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心态激励的活学活用

——推进人生态势的心劲

●导论

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AbrahamH.Maslow一九〇八—一九七〇年），出生于美国一个犹太移民家庭，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人格理论家和比较心理学家，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任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会主席和美国心理学会主席，是现代世界著名成功心理学大师。

马斯洛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创始人，被称为“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他主张“以人为中心”的心理学研究，研究人的本性、自由、潜能、动机、经验、价值、创造力、生命意义、自我实现等对个人和社会富有意义的问题。他从人性论出发，强调一种新人形象，强调人性的积极向善，强调社会、环境应该允许人性潜能的实现。主张心理学研究中应给予主观研究方法一定的地位，并应突出整体动力论的重要。

马斯洛反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生物还原论和华生行为主义的机械决定论。马斯洛把人的本性和价值提到心理学研究的首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组织管理、教育改革、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需要层次论在他的心理学体系中占据基础性地位，自我实现论则为他心理学体系的核心。

马斯洛以人性为特征的心理学形成了心理学史上的“第三思潮”，猛烈地冲击着西方的心理学体系。《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第三思潮”是人类了解自身过程中的又一块里程碑。”

一九三三年，马斯洛在威斯康馨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主要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一九四三年，马斯洛发表了《动机理论引言》和《人类动机理论》两篇论文，第一次把现代心理学的各个流派，包括弗洛伊德主义、华生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和有机体理论等综合了起来，提出了心理需求层次理论基本框架，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认识的需要、对美的需要、发展的需要，在学术界令人耳目一新。马斯洛在研究人类动机时，始终强调整体动力论的贯彻，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全人类共有的、作为似本能天性的基本需要研究之上。这为他的自我实现心理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的萌芽。

马斯洛随后在自我实现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要以最优秀的人作为研究对象，而不能像弗洛伊德那样以心理变态者、精神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也不能像华生行为主义学派那样以小白鼠为研究对象，他选定了两组人作为研究对象，概括了自我实现者的十三个特征。他指出自我实现的人并非十全十美，但他们却是一种价值观的楷模。

马斯洛还提出“价值失调”理论，提出当时社会存在的许多常见精神疾病现象的治疗，主要包括权力狂、固执偏见、心烦气燥、缺泛兴趣，特别是没有生活目的和生活意义等现象。

总之，到一九五一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自我实现理论已经逐渐成熟。同年，马斯洛出版了《动机与人格》一书，这本书使马斯洛成为了著名人士，被公认为五十年代心理学领域最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这也是马斯洛的经典力作。

马斯洛接着着手研究“高峰体验”。他从自我实现者那里发现他们往往频繁地感受到极度地喜悦，体验到心醉神迷的美妙感受。这些美妙体验有的来自大自然，有的来自音乐，有的来自两性生活。马斯洛认为这不是一种迷信，而是自我实现者的一种成功享受。高峰体验使个人的认知能力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由缺失性认知发展到存在性认知，达到了对于存在价值的领悟和认识。自我的特性达到了相对完善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中，人们共享了自身最高程度的同一性。因此，高峰体验是自我实现的短暂过程，是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他相信每个人这种潜力都存在，认为这种现象是可以用科学来解释清楚的，这才应该是心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一九五七年，关于人类价值观新知识的第一届科学会议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马斯洛在会上提出了他对价值观的看法，强调价值观是可以科学地进行研究的。他认为人们生存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严重伤害到他们作为人的感情，他们就会形成不健康的价值观，因为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

一九六〇年，马斯洛提出了“优心态群体”理论，他提出由一千个自我实现者和他们的家庭组成“优心态群体”，这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这个理想社会环境下，人类天生的本能就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表现，就会实现他的思想。

一九六一年，马斯洛在弗罗里达大学发表了“关于心理健康的一些新问题”的著名演讲，他认为幽默与自嘲对心理具有重要作用，幽默能够释放人的潜能。他随后出版了《存在心理学》，诸如“高峰体验”、“自我实现”、“需要层次论”“缺失需要”、“存在需要”等概念一时非常流行，成了美国六十年代的主要时代精神。

一九六二年，马斯洛为了学术研究，他亲自到安德鲁·凯依的非线性管理系统工厂进行调查。他把自己在工厂的调查研究写成了《夏天的笔记》，最早以《理想管理》（又译作《优美心灵管理》）为名印刷出版，在学术界和企业界流传。在书中他阐述了有关管理学方面的崭新思想，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人性观念，如开明管理、领导心理、综效原则、人力资本、员工动机、开拓创新、革新会计、企业评判等观点。这些管理思想几乎成了现代管理与组织的基本原则，成为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六四年，马斯洛发表了《宗教信仰、价值观和高峰体验》一书，在书中他认为高峰体验是有组织的宗教的精华，阐述了他对宗教信仰的看法。

一九六六年，马斯洛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这表明他的心理学理论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他又出版了《关于科学的心理学：一种探索》，对当时主流科学及其基础进行了批判。接着又出版了《关于超越性动机的理论——人类价值的生物学基础》，对人类天生的创造性、勇于接受挑战等高层次需要作了进一步分析，提出了存在价值（B—价值）理论。

马斯洛涉及非常广泛，在许多领域都进行过探索和研究。他主要著作有一九五四年出版的《动机与人格》、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存在心理学探索》、一九六四年出版的《宗教、价值与高峰体验》、一九六五年出版的《优美心灵的管理》、一九六六年出版的《科学心理学》、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人性能达的境界》等，这些著作显示了他成熟的超个人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

马斯洛广泛的研究从自我实现心理学原理出发，大大超过了心理学研究的范围，涉及到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宗教、哲学、美学等领域，提出了对于社会、教育、管理、宗教等进行变革的构想，进而形成了内在教育论、心理治疗论、社会变革论和优美心灵管理论等理论学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和作为最高动机力量的自我实现等概念非常有名，是他的主要贡献。

一九七〇年六月，马斯洛于加利福尼亚门罗公园逝世，享年62岁。

马斯洛的心理学被称为“第三思潮”，是相对于在他之前两大思潮的。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第一思潮”和以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第二思潮”。马斯洛的“第三思潮”无论在思想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还是在心理治疗方法上，都是对弗洛伊德学说和行为主义理论的突破和扬弃，他打破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和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提出了一套更为进步的人类理论。

弗洛伊德心理学体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来源于弗洛伊德本人的医学临床实验。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精神病患者和心理变态者。马斯洛曾说：“如果一个只潜心研究精神错乱者、精神病患者、心理变态者、罪犯、越轨者和精神脆弱者，那么他对人类的信心将越来越小，他会变得越来越‘现实’，眼光会越来越低，对人的期望也会越来越小……因此，对畸形的、发育不全的、不成熟的和不健康的人进行研究，就只能产生畸形的心理学和哲学。这一点已经是日益明显了。一个更普遍的心理科学应该建立在对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上。”

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体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认为人是由低等动物偶然进化而来的。其研究的对象是白鼠、猴子和鸽子等动物。马斯洛对此指出：“行为主义者关于人只有遗传的生理冲动的结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大多数研究都是在老鼠身上进行的，而老鼠除了生理动机之外显然很少有别的什么动机了。人毕竟不是更大一些的白鼠、猴子和鸽子，既然动物有其独特的天性，人类也应有自己的特点。”

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华生的行为主义，马斯洛并没有采取排斥的做法，他说：“研究精神病患者是有价值的，但是是不够的；研究动物是有价值的，但也是不能够的。”可见马斯洛学说的包容性。

马斯洛为了研究人的特点和人的潜力，他比喻说：“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跑一英里最快能用多少时间，你不会去研究一般的跑步者，你研究的是更出色的跑步者，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你知道人在更快地跑完一英里上所具有的潜力。”马斯洛对于人的潜力研究，就是“不断发展的那一部分”。

马斯洛首次把“自我实现的人”和“人类潜力”的理论引入心理学研究的范畴。自我实现的人是人类中的最好典范，是“不断发展的一小部分”。他们心理健全，能充分开拓并运用自己的天赋、能力、潜力。他们也有最基本的需要，但他们在充分享受这些需要达到满足的同时，并没有成为这些需要的俘虏。马斯洛在对他所认为是优秀个人的思想、行为和精神状态进行大量研究之后，提出了人类具有精神健康的共同特点。

马斯洛“第三思潮”理论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一反当时科学的时尚，坚决指出人类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而且他认为这些准则具有科学的根据，可以通过对人类中的优秀代表进行研究找到。

马斯洛一生都坚持一种人道主义哲学，以便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和启动对于激情、创造力、伦理、爱、精神和其它只属于人类特性的追求能力。他的心理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用功能。他的学说被广泛地运用到教育、医疗、防止犯罪和吸毒行为以及企业管理等领域，产生了良好的效益。

马斯洛学说具有超前性，他曾说：“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我的研究是在跟我曾孙的曾孙对话，当然，前一个曾孙都还没有出世哩。那是对于他们爱的一种表达，给他们留下的不是金钱，而是一些事实上关爱的话语，一些零零碎碎的建议，是我的一些教训，对他们可能有一些用处。”

美国学术界认为，二十一世纪，马斯洛将取代弗洛伊德和华生，成为心理学界最有影响的先驱人物。

安松尼·苏迪奇说：“亚伯拉罕·马斯洛是自弗洛伊德以来最伟大的心理学家。本世纪下半叶属于他。”

柯林·威尔逊说：“自马斯洛去世以后的二十五年当中，他的名声没有一点下降的迹象，而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声名却遍体鳞伤，布满弹痕，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相信，这是因为，在马斯洛的思想当中，最有意义的东西，在他自己那个时代都还没有显露出来。他的重要性是在未来，会在二十一世纪显露出来。

德波拉·C·斯迪芬森说：“我们发现，在马斯洛的整个思想中，有许多研究、认识及思想在当时都是远远超前的。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今天听起来仍然感到非常新鲜，就好像现在一些工作和思想反倒都过时了一样。马斯洛有关要求自我实现的员工、培养客户忠诚、树立领导风范和把不确定性作为一种创造力源泉的主张，描绘出了我们今天的数字化时代的图景，显得非常深刻。”

马斯洛研究的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这个数字化时代。在这个充满激烈竞争的世界里，人的潜力成为了各行各业、各个组织、各个机构竞争的主要力量。

马斯洛的学说在我国具有广泛的影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我国的学术界和大学里，马斯洛的有关创造性理论、需求层次论、自我实现论等学说与马克思齐名，曾经在我国掀起了马斯洛思想热。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思想曾经在我国名噪一时，那是因为我国当时思想刚刚彻底解放，性自由、性开放等观念刚刚出现，许多人从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寻找到了理论依据，于是引发了“弗洛伊德热”。当弗洛伊德的名声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淡化的同时，马斯洛的学说则取而代之，逐渐扎根人们心灵，并在实践中运用马斯洛的知识，使之造福于我们今天的社会。

马斯洛学说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思想和理论之一，我们应该吸收和借鉴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用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能否全面提高人民的整体素质，从根本上调动亿万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的潜能与智慧，是直接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马斯洛学说所强调的正是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和人性中的积极因素，这不能不说马斯洛的学说适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对于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和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调动自身的一切积极因素，健全自我人格，发挥自我潜能、实现自我价值，享受人生幸福、追求人生的真正成功。这不能不说马斯洛的学说也适应了我们每一个追求人生成功者的需要。

开掘心理，发挥潜能，追求人生的最大成功和幸福，这就是全面推出这套书的主旨。

●前言

马斯洛认为：“很多人固执地相信，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都天生就是这块料，一生下来就注定将来要吃这碗饭的。因此，他们的这种观点严重束缚了自己的选择，不知失去了多少自我发展的可能性。”

马斯洛认为：“大多数的成功人士尽管在各自的领域里表现卓越，看起来轻松自如，但他们绝对不是天生就做得到的。”

他认为成功并非完全靠天赋，而是必须靠追求与奋斗，这就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摒弃了天赋成功的上帝决定论，为人的成功追求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为实现成功提供了前进的动力和更多的机会、信心，能使更多的人追求成功，实现成功。上帝的宠儿毕竟是少数，成功需要我们自己去把握。

他告诫人们：如果你很想做某件事，却有人告诉你缺乏这方面的天赋，你不一定要信以为真。你不妨放开手脚去拼一把。你不去亲自试一试，怎么能知道你具备哪方面的天赋呢？

你过去对自己天赋及能力的看法，你过去发挥或缺乏天赋及能力的经验，别人对你的天赋及能力的意见等等过去的一切，都可能影响你的前途，你不应该任由这一切主宰你，你应该自己把握、决定你的未来。

同时，马斯洛并没有否定天赋在决定成功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他说：“世上真有一些人，他们生来就漂亮，注定成为照相机的宠儿，因而当了成功的模特儿或男女演员。”“有人显然生来就要吃演艺圈的饭。有人生来具有运动天赋，比如迈克尔·乔丹及艾密特·史密斯。”

但他依然认为天赋不是成功的决定因素，他还是认为：“我们心目中的‘天生赢家’其实也不全是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他们数量太少、太罕见、太不合常理了。第二，他们也要勤奋工作，并努力运用天赋，把天赋变为优势。”

既然马斯洛认为成功并非靠天赋，那么成功主要靠的是什么呢？他认为靠的是潜力和创造，只要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只要勤奋工作地创造，那么就会成功。

马斯洛认为“人类只有一个终极价值，这就是使人的潜能现实化，使这个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

成功是一个追求的过程，可以说既有明确的目标，也可以说没有明确的目标，成功的最高境界只是一种状态的体验，即达到人生健康，达到心灵优美和达到竞技状态等，这个成功既是清晰的，也是模糊的，这就决定了真正的成功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因而成功也是巨大的，具有很高价值的。

成功是一种体验，追求是一种过程，我追求，我成功，我感觉，我享受，这就是马斯洛成功追求的真正意义所在。

将成功的理念建立在不断追求的过程中，这就避免了失败之说，也避免了失败而带来的痛苦与消极，使成功成为了一种永远追求的状态，只要是追求，也就是成功，也就能够感受到成功，随时都是成功，因而随时都能够享受到成功的喜悦，因而追求就更加具有能动性和积极性，在这种精神状态的推动下，成功当然就更具有可能性！

如今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时代，人人都在追求成功，都希望实现人生的价值，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和权利。那么，我们从马斯洛的成功追求的自我实现理论中可以获得实现人生价值的新途径。

从马斯洛成功追求的自我实现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每一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创造性地勤奋工作，即进入自我实现的状态，使我们的潜力和创造力发挥达到最佳状态，调动自身的一切积极因素，就能使我们向成功追求的自我实现方向不断发展。

马斯洛成功追求自我实现理论大多以笔记、谈话、演讲的方式阐述的，整个思想显得比较分散，时间跨度较大，缺少集中归纳总结，而且引用了很多比较隐涩的人物和内容，致使我们一般读者难以全面掌握马斯洛的深刻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为了全面系统地介绍马斯洛的成功追求体验，本人在马斯洛著作《人性能达的境界》的基础上，根据一般阅读习惯，结合现代成功励志思想，进行条分缕析和归纳总结，采取通俗表达的方式，既突出了马斯洛的自我实现思想的成功体验理论，又便于广大读者阅读掌握和运用。当然，马斯洛的整个思想非常博大精深，本书在此也是抛砖引玉，如有不正之处，还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相信本书能给读者以启迪，并能很好地指导自己进行成功的追求，能够充分地发挥潜力，能够创造性地勤奋工作工作，真正享受到成功盛餐的美味。

●第一章 心态决定成功

心灵提供给肉体的助益

人们对“到底是心灵支配肉体，还是肉体控制心灵”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参加争论的哲学家们，称自己为唯心论者或唯物论者，而各执一辞。他们提出了数以千计的论据，可是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个体心理学可能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因为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事实是在研究肉体和心灵的动态相互关系。亟待治疗的病人都具有肉体及心灵，如果我们治疗的理论基础错误，我们便无法帮助他。我们的理论必须是从经验中导衍出来的，它也必须经得起实际应用的考验。我们生活于这些相互关系中，我们必定要接受找寻正确观点的挑战。

个体心理学的发现，把这个问题所造成的紧张情势，大部分都消除了。它不再是水火不相容的问题。我们认为肉体和心灵二者都是生活的表现，它们都是整体生活的一部分，而我们也开始以整体的概念来了解其相互关系。人类的生活，是可以四处走动的动物的生活，只发展肉体对他而言必然是不够的。植物是生了根的，他们停留在固定地方无法活动。因此，发现植物有心灵——只要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任何形式的心灵，都必定会使人惊奇万分。假使植物能预见未来，它们的官能也会使之一无所用。可是这有什么用呢？植物仍然无法逃开它的劫数。

然而，所有能动的动物，都能预见并计划他们所要动的方向；这种事实使得吾人不得不假设：他们都具有心灵或灵魂。

预见运动的方向是心灵最重要的功用。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就能了解：心灵如何支配着肉体——它为肉体定下了动作的目标如果没有努力的目标，只在不同时间，激发起一些散乱的动作，这是没什么用的。因为心灵的功能在于决定动作的方向，所以它在生活中占着主宰的地位。同时肉体也影响着心灵，作出动作的是肉体。心灵只能在肉体所拥有的、及它可能被训练发展出来的能力之内指使肉体。比方说，假使心灵想要使肉体奔向月亮，那除非是它先发明一种可以克身体限制的技术，否则它便注定要失败。

人类比其他动物要善于活动。他们不仅活动的方式较多——这一点，可由他们手的复杂动作中看出——而且，他们也较能利用他们的活动，来改变围绕着他们的环境。因此，我们可以预料：人类心灵中，预见未来的能力必将有最高度的发展；而且，人类也必会明显地表现出；他们正有目的地奋斗，以增进他们在整个情境中所处的地位。

在每个人身上，我们还能发现：在朝向部分目标的各种部分动作之后，还有一个可包含一切的单一动作。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要达到一种能使我们获得安全感的地位，这种感觉是：生活中各种困难都已经被克服，而且我们在环绕着我们整个情境中，也已经得到最后的安全和胜利。针对此一目标，所有的动作和表现都必须互相协调而结合成一整体。心灵似乎是为要获得一最后的理想目标而被强迫发展，肉体亦复如是，它也努力要成为整体。它还向一种预先存在于胚胎中的理想目标发展。例如，当皮肤擦破时，整个身体都忙着要使它自己再复元为一整个。然而，肉体并不只是单独地开展其潜能，在其发展过程中，心灵也会给予帮助。运动、训练及一般卫生学的价值都已经被证实，这些都是肉体努力争取达到其最后目标时，心灵所提供的助益。

从生命第一天开始，至其结束为止，其生长和发展的这种团体力合作都一直继续不断。肉体和心灵象是不可分割整体的两部分。心灵有如一辆汽车，它利用它在肉体中能够发现的所有潜能，帮着把肉体带入一种对各种困难都是安全而优越的地位。在肉体的每种活动中，在每种表情和病症中，我们都能看到心灵目标的铭记。人活动，在他的活动中即有意义存在。他动作的眼、他的舌、他脸部的肌肉，使得他的脸有一种表情、一种意义，而在此给予意义的，则为心灵。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看心理学（或心灵的科学）真正是在研究些什么之和别人的目标互相比较。

在争取安全的最后目标时，心灵必须使其目标变得具体化，他要时时计算：“安全位于某一特定之点，我一定要走某一特定方向，才能接近它。”此时当然有发生错误的可能性，但是没有十分固定的目标和方向，则根本不可能有动作。当我抬头时，我心中必然已有此种动作的目标存在。心灵所选择的方向，事实上可能是有害的，但它之所以被选上，则是因为心灵误以为它是最有利者。所有心理上的错误，都是选择动作方向时的错误。安全的目标是全体人类所共有的，但是他们有些人认错了安全所在的方向，而其固执的动作则将他们带向堕落之途。

如果我们看到一种表现或病症，而无法认出它背后的意义时，要了解它的最好方法，就是先将它依外形分析成简单的动作。让我们以偷窃的表现为例。偷窃就是把别人的所有物据为己有。首先，我们先看到这种动作的目标，它的目标是使自己富有，并以拥有较多的东西，而让自己觉得较为安全。因此，这种动作的出发点是一种贫穷或匮乏之感。其次要找出这个人是处于何种环境中，以及他在什么情况下才觉得匮乏？最后我们要看他是否采取正当方式来改变这些环境，并克服其匮乏之感；他的动作是否都遵循着正确的方向；或他是否曾经错用了获取所欲之物的方法。我们不必批评他的最后目标，但是我们却能指出：他在实现其目标时，已经选择了错误的途径。

人类对其环境所作的改变，我们称之为文化，我们的文化就是人类心灵激发其肉体所作的各种动作的结果。我们的工作被我们的心灵所启发。我们身体的发展则受着我们心灵的指导和帮助。总而言之，人类的表现到处都充满了心灵的效用。然而，过度强调心灵的分量，却非吾人所愿。如果要克服困难，身体的合宜是绝对必需的。

由此可见，心灵参加控制环境的工作，以使肉体受到保护，而免于虚弱、疾病和死亡，并避开灾害、意外及功能的损伤。我们感受欢乐与痛苦、创造出各种幻想、以及认出环境之优劣等等能力，也都有助于这个目标的达成。幻想和识别是预见未来的方法。不仅如此，它们还能激起许多感觉，使身体随之而行动。个人的感情负有他赋予生活的意义、以及他为其奋斗所定下目标的记号。它们控制肉体的程序虽然相当大，可是它们却不受制于肉体，他们主要是依他的目标和他生活的方式而定的。

培养适应自身的感情

显而易见的，支配个人的，并不单单是生活方式而已。如果没有其他力量，他的态度并不足以造成病症。它们必须被感情加强后，才能引起行为。个体心理学概念中的新观点就是我们观察到：感情绝对不会和生活方式互相对立，目标一旦订下，感情就会为了要获得它而适应自身。此时，我们谈的已经不在生理学或生物学的领域之内了；感情的发生不能用化学理论来解释，也不能用化学检验来加以预测。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先假设生理过程的存在，但我们更有兴趣的，却是心理的目标。我们并不十分关心焦虑对交感神经或副交感神经的影响，我们要研究的是焦虑的目的和结果。

依照这种研究方向，焦虑不能被当做是性的压抑所引起的，也不能被认为是出生时难产所留下的结果。这种解释都离谱太远了。我们知道：习惯于被母亲伴同、帮助、并保护的孩子，很可能发现：焦虑——不管其来源为何——是控制他母亲的有效武器。我们也不以只描述愤怒时的生理状况为满足，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愤怒是控制一个人或一种情境的工具之一。我们承认：每一种身体或心灵的表现都是以天生的材料为基础，但是，我们的注意却在于如何应用这些材料，以获取既定的目标。这就是心理学研究的唯一真正对象。

在每个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感情是依照他获取其目标所必要的方向和程度而成长、而发展的的焦虑或勇气、愉悦或悲哀，都必须和他的生活方式协同一致，它们适当的强度和表现，都能恰恰合乎吾人的期望。用悲哀来达成其优越感目标的人，并不会因为其目标的达成而感到快活或满足。他只有在不幸的时候，才会快乐。只要稍加注意，我们还可发觉，感情是可以随需要而呼之即来或挥之即去的。一个对群众患有恐惧症的人，当他留在家里，或指使另一个人时，他的焦虑感即会消失掉。所有神经病患者都会避开生活中不能使他们感到自己是征服者的部分。

情绪的格调也像生活样式一样的固定。比方说，懦夫永远是懦夫，虽然他在和比他柔弱的人相处时，可能显得傲慢自大，而在别人护翼下时，也会表现得勇猛万分。他可能在门上加三个锁，用防盗器和警犬来保护自己，而坚称自己勇敢异常。没有人能证实他的焦虑之感，可是他性格中的懦弱部分，却在他不厌其烦地保护自己中表露无遗。

性和爱情的领域也能供给类似的证据。当一个人想接近他的性目标时，属于性的感情必然会出现。为了要集中心意，他必须放开有竞争性的工作和不相干的兴趣，如此，他才能引起适当的感情和功能。缺少这些感情和功能——例如：阳萎、早泄、性欲倒错和冷感症——都是拒绝放弃不合宜的工作和兴趣所造成的。不正确的优越感目标和错误的生活方式只期望别人体贴他，自己却不体贴他人；缺乏社会兴趣；在勇敢进取的活动中失败等倾向。

我们说过，在生命最初的四五年之间，个人正忙着构造他心灵的整体性，并在他的心灵和肉体间建立起关系。他利用了由遗传得来的材料和从环境中获得的印象，并将它们修正，以配合他对优越感的追求。在第五年末了，他的人格已经成形。他赋予生活的意义、他追求的目标、他趋近目标的方式、他的情绪倾向等等，也都已经固定。以后它们虽然也可能改变，但在改变它们之前，他必须先从儿童期固定成形时所犯的错误中解脱出来。正如他以前所有的表现都和他对生活的解释互相配合一样，现在他的新表现也会和他的新解释密合无间。

个人是以他的感官来接触环境，并由其中获取印象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他训练自己身体的方式看出：他准备由环境中获取那一种印象，和他将如何运用其经验。如果我们留心他观察和谛听的方式、以及能吸引他注意力之物，我们便会对他有充分的了解。这就是举动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它们能显示出：他身体器官所受过的训练，和他如何运用它们以选择他要接受的印象。举动是永远受制于意义的。

现在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心理学定义上，再添加一点东西。心理学研究的是：个人对他身体印象的态度。我们还可以开始讨论：人类心灵之间的巨大差异是如何造成的。不能配合环境，而且也无法满足环境要求的肉体，通常都会被心灵当作是一种负担。因此，身体器官有缺陷的儿童在心灵的发展上比其他人蒙受了更多的阻碍，他们的心灵也较难影响、指使并命令他们的肉体趋向优越的地位。他们需要用较多的心力，并且必须比别人更集中心意，才能获得相同的目标。所以，心灵会变得负荷过重，而他们也会变得自我中心而只顾自己。如果儿童老是受着器官缺陷和行动困难的困扰，他们便没有多余的注意力可供留心外界之用。他根本找不到对别人发生兴趣的闲情逸致，结果他的社会感觉和合作能力的发展便较其他人为差。

成功补偿缺憾之道

器官的缺陷造成了许多阻碍，但是这些阻碍却绝不是无法摆脱的命运。如果心灵主动地运用其能力以设法克服其困难，则个人可能会和原先负担即比较轻的人一样的成功。事实上，器官有缺陷的儿童，尽管遭受到许多困扰，他们却经常比身体正常的人有更大的成就。身体阻碍是一种能使人向前迈进的刺激。例如，视力不良的儿童可能因为他的缺陷而感觉异常的压力。他要花费较多的精神，才能看清东西。对视觉的世界必须给予较多的注意力。他也必须更努力地区分色彩和形状。结果，他对视觉的世界即不须努力注意微小差异的儿童有更多的经验。

由此可见，只要心灵找出了克服困难的正确技术，有缺陷的器官即能成为重大利益的来源。在画家和诗人之间有许多人都曾蒙受视力缺陷之害。这些缺陷被训练有素的心灵驾驭之后，它们的主人即比正常人更能运用他们的眼睛来达成多种目的。在天生惯用左手而又未被当作是左撇子看待的儿童之中，也很容易看到同样种类的补偿。在家庭里，或在其学校生活开始之际，他们会被训练运用他们不灵巧的右手。事实上，它们是不十分适合于书写、绘画或作手工艺的。但是，假使心灵能被妥善运用以克服此种困难，我们相信：不灵巧的右手必定会发展出高度的技巧。事实也正如此。在许多例子中，惯用左手的儿童都比其他人学会较漂亮的书法、较有绘画的才能，在工艺方面也较有技巧。找寻出正确的技术后，再加上兴趣、训练和练习，他们即能够将劣势转变成优势。

只有决心要对团体有所贡献而兴趣又不集中于自己身上的儿童，才能成功地学会补偿其缺憾之道。只想避开困难的儿童，必将继续落于他人之后。只有在他们眼前有一个可供努力的目标，而此目标的达成又比挡在前面的障碍对他们更为重要，他们才会继续鼓起勇气前进。这是他们的兴趣和注意指向何处的问题。如果他们努力地争取某种身外之物，他们自然会训练自己，使自己具有获得它们的能力。困难只是通向成功之路必须克服的关卡。反过来说，假使他们的兴趣只在于担心他们的不如别人，或除了想摆脱它们外，便无其他目标地和此种落后状态争战，那么他们就不会真正地有所进步，一双笨拙的右手是无法用凭空妄想，希望它们较不笨拙，或甚至避开笨拙等方法，来训练使其成为灵巧的。它们只有在练习出实际的成就之后，才会变得较为灵巧；而达到此种成就的诱因，也必须比长期存在的笨拙所造成的气馁，更深刻地被人感觉到。如果一个孩子想要集中全力来克服他的困难，则在他身外必须有一个他要全力以赴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以他对现实的兴趣，对别人的兴趣，以及对合作的兴趣为基础的。

事实上，心灵不仅能影响某种特殊病症的选择，它还能支配整个身体的结构。对这个假设我们还没有直接的证明，而且要找出怎样做才能建立这种证明，也是相当困难之事。然而，它的证据看来却似乎相当明显。如果一个孩子是胆小的，他的胆小便会表现在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他不关心体格上的成就，甚至不敢想象自己可能达到此种成就。结果，他便不会用有效的方法来锻炼他的肌肉，而且也拒绝接受通常会引人发展肌肉的所有外来刺激。当其他对锻炼自己肌肉有兴趣的孩子，在体格健美方面遥遥领先时，他却由于兴趣的缺乏而远落于他人之后。

由此，我们可顺理成章地结论道：身体的整个形状和发展不仅受心灵的影响，而且可反映出心灵的错误和缺点。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有许多肉体的表现只是心灵无法找出补偿其困难的正确方法所造成的结果而已。例如，我们已经确知，在生命开始的最初四五年之间，内分泌腺本身也会受到心灵的影响。有缺陷的腺体对行为并不会有强迫性的影响，反之，整个外在环境，儿童想接受印象的方向和心灵在他感兴趣情境中的创造性活动等等，都能不断地影响腺体。

另外一个证据可能较容易被了解并被接受，因为我们对它较为熟悉，而且它引起的是身体短暂的表现，不是固定的气质。每一种情绪都会以某种程度表现在身体上。而每个人也都会将他的情绪表现在某种可见的形式中，这也许是他的姿势或态度，也许是他脸部的表情，也许是他腿或膝盖的颤抖。例如，当他脸色变红或转白时，他的血液循环必然已经受到影响。在愤怒、焦急或忧愁的状态之下，肉体都会说话，而肉体在说话时，都是使用着自己的语言。当一个人处于他所害怕的情境中时，他可能全身发抖，另一个人可能毛发竖立，第三个人可能心跳加快，还有些人会冷汗直流、呼吸困难、声音变哑，全身摇晃而畏缩不前。有时，身体的健康状态也会受到影响，例如胃口丧失或引起呕吐。

在科学的领域中，我们看到许多心理学家宣称：性和焦虑有密不可分的关联，而另外的心理学家却主张：它们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的观点是依他们个人的经验而定的，对某些人，它们之间有关联，对其他人则否。

这几种不同的反应都属于不同类型的个人。它们很可能被发现多多少少是由遗传得来的，而这些种类的身体表现也经常能给我们许多暗示，让我们看出其家族的弱点和特质；因为同一家族的其他分子也可能作出非常类似的身体反应。然而，此处最有趣的事是：观察心灵如何利用情绪来激起某种身体状态。情绪和它在身体上的表现告诉我们：心灵在一个被它解释为有利或有害的情境之中，如何作出动作和反应。例如，当脾气发作时，个人是希望尽快地克服其困难，而他找到的最好方法似乎就是：打击、辱骂或抵毁另一个人。另一方面，愤怒也能影响身体器官，它使之僵止不动，或加予额外的压力。有些人在生气时，同时会发生胃部的毛病或脸孔涨得通红。他们血液循环改变的程度甚至会使他发生头痛。在偏头痛或习惯性头痛的后面，我们常会发现有异乎寻常的愤怒或羞辱。对某些人，愤怒还能造成三叉神经痛或癫痫性的痉挛。

了解心理差异的最好方法

心灵影响肉体的方法，尚未完全被探讨清楚，所以我们也无法对它们作完全的描述。心情的紧张对自主神经系统和非自主神经系统二者都能发生影响。只要一紧张，自主神经系统一定有所动作。个人拍桌子、咬嘴唇或撕纸头，只要他紧张，他必然会依某种方式作出动作。咬铅笔或吸香烟也能作为其紧张的发泄。这些动作都告诉我们：他对自己所面临的情境，已经觉得受不了了。他在陌生人之间变得脸红耳赤、手足无措、肌肉颤抖，也一样都是紧张的结果。紧张能经由自主神经而传至全身，因此，每种情绪发生时，整个身体都会处于紧张状态之下。可是，这种紧张的表现并不是在每一点都一样的清楚，我们所讨论的病症，只在于其结果能够被发现之点。如果我们更仔细地检查，我们将会发现：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包含于情绪的表现之中，而这些身体的表现又都是心灵和肉体活动的结果。我们必须检视心灵对肉体、肉体对心灵之间的相互活动，因为它们二者都是我们所关心的整体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从这些证据中，得到一个结论：生活的样式和其对应的情绪倾向，会不停地对身体发展施以影响，假使儿童很早就固定下他的生活样式，而我们本身又有足够经验，那么我们便能预见他以后生活中的身体表现。勇敢的人会把他态度的结果表现于他的体格中。他的身体会长得与众不同：他的肌肉较为强壮，他身体的姿势也较为坚定。态度对身体的发展可能有相当大的影响，而它也可能是肌肉较为健美的部分原因。勇者的脸部表情也和普通人不一样，结果他的整个外形都会异于常人，甚至他骨骼的构造也会受到影响。

今日，我们很难否认：心灵也能够影响大脑。病理学的许多个案显示：由于大脑右半球受损而丧失试阅读或书写能力的人，能够训练大脑的其他部分，来恢复这些能力。常常有许多中风的患者，其大脑受损的部分已经完全没有复原的可能性，可是大脑的其他部分却能补偿并承受起整个器官的功能，而使大脑的官能再度恢复完全。当我们想证实：个体心理学所主张的教育应用的可能性时，这件事实是特别重要的。如果心灵能够对大脑施以这样的影响，如果大脑只不过是心灵的工具——虽然是最重要的工具，但仍然只是工具而已——那么我们就能找出发展或增进此种工具的方法。生来大脑便不合于某种标准的人，并不必在一生之中都无可逃避地受其拘束，他可以找出使大脑更适合于生活的方法。

将目标固定于错误方向的心灵——例如，未努力发展合作能力者——对大脑的成长即无法施以有益的影响。因此，我们发现：有许多缺乏合作能力的儿童，在以后的生活中，总显得好像没有发展出他们的智力，以及他们的理解能力。因为成人的举止能显出：他最初四五年间所建立的生活样式对他的影响，而且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出：他的统党和他赋予生活意义的结果，所以，我们能够发现他所蒙受到的合作障碍，并帮助他矫正其失败。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已经朝这门科学踏出了第一步。

有许多学者曾指出：在心灵和肉体的表现之间，有一种固定的关系存在。但是，他们却似乎没有那一个人曾经试图找出此二者之间的确实关系。

如果我们有丰富的经验，我们便能从个人的各种部分表现中，看出其与人合作的程度。人们一直都不知不觉地在找寻此种暗号。合作的需要总是不断地压迫着我们，而我们也一直要想凭直觉找出许多暗示，来指导我们如何在混乱的生活中更稳妥地决定自己的方向。我们知道：在每次历史大变革之前，人类的心灵都已认识到变革的需要，而努力奋斗着要想达成它。然而，这种奋斗如果单靠本能来决定，便很容易犯上错误。同样地，人们总是不喜欢有非常引人注意特质的人，例如身体畸型或驼背者。人们对他们虽然还没有十分了解，可是却已经判断他们不适于合作。这是一种很大的错误，不过，他们的判断也可能是以其经验为基础的。目前尚未发现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蒙受这些特质之害者的合作程度，他们的缺点因此而被过分强调，而他们也变成大众迷信的牺牲品。

现在，让我们作一总结。在生命最初的四五年间，儿童会统一起其心灵奋斗的方向，而在心灵和肉体之间，建立起最根本的关系。他会采用一种固定的生活样式，及对应的情绪和行为习惯。它的发展包括了或多或少、程度不同的合作。从其合作的程度，我们能判断并了解一个人。在所在的失败者之间，最常见的共同之点是其合作能力非常之低。现在，我们可以给心理学一个更进一步的定义：它是对合作之缺陷的了解。由于心灵是一个整体，而同样的生活样式又会贯穿其所有表现，因此，个人的情绪和思想必定会全部和生活样式调和一致。如果我们看到某种情绪很明显地引起了困难，而且违反了个人的利益。只想改变掉这种情绪是完全没有用的。它是个人生活样式的正当表现，只有改变其生活方式，才能将之斩草除根。

在此，个体心理学对教育和治疗的未来，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指引。我们绝不能只治疗一种病症或一种单独的表现；我们必须在整个生活的样式中，在心灵解释其经验的方式中，在它赋予生活的意义中，在它为答复由身体和环境接受到。”

生活的样式是心理学最适当的主要题材和研究对象，采用其他题材的学派，其主要部分事实上都是充满了生理学和生物学。对那些研究刺激和反应的人，企图找出震惊经验所造成效果的人，以及检视由遗传得来的能力，想看它们如何发展出来的人，这种说法都是正确的。然而，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考虑的是灵魂本身，是统一的心灵。我们研究的是个人赋予世界和他们自身的意义，他们的目标，他们努力的方向，以及他们对生活问题的处理方式。迄至目前，我们所拥有的、了解心理差异的最好方法，就是检视其合作能力的高低。

心态和功能

心态

荣格在外倾和内倾两种基本心态之间所作的著名区分，构成了他的分类系统的一个方面。为了充分理解这些关键性术语的含义，有必要首先区分另外两个概念：客观的与主观的。客观的涉及到一个人身外的、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这是一个人与物的世界，传统与习俗的世界；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制度的世界，以及一切物质条件的世界。这个客观世界被归结为环境、外界或外部现实。主观的指内在的和个人的精神世界。它是个人的世界，因为它不能被局外人直接观察到。它十分隐秘，甚至常常不能直接被自觉意识所接纳，而往往只有通过心理治疗者的帮助，通过对梦的分析，才能接触到这些无意识的心理要素。

在外倾型的人那里，心理能被引导到客观外部世界的表象之中，它被投入到对客观对象、人与物、周围环境条件的知觉、思维和情感之中。而在内倾型的人那里，流向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外倾是一种客观的心态，内倾则是一种主观的心态。

这两种心态彼此排斥，它们不能同时并存于意识之中，尽管它们可以而且确实是交替地进入意识。一个人可能在某些时候是外倾的。而在另一些时候则是内倾的。但是，在一个人的整个一生中，通常是其中一种心态占据优势。如果是客观的倾向占据优势，这个人就被认为是外倾的；如果是主观的倾向占据优势，他就被认为是内倾的。

内倾型的人喜欢探究和分析他的内心世界；他是内向的、孤僻的，过分地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内心体验。在别人看来他可能显得冷漠、寡言、不喜欢社交。外倾型的人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和他人的相互交往中，他总是十分活跃和开朗，对周围的一切都很有兴趣。

所谓一种心态对另一种心态占据优势，其实不过是一个程度问题。一个人只是或多或少地属于外倾型或内倾型，他并非整个都是外倾的或者整个都是内倾的。“只有当外倾机制占据优势时，我们才把一种行为模式叫做外倾的。”

何况，在无意识中也还存在着一种与在意识中得到表现的心态刚好相反的心态，这种相反的心态把内倾与外倾的区分搞模糊了。意识中的外倾恰恰是无意识中的内倾，而意识中的内倾则恰好是无意识中的外倾。这正是无意识在人的心理中具有补偿作用的一个例证。

需要指出的是：无意识的心态具有与意识的心态完全不同的特征。自觉意识的外倾或自觉意识的内倾通过有意识的行为直接表现一个人的外倾或内倾。这种行为作为外倾的行为或内倾的行为可以很容易被人们观察到。我们大家都能够识别一个孤僻的、心不在焉的、脱离现实的人。他看上去仿佛沉溺在他自己的思想之中。而补偿性的无意识心态则不能敞开来表达自己，因为它始终是受到压抑的。尽管如此，它毕竟间接地影响着人的行为，就像一个人表现得反常、表现得与自己极不协调的那样。譬如说吧，当一个平时开朗的人突然变得抑郁、矛盾和孤僻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惊奇。“他怎么搞的？谁在折磨他？”我们会问。而答案却是：他的无意识。他正暂时地处在他长期压抑的内倾心态的控制之下。

无意识心理过程并不如意识的心理过程那样可以得到很好的发展和分化，因为被压抑的心态造成的影响就具有一种使行为显得原始粗野的倾向。关于这一点，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一个内倾的人会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就突然疯狂地乱砍乱杀起来。此外，按照荣格的梦补偿理论，外倾型的人在他的梦中是一内倾型的人，而内倾型的人在他的梦中则成了外倾型的人。

心理功能在荣格的心理类型学中具有与心态同等的重要性。心理功能有四种：思维、情感、感觉和直觉。思维由彼此联结的观念组成，以便形成一个总的概念，或形成一个解决问题的答案。它是一种渴望理解事物的理智功能。

情感则是一种价值判断的功能。它根据一种表象唤起的是愉快的体验还是不愉快的体验而决定接受还是排斥这一表象。

思维和情感都被认为是理性的功能，因为两者都需要作出一种判断。思维就两种或更多的观念（表象）之间有无真实的联系作出判断；情感则就一种表象（观念）是愉快的还是厌恶的、是美的还是丑的、是令人激动欣喜的还是沉闷乏味的作出判断。

感觉是一种感官知觉，它既包括所有通过感官刺激（声、色、嗅、味、触）而产生的意识经验，也包括那些来源于人体内部的感觉。直觉是一种直接把握到的而不是作为思维和情感的结果而产生的经验（体验）。在这一点上它同感觉完全一样，两者都不需要任何判断。

直觉不同于感觉之处在于，具有某种直觉的人本身并不知道这直觉来自何处，是怎样发生的。直觉是出其不意地出现和降临的。感觉通常可以通过指出刺激的来源而获得解释，例如说“我牙疼”，“我看见一条鲸鱼”。但当一个人直觉或预感到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时，如果有人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只能回答说：“我从骨子里觉得就是这样”，或者干脆是“反正我知道就是了”。直觉有时候又被叫做第六感官或者超感知觉。

感觉和直觉被认为是非理性功能，因为它们不需要任何根据和理由。它们是一种心理状态，通过作用于个体的刺激的变化流动而逐渐形成。这种变化流动没有方向和意图。它与思维和情感不同之处是它没有任何目标。人们感觉到的一切无不来自当前的刺激，而人在内心深处直感到的，依据的则是未知的刺激。荣格使用非理性一词并不意味着它与理智相冲突。感觉和直觉只不过是与理智完全无关而已，它们是非理性判断的。

荣格给四种心理功能下的定义非常简炼。“这四种心理功能符合于四种明显的意识方式，意识通过这些方式使经验获得某种方向。感觉（感官知觉）告诉我们存在着某种东西；思维告诉你它是什么；情感告诉你它是否令人满意；而直觉则告诉你它来自何处和去向何方”。

所有这些心理功能的不同特性还要取决于它们是与外倾心态还是与内倾心态相结合。

外倾思维利用的是由感官刺激提供给大脑的信息。激发思维过程的对象是某种存在于外部世界的东西。例如，种子是怎样发芽生长的，水为什么加热到一定温度就会变成蒸汽，语言是如何被人掌握的……人们往往希望对这些问题作出解释。荣格发现，许多人往往把这看作是唯一的思维类型，然而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荣格认为，事实上还存在着一种内倾思维即一种主观性思维。人除了对所有感兴趣的是某种思想观念本身。他当然也可能搜集外部世界的事实来验证他自己的思想。在科学中，这种思维被称之为演绎思维，与之相对的则是归纳思维。在归纳思维中，所有的概念和假设都来源于并且建立在事实材料的基础上。内倾思维者还可能不断反思他自己的想法而不考虑它们与外部世界有否关联。

外倾思维型的人是比较实际和注重实践的，他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手。

外倾情感受客观外在标准的制约。一个人觉得某种东西美或者丑，仅仅因为它符合或不符合传统的固有的审美标准。由于这一缘故，外倾情感往往倾向于保守，倾向于符合传统规范。而内倾情感却同内倾思维一样，是由于内在的主观的条件，特别是由来自原型的原始意象激发起来的。既然这些内在的原始意象既可能是思想意象也可能是情感意象，因而一旦情感意象占据优势，其结果则必然导致内倾情感。内倾情感往往是原始的、不同寻常的和富于创造性的，有时候则由于背离一般人的习惯而显得古怪和反常。

