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给人性下定义这种论题在理论上和逻辑上固有的困难，并且要把握住这些困难。而且，这个定义的每一成分都需要再定义。当我们用它们写作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是在沿着一个圆圈的边沿走。在这里，我们暂时还不得不承认这种圆圈。
只有在与人性标准对照时，“好人”才能下确切定义。同样，这个人性标准几乎肯定是程度的问题，即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是更有人性的，而且，“好人”、“好的样品”是最有人性的。这个问题之所以必然如此，是因为人性具有如此众多的规定性特征，每一特征都是绝对必要的，但某一特征自身在确定人性时又是不充分的。而且，许多这种规定性特征本身又是程度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地、严格地区分开动物和人。
在这里，我们也发现哈特曼的公式是非常有益的。一个好人的好，要看他满足或符合“人”的概念的程度如何。
从某种观点上看，这确实是一种很简单的解决方法，而且是我们一直不知不觉地在使用着的一种解决方法。第一次做母亲的妇女问大夫：“我的孩子正常吗？”大夫明白她的意思而不深究她的用词。动物园管理人员去买老虎，他会寻找“好的”样品——真正有虎性的老虎，即具有所有明确规定的虎性并且发展充分的老虎。实验员为实验室购买宿条猴时，也会要求猴性好的宿条猴，不要那些怪异的或异常的猴。如果碰上一个没有卷曲尾巴的猴，那么它就不是好的宿条猴，尽管它的某些特性对于一只老虎来说可能是极好的。对于好的苹果树、好的蝴蝶来说，也是同样。
分类学家选出新种的“典型样品”，把这个样品存放在博物馆中，成为整个种的范例。在规定这个种的一切性质上，这是整个种群中最佳样品、是最成熟的、最没有残缺的、最典型的个体。在选择“好的雷诺瓦”（1841年至1919年，法国画家）或“最佳鲁宾斯”（1577年至1640年，法兰德斯画家）时，掌握的也是同样的原则。
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发掘人类最好的样品，这个人具备适合这个种的一切要素，他具有发展得很好并充分起作用的人的一切能力，而且没有任何一种疾病，特别是没有那种伤害主要规定性的、绝对必要特征的显著疾病的人。这些人可以被当作“最完美的人”。
从现在来看，这并不是十分困难的问题。在这里，我们首先碰到的是仲裁的文化标准问题，这个文化标准可以压倒和淹没生物心理学的决定性因素。其次，我们要面对驯养问题，也就是说，要面对人工的和受保护的生物问题。在这里，我们必须记住，人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认为是被驯养的，特别是在我们特意保护的那些人身上更是如此，例如脑损伤的人、年幼的儿童等等。最后，我们需要区别牛奶场场主的价值和奶牛的价值。
就这个时代的状况看，人的似本能倾向比文化的力量要弱得多，所以，要梳理出人的心理生理学的价值，总是一个困难的任务。有困难也好，没有困难也好，反正这个任务是可能的，而且这个任务是十分必要的，甚至是极重要的。
我们研究上的巨大问题，于是就成了“选择健康的选择者”。实际上，这一点己做得相当好了，像医生现在能够选出身体健康的有机体那样。在这里，巨大的困难是理论上的，也就是健康的定义和概念化问题。
我们意识到，在真正自由选择的情况下，成熟的和健康的人不仅重视真、善、美，而且也重视倒退的、生存的和体内平衡的价值：和平和宁静，睡眠和休息，顺从，依附和安全，防范现实和引退脱身，甚至希望死，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些价值叫做成长价值和健康的倒退价值或“滑行的”价值。而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人越是成熟、坚强和健康，就越追求成长价值，越少追求和需要“滑行的”价值；但无论或多或少，他仍然需要二者。这两组价值总是处在辩证的关系中，形成动力的均势，而且这些就表现在外部行为上。
请记住这一点，基本的动机是满足已形成的价值阶梯，这些高级的和低级的价值、较强的和较弱的价值，比较重要的和不太重要的价值，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
这些需要不是二歧式的，而是排列在一个整合的阶梯上的，也就是说，这些需要之间是相互依赖。施展特殊才能这种高级的需要是由安全需要的不断满足支持着的，即使处在不活动状态这种安全需要也没有消失（所谓不活动状态，我指的是在一顿美餐以后的那种食欲状态）。
这意味着向较低级的需要倒退的过程总是作为一种可能性保留着。在这个前后关联中，绝对有必要把它看作对于整个有机体的完善，看作是“更高级需要”的存在和活动的先决条件；绝不应该把它看作是反常的或病态的。安全是热爱的绝对必须的前提条件，而热爱又是自我实现的绝对必须的前提条件。
实际上，这些健康的倒退的价值选择也应当被认为是“正常的”、自然的、健康的、似本能的，等等，像“高级价值”的情况一样。这也是很明显的，它们彼此处在辩证的和动力的联系之中（或者，正如我更喜欢说的那样，它们是层次整合的，而不是两歧式的）。
最后，我们必须对付明显的、描述性的事实，在大部分公众的大多数时间内，低级的需要和价值要比高级的需要和价值占优势，即这种低级的需要和价值产生强烈的倒退拉力。在好的或相当好的生活环境下，而且只有在最健康的、最成熟的、最发展的个体身上，才更经常地、坚定地选择高级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情况可能是真实的，因为他们已有满足低级需要的坚实基础，通过满足需求，低级需要就活动或休眠了，就不再产生向后倒退的拉力；而且，很明显，这种需要得到满足的假设，又须假设有一个好的社会。
有一种过时的传统说法，人的高级本性依赖于人的低级本性，需要低级基础做基础；没有这个低级的基础，高级基础就无从谈起。这就是说，对于人类来说，如果没有已经获得满足的低级本性做基础，人的高级本性就是不可想象的；发展人的高级本性的最好途径，是首先实现和满足人的低级本性。另外，不论什么时间，人的高级本性好的或较好的环境条件是人的高级本性依赖的基础。
这里的含义就是，人的高级本性、理想、抱负和能力并不依赖本能的抛弃，而是依赖本能的满足（当然，我所说的“基本需要”同传统的弗洛伊德的“本能”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尽管如此，我的这个说法还是指出了重新审查弗洛伊德的本能论的必要性。实际上，这是早就应该做的事情。
另一方面，这种说法与弗洛伊德的生和死的本能所隐喻的二歧性，有某种同型性。也许，我们可以运用他的基本隐喻，而同时又修正他的具体说法。
不过，前进和倒退、高级和低级之间的这种辩证法，正由存在主义者用另一种方式予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