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说两宋时，鄱阳的水运有了较大发展？因为从大历史看，这个时期中国的水运事业，也是非常发达的。“以舟为马，以楫为车”已成为社会时尚。南宋偏安江南，更加速了水运的发展。南宋末年的浙江人吴自牧，在他的《梦粱录》中说：“向者汴京用车乘驾运物，盖杭城皆石板街道，非泥沙比，车轮难行，所以用舟及人力耳。”其实，吴自牧在这里只说对了一半，木轮车在石板上是比较难推，我认为这不是“以车为马，以楫为舟”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江南水乡，港汊纵横、舟楫四达的良好水环境，带来的运输便利。
水运发达，乗船远行的人也逐渐增加。名人、名家经鄱阳湖来到鄱阳的就更多了，介绍鄱阳风土人情的文学作品不断问世。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苏辙，盛赞鄱阳湖的水运说：“山转楼船影，岸催连橹声”；北宋词人贺铸不无感慨地唱咏：“鄱阳不乏江山助”。抗金名将李纲，在他的《彭蠡湖》七言诗中写道：“群川已汇江不湍，朝宗到海东南安。烟收云敛望不尽，眼界始知天地宽。世传扬澜和左蠡，无风白浪如山起……好风已借一帆便，霁色更增双眼明。”范成大、杨万里，也都留下过咏唱。对于鄱阳与鄱阳湖的水运盛况，如同王安石、文天祥总结的那样，鄱阳湖和江西的水运事业，“大舟如山起牙樯，输泻交广流荆扬（王安石）”；“南人撑快桨，北人坐危樯（文天祥）”，水不再是畏途，而是载物的通道，水上运输已成为两宋时，鄱阳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宋鄱阳进士及熊本、陶节夫进士，是封建社会衡量地域文化强弱的象征之一。翻开清朝《鄱阳县志·历朝进士表》，两宋进士占人口的比例，比后来历朝的都要可观，可见当时鄱阳的文化水准，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不过，与后来朝代的进士相比，你会发现有个奇怪的现象，在历官介绍中，北宋初和中期，有不少中举的鄱阳进士，居然看不到他们的一官半职。比方说进入北宋后，摆在第一位同榜排列的，是窦随和谢恩恭，他们都是公元985年宋仁宗雍熙二年，梁灏榜的同科进士，也是有记载的继吉中孚之后的进士。然而，在历官介绍中，却没有看到他们担任过何种职务。从史料上看，北宋的科举制度，较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有一定发展，中举的名额比前朝要多。宋英宗以前，每隔一或两年进行一次进士考试，每次入选进士的名额，约为二三百人，应该说通过考试做官的机会也多。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二位的无官职可记呢？我想，这与北宋的开国皇帝有很大关系。在宋初，赵匡胤曾经发过话，“不用南人为相”，虽然他指的是担任宰相之职，但他的这一“指示”，无形中埋下了对南人歧视的种子，以致在整个北宋时期，尤其在南方地主阶级势力壮大之后，形成了南北两方，不断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因此，考上进士之后能否在仕途上旋展才干，得到称心如意的职务，这就要看自己的运气。恐怕这就是窦随、谢恩恭和继窦随之后，鄱阳在公元1000年宋真宗咸平三年，陈尧咨榜中的三名进士：龚纪、黄梦松和沈士廉，两人无声无息，惟有黄梦松历官监察御史、户部侍郎的原因。