在外倾感觉中，所有的感觉都取决于人所面对的客观现实的性质；而在内倾感觉中，所有的感觉则是由某一特定瞬间的主观现实决定的。在前一种情形中，知觉直接地再现了客观对象；它们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心理事实。而在后一种情形中，知觉则受到心理状态的严重影响，它们仿佛是从心灵深处产生出来的。

外倾直觉力图从每一客观情境中发现多种可能性，并且致力于不断地从外部世界中寻找新的可能性。内倾直觉则致力于从精神现象，特别是从来自原始意象中寻找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外倾直觉转游移于各种客观对象之间，内倾直觉则游移于各种主观意象之间。

现在让我们看看心态与心理功能的这些不同组合怎样表现为个体的行为模式。这些表现方式构成了荣格的心理类型学，它包括八种不同的心理类型。象荣格那样，我们也要对这些不同类型的典型表现作一番描述。但是不言而喻，在每一种人格类型中，实际上存在着许多程度不同的人格层次。

独特的心态模式

尽管每个人的心态和心理功能的组合都有自己独特的模式，然而却不可能有谁不具备任何一种心态和心理功能。如果任何一种心态或心理功能不见之于他的自觉意识，那么它肯定是躲藏到无意识中去了，就在那里它仍然要对一个人的行为施加影响。荣格坚持认为处在无意识中的东西不可能获得个性化，因而将始终停留在不发达的未开化的原始状态。而一旦它突破压抑的防线，就可能干扰和妨碍一个人的生活甚至导致病态反常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隐藏在无意识中未得到发展的心理功能，对于人的自觉意识是一颗潜在的定时炸弹。

对一个人的性格的评定，就应该包括对每一种心态和心理功能的发展程度的估计，以便确定它们是处在分化和发展了的自觉意识状态，还是处在未分化未发展的无意识状态。

一个人的心态和心理功能的模式是由什么决定的？荣格坚信，是由在儿童身上很早就显露苗头的那些先天因素决定的。这种先天固有的模式，由于受到父母和社会的影响而可能发生改变。由于同一个家庭的兄弟姊妹可能具有彼此不同的性格类型，由于子女的性格类型可能不同于父母的性格类型，因而，导致子女改变其先天性格类型的家庭压力可能会很大。一个内倾情感型的母亲，可能希望她的外倾直觉型的女儿转变成她自己那种性格类型的人。一个外倾思维型的父亲则可能要求他的内倾感觉型的儿子变得和他自己一样。

荣格始终如一地坚持他的一贯立场，这就是，对一个人的天性的任何强制性改变都是有害的。他深信父母对子女施加的这种影响如果真地发生了作用，那么往往注定了要使得这孩子在今后的生活中成为神经症患者。在莱格看来，父母的作用是尊重子女的权利，使他们按自己内在天性所指引的方向去发展，并为他们提供这种发展所需要的一切条件和机会。父母和子女之间发生的种种冲突，大部分都是由于这种性格类型的不相容所导致的。

荣格指出：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某种性格类型可能比一种性格类型更受到普遍的重视和欢迎。他发现在他从事著述的年代即世纪（20世纪）的前五十年中，外倾型，特别是外倾思维型和外倾感觉型是更受欢迎的，相反内倾型的人却被人瞧不起。他相信内倾型的人一直背负着这种社会歧视的沉重包袱而感觉到压抑。那么，内倾型的人是不是应该使自己的里比多转而流向外部世界，以便符合社会的普遍标准，使自己成为所谓“健康”的外倾型人呢？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内倾型的人就不得不扮演一个虚伪的角色，而扮演这种角色最终只能给他自己带来更多的挫折和内心冲突。相反，如果他始终面对社会的批评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他就会发现自己始终与社会不协调。但尽管存在着这种两难的处境，为了保持心理的健康，较好的选择还是听凭自己的天性。

婚姻和恋爱对象的性格类型，对一个人的心理健康也极为重要。不能绝对地说相反的性格类型比相同的性格类型更为适合或者更不适合。一切都取决于这种结合是造成彼此性格的相互补充还是相互冲突。如果一个外倾思维型的人同一个内倾情感型的人结婚，他可能因为对方恰好表现了他自己人格中受压抑受忽视的方面而在共同的生活中获得一种补偿和满足。这样他们的结合就可能成为很好的一对。但如果这个外倾思维型的人反感和排斥内倾心态和情感表现，那么对方的性格行为就会每时每刻都使他感到恼怒、不能容忍。试想，如果一个沉默寡言的内倾情感型的人和一个寻欢作乐的外倾感觉型的人结为夫妇，或者，如果一个浮想联翩的外倾直觉型的人和一个冷峻严谨的外倾思维型的人结为夫妇，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结局。除非彼此都刚好补充了对方的不足，否则其结果只能是互相作践，使对方痛苦烦恼，一刻也不得安宁。如果有人以为他可以在婚后改变对方的性格，那么荣格警告他，这是办不到的。

同样，也不能保证说同一性格类型的人就可以相处得很好。诚然，在意识领域内他们彼此具有共同的心态、共同的兴趣、共同的追求和理想，所有这些都可能使他们的关系更为和谐融洽。然而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他们的共同兴趣会使他们共同的优势心态和心理功能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更加压抑了别的心态和心理功能。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被压抑的心态和心理功能就会变得更加强烈，很可有以一种毁灭性和粉碎性的方式爆发出来。可见，在性格类型上过分相似的人，也同样可能给对方造成痛苦和烦恼。

在荣格看来，和谐注定只能建立在个体人格之中，不可能建立在希望从他人得到补偿的结合上。尽管人不可能通过在两种心态和四种心理功能中平均分配心理能量而获得完全的心理和谐，但人却可以通过使各种心态和心理功能尽可能充分的个性化，通过不要人为地压抑任何一种心态和心理功能，而把这种不平等和不和谐限制在最小的程度上。片面性，这个荣格经常谈论的话题，只能导致有害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最理想的友谊和最理想的婚姻，只有在那些充分个性化了的人之间，只有在那些各种心态和心理功能都得到充分发展的人之间，才能建立起来。

每一种性格类型都有发展为某种神经症或精神病的可能。外倾情感型的人容易发生瘟病，内倾情感型的人容易患神经衰弱，其症状是疲劳、衰弱、乏力。感觉型的人容易患恐惧症、强迫症和迷狂症。

所有这病症都来源于严厉的压抑，通常为外界的巨大压力所诱发。

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事先考虑到自己的性格类型，这对一个人说来也极为重要。一个内倾型的人要想成为一名汽车推销员，或者一个外倾型的人要想成为一名会计，都是绝对办不到的。感觉型的人可以成为很好的警察、消防员。然而却只能成为拙劣的教师和牧师。直觉型的人可以成为很好的修理工和故障检修员，却不可能成为固定在生产线上反复做同一种工作的的工厂工人。情感型的人应避免从事要求具备抽象思维能力的工作；思维型的人则应避免从事需要丰富情感的职业。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社会的压力和人们的自我中心主义，以及其它各种影响，人可能选择的恰恰是与他的性格类型相冲突的职业。其结果则是使他自己变得郁郁寡欢、牢骚满腹，甚至情绪失调，成为错误选择职业的牺牲品。如果他继续勉强地从事和追求这种职业，不惜牺牲自己心理的稳定和精神的安宁，那么，他肯定逃脱不了后果严重的精神疾患。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你自己”，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忠告。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荣格的心理类型学受到某些心理学家的严厉批评，这些心理学家认为人不能截然划分为八种或八十种不同的类型，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而非某一类型的成员。这些批评表明他们完全误解了荣格的本意。荣格不是讨论个人心理的独特性，这在他看来是不言而喻的。荣格心理类型学的价值在于：它强调了使得人与人彼此不同的那些性格特点，并为区分这些特点提供了一个体系。两种心态四种功能存在于每一个人的人格结构中，然而在每个人身上又有不同的比重，不同的意识水平和无意识水平，有的获得了充分的个性化，有的则是没有得到充分的个性化。总之，荣格的心理类型学作为一种体系是用来描述和说明个性的不同和差异，而绝不是要把一切人都还原和简化为一成不变的八种类型。

心态是真正的主人

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就是你自己，你的成功、健康、财富全靠你如何应用你看不见的法宝——积极心态。成功是由那些抱有积极心态的人所取得；并由那些以积极心态努力不懈的人所保持。心态能使你成功也能使你失败，不要因为你的心态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可悲的失败者。同一件事抱有两种不同的心态其结果则相反，心态决定人的命运。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比其他的人更成功，赚更多的钱，拥有不错的工作、良好的人际关系、健康的身体，整人快快乐乐，拥有高品质的人生，似乎他们的生活就是比别人过得好，而许多人忙忙碌碌地劳作却只能维持生计。其实，人与人之间并没人多人的区别。但为什么有许多人能够获得成功，能够克服万难去建功立业，有些人却不行？

心理学专家发现，这个秘密就是人的“心态”。一位哲人说：“你的心态就是你真正的主人。”一位伟人说：“要么你去驾驭生命，要么是生命驾驭你。你的心态决定谁是坐骑，谁是骑师。”

大概是50年前，南非某贫穷的乡村里，住了兄弟两人。他们受不了穷困的环境，便决定离开家乡，到外面去谋发展。大哥好像幸运些，被奴隶主卖到了富庶的旧金山，弟弟却被卖到很穷困的菲律宾。

50年后，兄弟俩又幸运地聚在一起。今日的他们，已今非昔比了。做哥哥的，当了旧金山的侨领，拥有两间餐馆，两间洗衣店和一间杂货铺，而且子孙满堂，有些承继衣钵，又有些成为杰出的工程师或电脑工程师等科技专业人才。

弟弟呢？居然成了一位享誉世界的银行家，拥有东南亚相当分量的山林、橡胶园和银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们都成功了。但为什么兄弟两人在事业上的成就，却有如此的差别呢？

兄弟相聚，不免谈谈分别以来的遭遇。哥哥说，我们黑人到白人的社会，既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干，惟有用一双手煮饭给白人吃，为他们洗衣服。总之，白人不肯做的工作，我们黑人统统顶上了，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但事业却不敢奢望了。例如我的子孙，书虽然读得不少，也不敢妄想，只有安分守己地去担当一些中层的技术性工作来谋生。至于要进入上层的白人社会，相信很难办到。

看见弟弟这般成功，做哥哥的，不免羡慕弟弟的幸福。弟弟却说：“幸运是没有的。初来菲律宾的时候，担任些低贱的工作，但发现当地的人有些是比较愚蠢和懒惰的，于是便接下他们放弃的事业，慢慢地不断收购和扩张，生意便逐渐做大了。”

是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影响我们人生的绝不仅仅是环境，心态控制了个人的行动和思想。同时，心态也决定了自己的视野、事业和成就。因此，要想改变世界就得改变自己，而改变自己的最好方法是拥有积极的心态。它具有神奇的力量，能使人转败为胜，将弱点转为力量。

有两位年届70岁的老太太，一位认为到了这个年纪可算是人生的尽头，于是便开始料理后事；另一位却认为一个人能做什么事不在于年龄的大小，而在于有什么样的想法。于是，她在70岁高龄之际开始学习登山，其中几座还是世界上有名的山，甚至还以95岁高龄登上了日本的富士山，打破攀登此山年龄最高的纪录。她就是著名的胡达克鲁斯老太太。

70岁开始学习登山，这乃是一大奇迹。但奇迹是人创造出来的。成功人士的首要标志，是他思考问题的方法。一个人如果是个积极思维者，实行积极思维、喜欢接受挑战和应对麻烦事，那他就成功了一半。胡达克鲁斯老太太的壮举正验证了这一点。

一个人能否成功，就看他的态度了。成功人士与失败者之间的差别是：成功人士始终用最积极的思考、最乐观的精神和最辉煌的经验支配和控制自己的人生。失败者则刚好相反，他们的人生是受过去的种种失败与疑虑所引导和支配的。

有些人总喜欢说，他们现在的境况是别人造成的。这些人常说他们的想法无法改变。但是，我们的境况不是周围环境造成的。说到底，如何看待人生、把握人生由我们自己决定。

把心态调整到最佳状态

积极的心态具有神奇的力量，如果一个人有信心、有希望、有诚意、善关爱、肯吃苦，而不是悲观、失望、自卑、虚伪和欺骗，那么这种人的个性就是令人欣赏的，同时也是他成大事必不可少的良好品质。这一点，我们非常希望，试图成大事者好好想一想，切忌走人到消极心态之中。

积极心态与消极心态一样，它们都能对你产生一种作用力，尽管都作用在你身上，但用力则截然相反，作用效果也有天壤之别。任何人都不可否认，要获取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要获得自己家庭的幸福和事业的成功，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心态的力量，以抵消消极心态的反作用力。在人的一生中，积极的心态是一种有效的心理工具，是你能够看透自己的必备素质。如果你认为自己能够发挥潜能，那么积极的心态便会使你产生直觉，从而使你如愿以偿。

一位射击世界冠军的成大事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心态。每次射击，他都会举起他的弓，眼睛锁定30码外的靶心。此时此刻，除了红心以外，没有任何事可以吸引他的注意力。他拉紧了弦，眼睛注视目标，沉静而迅速地审视一遍自己的身心状态，若感觉有一点儿不对，他就放下弓，放松，再重新拉一次。假如一切都检视无误，他只要瞄准靶心，放心地让箭飞出去，就有信心正中红心。

这种冷静的信心、十足的状态，是否独为体坛的超级巨星所持有，倒也不尽然。只是当体坛明星处于这种最佳竞技心态时，他才可能赢得胜利。而当心态不佳时，他则一扫平日的威风，甚至会输给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同样，即使一位平时成绩平平的运动员，当他处于最佳心态时，他也可能干出惊人的成就，打败那些技术水平虽高但状态不佳的明星们。事实上我们人人都有这种心态，只不过自己有时意识不到罢了。

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都是射手，都想在生活中一射而中。假想我们是在锻炼肌肉神经系统，将箭射向靶心，为什么我们不能每次都如愿呢？

这到底是怎么啦？我们应该是一如既往才对，怎么会前一会儿还眉开眼笑，后一阵子就哭丧着脸？为什么那些一流的运动员也会有得心应手之后，连着多日投不进一球的情形？

事实上，心态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人生的成败。

我们怎样对待生活，生活就怎样对待我们。

我们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怎样对待我们。

我们在一项任务刚开始时的心态决定了最后有多大的成大事者，这比任何其他因素都重要。

人们在任何重要组织中地位越高，就越能找到最佳的心态。

难怪有人说，我们的环境——心理的、感情的、精神的——完全由我们自己的心态来创造。

心态分两种，积极心态和消极心态。积极心态能发挥潜能，能吸引财富、成大事者、快乐和健康；消极心态则排斥这些东西，夺走生活中的一切，使人终身陷在谷底，即使爬到了巅峰，也会被它拖下来。

积极心态的特点是信心、希望、诚实、爱心和踏实，消极心态的特点是悲观、失望、自卑、虚伪和欺骗。

心态是世界上最神奇的力量。带着爱、希望和鼓励的积极心态往往能将一个人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反之，带着失望、怨恨和悲观的消极心态则能毁灭一个人。因此，我们一定要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

●第二章 正确思考有助积极心态

做个积极的思想者

成功的第一步往往从人们的思想开始，如果人们头脑中的意识与成功的方向相悖，那么无论怎么做都难以成也我们最忌讳的就是手头做着这件事，脑子里却想着相反的事情。任何事情要想做成，都必须先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模式，然后按着这个模式一步一步地去做。

如果一个人脑子里总想着自己很穷，那么他很难变得富有。如果我们想，我们就有可能得到；如果不想，那根本就不会得到。如果从思想上想着你肯定失败，那么你怎么能获得成功？

脑子里总想着黑暗、沮丧、失败、绝望，那只会使人变得越来越消沉，以致一事无成。即使你做了很多努力，也于事无补。所以最根本的就是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思想导向，走向成功。

很多人都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态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压制了自己很多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没有很好地配合自己的行动。他们通常都是手里做着这件事，脑子里却想着相反的事情。他们从不会对胜利充满信心，用积极的态度对待自己正在进行的工作，对待自己想要得到的事情，他们总是生活在消极的状态中，或是没有信心，或是回避。

有追求财富的野心，但思想上总是想着自己很贫穷，或是对自己的能力持怀疑的态度，明明要到南方去，却驾着车往北走。怀疑自己的能力对走向成功毫无益处，结果只能导致失败。

要想成功的人就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对成功充满信心，当然这不等同于盲目自大。他的想法必须上进、有创造性和建设性，并且一定要乐观。

人们总会向着自己所想的方向发展。如果你总想着贫穷、匮乏，那么你就会向着那个方向发展。反之亦然，如果你千方百计地抵御、拒绝有关贫困的想法，那么你就会向着富有进步。

很多人都有一种交叉目的。说心里话我们都想变得富有，但是我们心里又深深地认为我们很难变得富有，同时这种意识支配了我们的行为。其实，正是由于我们保持贫穷的态度，对自己能力的怀疑，不自信，或是畏惧，这些注定我们不能摆脱贫穷。

我们一定不能在自己拼命挣钱的时候还在思想上认为自己不会富有。我们一定要保持一种积极的思想态度。你要是有那种贫穷的想法，就会给人贫穷的印象，钱就不会找上门来。

每当你抱怨一次：“我很穷，我永远也做不到像别人那样，我永远也不会变得富有，我没有别人那么有能力，我是个失败者；幸运不属于我。”你就给自己成功的路上多放了一块绊脚石，你也就越来越难以打消这些消极想法。你每重复一次，它们就在你的意识中扎得更深一些。

思想就像磁石一样，能够吸引类似的事物发生。如果你脑子里总在想着贫穷和疾病，那么贫穷和疾病就很有可能到来。你头脑中想着一种结果，而你做出另一种结果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因为你的行为是受思维意识支配的。你做出的成就一定是先在思维里成就的。这是说，一件事情你一定是先在头脑里想着：我要做好这件事，之后你才可能付诸行动把这件事做好。而你思维中根本没思虑过这件事，你的行为却自动做好了，这种情况是很难发生的。

如果你总想着生意不好，总抱怨没有天时、地利，担心生意会每况愈下，那么结果就会如此。无论你工作多么努力，只要你思想中充满了对失败的恐惧，那么你的一切努力都会付诸东流，成功也会离你远去了。

害怕失败、害怕丢脸使很多人失去了成功的机会。这种焦虑不断折磨他们，使他们泄气，使他们失掉成功所必需的高效的工作。

积极地对待事物的态度就是从光明的、有希望的角度出发，并且对自己充满信心，丢掉一切怀疑和踌躇不前的想法。相信最好的事情会发生，正确的就一定会胜利，真理最终会战胜谬误，和谐与健康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不协调与疾病都只是暂时的，这就是乐观主义的态度，最终会改变世界的态度。

乐观主义是建造者，它带给我们的就是太阳所给与花草树木的；它是思想的阳光，它铸造了生命、美丽和成长。我们的思想在它的普照下茁壮，就好像花草树木在太阳光的照耀下繁茂生长一样。

悲观主义是消极的。它就像是一个黑暗的地牢，毁灭了一切生气与繁荣。“死刑”正在等着那些总看事物阴暗面的人。他们头脑中只有罪恶、失败和丑恶，那么等待他们的也只有这些。

没有东西能吸引自己的异类。它们都是通过向外界展示自己的特质，然后借此吸引同类。如果一个人想要变得快乐又富有，那么他必须持有一种快乐而大方的态度，不能缩手缩脚、斤斤计较。而那些总对贫穷具有恐惧心理的人，通常都会变得贫穷。

如果你不想自找麻烦，那就停止想那些无谓的琐事吧；如果你想变得富有，那就停止想一切和贫穷有关的事吧。不要总想那些你担心害怕的事，它们是你成功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丢掉它们，尽你所能去想一些积极的事情，你会惊奇地发现，你如此之快地就得到了你想要得到的事情。

我们对待工作或理想的态度会直接影响我们怎样去完成它们。如果你对待工作的态度像奴隶被鞭打着去工作一样，把它看成是个苦差事；或者你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不抱任何希望，认为除了挣口饭吃，就不会再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了；亦或是你认为前途暗淡，一生中充满了贫穷、剥削与辛劳；甚至认为你生来就是过这种痛苦生活的，那么你所能得到的也就只能是这些，别无其他了。

但如果换个角度去想，无论你现在多么贫穷，你总是保持乐观的态度，期待一个更好的将来，认为自己总有一天会跳出这单调的工作，进入一个多彩的世界，美好、舒适、快乐正在等着你，头脑中很清楚自己的目标，并且不断地向着这个目标努力，相信自己有能力成功，那么你一定会有所成就的。

也许有些事情目前看来毫无可能，但只要我们能坚持认为有一天一定会找到可行的办法来完成，那么思想就会逐渐进入一种创造性的状态，去吸引那些我们需要的东西，最终使我们成功。

我还从没见过一个意志坚强、充满信心、并不断向着自己的目标努力的人没有做出点成绩来的。愿望会变为动力，最终变为现实。

努力使你的思想变得积极、振奋。不要允许它有一刻去怀疑你自己能否做到正在做的工作。这些怀疑是很危险的，它们会破坏你的创造能力，压抑你的目标。一定要经常对自己说：我必须得到我所需要的东西，这是我的权利，我一定能行。

如果你认为你注定会成功、健康、快乐、对社会有所贡献，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你去获得这些，这种思想就会有一种奇特的积累作用和磁力作用，帮助你成功、帮助你得到你想要改变的东西。

坚持而坚定地持有这种积极的思想，一段时间后你会惊奇地发现，那些你曾为之疯狂、为之奋斗的目标竟已来到你的面前。

人不能成为环境的傀儡

人不能成为外界的傀儡、环境的奴隶，我们要努力创造适合自己的环境和条件。没有事情是毫无理由的，这个理由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对待事物的思想态度会创造成功或失败的环境。而我们工作的结果将会自动地与我们的思想靠近。积极的思想创造积极的结果。而不协调的、焦虑的、沮丧的思想态度也会使我们的思维变得消极，从而在我们的成功之路上设置了各种障碍。

我们的行为就像是思想的仆人，我们想什么，它就会反映出什么。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可靠，有能力，那么在意识的指导下，它就会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如果我们感到恐惧，它也会变得畏首畏尾。

消极的人等待事情的发生。他们觉得无论以什么方式，事情都会发生，他们是改变不了什么的。所以世界上的任何奇迹是不可能靠他们创造的。

那些思想积极的人却恰好相反，用他们的创造性、启发性、他们的勇气和坚定，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奇迹。积极的人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会积极地去创造条件让自己所期望发生的事情发生。要知道石头自己是不会动的，你必须去推它才能让这顽固之石离开原有的位置。

许多人由于外界的影响而丧失了自信，他们本来积极的思想变得消极起来。他们逐渐失去了心中的信念。这一切也许都来自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来自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从而认为自己有很大缺陷。这些微妙的思想起伏将逐渐消磨他们的积极性。长久下去，这些可怜的受害者不再像以前那样精力充沛地对待任何事情。他们渐渐失去了果断，开始惧怕决定一些重要的事情，他们的思想也变得优柔寡断。这样他们不再是以前威风凛凛的领导者，而是现在低人一等的随从。

那么如何积极地处理这种事呢？我们认为，应当从内心里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充满自信地期待，换句话说，也就是将所有的精神与意志全部集中在我们的期望与解决问题的方法上，只有这样我们的意志力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自己的期待与理想。那些强烈的期望将赋予我们活力，使我们积极完成自己的目标。

我们强烈的愿望以及争取某件事情的决心在我们的心中建立了一个模型，这样我们的意志将按照这种模型努力把它再现于现实生活中。这是一幅精神图画，为我们带来了积极性、建设性与创造力。

一个充满期望的人，他决心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会总是将自己的理想铭记于心，果断地消灭阻止他获得成功的敌人，摆脱懦弱与优柔寡断，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

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我们无法解释，但有时我们可以感到它的存在，它仿佛会化成一种命令驱使我们去完成预定的目标。

例如，如果我一直在想并告诫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一条“可怜虫”，而且我不像别人那么好，那么不久我将会相信这一点，我的潜意识就会接受这一点。这时我的精神机器开动了，在我的思想里，它开始为我塑造一个小人物的模型。如果我还是一再表现出那种不自信、懦弱以及没有能力的想法，那么这个模型很自然地就会再现于我的现实生活中，那时我将不得不接受软弱、失败与贫穷。

相反，如果我勇敢坚定地相信自己是这世界上所有美好事物的继承人，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属于我，得到它们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并且我总是表现出一种王者的风范，确定我将实现自己这一生之中最伟大的理想，相信力量属于我，健康属于我，任何疾病、懦弱与混乱都将离我而去，如此积极地思想，将具有极强的创造力，为我带来的不是毁灭，而是所有我所期望的东西。

积极地具有建设性的思维意味着健康与财富，我们将因此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而消极的思维则意味着不幸、疾病以及所有其他折磨。积极的思维是我们的保护神，保护我们免遭贫穷疾病的折磨。

在失败者的大军中，绝大多数都是有着消极思维的人；而在胜利者的阵营中，他们则都是一些拥有积极向上、具创造性、建设性思维的人。

一种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精神态度是我们最好的保护神。

当我们由于判断失误，做了一笔亏钱的买卖，或进行了一次错误的投资，或其他类似的傻事，使我们失意时，消极的思想态度是无法让我们进步的。当我们犯了错误或是遇到不幸，我们多多少少会感到泄气、沮丧、心理不平衡。这时我们心理上一定很想摆脱当时的焦虑与不安，重新找回自信和舒适的感觉。当我们思想上消极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最懦弱的时候。

只要我们保持积极的思想，并不断加以创造，那些泄气的、沮丧的消极思想就没有机会占据我们的头脑。只有当我们无所事事的时候，恐惧、担心、焦虑、憎恨、嫉妒等才有机可乘，去破坏我们的心智。而当积极的思想正在忙于某事时，我们根本无暇理会那些消极思想。所以试着让自己忙起来就会摆脱那些消极思想了。

头脑其实也像士兵一样，需要被指挥并确定方向才能前进。大脑是不会停止工作的，除非你强行勒令它不去工作，或是受到了什么创伤。所以你要给大脑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样它才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越做越好。

通常思维的坚韧性和持续性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工作效率。很多人在思想上都很软弱，缺乏韧性，所以他们很难在完成一项工作的时候，始终投入足够的精力和注意力。

初次见面后，我们就很容易判断出一个人的思想是坚强，还是软弱，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多多少少都会显露出他的思维习惯。

积极思想的人是最有力量的。有些人在思想上非常积极，具有很强的征服力量，以至于普通人只能去追随它们、服从他们。世界都不得不屈服于这种强大的人们，他们的出现就带着一种威慑力，他们的每一句话都是命令，都是真理。

其实人们也不停地在分析追随某个人的原因，但同时他们还是不得不本能地去服从这种强大的精神动力。

有些人我们只见过一次，就被他所深深吸引了。他们给人一种十分积极而有力量的感觉，以至于我们不能不本能地被他们领导，并深信他们一定会成功，事情都会按照他们的意志发展。而另一些人则显得很消极、软弱、冷淡，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认为他们是弱者，是失败者。要想让别人感到你的力量，就必须表现出积极向上的一面。

有艺术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给生命带来一种永恒的欢畅。如果我们经过正确的训练，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件难事。但如果你的思维总处在一种消极、没有创造性的状态，那么你也就渐渐变得愚钝而缺乏创造力了。

如果一个大学生在进入社会之前，没有进行过正确的人生态度教育，那么可想而知他很快就会被社会所摧毁。他对自己的怀疑、对未来的恐惧、不自信以及他胆小消极的思想态度最终会侵蚀他本性中积极上进的一面，从而也毁灭了他自己的人生。

对于一个学生或一个年轻人来说，相对于在课堂上所学的那些拉丁语、希腊语或哲学，能够学会如何使自己的头脑更具创造力显得更有意义。他们应该使自己的头脑变得更加灵活，更加积极，避免那些会使自己头脑变得迟钝、没有创造力的东西。

一种积极、灵活的思维能够提高我们的创造力，使我们的头脑更具建设性，这样的思维在我们所有的精神素质中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的思想变得消极，变得迟钝，如果你缺乏主动，那么你就应该改变这样的思想，在对待任何事物时，都应当持有一种积极的思想态度，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更加积极主动，而结果将更加具有建设性。消极的思想与完全静止的思想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那种消极的思想比完全静止的思想给我们带来的损失可能要多得多。

我们的精神将为我们织出我们想要的图案。他们将在现实中复制我们的理想，不管这种理想是什么样子的，不管它的样子是混乱的还是和谐的，错误的还是正确的，懦弱的还是勇敢的，我们的精神都将如实将它们表现在现实生活中。思想中的模型将很快成为现实中的真实。你应当时刻充满自信，不断告诉自己，你现在的样子就像你所期望的那样。请注意，你应当确信你现在就是那样的人，而不是将来会成为那样的人。这样思考对你是很有帮助的，你会惊奇地发现自己的理想很快就会变成现实，你将真正具备你所期望的那些素质。

你的思想中为自己建立一个模型，一个健康的模型，一个完美无瑕的模型，时刻将这种模型铭记于心，那样我们将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那些至关重要的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品质在思想中永远置于第一位，摒弃负面的东西，在思想中消灭所有可能减弱我们创造力的东西。

清除消极的思想垃圾

如果土壤、空气、阳光和雨水，这些对于植物来说至关重要的因素，停止作用于果实与树木，那些有害的因素将有机可乘，而植物的下场无疑是毁灭。同样，对于我们来说，那些积极的思想，有创造力的思维在我们精神建设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们的思想中，当这些因素失去统治地位的时候，就是一些不利因素开始作乱的时候，它们会严重影响我们的信心，而我们可能将会和失去土壤、空气、阳光和雨水的植物那样，等待末日的到来。

思想态度对我们将产生极大的影响，正确的思想态度可以帮助我们抵抗外界的影响，摆脱不利因素的困扰。比如说，如果我们不相信邪恶的力量，那么当我们真的被邪恶包围时，这样的想法将给我们带来有利的影响，使我们勇敢地面对邪恶，并有可能最终战胜他们。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愿意接受邪恶，当我们遇到邪恶时，我们的想法同样会影响我们，使我们欢迎邪恶，甚至是享受邪恶。

如果你能够使自己的思想永远被自己的目标所填充，努力使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朝着自己的理想发展，确定你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直到养成了一种生活习惯，那么你将创造出一条无形的河流，为你带来所有你所期望的东西。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时刻注意那些可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混乱的东西——比如说，仇恨和嫉妒，对待别人不友好的态度，以及复仇和怨恨的想法——因为这样的想法都是我们的敌人，它将耗尽我们的能量，使我们在获得进步的过程中受到阻碍。

任何可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混乱的东西都将削弱我们的力量。我们必须拥有一种协调与和平的思想，一种自由的想法，这样我们才能变得更有效率。也就是说成们所有的想法都必须具有建设性，具有创造力，而不能带有破坏性。勇气、信心与决心才是我们精神世界中至关重要的东西，它们将为我们带来成功。

绝大多数失败者如果能够抛开失败的想法，摆脱失败的阴影，他们最终将获得成功。学会如何清除思想中的垃圾，抛开恐惧与焦虑，让我们的思想充满自信、活力与希望，是一门伟大的艺术。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门艺术，我们将能够建立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积极的思想态度。有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向外界流露出我们的思想，流露出我们的希望或是恐惧；而我们的名誉地位以及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往往取决于我们的成功。如果别人看到我们所流露出来的是一种消极、懦弱或是胆怯的思想，他们就不会将重要的职责或职位托付给我们，这样我们甚至不会得到表现自己的机会，更不要说获得成功，那么别人就永远不会信仰我们，崇拜我们。

我们可以在任何方面表现自己的信心、勇气或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而这样的思想态度将为我们带来乐观与进步，使我们更具进取心。

毋庸置疑，那些具有进取心的人要比那些毫无斗志、总认为自己注定失败的人更有机会获得成功。有些人总是认为自己没有能力，低人一等，对待任何事情往往持有一种消极悲观的态度，那么这样的人必定很难获得成功。

让别人信任我们和自己相信自己同样的重要。但要想让别人信任我们，我们首先要相信自己，时刻保持一种自信，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

毫无疑问，那些永远表现出一种胜利者姿态的人与那些心存恐惧与焦虑，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失败者的人有着天壤之别。同时，他们的生活和所得到的结果也将存在着天壤之别。

有些人往往表现得很软弱，性格孤僻，丧失了信心，缺乏勇气与活力。与这样的人相比，那些表现得自信、积极、精力充沛，相信自己有能力的人无疑更有机会取得进步，成为一个真正的成功者。

就是那种对自己能力的肯定为我们带来了成功，带来了胜利，同时也向外界显示了自己的信心。如果你对自己没有信心，那么你将永远无法得到崇高的地位与名誉。

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一些人显得微不足道，他们仿佛在社会交往中没有任何地位。这是因为他们从没有以一个胜利者或者征服者的身份去思考去做事。他们往往没有那种极具建设性的、充满活力的精神态度；他们往往给人以一种软弱的形象。在一个人没有学会如何展现自己的能力时，他永远不会具备任何吸引力，或者说服力，去吸引自己所期望的事物。只有积极向上的品质才可以吸引现实中美好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消极懦弱的品质则会排斥这样的东西。事实上，一个成功者往往首先拥有一个成功的精神态度，这是作为一个成功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我们身边的一些人有时会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他们从不期望出人头地；他们所有的愿望仅仅只是得到一个能够过上舒适生活的机会。他们从不期望任何其他的事情，只是一味地辛勤工作。他们从一开始就认为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充其量只是一种折磨，而事实上，我们的生活本应该是充满了幸福，充满了荣誉，我们应当是去享受生活的。我们的生活在不断进步，我们的思想范围也应当不断扩大，只有了解到这一点，我们才不会对当前的生活产生反感，我们才能继续改善生活、创造生活。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任何事情都不能代替那种胜利的意识，那种确信自己将永远取得成功的自信。

要想过上和睦的现实生活，我们首先要有正确的、积极的精神生活。你必须和自己的同事、朋友与家人建立一个健康良好的关系；在学会容忍自己之前，你必须学会容忍他人，否则，我们将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与幸福。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建立一种必胜的思想态度，我们就必须消除那些嫉妒、憎恨与复仇的想法，因为他们可能会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溃烂，为我们带来思想上的混乱，同时我们应当建立一种真正和平、平静的思想，因为这是我们灵魂当中最伟大的品质。

如果一个年轻人刚刚开始自己的独立生活，急切的期望在自己的工作中获得成功，他一定不要对自己这样说：“我很希望获得成功，但我不觉得我真的能做到我所设想的那样。我的工作经验与知识真是太有限了，我知道在我所从事的工作领域内，很多人都无法获得成功，过上体面的日子，甚至有许多人还失了业，所以我想我可能犯了一个错误。但是我会尽我所能去干好每一件事。也许有朝一日我会有所表现。”这样的年轻人如此说，如此想，也会如此做，也许真的有朝一日会有所表现。但是他的这种不自信只能让这“有朝一日”变得遥遥无期，他不会获得成功，甚至会失去自己的工作。

事实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别人就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评价，而我们说什么也不会影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必须用事实来影响别人。我们可以向别人诉说我们所有期望得到的东西，但是别人不会受到我们的影响，因为是事实决定了他们对我们的判断。无论你如何甜言蜜语，如何奉承别人，你的所作所为产生的既定的事实都歧对；无法掩盖自己真实的想法，也不会影响别人对你的客观评价。我们可以通过言语欺骗别人，但事实不会欺骗，要想别人改变对你的看法，你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从内心中改变自己的思想态度。

假设一个人想创造财富，而自己的思想总是在不停地说：“滚开吧，财富，离我远一点。我确实想得到你，但是很明显，你不属于我。我的生活注定穷困潦倒，尽管我希望拥有美好的事物，享受幸运，享受快乐，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不期望得到这些东西。”

很显然，这个人永远也不会变得富有。他精神中的恐惧与怀疑抵制着财富的到来。当然，现实中也不会有人排斥机遇，排斥财富；但是人们心中往往会多少存在一些恐惧与疑惑，缺乏信念和信心，而这样会使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掉了机遇与财富。

许多人生活了一辈子，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不很富裕但也不很贫穷。他们大部分时间在一贫如洗与多少有一点财富之间徘徊，他们的思想有时积极，具有建设性和创造性，但有时又是消极的——因此他们的生活碌碌无为，就像钟摆一样来回地摇摆。

当上面所说的那些人只有一点勇气、一点希望和一点热情时，他们只能创造出一点东西，因为毕竟他们的思想还是积极的，还具备一点创造性。但当他们完全丧失了勇气与信心，心中充满了恐惧与疑惑时，他们的思想将变得消极。悲观，不具任何建设性与创造力，从而再次滑落到一无所有的境地。

我们能够让自己的思想时刻保持积极的态度时，我们将极具建设性与创造力，美好的日子就会到来。那时我们的生活将充满了美好。

当我们赶走那些悲观、愤怒和痛苦的思想时，我们就会很快地赶走痛苦和不幸，当我们以一种更快乐和更平和的心情去面对人生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获得成功、健康和好运。而只要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就能激发我们更好地控制我们的思想。

虽然其他星球离我们很远，但只要我们研究一下它发出的光，就能知道是什么金属在它炽热的火焰中燃烧。每一种金属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们发射的光透过棱镜发出一种固定光线，把这种光线与光谱相对照就可以知道这种金属是什么。

经验丰富的心理学专家能够分析出一个人的性格，即使是陌生人。他可以看出一个人正在被堕落、不和谐的思想侵蚀。能否抵制住外界的压力，这完全看我们自己。有的人可能被一些困难吓倒，完全失去信心。但有的人就可能根本不畏惧这些困难。我知道的一些人，他们就从来不怕任何挑战和困难，什么也不能改变他们生活的重心。

当你被害怕和烦恼困扰的时候，你一定是赋予了这些东西力量，不然它们不可能如此困扰你。你害怕这些事情，说明你已经在你自己和这些事情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但是只要你知道怎样运用心理调节，就可以打破这种联系。每当你心情不好。闷闷不乐的时候，其实真正的原因就在你的心理上，这种心理问题很容易调剂，就像用水灭火一样简单。

爱可以抵消憎恨与嫉妒

哲学中的科学理论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因为恨我们的敌人只能是火上浇油，而爱可以熄灭这种憎恨的火焰。爱可以抵消憎恨和嫉妒，使我们可以和敌人交友。爱让我们没有敌人，爱我们的敌人就像用水灭火一样正确合理。

纯洁的思想可以非常迅速有效地抵制不纯洁、享乐的思想。纯洁、无私的爱抵制邪恶和肮脏的过程是迅速有效的。我们给予它们什么，我们就将得到什么。我们希望发现什么，我们就会找到什么。同样，如果我们试着寻找幸福，寻找高贵、美丽、真实的东西，这些东西很快就会来到我们身边。相反，如果我们要寻找丑陋的东西，那么我们也会很容易找到它们。如果我们用吝啬、嫉妒、可鄙之心去对待别人的话，如果我们希望在别人那里找到残忍的话，他们就真的会对我们残忍。我们对别人的估计和看法怎么样那么这种估计和看法会影响到他们。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每个人也会对我们作出不同的评价。

在你心中埋下的种子，应该是那些在你的生活中产生良好影响的种子。仇恨的种子不可能长出爱的花朵，险恶的种子只会收获险恶，复仇的种子只会招致血淋淋的斗争。

对别人怎样，别人也会同样对待你。如果你心中怀着对别人的爱和同情心，那么即使对方是一个作恶多端的罪犯，他心中也会同样产生爱和同情心。相反如果你表现出憎恨、嫉妒和邪恶，那么他们受你的影响也会表现得很邪恶。爱心会引起爱心，同样憎恨也会引起憎恨，因为它们是紧密相关的。爱别人一定不会使别人憎恨你，只要你心中充满爱，你就一定会得到别人的爱。我们对朋友必须十分友好。要想得到别人的爱，首先要爱别人。

即使是那些野蛮的动物，也会被我们的心感化。训兽员的温柔和亲切使那些生性野蛮的动物十分驯服，但是如果只靠武力的话，恐怕10个人也难以对付它。我们的心中都会有善良的一面，也会有野蛮的一面。只不过当别人对我们善良友好的时候，我们会表现出善良；当别人对我们野蛮的时候，我们就会表现出野蛮的一面。

一个佛教徒说：“不管别人对我多么不好，我都会给他们以慷慨的爱。他们表现得越邪恶，我就会给与他们越多的爱。”

到一定的时候，人们就会不允许他们的头脑中再出现不和谐的思想，就像他们不会在花园里撒下蓟种子一样。不要希望撒下蓟种子，而收获到芬芳的玫瑰花。如果你撒下的是仇恨和野蛮的种子，你怎么可能收获到善良和幸福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心中撒下同情、宽宏大量、上进和勇气的种子，我们就会收获和谐、美丽和快乐。如果我们在心中撒下富足的种子，我们就会收获繁荣；我们种下吝啬和失败的种子，我们就什么也收获不了。

每当我们看到一张令人厌恶的脸时，我们知道那是自私、恶毒的种子产生的结果。而当我们看到一张平静、自信的脸时，我们知道那是和谐、慷慨的种子产生的结果。很多人觉得我们挤在一个碰运气的世界里，悲惨的命运伴随着我们。但事实上，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绝对遵循严格制度和秩序的世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决非偶然。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充足理由。即使是生活中的微小细节，都会遵循自身的规律，就像宇宙中的大体沿着非常精确的轨道运行，即使过几百万年也不会改变运行轨迹。

当我们看到不和谐，我们知道那是不和谐的种子产生的结果，没有别的可能性。任何形式的不和谐，不管是表现为痛苦、疾病，还是贫穷、失败，都表明一个人已经失去了和谐的状态，他与自己的上帝是不和谐的。

如果一个人经常抱怨自己的命运，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他人，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勉强只是一个上帝希望他成为的人的代用品。我们要随时随地抵制思想的敌人，拒绝情绪大敌，就像保护我们的家不遭受盗窃一样。我们应该排除错误的思想，或者用相反的思想来调剂自己。因为错误的思想可能使我们承受痛苦、折磨和羞辱，还会产生可怕的后果。我们的身体会受思想的影响，如果一个人的思想是病态的，那么他的身体也一定是病态的。当我们的身体建造者——思想不正常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功能就不能正常发挥作用。

身体的不协调很多时候意味着心理的不和谐。因为如果心理一直保持完美的和谐，身体也会很调和。所以，如果你能保持心理和谐，身体也会相应调和，身体实际上是心理状态的外在表现。

愉快、上进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能治很多病的良药，比如精神忧郁症和灰心丧气。乐观也是一种对精神疾病的很好的调剂法。

持对生活的乐观，这样你就可以赶走悲观的情绪，赶走疾病、失败和不幸。把守你思想的大门，把快乐和成功的敌人拒之门外。这样在很短的时间里，你就会惊奇地发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时常保持健康而有活力的思想对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激励，会给我们很大的能量。要相信我们有强大的力量作为后盾，因为我们的思想富有创造性，会使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加精彩。

所有的软弱、失败、灰心、贫穷的思想都是毁灭性、消极的。它们是我们的敌人。在这些思想准备进入你的头脑时，要毫不犹豫地拒绝它们。要像拒绝小偷一样拒绝它们，因为它们就是小偷，是偷走你舒适生活的小偷，是偷走你和谐、能量、幸福和成功的小偷。

一切真实、美丽、互助的思想一旦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就会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实现生活中的理想。当这些鼓舞人心的思想存在时，那些堕落、可怕的思想就很难发挥作用了，因为它们是天生的敌人，不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

我们希望成为自己理想中的样子，而不希望成为自己讨厌的模样。而我们讨厌的东西会渐渐地在我们的生活中失去作用，最后慢慢消失。

如果一个人能拒绝这样的错误思想：我们是很贫穷的可怜虫，我们深受限制，我们很虚弱、很堕落；如果一个人认为真实和美丽是这个世界的主宰，那么他的性格一定很好。那些长期被拒绝的错误思想最终将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

永远把握正确的思想，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这会使我们的生活充满强大的能量，使我们的性格趋于完善。这样我们就能够掌握世间的基本准则，了解生活的真谛，过一种真实的生活。生活在真实生活中的人会感到安全、有力量、平静和安详。而生活肤浅的人们是无法体会到这一点的。

要估计我们平时生活中思想习惯的价值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习惯有健康的，也有病态的，它们分别导致健康和堕落的生活方式。思想决定了一个人的理想。如果思想很堕落的话，理想也远大不到哪儿去。生活中的一切都应该呈现本来面目——健康、乐观、快乐，在生活中应该充满希望的阳光。一个充满乐观、有益的思想，不管到哪儿都能给别人带来阳光的人是高尚的人，他能减轻别人的负担，使别人的生活过得更舒适，给受伤的人带来安慰，给灰心丧气的人带来勇气。

有的人怀着对别人的憎恨和嫉妒心理，虽然很多年他都没有察觉这一点，但这种心理使他无法在生活中施展出自己最大的能量，使他失去了很多快乐。不仅仅如此，他使周围的人感到他的敌意，别人开始对他产生反感和对抗，这样他在工作和生活中无法与人相处。

