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济敏
安德烈·普拉东诺夫（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1899-1951）是20世纪俄苏文学史上一位独特的作家，其作品在俄罗斯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评价。俄罗斯作家勃留索夫、高尔基、法捷耶夫等都不吝溢美之词，对其写作才华大为褒奖。美国作家海明威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也曾说，普拉东诺夫对自己的创作影响最大。
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起，普拉东诺夫的作品在苏联就少有出版。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去世多年后才得以问世。直到今天，研究者们还在整理他未曾出版的作品。随着20世纪80年代在苏联出现的文学回归潮，这位被称为“先知”的作家重新引起了关注。
俄罗斯文学家维·什克洛夫斯基在自己90岁时评价道：“认识俄罗斯之路是一条艰难之路，而普拉东诺夫熟悉这条路上的每块石头和每个转弯。”俄罗斯当代作家，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教授阿·瓦尔拉莫夫如是评价普拉东诺夫：“上世纪初俄罗斯蕴积的那种巨大能量在普拉东诺夫的作品中找到了出路。正是在普拉东诺夫的命运与创作中，俄罗斯道路的最深层次和悲剧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普拉东诺夫的作品中，孤儿主题是最具代表性的主题。如果把普拉东诺夫的创作看成是一种乌托邦的尝试，那么作家的主要作品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将来的尝试、过去的尝试和现在的尝试。不同类型的孤儿们通过三种寻父路径实现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寻找精神之父，完成拯救人类的使命探索未来；寻找记忆之父，循着记忆之水追思过去；寻找全民之父，顺应当下潮流面对现实。作家创造了自己的家庭寓言，通过孤儿主题表达对现实的质疑，对过去的追思和对未来的思索，通过不完整的家庭折射出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普拉东诺夫的小说形成了“孤儿小说”系列。在普拉东诺夫那里，每个人都是孤儿——事实上的或心理上的。孤儿的感觉不仅是失去父母的无助，还是失去自我的迷茫，丧失信仰的惊慌，割裂历史记忆的虚空与绝望……孤儿主题构成了普拉东诺夫创作中最大的隐喻：俄罗斯（苏联）何尝不是这样一个孤儿，被困在东方与西方之间，过去与未来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
普拉东诺夫的作品，犹如一部系列电视剧，有一个整体语境。人物、情节、象征在一部作品与另一部作品间徘徊，承载着原型的记忆，在每部新作品中又被赋予新的意义。从自传体小说《谢苗》中，我们清楚地看见了作家个人生活的影子：多子女家庭、艰难的生活、操劳的母亲、忙碌的父亲、能干的长子、并不和睦的兄弟（妹）关系……从这篇小说中，我们能找到普拉东诺夫作品中几乎所有的人物和主题：孤儿、早熟的孩子、无助的成人；生与死、父与子……熟悉普拉东诺夫作品的读者一眼就能发现，谢苗就是那个典型的孤儿，他以不同的名字，或者根本就没有名字地反复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中。《谢苗》就像一篇元小说，统领了作家的其他作品。它好似莫斯科红场外俄罗斯公路的原点，其他的所有作品都由此发散开。小主人公谢苗就是其他作品中成年孤儿们的童年记忆。他们都是从谢苗长大，他们的必然与偶然的不幸、痛苦、欢乐、创伤等都是由此开始。《波图丹河》里的尼基塔、《驿镇》里的菲拉特、《莫斯科的小提琴》里的萨尔托利乌斯就是长大了的谢苗。
普拉东诺夫的主人公们是思索者，可是他们却无言表达变革的力量；他们是受难者，却也在同大自然的交往中、与同为孤儿的兄弟们的交往中收集着快乐的残片。他们“爱”着，不幸地怯懦地“爱”着，却从未体验过爱的幸福。他们为了生存而劳碌，爱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普拉东诺夫笔下的世界，是一个无爱的世界。这一点与现代主义文学非常相似。在这个世界里，孤儿们的“爱”显得苍白、无奈，甚至是病态、畸形。《波图丹河》里的尼基塔、《驿镇》里的菲拉特、《莫斯科的小提琴》里的萨尔托利乌斯莫不是如此。或者准确地说，他们是没有“个人之爱”，而追求着“人类之爱”。他们无法接受现实却又无力抵抗，就只能退缩到母亲的怀抱中，在对美好童年的回忆中欺骗自己。孤儿们最大的梦想就是重回母腹——那是他们人生的巅峰。