宋太祖为什么登基之后，对南方人实施歧视呢？原因很简单，赵匡胤之所以能够登上皇帝宝座，主要得势于北方地主阶级，所以在政权分享上，他必然要重北轻南。可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政治重心的南移，使后来的北宋朝廷，不得不起用南人为相。比方人说吴县人范仲淹、江西人王钦若、王安石等等，他们都是南方人。正因为北宋存在南北争权的现象，结果幸运倒霉的都让鄱阳人遇到了。以公元1024年宋仁宗天圣二年，宋祁榜的吴伸为例，他就是官运亨通者，官至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接着又有大梨的胡光，历官工部侍郎。所以，在北宋中举的56人中，有36位看不到官职介绍，我想这些人中，多半是任由命运安排，只求安稳，不寻风险，一生中只在低层中任职。当然，之中也不排除，不为“五斗米折腰”者，他们不甘伏就于庸俗无能、玩弄权术且官运亨通之辈。
尽管历史总会有发生让读书人受到戏弄的事，但毕竞也还会让有一些确有真才实学，且又运气不错的人，能够得到应得的待遇。在北宋，在20位做官的鄱阳进士中，仍有6位入选了《宋史》，这不能不是值得称道的文化现象。这6位入选《宋史》的人是：熊本、彭汝砺、彭汝霖、彭汝方、陶节夫、洪皓。为了叙述方便和便于比较，暂时把彭氏兄弟、洪皓父子放在后面说，今天先说说熊本和陶节夫。
熊本，字伯通，公元1046年宋仁宗庆历六年贾黯榜进士。熊本从小就非常爱好读书，范仲淹在景佑年间任职饶州时，曾经看过他写的文章，认为他有才华。熊本进士及第后，先是在抚州担任军事判官，接着到浙江建德县担任秘书丞，这两个职务都很小，属幕僚，从七品，准县级吧。别看熊本职务不高，民本思想却很浓厚。一次，建德县令要将鱼池，发包给人作田地，他坚决站出来抵制，把鱼池还给了拥有者。公元1073年宋神宗熙宁六年，四川泸州有个叫罗晏夷的少数民族背叛朝廷，他通过分化瓦解，打击首恶，很快平息了这场叛乱。不久，他又用智谋化解了重庆南川的，一次少数民族反朝廷的事变。熊本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在使用人上举贤任能，量才录用。当时有个叫蔡京的，在安徽舒州担任推官，熊本了解到这个人的情况后，竭力予以推荐。对于不称职的官吏，熊本不护短不包庇，秉公执法，毫不留情。在任秦凤路转运使时，调查了解到熙河一带的地方官，法纪松弛，人浮于事，便奏请朝廷裁减了140名无事可做的官员。熊本一直具有变革鼎新的思想，早在宋神宗熙宁初期，便提出了“师用贤杰，政修法度”的主张。他不但支持王安石变法，而且与王安石私交很深，王安石有好几首诗，表述他与熊本的感情。熊本历官天章阁待制、龙图阁待制，洪州、杭州、江宁（今天的南京）府知州，算是北宋时官运不错的一个鄱阳进士。
陶节夫，字士礼，东晋大司马陶侃的后代，公元1096年北宋哲宗绍圣三年，何昌言榜进士。及第后的陶节夫，运气比熊本还差，到广州当了一名录事参军，从八品，大概也就是现在的科级吧。但是，陶节夫不以职低而不为，不仅认真而且敬业。那时，抓了个叫杨元的山大王，这人还真有点本事，每次抓到之后，他都能越狱逃跑掉，并且拒不承认自己是强盗。这次抓了差不多又有一年时间，他仍不认帐，官府奈何不得。陶节夫知道后，只和杨元说了几句话他就认罪了，在伏法之前，杨元跟狱友告别时说：“陶公有长者风度，我即是死了，也不后悔在他面前认错。”后来，陶节夫官至陕西转运副使兼延安知府，在这个职务上，西夏多次与大宋发生军事冲突，结果他都巧用计谋赢得了胜利，夺取了大片土地，为此提升为龙图阁学士，为正三品官员。
熊本、陶节夫相隔差不多近三十年，他们的仕途生涯也很相似，都是从幕僚干起，而且都在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冲突中，得到了朝廷的尝识，这看似巧合的偶然，说明了什么？我想，除用成熟两个字解释之外，很难找到更合适的词。与36位见不到官职和14位有官职，却没有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相比，他们的成熟，应该是鄱阳地域文化成熟的一种征兆。因为，人的成熟，都与他成长地的文化密不可分。事实上，在熊本之后的第18年，我们鄱阳那位第一个，也是鄱阳历史上惟一的一个文状元——彭汝砺为鄱阳文化在两宋时期的成熟，再次作了诠释。