我们必须远离痛苦、嫉妒、憎恨、邪恶和无情的思想，远离一切束缚我们的思想，否则我们就会因为不平衡的思想，降低的效率和低劣的工作而受到惩罚。

如果一个人深藏仇恨，对别人极不友好，那么他不可能将自己的工作做得最好。只有工作在和谐的环境下，我们才能做得最好。我们必须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才能靠我们的头脑和双手做好我们的工作。

仇恨、报复、嫉妒都是很可怕的毒药，对我们的思想是致命的，就像砒霜对我们的身体是致命的一样。

对他人的友好和善意使我们远离任何痛苦、憎恨、伤害的思想，因为这些有害的思想无法穿透真爱和善意在我们心中竖起的盾牌。

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很少遭受困扰，没有什么能破坏他的平静，那是多么轻松、美好的事情啊！他们在生活中没有不和谐，因为他们的天性是和谐的。他们爱任何人，其他人也爱他们。他们没有敌人，因为他们从不挑起争端，所以在生活中也没有什么烦恼和麻烦。

而另外一些人，性格孤僻、易怒而且固执，这样的人总是生活在麻烦与困扰中。他们常常被人误解，觉得别人总在伤害自己。他们产生不和谐，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不和谐的。

一个人的思想如果怀着憎恨、嫉妒、抱怨、报复的话，他一定会损害自己的形象和名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受人欢迎，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他，为什么在生活中如此孤独，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总是怀着痛苦、报复、不和谐，使他们丧失掉了所有的个人魁力。

另一方面，生活中最有吸引力的、最受人欢迎的人，是那些怀着友善、互助、同情思想的人，那些对别人友好的人，那些没有痛苦、憎恨、嫉妒思想的人。

人们会渐渐认识到：任何不和谐的思想，任何伤害他人或得到不属于自己东西的企图，都会使自己深受痛苦。人们会发现，世界原来如此井然有序；只有公正、平等、诚实、无私的思想才是受欢迎的。人们也会认识到：只有做到正确、真实才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和平和财富。

正确利用“否定的思考”

车辆出厂时在驾驶座位前面都装有“否定指示器”，指示蓄电池没通电、引擎过热、油压不够等等情况。疏忽了这些否定的指示，会造成车辆的损坏。但是，某个信号亮出了红灯，驾驶员也不必过分不安，只要停在修车厂或车库里，采取积极的补救行动就没问题了。否定的信号并不说明车子坏了，所有的车子都会有过热的时候。

可是，汽车驾驶者切勿不断地注视控制表，因为这样会带来灾祸。他必须透过挡风玻璃注意前方，看着路途，专注自己的目标，以及行走的路面。他只要偶尔瞥瞥否定的指示器就行了，这样不会分神地时常看一下指示器，而可以很快地再将视线回到前面的路上，将注意力集中在他要到达的积极目标上。

对于自己的否定症象，我们也应采取类似的态度。我们必须肯定正确使用之下的“否定思考”，我们需要知道否定面，才能避开它们。打高尔夫球的人，需要知道坑洼与沙阶的地方，但是他不会一直想着不打人坑洼，他的心“瞥视”着坑洼，但却专注着那片草地。正确利用这种“否定的思考”，可以引导我们走向成功之路，但有几点必须注意：

（1）对否定面的注意程度，只要足以使我们警觉到危险即可。

（2）我们要认清否定面所代表的意思——代表我们所不希望的东西——代表不会带来真正幸福的东西。

（3）我们要采取补救的行动，从成功的机构里找出取代它的正确因素。

这些措施将可以及时引起一种自动的反射，而自动的反射又可以转变为体内导引系统。否定反馈，像是一种自动的控制器，它会帮助我们“避开”失败，引入成功之路。

查斯特·菲尔德爵士指出：“我们所担心的事，99%都不会发生，而对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凭空操心是很悲哀的。”

蒲雷斯考特·菜基指出：“不管环境的变幻，我们必须维持同样的态度。”

对不存在的东西（除非存在于你的想象中）进行情绪反应的坏习惯常常会引起我们的烦恼、不安与紧张。我们许多人不会对实际环境中的小刺激做过分的反应，而却在想象中虚构出稻草人，并且在自己的心理图像里做情绪的反应。除了实际存在于环境里的那些反面外，我们自找麻烦地加进自己的反面：即或许会发生这个或那个、如果发生某某事情时怎么办。在烦恼时许多人会造出心理图像：猜想环境里，或许会发生哪些不利的事，然后对那些反面的图像进行反应，仿佛它们是目前的实际东西。记着，你的神经系统无法分辨出真正的经历或生动想象出来的经历。

对于不实问题的扰乱，你可以利用不做事的方法（拒绝反应），而不是利用做某些事的方法，“静化”你自己。就你的情绪来说，对忧虑图像的适当反应，是完全不去理睬它。在情绪上，你要生活在今日，并且分析你的环境，认识那些存在于环境里的真实物，然后自然地进行反应。为了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全心地注意现在所发生的事，要全神贯注，这样的反应一定是恰当的反应，而对于虚构的环境，你就不会有时间去注意或反应了。

内心的纷乱，或是说宁静的反面，它的起因几乎都是由于过度的反应，也就是由于过分敏感的“警觉反应”。当你练习“不反应”，也就是练习让电话铃声响的时候，你可以产生内心的镇定剂，或竖起心理的帐幕，将你与刺激物隔开。

轻松是自己的自然镇定剂，轻松就是指不反应。每天练习身体的轻松，可以使你在日常活动中需要用到不反应的时候，照着你平日轻松的方法去做。

利用你的想象力构出一幅心理图画，想象自己正坐在那里，静静地、泰然自若地不为外物所动。然后将这幅图画记在心里，并且将平和、泰然自若、不为所动的态度“搅拌”进你日常的活动中。无论何时你要对铃声作恐惧或焦虑的反应时，对自己说：“现在我让铃声一直响下去。”然后，用你的想象力练习各种不同情况中的不反应，例如：想象你的同伴对你叫嚣、咆哮时，你静坐着不为所动；想象你一件件地处理日常事务，不管忙碌日子的压力，你镇定地、泰然自若地、不慌不忙地做；想象你不顾环境里的各种“催促铃声”与“压力铃声”，我行我素地继续这种稳定不变的方向；想象你现在正处于那些过去会令你不安的情况里，现在你已经能够无所反应地保持“稳定”、均衡与不动。

你的身体里面有一个调温器。这种辅助机器，不管外面环境的温度如何，能使你永远保持36.5℃的正常体温。外面的气温或是冰点以下，或是40℃，可是你的身体照样保持它原有的温度——永远36.5℃。它能在环境里适当地发挥它的功能，因为它是应付环境的最佳气温，不管严寒或酷热，它永远维持它的温度。

你的心里也有一个精神调温器，不管周围的情绪气候如何，它能使你维持情绪的正常气候与气温。很多人不会利用这个精神调温器，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有这种东西；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有能力；他们也不知道根本不须自己去应付外面的气候。但是，你的精神调温器对你的情绪健康和健全的必要性，与你的身体调温器对你的身体健康是不相上下的。

应用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教授曾经告诉他的学生说：“你要愿意承担这种情况。因为接受既成的事实，就是克服随之而来的任何不幸的第一个步骤。”

假若你在从事重大工作之前，经历到恐惧及焦虑的失败心理时，不能把它当作是你必定会失败的“象征”。这要看你对它的反应，以及对它采用何种态度而定。假若你服从它并且任它摆布，那你很可能有不好的表现。不过这也不一定。

首先，对失败感觉的了解，以及对恐惧、焦虑、缺乏自信等的了解是很重要的。它们不是“命运”的安排。它们是由你心中萌生出来的，只不过代表你心中的态度而已，并不是代表你遭遇的外界事实。它们表示你低估了自己的能力，高估并夸大你面临的困难，你所唤起的不是过去成功的记忆，而是失败的记忆，以上是这种感觉的全部意义。它们既不代表任何事实，更与未来真正发生的事无关，而只是你对未来事情的精神态度。

知道了这个情况，你就可以毫无顾虑的接受或拒绝这种消极的失败心情、服从它，受它指挥，或是不管它而勇往直前，完全由你的态度决定，甚至你还可以利用它来帮助你。

假若我们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来对付消极心情，它们就会变成一种挑战，自动引起我们内心自发的力量和能力。困难、威胁、恶毒等想法，使我们内心产生了更多的力量。

我们的心情是不能用意志来控制的，它也不可能随我们的意志像水龙头一样开闭自如。若不能以命令控制它时，我们可以用计谋来支配它。若不能用直接动作控制它时，可以间接的加以控制。

“坏”心情不能用有意的行为或意志力驱走，但是却可以用另一种心情来替代。用正面攻击无法将消极的心情赶走时，可以积极心情取而代之，以达到驱逐它的目的。记住，心情是随着想象而变的，它与我们神经系统接受的所谓“真实”或“环境的真相”互相吻合的，而且相等。当我们发现自己心情不好时，就不该再集中精神去想它，甚至竭力去驱走它；相反的，我们应该集中精神去构想一个积极的想象——使我们脑海中充满安全。积极进取的想象及记忆。

一旦我们这样做时，消极的心情就会自讨没趣而烟消云散。我们就会生出与新想象的事物相称的心情了。

触发积极心情的“信号钟”

梅兹·钱培尔博士是近代心理学家，在他的《如何控制担心》一书中有同样的建议道：“因为我们时时练习担心，甚至成为习惯，于是我们都成为好担心的人。我们有沉溺于过去消极想象中和预期将来的消极事物的习惯。”忧虑产生了紧张。忧虑者于是以“想法”来中止忧虑，结果变成了恶性循环。“想法”只有助长紧张，而紧张又能产生“使人担心的气氛”。因此他说：“治疗忧虑的唯一方法，便是遇到担心的想象便习惯性的以愉快的想象取代之。每次你为了一件事情担心时，便应该把它看作是‘信号’，而马上用过去或将来可能发生的愉快想象来填满脑海，代替消极的忧虑。相当时间后，它便会不攻自破，因为它已成为反担心练习的刺激剂了。”钱培尔博士说：“忧虑者应试做的工作，并不是要制服忧虑的原因，而是要培养改变精神方面的习惯”。只要脑子定在消极失败的心理上，怀有“希望别出事”这一类态度时，他总会担心不已。

心理学家戴尼尔·西伯格说：“我父亲给我最好的忠告，就是每当发觉有消极心情时，就要立刻实行‘适当的积极想象法’。这样一来，消极心情就不攻自破了，因为它变成一种触发积极心情的‘信号钟’了。”

人脑和神经系统会自动地、适当地对环境中的困难做出反应。比如，一个人在小路上碰上一头灰熊，他并不需要停下来思考，也不需要决定是否要有害怕的感觉，因为害怕的反应是自动而适时的。这种反应发动了身体的机器，使肌肉“增加马力”，于是他就狂奔起来，跑得比以前还要快。他的心跳加速，肾上腺素——一种肌肉的强力刺激素——加入血液的流动，而和奔跑无关的其他身体机能则暂时休息，胃部停止工作，可以利用的血液全部送到肌肉，呼吸加快，供应肌肉的氧气也迅速增加。

这些，也许并不足以使人感到奇怪，但是我们所无法了解的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状态并使我们对环境自动做出反应的大脑与神经系统的情况。一般人认为，人们遇到熊的反应是“情绪”反应而不是“认知”反应。可是，它确实是大脑将外界得来的信息加以判断后所引起的情绪反应。因此，基本上来说，引起反应的真正媒介物是一种认知，一种信念，而不是情绪。情绪只是跟着而来的一种结果。也就是说，小路上的人是根据他自己的思想、信心与认识而对环境产生反应。环境给我们的信息，引起各种感官的神经冲动，这些神经的冲动在大脑里经过分析、解释、衡量之后，变为意见或心理意象的形式，再经过最后的分析，我们便对这些心理的意象进行反应。

行动与感觉，并不是依照事情实际上的样子而产生，而是依照心理认为它们是什么样子而产生。对自己、自身的环境、周围的人，你有某种心理意象，你也根据你自认为实际存在的这些意象去行动，而不是根据实际的现实去行动。

设想，如果在小路上的那个人，碰到的不是一只真正的熊，而是一个穿着熊皮的电影演员，如果他并不知道这个实际的现实，而把这个演员当成真的熊，那么他的情绪与神经反应也会和上面所说的一模一样。再设想，如果他看到的是一只巨大的多毛狗，而恐惧使他它误认为是熊，那么他同样也会按照他所认定的事实，而对自身与环境自动产生反应。

因此，我们对自身的看法或心理意象要是变得不合实际，我们对环境的反应也会随之变得不合实际。

●别被消极的情绪“缠绕”

走出消极情绪是摆脱苦恼的一种办法。那些成大事者总是把消极情绪视为自己成大事者的绊脚石。

一位牧师正在考虑明天如何布道，却一时找不到好的题目，很着急。他6岁的儿子总是隔一会儿就来敲一次门，要这要那，弄得他心烦意乱。

情急之下，他把一本杂志内的世界地图夹页撕碎，递给儿子说：

“来，我们做一个有趣的拼图游戏。你回房里去，把这张世界地图拼还原，我就给你五美分去买糖吃。”

儿子出去后，他把门关上，得意地自言自语：

“哈，这下可以清静了。”

话音刚落，儿子又来敲门，并说图已拼好。他大惊失色，急忙到儿子房间一看，果然那张撕碎的世界地图完完整整地摆在地板上。

“怎么会这样快？”他不解地问小儿子。

“是这样的，”儿子说，“世界地图的背面有一个人头像，人对了，世界自然就对了。”

牧师爱抚着小儿子的头若有所悟地说：

“说得好啊，人对了，世界就对了。”

生活也正是这样，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消极情绪，原因不在于别人，而正在于我们自己本身。

有人对消极情绪作了一次初步统计，得出人大致有54种消极情绪和表现。一个消极的苦果，便足以毁坏我们生活的某一个方面，甚至对整个人生历程产生巨大的不良影响。

消极的苦果，皆由日久天长养成的人类习性所产生。

害怕失败的原因是，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遭受过无数的挫折，于是，失败的恐惧感时常伴随着我们。这种恐惧感来自于对过去“伤害”（遭挫折、被耻笑）的记忆，这些记忆造成内心的胆怯和懦弱，从而使人产生消极的想象力和预期的失败感。

当人们在作出一个新的决定时，消极心态的人往往想到曾经遭受过的失败景象，于是忧虑退缩，裹足不前。

人们一旦遇到问题和障碍，总是找借口、找理由，其目的就是推卸责任，把自己所遇到的一切“不利”都推给外界和别人。其根源是内心的渴求与现实的不一致。这样，在我们不能正视困难、面对自我，不能达到心理平衡时，就自然而然选择了一种逃避行为，即把责任归咎给别人。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和把握不够，总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是可怜者。

缺乏目标，就是缺乏人生的目的和方向，缺乏自己生活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不知道自己想获得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不知道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知道自己的工作会怎样，生活会怎样，家庭会怎样，财富会怎样；没有动力，没有激情，没有信心；看不到机会，无法把握自己的心态、生活。工作和学习，一如水上浮萍，东飘西荡，不知何去何从。

我们在生活中遭到过太多的拒绝，父母拒绝我们、老师拒绝我们、朋友拒绝我们。我们听到过太多的“不”——不行、不能、不好、不可以……于是在内心深处留下了障碍。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被拒绝的种种可能就立刻出现。害怕遭到耻笑和打击，害怕失去自我信心的恐惧，妨碍我们开口求助，阻碍我们前进。

但现实生活中，无法面对不如意、不利的事物，于是夸大障碍，找借口来逃避，从不找自己的原因。这是一种懦弱、胆怯和无能的表现。

就像下坡比上坡容易一样，人类似乎天生有“悲观”的倾向要积极很困难，要消极很容易；要乐观很困难，要悲观很容易。悲观的情绪像瘟疫，会迅速传染开去。悲观可称做一种消极的“并发症”。因缺乏人生的意义与目标，必然心胸狭隘，目光短浅，看不到美好未来；因“害怕半途而废”而无成就感，必定自惭形秽，因而得过且过，表现得十分自私；为了保持做人的最后一点点“尊严”，必然要以愤世嫉俗、牢骚满腹。猜疑忌妒、易怒等方式来发泄，以缓释内心深处的悲哀。

不明白人生历程实质就是克服困难的过程这一道理，对事业没有坚强的信念和决心，不能坚持到底。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挫折可能带来的种种伤害。于是认为不可能实现，不可能达到，不可能成大事者，因而迅速放弃自己原有的努力。

好高骛远，表现为不切实际的空想，把成大事者寄托于一些不可能发生的荒唐想法上。经常在这种“幼稚”的心态下生活，必然加重“侥幸”的心理，而不愿脚踏实地，拾级而上，奋斗成大事者。殊不知，要实现离奇的想法，也是要奋斗的。好高骛远者为了弥补“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掩饰内心的空虚、脆弱和恐慌，必然做人做事虚伪，处心积虑，贪图虚荣，以暂时麻醉自己。

消极情绪一旦产生，就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丧失成大事者的机会，使美满生活的希望破灭，限制人们潜能的发挥等等。这使我们在整个人生的航程中，一路上都在作晕船状。使得我们在面对未来的航程中，总是感到失望、恶心甚至呕吐，从而无意认定生活的目标，无力操控航向，只能随波逐流，任由漂荡，更谈不上欢乐、成大事者、健康和享受人生旅程的美好风光了。

那么，如何摆脱我们的消极情绪呢？

首先，要在实际生活中，多想想自己的优点而不是缺点。

每个人都有优点，正像每个人都有缺点一样。我们要在生活中充分注意到自己的优点。

第二是要认识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你。

这是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世界上只有一个你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等于你，没有一个人和你的指纹、你的声音、你的特征或你的个性完全相同。从“你”这个字的最终意义来看，你是独创一格的，你是“第一号”的。明确了这一点，你会对自己更加看重和珍惜。

第三是相信自己能获得成大事者

对自身能力抱有信心的人比缺乏这种信心的人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尽管后者很可能比前者更有能力、更加勤奋。重要的是要坚信自己必定会获得成大事者。

即使在尚未达到目标之时，也应以成大事者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会使你此时此地就感觉到成大事者，也会使你在别人面前显得是个成功者。事实上，这是一种增强自信心的方式。

控制情绪的要诀

每个人的情绪都会时好时坏。戴尔·卡耐基说：“学会控制情绪是我们成功和快乐的要诀。”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比我们的情绪也就是我们心里的感觉更能影响我们的生活了。

人们每有所失如友情、爱人和自尊心等就觉得伤心。你觉得伤心时，应设法找出失掉的是什么？这种丧失对你有什么影响？所丧失的曾经满足你哪些需要？失掉了今后能在哪里取得补偿？你觉得伤心，而且知道是谁令你伤心，应该怎么办？如果可能，就去找那个人当面直说他伤害了你，怎样伤害了你和为什么你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告诉他？因为不论你是否喜欢，你的情绪一定要以某种方式发泄出来。倘若不向引起你情绪恶劣的人发泄（向他发泄是应当的），这些恶劣情绪就会随时随地发作。往往发作的地点与时间都不对。妻子不在吃饭时向丈夫说出真。乙话，而在厨房里摔碟子，就是例子。最好是在情绪开始恶劣时就向引起你这种情绪的那个人说明。

人们在恐怕受伤害或有所丧失时就会变得焦急（忧虑、恐惧、紧张）。17岁的琼安在她母亲进医院检查和接受小手术时，家人为了不想让她担心，对她母亲的病况讳莫如深。琼安唯恐会有最不幸的事发生，开始怀疑每个打来的电话都可能传达坏消息。她非常焦急，仅能勉强应付学校和家里的工作。最后别人把她母亲的真相告诉了她，她便觉得好过多了。

如果你感觉焦急，就应设法确定你恐怕丧失的是什么——是不是别人的爱或照顾？是你对境况和对自己本身的控制？还是你自己做人的自尊心和价值感？想一想有什么能帮助你防止损失，或帮助你准备应变。

不要因为想来太可怕而把它撇开。躲避你所怕的事，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问题更难解决。

被人得罪了，人们往往会发怒。你发怒的时候，要自问：“谁得罪了我？怎样得罪的？我对那个人说了些什么？我本来要说些什么？为什么我没有说呢？”忿怒和心灵受伤者，都应该即刻直接应付。例如哈里和麦克斯两人因为一只狗而大声吵架。哈里首先骂狗，然后埋怨麦克斯的孩子，又抗议麦克斯开的盛大舞会吵闹扰人。其实哈里真正忿怒的原因是上次舞会没有请他。而他和麦克斯说起来都是老朋友。“但是我们所开的并不是真正的舞会，”麦克斯解释说，“只是办公室的同事一起玩玩，所以没有请你参加，难道你就为了那回事？”

倘若有人触怒了你，立刻对他讲明，大多数人都会表示歉意而仍要和你继续做朋友。

忿怒不能适当发泄，就会掉转过来进攻你自己。一个人对自己发怒时，他就发生内疚而对每一件不顺遂的事都归咎自己。例如他可能以为自己未臻理想而使人失望。即使他觉得自己太无能而不敢替自己申辩，他还是可能会私下认为别人对他期望太高而愤恨他们。

李特尔太太一生都任劳任怨地待奉丈夫和三个儿子。她总是为他们的幸福甘愿牺牲自己，忘却自己的需要。但她暗自觉得生活空虚，从未做过任何使自己、什得自豪的事。最后她开始受怨恨和忿怒的影响，不好好地服侍丈夫和儿子了。

她做事马虎，不愿帮忙。她的行为实是内疚心理的表露，是很多年前就应发出的心声。

李特尔太太很难向家人发脾气，她总以为发怒就表示不爱对方。其实忿怒和爱一样都是人情之常。我们不应把情绪并予以解决应付，然后我们才能过有建设性的生活。

你怎样对付内疚？只要记住大多数内疚来自压抑的忿怒，而忿怒又是因心灵受伤害而产生的，那么解决的办法应该是查出心灵所受的伤害，并找出造成伤害的原因，再把忿怒引回原来它应该发泄的地方。

一切情绪，尤其是不愉快的情绪，都必须等它消了才会好。动感情是消耗精力的。

如果我们把精力花在驱除不愉快的心清上，便不可能有剩余精力来应付生活本身的需要。

排除“制约”干扰的刺激

假定你正坐在屋子里看书，这时候电话突然响了。基于习惯和经验，这是一种信号，你已经学会了服从。你连想都不想，也没有决定什么，就有了反应。你会从座位上跳起来，走到电话旁。外在的刺激已经使你产生移动，它已经改变你的精神倾向和情势，或者决定你的行动方向。你本来计划看一小时的书，现在由于外在的刺激而突然改变了。

“为了保持平静的心情，”心理学家说，“你不要去接听，不必服从它。只要你愿意，你可以不理它，继续安静地坐着，拒绝反应。”如果心里有这种清晰的影像，可以帮你克服外在的骚扰。想象自己安静地坐着，让电话铃继续响，不理它的信号，不听它的命令。虽然你注意到它，却不服从它。你也要清楚地了解外在的信号对你没有控制力，不能使你移动。你过去服从它，产生反应，纯粹出于习惯。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养成不反应的新习惯。

另外你还要注意你没有产生反应，并不是“你做了一件事”、表现一种努力，或抗拒、挣扎了，而是由于“什么都没有做”——完全放松。你要尽量放松，不去理它，不要听它的使唤。

跟你对电话响声的反应情形一样，我们都被环境里的各种刺激制约，而进行某种方式的反应。

“制约”这个字在心理学界是出自巴甫洛夫的著名试验。在试验时他摇过铃声以后才拿食物喂狗，“制约”之后，这只狗听到铃声就流口水。这个过程是：首先摇铃，几秒钟后拿出食物，重复多次以后，这只狗“学得了”听到铃声的反应就流口水，以期盼食物。开始时，这个反应是合理的：铃声表示食物将要来到，狗的流口水就是准备要吃。然而这个过程重复多次以后，不管食物有没有马上来到，只要铃声一响，这只狗就会流口水。这只狗被“制约”，于听到铃声就流口水，这种反应是无意义的，也没有什么目的，但是出于习惯，它还是如此反应下去。

我们受到“制约”的各种环境中，有很多“铃声”或扰人的刺激，而出于习惯我们都不断地反应，不管反应是否有意义。

只要练习轻松，不要练习反应，我们就可以消灭制约的反应。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像电话响的情况一样，学习不理睬“铃声”，而继续坐着“让它响”；我们随身必备的关键思想是对自己说：“电话正在响着，但我不是非接不可，我可以让它自个儿响下去。”这个思想将可以“打开”你自己的心理图画——静静坐着，轻轻松松，不加反应，不做什么事，不知不觉地让电话响着。

在消灭制约反应的过程中，一个人也许会觉得很难完全不理会“铃声”，尤其是那些预料不到的电话。在这个时候，借着拖延你的回应，你还是可以达到你的最终目标——消灭制约。

拖延反应，可以扰乱、粉碎制约的自动发生。

当你被惹得要发怒的时候“从一数到十”也是基于这个原则。如果你能慢慢地数，实际你就是在拖延反应，“从一数到十”的确是个好忠告，而不要一味地抑制自己不去发怒、喊叫或捶打桌子。忿怒的“反应”不只包括喊叫或捶桌子，肌肉紧张也是其中的一项反应。如果你的肌肉保持完全的轻松，你不可能“感到”忿怒或恐惧的情绪。因此，如果你的“忿怒感”能拖延十秒钟，并且拖延一切的反应，你就可以消灭自动的反射。

抛掉不快乐的记忆

意焦会影响我们对于事实的认知，因而我们应当好好控制自己的意焦，免得不小心而被戏弄了。

如果你召开一次业务会议，结果其中有一位主管未能及时到场，这时你心中的感受就取决于你的意焦所在。在你心中对于他之所以不能到场持什么样的看法呢？是他根本就不在乎这场会议，还是他碰巧遇上了什么困难？这就要看你是从什么角度去看了，你用什么样的意焦，就会造成什么样的情绪。如果说他不能及时到场，是因为正和别人如火如荼地谈到一笔大生意，你却因不知情而发火他不在场，待日后知道真相时那如何是好？别忘了，我们的意焦往往会决定我们的情绪，所以最好不要动不动便贸然下结论。

要想控制意焦，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借助于提问题，因为你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脑子便立时会回复有关的答案，也就是说你找寻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如果你提出的问题是“这个人为什么要占我的便宜！”这时你的意焦便会放在找寻被占了哪些便宜上，也不管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占了你的便宜；相反地，若是你问道：“我怎么才能改变不利的状态呢！”这时你就会去想一些能使你扭转局面的办法。提出问题是改变人生极具威力的一个利器，是开启我们无限潜能的一把钥匙，是改变我们情绪最有效且最简单的一种方法，能在极短时间内扭转我们人生的方向。

当生活中发生了什么问题，要把意焦放在寻求解决办法上，也就是朝向所要的结果上，可千万别把意焦放在让你害怕的方向上。

许多人都有心想改变自己的感受，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其实要改变自己对任何事的感受，最快的方法就是改变你的意焦，就像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很窝囊，很容易就能有这种感觉，是吧？只要你回想过去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臭事，并且使劲地想，没多久你就会觉得自己够窝囊的了。

想来可笑，若一部电影很烂，不知道你会不会一再去看？我相信绝不会，可是为什么你却经常在自己的心里放映这种烂片呢？当你一这么做，很容易就会使自己掉进窝囊的感觉里，无怪乎我们得特别留意意焦的摆放。就算是情况真的很糟，我们也必须把意焦放在自己能做、能掌握的部分上，这样才能鼓起你继续做下去的毅力。

如果你想让心情马上好起来，那也很容易，只要把意焦放在曾经使你快乐的事情上，不管是跟你的家人、朋友或任何人都行。你也可以把意焦放在未来的美梦上，提早感受你将来成功时的兴奋与快乐，那可以带给你拿出行动去付诸实现的干劲。

假想你去参加一个宴会，随身带了一台摄影机。整个晚上，若是你把镜头一直对向大厅左侧一对在争吵的夫妻身上，是不是连带着自己的心情也不愉快了呢？就由于你一直看着他们的争吵，从而心里便兴起这样的念头：“真是糟糕的一对，好好的宴会都被破坏了。”

然而，要是你整个晚上都把意焦放在大厅的右侧，那里围坐着一群高声谈笑的来宾，这时若有人过来同你攀谈你对这场宴会的感觉，相信你一定会这么说：“噢，这场宴会真是棒极了！”

我们的一生有太多地方可以去注意的了，随便你怎么去看，但为何偏偏就是有那么多人只看消极而无法控制的那一面呢？

我们都必须记住，当生活中发生了什么问题，要把意焦放在寻求解决办法上，也就是朝向所要的结果上，可千万别把意焦放在让你害怕的方向上。你越是去想的，就越是会碰上。

为了把意焦放在寻求解决办法上，可以先把所有的事实写下来，再做分析，事情会容易得多。事实上，只是在纸上记下很多的事实，把我们的问题明明白白地写出来，就可能有助于我们得到一个很合理的决定。正如查尔斯所说的：“只要能把问题讲清楚，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半。”

一次又一次的经验证明，渐渐地做成决定的确有莫大的价值。我们都是因为不能达成既定的目的和不能控制自己，老在一个令人难过的小圈子里打转，才会精神崩溃和生活难过。

而一旦很清楚、很确定地达成一种决定之后，百分之五十的忧虑都会消失，而另外百分之四十，通常也会在按照决定去做之后消失。

一旦达成决定，当天就要付诸实行，同时要完全不理会责任问题，也不必关心后果。”他的意思是说——一旦你以事实为基础，达成了一个很小心的决定，就付诸实行，不要停下来再重新考虑，不要迟疑、担忧和犹豫；不要怀疑自己，否则会引起其他的怀疑；不要一直回头去看。

不要陷于坏脾气中

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生物，乃是因为具有极强的改造能力，可以把任何东西或想法转换或改变成能让自己觉得快乐或有用的东西。

人类是地球上唯一能够过着丰富内在生活的动物，他经常不看外在的环境怎么样，而是凭着自己的选择，来认定自我和决定未来的行动。我们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生物，乃是因为具有极强的改造能力。可以把任何东西或想法转换或改变成能让自己觉得快乐或有用的东西。而我们最强的能力，便是能把自己的一手经验结合别人的经验，创造出完全不同于任何人的方式，展现在生活的各种层面上。因而也只有人能够改变心态，使痛苦化为快乐或使快乐化为痛苦。

有这样一则新闻，有一个人把自己关在笼子里绝食抗议，他为了某个理由有30天没有进食任何食物，结果还能活下去。在肉体上他所承受的痛苦非常大，然而此举却能吸引大众注意，他因而得到快乐，结果所受的痛苦便为快乐所抵消。若把范围再缩小一点，有些人之所以愿意忍受肉体的折磨，乃是因为这样能得到锻炼身体的快乐，使严格克己的磨炼转化为个人成长的满足，这也就是何以他们能长久忍受那样的痛苦，因为他们能得到所要的快乐。

我们不能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起舞，因为那样就不能决定自己人生的方向，这种情况就有如一部公用电脑，任何人都可以输入乱七八糟的程式。我们每个人的行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受到痛苦和快乐这股力量的影响，而这个影响的来源有儿时的玩伴、自己的父母、老师、朋友、电影或电视影片中的英雄以及其他种种，不知不觉中它们对你造成了影响。有些时候可能是别人说的一句话、学校发生的一件事、比赛中的一场胜利、一次尴尬的场面，或是门门科目都是80分以上的成绩，这都可能对你造成莫大的影响，因而塑造了今天的你。由此可以说：我们的人生乃掌握在对于痛苦和快乐的认定上。

当你回顾过去，是否能够回想出有哪一次经验所形成的神经链对你造成今日的影响？你对那次的经验赋予了什么样的意义？如果你当时未婚，你是把婚姻看成一件愉快的探险呢，还是把婚姻视为沉重的负担？当晚上坐在餐桌上时，你把用餐视为是一次给身体加添补给的机会呢，还是把大吃一顿当成快乐的唯一源泉？

奥瑞利欧斯说：“如果你对周围的任何事物感到不舒服，那是你感受所造成的，并非事物本身如此。借着感受的调整，你可在任何时刻都振奋起来。”

你是否心为形役，被不能控制的力量，包括外来的经济、社会力量和来自内部的迷惑、恐惧所压迫？你是不是已经有意识地选择了通过行动创造真正的价值？这就是忙忙碌碌和生产性活动的反差。

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生活只有在以有价值的东西充当其客体时，它才具有价值。”当你从事生产性活动时，价值感是确实存在的。你在行动过程中进行了个人投资，你感到你与努力的结果相关联。这种活动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了一种很强的连续感，增加了发现的频率和强度。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例子也说明了这个过程如何影响我们对生活的理解，想一想你是如何看花的。你是简单地把它视为一些颜色与形状呢，还是你真地看见了它——它如何与周围的花园相配，它的颜色如何在光与影的作用中发生微妙变化，潮气如何凝聚在花瓣上，花粉如何轻轻地浮在雄蕊和雌蕊上？如果你用匆忙的目光看，花只是一个物体。如果你的眼睛与心灵活跃起来，花就是一个奇迹。因此，我们最急于观察到的价值不是来自于创造或发明一种特定的商品，而来源于观察、探求、发现的内部活动。

你也可以以直接、积极方式面对事件、人们和问题，以此增加你生活的价值。演员詹姆斯·科柯有一种减轻生活中气愤之情的有趣技巧。他每月都列出25件使他发怒的事情，包括古代的仇杀、被压抑的悲愤和偶然间的争吵。然后，他每天都面对这个清单上的一项内容，问自己；为什么它使自己如此愤怒？如果找不到合理的辩护原因，他就把它从清单上勾去。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消除发生于很久前、不值再提的小事、不睦以及因吃醋、嫉妒、不现实期望引发的冲突。在每个月末，他列出一个简要的清单。它包括那些能真正说明他发怒事出有因的问题。然后，因为不再在不相关的愤怒上花费精力，他就可以把愤怒化为解决这些特定问题的积极努力。

想一想当你在工作中遇到难题或要解决与一个朋友的个人纠纷，你的感觉会如何呢？当你要否认或逃避这种痛苦和困惑，你的感觉会如何呢？可能你的老板交给你一项你认为无力处理的任务，因此你把它放在“待做”文件的最底层。无论他什么时候问起这项工作是否做完，你总是找借口搪塞。或许你十几岁的儿子刚才侮辱了你，虽然你想把他打倒在地，但你却先是不理睬他，接着又陷人失望。另一方面，直接面对你的困境将增加解决的机遇，使你具有按照自己感情行为做事的满足感。如果你难以接受这个思想，那就设想你的老板或儿子就要死去，今天是你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刻。你是要在闪烁其词、愤愤不平中度过，还是要解决问题、轻装前进呢？

查斯特·菲尔德爵士认为：你自己的情绪可能极具欺骗性。它们能够、并可能会设下计谋使你相信生活比其实际情况糟得多。当你心情好的时候，生活着起来很棒。你具有洞察力、常识和智慧。情绪高时，不会感到情况如此艰难，问题看上去不那么可怕且易于解决。当你愉快时，人际关系似乎很顺畅，沟通也容易。如果你受到批评，你会轻松跨过它。

相反，当你心情不佳时，生活看上去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严酷和艰难。你几乎没有洞察力。你对待问题过激并常常误解你周围的人，因为你认为他们的行为出于恶意的动机。

问题是：人们没有认识到他们的情绪一直在起作用。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在过去的一天，或甚至是在前一小时突然变糟。所以某人早晨心情好时也许会热爱他的妻子、他的工作和他的汽车。他可能会对未来抱乐观态度而对他的过去心怀感激。但到了下午，如果他的心情变坏的话，他就会声称他憎恨他的工作，讨厌他的妻子，认为他的车是个废品，并认为他的事业没有出路。如果你在他情绪低落时问起他的童年，他可能会告诉你那时相当艰苦。他可能会为当前的困境而责怪他的父母。

这样迅速和强烈的反差可能看起来很荒唐，甚至可笑——但我们都是那样的。当我们情绪低落时，我们失去洞察力，并且一切似乎都处于危机。我们完全忘了当我们心情好时，一切都似乎如此美好。我们体验过相同的情形——我们的结婚对象，我们的工作所在，我们驾驶的汽车，我们的潜能，我们的童年——完全不同了，这都取决于我们的心情！当我们情绪不高时，我们不去责怪我们的情绪，而是往往感到我们的整个生活是错误的。就像是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生活在过去的一两个小时分裂成两半。

实际上，生活几乎永远不会像我们情绪低落时感觉的那么糟。不要陷于坏脾气中，说服自己要现实地看待生活，你会学会怀疑你的判断的。提醒你自己：“我当然会感到抵触（或生气、受挫、有压力、沮丧）了；我心情不好。当我情绪不佳时总会感到消极。”当你处于不利的情绪中时，学会这样简单地排解掉它：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人类心态，如果你不理会它的话，它会随时间而消失的。情绪低落时不适合去分析你的生活。这样做是情感上的自胶。如果你有个正当的问题，当你情绪好转时它仍在那。关键是在我们情绪好时要感恩，情绪糟时要得体——不要把它们看得太严重。下次你情绪低落时，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提醒你自己：“这也将会过去的。”

威斯康辛孟罗医院的医生约翰·辛德勒博士说：“不管过去的失误，一个人必须从现在开始努力进步，这样将来才会改善。现在和将来，要看一个人学习新习惯和对待问题的态度而定。不断挖掘过去，根本没有前途可言。……几乎每一个病人情绪都有问题。因为病人已经忘记如何去控制现在的想法，以便快乐起来。”

所有技巧的学习都要经过试验与错误，先试验一下，如果没有命中目标，就在意识里记住错误的程度，下次试验时再矫正偏差，直到成功地“命中”目标为止。然后记住这个成功的反应行为，将来碰到类似情况，就把相同的技巧“重新使出”。

然而，认识了错误，寻得了正途，就必须马上忘掉错误，记住并“储藏”成功的记忆，这是十分重要的。只要我们意识的思考与注意力集中在要达到的肯定目标上，往日失败的记忆便发生不了作用，因此，我们千万不要自寻烦恼。

在学习过程中，错误、失误、失败等都是必要的，可是，它们本身并不是终点，而是达到终点的阶梯，达到终点后，就要忘掉它们。如果我们念念不忘错误，因之感到难过，或时常责备自己，则错误或失败本身就会留在想象记忆中，而成为个人生活的“目标”。人生最可悲的事，莫过于生活在往日的幻想之中，而不断地责怪自己过去的错误，不断地责备自己往日的罪过。

为往日的过失与错误不断责备自己，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使你希望改变的行为继续下去。如果念念不忘过去失败的记忆，而且不智地下结论：“昨日我失败了，今日当然也会再失败。”这种想法对目前的行为会产生不利的影响。虽然如此，这并不“证明”无意识的反应形式本身有重复与继续不断的力量，也不说明改变行为以前要“彻底根除”埋在心头的失败记忆。我们之所以受害，并不是由于“无意识”，而是由于意识的思考，因为做结论与选择“目标心像”，是由意识的思考所推动。我们改变决心的一刹那，我们脱离往事掌握的一刹那，往事就不会再来侵犯我们。

绝大多数的人有个错觉，认为情绪是完全无法控制的，它是一种自然的制约反应，这个错觉使大家视情绪如病毒，当我们的“心理体质”不佳时就会被入侵；有时候我们也把情绪看成是理智的“堂兄弟”，会拖累理智所能发挥的力量；甚至有时候我们的情绪只不过是对别人所言或所为的直觉反应而已。到底这些看法有何共同之处呢？那就是认为它是个看不透的东西，是我们所不能掌握的。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避开痛苦的情绪，然而有些人因为矫枉过正，结果连那些他想得到的情绪也失去了。譬如说他们害怕失望，因此极力想避开会导致失望的情况，如畏缩于拓展人际关系、不敢接受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当一个人有这种现象时就如同掉进陷饼之中。就短期来看，他是避开了会使他失望的可能，可是却也失去了能使他得到关怀和信心的机会，也许这正是他渴望得到的情绪。除非你完全失去感受的能力，否则你就免不了产生情绪，一心想逃避自认为是负面的情绪并不是办法，积极的作法是你应该从这些负面的情绪中挖掘它正面的意义及功能。

有些人经常不愿让恶劣的情绪为他人所知晓，便会这么说：“我并不觉得有那么糟。”然而他们的心里却一直惦记着那些事，为什么自己就那么“衰”、为什么别人会想占自己的便宜或为什么自己已经尽了力却仍不如意？他们就只会往这些负面想，却不去想如何来改变自己的意焦。一个人如果真的遇上不如意，却想一味地隐瞒，这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带给自己更多痛苦；如果一味不理情绪所带来的讯息，那也不会使你觉得更好受，反倒更加强了那种负面的情绪，直到最后你不得不正视。处理这类情绪最好的方法不是漠视，而应是去了解它的成因，从其中找出有利于你的策略。

有些人对于痛苦的情绪很容易便屈服了，甚至于甘于被其俘虏。他们无心从其中学到宝贵的教训，反倒刻意加强它们的威力，甚至于还不服气地对别人说：“你们以为能够应付得来，让我告诉你们，它远比你们所想的困难得多。”当他们说过话时，就真觉得好像是在说一个事实，好像自己遇到的是别人所未曾经历过的，自己能有此经历是件值得骄傲的事。可以想：一个人如果常常有此举动，那就真是掉进致命的陷饼里，若不尽全力抽出身来，人生最后就必然如他自己所预言的那样潦倒一生。处理痛苦情绪最有效且最健康的方法，就是要学会看出它对你的正面意义。

如果你真想过个有意义的人生，那么就得让情绪为你所用。只要你有感受的能力，就摆脱不了各种各样的情绪，所以你别想逃离它、别想消除它、别想视而不见它、别想歪曲它的意义、当然更别想让它控制你的人生。情绪，就算是会带给你短期的痛苦，但它绝对是一座你内心的指南针，指引你应走的方向，以得到所想追求的目标。如果你不晓得如何使用这座指南针，那么就有如行驶在心理的狂风暴雨之中，永远找不出一条脱困的航线。

许多人在忧郁不乐时，就会跑到游乐场所去调剂一下情绪。同样地，如果在忧郁的时候，读一读漫画或幽默小说，心情也立刻会开朗起来。同样，不管想尽什么办法，都不易把忧郁症消除殆尽。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先创造一个令人发笑的环境。

如果某种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就叫做低潮现象。这时候不能丧失信心，更不能把为了飞跃而积蓄下来的精力，用到无益的地方去。

在低潮现象里，一个人之所以会失去信心，主要的原因是对自己的现状或未来满怀忧虑。甚至对整个过去的生长状况也疑惑丛生。这时候，他对目前所学的内容，就会感到惶恐，由于内心产生了不安，当然就把眼前的成绩看成不可靠的东西。

如要避免这种状态，必须要用冷静的态度，去评价过去的成就。说得更具体些，就是将自己目前所完成的工作，以及足以显示过去成绩的东西，放在眼前。如果是生意人，不妨将自己独力经办过的工作表格，或合同书等摆在桌子上；同样地，学生也可以把仔细阅读过的参考书或笔记簿等拿出来看看。只要目睹这些真实的成绩，必能恢复内心的喜悦和自信。

心理学上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类的心理现象跟穿衣服有着密切的关系。并非由气氛来决定服饰，而是由服饰决定气氛。在忧郁的时候，穿上鲜艳与轻便的服装，往往能使人的心胸开朗，生气蓬勃。

我们许多人犯的一个错误便是我们为自己，或为他人感到悲哀，认为生活应该是公平的，或有一天将会公平。事实并非如此也不将如此。当我们犯这个错误时，我们往往去花大量时间沉溺或困惑于生活的不公正。我们同别人一同悲叹，讨论着生活的不平之处。“这不公平！”我们抱怨着，没有认识到，也许，生活并没打算去公平。

认可“生活是不公平的”这一事实的一个好处便是，它可通过鼓励我们尽我们最大可能妥善处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以此来阻止我们自怨自艾。我们知道使一切完美并不是“生活的义务”，它是我们自己的挑战。接受这一事实也使我们不再为他人感到悲哀，因为我们被提醒道：人各有命，每人都有各自的力量和挑战。这一理解力帮助我们处理养育孩子的问题，以及我们必须做出的关于帮谁和不帮谁的困难决定，同样地帮我们应付我们自身的、在我们感到被牺牲或被不公平对待时的个人奋斗。

生活不公平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尽我们一切力量去改善我们的生活或整个世界。正相反，它建议我们应该如此。当我们没有认识到或不承认生活的不公平时，我们往往会为他人和我们自己感到遗憾。当然，遗憾是一种除了使大家感到更加糟糕以外别无它用的、自暴自弃的情绪。而当我们确实认识到生活是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对他人和自己感到同情。同情是种诚挚的情感，它向它所触及到的人们传达友善。下次当你发现自己在考虑世界的不公平时，尝试提醒自己这个基本的事实。你可能会对它能够使你跨出自哀自怜、转向有益的行动而感到惊奇。

