北军和民众等组成的东北义勇军在白山黑水之间打击侵略者，打响了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枪。各爱国人士和华侨等也参加进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不抵抗的本质，唤起了全民族的觉醒，增强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决心。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吞并中国的重要步骤。其后，中华民族处于被日本侵占的威胁之下，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由此发端，并且最终推动了全面抗战的爆发。“九一八”事变在世界历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挑战。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和掠夺，更加快了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步伐。事变影响远远超出了亚洲范围，它是日本向世界其他争霸对手进攻的开始，标志着远东战争策源地的形成。“九一八”事变揭开了第二世界大战的序幕，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
链接：东北易帜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将军当天向全世界通电，毅然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在东北将原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宣布拥护国民政府的政治行动，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
八、“七七”事变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随后又逐步将侵略势力扩张到平津一线。日军在华北的驻扎可以追溯到1901年的《辛丑条约》，当时日本派了2600多名驻屯军，命名为清国驻屯军，1912年更名为“中国驻屯军”。1936年日本“中国驻屯军”迅速扩张到了5700多人，分别从东郊的通县、北郊的南口、南郊的丰台三个方向包围了北平，只有西南方向的卢沟桥尚在中国军队控制之下。
卢沟桥位于北平城西南约15公里的永定河上，元朝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到访此桥，为其高超的建桥技术和精美的石狮雕刻所倾倒，在游记中对之大加赞赏，因而西方又将之称为马可波罗桥。桥北数百米有一座铁路桥，连结平汉铁路。宛平城建筑在永定河东岸卢沟桥头。卢沟桥自金代以来即是中原腹地进出北平的必经之地和拱卫京师的重要门户。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及宛平城，北平就会变成一座死城，华北也就唾手可得。
在这样的背景下，驻中国华北的日本侵略军从1937年5月开始进行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面临日本随时可能发动战争的形势，中国军队加强了警戒。当时驻守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是宋哲元第29军，总兵力约10万人。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地下组织和进步人士纷纷来到第29军所在地，宣传抗日，激发了官兵的爱国热情。军长宋哲元召集部下商讨抗日对策，并组织了多次防御演习。与此同时，还加强了卢沟桥地区的防御部署，将主要部队集中防守在宛平、长辛店地区，准备应对不测局面。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失踪”。日方立即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为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因“枪声”和士兵“失踪”，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名士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部队，并认为放枪士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为由予以拒绝。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
七七事变
7月8日5时许，日军第3大队队长一木清直命令部队由铁路桥北侧向宛平城外中国驻军阵地发起进攻，沙岗村北侧土山上的炮兵开炮支援，日军“演习部队”同时向中国军队开火。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并提出“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卢沟桥守军第29军第110旅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指挥下奋起抗击。
战斗打响后，日军主力直扑宛平城和卢沟桥，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宛平，逼迫中国守军撤退。宛平城墙、城内民房被炮弹轰塌轰倒多处，但中国守军用简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躯阻挡住了日军一次次的进攻。直到下午，日军加强了攻势，才攻占了永定河东岸回龙庙地区和铁路桥以南部分地区。在战斗中，卢沟桥铁路桥一带争夺甚为激烈。这天天下大雨，永定河水汹涌澎湃。宛平城下、卢沟桥畔，成了敌我双方殊死搏斗的战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挫败了日军迅速占领宛平城的企图。随后，日军调整部署，准备9日全面进攻宛平。
7月8日晚，日方称“失踪”士兵已找到，向中国方面提出“和平解决”的要求。中日双方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停止射击，互相撤军，宛平由冀北保安队接防。但日军并不执行停火撤军协定。9日上午，按照双方协定前往宛平接防的中国保安队，在卢沟桥附近受到日军阻击，死伤数人，无法前进。9、10两日内，日军两次进攻宛平中国守军，企图趁中国军队与保安队换防之际占领宛平和卢沟桥。第29军组织反击，经过激烈争夺，终于将失地夺回。日军退至大枣山及其以东区域，等待国内援军的到来。
卢沟桥的枪声震惊了全国人民。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愿与国民党军队携手共同抗日。全国各地群众纷纷行动起来，以各种形式支援和参加抗战。北平天津附近的民众筹集大批物资，冒着生命危险赶赴前线。学生组成宣传队，广泛开展动员工作。上海、武汉等地民众都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开展抗日活动。南京国民政府亦作出了积极反应，调兵北上增援。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申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如果卢沟桥事件不能和平解决，便“只有牺牲与抵抗”。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抗战守土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