普拉东诺夫沿袭了俄罗斯文学的漫游主题。正如果戈理借着乞乞科夫的三套马车发出“俄罗斯要向何处去”之问一样，普拉东诺夫也让自己的孤儿们在行走中寻觅与思考。《内向的人》中的普霍夫、《充满疑虑的马卡尔》中的同名主人公、《莫斯科的小提琴》中的萨尔托利乌斯都在为追求理想而漂泊。正如作家在代表作《切文古尔镇》中所写的那样：“俄罗斯的流浪者和朝圣者常常流浪，是因为他们的每一步都播下了人民沉重的灵魂。”而漂泊，恰是对心灵的保护。
作家创作鼎盛期的20世纪20年代初—30年代末是俄罗斯历史发展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有血雨腥风，有沧海桑田，更有千百万普通人无可选择地被卷入这场社会变革的洪流和旋涡中。普拉东诺夫带着改造自然、造福人类的豪情踏入文学界，用他平静而深邃的目光反思历史，剖析现实，预言未来。可他却常常感受到和《乌利亚》中那位同名小女孩同样的折磨：他能看见一切丑恶，这让他痛苦。在一个人人都不需要真相的国度，说真话的人总是显得那么异类。因为“人们不需要看见真相，他们全都明白。而那些不明白的人，即使看见了也不会相信”。
在《尤什卡》中，作家仿佛预言了自己的身后事。与作家在世时的寂寥无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众多哀悼者出现在了他的葬礼上，包括各个派别的作家，以及对他及其作品发表过尖锐批评的人。这仿佛是重现了尤什卡葬礼的情形。作家的葬礼上，众人心情复杂。作家科瓦列夫斯基更是扑到墓前放声大哭：“请原谅我们，原谅这些深爱着你，却又没能表现出对你的爱的朋友们。请原谅我们，在你困难的时候没能帮助你。”
普拉东诺夫曾这样评价普希金：“普希金作品的秘密何在？就在于，在他的作品之外——在清楚的形式和深刻透彻的思想背后，还留下了更多言之未尽的东西。我们看见的是一片大海，而透过它，我们还将看见整个海洋。”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阅读普拉东诺夫的意义。
别尔嘉耶夫曾说过：“俄罗斯文学是世界上最有预见性的文学。它充满了预感和预言，它具备大难临头的惊恐。”近百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普拉东诺夫，与作家对话，不仅更深刻地了解了他所处的时代，他书中反映的历史，更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今天的时代与命运。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开篇，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了《圣经》里的一段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约翰福音12:24）。这句话被写在了圣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博物馆的墙上。对于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诸多对话的普拉东诺夫来说，这段话也是一个很好的纪念。
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创作风格独特，思想深刻的作家，在中国普通读者中的知名度还不高。无论是其作品被译介成汉语的数量，还是现有研究成果的深度，研究范围的广度都与普拉东诺夫在世界文学界的地位和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水平不相符合。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作家叙事方式奇特，语言风格怪异。对他来说，小说中重要的是思想，而不是情节。所以作品中几乎没有什么连贯的情节和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是偏重于沉重的理性思考。这虽能让人掩卷沉思，心有戚戚焉，可对于初次阅读的读者来说，太过艰涩。作家独特的语言风格，以及太多的自造词也曾让世界各国的译者发出“普拉东诺夫不可译”的感叹。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其作品被介绍到中国。
出于对普拉东诺夫的热爱，本书的译者迎难而上。但由于水平所限，书中的误译之处，还望各位不吝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