当前，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好像过于严肃。就连我们中那些保证自己不严肃的人都可能过于严肃了。人们几乎对任何事都倍感受挫和焦虑——迟到五分钟，别人晚出现一分钟，陷于交通堵塞之中，注意到某人看我们不顺眼或说不中听的话，付账单、排队等待、烧焦饭菜，犯了个普通的错误——你可列举出它们，我们因它们而气急败坏。

焦虑不安的根源，是当生活以任何方式与我们的期望不符时，我们不愿去接受它。很简单，我们希望事物以某一特定方式发展，但它们并不如此发展。也许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得最好：“我们有限的理解力，我们的希望和恐惧变为我们生活的标准，而当情况不符合我们的想法时，它们就成了我们的困难。”我们将生活花费在想要所有事物、人们和情况成为我们希望的样子——而当事与愿违时，我们抗争，我们痛苦。

治愈严肃的第一步便是承认自己有问题。你必须有所改变，变得更随和。你必须看到，你自己的焦虑不安主要是出于你自己的创造———它是由你自己建立的生活方式以及你反应生活的方式所组成的。

下一步就是去理解你的期望与你的受挫程度之间的联系。每当你期望某事成为某一特定方式而它却没有，你就会不安并感到痛苦。另一方面，当你放弃你的期望，当你接受生活的本来面目，你就自由了。太过于固执就会严肃和焦虑。放得开就会高兴起来。

一个好的练习便是尽力去不抱希望地度过一天。不要期望人们会友好。当他们不友好时，你不会惊诧和烦恼。如果他们友好的话，你将会高兴。不要指望你的一天没有麻烦。相反，当麻烦出现时，对自己说，“哈哈，又有个困难要去克服了。”当你以这种态度度过你的一天时，你就会注意到，生活将会多么美好。不要对抗生活，你要与之共舞。很快，通过实践，你将会使你的整个生活轻松起来。而当你轻松起来时，生活就更有乐趣。

●第三章 走出孤独抑郁的人生

抑郁症的特征

承认自己感到抑郁是件十分困难的事，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触。精神病专家斯坦利·列瑟在研究中发现，从某个事件发生并引起一个人的抑郁，到他承认自己体验到抑郁之间，平均有一段长达三年之久的时间差。因为把抑郁发作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一生的一部分似乎是很容易的。

抑郁情结常被强压或堵塞，因为大多数人都想将愉悦感尽可能多保持一点时间。因此，由于抑郁是痛苦的，所以往往遭到否认。

情绪消沉会造成抑郁患者思维及行动的速度普遍下降，这一变化常常受到误解。事实上抑郁是一种强烈的积极过程，因此是痛苦的。即使抑郁症患者躲避社交，并体验程度不同的主动性丧失，这种反应是抑郁的后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在表面底下，有时在人们真正的知觉之外，是动荡翻腾的恐惧夹杂着苦恼。只要问几个恰当的问题，说几句恰当的话语，就能开启它的闸门。难怪疲惫是常见的抑郁症状，神经系统保持高度警惕往往令人精疲力竭。对抑郁症患者而言，他最最不需要的，是刺激中枢神经的兴奋剂，如安非他明。

有时内心的煎熬实在无法忍受，患者便产生一种自发的倾向，从随手可以买到的药品中寻求片刻缓解，这些“良药”包括兴奋剂、麻醉剂或者烈酒。有些人则通过“反抑郁”的行为，诸如挥霍无度、男女群交、强迫自己加班加点来逃避抑郁。但这些形式最终只会加剧抑郁冲突。抑郁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压力，患者必须对此作出反应。他们的反应形式五花八门，从无聊、厌倦到惊惶失措。

对付抑郁最常见的办法也许是朦胧地意识到它的存在，设法敷衍，不愿正视它，一本正经地文饰它，并否认它的征兆。“我晚上睡不着，清晨四五点钟就醒了。因为这样我才感到累，做工作也提不起兴趣。要是睡得着的话，我就会好起来的。抑郁症？才不是呢！”

大多数人不会辨认抑郁症，因为他们不能确认它的症状是什么样的。有的重大的变化跟抑郁症有关，但这些变化不见得在每个病例中都全部出现。没有哪两个人的行为或情绪变化会在同一时间甚至以同一方式发生。

首先，抑郁症一般与睡眠障碍有关。大部分抑郁症患者会注意到睡眠习惯被打乱，也许他们得花更长时间才能入睡，也可能一夜中醒来次数增多，睡眠更浅。也许他们在平时起身之前就早已毫无睡意了。入睡之前和早晨醒来之后那段漫长的不眠时刻是在问题与压力的煎熬中度过的。他们往往晚上害怕上床，找出种种借口熬夜，虽然自己并未意识到这点。他们也同样害怕展示在面前的白天。因此，任何有较严重或长期睡眠不足的人，都应考虑患抑郁症的可能性。

抑郁症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性冲动与性功能降低。由于我们的文化对性交的技能特别重视，这一点尤其伤脑筋。这样的变化可能意味着引起抑郁症的冲突本质上与性有关。通常它反映精力的普遍下降，或者是将精力花去对付情绪消沉了。性兴趣淡漠时，总是应当考虑抑郁症问题。

与性冲动衰退密切相关的是食欲不振，进食时的正常享受感消失了。这继而导致体重大幅度减轻。一个人往往直到他发现自己衣服过于宽大，或者称体重时自己瘦了5-10磅时，方才意识到自己比平时吃得少了。

最后，还有患者对抑郁症的主观体验，即患者感知自己感情的方式，如：“我身体内部到处都疼”，“我常想哭，但哭不出来”，“我太会掉眼泪，简直控制不住”，“我就是实在实在地不快活”，“以前喜爱的事现在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了”，“我怕得要命”，“我烦死了”，“我下了决心”，“我无法有效地集中精力”，“我只感到绝望”。

许多人体验到的抑郁情绪是缺乏自信。情绪与自尊心之间有密切联系。那些感到自己是“没出息”、“没价值”、“无能”、“不配”等等的人，事实上都得了抑郁症。

如果人们意识到是哪些问题诱发了抑郁症，往往会对此苦思冥想起来。“母亲五个月前死了，我无法将她从心中抹去”，“我在工作中确实感到自己被下属和上司团团围困起来”，“这样的婚姻没指望”，“离婚后我寂寞死了”，“干嘛我们不能交流思想？”

抑郁症患者常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感觉，一种中圈套的感觉。自己进入了死胡同却看不到出路，想不出解决办法，心情从冷漠直到绝望。

失眠、性冲动衰退、食欲不振、丧失自尊心、情绪变化——从厌倦到毫不掩饰的绝望——这就是抑郁症的基本症状。仿佛正常时人体内的生物能流从体内流向自己周围环境，如今被堵住了，同时内心的不安与苦恼却在神经系统内部不住地翻腾。内心被本身的精神压力死死缠住，表面上却呈现以自我为中心，对外界刺激毫无反应，明显地对他人的危难漠不关心——不难理解为什么一开始抑郁症患者往往会引起同情，但继而便是不耐烦、愤慨，最后则彻头彻尾地被一起工作、生活、但却不了解他正在经受内心煎熬的人弃之不顾——这恰恰是抑郁症患者最惧怕的。

有些人未能认识到自己得了抑郁症的原因在于他们想用反作用来克服抑郁。体重减轻了么？他们就吃得过量；性兴趣下降么？他们就几乎强迫自己寻求性刺激；睡不着觉么？就拼命睡过头，一半是由于疲劳，但主要还是想以此逃避无法忍受的环境。

还有许多变化也是抑郁的后果，可以作为重要线索。如对本来可以轻易下决心的事却举棋不定；精力集中不起来，产生一种明显的办事拖拉倾向，以上情况都很普遍。抑郁症患者可能发现连看书写字都有困难，但经常用不感兴趣来加以文饰。他在制订计划、承担义务时敷衍塞责。从安排周末社交时间表到给电灯换电线，到另谋职业，无不迟疑拖延。对这些，他也常找借口加以文饰：“要是时间够的话，我会去干的”，或者“我这个人本质上很懒”。

心情抑郁的人有一种不愿与他人接触的需要，即使对于平时很合群、很外向的人也不例外。这种厌恶社交活动的心情并不真正是一种要求孤独的愿望，他们往往为寂寞而感到痛苦，生怕被别人冷落。它反映的是对人际接触的恐惧，部分是由内心痛苦造成的。此外心情抑郁的人对别人一时大意或不怀好意的话有一种微妙的敏感心理，这也部分造成他们对人际接触的恐惧感，外向的生物能流全面减少，与他人打成一片的能力衰退，也会引起这种恐惧感。

当人们患的是急性抑郁症时，特别是当诱发事件很容易辨认时，他就能更敏锐地将这些主观变化联系起来，承认自己得了抑郁症。但当抑郁转入慢性，甚至到与人格特征相混淆的地步（“我就是如此消极行事，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当情绪无法跟原因联系起来时，要发现抑郁可就困难多了。因此，看一个人是否患了抑郁症，光回答下列问题是不够的：“我觉得如何？”和“我的行为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还必须进一步考虑：“我是否属于那种容易产生抑郁的人？”及“我所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应该问问自己：“我在过去几年中是否经历过可能引起抑郁的事件？我是否被自己所爱的人抛弃过？有什么人去世了？工作中是否发生什么事情对我的自尊心构成威胁？”

某些事件应该造成一定程度的抑郁。例如，自己生活局面的重大改变，无论变好变坏——提升，或者离婚，父母或孩子的死亡，青少年离家出走，退休，身体健康状况下降，财政困境，结婚，生孩子。当人们对这类事件的反应十分突然并相当强烈时，急性的抑郁是不难察觉的。但是如果抑郁缓慢地露头，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中逐渐加剧，那么灵活性一点点丧失，失眠、疲惫、退缩、感觉迟钝等症状便很难与起因相联系，要弄清原因也就加倍困难了。

感情冲动的人不容易承受损失造成的伤害。这一方面的研究清楚地证明，如果一个人在他的性格形成期蒙受过重大损失，如父母亲或其他家庭重要成员的死亡，更经不起损失对他的打击，产生抑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感情冲动的人往往很认真、很负责，并有高度的个人伦理观。他对愧疚心理十分敏感，无论是否事出有因，也无论他是否真正意识到或者承认这一点。

这种人在正常的精神状况可能雄心勃勃，精力充沛，同时富有竞争意识。

虽然这种人带有自我专注的倾向，他们会尊重他人感情，有时甚至过分，有时还会小心过度，唯恐无意之中伤害他人。他们迫切需要得到别人的喜爱与尊敬。他们多半会不知不觉地、深深地、有时往往是无法控制地堕入爱河，并且非常依赖自己所钟爱的人。这种人缺乏灵活性，做事缺乏必要的限度。他们会在自己或别人心目中降低自己的尊严，对一切事物都高度敏感。对他们来说被抛弃是一切经历中最最痛苦的。他们有强烈的自我控制需求，但矛盾的是，他们很容易受人摆布，自己常常还蒙在鼓里。他们还要求牢牢控制周围环境，作为对付靠不住的事或避免自己受伤害的手段，当这种控制处于危险时，便惊惶失措。

这种人很难表示心中的敌意。有时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愤怒。他们不会调动自己的怒气来保卫自己，即使在完全有理由并且有必要时亦是如此。

他们一般很有耐心，这通常是一种美德。但如在一段时期内，在工作或婚姻生活中，要是他的怒气一次次公开地或隐蔽地受到激发，或者在某种环境中，正当的愤怒表示常被强压下去，他就可能发现很难维持自己的情绪平衡。

发现抑郁的另一个线索是人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性质，可以问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我生活在何种心理环境之中？”在某些家庭，自由地表达看法与感情简直是不能容忍的。另一些家庭则经常充斥着愤怒、对抗和恶意的感情。在治疗抑郁症时，医生经常能够发现患者家庭中缺乏感情交流，对正常的敏感心理不予尊重。

同样，一个组织内的环境可能强化工作人员的主动性与自尊心，也可能正相反，由于破坏性的竞争意识扼杀了感情的公开交流，鼓励政治上的两面三刀，从而削弱了人们的主动性与自尊心。在这种处境中工作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身份，必然历尽坎坷。他或许会觉得缺乏安全感，害怕承担责任：“如果干得好，能带来效益，得利的是公司；如果失败了，全是你一人的错。”他的努力会大打折扣，不想发表自己的看法，不愿引进新思想，只干非干不可的事来保住自己的职位，并强化令人气馁的氛围。这种类型的家庭和办公场所被称作抑郁诱发环境，因为它们很可能在大部分成员身上诱发抑郁症。

某些职务看来特别容易诱发抑郁症——如医务人员。内科医生是各行各业中自杀、离婚、心理性生理疾病发生率最高的。公司总经理则属于另一类如酗酒、心血管疾病及其他心理性生理疾病高发病率的例子，这些疾病都跟精神压力有关。这些统计有力地显示出他们患有深层的、未经察觉的、未加诊治的抑郁症。

这样看来，认识抑郁症包含着四个重要问题：

你是否体验到一个或数个抑郁症的主要症状？

在过去几年中，你生活中是否有可能引起抑郁的重大转折？无论是好是坏。

你是否属于那种对抑郁很敏感的人？

你在何种类型的环境中生活工作？

即使作过这样的自我评价之后，抑郁症有时还可能难以觉察，因为人们对于精神压力，包括抑郁引起的精神压力，各有各的反应方式，而抑郁就隐藏在这些不同方式的背后。

认清抑郁症的真面目

对许多人来说，圣诞佳节向来伴随着无限的忧伤与寂寞。春天也是抑郁症流行的时节。以往岁月中各种不尽人意之事会在每年中同一时刻重新引起抑郁的思绪，这种“周年反应”十分常见。然而抑郁并不限于特殊时间与地点，因为本质上，它是对精神压力的一种反应，因而抑郁是一种可能在任何时候袭击任何人的情绪。

至少有一半美国成年人曾先后尝过抑郁的滋味，这样说绝不过分。事实上，有人做过估计，每一片刻都有将近800万美国人迫切需要专家帮助他们解除抑郁之苦。不幸的是这些人中的一大半尚未意识到自己患了抑郁症。

如此众多的人对抑郁症缺乏认识，原因在于他们常把抑郁症混同于普通的心情不快。每个人一生中总有些场合会引起不快。不快是指当事情出毛病时感到的难过或不满，它并不意味着丧失明辨是非的能力。而抑郁的情绪，则影响人的性格，决定人们如何处世，如何看待自己及周围的世界。

一位正在接受精神治疗的抑郁症患者指出：“不快与抑郁有实实在在的区别。我和妻子争吵时，心里感到不快。我讨厌争吵，但这毕竟是生活的一部分，过不了多久我们便和好如初。也许我会为此担忧，但我能睡得着，精神也不错。

“但当我抑郁时，事情就大不一样了。我遍体疼痛，这几乎是一种肉体上的折磨。夜里不能入睡，整夜睡不着。尽管有时也会感到精神好一些，但抑郁的心情几乎每天都会出现，使我观察任何事物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果这时我和妻子吵了一架，便会感到这场婚姻似乎已经没指望了。假如生意中出了些问题，要是在平时，我也会感到有些紧张或沮丧，但我能立刻妥善处理好。可是心情抑郁时，我便会仿佛觉得自己真的不中用了。我就不光要应付眼前的事情，还得和自信心不足展开搏斗。”

社会公众对抑郁症本质的各种误解，大大增添了认识抑郁症的难度。尽管许多人口头上也常叨念自己心情抑郁，其实他们并非当真这样想。因为，他们相信真正的抑郁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病。提起精神病，其含义令人不寒而栗。人们或把抑郁症当成是躁狂——抑郁精神病周期性发作的一部分，不然就以为它会使人心智失常，总之病情严重，患者非住院不可。其实，如此富有戏剧性的病例，在大量抑郁症患者中只占极小部分。多数抑郁症患者病情较轻，虽有危害，却极易被忽视。因此，大部分患者通常很难将自己与严重的精神抑郁症相提并论，在他们眼里，抑郁症是别人的事，与己无关。

其次，许多人依然把在精神压力面前感到抑郁看成是软弱的象征，因此，抑郁常常引起患者的窘迫感。简而言之，许多人宁可忽视抑郁症的征兆，也不愿承认在生活中许多场合，抑郁是唯一健康的反应。抑郁的产生是面对精神压力时一种常见的心理生物反应。人在自己一生中都必须对付大量艰难险阻。因为人是一个心理生物整体，所以，每一缕思绪，每一分感情，都会引起神经系统中化学成分的相应变化。而他对精神刺激的反应与处理也同时表现在生理与心理两个平面上。因而，严重的病毒感染有时也会触发一时的抑郁，而因亲人死亡产生的抑郁感同样会在生理上表现出来。由于人还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个人的反应会影响周围环境，而周围环境对此产生的反应，反过来又会影响他本人。

日常生活中，普通的沮丧可看成是抑郁症的轻微发作。例如，感到自己没出息，觉得自己比平时更敏感，更加爱掉眼泪，等等，这类感觉几乎每人偶尔都会体验到。抑郁症的特征包括情绪低落、睡眠不良、丧失自尊心和失去明辨是非的能力等等。伴随抑郁症而来的是疲惫不堪，精力不支，避人怕事，性欲减退，性功能衰竭，胃口不佳，体重下降，神经过敏，惊恐不安，脾气暴躁，全身不适，等等，却查不出任何疾病。

当然，这许多症状很少会并发，较常见的是某一种症状特别突出，譬如，性功能障碍。美国一所重点大学附属医院的精神病门诊部，原来上门接受各项治疗的病人每月几百人，当该部门新设性功能治疗门诊后，光这一项前来就诊的人数便猛增到大约每月2000人。据调查其中多半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许多人未能意识自己得了抑郁症，原因还在于他们虽已注意到自己身上有个别抑郁症的征兆，但未能将其与自己情绪的全面改变联系起来。由于他们觉得自己遇到精神压力时尚未想到跳楼或者吞服过量安眠药之类的事，所以他们不明白自己和别人一样正在受到抑郁症的影响，尽管别人对精神压力的反应可能是急性的，病势更严重：一连好几星期饱受沮丧、惶恐之苦；是认真对付呢，还是听之任之呢？这种左右为难的矛盾心理折磨得他们死去活来。

引起抑郁症的因素

抑郁性反应可以暂且分为急性与慢性两种类型，前者来势凶猛，后者持续时间较长。急性抑郁症时间短，但病情严重、患者能直接体验到情绪的激变，但一段时间之后通常可以恢复正常。它也有可能拖上几星期甚至几个月，一般说来，抑郁反应的强度和持续时间长短与引起抑郁症的事件的性质成正比。找工作时遇上两三回闭门羹显然不会产生过深的抑郁感。但离婚之后持续半年或更长时间的抑郁症却是常见的。

急性抑郁反应也可能极其轻微：数小时的伤心，转瞬即逝的被抛弃感，一两天的灰心丧气都不足为奇。但若造成抑郁的精神压力十分严重或者体验到抑郁感的人对精神刺激特别敏感，这时抑郁感就会加剧。

急性抑郁症发作有助于宣泄湍急的激烈感情，由于这一功能，在面临生活中某种重大转折如蒙受重大损失时，它便成为一种必要的、求之不得的反应方式。有些不幸事件，如失业、爱人的死亡、孩子患重病等，显然对大多数人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失恋、离婚也同样可能引起抑郁症，特别是遭人抛弃时，抑郁感尤为强烈。家庭的破裂成为夫妻双方、特别是孩子产生抑郁症的常见触发剂。对重大损失的个人反应程度取决于这个人的性格。有些人由于童年时代的不幸遭遇，譬如他年幼时由于父母离婚或死亡等原因失去了父爱或母爱，其结果是他们在以后更容易受到损失的影响。

除了损失与抑郁症有密切关系之外，如果在一段不长的时间范围内接连发生数起紧张事件，几乎任何人都会因此产生抑郁反应。精神病理学家欧仁·佩克尔等早已指出这一点。这类事件不见得一概都是不幸的事情。例如某人被提升到重要岗位，派到国内另一处地方任职，在股票市场损失了一大笔钱，又参加了他独生子的大学毕业典礼，这一切都发生在数月之内，他很可能变得抑郁起来，这是人对累积的精神压力一种很自然的反应。他的这一反应可能使别人甚至他本人感到困惑，因为这些变化中多数事件一般被认为是好事。这就是说，一连串重大变动，无论好坏，只要挤在较短的时间范围内，就能使大部分人产生抑郁症。显而易见这一发现对当今美国社会关系重大，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某种生活方式或生活价值的崩溃已司空见惯了。人们必须在心理一生物的平面对压力作出反应，若反应过于强烈，或过于微弱，都会产生问题。如果一个人面临重大的不幸，外表看起来毫无反应，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此人必定在掩藏自己的抑郁感。他这么做须得冒很大风险，因为抑郁反应会推迟几个月后发作，而且容易转变成难以治愈的慢性抑郁症。要是一个人缺乏恢复能力或对抑郁症认识不足，因而不能成功地克服它，那么急性的也会变成慢性的。

急性抑郁症使患者有机会认识它，慢性抑郁症则不同，它必然损害人的能力，并以各种形式给生活带来重重障碍，而且难以纠正，有时甚至不可逆转。情绪波动的定式化，就好象神经系统不时发生短路，会反复强化它的破坏能力。慢性抑郁症的症状与急性的颇为相似：缺乏自尊心，高度敏感，失眠，孤僻，经不起指责，难以下决心，办事拖拉等等。还会产生一种想给自己的抑郁感寻找正当理由的强烈迫切感。人们在心理上倾向于把劲头、精力衰退的原因投射到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周围环境上去。50岁以上的老年人常将缓慢的、悄悄恶化的性格变异看成是步入老年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仿佛无能和丧失随机应变能力的感觉是衰老的必然组成部分。

慢性抑郁症往往难以确认，因为与急性抑郁症相比，它是长期的，症状也难以捉摸；还因为它看上去更像是脾气与性格方面的毛病，而不像精神状态方面的问题。在有些人身上，慢性抑郁症的唯一症状也许就是反复出现的神经质或心理紧张，使用温和的镇静剂或娱乐消遣都不见效。度假期间，远离平时的种种压力，会使患急性抑郁症的人精神振作起来，而且经久不衰。而患慢性抑郁症的人则正好相反。事实上，脱离工作压力只会使他更加无精打彩。即使他们体验到一丝宽慰感，当他们一旦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中去时，也会很快重新陷科抑郁之中。持久性是慢性抑郁症的症结所在，它决不会自行消失。

慢性抑郁症究竟是哪一时刻开始的？这很难精确断定。它不像急性抑郁症，在患者心目中慢性抑郁症与病因往往风马牛不相及。在紧张事件发生时，本应体验到的心情往往遭到患者否认或掩藏。有时人们甚至还会误认自己当时如何镇定自若地应付不幸事件，并引以为荣。这类原发事件的重要性常被忽视，因为当时它并未使人觉得特别心绪不定。

对慢性抑郁症患者来说，引起抑郁症的变故与患者出现精神状态变化的最初迹象之间往往有一段时间差，由于精神变异的原因当时未能辨认，因而由抑郁症引起的问题可能上升为主要矛盾。婚姻问题、财政困难、性机能衰退和其他许多冲突，其实都是慢性抑郁症在患者身上产生的效应引起的。由慢性抑郁症造成的种种困难积重难返，患者克服它们所需花的时间往往要比克服抑郁症这一病根本身长得多，许多精神病专家可以证实这一事实。

实际上患者本人常将慢性抑郁症引起的形形色色并发症当成无中生有的问题。成百万美国人为性生活感到忧心忡忡，却未意识到精神状态与性生活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夫妻冲突往往起源于感情交流障碍，而造成这一恶果的则是未被觉察的抑郁症。夫妻冲突可能达到令人痛苦的地步甚至濒临离婚的边缘。抑郁症总是破坏感情交流，因为抑郁症患者神经过敏，他可能将对方的沉默误认为是拒绝和爱情的丧失。由于他自己落落寡合，别人也误以为他对人冷淡。

在有一种场合下，抑郁症对患者不无助益：持续的抑郁情绪有时可以对患者起警告作用——当然，只有当患者已正确辨认出它，并正确对付它时才是这样。它提醒患者，在其家中或办公场所出现了某种反复重现或不断深化的因素，正在逐步削弱他的自尊心。例如一位已婚女子的丈夫无视她对家庭生活的奉献，时常无端指责她；或是公司副总裁遇到一个鼠目寸光的总裁，他喜欢利用别人对他的信赖，其实他根本不配获得这种信赖；再如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碰上行事武断、盲目的父母亲。上述任何人，如不设法及时纠正这种不平衡状态而继续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中，消极地或无意识地忍受这种逆境，都可能得慢性抑郁症。

为什么某些人会得慢性抑郁症，而不能通过急性抑郁症以公开与直接的方式对付精神压力呢？急性抑郁症患者一般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比较留意自己的心情，懂得如何更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而慢性抑郁症患者就缺乏这种能力。急性抑郁症患者更善于见机行事，所以不容易跌进情绪抑郁的陷阱。抑郁反应能是在短时期内消除，还是继续发展成慢性，可能是由重要的生物化学因素来决定的。大脑神经生理外科手术领域的研究，证实了患抑郁症的人体内一种叫做生物胺的物质的代谢功能具有变异趋势。这一变异影响了神经系统内脉冲的传递。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显示了抑郁症患者体内激素及矿物质如钙等的代谢功能会出现变异。这种变异只有在抑郁症痊愈后才恢复正常。

然而，不论是急性还是慢性抑郁症，与其他应急反应方式如生理性心理紊乱相比，都还算不幸之中的大幸。当一个抑郁症患者，不管是靠自己努力，或是接受较新的综合精神治疗方法，只要措施得当，配以抗抑郁新药，在治愈抑郁症的同时也会逐渐获得内省洞察力，这对于加强自己对未来的远见意义重大。

另一种应急反应形式——心理性生理疾病，痊愈的希望要渺茫得多。众所周知，精神压力是造成心血管疾病诸如高血压及气喘病、结肠炎、消化系统溃疡其他病症的主要因素。所不同的是，心脏病发作或者胃溃疡易于受到社会谅解。因为这多少表明患者是一个努力工作、事业心强的人。即使健康状况迫使他工作速度放慢，只要这对他身心健康是必不可少的，便认为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抑郁却不易为社会所谅解。

然而，抑郁症几乎都能完全痊愈，而在应付精神压力之时出现心脏病发作或胃溃疡的人，则必须面对这一现实：这些疾病造成的后遗症对身体的损害是无法挽回的。胃溃疡患者在作出应急反应时出现了心理性生理症状，可能会骤然大出血致死，或以胃穿孔告终，或者通过外科手术，把胃完全切除掉。可是，如果询问起来，人们多半有意无意地表示，情愿得生理疾病也不愿患抑郁症。这种流传甚广的心态，促使成百万人不愿正视自己的抑郁症，也不愿设法治愈它。

现在是认清抑郁症真面目的时候了。这无所不在而又极易传染的抑郁症，它对全民健康造成的问题并不亚于黄热病和天花。抑郁症是面临精神压力时极其普遍的反应方式，这种反应有时的确需要就医。但我们还必须明白，患者如果他们不再讳疾忌医，那么就能掌握独一无二的机会，来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并在他们自身及他们的周围环境内，根除持续的、具有破坏力的冲突。

抑郁症剖析

尽管体验过抑郁的大多数人并未成为严重的抑郁症患者，但也有些人确实病得不轻。有时，抑郁症明明白白是一种医学问题，有必要请专家进行适当的治疗。躁狂性抑郁反应、焦虑性抑郁症、妄想型抑郁症、把抑郁症患者压垮的严重的惶恐状态。这一类病情就需要专门的精神疗法与生物疗法加以对付，有时必须住院治疗。

在精神病学内部有一种有争议的提法，它要求取消传统的诊断意见，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种观念：把抑郁症患者看成是他环境中包括着其他人的相互作用体系的一部分。这一态度有很多长处，它促使人们否定将患者定义为“病人”的作法。诊断往往可能成为一种贴标签的形式，这种做法很容易引起曲解，并有害。因为在诊断概念中隐含的“精神病”这一术语具有令人望而生畏的联想，所以许多抑郁症患者害怕承认这一点，因此在他们需要帮助时不愿采取措施来获得帮助。

传统方法中患者被列为“有病”之人，这会导致人们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患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别人的牺牲品，这些人需要他丧失能力以便维持他们自身平衡，而他的康复可能促使人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其次，这种标签本身对病情好转的前景也有不公平的影响。诸如“情感分裂症”、“躁狂抑郁性精神病”都给人以一种毫无根据的不治之症的印象，尽管许多被这样诊断的患者有极好的康复良机，特别是生物疗法问世以来，患者康复的可能性进一步提高了。对于诊断还有一种强大的文化偏见。对于在美国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到了英国就常被诊断为躁狂——抑郁反应。

诊断概念往往会引起误解。有些病人的病情套不上任何专门类别的精神疾病，譬如他们未显示出幻觉、妄想或严重情绪变化，如果误解了诊断概念，便会得出结论，这些人必须是健康、正常的。没有比这离真理更远的了。

但是，如果谁否认精神病的存在，那就表明他缺乏常识。有时，这样的否认会剥夺患者家属对于事态发展真相的正确理解。一位住院三年的男孩的父亲讲述了这段经历：“我儿子第一次发病时才十三岁。他抑郁，并企图自杀。他的行为很古怪，说话就象不连贯的呐呐自语。送他去医院时我还以为他会与医生合作，我把全部的家庭历史都告诉了社会工作者。”

“当我探望儿子时，我尽力照他们嘱咐的去干。如果他需要朝我发脾气，我就让他发，并避免谈论任何可能惹恼他的事情。我和妻子套上了负罪感的枷锁。疾病持续越久，我们越感到内疚。我试图从医生那儿了解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但他们只是和我谈家庭关系方面的事情。我心里在嘀咕，他们一定认为我儿子的病是我和妻子之间矛盾的产物，他们认为在他童年时候，我们对他干了什么可怕的事。两年之后，我才最终从一位咨询医生那儿得知，儿子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他向我解释了这种疾病的全部涵义。我头一回意识到他的病涉及到各方面的问题——有生化方面的，也有遗传方面的原因。有些可能在妊娠期就发生了，对此我们是完全没法控制的。我们第一次感到从可怕的愧疚中解脱出来。”

谨慎地使用诊断分析还为药物治疗提供坚实的基础。抑郁不仅是一种情绪，也是一种诊断。对一类严格筛选的病人——严重抑郁症患者和有躁狂性抑郁反应的病人——在研究病情的原因以及有针对性地运用有效的疗法方面，诊断极为重要。

早先的医生对于各种精神病未加区别，而是将他们统统贴上同一个标签：忧郁症。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临床医生才更加严密地区别各种形式的精神病。从被称为忧郁症的精神病中，瑞士精神病专家欧仁·布吕勒区别出他命名为精神分裂症的一类病人。他是按照某些症状与迹象的存在与否为依据给精神分裂症下定义的。其中包括逻辑思维过程的严重干扰；智力过程与感情过程的分离，这样病人会以一种外部表现为淡漠的表情来思考令人不安的悲痛事情；一种沉涸于自身对现实的看法的孤独癣，使患者具有一种能根据自己的妄想来确定自己世界的能力，以及体验自我与外部世界的方式上不可调和的感情矛盾。这样定义的精神分裂症实际上和分裂人格这种通俗概念完全无关。

精神分裂症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简单型，通常在青春期开始，很多人在十年之内发展成一种感情缺损与精神衰颓状态。青春期痴呆症，即通俗概念中的白痴，其特征是幻觉与不得体的行为，如无明显理由的大笑、痴笑、做鬼脸。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往往发病较晚，大约在二十几岁，其特征是一种定义含糊的但通常是强烈的被迫害妄想，一般与听觉方面的幻觉有关。最后一种是紧张型，其分类特征是不语、不动，患者会一连几天或几星期采取一种塑像一般的姿势，作为退缩进自己孤独世界的方式，由于失望和愤慨而拒绝接受外界的现实。偶尔这种退避可能会被一阵阵有破坏性的激动行为所打断，这种行为称为“兴奋”。

在被称为躁狂抑郁反应的严重亢奋和抑郁状态中，患者的情绪与思维过程存在着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是不存在的。

少数对于非常严重的狂喜与抑郁状态、必须进行理剂与电休克疗法的病人，诊断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严重的抑郁症都包含在躁狂——抑郁反应之中。精神病理学家继承了克赖普林开拓性的研究，想进一步弄清抑郁症究竟有几种类型。有的把情绪失常分成两类。一类是外因诱发型，在这类抑郁症中，可以辨认出患者生活中诱发抑郁反应的外部事件。另一类是内因诱发型，在这一类中查不出上述外部条件的变化。据说前者的根源是生理生物的，而后者则是生物化学的。无论这种说法正确与否，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这种刻板的划分很少有什么实用价值，只会给心理学派与器官学派的精神病理学家之间的冲突火上加油，因此这样的划分现在用得越来越少了。

还有一些其他分类的尝试，有的以发病的生活时期以及与之相随的生活中的变化来划分抑郁症类型，从而有了诸如退化抑郁症与衰老期抑郁症等专门名称。同样，这种区分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如果说真起到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错误地假设：抑郁症首先是伴随着停经、男性更年期和衰老进程的中老年人的反应。

但是事实证明有些分类的方式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为治疗提供了重要线索——例如妄想型抑郁症。任何抑郁症患者都格外神经过敏，很容易产生被冷落的感觉。如果伴随这种神经过敏而产生的信任缺乏严重到一定地步，患者就会成为偏执狂，甚至妄想狂。

随着治疗中生物化学方法的迅速崛起，诊断，加上对于抑郁症的心态与症状的仔细评价，都在精神病理学中起了重要作用。它使医生得以在恰当的时候对恰当的病人更精确地选择恰当的疗法，特别是当医生使用抗抑郁药、试图加速精神治疗的进程，或者使用电休克疗法、设法解除抑郁症患者的紧张状态时，诊断尤为重要。

使用电休克治疗比较简单。在一间特殊的治疗室里，给病人注射麻醉肌肉放松剂。当病人一旦入睡，他便接受了通过一边一个贴在太阳穴上的两个电极的足量电流，来诱发惊厥，医学上称它为癫病大发作，因为这和癫痛惊厥十分相似。但是躯体的活动即使有也很微弱，因为与麻醉剂一起注射的肌肉放松剂阻止了这些躯体活动。不到三分钟的惊厥之后，病人会睡上一个多小时。当他苏醒过来时，他通常对治疗本身什么也回忆不起来。

令人费解的是电休克治疗的疗效并不取决于惊厥的实际生理表现，就连是否使用电流也不相干。吸入剂——一些能够产生惊厥的气体——有同样疗效。这种疗法诱发了细胞内和细胞膜上矿物质与生物胺代谢平衡方面的有关变动，对于降低中枢神经系统的癫痫发作阈起了某种作用。

本来医生可以与病人一起探索与抑郁症直接有关的心理环境因素，但是由于电休克治疗能消除症状，这方面的积极性受到挫伤。这常常会在将来情绪失常复发时，使病人解除武装。对许多病人来说，这种疗法本身听起来“十分野蛮”，虽然电休克治疗的并发症甚至比起做常规阑尾切除手术可能引起的并发症还要少，程序也轻。许多精神分析学派的精神病专家暗示，这种治疗在生物方面无作用，只是使患者经受一次惩罚性的体验，这样他的负罪意识可以得到补偿，他的受虐需要暂时得到了满足。

大多数人不情愿让自己孤零零地被推进治疗室，让麻醉剂弄得自己失去知觉，然后再让一组医生护士进行某种程序来改变自己大脑中的化学平衡与电平衡，这是可以理解的。医生们讨厌施行电休克疗法，病人们讨厌接受这种疗法，无疑曾使许多本来应当进行电休克治疗的人都未能进行。另一方面，精神治疗中排斥异己的做法助长了电休克疗法的滥用。某些医生认为所有感情方面的问题根源都在生物平面上，以致有些医院简直成了“电休克工厂”了，在哪儿无论病情如何，原因是什么，病人一律以接受电休克告终。

使用理剂是另一种生物疗法，诊断在这种疗法中是个关键因素。理剂能有效地减轻躁狂一抑郁反应的躁狂状态。此外它很可能会防止病人狂喜或抑郁的复发。但是对于经诊断确定为非躁狂型的抑郁症患者，理剂在消除抑郁和防止情绪波动方面至今未发现有任何作用。

生物疗法对许多情绪紊乱的病人具有无可争辩的功效，它促使人们进一步重视探索大脑功能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某些病例中与抑郁一同出现，在另一些病例中可能就是引起抑郁的直接原因。

剥掉抑郁的伪装

把抑郁看作是对精神压力作出反应的方式固然重要，但是抑郁症本身也是一种精神压力，这点不容忽视，患者对此也不免要作出反应。短期影响精力集中或者加剧犹豫不决的轻度抑郁，在某些人身上只是勉强看得出来。相反，对另一类性格的人来说，同样程度的抑郁经受起来可能既痛苦又令人烦恼。换言之，光看表面的反应很难断定抑郁有多严重，因为不同类型的人对同样程度的抑郁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恐慌，像抑郁一样，本身也是一种对精神压力的心理——生物性反应。在研究中有这样的报导：由于严重抑郁症而住院的病人，血液循环中肾上腺胭——肾上腺在对精神压力产生反应时分泌的激素——的指数有所上升。但是肾上腺胭的升值可能与抑郁本身无关，而与抑郁造成的紧张心理有关，因为在住院一周至十天之后，肾上腺胭反常的高指数便会恢复正常，而抑郁本身却远远未来得及消除。这一生物性变化显示，无论患者是在何种场合住院的，他当时感觉的恐慌现已减弱。

因此，一个人在自己感到抑郁时如何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性格与环境。有些人习惯于让步，而另一些人则倾向更无情地驱迫自己前进。

对付抑郁时，一种人可能变成“强制工作”型，而另一种人可能会退缩，成为事不关己的人。一个人的性格以及他通常对精神压力作出反应的方式，会强烈影响他对自己情绪变化以何种方式作出反应。

面对抑郁症时最通常的反应方式是激发焦虑和紧张。这类感觉一突出，往往会将底层的抑郁完全掩盖起来。焦虑，本质上是一种担心、神经质、轻度的害怕和不安的状态。如果它的核心是非理性的，则被称为恐惧症，最常见的恐惧症有惧高、惧怕封闭的空间、惧怕人多等。焦虑则往往是“自由浮动”的，它不依附任何事物，很容易移向那些与人人有关的担心事，如财政困难或健康问题。“如果我钱再多一点，我就什么问题也没了。”“我胸口的肿块会是恶性的么？也许医生错了。”

焦虑往往与躯体上的症状有关，如心悸、盗汗、头晕、四肢无力。从生理角度可以区别焦虑与紧张，后者使遍布全身的肌肉处于绷紧状态。高度紧张的人常说自己仿佛觉得被钳子夹住了，或像是穿着一副太紧的盔甲，死死地挤压着身体。当然，紧张也可能是局部的，只涉及身体的若干部位，如脖子僵硬，胸口闷，呼吸困难，头痛，小腿肌肉紧张或沉重。

当人们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妙，却不完全明白危险来自何方，这时便会产生焦虑；而紧张的起因通常是反复出现的艰难处境，需要他设法同时牢牢控制感情和局面。一个销售商与一连串既粗暴、又咄咄逼人、但可能成交的顾客打交道时，他有一种想冲着对方大发雷霆的迫切心情，但又不得不抑制自己，这就可能使他在这一天里逐渐紧张起来。一个高度认真负责的计算机技师，发现计算机不断输出错误的信息，而自己却无法很快找出程序中的错误所在，也会越来越紧张。

焦虑和紧张都是对压力常见的反应方式，而当精神压力就是抑郁本身时，它们可能变得十分明显。不幸的是，如果一位抑郁症患者去内科医生处就诊的话，他常被仅仅当作焦虑或紧张来加以治疗，而深层的抑郁则长期被掩盖着。如果焦虑与紧张的发作持续了一个月又一个月，通过常用的措施诸如消遣或度假无法缓解，或者遵照医嘱服用镇静药也不见效，这时就应怀疑是否患了抑郁症。

如果一个人出现了精神神经性焦虑症状——大部分人都多少有一些，诸如轻度恐惧症，那么当他感到抑郁时，他的反应就可能是恐惧感骤然加剧。

抑郁是对精神压力的反应，它本身也成了一种精神压力，必须按每个人各自的行为方式处理。对某些人来说，高效率地发挥个人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通常与抑郁联系在一起的迟钝与压抑对他们的威胁特别严重。另一些人在压力下则更吃得下饭，因此内心感到抑郁时，体重反而明显增加，而不是减轻。他们指望用食物填饱自己来缓和内心的空虚。对某些人来说，直接的、躯体上的紧张是认识精神状态变化的主要方式。

试图减轻因为掩盖抑郁而产生的紧张与焦虑，这样的努力往往失败，无论这种尝试以何种形式出现，度假、离婚、换职业，都收效甚微。因为其真正的精神状态变化始终未能得到认识和解决。因为抑郁能以众多形式体现，一般的人也许连自己体验到的究竟是什么感觉也弄不明白。

就抑郁症而言，这是个关键问题。许多人常常很随便地使用“抑郁”这个词，说自己心中如何如何抑郁，实际上并非如此。而另外许多人由于对抑郁感产生反应的方式掩盖了抑郁本身，或者没有接触过自己的内心感情，虽然嘴里不承认自己感到抑郁，但事实上他们正是得了抑郁症。

抑郁是对人体系统的一种震荡，各人对此有各自独特的反应方式，有时通过外部行为来表达，这一事实使认识抑郁更复杂。

烈酒与某些药品提供了最常见的办法，可将内心冲突表现为行为冲突，这其实也是对尚未觉察的内心抑郁的一种反应方式。因为酒能增强交际爱好（抑郁症患者常常不得不与自己想退出社交圈的倾向作斗争），能使感情麻木，减少顾忌，允许怒气发泄（这一点抑郁症患者觉得难以处理），并能进一步遏制认为自己出了毛病的念头，这是能压抑住抑郁之痛苦感觉的一种有效一时的办法。

但是这一招有利也有弊。酒精实际上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药物，它最终会加剧内心深处的抑郁。一个酒徒往往这样抱怨：“我不中用了，真想去死。”接着又喝上一杯，想让自己好受些，结果却不可避免地更加难受。对什么东西一旦养成习惯就意味着依赖。

也可能依赖某种行为，如男女群居，作为对付精神压力的方式。上瘾是另一码事。有酒瘾的人会产生一种生态平衡的变化，其性质目前并不完全清楚——因此，他的身体需要不断地使用酒精，以此来得到舒适，并满足某些肉体方面的需求。酒瘤是酒精与中枢神经系统细胞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旦发生，便不可逆转。许多酗酒的人并未上痛，但是对上痛的人来说，喝上一杯足以启动急欲饮酒的深层化学过程。

人们对抑郁作出反应的种种不同方式，会使抑郁本身伪装起来，推迟患者接受这一事实。行为上的伪装最易使人上当，最可能促成陷阱。我们当代的社会是以多元的价值观念系统、人格与地域的高度可变性为特征的。因此，将抑郁表现为行为模式的倾向比任何时候都强烈。这种行为偶尔可能表现为赤裸裸的反社会行为，但是它最终总是伤害那些只求在运动中逃避抑郁的人。

抑郁——成功的牺牲品

抑郁症常被称为“成功病”。当一位医生开业成功，生意人成了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发明者在专利官司中胜诉，通常就在这节骨眼上，他们的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抑郁汹涌而人。

彼得氏法则认为：许多人晋升的岗位超越了他们的能力范围，这之后，他们便稳定不变地维持在“不能胜任”这一水平上。对这个观点还另有一种看法：提升本身能导致抑郁，而这抑郁常被当作能力衰退。当一个人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目标时，他患抑郁症的风险骤然上升。

成功时常带来重大变化——社会、经济以至地位的变化，加上更大的责任与外界压力。许多人因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负罪感，下意识地觉得自己不配获得自己取得的成就，这样一来便开始倒退，使成功的事业逐渐衰败，最后完全毁掉。对所有人来说，生活中一个重大目标的实现，会激发起对个人价值与方向的重新评价。

在一个“向上爬”的社会中，以事业成功所提供的外部证据来证明人们本身的价值，这是不可缺少的需要，这与自尊心密切相关。无论我们的目标是爬到公司更高层，更多的收入，完成一篇论文或一部书，成为一个出色的运动员，或在一场政治角逐中取胜，在所有这一切成就之中，自尊心都能得到增强；一旦功败垂成，则自责心理赫然出现。