彭汝砺与弟彭汝霖、彭汝方和其后裔
在中国历史上，自公元605年隋朝大业元年推行科举制，到公元1905年清朝光绪三十一年最后一科进士考试，前后历1300年。在一千多年里，从隋期产生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个状元孙伏伽，到清朝的末代状元张謇，一共有状元608人。然而，在这少得可怜的数字中，鄱阳人彭汝砺占了一席，于公元1064年北宋英宗治平二年，夺得了一个名额，殿试进入一甲，高中榜首，金殿传胪，雁塔题名，大魁天下，获取了将全部投状放在最前面，称作状头，也叫状元的荣誉。
彭汝砺，字资器，公元1041年北宋仁宗康定二年（一说宝元三年，1040年）生，公元1095年北宋哲宗绍圣二年故，一生只活了54个年头。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既是中举状元，除荣宗耀祖之外，一定有不小的官职。其实不然，彭汝砺尽管在科考场上春风得意，但官运且不亨通。金榜题名之后不久，他只是在湖南的保信军、武安军先后任推官和掌书记，在河南的彰州，任军事推官之类的，从八品低级幕僚之职。说到这里，有必要就地名后面出现两次的“军”字，作一解释。这里的“军”指什么？指行政建置。北宋之初，赵氏朝廷对行政制度上进行了改革，设置高于县，次于州的行政单位——军，按现在的说法，准地级地方政权。这种结果表明，彭汝砺只是个不善于官场应酬，满脑子浸透儒家思想的人，所以为人正直、爱憎分明、是非观强烈、不计个人得失、坦坦荡荡。史家评价他：“读书为文志于大者，言动取舍必合于义，与人交往必尽诚敬”。是个“为文命词典雅，有古人之风范”的正人君子。
彭汝砺尽管状元及第，有一定声名，但并未受到重用，他的起用，多亏了有“拗相公”之称的临川人王安石举荐。王安石赏识他的才华，对他写的诗文给予过比较高的评价。王安石曾经写过一首《赠彭器之》的诗，里面有这样几句：“鄱水滔天竞东注，气泽所钟贤可慕。文章浩渺是波澜，行义迢迢是归处。”可见“拗相公”对他是很器重的。王安石不愧是提携彭汝砺的伯乐，可又正是这位“拗相公”，使彭汝砺在官场上走了一些弯路。因为，彭汝砺对于王安石在尊重感激的同时，并没有去附就。作为一介书生，一个有一定辨别能力的年轻从政者，他认为按照自己的思想、品性、品德和性格去看问题，这才是正直的表现。对王安石的变法，彭汝砺既不盲从，也不完全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阐明自己的观点，结果激怒了王安石，遭到了王安石的厌恶。同僚蔡确利用彭汝砺，不轻易苟合别人观点的耿直性格，对他进行弹劾。弹劾就是向皇帝检举失职行为，以受到法纪处分，按我们鄱阳话说，向皇帝奏本。结果，使彭汝砺外放，离开京城长达十年之久。后来这位曾经搞过他名堂，以致使他受到挫折的蔡确，遭到别人的诬陷。照说，彭汝砺有机会对他进行报复的，但彭汝砺不仅不投井下石，反而站出来帮蔡确说话，结果自己受到了株连。
彭汝砺虽然有治政之材，磊落之德，但屡被权术所害，仕途一直坎坷。他在宋神宗起用他为监察御史里行时，曾首陈十件事：一正己，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财，五养民，六赈救，七兴事，八变法，九青苗，十盐事。这里面不乏真知灼见，且得不到理解和支持。当时，有位叫陆佃的浙江同僚，对彭汝砺的为人非常钦佩，他尤其欣赏彭汝砺的正直和不盲从。偏偏彭汝砺身上这些闪光的品质，恰恰是官场上的大忌。适应不了官场尔虞我诈伎俩的彭状元，除了像陆佃所赞许的：“三年清苦下书帷，诸子专门盛一时。研尽锦砂重注易，莫浅饶纸谩笺诗”的书呆子性格之外，还真不是玩弄权术、驾驭权力的好手，结果又被皇帝贬到江州任地方官，到九江后不几个月，卧病不起，溘然而逝。彭汝砺死后，安葬在湖北省阳新县木港镇。他着有《易议》10卷、《诗议》20卷、《鄱阳集》12卷。