矛盾的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越是取决于外部成就的证据，那么这种成就越是难以令人满足。一位雄心勃勃的科学家这样描述他对自己的抱负作斗争时的情景。“从我还是个小孩子时起，我就觉得自己像被什么东西逼着似地努力地干。父母将我赶进学校，如果我不是门门功课都始终拿A的话，即使到了10岁或11岁时，我还会感到惊恐、绝望。我以最优成绩从大学毕业，我原以为这足够可以平息一下我的自我怀疑了吧，但丝毫没有。我不知道自己在研究生院是否能学得好，我担心是否能做值得一做的研究，甚至当30年后我获得了科学奖励中最高的一个奖赏，我仍觉得自己并不完全够格，总觉得自己工作能获得如此赏识，某种程度上是自己偶然碰上的。”

尽管人们心中的“我”都反对测量，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到处寻找测量方法，能大致把自我价值核算成时、码或明之类的测量单位。每个社会有各自的尺度。

美国人历来用钱作为确定一个人价值的指标。罗伯特·伯顿在其《忧郁症剖析》一书中写道：“一句话，每人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我们的至善即财富，我们崇拜的女神是金钱女皇，我们每日向她供奉，她驾驭着我们的心，我们的双手，我们的爱，我们的一切；最强大的女神，是她哺育我们成长，使我们忧郁，让我们欢欣，衡量我们的价值；她是我们行动的唯一统帅，我们为她祈祷，为她奔走，为她驰骋，为她来、去、工作、竞争，就像鱼儿为扔进水里的一块面包屑互相撕咬一样。贞操、机智、勇敢、博学、诚实、宗教以及除金钱、势力、官职、荣誉、权威之外足以使我们受人尊敬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价值。”

在我们的文化中，金钱与自尊心的密切关系实在太引人注目了。当人们在自己的储蓄中存入一笔可观的现金时，大多数人通常会有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有些人的情绪随着股票市场的涨落而起伏，这类现象也不罕见。由于个人的经济问题是那么真实与直接，因此在精神治疗中要把患者自己引入金钱观中的那些感情色彩用十足的成分指出来是相当困难的，即便这些感情成分与眼前的事实关系甚微。

历来许多成功者能在自己的工作中肯定自己，他们不是通过对自身价值的肯定，而是对于本人才干与能力的肯定来实现这一目标的。仔细地调查了他们的经历之后得知，他们现在正在干些什么与他们的童年和青春期所表现的兴趣和自发性格倾向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

显然，众多实际原因阻止了人们去干最适合他们干的工作。但是，当一个人有某种选择时，他就应该力求满足符合他性格的兴趣爱好，如果看不到这一重要性，便会冒事业失败的风险。还有些尽管微妙但十分强大的社会压力甚至能使那些已为自己找到称心职位的人心中升起不满情绪。

许多成功者都付出了代价。在成功的过程中他们牺牲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如家庭关系和友谊等。一旦他们达到自己确立的目标时，可能会突然意识到失去的一切。他们体验的抑郁向他们提供了一次恢复生活平衡的机会。

成功者之所以会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原因之一是成功者周围激烈的竞争气氛。它促使人们变得孤独，使他们难以找到知音。成功可能激起悲伤感，因为任何目标的实现几乎都包含着终从学校毕业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终结，常常会带来失落感。一项工程完工之日也是终结到来之时。“完了”的感觉，与“我从这儿再接着朝哪儿走呢”的疑问结合起来便会激发抑郁以及对自我价值的反思。

爱迪丝·格林22岁结婚时，知道丈夫亨利一贫如洗，两人不得不过着简朴的生活。在亨利完成建筑学论文期间，爱迪丝作好充分准备来应付生活的匾乏。他们推迟3年要孩子，这期间，她在一所大学当秘书。亨利毕业以后在纽约的一家大公司里找到一个很不错的职位。一年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

年轻的建筑师薪水不太多，所以爱迪丝找了个簿记员的兼职工作。他们住的是单卧室的公寓，婴儿睡在起居室。她想：“事情不会老这样下去的，不出一二年我们就能幸福了。”夏日他们去琼斯海滩度假，冬夜他们与朋友一块儿分享一瓶意大利红葡萄酒和一张意大意肉饼。偶尔一家人去佛罗里达爱迪丝父母家作客。他们每月上两回电影院，晚上在家看电视或下棋，爱迪丝和亨利在“等待”。

亨利39岁生日被任命为公司的合股人，他的工作获得了充分的赏识。他每年收入4万美元，现在是亨利、爱迪丝和两个已经上学的孩子离开闹市、搬到郊外去享福的时候了。

在他们迁入新居后的几个月中，爱迪丝有一种不敢迈出房门的恐惧感。她整晚睡不好，和新邻居打交道也十分勉强，她还推迟了室内装演的时间。夫妻俩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都是为了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出了什么事？”她忧心忡忡地扪心自问。

多少年来爱迪丝第一次面临这样的处境：她必须和丈夫、孩子一起过好日子，不用再为钱不够、住房太小、没有时间等操心了。生活中的一个阶段结束了，她和亨利共同享受的许多欢乐也随之一去不复返了。对此，当初谁也未加注意，因为那时他俩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发财的那一天”。

大妇俩翘首盼望了15个春秋的时刻终于来临，可谁也没有为此作好准备。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忧郁窒息了爱迪丝的热情，以及她对亨利的性兴趣。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爱亨利，这个疑问多少年来从未在她头脑中出现过。她是个好母亲吗？她能充分满足新邻居的社交要求吗？现在已不再需要她给婴儿换尿布了，不需要她赶着去干簿记活了，也不需要再给年轻的建筑师打气了，看来新的生活已经根本不需要她了。

《华尔街》杂志称成功的经理们的太太为“成功的牺牲品”，并报道了她们很高的酗酒率。家庭中的孩子也被卷入这场伴随成功而来的抑郁困境。他们通常公开反叛，否定父母向他们灌输的勤奋加成就的生活模式，宁愿离家出走去“干他们自己的事”。

看到父母亲沉溺于竞争及种种物质享受，并将此当作社会地位的象征，许多年轻人大不以为然。他们在怀疑的过程中挣扎着寻求自己的目标。他们否定父母的生活目标，并迫使父母们也对自己的成功痛加反思。

引起抑郁的原因不论是与孩子的冲突还是什么其它事情，抑郁通常都在人们经过奋力拼搏终于实现自己目标的那一刻降临。正是在这一时刻，人们必须对自己是谁、生活是怎么回事、从此该何去何从等一连串问题加以反思。

获得内省力的机会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认识自我总是抱抵制态度。在个人生活中，任何足以强迫人们打破这道防线的变故或事件，无论何种原因，都会带来痛苦。体验过一场急性抑郁症，不仅能使人进一步了解自己，而且能使自己更臻完美。

不仅抑郁症能提供我们一次获得内省力的机会，就连心理“崩溃”也能在一场严重危难，譬如蒙受重大损失之后，加速人们重新考虑今后生活的进程。当我们失去一个亲人、一个职位，或者自我的一部分时，抑郁症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一个人对此的依恋心越重，跟他的自尊心或依存需要关系越密切，抑郁症反应就越强烈。由于蒙受损失继而出现抑郁症最常见的境遇有：亲人的死亡，以及与深深挚爱的情人断绝关系等。

弗洛伊德在题为《悲哀与抑郁症》的论文中试图区分这种悲哀性反应与抑郁症。他认为，失去亲人时，悲痛是正常的反应，而抑郁则是异常的反应。他提出两者之间差别的根源在于有关双方原先相互关系的亲疏程度，尤其是对死者是否怀有某种潜意识的敌意和愧疚。

事实证明，这样的区别只会把问题引入歧途。将悲痛看成是急性抑郁症的一种形式更有用。倘若患者对损失高度敏感，或者该损失的某种性质使患者如不接受专家治疗便无法处理激烈的感情，这种抑郁症就更加复杂。而蒙受打击时，体验不到抑郁感则病情要严重得多。未产生抑郁只会使应急反应潜伏下来，在一段时间之后不知不觉地影响患者的生活。

我们的文化压制了人们体验与表达感情，期望每个人都能掩饰自己的七情六欲，最好对自己也这么做。无论精神压力的性质如何，除非他身体出了毛病，人们总指望他继续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每逢遇到精神压力时，人们情愿肉体上出现病症，如心血管疾病，或者消化系统疾病，使他能心安理得地依赖别人，也不必掩饰自己的无能，从而不致招来非难。

然而，如果谁蒙受重大损失，却不能对痛苦的心情作出反应，那正是这个人，今后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倍受慢性抑郁症的摧残，这种摧残总是以肉体疾病的面目出现。当处境确实不幸，当损失的确无法挽回，即使精神崩溃一次也无可非议，而且不无助益。急性抑郁症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处在我们这样日新月异的社会，事情说变就变，而且往往毫无先兆，谁也免不了蒙受损失。精神病专家们在研究文化对于各种精神状态的影响时指出，明显的抑郁症在结构紧凑、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发病率较高，因为这种社会的价值观念系统一目了然，抑郁症几乎无法躲避。他们的研究还显示，一个动荡社会的特征则是隐蔽的抑郁症发病率极高，因为那里价值观念系统混乱，有时甚至到这种地步：人们几乎弄不清去何处寻找衡量自尊心的标准，此外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一个人可能遇到多次环境变动。

由于在这样一种结构松散的社会，人们除了患抑郁症之外，还可以有许多其他选择作为对生活中精神压力的反应，从沉涵于反社会的暴力到终日吸毒酗酒；在处理人际方面问题时，常常简单地采取断绝关系的解决方式，譬如离婚。这样一来，抑郁症往往被掩盖起来了。

任何形式的变动，如果涉及对个人十分重要的人或事，便可能成为抑郁的催化剂。孩子长大成人及成人步人老年的过程都包含着一系列变化。一生中的每个转折关头，从童年到结婚到衰老，都要放弃或失去某些东西。为了顺利地从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一个人必须以直接的、有意义的方式来体验抑郁。

孩子也能患抑郁症，这时他们情绪上的变化很可能原原本本地在其行为中显示出来。当一个人首次意识到自己内心情感及生活的内涵，并能如实认识与体验抑郁情绪时，青春期便开始了。他第一次体验到作为一个独立个人的自我，并开始决定自己对别人的影响以及与别人的关系。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分离的时期，第一次真正地与自己的父母亲分离。

14岁的少年开始感到需要脱离，需要独立，需要和自己同龄人相处。但他对家庭仍有持续的依恋，对于自己抗拒父母的表现，感到不同程度的内疚。当今世界对青春期少男少女们特别艰难。精神病理学家彼得·布劳斯曾将青少年形容为社会的脉博。如果十多岁的青少年处于迷茫与混乱的状态，那么可以推测他们所反映的那个社会也是动荡不安、缺乏自我意识的。

美国的氛围特别使青少年难以承认抑郁和对付抑郁。面对大量形形色色的道德准则，许多人感到困惑、幻灭。他们无法抵制性、吸毒、酗酒、冷漠的诱惑，企图以此来缓解精神压力。青少年偶然罹患明显的抑郁症，无论对本人还是对社会都不算大问题；如果不能容忍或悲伤或失望，那才是成问题的。他们与自己的情感之间存在隔膜，不理解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些人很可能将抑郁感强压下去，而以逃学、未婚先孕等自暴自弃的行为取而代之。

婚姻是另一类容易导致抑郁的大变动。无论夫妻双方在此之前认识多久，即使他们已同居一段时间，婚姻仍然要求双方的态度作大调整，并重新评价各自的前途。这时已不再是互相爱慕、卿卿我我的一对情人了，除了以夫妻这一新的角色共同应付生活的种种琐事之外，还必须以新的身份来接待亲朋好友。经济方面该考虑的事也不同了。

因此，随着放弃旧的自由——即使这种自由已经受到一定约束——承担起一项新的更永久的义务，一定程度的抑郁也便随之而来，这不足为奇。如果急性抑郁情绪淬然出现，而又未被正确认识，或者这种情绪被头痛、泌尿系统失调或疲劳等心理性生理疾病的表象所掩盖，那么抑郁症便可能开始吞噬夫妻关系的核心。

意识到自己自暴自弃的行为模式，并设法改变这一模式，通常也会引起抑郁。十有八九这种行为模式本身就反映了深层的未经觉察的慢性抑郁症。

急性抑郁症是一次真正的机遇，使患者能解除长期的、未意识到的慢性抑郁症，它潜伏多年，一直起着破坏作用。一位五十五岁的妇女，在女儿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之后，抑郁症急性发作。这时她才不得不承认自己患了慢性抑郁症。在此之前，她从未考虑过自己会得抑郁症。她长期以来一直神经过敏，性功能失调，厌恶社交活动。但是，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家人都将此看成性格上的“怪癣”，而不是潜伏的抑郁症症状。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与紧张谁也免不了要碰上。遇到这种挫折最好的对付办法是避免冲突，要是事情太棘手，那就喝上一两杯。而她遇到这种情形，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她女儿的风湿病诱发了抑郁症的急性发作，迫使她就医，使她第一回意识到慢性抑郁症剥夺了她更充实的生活。

最后，抑郁症的急性发作还有一个更复杂的作用。它能使患者在抑郁症治愈之后有机会变得更有人情味，更敏感，更具有创新精神，效率更高。

抑郁症使活力衰退，抑郁的情绪即使尚未使患者完全丧失解决问题的能力，也给他造成重重困难。然而，对大部分富有创造精神的人而言，无论“创造”这个词用的是狭义的、艺术方面的含义，还是广义的、即能以新眼光观察事物、或用独创的方式组合概念，这些人都会证明这一事实：他们全都经受过严重的抑郁症急性发作，但他们从抑郁中奋争而出，创造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是什么缘故？为什么一时的抑郁体验与绝望的痛楚，反而会成为创造意识空前高涨的前奏？答案就在创造精神的本质之中。无论按创造这个词的哪一层意义上讲，一个有创造精神的人必须能够扬弃过时的成见，因为它们只会妨碍我们重新评价形势。例如10年以前人们认为女人的阴柔气质取决于早婚、多子。过了几年又出现了一种成见，宣扬女人应该攻读研究生，事业上有所追求，即使这意味着排斥婚姻和家庭生活也在所不惜。无论哪一种要求都向青年女子施加了沉重的压力，迫使她们在时尚的偏见前就范。

由于缺乏克服这类影响的能力，许多青年女子不能正确地选择前途，也无法运用想象力与知识为自己创造出最合适的生活。

人类不可避免地以各种方式接受家庭与社会的制约。这样的制约对统一人格起着重大作用。然而许多与此无关的，过时的、甚至有破坏性的模式也同时变得根深蒂固。这一制约越刻板、越强烈，特别当一个人缺乏安全感时，人格就越固执。人格越是僵化，他就越是缺少精神恢复能力与想象力来适应新的意外形势。

急性抑郁症是一种必要的媒介，使人从这样的制约中解放出来，使创造力中最富有生气的部分得以解放。

远离自己设置的陷阱

瓦尔特·伯格曼说：“我已30岁了。就个人而言，一切都完了。妻子是这样一个女人，她找出种种借口拒绝和我睡觉。我恨我现在的工作，它与我的能力太不相称了。唯一感到快活的是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掉入陷阱了。”

伯格曼十分抑郁。三年来他一直凑合对付这一不尽如人意的生活境遇。有一次，他一连几星期感到疲惫与恼怒，一天早晨，他打电话给上司，冲动地提出辞职。此事发生的前一天，他在起草准备一份销售信息表时出了一个小小的差错，并因此受到上司斥责。辞职后的几星期中，他变得越来越畏缩，沉默寡言，闷闷不乐。他妻子坚持说，如果他再不去精神病医生处就诊的话，就离开他。

在不知不觉中，伯格曼毫不留情地为自己精心设计了一个复杂的陷阱，一个为他自己特设的陷阱，从而掏空了生活的意义。他本是个才华横溢的人，耶鲁大学的高材生。然而，十年中，他冒失地三次改变了自己的奋斗目标。第一次，他刚学了一年法律，就因成绩不及格而退学，因为他根本就不学习。接着便在一家银行工作了几年，由于感到枯燥，提升不够快便辞了职。最后他又辞掉了在公共关系基金筹划小组的职务，因为他觉得对此不感兴趣。每一次他都将自己的不满归咎于他人和外界的原因。现在他失业了，他掉进了职业的陷阱。

伯格曼对陷入职业上的陷阱并不甘心，他开设了一家私人公司。尽管他迫切需要温暖与支持，他还是娶了一位本性爱挑剔的、在性生活方面表现内向的姑娘。他最初为她的敏锐、善于分析的思维所折服，她充沛的精力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自以为作出了理智的决定。然而在这样做时，他显然排斥了感情需求。那样的婚姻关系是不大可能满足这种需要的。他在选择职业方面的困惑与选择妻子时的失误，都与他大学毕业后一段时期自尊心特别消沉有关。当时他真心爱上了一位姑娘，而她却最终与他分了手，让他独自饱尝伤心与被抛弃的苦果。当时他并未因此便患急性抑郁症，他很快地强压下自己的感情，自欺欺人地以为这没啥大不了。他原先本想在毕业之后继续攻读新闻与政治科学，但他突然觉得这类职业不能提供可以使他心满意足的金钱与地位。他决心专攻法律，并向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提出入学申请，很快就被录取了。在社交生活中，他摆出这种态度：对任何事情动真情都是愚蠢的，只会伤害自己的感情。他变得十分清高，令异性很难接近他。

为了金钱、地位而放弃了真心喜爱的职业，排斥感情需要来保护自己免遭再次被抛弃的伤害，这就是伯格曼为自己设置陷饼的第一步。

伯格曼是成百万人中的典型，他们忙着给自己设下陷阱，有些人已经濒临急性恐惧与绝望的边缘了，一旦他们发现掉进了陷阱，恐惧与绝望便立刻会将他们吞没。

各人的陷阱往往是按基本相同的蓝图设置的：无法恰当地应付艰难困苦，不能合理地作出反应来解决问题，却否认自己的感情，将感情拒之于意识的大门之外，以精心设计的手法来保护自己今后不再受伤害。

对许多人而言，在构筑陷阱时，都有某个不由自主的因素在起作用。比较常见的陷阱境遇是，夫妻双方都试图在婚姻生活中重建各自熟悉的、并从中成长起来的家庭生活方式，不管他们对自己的成长过程抱什么态度。假如一个小伙子是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的；他父亲是个强壮的、支配型的男子，而他母亲则是个文静、不易动感情的且又有些孤痛的人。他认为母亲无能而父亲很凶。他决心绝不让自己再次陷入类似的境遇。最终他娶了个强壮而独立性很强的女人，但却发现自己常常与她为争夺控制权而斗争。如果他在判断中犯的是另一种错误，他可能会娶一个看起来象是自立型的女子，可是几年后却会发现，她和他母亲一样，缺乏主动性和健全的自尊心。

无论发生的是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试图走向另一个极端，或者轻率地忽视未来妻子的性格特点，他都免不了为自己设下陷阱，其根源就是他父母间关系的形式。

陷阱的另一形式是通过环境来强化和肯定内心冲突与压抑。例如在童年与青春期受到过分压制，在此期间，主动性与创造力很少受到鼓励，只是一味要求服从。结果，这样的青少年在调动自己的能力方面会产生严重的障碍，并将他内在的攻击性引向一个他自行选择的外界目标。同时，由于对自己要求独立的迫切心情感到恐惧，而且无法宣泄这种感情，他不能对造成精神压力的局面作出及时、恰当的反应。他只能消极地适应生活，并很容易受别人操纵。

由于未能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使自己对于自由与。主动性的需求能受到鼓励，他便选择另一种环境来使自己已经消沉的自尊心更趋低落。随后又将早先内化的障碍归咎于这种环境。例如，他在一家很大的生产企业谋求到一个中级管理职位，企业的决策人员思想狭隘，他便不敢引进革新观念，唯恐遭到嘲讽与指责。这时现实的陷阱印证了内心的陷阱。这一恶性循环一经形成，他能到手的选择机会便愈加有限了。

如果他身心的某一部分受到危急处境的压力而平衡发生变动，使他意识到了这种陷阱，这时他终于开始感到痛楚。人类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通过设置外部的陷阱来肯定内心的压抑与失落感，随后又生活在这不幸的平衡之中，一直到发生某些不寻常的戏剧性的事态，才使他们猛然醒悟，正视自己的危境。在建立这些陷阱的过程中，他们往往选择不适宜的异性结婚或恋爱，信赖那些被证明是根本不值得信赖的朋友或同事，以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支配钱财，选择那些常常令人气馁、本质上阻碍自我实现的职业。

总之，那些为自己设下陷阱的人们，都是慢性抑郁症患者，或是缺乏内心自由的人；他们不是我称为“自我实现”型的人。健康成熟的成年人应能认清目标，并同时朝目标前进。而这一目标应与他的价值观念系统一致，反映他性格的需求，同时按他的条件是可以达到的，尽管要获得成就需要克服重重障碍。

一个懂得自己感情与能力的成熟的人应能考虑正当的机会，并从中作出选择。他能以一种受约束或患病态恐惧症的人所不懂的自由来朝值得一试的目标前进。后者则必须不断使用自己的“意志力”来克服内心的阻力与恐惧，而常常弄得精疲力尽。只有很小一部分成年人能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对其余的人而言，陷阱的种种把戏都是有机可乘的。

我们的文明事实上成了文明的陷饼。人人向往完美无缺的性生活，满足自尊心的职业，有保障的收入，均等的机会，个人的尊严，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但却发现在通向所有这一切的道路上，每一个拐角处都写着“此路不通”。可是他们又敏锐地意识到，社会的经济灵活性似乎向他们显示，在某个地方，用某种方法，他们的需求是可以满足的。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人们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抱负未能实现。

开始意识到自己生活在陷阱之中，无论它是由环境强加于个人的，还是自己制造的——都会引起抑郁症急性发作。要获得内省力，第一步便是认清自己设下的陷阱，而这一步往往是通过意识到陷阱的外部结构，如职业、婚姻、社会地位等来体验的。这些因素被看成是失望与心理紧张的主要原因：“我结婚找错了对象”，或者“我丈夫变了，我无法再与他相处了”，还有“我已经错过了两次提升机会，再不会有第三次了”，等等。

意识到自己是如何不遗余力与环境合谋、共同给自己设下陷阱，这是获得内省力的第二步，这时也能引起急性抑郁症。

摆脱陷阱的这一过程的第三步是改变环境：另谋职业，离婚，或者鼓励自己的配偶共同合作，不断改善彼此关系；同时对于最初造成陷阱、并在几年中一直推波助澜的内心冲突与压抑，自己必须有一种要从中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使自身挣脱陷阱，改变环境，或调整自己造成陷阱的行为与感情模式，其中每一方面都必然意味喜新厌旧经受急性抑郁症。

为什么只有寥寥无几的人才能摆脱内心或外界的陷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幸得很，他们本性上就是不愿忍受急性抑郁之苦。精神病医生在病人中一次次看到，每当他们企图干预对病人生活极为有害、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时，病人总要经受急性抑郁症。

这就是说，急性抑郁症能提醒人们正视自己已经掉进陷阱这一事实。只要他们试图从陷阱中挣脱出来，便会激发急性抑郁症：只要人们想改变自己性格，以便舍弃设置新陷阶的需要，急性抑郁症便是这一过程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

所有陷阱中最危险的是无视抑郁症的存在，对于它向你发出的信号毫无反应。人们的这种否认态度受到抵制探索内心世界的社会价值观的强化。这些社会价值又是什么呢？

在我们文化中的某些领域，人们情愿进行毫无感情的性生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剥削他人，追求自暴自弃的行为方式，只要不牵涉自杀或杀人，就不愿度过几个不眠之夜，痛苦地思索自己究竟是谁，自己的整个生活是怎么回事。

在我们社会中，使用诸如烈酒、苯异丙胺、盐酸巴比妥等药物来麻醉自己的感情，都被当作无所谓的事。表面上人们试图对滥用这类药物加以控制，但此类问题继续泛滥成灾。这足以表明社会中存在着这样的因素：它们私下纵容人们采取这些方式，来阻断自己的意识，避免正视抑郁。为了躲避抑郁，不愿获得内省力，人们常采取一种更加流行的手段：把过失投射或归咎于他人，特别是怪罪于他们亲近的人，或者是诸如黑人或白人、雇主或雇员、青年或成年人、男性或女性之类既容易辨认、而又是泛泛而指的群体。

否认自身的问题，归咎他人，不仅能有效地延缓抑郁的发作，而且还是一种来掩盖真正症结所在的高明方式，使最初的陷阱变成迷宫。

承认自己感到抑郁是逃离陷阱，从慢性抑郁症中解脱出来的第一步。这样看来，抑郁症的种种表现形式是十分关键的。

避免绝望的感觉恶化

人们明知自己抑郁却迟迟不去就诊，这样的事不胜枚举，因为他们不明白精神治疗能向他们提供什么。对许多人来说，精神治疗是跟传统的精神分析法同样类型的滑稽概念。

抑郁的人总感到绝望，所以要想让他们深信自己所遇到的问题解决的毫无指望真是易如反掌。既然他们只从自己生活环境方面看待自己的困难，而不是从自己如何看待、并如何对付这种困境的角度出发看问题，因此，他们就会很符合逻辑地这样问自己：医生或咨询专家能为我做些什么呢？难道他们可以给我找个工作？改变妻子对我的态度？使我收支平衡？

精神病治疗这一行业本身对于增加这种阻力也负有责任。它在培育治疗上的排外主义哲学。所谓治疗上的排外主义，主要指的是治疗者只熟悉一两种解决情绪冲突的治疗方法，并倾向于狭隘地运用自己掌握的方法，而对病人的状况或某一类问题未给予应有的注意。

传统精神分析专家，每周四至五次让病人躺在睡椅上分析他们的心理，“小组派”精神治疗医生每周会见他那一小组的患者一次，或在漫长的周末，举行一次“交朋友”集会①。这类集会有七至八名参加者，集中处理人际关系，并进行会议记录分析。

倾向生物方法的精神病理学家主张开抗抑郁药，或使用电休克疗法，却很少顾及病人的心理成份。“初始尖叫”治疗专家等候着病人发出初始尖叫；而格式塔治疗专家则鼓励病人去猛击一只枕头，作为他所痛恨的母亲的替代物。气功也用来减轻焦虑。超脱的坐禅则旨在减低脑力活动，使病人更多地接触感性体验，在此过程中消除紧张。

精神疗法名目繁多，一个医生要使自己精通所有这些流行的医术是不容易的。但如果他放弃治疗上的排外主义，他便能更好地理解自己掌握的方法的用途及局限性，懂得如何采用它们来满足各种各样病人的特殊需要。他还应明白，何时该向自己圈子之外的专家请教，何时该让病人去别处就诊。

同时，精神病专家对于那些精神上需要帮助的病人不再是最重要的了。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牧师、护士、教师都被认为是治疗精神疾病网络中的重要成员。不幸的是医学界各学派间激烈竞争，学派内部各成员之间急不可耐的较量是一种传统倾向，它大大削弱了精神治疗的进步。因此，得以发展的并不是解决心理疾病的各家之长，恰恰相反，在许多场合，一个学派怀着坚持本学派的疗法高人一筹的近乎教条的信念，与另一学派争夺治疗权。

结果少数受尽折磨的人去接受某一种碰巧流行的疗法以求缓解，而大部分病人则待在家中设置起越来越大的陷阶，陷得越来越深，并越来越确信在斯金纳的绝对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绝对主义以及伯恩的绝对主义之间，他们还是试试自己的办法好：费用省，没必要暴露自己，也不用依赖他人。精神疗法多少带有些江湖郎中卖狗皮膏药的味道，不过是一种推销的需要罢了。

大多数人觉得自己并非“一切正常”，特别是那些得慢性抑郁症的人。抑郁症降低了他们重振旗鼓的自尊心，因为他们不太明白可以指望从专家的指导中得到些什么，因此可以这么说，他们选择的处境是“我不正常，医生们也不见得更妙”。这种对寻求帮助的抵制态度又被另一种考虑所强化，这就是说，在一个讲究成功的文化氛围中去寻求帮助便等于承认自己失败。成为一个“病人”只能对患者已经消沉的自尊心加以确认。在力图使自己“一切正常”的斗争中，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使自己能自力更生。

人们向精神病医生咨询，是因为他们已经洞察到自己所体验的抑郁并想得到专家的帮助。有时，他们求医是由于从生活中未能获得自己所要求的东西。通常是一个爱发火的丈夫或妻子或上司迫使他们上这儿来。有时，则是因为服用了过量的巴比妥，从而使他们的处境已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

由于绝望的感觉是抑郁所固有的，许多人并不指望能得到帮助。如果他们已为自己设下重重陷阱而又无法自拔，那么这一消极态度往往会得到加强。如果他们主要从不变的外部条件来看待问题，那么抑郁通常会进一步恶化。

病人与精神治疗专家最初几次的接触十分关键，它将为患者的康复打下基础。这些接触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家的经验与方法。但是他还必须做一些事情。

他必须为建立相互理解作出贡献。对于“感情转移”讲述得够多了。在这种情况中，病人将自己早先与父母、姐妹、朋友、情人关系中的种种恐惧与希冀投射到治疗专家身上。但是有关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重要性却所涉甚微。融洽，本质上是存在于两人之间的一种和谐的关系，一种相互作用，它能促进信任、交流与同甘共苦。产生融洽与不融洽的因素很复杂，但还是有迹可寻的。精神病理学家弗利德立克·雷德利希和社会学家奥古斯特·霍林谢达的研究有力地证明，当医生与病人都来自相似的文化背景时疗效最大，而两者文化背景大相径庭时疗效最微。但矛盾的是，与病人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治疗专家也许更能够将这一病例描写出来，并将它提交医学杂志发表，或在医院之间交流。这恰恰是由于医生不能与病人打成一片，他能与病人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形式。这一状况虽有助于科学认识，但同时却干扰了医生去洞察病人的心境。

病人在最初几次就诊时，一般很少打听治疗专家的经验、资历、治疗方法等直接有关的背景信息，这一点十分突出。病人有一种令人费解的倾向：只凭信任接受专家治疗，有些病人根本不作任何尝试，他们仅仅根据自己与医生的直接接触，就想弄清医生属于哪一类人。事实上许多病人一连数年一直与他们极其厌恶的医生同在治疗、咨询的环境之中相处，他们是根据这样的假定：个人好恶与治疗无关；然而实际上这也可能是治疗过程的一部分。

要使治疗有效，医生与病人之间必须相互信任、尊重、有信心并喜欢对方。医生与病人必须尽早弄清这一切是否已经建立。融洽是治疗之本，只有在这一框架之内，该见效的才会最终见效。

融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治疗专家应能对患者的心情与处境心有灵犀一点通。这种能力称作“神人”，即能使自己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有“神人”能力的人能够对你所体验的感觉心领神会。他自己也曾以某种方式经历过相似的事件或感情。“神人”与同情是完全不同的现象，同情指的是“为此感到难过”。有的时候为别人感到难过是十分恰当的。例如，当治疗专家倾听病人陈述她如何在一个月之中失去了父亲、丈夫和职业。但是医生的同情心并不能提高病人的信心。而医生的神人却能促使病人感到，她正向一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医生吐露心事。医生的这一素质能减少病人的恐惧心理，他们本来担心会由于接受治疗而进一步丧失自尊心。

“我需要你。”对许多抑郁患者来说，要承认这一点很难，而治疗专家对此的响应也十分微妙。他必须设法以某种方式响应病人这一要求。而不是在治疗过程中降低病人的地位。他千万不能采取这种姿态：“我是医生，你是病人，这样我就高你一筹。”同时他必须掌握由于他担任的医生角色，即病人授予他的权威。这种局面与父母或教师向青春期少年打交道时有些相似：必须既要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将他们当成独立的个人，但又不能完全放弃身为父母或教师所固有的权威身份。

从这一权威基点出发，治疗医生用语言或非语言方式与病人交谈：“我理解你所体验的一切，无论现在你如何看待自己，我对于恢复你的自尊心和处事能力是能助一臂之力的。我明白你感到痛楚，但是感觉痛苦，并上这儿来求知，正是转机的开端。我不想用‘生病’这个词，这容易引起误解。最好这样认为：你生活中，或你应付生活的方式中出了些岔子。现在你终于下决心要设法纠正它了。治疗之后，大部分患者都比他们得抑郁症之前的状态还要好得多。”

在这些初次接触中，治疗专家必须集中精力收集资料。病人果真得了抑郁症吗？如果是的，抑郁症是何时开始的？可能是什么诱发的？抑郁造成的主动性丧失何种程度地干扰了他发挥作用的能力？病人属于哪一类人？他以往生活经历是怎样的——他在哪儿上学？他的婚姻状况如何？他干过多少种职业？这些工作他干得如何？为什么他不时换雇主？他蒙受过什么样的损失？他的自我价值受到什么样的打击？他自己认为目前这种心情的原因是什么？他家人是如何看待他的？

减低丧失自控能力的恐惧

病人常对抑郁的实际原因困惑不解，特别是当抑郁持续期很长时更是如此。调查事实的过程本身便能揭示病情的连贯性；而在一连串情绪反应之间建立起合理的联系，有助于减低病人对于丧失自控能力的恐惧。

在传统精神分析法中，治疗专家允许病人在一系列会面中逐渐诉说自己的情形，而不向病人提出任何问题，不去帮助病人理解这些事，也不把它们串起来，这在卡尔·罗杰斯提倡的对门诊咨询采用非指令性疗法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许多病人抱怨说：“你什么也没对我说。为什么你不向我提供些指导呢？”他们从医生那儿得到的答复是：“治疗不是靠那种办法所能奏效的。”一种极端的非指令性疗法，可能是在向病人提出忠告时使用选择法。但这一般不适用于治疗抑郁症。这种方法事倍功半。它仅仅因为病人未能意识到某些重要信息的相关性便拒绝使用这些信息。最重要的是，它促使已经十分气馁、并往往是充满负罪感的病人，把他们意料中会得到的、他们感到由于自己“毫无价值”活该受到的怒气与冷落投射到医生身上。

沉默，被医生不恰当地用来与抑郁症患者交流，只会使抑郁加剧，并使病人作出许多不正确的假设。有位病人是这样描述自己和一位长时间保持沉默的医生在一起时的体会：“他只是坐在那儿瞪眼看着我。我觉得不舒服——‘不舒服’这个词太轻描淡写——我简直害怕了。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此外我觉得迟钝起来，我不能很好地集中精力。我觉得感情不能自然流露了。因此，我们两个在那儿坐上几分钟，这几分钟对我来说仿佛是无穷无尽的。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感到他实际上不喜欢我，他是在非难我。我问他是不是这样，可他就是不发表意见。我问他，他是否认为我应与自己的女朋友断绝那种关系。他停顿了好久，只回答说，为我作决定不是他的事。如果我在开始治疗前感到被冷落，那么在那样的几次就诊之后则真正地尝到了被冷落的滋味。”

抑郁症患者应指望医生以某种方式进行参预，但这种参预不能妨碍倾听病人自诉，也不应表现为以粗鲁的偏见与看法对病人的私生活横加干涉。治疗医生坐在那儿并不是告诉病人该做些什么。在医生对病人及其困难有足够全面的理解之前，医生不应当发表意见、指出问题或作出反应。他们应当主动与病人交谈一番，交谈开始后，以恰当方式对病人的需要作出响应。

病人提出的最初要求之一，就是想了解一下治疗本身的结构。通常，他们对于即将要进行的治疗有先人为主的观念。他们常常佯称自己多么没有时间，或者财政负担不起。

精神分析法流行时，一个分析专家每周要在8个病人身上共花费40小时，不少病人会这样向医生打听：“你还收新病人吗？你已经‘客满’了吗？”在这样的情形中，要是医生同意一个人来作初诊，那他前往时，通常预料自己是被医院当作病人收下的。现在人们对精神病专家还是这么看，许多内科医生和其他同行打电话问精神病专家能否同意“收”一个，这时，他们总是期待着不是肯定就是否定的回答。但更加恰当的回答应是：“这要看情况而定。”这得取决于问题的性质。一两次咨询门诊能使精神病医生有机会对病性作出评价，并与患者共同决定应该做些什么。

虽然治疗是从病人决定作出努力来帮助自我的那一瞬间开始的，但最初的几次就诊必须被看作是带有咨询性的。直到医生有机会认识病人，了解病情，他才可能决定该采取什么途径，该向病人作何忠告。

一次就诊时间长短不一。有60分钟一次，50分钟一次，还有45分钟、30分钟、甚至15分钟一次的。还有3分钟的电话咨询。有在3年之中每周三次前来就诊的，但也有同样多的病人在为期三个月的治疗中总共只来十几次的。重点应放在灵活性上。病人应按其所需次数前来就诊，来完成他特定的治疗目标：解除抑郁，理解造成抑郁的原因，调整病人对付抑郁的方法以及对自身的看法，从而使患者尽可能从自己所患的抑郁症中取得最大受益。一次急性抑郁反应在几周之内可能就被成功地治愈，但如果抑郁症是慢性的，特别是如果在患慢性抑郁症的情况下，病人已为自己布下了陷阱，治疗就很可能长达数年之久。

医生与病人根据情形需要共同建立起治疗的格局与模式。当然在这一框架内，随着治疗的进展，会作些变动、调整与更改，病人对此应有思想准备。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就诊的次数、每次的时间长短上，还体现在医生与病人之间关系的性质上，以及医生治疗时采用的方法与技能上。

在治疗初期，精神病专家可能不向病人表示自己感情上的反应，这样能使医生多少保持一种中立的身份，便于病人将自己的体验投射到医生身上，并形成情感转移。但是当治疗进展时，医生可以进一步坦露作为一个人的自我，在有利于病人增强内省力的前提下，与病人分担自己的感情与反应。例如，倘若病人就诊迟到已成习惯，在医生心里激起了不耐烦的感觉，因为这使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从事某些重要领域的学术研究，他便可以以自己的行为，以自己因病人经常迟到而感到的不满，与病人正面交锋。病人这种拖拉的倾向很可能在别人心目中同样引起愤慨与被冷落感，而在医生身上产生的这一反应，很可能为病人提供一个直接的机会，来理解并改变这种于己不利的行为模式。

抑郁如何影响病人思维与感觉的方式，医生通常是可以预测的。一般来说，病人的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在自己的抑郁感以及盘踞在他们心头的忧患上。

在抑郁症患者同样常见的是念念不忘自己“也许”会失去什么东西，这种念头破坏力很强。丧失财政保障常是担心的原因，无论这一危险是真是假。例如，股票市场跌风盛行、利率直线下降时，一位年轻的企业家惧怕某些贷款必须偿付，从而使他失去维持自己新企业必不可少的流通资本，甚至使他无力支付自己住房的抵押款，这一担忧是情有可原的。他感到思想压力不胜负担，开始变得暴躁与抑郁。他睡不香，爱发火，蛮不讲理，思想上老压着唯恐蒙受损失的忧患，使他想不出任何办法来防止这一损失。

精神病医生向他指出，他对问题的担忧剥夺了他处理问题的能力。他恐惧的根源是害怕失去控制权，而他想保住控制权的努力反而越来越弄巧成拙。他那惊恐的怒气已使好几位同事疏远了他，本来他们也许能助他一臂之力。治疗专家放手调查了他问题中的实际情况，包括财政境况。他同意病人的看法：风险确实不小，但接着他便向病人揭示一些有利因素，这些因素病人自己不曾注意。在他的帮助下，病人开始获得明辨是非的能力。他强调病人那种为重新掌握控制权铤而走险的做法对自身起了不良作用。由于对最紧迫问题的注意力被分散了，病人的恐惧与绝望得到了缓解，使他不仅感觉良好，还可以考虑更实际的抉择。

在分散抑郁焦点的过程中，医生往往不得不采取一种典型姿态——承认患者特殊的担忧是合情合理的，这样在解决问题时便能成为患者的同盟军。然后，医生才能超越眼前的问题，探索病人的情绪如何使病人丧失应付能力、并使之日益恶化的原因。

感情的发泄，负罪感的释放，自尊心的回归，是对抑郁症患者进行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治疗过程中反复出现的课题。

在精神治疗中，一定量的幽默感是一种极其关键的资本。精神病理学家劳伦斯·库比警告说，在精神治疗中不要轻率地使用幽默，他担心这会伤害患者，使患者消沉的自尊心更加消沉。但他同时指出，幽默也能“表达真正的温暖与感情”。关键的区别在于与对方一块儿笑还是嘲笑对方。“在有经验的治疗医生手中，幽默成为一种安全有效的工具”这里，库比告诫人们必须警惕一种特殊的幽默，它不是贬低医生，便是贬低病人，特别是当一位新医生使用它时，或是一位医生将它用于用作发泄自己敌意时，尤其如此。这与弗洛伊德关于“敌意是妙语的基础”这一论断是相一致的。尽管如此，幽默是对某些处境一种关键的和必不可少的反应，对于抑郁更具有一种重要的抵消作用。幽默使人恢复并扩大视野。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神治疗会发生什么情况，很难用言词来描绘一幅精确的图画。这样一来，公众很容易对治疗的过程产生误解。他们以一种多少有些简单化的方式抓住精神治疗的若干方面不放，认定这一些就是精神治疗的本质：譬如，使病人消除性的负罪感，帮助病人能外向地、及时地表示自己的愤怒。这两个目标实质上都是与治疗抑郁病人密切相关的，但是公众却以为一个治愈的人应能与任何人一起跳上床睡觉。这是他从禁忌中获得解放的结果；或者认为他应该能够随心所欲地向家庭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怒吼或嘶叫。这未免离题万里了。

一般来说，抑郁病人在受到挑衅时，表达内心愤怒确实存在障碍。有时因为紧张，心情十分暴躁，对事物的反应常采取发脾气的方式。在治疗过程中，医生鼓励他寻找更好的新方式来处理敌意——这些方式在必要时能理智地保持自我控制。如果病人完全不熟悉自己的感情，那么通过治疗他就能够在自己体验某种感情时更加意识到自己体验的是什么感情。如果发怒有正当理由，那么他就开始懂得如何以发怒来为某种实际的目标。

只要时机得当，并实实在在受到了挑衅，那么因此而引发的愤怒就能为重要的目标服务。但是治疗并不是旨在使原先感到抑郁的人成为一包炸药。病人逐渐意识、并在治疗中宣泄的大量怒气，是由于起先未能正确对付抑郁而储存起来的，或是曲解了周围的事件而产生的。许多抑郁症患者对于从环境中获得的正面反馈有很大的依赖性，因为这些反馈能一次次支持自身价值的完全感。学校是这类反馈的理想环境。如果足够聪明的话，年轻人能努力学习并获得好分数。如果有体育才能，他就能全力以赴，把自己培养成篮球明星或足球明星。求学的岁月一旦流逝，一个人想从环境中获得自身价值的证据就难得多了。如何测量？根据挣得的钱吗？根据每一天妻子或丈夫对自己说“我爱你”的次数吗？根据收到的社交活动的请柬数目吗？

当正面的反馈机会逐渐减少时，遭受拒绝的机会增加了。世界实在是太复杂、太繁忙了，它无心顾及人们正当的敏感心理。对那些比一般人更需要自我印证的人来说，它更加漠不关心。抑郁患者的自我关注使他将冷淡看成是冷落，而冷淡有时实际上是相当程度的尊敬与爱。因此他容易受伤害，容易疑心遭人冷落而发怒。

在治疗过程中，关键在于能使敏感性的愤怒得以发泄，不过医生当然不会鼓励病人在别处撒野。治疗的重点放在帮助病人更准确地决定自身价值。病人往往身不由己地依赖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议论。而治疗就是要将其自尊心从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样，伤害减少了，发怒的机会也随之减少了。

与自暴自弃的行为模式决裂

抑郁症患者有一种拖延耽搁的倾向，这不仅表现在活动与决策时，还表现在对刺激的反应上，这便成了又一个沮丧与怒火的发源地。

治疗是一系列反思，是用新眼光再度评价感情与经历。当包围着急性抑郁症的感情湍流退潮时，病人与医生便有机会来共同探讨病人看待本身经历时所依存的核心依据。一种由阿德勒发明的技术可用来迅速发现这些原因，并能释放一部分附于此上的情感。这种技术是问病人生活中最早能记起的是什么，此时此刻他能回想起来的最早的记忆是什么。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精神病医生必须小心地在如何满足病人对医生的依赖性不能造成过分的依赖性之间确立起一种平衡。不然只会延长恢复过程，并使之复杂化。任何人在害怕或感到束手无策时必然比平时更具有依赖性。由于他们要求医生帮助解除自己的痛苦，他们很可能将依赖需求投射到医生身上。治疗的本身结构——按时与一位理解自己、能给自己帮助的人见面——加上有机会集中精力解决伤脑筋的问题，这两者都能导致一定程度的自发的依赖性。

病人每周就医次数与逐渐增加的依赖性之间是有联系的。一位每周就诊一两次的患者对医生的依赖性不会高于每天就诊的病人。认真确定病人与医生一起相处的时间数量——一小时还是半小时——能给以安全感，并限制可能增长的依赖性。

前后自相矛盾，态度暖昧不明，会损害任何联系，包括精神治疗在内，这时依赖性也被破坏殆尽。有位女病人在治疗过程中不断地更改与医生的约见，并且往往在最后一分钟取消约见。她下意识地不让自己过深地卷入精神治疗中去。矛盾的是，她却在制造新的不稳定状态，这进而加剧了她的恐惧感，从而使她感到更加束手无策。

开始时，一般的抑郁病人每周就诊一至两次，而就诊时间一般规定为45分钟。一旦良好的气氛充分地建立起来后，接下来的就诊频率便可依据有多少事情可谈、病人生活中仍有多少动乱、病人还剩下多少内省力而定。在治疗的全过程中，由于病人容易对自己依恋的人产生强烈的需要，因此抑郁症患者常常要同自己想多看几回医生这一欲望作斗争。另一方面，他也必须得与尽早结束治疗的冲动作斗争。

治疗专家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是鼓励病人与那种危害自身、自暴自弃的行为模式决裂。这就要求医生必须进行大量的规劝，需要高度的耐心。有些病人一旦意识到某一种行为危害性很大，便会停止那种行为。但是许多人往往一拖再拖，因为他们还没看清医生忠告的意义，或者因为他们不愿舍弃一种错误的想法：这种行为会带来某种满足。

一个医生仅仅建议病人改变自己的行为常常是不够的。他必须向病人指出，这种改变会诱发一些抑郁，但是同时能宣泄感情，这些感情可经几次就诊加以解决。例如一位病人一贯强迫自己发生一系列毫无感情的性关系，他可能正在隐瞒内心对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强烈不安全感。

许多抑郁症患者可以成功地恢复健康而不需要他们家人过多卷入。但是，如果病人及其家属同意治疗专家能与家庭中关键成员见见面，让专家来决定家属与病人之间关系中的某些性质，这样做总是有帮助的。毕竟，家庭是一群相互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他们能够使病人感到抑郁，也会受病人抑郁的影响。没有人会在封闭的真空中得抑郁症。病人通常代表了整个家庭的病理状况。他的康复必然会引起波动——整个家庭集团的价值观与权力平衡的变动。

通常有两种情形使得治疗专家更加积极地参与病人的家庭。一是接受治疗的患者因婚姻方面的纠纷造成了抑郁，或者由抑郁引起了这方面问题。其二是治疗青春期少年。在这种场合，一开始便与家庭进行一些接触，对于评价环境、掌握问题的全部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医生治疗患抑郁症的青少年时很少与家长商讨，因为病人自己更愿意倾听医生这位不寻常的成年人的意见，医生与家长多接触就会慢慢地、无可挽回地危及病人对于医生的信任与信心。如果与家长接触过多，丧失这种信任的危险性就太大了。必要时，家庭成员往往被介绍到一位社会工作者或者治疗专家的同事那儿去进行商讨。

但是医生与抑郁病患者的妻子或丈夫合作则是很常见的，这样不仅能使病人的配偶明白怎样更好地与患者相处，同时还能够调整可能最初造成抑郁的态度与行为模式。偶尔，在病人的抑郁症消除之后，夫妻双方可以再共同就诊几次。

有时候患者亲属根本不愿出场，当婚姻开始恶化、濒临离婚的地步时，产生这种阻力是常有的事。有时，患者的配偶觉得有些事他不能或不愿泄露。他也许会以为自己在某一方面应对病人的抑郁负责，从而，往往毫无根据地感到羞辱和内疚。他也许害怕医生也会在他身上“找出毛病”。也许他不愿意放弃婚姻中那种“我一切正常，你不太正常”的优势。在许多场合，他们并不懂精神治疗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当然也不懂自己干嘛非要卷入不可。

当患者一旦从抑郁中康复，最后的决定是何时终止常规就诊。病人可以这样问：“我可以停止来您这儿了么？”医生也可以建议：“我想该是终止我们会面的时候了。”病人对外面事物的考虑，往往会影响这一决定，譬如，离开这个城市，外出度假，因为公务太忙无法按时就诊等等。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决定明确表示出来，而不要采取推迟、违约的做法。

精神治疗的终结并不意味着病人与医生间关系的结束，任何一方对对方都应该依然保持开放，一旦将来出现了新的情况，病人再度前来就诊——如发现某种问题，有某个想法或体会要告诉医生，医生要随时准备为他排忧解难。弗洛伊德的《终止的与未终止的分析》一文写于一个不同的时代，描写了一种不同的过程。他强调，在精神分析中应该达到这么一点，在这点上分析终止了。他认为可以运用人格的改变，或出现无法克服的阻力这两条标准，若两者中出现一种，分析家就应中止精神分析。够了就是够了。

不幸的是，弗洛伊德关于停止精神治疗的观点多少有些失之武断。除了病人考虑重新恢复精神分析外，通向精神分析诊疗所的大门已经牢牢地关闭。这种决策的后果是：对于许多病人来说，长期精神分析之后，生活又出现了种种危机，需要去拼搏；可这时他们被拒之门外，不能进行短期咨询，本来这能使他们更加灵活地应付各自的特殊困难。预防精神病理学——包括使康复病人保持良好状况——当时还未诞生。

当前，治疗专家鼓励病人与自己保持联系的做法日益普遍。这样一来，医生能追踪病人生活中发生的事，从而万一将来产生危机，他便有了提供进一步的帮助时所必需的资料。

精神治疗究竟应该持续多长时间？

一个星期，一个月，半年，三年都有。

众多因素决定了治疗期的长短及其效果：开始治疗之前，病人得抑郁症有多久了？他因设置了陷阱，使生活复杂到了什么程度？他目前生活处境稳定吗？财政上有保障吗？他的灵活性如何？他学习速度快吗？治疗专家处理抑郁症的熟练与有经验程度如何？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答案将影响患者的治疗期限。例如，倘若他有严重婚姻纠纷，或者置身于一个压根儿令他灰心丧气的职位上，这时，治疗的时间要大大超过治疗那种由于年迈的父母去世时的紧张境遇所产生的单纯的、不太复杂的抑郁。

精神治疗向患者提供一个使自己从抑郁中解放出来的机会，患者同时还能获得有价值和有益的内省力。近年来这一过程由于三环抗抑郁药的问世而大大加快了步伐。

抵制性纷扰

在人类关系中，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要求满足亲密与性生活的呼声日益高涨，其中部分原因是人们抛弃了把人所扮演的角色看得比人本身更重要的道德观。它反映了家庭生活的分崩离析，祖父母、父母亲与青少年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天地之中。尽管人口熙攘，寂寞却是流行病。普通人感到孤独，彼此感情疏远，这些感觉使人越发需要亲密，也对亲密提出了更加有力的挑战。一对男女青年赤身裸体站在卧室之中，必然会以一种最直接、最不加掩饰的方式——性的与情感的方式——迎向对方，这里不存在任何角色，没有任何社交礼节，也不用涉及过去与未来。

由我们的文明助长起来的、深刻的人性丧失，使这一时刻变得尤为难堪。在丧失人性的普遍过程中，性也同样“物化”了。由于性和自尊心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非人格的性现象助长了抑郁的蔓延。寂寞及疏远感成为体验抑郁的常见方式。同时，许多孤独、抑郁的人转向了性，将它视为消除内心空虚的一剂灵丹妙药。虽然当代文明赋予性满足以极大价值，但性交往的深层动机通常却完全是非性的。在自尊心消沉的时候，性征服，或者发现自己仍有性欲，可能暂时缓解抑郁感觉，但是当这种伪造的自信心一旦烟消云散，抑郁感通常会迅速回复。在这种情况下谈不上真正的自我强化。

在两性关系中，体验性快感与性满足是十分重要的。除此之外，两性关系的框架中还包括爱情、相互信任、荣辱与共、甘苦同尝。存在主义者马丁·布伯将两性问“你—我”关系的重要性概括为真正的亲密基础。感情上的接近，以及满意的性体验需要双方自由地进人一种“我俩”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与“你”合而为一。这种体验的深度，无论是肉体的还是情感的，都是以情欲高潮来体现的，它允许人们在片刻之中舍弃平时“自己”的疆界，和爱人一起“溶入”共同的结合之中。并非一切性体验都必然具备这一独特的性质，但相互爱恋、相互关心的一对男女在性交时，这一性质时常会显示出来。

为了允许自己参与这一结合，双方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首先，在“舍弃自我”的同时个人的人格必须充分地保持完整，当这一体验结束时，立即复原。如果这一自我界限的短暂舍弃对个人的威胁太大，那么继而出现的恐惧感会妨碍他充分参与性体验的能力。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信任，必须相信与你共享片刻欢情的对方也能够、并愿意为了“我俩”的缘故放弃他（或她）的“我”。信任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建立起来的。这样的性体验是数小时以至数月共同分享除性生活之外的其他体验的产物，只有当亲密与性高度统一的布景安置就绪，这样的性体验才会登台。

并非所有性交都需要这种人格的交融，当前，“在干草堆上很快地打个滚”已成为人们宣泄性冲动的主要手段。完整的性体验必然激发自尊心的升华，但在这种场合，这样的升华不可能出现。人的自我价值只会因此而缓慢地一天天没落，不管人们怎样企图否定这一点。

性和谐所需要的并不是技巧方面的讲究，而是在那片刻情欲魁力的基础之上肉体与灵魂的相互慷慨赐予。这样一来性关系中人性的因素与性欲统一了起来，如果双方期望长期保持这样的性关系，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情欲的吸引力与性兴趣如果缺乏爱情的依托，很快就会黯然失色。唯有爱人之间存在的相互关心、相互依赖、以及感情的公开交流，才能使情欲在漫长的岁月中永存魁力。

事实上，当性交被用来与暗中的抑郁作斗争时，人的自尊心会进一步受到损害。

性欲衰退是抑郁症常见的症状之一。当人们发现性与情绪之间失去联系时，多半会惧怕自己的性功能发生什么实质性的问题。譬如，许多四五十岁的男子与妇女错误地以为性兴趣的衰退一定是与日渐衰老有关的生理变化所造成的后果。抑郁症患者的性淡漠也可能被性关系的另一方误解为爱情的消逝，或者他（她）自己丧失了性吸引力。有时的确如此，但更经常的并不是如此。为什么抑郁的人会丧失对性行为的兴趣呢？原因多种多样。人一旦感到恼怒、悲观、焦虑、沮丧，这些心情本身就会迫使他的注意力离开性欲。对于遭到别人冷落特别神经过敏、容易产生负罪感、发泄怒气时可能存在障碍、以及性冲突本身，这些因素相互结合也会干扰他的性冲动。

但并非所有得了抑郁症的人都丧失了性欲。事实上，许多例子表明，抑郁与性功能的亢进有关，这种现象叫做性纷扰。性纷扰表现为体内激起一种直接的性交迫切感，它与非性的性交意图截然不同。性纷扰可能是由性激素的变化造成的，但也可能是抑郁反应所激起的焦虑与忧患的后果，因为焦虑加剧性的迫切心理的情形并不少见。

许多在离婚以至守寡之后体验到抑郁的妇女，会注意到自己性冲动的激跃，她们仿佛觉得自己简直无法保持常态。除非这样的性意识能与躁狂性情绪亢奋有关——有些人在压制抑郁的过程中会感到轻微的兴奋感——体验这样的性感觉通常是不舒服的、令人心慌意乱的，而远非是快乐的。

但总的说来，抑郁与性兴趣的衰退彼此联系。在某些例子中，性兴趣衰退反映了某种潜意识的敌意，它通过抑郁被压制下去。易于抑郁，或患慢性抑郁症的人，在发怒时倾向于退缩进个人的自我之中，而不是直接对付令人恼火的局面。由于这个道理，性兴趣的萎缩可以成为这些人表达敌意的一种试用有效的途径。

容易抑郁的人通常对自己的对象倾注大量的感情和依赖性，因此一旦受到对方的冷落——失去所爱的人的爱情与性兴趣——便会大大地刺激或强化他们的抑郁感，无论对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是如此。

如果这种冷落表现得十分微妙，潜伏得十分隐蔽，人们可能在慢性抑郁的心态中生活上好几年，除非有急性状态的绝望或情绪的大幅度变动来结束这一恶性的模式。

精神分析理论强调，抑郁症患者对于丧失爱情的敏感性来源于这类人爱慕别人的方式，尤其是这类人往往过深地沉湎于爱情而不能自拔，过分依赖所爱的人，在两性关系中过多地丧失了自己的个性。一旦他们遇上了这样一种人，后者付出感情的能力与愿望远不及他们——不幸的是这类事经常发生——这时便会产生严重的平衡失调。除非双方接受恋爱方式中存在的这一差异，否则迷恋较深的一方会屡屡感到遭受冷落，因而会狂热地搜寻感情的印证，他对双方关系可能破裂所存的焦虑也会大大加深。“谁爱得更深，谁就低人一等，命该受苦……”

如果性体验使人丧失了人格的统一，就会在人们心里产生负罪感，这是性行为与抑郁之间的另一重要环节。几个世纪以来，文化价值、道德教化、父母之间大量的冲突与人的个性特征结合在一起，向儿女们灌输了大量有关各种各样性行为的深刻负疚意识。但是自十年前开始，发生了对于性价值的全面反思，其中包括对许多性行为形式的反思，从手淫、婚外恋直到同性恋。一些人对这一变化拍手称快，另一些人对此咬牙切齿，大多数人则感到困惑不解，忧心忡忡。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盼望着一种对性生活更开放、更真诚的态度，但不幸的是，当前的性解放却掩盖了健康的负罪意识，这种意识应当制约那些容易危及人们价值观念的性行为。这种类型的负罪感，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能促使人们避免那些有损于自尊心、会导致抑郁的性交往。一旦失去这一保护机制，许多人在面临如此众多的性机遇时，会更加容易陷入不正当、早熟、有时甚至是令人堕落的性行为之中。我们有充分理由抛弃那种把性行为当作“脏事”而横加禁止与限制的做法，但许多人同时却把如何识别、如何正确对待正当的性负罪感的能力也一起抛掉了。

虽然压制性负罪感已成为普遍现象——婚外恋似乎不足为奇，有些人对此加以提倡，作为对于不尽人意的婚姻的一服“姑息剂”——这种局面对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产生了特殊的问题。

同龄人的压力，正迫使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其感情远未来得及为性生活作好准备之前，便参加了性活动。十几岁的青少年有许多任务要完成，从中他们能发现自己究竟是什么人并确定自己人格的范围与限度。他们自然有些羞怯。性对他们充满着神秘感，按照传统，性体验应当逐步探索，逐步尝试，这样它才能最终统一到自己完整的人格中去。

与这一渐进型性模式针锋相对的是一场及时求欢的强大攻势，这潮流来势汹猛，使人不禁感到若不顺应时势，只怕是自己身子出了什么毛病。对年方十四的少女来说，对性的渴望与浪漫的憧憬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一旦面临避孕药、人工流产之类的问题，会扰乱她们性格的健康发展。许多十几岁的青少年对于完全的性活动所伴随的复杂感情寓意也未作好准备。他们产生了大量的迷茫、厌倦，人数众多的青少年酗酒、吸毒。在他们还未来得及准备好之前就使他们沉涸于性与感情纠葛之中的那股社会压力，是造成这一切的祸根。

抑郁的根源在于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而在爱情与性的问题上，情绪比任何其他场合更容易受到影响。美满的性关系如果以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关心这一框架加以约束，将会大大增强人们这样的自我感觉：“我是一个完全的人，一个万事如意的人。”

驾驭自己的愤怒感情

在当代社会中，“攻击”这个词成了入侵别国领土，无论是军事上的，如象美国在朝鲜或越南干的那样，或是经济上的，如入侵另一公司的销售领域，或者是人身方面的，如一个人剥削另一个人。

当我们把一个人称为“攻击型”的人时，眼下是用了这个词的贬义内涵，暗指他自私、贪婪、心怀敌意，有时甚至是个危险人物。当一个人追求自己目标时，可能对他人造成危害，这是事实。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攻击性在何种条件下、是如何被调动起来的。

实际上，当人们将它转向合理目标时，当个人目标与他人的权力处于某种恰当的平衡状态时，攻击性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健康和高度道德的品质。例如，教育正朝着这样一种体制发展，它允许班上的不同的学生根据其天赋才能有不同学习进度。这就是迈向释放健康的攻击性的第一步。以前，聪明的孩子受到惩罚，为了全班的缘故，必须拖住他们。而较迟钝的孩子，每当他将自己的分数与班上别的同学比较时，则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迟钝。

任何一个能否成为建设性攻击型的人是和他的情绪、精神状态与性格密切相关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提出，任何人都拥有一定的能量——从有机体和基因甲产生的生物能。即使环境条件对于成为攻击型人才十分有利——当主动性与创造性行为受到高度评价而不是被窒息时，大多数人仍有一种内在障碍，限制了他们自由地成为攻击型人才。

一位有经验的企业家说：“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是很难找到的。可靠的人更难找。而精力充沛、能坚持到底的人，能不断开拓前进、亲眼看到工作完成的人，简直是屈指可数。我们的社会看来不能培养出开拓型的人才。每当主动性崭露头角，好象人人都想赶快把它掐掉。”

因为大部分人对于能量自由外流都有顾忌，因此看到别人显示出主动性便惊惶失措，妒忌与竞争性也随之冒了出来。有一个人真正为别人的成就感到快乐，就有更多的人忌妒、怨恨、指责他们，来弥补自己攻击性的不足。

由于被人接受是正常的需要，因此许多聪明、有才华的人因为具有攻击性而被大泼冷水，并冒着被社会遗弃的风险。人人都能记起同学之间有一种压力，要求每个人学业上尽量不露锋芒，不要流露出对功课有任何兴趣。这样做只是为了免遭全班同学的嘲笑与白眼。同龄人的压力，病态地逼着人们走中庸之道。

除了环境影响之外，一个人能否成为建设性的攻击型人才还取决于他本身性格中的某些成份，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驾驭怒气的本领。攻击与发脾气是两回事，但攻击能力与一个人能否成功地处理愤怒的感情是分不开的。

抑郁症患者通常不能体验和表达正常的愤怒，相反，根据精神分析理论，愤怒倒转过来“冲着自我”向内发泄。这种愤怒常常披着紧张、激动、肠胃不适和恐惧的外衣——总之它可能披着任何伪装，除了抑郁的真面目之外——到处惹事生非。

人类面临危险时作出的反应不是愤怒——自我防卫或进攻，就是恐惧，如可能的话就逃跑。对抑郁症患者来说，恐惧或逃跑是其对精神压力通常采取的方法。有些场合，情绪正常的人应该表示愤慨，这是完全恰当的反应，而心情抑郁的人即使在这种时候仍然采取逃避的方式。

为什么患有慢性抑郁症或有抑郁倾向的人难以驾驭自己的愤怒感情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也许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处理自己感情的方法模式是通过学习形成的，在每个家庭或每一种文化内部世代相袭。譬如，要是在家庭内部表达合理的愤怒是不能容忍的，或者，如果任何独立意识或抗拒的表示都受到挫折，那么人的七情六欲就会全部被赶到内心深处，这样一来，感情被掩盖起来，沟通也被阻塞了。

敌意的释放导致情绪高涨，使正常的攻击性回归，这是医治抑郁症时常见的格局。病人仿佛心底储藏着一股无法表达的怒气，在治疗时一点一点地发泄出来，直到完全排完为止。精神分析理论强调，抑郁症患者倾向于强烈要求跟自己所爱的人保持一致，有时这种倾向严重到如此地步，以致混淆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这样一来，向自己父母或爱人发火就变成朝自己发火。当这种怒火被引向外界之后，自尊心便能得以恢复。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抑郁症患者害怕自己内心的愤怒。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是在童年发育时期、特别是发育的“口腔”与“肛门”阶段形成的。在发育早期造成创伤的事件，会使人们日后需要依赖他人时不知如何行事。当依赖要求遭到拒绝时，无论是现实或出于想象，他们的反应是一种毫无理由的勃然大怒。

儿童发育的“肛门”阶段指的是孩子接近三岁的时候，这时大小便的训练已经完成。如果这一时期养育孩子的方式过于死板，便会压制儿童的热情与自发性，使他们失去朝气，还会遏制他们的创造潜力，在他们的人际关系中掺入施虐狂或受虐狂的成分。这样做还会导致一种强制性，使儿童在今后生活中缺乏精神复元能力。童年时期上述这些心理焦点的结合，会在成年时产生强烈的、无法满足的依赖需求，它是沮丧与愤怒的来源，还会造成一种僵化的情感能力缺损，威廉·赖希将它称之为“情感障碍”。这就使人很容易罹患抑郁症。

弗洛伊德本人曾作过这样的臆测：人们会发现他的许多心理学概念，包括敌意与抑郁之间的联系，是跟生物因素密切相关的，而这些生物因素终将会被认识。譬如，现已发现，甲状腺亢进（甲状腺活动过分）患者倾向于过分容易动感情，受到轻微的挑衅时也常常大动肝火。而甲状腺功能衰退的人则倾向于冷漠抑郁。治疗甲亢病人，无论是外科手术或用药物来制约甲状腺的过分活动，都能缓解躁动不安、神经过敏的倾向。甲状腺功能衰退，通过服用甲状腺激素治愈之后，会缓解病人的淡漠状态，恢复病人受挑衅时表达愤怒的能力。

消除内心的怨恨

愤怒与抑郁以及与之相关的自发性与攻击性障碍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这一联系会进一步被抑郁症患者的敏感和自尊心消沉所强化。患者受到伤害、冒犯、威胁的机会比旁人更多——恰恰是由于他的自我价意识受到挫伤。平时不可能使他心烦的只字片语或无动于衷的表情，如今他能从中得出受到冷落的结论。矛盾的是，抑郁症患者本人的行为屡屡激起他人的愤怒与拒绝，而远非他所梦寐以求的温暖。对于和抑郁症患者打交道的人来说，当抑郁本身正是患者内心狂怒的体现时，抑郁特别令人恼火。

以抑郁来表达自己的沮丧，并随即饱尝他人的怒气作为报应。这种模式表现了称作“被动攻击型”的行为：攻击性，并不是积极地汇集起来直接对准某一目标，而是被抑制下去。患者企图以迂回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运用这种方式，他可以不用向别人，甚至不用向自己承担后果。

间接表达敌意的方式也是后天习得的。所有孩子都能认识到，如果他们弄痛自己，父母亲会有所反应。当孩子们能够找到更好的引起父母反应的方法时，他们乐于放弃这种戏剧性的、对自己不利的方式，来引起别人注意或表示沮丧。如果我们对那些易于产生消极攻击性行为的人作番调查，便会发现，在他们性格形成时期，他们所处的环境使他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对付那些可能伤害自己的人，自我伤害是最迅速、最有效的“报复”办法，因此他们通常对感情交流感到严重困惑，并缺乏反应能力。

这种行为容易演变成一种坏习惯。有严重抑郁的人高度缺乏主动性，这本身通常也是一种表示愤怒的消极方式。

种族和血统因素对于人们经受或处理愤怒的方式也有深刻影响，在美国也不例外。尽管在美国，人们与自己的原籍已相隔两三代之遥，但处理怒气的方式不仅会由于生活接触代代相传；而且根据荣格的文化潜意识的概念，如果断定几千哩的路程或一个世纪的年代便会大大改变传统的感情生活所建造起来的大厦结构，那可是太天真了。在本质上是个“大熔炉”的美国社会无法计算沟通方面的困难在多大程度上起源于种族特征的相互冲撞。

例如，一对夫妻发现，虽然两人几乎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高度相容，但各自处理怒气的方式的差异几乎毁了这场婚姻。丈夫的父亲是西班牙人，一遇到小小的冷落便会放肆地勃然大怒，但几分钟后怒气便烟消云散，而且很可能把这段插曲忘得干干净净。妻子是苏格兰——英格兰血统，十分重视控制感情，很少发怒。感情受到伤害时，她变得沉默孤僻，感到强烈的被冷落感，并且由于自己无力释放内心翻腾的激情而觉得自己无能。她往往以一种微妙、挑衅的冷嘲热讽来施行报复，目的是打掉丈夫那种自以为是的气焰。直到他们上诊疗所咨询、开始全力以赴闯出这条死胡同，直到丈夫充分认识到自己发怒的全部后果，直到她学会如何更善于表达自我，在此之前，他们的关系始终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跨文化的研究报告中记载了这一事实：在严格宗教环境中成长的人们，特别是如果他们是来自北欧血统的家庭，那么他们在面临内心愤怒时有退缩的倾向。内心抑郁是他们对挑衅的一种常见的反应方式。相反，来自并不那么刻板的宗教背景的人，特别是南欧血统的人，显示出相反倾向——在激怒时，更少流露出抑郁感，而更易于将强烈的感情引向外界。

对于所有抑郁症患者，仅仅使其怒气释放并不一定有疗效。乍一看来，这种现象似乎与下面这个观点有矛盾：抑郁本身往往是敌意的表示，而当抑郁症患者比较善于发泄自己的激情时，他便重新获得了能量与攻击性。但是，抑郁症患者体验到的愤怒之中，有一部分来自其神经过敏：他们消沉的自尊心怂恿他们感到自己受人冷落，不管事实是否如此。他们所感到的伤害，除了可能来自于实际事实，常常还来源于他们对所发生事情的看法。

如果抑郁症患者拼命控制的怒气是由于受到伤害而产生的，不管这种伤害来自事实还是来自想象之中，能够表达这种愤怒的确会宣泄一些心理紧张，但这不会自动消除底层的抑郁。对于终生神经过敏，并一直紧紧地按捺心中强烈敌意的那种人，突然的怒气爆发——在“交朋友”小组中鼓励患者这样来表达感情——不太可能像有些人预料的那样能改变患者根深蒂固的生活模式。事实上，这种体验也许会适得其反，使患者面对着被激发起的那股陌生的感情狂潮而感到惊恐万状。

并不是所有抑郁症患者都压制自己的敌意。在一些病例中，愤怒与暴力既是抑郁的原因，也是抑郁的结果。

当人们与自己激情缺乏接触时，特别当他们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他人时，敌意通常不会受到压制或约束，而是完全表面化，将底层的抑郁掩盖起来。

但并非任何抑郁症患者都有意无意的必然是怒气冲冲的人，承认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有这么一类直接的、不复杂的抑郁反应，它们可能由失望、拒绝或损失引起。当抑郁时，这种人即使遇到挑衅也可能不会激发自己的怒气，因为怒气本身在抑郁的本源中并不起重要作用。

如果不考虑怨恨的本质，那么任何关于敌意的讨论都是不完整的。怨恨与愤怒不同，也和抑郁不同。事实上，急性抑郁症往往能从充满怨恨的得分中拯救一个饱受创伤的绝望的人。

专家把怨恨定义为一种持续、顽固的敌意状态，一种“对于某种伤害的持续的、刻毒的感情，以及一种复仇的欲望。……投射作用与继而引起的疑心是怨恨所固有的两大因素”。怨恨的人感到一种痛恨，乃至愤世嫉俗，由于事实上或想象中他受到了环境的伤害，他据此证明自己这种感情是合理的。怨恨与抑郁及压制的敌意不一样，后者可在某些心理神经病例中或抑郁症病例中观察到，怨恨与直接的愤怒也完全不同。

怨恨的人缺乏内省力。他通常对别人的感觉缺乏敏感。他可能因为无法支配或控制环境中的其他人而闷闷不乐，特别是当他的要求不能一下子满足时更是如此。他不能原谅别人的冷落与拒绝，其实这当中有许多是无意的，或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他以找周围人的岔子为乐。

消除怨恨需要接受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结构，它能使人被冷落的感觉，从而宽恕他人。这一转变并非易事。无论在哪一种心态之中，无论是焦虑、抑郁甚至酗酒，倘若怨恨是其中一种主要精神因素，那么康复的前景便会大大地暗淡。心怀怨恨的人太沉湎于考虑如何跟别人算帐，如何使他人痛苦。当他们由于自身原因感到明显抑郁，并为此闷闷不乐时，他们考虑的是如何为自己开脱责任。事实上这类人是一种抑郁诱发型的人，他们可能使周围环境中的其他人产生抑郁，假如这些人经常接触到他的恶意的话。

相反，抑郁症患者在痊愈之后经常流露出谅解的意愿，一种重新开始的迫切感。他的价值观念结构将爱情摆在重要地位，即使当他头脑中充满愤怒与绝望的念头时，这一点也毫无不动摇。

与负罪感建立合理接触

人们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之中，这一文化塑造了他们体验抑郁的模式。在这一方面不同文化间的重大差异体现在负罪感问题上。造成抑郁的事件、以至抑郁本身是谁之罪？甚至在没有什么人可怪罪的时候究竟该归咎于什么？

由于负罪感涉及自尊心的丧失，因此它能够引起抑郁，而抑郁症患者可能因为抑郁而倍感愧疚。但这一效应是西方文明的独特现象。跨文化精神病理学家们注意到，抑郁症的某些症状——失眠、早醒、退缩、躲避社交、对自己追求的事业丧失兴趣——这些症状对所有的文化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在西欧与美国，丧失性欲及负罪感是抑郁症的常见特征，而在许多非洲国家正好相反，那里的文化中奇特地缺乏负罪感的成分。

对西方人来说，负罪感是抑郁的主要因素——无论是其原因或结果。负罪感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甚至在负罪感不是造成抑郁的原因时，人们在沮丧之余，负罪感也会油然而生。

精神分析理论暗示，作为其人格结构的一部分，抑郁病患者都具有强大的超我能力。在童年时代形成的这一“超我”有两个主要成分。一个是对于好与坏的意识，通常称为良知。当人们违背良知时，当人们觉得自己逾越了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或他认为应是他人的价值观念时，产生的后果便是内疚。另一个成分是自我理想。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正是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时，他就能感到心满意足。他实际是何种人跟他觉得自己应成为何种人之间的差距越大，他的失败意识越强。超我有时会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人们期望自己达到的标准高不可攀。

超我与良知并不相同。前者包含强烈的感情成分，后者则是对于自身价值体系的理智意识。

说它们声调不同当然并不是意味这二者绝对不能重合。确实，在一个完美的社会里它们总是重合的…………超我作为行为指导的局限性在于：由于它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在社会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它才有效，倘若这些条件发生变化，这便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了。斯巴达人在国内是不使用钱币的，结果远征到那些使用钱币的国度之后，便无力抵抗金钱的诱惑了。据说古代的人们总有机会向一个斯巴达人行贿。

和离开家园的斯巴达人不同，抑郁症患者有一种感到内疚的倾向，谁知道如何诱发这种内疚，谁就很容易控制他们。他们常因假设自己在某一方面理亏而感到痛苦，他们不顾事实真象，很容易相信自己在任何场合都有过失。

内疚制造者们并不永远如此显眼地试图使丈夫、妻子、孩子、父母或同事感到他们自己大事不妙。通常这种相互作用是以温和得多的形式出现的。“瞧，你让母亲我感到多么难过！”“对于我们为你所做的一切，你难道不应更加感激一点吗？”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在恰当的时刻，以恰当的语调，并以恰当的非语言表情加以补充，这便足以使轻度抑郁症患者屈从于内疚制造者们的意愿与控制了。这种手法有时甚为微妙。

内疚制造者们动机何在？大部分场合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举止对他人所产生的效应，因为这一效应的动机被埋在知觉底下的深层。有些内疚制造者是虐待狂，他们从牺牲品的辗转不安中获得大量乐趣。有时让别人感到内疚是一种避免自身内疚的手段，后来起源于某些他未洞察到的问题。挑毛病责怪别人使他暂时消除自己内心的紧张与苦闷。有时这种行为的根源在于妒嫉和竞争意识：通过令他人感到无能、内疚，自己便觉得比人家高明一些。

内疚制造者除了替己辩护之外很少上精神病诊所。一般说来这种人太缺乏内省力了，只要有人可以责怪或控制，他们就能多少保住自己免遭抑郁之难。最终得抑郁症的往往是他们的牺牲品，这些人会觉得：“我从未做过正确的事。”“这都是我的错。”

负罪感即便使人罹患了抑郁症，也算不上反常现象。一般认为，能体验并识别正常的负罪感，并探索有效的方式加以对付，这是健康人格的必要属性。负罪感是一种重要的保护机制，使人免于陷入对自身、对他人都有害的行为中去。当人们否认负罪感、或无法识别它、或者不明白为什么感到内疚时，就可能陷入有损于他们自尊心的境地中去。他们可能会直到急性抑郁症发作时才意识到已经多么厉害地伤害了自己。将抑郁与负罪感联系起来，再找出消除负罪感的办法，这是病人复元的基本步骤。

“我对一切都失去了热情，”一位四十六岁的销售商说道：“在过去两年中没办成一件事。我总是迟迟疑疑不想打电话，结果损失了不少客户。周末我在家时总觉得太疲倦，跟孩子们一同消磨时光。我和妻子几乎无话可说，一张嘴总是以吵架收场。”当他在精神治疗中探索自己一系列遭遇的病根时，他透露出自己和一位客户的女秘书已保持两年多性关系了。“但这不可能使我垮得这么惨。事实上，每月和她睡一两回觉让我觉得其乐无穷。再说，这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人人都这么干的。”

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使自己确信，不管别人干还是不干什么事，对他来说如此沉湎的婚外性生活正在搅起他内心的负罪感。他的行为与他成长的过程格格不久。他童年时代就读于一所教会学校，直到二十岁出头他始终埋头于宗教活动。在娶妻之前，他从未跟任何女性发生过关系。

他一直遵守着早年生活中所接受的原教旨主义严格、刻板的教规，直到生活中的其他需要，特别是生意方面的需要迫使他作出妥协。他开始一点一点削弱自己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他时而酗酒，有时也向雇员敲敲竹杠，并伪造过好几回开支帐。“人人都这么干的。不干就没饭吃。”他偶尔也感到内疚，但他忽视了这一良知的谴责。到他30岁时他将宗教看成“发迹的真正障碍”。在他有外遇之前，他的婚姻生活一直是风平浪静的。在这之后，夫妻生活变成了战场，这大半是他内心负罪感造成的后果。

“既然我认识到了负罪感，那我究竟该怎么办才好？”他问道。“我当然不可能再回归到20年前的思维模式中去。”他面对着两种抉择：要么他修改自己有关婚姻、忠贞的价值观念，要不然就结束那场婚外恋，设法改进家庭生活。他选择了后者。下这样的决心并非易事。他无法相信，象他那样生活在性纵容的氛围之中的人还能对自己早年的价值观念体系感到舒服。

一切能使各民族与文化直接接触的事物，从电视到喷气式飞机将价值观念方面大量流行的、相互矛盾的选择推到了人们面前。其结果，人们难以理解究竟该为什么而感到内疚。这继而又导致一种弗卡因效应——麻木个人的责任感。

这跟弗洛伊德的世界截然相反！早期精神分析家是在相对静止的价值观念中提出自己理论的。他们能在稳定的环境影响的背景之下研究人性。他们能将人的自我从由一个严峻的、厉害的超我套在它头上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从而“治愈”病人，而不必将他推进一个我们这样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于神经质的负罪感还是真正的负罪感不加区别，也分不清哪个是自我实现型的人，哪个是精神病人。

在这个社会里有些东西严重地削弱人的主动性，一方面混淆各种价值观，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官僚主义。有时你想办成一件事非变成精神变态狂不可。不然的话，就搞得你垂头丧气，陷入泥潭。”

传统意义上的精神变态狂，是指不顾他人的需要与权利，只顾追求自己目的，不惜剥削他人或利用他人的人。负罪感对这种人来说是十分陌生的。

成百万人丧失了负罪感，并随之也失去了负罪感所起的保护作用。通常只有当急性抑郁症迫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一直在压制良知时，他们才可能重新获得良知。

由负罪感引起的抑郁心态不同于那些与负罪感无关的抑郁心态。负罪感程度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对生物治疗的反应不够理想；相反，对于那些病情中负罪感不起主要作用的抑郁症患者，通过生物治疗通常能迅速康复。负罪感会加强抑郁症的顽固性，它常常驱迫病人继续重复它所产生的行为模式，直到病人愿意正视这一事实为止。

负罪感并非永远与抑郁共存。但当它出现时，它有力地决定了抑郁的性质。对许多患者来说，对付抑郁意味着使自己重新与合理的负罪感建立接触。

平衡内心的无能感

伴随抑郁而来的无能感令人惊慌失措。在抑郁严重时，患者也许会干不了平时他轻而易举完成的普通工作。

无能感会加深抑郁情绪，通常迫使患者深深地依赖周围的人。愿望变成了需要。一位精神不抑郁的经理如果觉得生意不尽人意，会发现有许多抉择容他挑选；可当他一旦心情抑郁时，就会感到假如失去这个职务，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工作了。一位心情抑郁的姑娘承认自己目前的男朋友是唯一能够满足她浪漫期望的人。一想到他也许会抛弃她，她就害怕极了。

为什么抑郁会加剧无能感与依赖性呢？原因之一是频频聚积起来的愤慨与怒气。一个人依赖性越重，与自己的无能感作斗争时心底里越是窝着满腔怒火。由于他发泄怒气和表现攻击性方面有障碍，聚积的怒气便会加剧无能感。精神病医生在抑郁症病人中常常观察到，一旦患者能够发泄怒气、表现攻击性时，他们的精力与自信心会同步增长。一位病人说：“开始就诊时我样样事情都不会干了。精力集中不起来，无法有效地表达思想，一事无成。经过几星期治疗之后，心中的无名火渐渐地释放出来。我常握紧拳头狠狠地捶打椅子扶手。每次这样干罢，就觉得从压抑中获得一点解放，自信心也越来越强。”

当依赖要求特别强烈时，很容易激起无能感，这通常是抑郁的基础，而抑郁的触发器则往往是失落感。对于失去的人或物越是依赖，抑郁感就越是强烈。

当依赖性更为强烈时，依赖者与被依赖者之间的界限会模糊起来。在婴儿的襁褓期这种相互依存是十分自然的，三个月的婴儿还不会把自己与母亲区别为两个独立体。这种界限模糊的某些痕迹，在大部分成人身上依旧残存，并在体验爱情时得到复苏。“没有你，我活不成”，便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怀有感情的深度及真诚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事实也可能真是如此。人的自我力量需要另一个经常的爱与认可。仿佛一个人的性格中缺了什么，只有当另一个人提供了自我中这一缺少的环节，性格才能变得完整。

如果一个人的自我意识依赖于其他人，他的弱点立刻就暴露无遗。为了维持这种依赖关系，他通常需要花很大力气。对于他所依赖的人的一切苛求与支配行为，他都服服贴贴，为的是换取一种觉得对方“永远在我身边”的安全感。如果对方躲避或抛弃了他，那他必须应付的不仅仅是丧失了一种亲密而有意义的关系，他还必须处理这样的局面：维持他的人格及自我完整必不可少的核心体系已经四分五裂。

依赖性发展到自我的完全丧失，这固然是极端的情形。但一般人程度不一地都在依赖着他周围世界中的人或事物。如何满足自身依赖需要是由童年决定的。艾立克·艾立克逊强调：与环境的关系中形成的最初品质之一便是信任。信任诞生于可预测性之中。信任的基础是家庭以语言及非语言形式提供给孩子的清晰信息。婴儿环境中大量的不安全感，特别是当这种不安全感来源于焦虑与母亲对于他的爱护参半的暧昧态度，会造成一种刻骨铭心的感觉：没有人，也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值得信任的。

缺乏信任孕育着影响正常依赖需要的障碍。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成年人无法让自己既需要另一个人，同时又对这种需要加以限制。他们通常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渴望完全满足自己的依赖需要，而事实上这是办不到的；不然的话，就是拒绝一切依赖他人的正当机会。他们信奉这种哲学：“人人都必须靠自己的双脚站立。”

对正当的依赖性的容忍程度的大小，决定了一个人能够接受及应付躯体或精神疾病的最高限度。有些人否认依赖需要的存在是出于某种个人既得利益，失去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力或控制权对他们的威胁特别大。这种人抑郁时，他们的无能感会象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出现的迟钝和精力集中障碍本身可能并不严重，但对自身感情失去控制的感觉会迅速恶化抑郁情绪，有时竟能达到惊恐万状的地步。

许多人对独立这一概念认识不清，认为独立意味着完全脱离依赖需要。事实上，无论一个人能力有多大，自信心有多足，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候，那么一些处境，需要依赖他人。真正的自力更生需要的是充分重视这一事实。过分要求独立，妨碍了许多人在需要时伸手向专家或个人请教。

夫妻间绝大多数的冲突都涉及对依赖性含义的模糊认识，而这种情形又被传统的、但已过时的说法弄得愈发混乱。这种说法认为依赖性是一种与性别有关的品质。女性应该有依赖性，而男性的依赖权利则横遭否定。主动性和自我决定与女性是格格不入的，而需要依赖某人则是和男性不相容的。虽然妇女解放运动进行了大量教育工作来帮助人们改变某些有关女性的错误观念，但目前人们依然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男子汉大丈夫片刻也不能有孤苦伶丁的感觉。

就在短短十年之前，妇女上精神病诊所要求维持婚姻家庭完整还是很常见的事。可能是因为丈夫十分冷漠、很难相处。也可能因为丈夫另有所爱，想和别的女人一起生活。做妻子的不管爱不爱丈夫，对于家庭结构十分依赖，对于家庭崩溃可能造成的后果惊恐万状。在过去的几年中发生了一种令人费解的逆转。现在往往是做丈夫的前来向专家请教，希望能维持家庭，通常是“为了孩子们的缘故”。另一方面，妻子则闹着要离婚，不一定是另有所爱，而是出于一种被压抑的怨恨，加上想逃脱生活的“压迫”，走出去“于自己的事情”。

在有些情形中依赖需要一开始就异常强烈，对有些人来说，婚姻或任何爱情关系中的亲密成了依赖的温床，这种依赖可能严重得令人丧失个性。一位结婚不满半年的二十三岁的妇女说道：“没有丈夫我对一切都失去兴趣。我过去经常打网球，拜访朋友，独自上电影院。结婚前夕我辞去了工作，待在家中照管房屋的设备。可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干，我已经几个月没跟女友们打电话了。我整天感到疲乏，白天看电视，但大部分时间我是在等待伯特回家。他喜欢周末玩高尔夫球，我恨它。他不在身边时我感到寂寞。”和丈夫在一起时她生气勃勃、精神焕发，丈夫一离开便无所事事，毫无目的。她在感情上未依恋过别人之前，是不会料到自己潜在的依赖性会有如此厉害！

在工作环境中也能看到同样的过分依赖。比尔·福来特由于成长环境的影响，养成百依百顺的品质。起初他依赖学校里老师的认可，到了公司里就依赖上司。他在一家很大的保险公司任职，是估计意外保险赔偿额部门的经理。他的顶头上司是公司的副总裁，一位脾气乖戾、爱发号施令的人。他很赏识比尔，但对比尔也十分吹毛求疵，有好几次他甚至阻止比尔提升到公司更好的职位上去，以省却找人替代的麻烦。比尔的精神状态之所以起伏不定，与深受这位上司的影响有关。当比尔得知由于这位上司从中作梗，使他几次痛失晋升良机，心中便无比愤慨。但他还是继续干他的本职工作，仍然十分依赖从上司那儿偶然得到的一两句褒奖之词。有时他也考虑过离开这家公司，但腾不出时间和精力去另寻工作。“看来我是摆脱不了这个工作了，”他断言，“我似乎别无选择。”

极端的依赖会造成自尊心的丧失，并随之诱发慢性抑郁症。抑郁症有一种给自己补充养分的办法。比尔获得他上司们的吝啬的赏识越多，他对于赏识的胃口越大。长期住院的病人——无论患的是躯体还是精神疾病——丧失了原有的应付日常生活所需的胜任感。病人住院的日子一长，他们由恐惧和抑郁引起的孤苦伶丁的感觉就会加剧。近年来有关缩短精神病人住院期限的努力便是建立在这一观察基础之上的。脱离日常生活需要几个月之后，病人逐渐习惯了一种不那么咄咄逼人的生活常规，这使他们对于日常事务的自理能力失去信心。医院外的日常生活在他们眼里变得不真实了，他们对医院生活的细节越来越专心，第一次跨出医院大门时往往十分害怕。“我能行吗？我会倒下吗？我真的需要出院了吗？”尽管住院生活既贫乏又单调，但病人信佛像个婴儿，为了让他自己站立起来，必须让他跟医院“断乳”。

类似的治疗问题也可以在老年护理中看到，只要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中能对付得了日常生活的需要，他们的机能通常能正常运行。一次意外的疾病迫使他们住进医院或康复病院，则往往会导致他们生活自理能力急剧衰退。大事小事一概依赖护士，而本来这些事他们完全可以自理的。如果这一强制条件持续时间过长，许多人会发现再想回复到合理的自足水平已永远不可能了。

生活中有些阶段里的依赖需要最可能成为冲突的源泉，这些阶段也正是最容易得抑郁症的时候——例如青春期。青少年既要求离家独立，又需要一种安全感：一旦出了什么岔子，自己知道家庭仍在身旁。他们就在这两种需求之间来回折腾。