彭汝霖，字岩老，彭汝砺的大弟，公元1076宋神宗熙宁九年徐铎榜进士，官至殿中侍御史，看起来这只是正七品的官阶，却属要职，职位不多，只设两员，专门负责“掌言事，及朝会中纠察朝仪班序”，职小权大。彭汝霖虽然是彭汝砺的弟弟，性格与人品与他哥哥彭汝砺截然回异。彭汝霖是靠曾布提携，由秘书丞擢升到殿中御的，曾布是他的仕途“恩人”。做人不能忘恩负义，这当然是条重要的原则。但是，怎样报恩，也必须遵守一定的道德准则。曾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弟弟，江西南丰人，任过饶州知州，宋徽宗时当上了宰相，在《宋史》中收列在《奸臣列传》中。彭汝霖在曾布揽权坑害贤良时，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害了不少朝臣，留下不好名声。
彭汝方，字宜老。旧《县志》有彭汝发没有彭汝方，注明彭汝发是彭汝砺的弟弟，为公元1088年宋哲宗元佑三年进士。《宋史》不是这样，《宋史》说“以汝砺荫补荣阳尉，临城主簿，汝砺卒弃官归葬”，与彭汝发看似两个人，我想这可能是汝发为汝方之讹，错误出在旧《县志》上。彭汝方这个人可能受彭汝砺的影响较深，为人忠贞可敬。公元1120年宋徽宗宣和初，彭汝方为浙江衢州通判，后擢知州事，代理知州时。方腊起义于浙江睦州青溪，今天的淳安。这里离衢州很近，很快攻到了衢州，当时衢州没有一兵一卒可以抵御方腊的义兵，官员们也都成鸟兽状望风而逃。彭汝方与同僚段约介两个人独守孤城三天，最后城池失陷，彭汝方被俘，直到至死仍骂不绝口，以命献国，终年六十六岁。
在谈彭氏家族时，有个人不能不说，那就是彭大雅。彭大雅，字子文，彭汝砺的叔伯侄孙。大雅的祖父汝执，为汝砺的堂弟。彭大雅与朱宗尹、江迪、黎泰三人，同为公元1214年南宋宁宗嘉定七年，袁甫榜进士。初官朝请郎，公元1232年理宗绍定五年，蒙古遣使来议夹攻金朝事，南宋遣使报谢，大雅为书状官随行，并将亲身见闻写成《黑鞭事略》，叙述了蒙古立国、地理、物产、语言、风俗、赋敛、贾贩、官制、法令、骑射等事。详备简要，为研究早期蒙古史重要史籍。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后来，彭大雅迁为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创筑重庆城，以御蒙古军。理宗淳佑初，被劾贪黩残忍，除名，到赣州居住。公元1252年淳佑十二年，追录其创城之功，复官。不久病故，追谥为忠烈。
世事就是这样纷杂，为什么彭氏家族中不同人物，会有不同的命运？同为一朝之臣，同为读书之人，即是同为一母所生，彭汝砺、彭汝方、彭汝霖兄弟之间，为人处事的差异是如此之大？我想，里面固然不排斥性格因素，却也不能否定文化因素，是不同价值观取向的结果，是他们对文化深层次认识差异的使然。是以政治框范文化，让文化成为政治的衍生，还是文化包含和影响政治，以保持文化的自尊，这在他们兄弟，包括后代中，因追求不同而最后命运各一。可以说，凡是视文化如生命的，他即使参与到政治之中，表现的仍是理想化、情感化和保持自信的特点，这样有可能缺少周旋能力，难于与环境协调，以致造成仕途的悲剧，然而这种文化的成熟，将会给人带来一定的精神财富和人格魅力。相反，那些视政治于生命者，在玩弄权术的同时，也为自己给文化的玷污付出代价，严重的会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
从洪皓身上看鄱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