如果做父母的未能理解青少年需求中的这一微妙平衡——子女们的过分自信是如何与失败的恐惧和多愁善感相互冲撞的——这样的父母会严重伤害孩子们正在形成的自立意识。

“爸爸在所有时候都流露出对我失去信心，”一位十六岁的男孩说道，“他始终在贬低我，他把我跟更有运动天才的人比，把我跟学校中的尖子比。每当我犯了错误，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过失，譬如那次我坐错了一班去乡村的火车，害得他在车站多等了二十分钟，他便朝我咆哮。我是个怎么样的人全取决于他怎样看待我，而不是我要怎么样。看来他还没有意识到这点。”

退休也是依赖与抑郁的多发时期。“我从未想到自己如此需要工作，要让自己适应起来真难哪！在公司一口气干了三十多年，迈进同一个办公室，见到同样的朋友，你便陷入了一种常规。现在，突然一下子，这一切已成往事，把一切都从你身子底下抽走了。孩子们也走了，只剩下我和老伴。对我们来说唯一靠得住的就是我们越来越衰老。”

从依赖的横桔中挣脱出来必然是痛苦的。就象嗜毒成性一样，人们对于一个或一件事物的依赖也会由习惯而上瘤的，戒除这种习惯时出现的症状也同样严重。

更为复杂的是，无能本身可能使人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人们可以从依赖性之中捞取大量不正当的外快。当无能给无能者带来好处时，当依赖者意识到在自己影响所及的范围内他只凭一事无成便能支配局面时，任何群体——特别是家庭——可能会由于这种手段而使主动性丧失殆尽。

使用无能来控制他人时经常需要的人——或者至少是一个对相互依赖的本质不理解的人。任何回复健康的独立意识的努力，必须涉及转变这种人的态度：使他们不再有意无意地怂恿那些抱着无能不放的人。

制造抑郁诱发环境的原则

每个人与自己环境之间经常有相互作用，这一相互作用处于动态。当个人所处的环境中发生事件时，他会对此作出反应；这一反应随即又在环境中产生反作用，对此他又将作出反应。

人们受外界影响的难易程度千差万别。有些人对周围发生的事高度敏感，另一些人却无动于衷。对敏感的人来说，环境对情绪有很大影响。他们周围的世界可能经常地印证他们健康的自尊意识，允许他们表白自己的感情，向他们提供充满希望的氛围。反之，有些人的周围环境不支持个人的自我，妨碍人们的自立，不断挑起敌意却同时阻止它释放，诱发不必要的负罪感，引起人们的孤独与被冷落感。这样的环境被称作抑郁诱发环境，它使大部分置身其中的人罹患抑郁症。

挖苦实质上是一种贬低，它对于挖苦对象能造成多大程度的伤害呢？这取决于对方的自尊心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挖苦者的看法，以及该对象遭受这类攻击的次数多少。

抑郁诱发环境使人们的自尊心得不到合理的支持，事实上，它通常狠狠地削弱自尊心——或者一再激起各种情绪与冲突。对此，一个感情脆弱的人唯一的应付方式就是抑郁。这种环境产生的效果可能十分微弱，也可能相当强烈，这要看抑郁诱发因素的强弱程度及其顽固程度大小。

除非一个人已经得了抑郁症，人们通常对于来自与已无关紧要的人挑衅不是宽容不究，便以短暂的发怒作为反应方式。但倘苦攻击他的那些人对他来说正是十分重要的人：他特别珍惜他们的爱和尊重，那么这种攻击造成的负罪感或无能感对他的冲击便格外强大。尤其是当指责不是针对争论中的主题，而尽是些与主题无关的人身攻击时，情况更是如此。

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自己信任的人对他的看法。通过这些人发表的意见，人们对于自己属于哪一类人的想法或是更加明确，或是愈发模糊。上司一句夸奖能印证他的自我评价：“我干得不坏。”相反，由于上司作梗痛失一次应得的提升机会，工作出差错时挨了当面批评，或者工作挺有成效却得不到赏识，凡此种种都会在大多数人心中滋生一种痛苦、怨恨和怀疑自己能力的混合物，并会导致抑郁。在夫妻双方的相互作用中，如果一方老是听到：“我一切正常，你不太正常”的话，这样的处境会粉碎任何人的自我价值。除非他与世隔绝，或者麻木不仁，以致于指责和抵毁无法触及他。

如果从关系密切的人那儿获得的评价既混乱又歪曲事实，那么可以预料，这样的评价会对人的自我评价产生破坏作用。有时投过去的问题更象是非难：“你为什么总是发脾气？”“为什么你这样自私、不识好歹？”“你为什么不是个像样一点的妻子？”这类问题会在对方心头滋生困惑和疑虑。即使这种非难不无道理，它们更可能激起的也只能是对方的自卫情绪而不是内省力。假如这些非难不真实，缺乏事实根据，那它们与其说是反映指责对象的行为，更象是反映指责者的内心冲突或歪曲的看法，这时它们会严重威胁被指责者的自我性格意识。

抑郁诱发环境是由成千上万语言的或非语言的表达构成的。它们会在感情脆弱的人心中诱发自尊心的丧失、负罪感、无法表达的愤怒，以及一种得不到理解的持续感觉。

在家庭或组织内部，对一种人来说是抑郁诱发的环境，对另一种人可能不是。他在大学里是个尖子，不需要靠分数的印证来支撑自尊心。他还是个开拓型的人。他发现律师事务所刻板的章程使人很难施展才干。经过一段令人气馁的日子，在此期间他又跟顶头上司多次激烈地争论，他辞了职，来到一家规模较小的、也不算太有名气的公司任职。这里的要求规定得不那么死板，他可以直接去找任何一位公司首长，公司鼓励他承担力所能及的重任，他满怀新的希望与热情开始工作。

正如组织严谨的机构容易使自我实现型的人罹患抑郁症一样，结构松散的团体对需要严明的纪律并从中感到安全，从而能有效地发挥才能的人来说也极易诱发抑郁症。

个人的判断会屈从于形式和程序。当工作人员越来越适应这种体制，他们便丧失了原有的决策能力，应变能力也随之消失。建设性的行动被强制行为、迟疑拖沓和卡夫卡模式所代替，每项议题都必须通过这些模式，无论需要花费几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

这种环境由于缺乏反馈会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令人感到抑郁；它向环境内部的成员隐瞒他们的抑郁感。

有些忧郁诱发环境具有这一特征：它主要是由已经处于慢性抑郁状态却还未意识到这点的人所构成。他们的抑郁最初是由私生活中的冲突造成的，他们随即又将这些冲突带进工作环境：结果事情往往以干劲更足、独立意识更强的成员的退出而收场。留下来的人散发出一股碌碌无为的气息，似乎与环境中的气氛十分和谐，并不断地彼此加深内心的抑郁。

抑郁症是一种传染病。在精神病院治疗抑郁病人的医生护士在一天结束、离开工作岗位时，时常感到精疲力尽，毫无意义。在上班的那几小时里，病人诉说自己的不幸，抵制医生的肯定与鼓励，顽固拒绝与他人交际，不愿参加娱乐活动。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病人包围之中，医务人员觉得自己也染上了他们接触的悲观主义和绝望感。即使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并意识到患者中的许多人最终能得到治愈，这样的情形还是很常见。换言之，抑郁症患者能够创造出自己的忧郁诱发环境。

任何团体，不管是家庭、企业还是政府，影响环境心理素质的最主要的人物是领袖。在企业界是总经理和他的直接副手，在宗教组织中是修道院长，在家庭里是父母。环境的基调是和他们的巨大影响分不开的，团体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团体领袖的特征。如果领袖是抑郁诱发型人物，环境也大同小异。

制造抑郁诱发环境涉及的原则无论对大组织还是小组织——譬如家庭都一视同仁。在家庭中引起抑郁的最常用的手法包括以下几条：

由一个或一个以上家庭成员掌握控制权，阻止其他成员享有一定的独立。

诱发对脱离家庭的焦虑心理，助长依赖性；使较为恋家的成员深信若无家庭的精神支持，他们连一天也活不成。

发送自相矛盾的信息来削弱对方的自尊心，同时阻止他正当的自我防卫，诸如：“我爱你，尽管你是这样的一种人。”

以迫使对方感到负有责任的伎俩不断诱发他的负罪感，而不顾事实真相如何。

曲解对方的目的和动机，从而使地位不太巩固的成员怀疑自己的看法，即使他们的看法更为正确。

以起源于眼红与妒嫉的竞争来感染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作用。

制造单调、乏味的环境。

绝不允许任何成员公开流露感情，特别是正当的愤怒反应。

使用慢性抑郁来间接表达愤怒，在此过程中使他人不知所措、内疚和困惑。

阻止公开、直接的沟通。

医生必须与整个家庭打交道，治疗不能局限于被宣布为“病人”的人。十年来精神治疗专家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早期精神分析疗法中有一种假设：一旦抑郁症患者得以康复，那么除非遇到破坏力最强的环境，他便能够应付一切情形。但是事实越来越明显，在好转进程中，许多病人会陷入一种停滞状态，从此再无进展。最初将这一现象解释为病人的“阻力”。现在清楚了，病人的家属为了某种既得利益往往阻止病人摆脱抑郁的困扰。在这类病例中，医生们经常设法在治疗过程中让病人亲属也参与进来，目的是改变家庭内部的抑郁诱发因素。有时病人重新获得内省力，能自己改变其他家庭成员的态度；有时家庭成员间的沟通完全中断，以至病人除了从中脱身之外别无选择。

心理学家斯金纳指出：“赌徒们看起来违反了因果律，因为他们明知最终的报酬是负值还继续赌。”换句话说，赌徒们有一定的赢钱次数，这一数目足以使他们明知自己会常常输，并且输赢机会是与他不利的——他最终总是输的，但还是继续赌下去。斯金纳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他称之为强化作用的变量比率程式的影响。同样的过程在人际关系中也能看到。爱情关系中的一方可以用语言或行动表达“我爱你”，其表达的次数之多足以使另一方陷人这一关系不能自拔，即使他屡屡遭受冷落甚至偶尔遭到蔑视，并像赌徒一样终将丧失爱情。男女幽会中最有效的一招是以若即若离的表示所产生的制约作用在爱得更深的一方心中激起焦虑，迫使他“入迷”。

有时，直到处境或环境发生重大变故时，人们才能看出原来它一直在诱发着抑郁。如果变化涉及面广，例如一个结构严谨的组织开始土崩瓦解，这时新旧办事方式之间的冲突会使人产生困惑：一个人越是深深地受原先组织结构的制约，他在适应新形势的努力中体验抑郁的可能性就越大。

当任何组织经历重大变革——哪怕是还有希望在新的、更有效的水准上重新组建——它内部长期患抑郁症的成员可能会头一回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而另一些人则可能罹患抑郁症作为对这一变化本身的反应。对于无论哪一种人，动荡向他们提供了一次真正的机遇来解决各自的感情冲突，并从中汲取教训，与他人共同努力开创一个不再诱发抑郁的环境。

开拓更坚实的人际关系

与抑郁症患者共同生活或打交道时，许多人第一个假设是自己在某一方面应对患者的抑郁心情负责。这一假设引起的负罪感常使人想避开患者。人们在内疚时，特别是自己不明白所以然时，会觉得不安，并对激起这种心态的患者产生恼怒。有人问一位专家，他和抑郁症患者打交道是否会使自己感到不舒服或不耐烦，回答是：“可能性不大，因为我看问题比患者亲属透彻，我知道自己不是病人忧伤的原因。”

当人们看不出是什么原因引起患者抑郁时，感觉到内疚或被冷落的可能性很大。如果造成患者忧伤的原因十分明确，容易辨认，那么无论是患者还是人的亲属都不必为这事多费周折。但倘若抑郁伴随一桩看来是愉快的事情——孩子的降生、职务上的重大提升或者迁入新居，那么由于两者之间明显地缺乏联系，便会使人困惑、纳闷：究竟何人何事应该对此负责？

从未体验过抑郁的人容易低估抑郁症患者经受的痛苦和病症的长期性。“振作起来，海伦，你母亲去世已有三个月了。”“我们在一起已过了八年，你怎么还在说这场婚姻十分不幸？”“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外表会使你这么伤心，你简直不想出门了。”诸如此类的评论通常是以迷惑、愤懑的口吻表达的。当患者的亲属对病人情绪的实质与原因缺乏洞察时，经常会产生这种反应。

从未体验过抑郁的人容易对患者表示不耐烦，这部分是由抑郁症的顽固性及抑郁引起的迟钝与犹豫不决造成的。不耐烦也是对通常潜伏在抑郁背后、患者心底的愤怒与敌意的反应方式。

一个人焦虑时很可能激起周围人的焦虑；一个人抑郁时也能使身旁的人抑郁。因此，愿意帮助抑郁症患者的人在与病人接触时，会屡屡产生一种徒劳无益的感觉，当然这只会加深患者的无能感，促使他们相信自己已被人误解或遗弃。

对那些鼓吹意志力量至高无上的人来说，理解和对付抑郁症患者特别困难。他们错误地假设“成为怎样的人是自己选择的”，从而将患者的态度与行为看成是故意的，是不能容忍的挑衅。精神病理学家劳伦斯·库比曾把意志力定义为克服恐惧症等精神障碍的能量。对抑郁症患者来说，意志力的全部含义在于：尽管心底存在着退缩的迫切感，仍必须进行日常生活，完成各项任务，与他人交往，表达思想等一切活动所必需的能量。但是对从未体验过抑郁、真诚相信情绪与自尊心问题可用强迫自己快活来解决的人，抑郁是一种既神秘又有悻常理的过程。

最难对付的抑郁症类型不是戏剧性的，而是最间接的。如果患者既没有觉察到抑郁感，也没有以酗酒等方式来解决内心冲突，也未想过要把自身的不幸归咎于一切人、一切事，那么他的病情便很难引起周围人的重视，也就不容易获得他们的帮助。相反，如果抑郁表现得淋漓尽致，患者本人在一定程度上明白为何情绪消沉，这时向他伸出救援之手也容易得多。

人们对抑郁症患者的反应，强烈地受抑郁引起的、或造成抑郁的那些特殊冲突的影响，辟如依赖性。“几乎从我们刚结婚开始，奈尔只要不上班就想整天和我呆在一起，”他的妻子说道：“起初觉得很浪漫，日子长了却让人厌烦。他原先兴趣广泛，独立性很强，也相当果断——正是我需要的那种人。可现在仿佛家里有两个小孩，什么计划都靠我独立决定。他在电视机前一坐就是几小时。我有一种清晰的感觉：他以不太健康的方式依赖我——一旦我出了什么事，他会垮掉的。这可怕的责任，实在使我想躲开他。我爱他，也需要他，但是不喜欢这样的情形。”

另一种情形是丧失性欲。对抑郁症患者来说，无论年龄大小，性兴趣衰退和阳萎是常有的事。这可能使患者的配偶或性关系亲密的人误以为受到性冷落。“丈夫好几个月没有和我做爱了。我们以前性关系向来十分融洽，现在我怀疑他是否有了外遇。有一段时间我强迫他做爱，可我们越使劲，事情越发糟糕。但愿我能知道出了什么毛病。”

人们对抑郁症患者的反应还受各人自身性格的影响。如果他自己体验过抑郁，那他就不难理解患者受的痛苦；而害怕自己情绪激动的人则特别会被他人的抑郁搅得心神不宁。一位丈夫十分惧怕患有抑郁症的妻子，以至向她下了最后通碟：再不去就诊就同她分居。“在她身边让人担惊受怕，我也讲不出是什么道理。我不知道能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来安慰她。我张口结舌，最后不得不走开片刻。我只会发脾气，可结果把事情弄得更糟，他知道这与我们的爱情丝毫无关，我实在是对付不了了。”

各人对自责的敏感程度大小不一，那些最容易倾向于认为“这是我的过错”的人也最可能对患者的痛苦承担责任。在接受批评方面存在的障碍也会影响人的态度。患者复元之后变得更不受拘束，更善于表达愤怒，更富有攻击性。与患者共同生活的人由于本身很难处理怒气，会觉得这种变化难以应付。这时可能发生三种情况：一种是他们迫使患者重新压制自己感情；二是跟患者爆发公开冲突；三是他们自己罹患抑郁症。

改变亲属、朋友、同事与抑郁症患者的接触方式是帮助他获得内省力、从抑郁中振作起来的组成部分。有关的主要原则如下：

理解患者真正在受苦。无论环境是否证明他的反应程度的合理性，患者的痛苦是真实的，不是假装的。抑郁一直被称为操纵与控制他人的策略，这是错误的。的确，倾向于操纵他人的人可能使用抑郁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抑郁本身并不是一种把戏，除非患者的人格已经以这种形式固定下来了。即使当抑郁表露为愤怒时，或被用来作为要求理解的请愿时，它依然使患者痛苦。任何暗示患者的情绪是虚假的做法，显然只会加剧患者的异化感与被冷落感。

对抑郁症患者应洞察其心境而不能表示同情。为患者感到难过只会加剧他的绝望，并印证他对于自尊心消沉的感觉，还会强化他的无能感与依赖性。

勿使患者面临无法忍受的现实。一位42岁的男子决定净化一下婚姻的气氛，向妻子坦白自己一直有外遇。妻子在她父亲死后几个月来一直有些抑郁。他未注意到她的情绪，便以坦白的方式来解决自己内心的负罪感——这种做法在任何场合都是十分暖昧、可疑的——因此诱发了一场自杀未遂。当某些有争议的问题需要得到有效的解决时，通常最好等到对方不再抑郁。

现实地提供希望。向抑郁症患者保证——告诉他一切都会正常的——是十分重要的，但必须干得明智。在你下保证的一刻他是不会感到一切正常的。即使他需要鼓励，也不太可能相信。此外，如果真实的危险确实存在的话——如财政困难、离婚的威胁、孩子患病等——患者不需要别人否认这些。当事情确实不可收拾时，假装一切正常很难说是提供保证的方式。有位妇女为了帮助患抑郁症的丈夫心情舒畅些，言不由衷地对他说她爱他，并将“永远和他不分离”，尽管几个月来她经常向律师咨询如何结束这场她认为本质上是失败的婚姻。这种保证丝毫不起作用，因为她说归说，丈夫从她那儿接受的非语言信息与此完全矛盾。

向患者提供的任何保证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抑郁症患者——无论他处于这种心境之中已有一天、一周或一个月——已经失去观察事物的正确眼光。抑郁时，他觉得事情仿佛向来就像眼前那么糟糕，即使他明知并非如此。

有位男子，他一向是位好父亲、好丈夫和成功的企业家。但当他抑郁时，只觉得自己在这两方面都失败了。妻子发觉他已无法对自身作出正确评价，便千方百计温和地提醒他，对于自己和孩子他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她出自女人的本能这样做：不动声色，反反复复，从不过分。她常常随口说上一两句鼓励的话给他听，尽管他不能立刻作出反应。治疗专家知道，抑郁症的顽固性常常会否定医生的保证，对于患者性格和生活中的积极方面的过分强调，反而会驱使他在抑郁中陷得更深，仿佛他想以此来证明事情已经无可挽回，自己毫无价值。

人们试图帮助抑郁症患者的参与程度取决于他和患者之间的关系的性质。让一位朋友在帮助患者克服抑郁时负主要责任显然是不谨慎的。但他可以明确表示愿意随时效劳，他可以起配角的作用，但不应逾过由他和患者之间关系性质所确定的限度。

然而患者的亲属或密友则责无旁贷。“并不是我想为他干些什么——我必须这么做，”一位妇女这么说，她丈夫一连三年陷入抑郁不能自拔。最后在朋友的劝告下她去咨询了精神病专家。她说：“上这儿来我觉得自己很傻，我不明白你能怎么帮助我们。”

精神病专家能够扼要地提出一种方案来说服她丈夫接受治疗，还能帮助她更新对丈夫抑郁症的看法。“我原先以为他不爱我了，并不由自主地将他的焦虑当成怯懦。我以为这场婚姻已经崩溃。现在我明白了这都是抑郁的后果，而不是本质原因。你给了我希望。”

亲属在加速患者康复中起重要作用：通过理解抑郁的本质、给予患者必要的支持，他们能帮助患者消除抑郁，开拓更坚实的关系体系。

预防——最佳的治疗

事后治疗统统不如事先预防有效。抑郁症最好的治疗就是有预见性的工作。”但是预防抑郁症比预防其他人类的病痛更为复杂。

预防抑郁的全部含义在于避免慢性抑郁症，以及防止慢性抑随症患者动不动就为自己设置陷阱。预防意味着直接体验抑郁而不是否认或把它转移到其他的生理、心理或行为的渠道中去。预防意味着解决人的内心冲突与环境内部冲突，这些冲突会使人在完全可以避免产生忧郁时产生抑郁。

这些目标需要公众改变态度，以便使抑郁症患者知道需要时如何去和到何处去寻求专家的帮助，并能毫不迟疑、毫无窘迫地这样做。在更本质的方面，预防还涉及到制定各类教育规划，来提高你们更有效地应付生活压力的能力，而不再将这方面的学习几乎全部留给偶然的机遇。在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中，生活对人的种种要求太高、太复杂了，以致谁也不能指望只需随便混混便能成功地满足这些要求。

根据目前我们把抑郁症看成有关影响身心健康问题的程度，可以将它的预防分为三个阶段：后期、中期和早期。

后期预防包括防止抑郁症已痊愈的人再次陷入抑郁应采取的各种步骤。精神治疗的根本目标之一是调整患者的价值观念体系和他对付精神压力的方法，从而消除那些成为病因的行为模式，如办事拖拉和讳疾忌医。抑郁症患者迟迟不愿处理困难或不愉快的处境，如丈夫不肯与妻子一道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讨论如何改进性生活的办法，而妻子也不肯腾出一些工夫来提醒丈夫注意在养育孩子方面两人态度上的重要差别。关键的问题总是被捂住、被掩盖、被忽视。为了避免重蹈抑郁的覆辙，这类人必须学会问题一出现就引起警觉，并直接加以处理。

没有人会孤立地罹患抑郁症。抑郁症患者是在特定生活环境中的特定个人，他对于家庭成员和同事都有影响，而他们反过来对他也有重要影响。他们可能对于造成他们抑郁起主导作用；或者眼睁睁地看着他得抑郁症；他们可能使之恶化，也可能洞察他的心境，向他提供援助。

关键的家庭成员与病人精神治疗的合作愿望，在评价抑郁症最终疗效以及家庭相互作用方面几乎成了一个预后因素。一位拒绝与妻子的治疗医生会面的丈夫可能在隐瞒什么，如他有外遇，或者他害怕治疗的成功会导致他失去了对妻子的控制；与精神治疗无法配合的妻子可能会为自己的在诱发丈夫抑郁的过程中所起的“同谋犯”作用而倍感窘迫或内疚——不管是否事出有因——同时，她可能缺乏改变破坏性很大的长期习惯所需的灵活性与内省力。总之，亲属的合作越真诚，患者越容易康复，转变为慢性的可能性越小。

抑郁伴随着个人生活中的突变，如离婚或配偶去世，患者的痊愈和重新适应生活需要调整方向和生活方式，这时她（他）必须正视新的现实——寡妇（或鳏夫）或者是再婚的现实。

中期预防指的是安排专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及提醒公众注意抑郁的实质，这样，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便能尽快得到帮助。非精神病专业的内科医生缺乏充分的精神病理学专业培训，一直是抑郁症中期预防的绊脚石。五十年代中期之前，大部分的医学院未设精神病系，即使在设置的课程中，精神病理学理论也通常与医学实践脱节。内科医生得到的印象不外乎精神病理学是一门专门治疗疯子的专业，要不然它就是建立在弗洛伊德及其门徒观察基础上的理论大杂烩。结果，医科学生往往得出结论：只有当病人的一只脚已经跨出窗户或者他坚持要接受精神治疗时，医生才把精神病专家请来。

矛盾的是，第一个与抑郁症患者打交道的往往是家庭医生，因为抑郁症患者可能将自己的抑郁症当成一般生理疾病。

对于精神病专家和其他专业人员进行有关精神治疗与咨询的再教育同样不可忽视。在过去十年中施行精神治疗的人员越来越多。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技术与观点也大相径庭。就连十年前培养出来的精神病专家也面临着随时更新知识的需要，因为新疗法层出不穷——格式塔疗法、坐禅、交朋友小组、行为疗法、地区精神健康中心规训班、新一代的心理——药物疗法。

现在心理学家与社会工作者广泛地在私人诊所与医院门诊部接待病人。他们通常需要接受附加的训练，其中包括短期精神治疗技术，以及使用抗抑郁药物及镇静剂的标准等知识。传教士也积极参与精神病咨询工作。

提高专业技能无疑是中期预防的关键，但改进医疗保险的范围也同等重要。这样能鼓励人们尽早获得所需要的帮助，而不用一直等到抑郁症的并发症掩盖了病情本身才上医院。

早期预防有两个目标，第一，提高公众对于应付急性抑郁发作最佳方法的意识；第二是教会公众防止陷入慢性抑郁症或抑郁诱发环境的方法。

我们来看看一些抑郁症的最根本的病因——对损失和被冷落高度敏感，缺乏自尊心，难以承认和调动自己的感情，难以建设性地发挥攻击力，依赖性引起内心冲突，多发性紧张，长期暴露于抑郁诱发性环境等等。如果认真考虑这些因素，便可确定几类前期预防必须采取的措施。

前期预防的另一概念“斗争疗法”是精神病理学家乔治·巴赫提出的。他的论点很简单：在婚姻与家庭中除非共同生活的各方能学会如何表示异议，如何争论，如何宣泄敌意并相互妥协，不然关系再好也无亲密可言，甚至反而会使正常的怨气与纠纷堆积成山以至达到产生危机的地步，或使一方或双方罹患慢性抑郁症。

以建设性方式疏导敌意只是改善沟通形式的一个方面，但良好的沟通的含义却不止这些：它是预防抑郁症的重要组成部分。轻度抑郁症患者有时可能被逼到惊恐绝望的地步，仅仅因为需要一个人来分担他的忧患，洞察他的心境，倾听他诉说；而在他丧失洞察力时，那人的眼光能依然保持敏锐。

绝经期是抑郁症多发年龄，原因众多不一，有些是生理或心理性的，有些是环境造成的。许多妇女在50岁上下会得抑郁症，她们觉得美国社会过分重视的青春活力在自己身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也就在这时，她们发现子女已经成年，丈夫埋头于自己的事务。她们自己没有目的、没有方向。这是她们倍感孤独、失落、无能与抑郁的时候。

在婚前鼓励妇女更善于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人，并在婚姻中保持这一身份——与丈夫一起融入“你——我”关系，但在此过程中保持完整的“我”。这样一来，妇女不仅更尊重自己，还为自我表达与自我实现开辟更多的渠道。妇女同时也会减少对母亲、妻子等角色以及对青春年华的依赖程度，从而获得自己的个性意识与目标意识。

预防抑郁症就需要学会区别什么是瞬息万变的社会影响，什么是个人环境的真正需要；还应学会如何善于处理精神压力。

你对抑郁的看法取决于对体验抑郁的方式。就其本质而言，抑郁总是与终结息息相关；由于终点同时意味着从头开始，抑郁本身就是一个新起点。

●第四章 克服消极的心态

铲除自卑

自卑是一种消极的自我评价或自我意识，自卑感是个体对自己能力和品质评价偏低的一种消极情感。自卑感的产生，往往并非认识上的不同，而是感觉上的差异。其根源就是人们不喜欢用现实的标准或尺度来衡量自己，而相信或假定自己应该达到某种标准或尺度。如“我应该如此这般”。“我应该像某人一样”等。这种追求大多脱离实际，只会滋生更多的烦恼和自卑，使自己更加抑郁和自卑。自卑是人生成功之人敌。自古以来，多少人为自卑而深深苦恼，多少人为寻找克服自卑的方法而苦苦寻觅。

补偿心理是一种心理适应机制，个体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总有一些偏差，需要得到补偿。从心理学上看，这种补偿，其实就是一种“移位”，即为克服自己生理上的缺陷或心理上的自卑，而发展自己其他方面的长处，优势，赶上或超过他人的一种心理适应机制。正是这一心理机制的作用，自卑感就成了许多成功人士成功的动力，成了他们超越自我的“涡轮增压”，而“生理缺陷”愈大的人，他们的自卑感也愈强，寻求补偿的愿望不愈大，成就大业的本钱就愈多。

在补偿心理的作用下，自卑感具有使人前进的反弹力。由于自卑，人们会清楚甚至过分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这就促使其努力学习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不的足，从而使其性格受到磨砺，而坚强的性格正是获取成功心理基础。

自卑能促使人走向成功。人道主义威特·波库指出，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灵性，凭借这一灵性，人们得在以完成许多丰功伟业。这种灵性是潜在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一股力量，即维持个性，对抗外来侵犯的力量。它就是人的“尊严”和“人格”。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人格，就要求自己克服自卑，战胜自我。因此，令人难堪的种种因素往往可以成为发展自己跳板。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道德取决于能否从自我设置的陷阱里超越出来，而真正能够解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即所谓“上帝只帮助那些能够自救的人”。

不管你承认与否，自卑者面对生活缺乏勇气，不能与强大的外力相抗衡，致使自己在痛苦的陷阱中挣扎。有谁愿意成为一个自卑的人呢？大概没有。所有在实际生活中说自己为某事而自卑的朋友，都认为自卑不是好东西。他们渴望着把“自卑”像一棵腐烂的枯草一样从内心深处拔出来，扔得远远的，从此挺胸抬头，脸上闪烁着自信的微笑。

自己瞧自己不顺眼，自己总觉得自己矮人一头，这就是自卑。当然这“不顺眼”、“矮一头”都是以别人为参照系的：“我皮肤黑”，是和别人比而显得“黑”；“我个矮”，矮是相对于高而言的；“我眼睛小”，世界上有许多大眼睛的人，才衬托出了“小”。这些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实实在在摆在那里，让你藏不了躲不了否不了忘不了，于是你有了自卑的理由。你可怜自己又恨自己，于是耗费大量的心理能量和时间精力，企图去改变那些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但却常常成效甚微。

杰克也曾经是个自卑的人。但自从他开始从事心理咨询这个工作以来，他变得越来越自信了，这一点可以从参加会议时他坐的位置来证实——过去，他总是坐在旮旯里，即便对某些问题有看法也不轻易发言；而现在他更经常的是坐在前面，即使对会议主持人也敢发表不同看法。这种变化，当然是得益于心理咨询，在为别人排解心理困扰的同时，杰克获得了观察、了解、认识人的许多新角度和方法，从而也更深刻地了解了自己和周围的人。

有个小女孩的事情有点好笑，但它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自卑是自找的。

有个女孩儿为了自己耳朵上的一个小眼儿非常自卑，于是便去找心理医生咨询。医生问她眼儿有多大，别人能看出来吗？她说她梳着长发，把耳朵盖上了，眼儿也只是个小眼儿，能穿过耳环，不过不在戴耳环的位置上。

医生又问她：“有什么要紧吗？”

“哦，我比别人少了块肉呀，我为此特别苦恼和自卑！”

现实生活中像她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这种人诉说他们因为某种缺陷或短处而特别自卑。把这些缺陷或短处集中起来，几乎无所不包：什么胖啦、矮啦、皮肤黑啦、汗毛重啦，什么嘴巴大、眼睛小、头发黄、胳膊细啦，什么脸上长了青春痘，统统都是自卑的理由。

一个自信的男人，会使女人获得安全感；一个自信的女人，会使男人感到温暖安详。

自卑的人并不是自己想自卑，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内心安全感。他们总是特别“善于”发现自己的缺陷、短处和生活中不利于自己的方面，然后把它们放到放大镜下去看，结果是吓坏了自己——既然自己是如此糟糕，怎么能去和别人比，和别人竞争呢？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可能遭受的失败所打击（仅仅是“可能”），他们躲避竞争，回避交往，结果是越来越多地失去了发展的机会。不断遭受的挫折似乎又在证明：瞧，你就是不行！恶性循环就是这样形成的。

只有打破自卑的恶性循环才能逐渐建立自信。但“打破”需要有点决心、有点勇气，还要讲究点科学——要求一个不自信的人去做一件对他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只能增加他的焦虑。

“打破”是一个从认知到行为的过程。没有认知上的改变，很难有行为上的突破；没有行为上的突破，就不会产生新的体验。

相信自己

很多人不是首先因为别人看不起而垂头丧气，而是因为自己总是爱贬低自己，所以变得无精打彩，毫无斗志。这些人只看到了自己身上存在的缺点和毛病。如果你认为自己满身缺点和毛病；如果你自认为是一个笨拙的人，是一个总是面临不幸的人；如果你承认你绝不能取得其他人所能取得的成就，那么，你只会因为自我贬低而失败。

如果你总是显出一副狡黠的神色，就好像你捡了他人丢失的东西一样，那么，你将会被人们视作小人。的确，其他人对我们的评价与我们自身的状况、成就有很大的关系，而我们不可能摆脱这种关系。

有这样一位公司负责人，他身为董事长却总是蹑手蹑脚地走进董事会议室，就好像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就好像他完全不胜任董事长的职位。作为董事长的他竟然还感到奇怪，自己为什么只是董事会中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自己为什么在董事会其他成员中威信这么低，自己为什么很少受人尊重。

他没有意识到他应该好好反思一段时间。如果他给自己全身都贴满无能的标签，如果他像一个无足轻重的人那样立身、行事、处世，如果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并不了解自己、相信自己，那他怎么能希望其他人好好地对待他呢？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前途有更清醒的认识，如果我们对自己有更大的信心，那么，我们将取得更丰硕的成果。只要我们能更好地了解我们身上的潜力和高贵的一面，那么，我们将会对自己充满更大的信心。我们都受制于这一古老的教义，即认为人类本质上是堕落的。但实际上，上帝创造的人类一点也不卑劣，一点也不堕落。我们身上卑劣和不好的一面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上帝创造的人类是完美无缺的。我们面临的问题便是，我们许多人只是上帝所造的人类的一种滑稽的仿制品。由于我们总是往坏的方面、差的方面想，因此，我们总是认为自己渺小、无能和卑劣。如果我们想达到高贵杰出的境界，那我们应该向上看，应该多想想我们好的、崇高的一面。

古代神学最不幸的一方面便是认为，人类在不断地堕落，不断地从最初高极的地位堕落。而事实却是人类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发展，但是，人类的进步受到这种自贬观点的严重束缚。要知道，上帝创造的人类绝对不会堕落，使人类走向堕落的仅仅是人类看待自我的低劣方式，仅仅是人类错误的自我贬损的思想本身。

古老的神学总是教导我们要自我贬低。在这种神学中，有一种卑躬屈膝、乞求宽恕的意味。而在《圣经》中，则丝毫也没有要人类在他的造物主面前像一个鬼鬼崇崇的人或一个奴隶一样卑躬屈膝的意思。上帝创造人类并非要人卑躬屈膝，而是要他展现崇高的一面和神圣的一面。上帝之所以要人类直立，就是要他挺直脊梁，正视他面前的任何事物，甚至包括造物主——上帝在内，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模样被创造出来。

如果人类本身就是一个贵族群体，如果他的血管里流着贵族的血液，如果他继承了上帝的崇高道德品质，那么，他就应该用庄严和肯定的口吻勇敢地、充满英雄气慨地宣布他与生俱来就应该享有的权利。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并没有充分保持那些优秀品质，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并不是很高。如果我们反过来想的话，我们自然会有更好的表现，我们将在言行举止中处处表现出崇高的一面。

如果我们以征服者的心态对待人生，我们会留给人们这样的印象，即我们相信自己将来会有所成就，而且这种信心是坚强有力的，是充满必胜信念的；如果我们以屈服者的心态面对人生，我们就会以悔恨、自我贬损和逃避他人的心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正是这两种不同的心态造成了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为什么我们要哭哭啼啼、畏首畏尾地追随别人，做人家的跟屁虫呢？为什么我们总是亦步亦趋地去模仿他人，而不敢求助于我们本身的灵魂或思想呢？挺起胸来，昂起头来，学会善待自己，好好评价自己，相信自己有能力做成自己决心从事的任何事业。

在西方一些国家中，工薪阶层之所以贫困和缺乏社会地位，大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有自己低人一等的感觉。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低人一等，而不是以勇敢和独立的心态站立于人们面前。如果说有一种做法任何明智的雇主都会轻视，那它肯定就是雇员对他的唯命是从、唯唯喏喏、百依百顺和卑躬屈膝的讨好心态。明智的雇主常常更喜欢他周围那些能以平等身份接近他的人。他会本能地蔑视那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和唯唯喏喏的人。他绝不可能去尊重那些自我贬低的雇员。他喜欢那些有骨气的人、使他觉得具有人格尊严的人和渴望获得尊的人。

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绝不可能完成自信心所不能承受的事情。

通常，一个人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自信心。

绝大多数人的自信心都不足。许多失败者如果在年轻时使自信心得到适当的调整和加强，那么他们是完全能够成为成大事者的。

就拿一个胆怯、害羞、敏感和畏缩的人来说，如果不断地教导他相信自己，开导他不要陷入自我贬低的泥潭，让他相信会有光辉灿烂的前途，那么他一定能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对他进行不断地训练、调教，就可以使他充满坚强的自信心。这种坚强的自信心不仅能增加他的勇气，同样也能加强他其他方面的能力。

其实，我们的整个生命过程一直都在复制我们心中的理想图景，一直都在复制我们心中为自己描绘的画像。没有哪一个人会超越他的自我评价。如果一个天才相信他会变成一个佛儒，并且一直那么想，那么他就会真的成为一个侏儒、一个人目前的整体能力是不是很强这一点倒不大重要，因为他的自我评估将决定他的努力结果，将决定他是否能取得成大事者。一个对自己信心很强但能力平平的人所取得的成就，往往比一个具有卓越才能但自信心不足的人所取得的成就要大很多。

低劣、平庸的自我贬低所产生的有效力量远没有伟大、崇高的自我评价所产生的有效力量强大。如果你形成了伟大、崇高的自我评价，那么，你身上的所有力量就会紧密团结起来，帮助你实现理想，因为人生总是跟随你确定的理想走，我们总是朝着人生目标确定的方向走。

一定要对自己有一种高尚而重要的自我评价，一定要相信自己有非同一般的前途。如果你坚持不懈地努力实现越来越高的理想，如果你坚持不懈地努力达到越来越高的要求，那么，由此而产生的精神动力就会帮助你去实现你的理想。

信心能极大地鼓舞一个人的所有其他能力，勇气则是人的生命中一股极有力的力量。我们信心越大，我们享有生命的荣誉、掌握真正力量的日子就离我们越近。

自卑情结

每一个神经病患者都有自卑情结。想要以自卑情绪的有无来将某一个神经病患和其他病患分开，是绝对做不到的。我们只能从使他觉得无法继续其有用生活面临的情境种类，以及他加于其努力和活动的限制，来将他和其他病患分开。如果我们只告诉他：“你正遭受着自卑情结之害”，这样根本无法帮助他增加勇气，因为这就等于告诉一个患头痛的人：“我能说出你有什么毛病，你患着头痛之疾！”

有许多神经病患者如果被问以他们是否觉得自卑时，他们会摇头说：“否”，有些甚至会说：“正好完全相反。我很清楚：我比我四周的人都高出一筹！”所以，我们不必问，我们只需注意个人的行为。在他的行为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是采用什么诡计，来向他自己保证他的重要性。例如，假使我们看到一个傲慢自大的人，我们能猜测他的感觉是：“别人老是瞧不起我，我必须表现一下：我是何等人物！”假如我们看到一个在说话时手势表情过多的人，我们也能猜出他的感觉：“如果我不加以强调的话，我说的东西就显得太没有分量了！”

在举止间处处故意要凌驾他人的人，我们也能怀疑：在他背后是否有需要他做出特殊努力才能抵消自卑感的存在。这就像是怕自己个子太矮的人，总要踮起脚尖走路，以使自己显得高一点一样。两个小孩子在比身高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行为。他不会自觉地承认自己的矮小，只是下意识地路起脚走路。怕自己个子太矮的人，会挺直身子并紧张地保持这种姿势，以使自己看起来比实际高度要高一点。如果我们问他：“你是否觉得自己太矮小了？”我们却很难期望他会承认这件事实。

然而，这并不是说：有强烈自卑感的人一定是个显得柔顺、安静、拘束，而与世无争的人。自卑感表现的方式有千万种，也许我能够用三个孩子初次被带到动物园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当他们站在狮子笼面前时，一个孩子躲在他母亲的背后，全身发抖地说道：“我要回家。”第二个孩子站在原地，脸色苍白地用抖动的声音说道：“我一点都不怕。”第三个目不转睛地盯着狮子，并问他的妈妈：“我能不能向它吐口水？”事实上，这三个孩子都已经感到自己所处的劣势，但是每个人却都依他的生活样式，用自己的方法表现他的感觉。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发现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是我们希望加以改进的。如果我们一直保持着我们的勇气，我们便能以直接、实际而完美的唯一方法——改进环境——来使我们脱离掉这种感觉。没有人能长期地忍受自卑之感，它一定会使他采取某种行动，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

假使一个人已经气馁了，假使他不再认为：脚踏实地的努力能够改进他的情境，他仍然无法忍受他的自卑感，他仍然会努力设法要摆脱它们，只是他所采用的办法却不能使他有所进益。他的目标仍然是“凌驾于困难之上”，可是他却不再设法克服障碍，反倒用一种优越感来自我陶醉，或麻木自己。同时，他的自卑感会愈积愈多，因为造成自卑感的情境仍然一成未变，问题也依旧存在。在他采取的每一步骤都会逐渐将他导入自欺之中，而他的各种问题也会以日渐增大的压力逼迫着他。

如果我们只看他的动作，而不设法予以了解，我们会以为他是漫无目标的。他们给我们的印象里，并没有要改进其环境的计划。我们所看到的是：他虽然像其他人一样地全心全力要使自己觉得顺当，可是却放弃了改变客观环境的希望，他所有的举动都沾染有此种色彩。如果他觉得软弱，他会跑到能使他觉得强壮的环境里去。他不把自己锻炼得更强壮，更有适应能力，更是训练自己，使自己在自己的眼中显得更强壮。他欺骗自己的努力只能获得部分的成功。如果他对这类盘旋不去的问题觉得应付乏力，他可能会变成独裁的暴君，以重新肯定自己的重要性。他可能用这种方式来麻醉自己，但是真正的自卑感仍然原封未动。它们依旧是旧有情境所引起的旧有自卑感。它们会变成精神生活中长久潜伏的暗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能称之为“自卑情结”。

现在，我们应该给自卑情结下一个定义：当个人面对一个他无法适当应付的问题时，他表示他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时出现的便是自卑情结。

由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愤怒和眼泪或道歉一样，都可能是自卑情结的表现。由于自卑感总是造成紧张，所以争取优越感的补偿动作必然会同时出现，但是其目的却不在于解决问题。争取优越感的动作总是朝向生活中无用的一面，真正的问题却被遮掩起来或摒开不谈。个人限制了他的活动范围，苦心孤诣地要避免失败，而不是追求成功。他在困难面前会表现出犹豫、彷徨，甚至是退却的举动。

这种态度可以在对公共场所怀有恐惧症的个案中，很清楚地看出来。这种病症表现出一种信念：“我不能走得太远。我必须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活中充满了危险，我必须避免面对它们。”当这种态度被坚决地执行时，个人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或待在床上不肯下来。

在面临困难时，最彻底的退缩表现就是自杀。此时，个人在所有的生活问题之前，都已经放弃寻求解决之道。而表现出他的信念，认为：他对改善自己的情境，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当我们知道：自杀必定是一种责备或报复时，我们便能了解：在自杀中对优越感的争取，在每个自杀案件中，我们总会发现：死者一定会把他死亡的责任归之于某一个人。仿佛自杀者在说：“我是所有人类中最温柔、最仁慈的人，而你却这么残忍地对待我！”

改进自身情境而非获取优越感

每一个神经病患者多多少少都会限制住他的活动范围，和他跟整个情境的接触。他想要和生活中必须面临的三个现实问题保持距离，并将自己局限于他觉得能够主宰的环境之中。以此方式，他为自己筑起了一座窄小的城堡，关上门窗并远隔清风、阳光和新鲜空气，而度过一生。至于他是用怒吼斥喝或是用低声下气来统治他的领域，则是视他的经验而定：他会在他试过的各种方法里，选出最好而且能够最有成效地达成其目标的一种。有时候，他如果对某一种方法觉得不满意，他也会试用另一种。然而，不管他用的是什么方法，他的目标却是一样的——获取优越感，而不努力改进其情境。

眼泪是驾驭别人最佳武器的孩子，会变成爱哭的娃娃，而爱哭的娃娃又很容易变成患有忧郁症的成人。眼泪和抱怨是破坏合作并将他人贬为奴仆地位的有效武器。这种人和过度害羞、扭』泥作态及有犯罪感的人一样，我们可以在其举止上看出自卑情结；他们已经默认了他们的软弱，和他们在照顾自己时的无能。他们隐藏起来而不为人所见的测是超越一切、好高骛远的目标，和不惜任何代价以凌驾别人的决心。相反的，一个喜好夸口的孩子，在初见之下，即会表现出其优越情结，可是如果我们观察他的行为而不管他的话语，那么我们很快便能发现他所不承认的自卑情结。

所谓“奥迪帕斯情结”事实上只是神经病患“窄小城堡”的一个特殊例子而已。一个人如果不敢在外界随心所欲地应付其爱情问题，他便无法成功地解决此问题。假使他把他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家庭圈子中，那么他的性欲问题也必须在这范围内设法解决，这是无足惊怪之事。由于他的不安全感，他从未把他的兴趣扩展至他最熟悉的少数几个人之外。他怕跟别人相处时，他就不能再依照他习惯的方式来控制局势。

奥迪帕斯情结的牺牲品多是被母亲宠坏的孩子，他们所受过的教养使他们相信：他们的愿望是天生就有被实现的权利的，而他们也从不知道：他们能凭自己的努力，在家庭的范围之外，赢取温暖和爱情。在成年期的生活里，他们仍然牵系在母亲的围裙带上。他们在爱情里寻找的，不是平等的伴侣，是仆人；而能使他们最安心依赖的仆人则是他们的母亲。在任何孩子身上，我们都可能造成奥迪帕斯情结。我们所需要的，是让他的母亲宠惯他，不准他把兴趣扩展至别人身上，并要他的父亲对他冷漠而不关心。

各种神经病病症都能表现出受限制行为的影像。在口吃者的语言中，我们便能看到他犹疑的态度。他残余的社会感觉迫使他和同伴发生交往，但是他对自己的鄙视，他对这种尝试的害怕，却和他的社会感觉互相冲突，结果他在言词中便显得犹疑不决。在学校中总是屈居人后的儿童，在三十多岁仍然找不到职业、或一直把婚姻问题往后搁延的男人或女人，必须反复做出同样行为的强迫性神经病患，对白大的工作感到十分厌烦的失眠症患者——这些人都显现出他们有自卑情结，它使他们在解决生活问题时，无法获得进展。手淫、早泄、阳萎、欲倒错，都表现出：在接近异性时，由于骇怕自己行为不当，而造成的犹疑不决的生活样式。如果我们问：“为什么这么怕行为不当呢？”我们还能看出他们好高骛远的目标。对这问题的唯一答案是：“因为这些人把他们自己的成功目标定得太高了！”

自卑感本身并不是变态的。它们是人类地位之所以增进的原因。例如，科学的兴起就是因为人类感到他们的无知，和他们对预测未来的需要：它是人类在改进他们的整个情境，在对宇宙作更进一步的探知，在试图更妥善地控制自然时，努力奋斗的成果。事实上，依我看来，我们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以自卑感为基础。在某些方面，人类确实是所有动物中最弱小的。我们没有狮子和猩猩的强壮，有许多种动物也比我们更适合于单独地应付生活中的困难。虽然有些动物也会用团结来补他们的软弱，而成群结队地群居生活，但是人类却比我们在世界上所能发现的任何其他运动，需要更多及更深刻的合作。人类的婴孩是非常软弱的，他们需要许多年的照顾和保护。由于每一个人都曾经是人类中最弱小和最幼稚的婴儿，由于人类缺少了合作，便只有完全听凭其环境的宰割，所以我们不难了解：假使一个儿童未曾学会合作之道，他必然会走向悲观之途，并发展出牢固的自卑情结。我们也能了解：即使是对最合作的个人，生活也会不断向他提出待决之问题。没有那一个人会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已经接近能够完全控制其环境的最终目标。生命太短，我们的躯体也太软弱，可是生活的三个问题却不断地要求更丰硕及更完美的答案。我们不停地提出我们的答案，然而，我们却绝不会满足于自己的成就而止步不前。无论如何，奋斗总是要继续下去的，但是只有合作的人才会作出充满希望及贡献良多的奋斗，才能真正地增进我们的共同情境。

我们永远无法到达我们生命最高目标，这件事实我想是没有人会怀疑的。如果我们想象出：一个人或人类整体，已经抵达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困难的境界，我们必须想象到：在这种环境中的生活一定是非常沉闷的。每件事情都能够被预料到，每桩事物都能够预先被算计出。明日不会带来意料之外的机会，对未来，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寄望。我们生活中的乐趣，主要是由我们的缺乏肯定性而来的。如果我们对所有的事情都能肯定，如果我们知道了每件事情，那么讨论和发现便已经不复存在，科学也已经走到尽头。环绕着我们的宇宙只是值得述说一次的故事。曾经让我们想象我们未曾获到的目标，而给予我们许多愉悦的艺术和宗教，也不再有任何的意义，幸好，生活并不是这么容易就消耗净尽的。人类的奋斗一直持续未断，我们也能够不停地发现新问题，并制造出合作和奉献的新机会。神经病患者在开始奋斗时，即已受到阻碍，他对问题的解决方式始终留在很低的水准，他的困难则是相对地增大。正常的人对自己的问题会怀有逐渐改进的解决之道，他能接受新问题，也能提出新答案。因此，他有对别人贡献的能力。他不甘落于人后而增加同伴的负担，他不需要，也不要求特别的照顾。他能够依照他的社会感觉独立而勇敢地解决他的问题。

使优越感的目标具体化

每人都有的优越感目标，是属于个人独有的。它决定于他赋予生活的意义，而此种意义又不单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它建立在他的生活样式之中，并像他自己独创的奇曲调一样地布满于其间然而，在他的生活样式里，他并没有把他目标表现得使我们能够简捷而清楚地看出来。他表现的方式非常含糊，所以我们也只能凭他的举止动作来猜测。了解一种生活样式就像了解一位诗人的作品一样。诗虽然是由字组成的，但是它的意义却远较它所用的字为多。我们必须在诗的字里行间推敲它大部分的意义。个人的生活样式也是一种最丰富和最复杂的作品，因此心理学家必须学习如何在其表现中推敲，换句话说，他必须学会欣赏生活意义的艺术。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生活的意义是在生命开始时的四五年间获致的；获致的方法不是经由精确的数学计算，而是在黑暗中摸索，像瞎子摸象般地对整体不了解，只凭感觉捕捉到一点暗示后，即做出自己的解释。优越感的目标也同样是在摸索和绘测中固定下来的；它是生活的奋斗，是动态的趋向，而不是绘于航海图上的一个静止点。没有哪一个人对他的优越感目标清楚得能够将之完整无缺地描述出来。他也许知道他的职业目标，但这只不过是他努力追求的一小部分而已。即使目标已经被具体化，抵达目标的途径也是千变万化的。

对每一个人，我们都必需看其表面下之物。一个人可能改变使其目标具体化的方法，正如他可能改变他具体目标的表现之一——他的职业——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找出其潜在的一致性，其人格的整体。这个整体无论是用什么方式表现，它总是固定不变的。如果我们拿一个不规则三角形，依各种不同位置来安放它，那么每个位置都会给予我们不同三角形的印象。但是，假如我们再努力观察，我们会发现：这个三角形始终是一样的。个人的整个目标也是如此：它的内涵不会在一种表现中表露尽净，但是我们都能从它的各种表现中认出它的庐山真面目。我们绝不可能对一个人说：“如果你做了这些或那些事情，你对优越感的追求便会满足了。”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极具弹性的，事实上，一个人愈健康、愈接近正常，当他的努力在某一特殊方向受到阻挠时，他愈能另外找寻新的门路。只有神经病患者才会认为他的目标的具体表现是：“我必须如此，否则我就无路可走了。”

我们不打算轻率地刻划出任何对优越感的特殊追求：但是我们在所有的目标中，却发现了一种共同因素——想要成为神的努力。有时，我们会看到小孩子毫无顾忌地依此方式表现出他们自己，他们说：“我希望变成上帝。”许多哲学家也有同样的理想，而教育家们也有些人希望把孩子们教育得如神一般。在古代宗教训练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目标：教徒必须把自己修炼得近乎神圣。变成神圣的理想曾以较温和的方式表现在“超人”的观念之中。

发狂的人经常不加掩饰地表现出他们的优越感目标：他们会断言：“我是拿破仑”，或“我是中国的皇帝”。他们希望能成为整个世界注意的中心，成为四面八方景仰膜拜的对象，成为掌握有超自然力量的主宰，并且能预言未来，能以无线电和整个世界联络并聆听他人所有的对话。变成神圣的目标也许会以较合乎理性的方式，表现在变成无所不知而拥有宇宙间所有智慧的欲望中，或在使其生命成为不朽的希望里。无论我们希望保存的是我们俗世的生命，或是我们想象我们能够经过许多次轮回，而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人间来，或是我们预见我们能够在另一个世界中永存不朽，这些想法都是以变成神圣的欲望为基础的。在宗教的训诲里，只有神才是不朽的东西，才能历经世世代代而永生。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这些观念的是或非；它们是对生活的解释，它们是“意义”；而我们也各以不同的程度采用了这种意义——成为神，或成为圣。甚至是无神论者，也希望能征服神，能比神更高一筹。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种特别强烈的优越感目标。

优越感的目标一旦被具体化后，在生活的样式中，便不会犯错误。个人的习惯和病症，对达到其具体目标而言，都是完全正确的，它们都无疵可议。每一个问题儿童，每一个神经病患者，每一个酗酒者、罪犯或性变态者，都采取了适当的行动，以达到他们认为是优越的地位。他们不可能抨击自己的病症，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目标，就应该有这样的病症。在一个学校里有个男孩子，他是班是最懒惰的学生，有一次，老师问他：“你的功课为什么老是这么糟？”他回答道：“如果我是班上最懒的学生，你就会一直关心我。你从不会注意好学生的，他们在班上又不捣乱，功课又做得好，你怎会注意他们？”只要他的目标是在吸引注意和使老师烦心，他便不会改变作风。要他放弃他的懒惰也是丝毫不生效用，因为他要达到他的目的，就必须如此做。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他改变他的行为，便是个笨蛋。另外有个在家里非常听话，可是却显得相当愚笨的男孩子，他在学校中总是落于人后，在家中也显得平庸无奇。他有一个大他两岁的哥哥，但是他哥哥的生活样式却和他迎不相同。他又聪明又活跃，可是生来鲁莽成性，不断惹出麻烦。有一天，人家听到这个弟弟对他的哥哥说道：“我宁可笨一点，也不愿意像你那么粗鲁！”假如我们认清他的目标是在避免麻烦，那么他的愚蠢实在是非常明智之举。由于他的愚蠢，别人对他的要求也比较少，如果他犯了过错，他也不会因此受到责备，从他的目标看来，他不是愚笨，他是装傻。

直至今日，一般的治疗都是针对病症而行。不管是在医药上或是在教育上，个体心理学对这种态度都是完全反对的。当一个孩子的数学赶不上别人，或学校作业总是做不好时，如果我们只注意这些点，想要在这些特殊表现上改进他，那是完全没有用的。也许他是想使老师困扰，或甚至是使自己被开除以逃避学校。假使我们在一点上纠正他，他会另找新途径来达成他的目标。这和成人的神经病是恰恰相同的。

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帮助这些用错误方法来追求优越感的人呢？如果我们认清：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所有人类的通性，那么这件事情便不难。知道了这一点，我们便能设身处地，同情他们的挣扎。他们所犯的唯一错误是他们的努力都指向了生活中毫无用处的一面。在每件人类的创作之后，都隐藏有对优越感的追求，它是所有对我们文化贡献的源泉。人类的整个活动都沿着这条伟大的行动线——由下到上，由负到正，由失败到成功——向前推进。然而，真正能够应付并主宰其生活问题的人，只有那些奋斗过程中，也能表现出利人倾向的人，他们超越前进的方式，使别人也能受益。如果我们依这种正确的方向来对待人，我们便会发现：要他们悔悟并不困难。人类所有对价值和成功的判断，最后总是以合作为基础的，这是人类种族最伟大的共同之点。我们对行为、理想、目标、行动和性格特征的各种要求，都是它们应该有助于人类的合作。我们绝不可能发现一个完全缺乏社会感觉的人、神经病患者和罪犯也都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拼命想替他们的生活样式找出合适的理由和把责任往别处推等行动中看出来。可是，他们已经丧失了往日生活中有用的一面前进的勇气。自卑情结告诉他们：“在合作中获取成功是没你份的。”他们已经避开了真正的生活问题，而和虚无的阴影作战，以向他们自己重新肯定自己的力量。

恐惧之罪

很多时候我们都能看到一些很有能力的人却在干着一些平常细小的工作，他们本来有能力做得更加出色，而且也有机会去做，但是他们却被那些愚蠢的迷信思想所束缚捆绑，无法充分地展现自己的能力。

如果你雄心勃勃地要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才能，那么请彻底与迷信思想划清界限。因为这样一来，你就能去除束缚你手脚的镣铐，完全依靠自己的智力和能力工作。没有一个人能成就伟大的事业，除非他从迷信和恐惧的囚笼中解放出来。

很多时候我们都能看到，因为恐惧的压制和阻碍，许多才华横溢的人无法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只是干着平凡普通的工作。我们还看到，一些人很有能力、却因为恐惧而使自己的努力化为乌有，使自己的能力受到损害。恐惧使最为果断的人犹豫不决，使最有能力的人胆小怕事、工作率低下。

恐惧是强盗，它掠夺人们的力量。恐惧会麻痹人们的思维，摧毁人们的自发性、热情和自信。它对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和所付出的努力都有着不利的影响，摧毁雄心和效率。

不久前一家杂志社采访了2500人，发现他们有超过7000多种不同的恐惧，包括害怕失去职位、害怕供应不足，害怕传染病，害怕某些隐藏的疾病或遗传疾病的蔓延，害怕失去健康，害怕死亡，害怕提前埋葬等等，还有其他几千种因迷信而产生的恐惧。

还有很多人单纯地害怕活着，畏惧死亡，因为他们害怕自己总有一天会死去。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才能驱逐内心的恐惧，恐惧伴随宕他们出生直至死亡。

每时每刻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因迫近的不幸而心生恐惧。即便是在他们最快乐的时候，恐惧还是时时存在他们心中。快乐的感觉初恐惧所冲淡，正因为如此，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地享受快乐，从中发到乐趣。恐惧是宴会上的幽灵，壁橱里的尸骸。

有些人几乎害怕所有的事情。他们害怕气流，害怕感冒或着凉；害怕吃他们想吃的东西；害怕亏本而不敢去做生意；害怕公众的舆论。他们就像格兰迪夫人（英国戏剧家汤姆·莫顿所作喜剧中的人物）那样怕这怕那。他们害怕困难的来临、害怕贫穷、害怕失败、害怕庄稼欠收、害怕闪电和惊雷。他们的一生从来就是恐惧、恐惧和恐惧。

还有很多人害怕各种各样的疾病。他们总是想象着那些可怕的症状，想象会因此而失去个人的魅力，想象随之而来的痛苦和折磨。这种种的暗示，久而久之将会影响食欲，削弱营养，从而降低身体的抵抗能力，这恰恰使他们所担心的那些疾病有机可乘。

众所周知，在一次大规模的疾病流行传染中，人们往往在和病人有真正的身体接触之前，很有可能就会感染上这种疾病，其实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人整天胡思乱想，惶惶不可终日，害怕自己也染上这种疾病。

在中世纪的历史上曾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囚犯们在看到断头台时就已经被吓得半死，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被处决之前就因为恐惧而死在监狱里了。

在战争中，那些认为自己受到了致命伤的士兵都很快地死了，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被子弹或炮弹所打倒，甚至连一滴血都没有流。极度的恐惧往往能使人一夜白头，某些巨大的厄运和危险的恐惧将缩短一个人几年的寿命。

一本医学杂志曾经报道过一个德国外科医生的例子。一日，当这位医生正开车通过一座桥时，突然看见一个孩子在水中挣扎。他赶紧下车，跑过去救这个孩子。当他把孩子拉上岸时这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儿子。第二天这位医生的朋友们几乎认不出他了，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

众所周知，当路德维格得知自己的妻子是无辜的时候，他的头发在几天之内变得像雪一样白，因为正是他自己怀疑妻子的不忠而逼死了她。

大家都知道，恐惧的力量能在很短时间改变血液的循环和其他一些分泌物的产生，从而导致了头发变白，或使神经系统瘫痪，甚至于摔死。任何让我们觉得快乐的东西，能使我们产生一种兴奋愉悦的感觉，使毛细血管松弛从而让血液循环流畅；而那些让我们觉得压抑、苦恼、忧伤、焦虑的，实际上都是恐惧和焦虑的种种形式，它使血管紧缩，从而阻碍了血液的循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受到惊吓的人的脸通常是雪白的。

如果恐惧能对神经系统造成如此大的影响，使他的头发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变白，那么长期的恐惧、焦虑和担忧的心理又会给人的生理系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是缓慢的死亡吗？

长期的忧虑简直就是慢性自杀！但是很少有人能意识到长期处于一种忧虑担忧的状态会对自己的身心健康造成多大的危害。这的确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历史，但是以往的经验教训却没能使我们学会如何去摆脱恐惧、焦虑和担忧——这些使我们人类长期受到折磨，体验不到真正的快乐。很早之前我们似乎就能够找出解脱的方法，但是时至今日，我们还在被同样的“恶魔”所折磨——焦虑和担忧；从出生到死亡，我们无时无刻不被这些精神上的敌人所困扰，成为它们的牺牲品，其实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压制和摧毁它们，只要我们改变自己的想法。

谁能够估计遗传暗示所带来的恐惧和折磨？孩子们经常可以听到对那些可怕疾病的描述，那些疾病夺去了他们祖先的生命，因此孩子们会很自然地关注自身的状况，是否出现相同的症状。

想一想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到大总是想着自己很有可能因家庭遗传得癌症、肺病或是其他导致自己父母死亡的疾病，那么或许最终的结果对他来说真的是致命的！长期对疾病的恐惧会对一个人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将会阻碍一个孩子以后的发展。

长期生活在恐惧气氛中的孩子很难正常成长，他必将受到很大的束缚。他们的身体发育会受到阻碍，他们的血管会变小，循环变慢，心脏也会因此而变弱。

恐惧使人沮丧，压抑，甚至于扼杀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一个人终日沉浸在恐惧之中，那么他的生活态度必将因此而改变，一个原本积极、富有创造力的人将变得消极、无所事事，这样的生活态度是不可能有任何成就的。恐惧对一个人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当恐惧已成习惯时，一个人的生命之源亦将因此而枯竭。爱能驱除恐惧，爱对一个人的身体和智力有着根本相反的影响。它能够扩大充实一个人的本质，给人以足够的生命细胞，增加人脑的力量。

恐惧的解毒剂

恐惧的巨大破坏作用往往是通过一个人的想象力而得以实现的，因为人们总是不停地想象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情。信心是最好的解毒剂，当恐惧者只看到黑暗和阴影时，一个人的信心便是不幸中的一线希望，是乌云后的一缕阳光悲观者充满恐惧，低头俯视，事事只往坏处看；乐观者充满信心，抬头仰望，总能看到好的一面。悲观者总是预测失败，乐观者则是期待成功。如果一个人对自己、对生活充满信心，那么在他心中就不会有对贫穷、对失败的恐惧。怀疑也将因此而不存在。信心将战胜所有的不幸。

强烈的信心将使一个人的生命得到极大的延长。有信心者永远不会焦躁不安，他总是能克服暂时的苦恼、不合和麻烦，他总能看到乌云后的阳光。他坚信天无绝人之路，一切总会好起来，因为他能看清自己的目标，而悲观恐惧者往往看不到这一点。

长寿的人总是有着强烈的信念，或许他们对于信念的理解与我们对于信念的宗教解释有所不同，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心中的信念是一种永恒的信心，确信一切到头来总会遂人愿。

忧虑使人无谓地浪费自己的能量，削弱甚至毁灭自身的创造力。信心能使人摆脱忧虑的困扰，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

一个为恐惧所困扰的人是绝无可能发挥出自己的全部能力的。如果一个人处于困境之中，他必须投入自己全部的精力，但是如果他担忧分心，就只会阻碍自己能力的发挥。冷静、平衡的心态往往能给人以信心和保证。

无论你需要什么，都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不要问怎么做、为什么和什么时候，发挥出自己最佳的水平，保持一个坚定的信心，你将创造出奇迹。

长期的忧虑会削弱一个人的信心。一个有着坚强信念的人，相信有一种无限的力量，指引和引导宇宙间的万物，都朝着一个圆满的结局发展，犹如一个无所不能的计划者所设计的那样：万物的纷杂。零乱最终会归于和谐，真理必将战胜所有的谬误；世间万物，看似错综复杂，互相矛盾，但最终总会走向一个庄重、仁慈、高尚的人类所无法解释的圆满——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担忧。当失望、损失、倒退甚至灾难纷纷向他袭来时，他心中的平衡不会因此受到丝毫的影响，因为他的信念使他相信不幸是暂时的，失望中有希望的力量，失败后有胜利的曙光。

许多人在奋斗过程中，总是不时地停下来想象他们最终能得到什么，猜想自己是否真的能成功。不停地想象最后的结果导致了怀疑，怀疑导致了失败。

成功的秘诀就是集中精力。担忧和恐惧会使人分心，无法集中精力，并扼杀人的创造力。如果韦伯斯特总是为恐惧、焦虑和担忧所困扰，那么他根本无法集中自己的精力。当一个人精神器官总是随着情绪的斗争而摇摆不定，那么效率也就无从谈起。其实，人生中的痛苦并没有那么可怕，真正使我们未老先衰，使我们的脸布满皱纹，使我们的脚步失去活力，脸颊失去光泽，使我们不快乐的并不是那些已经发生的不幸，而是我们的忧虑。

一位以其美貌闻名于世的演员曾经说过：“任何希望自己漂亮的人绝对不能忧虑。对于美丽而言，忧虑意味着毁灭、死亡和破坏。忧虑意味着失去光泽、变成菜色、布满皱纹，随之而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烦恼。无论什么事情发生，一位女演员绝对不能焦虑担忧。一旦她明白了这一点，她就已经明白如何去保持自己的美貌。”

如果一个习惯于忧虑担心的人能够看到自己变得无忧无虑后的情形，那将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只要比较一下两个不同的画面：未老先衰，脸上因为忧虑和担心满是深深的皱纹，看不出任何希望和活力，远比实际年龄老得多，这就是他的实际情况；而另一面，看起来充满活力，乐观向上，生机勃勃，轻快敏捷。

在几乎所有形式的宗教信仰中，恐惧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中世纪的教士们发现这一招非常地有效：把那些愚昧无知的人吸引到教堂里来，然后控制他们的言行思想。愚昧无知者往往易于受骗，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统治者都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

谁能计算出他们所宣扬的地狱和所谓永恒的惩罚给人们带来的恐惧感和所造成的恶果呢？几个世纪来，这些宗教教条给人类社会蒙上了一层阴影。

教堂创立的本意是为人们提供一种摆脱各种形式恐惧的途径。换一句话说，就是人类努力为自己提供一个途径来摆脱恐惧和焦虑，来避免对心灵的伤害。但是正是这些教堂在无意中在人们心中形成了另外一种恐惧感，正是这种恐惧感使人们走进教堂，听从教堂的训诫。对于人类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自上帝造物以来，人类生活在永远的恐惧之中，畏惧可怕的事情此时或彼时将要发生在他们身上；很多时候，人类仅仅是一个傀儡，生活在环境的控制之下；残酷的命运窥视着人类，随时可能以致命的疾病或灾难的形式袭击人类。

假如一个人经常恐惧死亡，畏惧死亡的突然到来，或恐惧自己的人生计划因死亡而瞬间消逝，那么他又怎能静下心来去达到人生的最高理想呢？如果一个人总是怀有噩梦般的恐惧，那么他又怎能成就一番不朽、永恒的事业？总是悲哀地去担忧突然的死亡，是很不正常的行为，它将阻碍所有的发展和成就，使人们无法获得快乐。

什么是恐惧？它的根源来源于何处？为什么它能困扰人们的思想，使那么多人变得胆小懦弱、碌碌无为呢？其实恐惧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恐惧只是一个单纯的思想问题，是想象中的妖魔鬼怪。当我们清醒的时候，它对我们就没有任何力量。如果我们受到过正确的培训，视野开阔，能看到并相信外界发生的一切对我们本身都不会产生很大的危害时，我们就不会害怕任何的东西。

恐惧麻痹一个人的主动性。它打击自信，导致优柔寡断；让我们动摇退缩，害怕新的开始，使我们充满怀疑和猜测。恐惧极大地削弱了一个人的力量。许许多多的人往往将他们宝贵的精力的一大半浪费在了无谓的焦虑和担忧上面。

我们能够抵抗恐惧的力量，正如化学家通过添加碱性试剂来中和酸的腐蚀力，勇敢的想法、信心、坚定的信仰，这些都是恐惧的天然解毒剂。

如果一个人总是为恐惧所困扰，他的活力将被焦虑所侵蚀，他的精力也会因此白白地浪费那么他就不能高效率地工作，取得大的成就。一个充满焦虑。愤怒和被困扰的头脑不可能清楚而有效率地考虑问题。

忧虑是恐惧的一个阶段，通常是出现在不正常的情况之下。对一个有着强健体格、精力旺盛并且过着清洁、理智的生活的人而言，忧虑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忧虑只会对弱者产生影响——那些死气沉沉、筋疲力尽的人，尤其是那些品行不端的人，这些人往往被忧虑所占据。担心生病的人往往会得病。

我们迫切需要的东西是要保持一个足够健康的身体、健全的智力和高尚的道德，使那些疾病细菌、担忧细菌和焦虑细菌在我们这儿没有任何立足之地。我们应该有足够强的抵抗力，使那些细菌没有任何机会侵袭我们的头脑和身体。

为了使自己能完全远离忧虑，我们必须理智地去做每一件事。无论需要多诚实或要经历多大的困难，我们都必须合理地饮食，合理地运动，合理地思考、睡眠、生活等等，否则我们只会给那些烦恼以可乘之机。有几千种“敌人”伺机进入我们的身体，袭击我们最薄弱的环节。

一个冷静、沉着、稳健的人，在离开办公室后就不再处理任何公务，在他看来，工作上的事情就应该在工作时间内处理完毕，无须将它们带回家，让家人和朋友看到自己阴郁、拉长的脸；他显示了自己的冷静和沉着，有能力主宰局势。

当恐惧及其所有的形式全部被消灭时，将出现一个幸福的黄金时代。到那时，人们将拥有全部的自信和崇高的信仰；拥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自由。他们的力量和才智将成倍地发挥出来。

我们的担忧和恐惧往往与我们保护自己的能力成反比，我们越是软弱无能，越容易感到忧虑和恐惧。当我们意识到自己越来越强大，能够战胜那些曾经恐吓我们的事物时，我们将不再有恐惧。

我们都知道赫拉克勒斯从不感到畏惧。因为他清楚自己拥有超自然的能力，根本无须担忧或恐惧别人会伤害到他。

化解你身边的嫉妒

嫉妒是一种难以公开的阴暗心理。日常工作和社会交往中，嫉妒心理常发生在一些与自己旗鼓相当、能够形成竞争的人身上。比如：对方的一篇论文获奖，人们都过去称赞和表示祝贺，自己却木呆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由于心存芥蒂，事后也许或就这篇论文，或就对方其他事情的“破绽”大大攻击一番。对方再如法炮制，以牙还牙。如此恶性循环，必然影响双方的事业发展和身心健康。

所以，要克服嫉妒心理首先要先想后果，认清危害性。

其次，如果被嫉妒心理困扰，难以解脱，一定要控制自己，不做伤害对方的过激行为。然后不妨用转移的方法，将自己投入到一件既感兴趣又繁忙的事情中去。

工作及社交中嫉妒心理往往发生在双方及多方，因此注意自己的性格修养，尊重与乐于帮助他人，尤其是自己的力手。这样不但可以克服自己的嫉妒心理，而且可使自己免受或少受嫉妒的伤害。同时还可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又感受到生活的愉悦，何乐而不为呢？

当嫉妒心理萌发时，或是有一定表现时，能够积极主动地调整自己的意识和行动，从而控制自己的动机和感情。这就需要冷静地分析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同时客观地评价一下自己，从而找出一定的差距和问题。当认清了自己后，再评价别人，自然也就能够有所觉悟了。

快乐之药可“以治疗嫉妒，是说要善于从生活中寻找快乐，就正像嫉妒者随时随处为自己寻找痛苦一样。如果一个人总是想：比起别人可能得到的欢乐来，我的那一点快乐算得了什么呢？那么他就会永远陷于痛苦之中，陷于嫉妒之中。快乐是一种情绪心理，嫉妒也是一种情绪心理。何种情绪心理占据主导地位，主要靠人来调整。

虚荣心是一种扭曲了的自尊心。自尊心追求的是真实的荣誉，而虚荣心追求的是虚假的荣誉。对于嫉妒心理来说，它的要面子，不愿意别人超过自己，以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正是一种虚荣，一种空虚心理的需要。单纯的虚荣心与嫉妒心理相比，还是比较好克服的。而两者又紧密相连，相依为命。所以克服一份虚荣心就少一分嫉妒。

自我抑制，是治疗嫉妒心理的苦药自我宣泄，是治疗嫉妒心理的特效药。嫉妒心理也是一种痛苦的心理，当还没有发展到严重程度时，用各种感情的渲泄来舒缓一下是相当必要的，可以说是一种顺坡下驴的好方式。

在这种发泄还仅仅是处于出气解恨阶段时，最好能找一个较知心的朋友，或亲友，痛痛快快地说个够，暂求心理的平衡，然后由亲友适时地进行一番开导。虽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嫉妒心理，但却能中断这种发泄性朝着更深的程度发展。如有一定的爱好，则可借助各种的业余爱好来宣泄和疏导。如唱歌、跳舞、书画、下棋、旅游等等。

焦虑的祸患

焦虑这个魔鬼无处不在会一生一世陪伴着我们，即使在神圣的场合它也会存在。它会不受限制地出现在婚礼和葬礼中。它也存在于所有的正式的欢迎会中和所有的正式的宴会中。

以人类的智慧是不可能用语言来表达出“焦虑”所造成的损害的。它能强迫天才去干平庸的工作。自从世界产生以来，同其他所有的事物比较起来，它造成了更多的失败，伤害了更多人的心，使得更多的希望破灭。

你曾听说过“焦虑”会给人们带来好处吗？它曾经使得人们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吗？实际上，它总是在做与损害人们的健康、耗尽人们的体力、降低人们的效率相反的事。

在“焦虑”的压力下，人们会做些什么呢？他们会投入到各种各样的恶劣行径中去。他们会成为酒鬼、吸毒者等等；他们为了逃避“焦虑”这个魔鬼甚至会把灵魂也出卖掉。

想象一下它所毁灭的家庭，它所毁灭的雄心壮志，以及它所破坏的美好前途与希望。想想这个恶魔所伤害的人们，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魔鬼存在的话，那么这个魔鬼一定是“焦虑”以及它所有罪恶的副产品。

然而，尽管所有悲惨的不幸都是由“焦虑”引起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焦虑”是我们最亲近的和最好的朋友之一，我们和它贴得这么近，如此的不想和它分离。

有一些人非常清楚，成功和喜悦都是建立在持续发挥他们最大可能的能量基础之上的。因此，也就可以解释他们在思想上封闭这成功和喜悦的敌人——焦虑。当他们了解到“焦虑”不仅会夺走他们思绪的平静和工作的力量与能力，同时也会夺走他们宝贵的生命的岁月时，他们所形成的那种预测可能发生不幸的行为习惯也就不奇怪了。

一个人如果把他的精力全部都浪费在毫无用处的焦虑上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发挥出自身正常的能力。世界上没有比焦虑这种行为习惯更能耗费人们的体力，更能打击人们的雄心壮志，更能减损人们真正的力量了。

工作不会使人痛苦，但是“焦虑”却使大多数人品尝到了痛苦的滋味。并不是事情本身伤害我们，而是因为我们惧怕做事情才使我们受到伤害。因为我们不仅要在内心不停反复地考虑怎么处理，而且还要预测在事情发展中所将要面对的讨厌的事情。

很多人在面对不愿意接受的任务时的感受，就仿佛是一个人在已经跑完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路即将到达终点的时候，突然面对一条用来测试他的敏捷程度的沟壑或小溪而他又已经筋疲力尽无法跳过去。

“焦虑”不仅耗费人们的体力、浪费人们的精力，还严重影响人们工作的质量。它会降低人们的工作能力。当一个人思想上有杂虑的话，那他就不可能在工作中发挥出最高的效率。人的智力只有在头脑不被干扰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得最好。人们是不可能在头脑受到干扰时还能够清醒地、有逻辑地进行思考的。当一个人的脑细胞受到焦虑的影响时，他就不会像脑细胞仅被纯净的血液所滋养时那样容易集中注意力。根据艾尔默·盖茨教授（曾发现强烈的感情和坏的情绪会引起人体内分泌物的化学成分变化并产生有毒物质从而对人的健康成长和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和其他一些著名教授的研究表明，长期忧虑的人体内的血液会被有毒物质所损害。

“焦虑”所造成的最坏的影响就是导致失败。它会粉碎忧虑者的雄心壮志和忧虑者想要达到的目标。

一些人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总念念不忘自己的过去，而且总和自己的缺点以及所犯的错误过不去。甚至他们所有的观念都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因为他们只着眼于事物阴暗的一面，所以他们对任何事都带有偏见。

这种不好的意识在头脑中存在的时间越长，它就会越根深蒂固，并且越来越难使它消失。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种我们控制不了的力量在推动着宇宙的前进。每一个焦虑的时刻都会使成功转变为失败的可能性增大。无论多么小的忧虑都会对人体产生影响，破坏人们生理和心理的和谐，并降低效率。

非常奇怪，人们固执的允许微小的忧虑和不必要的摩擦以可怕的速度侵蚀生命。

这里，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建议：写下所有你认为将会出现的坏的事情，然后把它放在一边不去管。之后，你就会惊奇发现这些坏事情的发生是多么小的一个比率。

看看这些精力旺盛的可怜的人们，他们要承受着来自精神上的压力，整天带着一副焦虑的面孔，头脑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恐惧。他们担忧昨天、今天、明天以及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可怕的东西。

“恐惧在人的生命中自始至终都充当着不好的角色”霍科伯博士说，“我们出生在一个充满害怕和恐惧的环境中。我们的母亲在我们出生之前也在同样的环境中生活了很长时间。童年的时候，我们害怕我们的家长，害怕我们的老师，害怕我们的玩伴，害怕魔鬼，害怕各种规章制度和处罚条例，害怕牙医、外科医生……我们的中年的恐惧又变成了一种比较温和的形式，我们开始害怕商业上的失败，害怕失望和犯错误，害怕公开的和隐藏的竞争对手，害怕贫穷，害怕公众的观念，害怕意外事故、疾病、死亡甚至是死后的痛苦。人就像是一直在生与死之间不断徘徊的动物一样，是真实的与虚构的恐惧的受害者。这些恐惧不仅来自于人的本身，还来自于迷信、自欺欺人、幻觉、错误的信仰以及从古至今整个人类所犯的实际错误的影响。”

大多数人都是害怕自己阴影的愚蠢的孩子，由于各种各样的阻碍，导致他们不能有效地投入到工作、生活中去。

一个充满恐惧的人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应该说是一个傀儡、一个懦夫。像停止任何已经对你本身造成伤害的练习一样去停止害怕失误是不可能的。你应当充满勇气、希望和自信。

不要一直等到恐惧的思想在你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也别仔细研究它。应当立刻采取措施消灭它。即使恐惧会在你的思想中扎很深的根，但与它相对的事物也能将它中和掉或彻底根除。

像忧虑和担心一样，如果存在与其相对的思想，诸如英勇、自信、希望等，恐惧无论以何种表达形式都不可能长期占据人的思想。恐惧是弱者的意识的表现。它出现在人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处理所面对的事情的时候。对于疾病的恐惧是出于人的意识，没有人能够成功地消除它。

在一种严重的传染病流行期间，那些易生病的人们就会充满了恐惧。报纸上生动写实的图片和各方关于这种病的不断议论都会使这些人更加害怕。他们的头脑中将会出现生病时的假想、症状反应（剧烈呕吐，精神错乱等），甚至会想象自己死后身着丧服出殡时的情景。

如果你想在一生之中有所作为的话，那么请消除焦虑吧。因为细微的焦虑和紧张都会对人的自身协调能力产生很大的影响。一匹马被讨厌的苍蝇恶化的程度要比它被艰苦的工作所恶化的程度大得多。它会更加害怕鞭子的抽打和缓绳的猛勒，从而忽略拉马车所付出的体力。

每天都有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破坏了我们的舒适与幸福，抢走了我们的能量。正是一些容易发脾气的人们不停的责骂和找茬破坏了很多家庭的幸福与平静。

最令人感到可悲的是，人们把一生中的大部分精力都浪费在预测不幸的不好习惯上了。恐惧与焦虑绝不可能有明确的表达形式，因为那是一种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毫无根据和基础可言。

我们所恐惧的事物都是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东西。它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至今为正也没有变为现实。如果你确实得了一种你曾经害怕得的病，那么恐惧只会加重你的痛苦甚至可能造成致命的结果。

恐惧的习惯会破坏人的新陈代谢过程，因此会减少人的寿命。实际研究表明这种习惯能够改变人体组织的化学成分。恐惧不仅会使人早熟，同时也会使人更早面对死亡。恐惧会扼杀创新的灵感和勇气，会抹杀人的个性，会削弱人的思维能力。当一个人害怕即将到来的危险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做出什么大事。恐惧是胆小懦弱之人的表现。恐惧这个魔鬼是生命的掠夺者，幸福和雄心壮志的破坏者，是人们成就事业的阻碍者。《圣经》上说：“受伤的灵魂将会损害肉体。”很明显，精神上的压力（比如忧郁）会造成人体的各种腺体的分泌减少从而使人体各种组织的功能逐渐衰竭。

恐惧会破坏人们的正常思维，它会使人在处于紧急情况下没有能力进行明智的思考，实施出正确的解决措施。因为人们不可能在恐惧的麻痹下，清醒地思考问题，做出迅捷的反应。

当一个人对所从事的东西不抱乐观态度时，当他对将来可能的失败充满恐惧时，他就会陷入到他所有恐怖的思想中，他也就不可能获得事业的成功。这种失败应该说是一种心理上的失败。

一个人不能向恐惧低头，而应当保持一种充满希望的乐观态度。这样他的事业才会走上系统化的道路，有长远的发展前景，实际失败的可能性才会微乎其微。相反。当一个人缺乏勇气和信心时，那么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胜利者。

没有人能说出“焦虑”以及因它所产生的东西在未来的影响是什么。无论在哪里，它都是一种可怕的诅咒。尽管“焦虑”没有实在的实体，但无论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想象出来的魔鬼的存在。

告别愤怒

在生活中，有些人控制不住自己，特别在不顺心的情况下，容易发怒，试图想靠愤怒解决问题。实际上，乱发脾气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加重问题。对成大事者而言，愤怒是无知的表现！

正如培根所说：“愤怒，就像地雷，碰到任何东西都一同毁灭。”如果你不注意培养自己忍耐、心平气和的性情，一旦碰到“导火线”就暴跳如雷，情绪失控，就会把你最好的人缘全都炸掉。

自然界是个有条不紊、有规律运行的有机体。只要正常运转，一切都会秩序井然，按部就班。就像一台计算机、一架飞机、一台机器，如果操作正常，控制良好，就能发挥他们的正常作用。人的情绪也如一架机器一样，一旦失控，就不能正常运转，甚至给外界带来危险。

我们也许看到过交通拥挤的十字路口红绿灯失控时的“惨状”，整个路面成了车的海洋，不耐烦的司机在里面鸣笛叫喊，喇叭声充斥于耳，整个交通处于瘫痪混乱状态，如果没有交警的管理疏导，不知道会拖延到什么时候，造成什么后果。同样，如果一代人的情绪失控，这世界又会怎样呢？

所以，当别人对你的缺点提出批评甚至指责时，当你和朋友为某件小事“斗嘴”时，当你一时感到生活压抑时，你一定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愤怒，让你的大脑“冷却”下来，让你胸中的“波涛骇浪”平静下来，把你的粗嗓门压下来，把你要伸出的拳头收回来……

常言道：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不必为一些小事而斤斤计较。我们不提倡无原则的让步，但有些事不必要那样“火上浇油”，那只会使事情更糟，只会破坏你跟别人的感情。

假如你发起脾气来，对人家发作一阵，你固然非常痛快地发泄了你的情感。但那个人怎样？他能分担你的发泄吗？你的争斗的声调、仇视的态度，能使他容易同意于你吗？

“如果你握紧两个拳头来找我，”威尔逊说，“我想我能应付你。我的拳头会握得像你的拳头一样紧；但如果你到我这儿来说，‘让我们坐下一起商议，如果我们意见不同，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意见彼此不同，争执之点是什么，’我们不久就可看出，我们的分歧并不是相距很远，我们所不同意的地方很少，同意的地方很多，只要我们有接近的忍耐、诚意及欲望，我们就可以接近。”

如果一个人，与你意见不和，你不能用基督教世界里所有的逻辑使得他同意你。应当明了，当人们不愿改变他们的心意时，不能勉强或驱使他们改变。但如果我们温柔友善，非常温柔，非常友善，我们就可以化解他们的愤怒。

一句古老真实的格言说，“一滴蜜比一加仑胆汁能捉住更多的苍蝇。”对人也是这样，如果你要使得人同意你的主张，就要先使他相信你是他的真实朋友。

因此，在你的一生中，当你碰到使你愤怒的事情或的时候，如果你想正确地解决问题，就一定要记住这样一条原则：告别狂暴的愤怒，友善地对待他人。

把不公平的嘲讽当成习惯

冷嘲热讽，甚至流言蜚语都是平时“伤人”、“杀人”的两大手段。成大事者对冷嘲热讽和流言蜚语并不是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而是用不太在乎的态度去应对，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事情上。另外，就是自己嘲讽一下自己，也许是一件好事！

无影无踪却又恶毒异常的流言蜚语常常能够杀人于无形。这些流言的散播者，或是出于嫉妒，或是对别人心怀仇恨，而对他们所不满的人进行着利箭般的嘲讽。如果一个人不能举起有效的防身盾牌，很可能就会悲哀地倒在这种嘲讽之中。

曾经统帅过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绰号叫做老“锥子眼”、老“地狱恶魔”的柏特勒将军。他年轻的时候拚命想成为最受欢迎的人物，想使每一个人都对他有好印象。在那段日子里，一点点的小嘲讽都会让他觉得非常难过。可是他承认，在海军陆战队里的三十年使他变得坚强很多。“我被人家责骂和羞辱过”，他说，“骂我是黄狗，是毒蛇。我被那些骂人专家骂过，在英文里所有能够想得出来的而印不出来的脏字眼都曾经用来骂过我。这会不会让我觉得难过呢？哈！我现在要是听到有人在我后面讲什么的话，甚至于不会调转头去看是什么人在说这句话。”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不能阻止别人不对我们做任何不公正的嘲讽，我们却可以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我们可以决定是否要让我们自己受到那些不公正嘲讽的干扰。

这样说并不是完全不理会所有的批评，而是不理会那些不公正的嘲讽。在这一点上，罗斯福夫人依莲娜的态度很值得借鉴。

依莲娜说她小时候非常害羞，很怕别人说她什么。并因此向姨妈求救。姨妈正视着她说：“不要管别的人怎么说，只要你自己心里知道你是对的就行。”依莲娜·罗斯福说，当她在多年后住到白宫之后，这一点点忠告，还一直是她行事的原则。她说，避免所有嘲讽的唯一方法，就是只要做你心里认为是对的事——因为你反正是会受到嘲讽的。做也该死，不做也该死。这就是她的信条。

舒伟伯先生说，后来他就把这个老德国人的话当作他的座右铭：“只笑一笑。”

当你成为不公正嘲讽的受害者时，“只笑一笑”这个座右铭尤其管用。别人骂你的时候，你可以回骂他，可是对那些“只笑一笑”的人，你能说什么呢？

林肯要不是学会了对那些骂他的话置之不理，恐怕他早就受不住内战的压力而崩溃了。他写下的如何处理嘲讽的方法，已经成为一篇文学上的经典之作。在二次大战期间，麦克阿瑟将军曾经把这个抄下来，挂在他总部的写字台后面的墙上。而邱吉尔也把这段话镶了框子，挂在他书房的墙上。这段话是这样的：“如果我只是试着要去读——更不用说去回答所有对我的攻击，这间店不如关了门，去做别的生意。我尽我所知的最好办法去做——也尽我所能去做，而我打算一直这样把事情做完。如果结果证明我是对的，那么即使花十倍的力来说我是对的，也没有什么用。”

当你我受到不公正的嘲讽时，让我们记住规则的第一条：尽你最大的可能去做，然后把你的破伞收起来，免得让嘲讽你的雨水顺着你的脖子后面流下去。

热忱是一个人对所做事情的感觉和兴趣。没有热忱，肯定会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不会尽心尽责，不会精益求精。有些人正是因为过于冷漠，对工作缺乏认真，干到哪儿算到哪儿，因此不能赢得尊重，更谈不上让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了。成大事者需要的不是冷漠，而是热忱。多一份热忱，就会多一份收获。

现代成功心理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