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雕
欧元雕，1991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现为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法学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理论法学、农业法学、宗教与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一、首途罕布什尔
2000年11月8日，历经周折获得去美国访学机会的我，在上海浦东机场，终于登上浦东飞往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说起来惭愧，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出国，第一次乘坐飞机，一切对我而言，都是新奇，也都是未知，间或也有惶恐。在飞机起飞的一瞬间，我突然想，飞机要是在太平洋上空坠落了，我可就不知道是去和上帝还是去和释迦牟尼对话了。
必须一提的是，我是和Kay Ann Johnson 教授同行的，说来幸运，也恰恰是因与她同行，我最终才“化险为夷”，平安抵达罕布什尔。
在浦东机场到成田机场的飞行期间，我竟然睡着了。后来，据Kay说，中间她下来看了我两次（因为她在商务舱，我们乘坐的是波音747，有两层客舱，商务舱在二层），我都在酣睡中，就没有惊动我。
飞机飞行了一个多小时，机上广播说飞机抵达日本东京成田机场，要做短时停留。机上乘客都要下飞机，在机场休息。我也随众多乘客一起下飞机，来到机场候机大厅。下机时我想，原来日本和中国这么近。这时，Kay走过来。她本有贵宾资格，可以进贵宾区休息，但她可能考虑到我是第一次出国、第一次乘坐飞机，所以她没有进贵宾休息室而过来和我聊天。这时，我才了解了一点美国的选举文化，或者说是美国的政治文化。Kay是民主党人。在浦东机场时，她就告诉我说，到东京时，选举结果就该出来了。她那时认为，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应该会胜出。于是，我就问她，该祝贺戈尔当选总统了吧？她说：“Who knows？”我就问为什么，她告诉我说，佛罗里达州的选举出了问题，结果看来要到芝加哥才能知道了（当时我不了解，到美国后，看了旅美学者陈伟发表的一篇讨论2000年美国大选的文章，才知道原委）。
飞机在东京成田机场停留两个多小时后再次起飞。飞行期间，我依旧恍恍惚惚，只知道飞过白令海峡了，可能是接近北极的缘故，能感觉到落日的余晖。此后我基本处于半睡半醒状态中，一直到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
到了芝加哥机场，下飞机，取行李，出关，一切都是别人怎么做，我也怎么做。在出海关时，我看到Kay走在绿色通道，那是美国公民的优先通行通道。Kay通关后在那边等我。很快，轮到我了，却出麻烦了。
我把护照递给海关官员，我认为不会有问题的。海关官员（一个黑人）认真看了我的护照以及护照上的签证页，然后问我，你的IAP66表（交流访问学者专用的证明访问学者身份的表格，由美国移民局签署，必须持有）呢？我一下子就愣住了。我认真回想，终于想起来了，在离开合肥去上海的前一晚，众多领导同人给我饯行，大醉，回家竟然把该表放在我的手提文件箱里，放在家里衣柜上方了，走时竟未想起。我遂试图解释，以图谅解，能让我通关。但该海关官员原则性很强，不管我如何解释，就是说“No”。我当时一下子就懵了，因为，如不能通关，我就得打道回府，搭乘返回航班回国了。心里想，幸亏买的是双程票，只是回去不知如何见江东父老了。
我抬眼看绿色通道那头，Kay已经通关，在等我。她应该也未想到我会遇到这样的麻烦。我向她打手势，请她过来。Kay听了我介绍的情况，“My god！”随后，她和海关关员聊起天来，语速很快。我的英语是二把刀，只知道他们聊起了芝加哥，感情Kay是在芝加哥出生并成长的，他们是老乡。聊了有5分钟，最后，该海关关员说，可以让我先入关，但必须在一个月内带着IAP66表到波士顿海关重新入关。（注：后来，我让家里把我的IAP66表寄过来，同时，Kay也要求罕布什尔学院外办给我重新再出一份IAP66表。大概20天后，罕布什尔学院办公室安排一名日裔女学生Miya开车带我到波士顿机场海关重新入关，那次倒是非常顺利。）
入关后，Kay和我乘火车到另一航站楼，转乘芝加哥到哈特福德（康涅迭戈州国际机场）的航班。在候机室，机场广播通知，到哈特福德的航班晚点，原因是飞机上掉了3个螺丝，找不到了，为安全起见，要等3个螺丝都找到才能起飞，尽管飞机一切正常。又过了约20分钟，广播再次通知，说3个螺丝已经找到2个了，还有1个没有找到，但飞机可以起飞，如果旅客们都同意的话。Kay问我，上不上飞机。那一刻，我觉得我很清醒，说，你要上你上，我还是等等吧。Kay也觉得有趣，哈哈一笑。又过了20分钟，第三个螺丝终于找到了，飞机也终于安全起飞了。
到了哈特福德机场，Kay的丈夫Bill在迎候我们。晚上约12点，终于抵达罕布什尔学院。
二、在罕布什尔学院的教与学
（一）教
在罕布什尔学院，我的主要工作是教5个学生中级汉语：一名韩国留学生，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叫李昭垠，一名越南裔的学生，一名美国—菲律宾混血女学生，一名美国白人女学生，一名自称是林肯家族的学生——亚伯拉罕。后来又有一名日裔男学生加入，不过，他主要是和我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他的汉语水平要明显高于其他5名同学。
当时5名学生使用的教材应是中国汉办专门为外国人学习中文编辑出版的。教材难度适中，并且内容主要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语言，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我每周给他们上一次课，教学进度和内容基本上是按照教材来的。
罕布什尔学院是美国一所前卫型高校，是20世纪60年代在Amherst town的4所大学——马萨诸塞州立大学（Umass）、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阿姆斯特学院（Ameherst College）、和丽山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共同倡议下兴办的，目的是探索面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改革之路（这五所学校合称“五校联”）。当时学院学生约有1060人，教职员大约200人。学校和其他四所大学的课程学分互认，教学资源共享。让我非常感兴趣的是，学校不是像我们国内通常按专业招收学生和培养学生，而是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选择课程，修满规定的学分就可以毕业。由于课程都是学生们自己选定的，所以学生的学习热情都很高，主动性比较强。
当时罕布什尔学院的汉语教学还没有后来那么规范。我在教学的过程中，一般是先教他们读和说，然后再进一步讲解，往往是用汉英双语，反正只要讲明白，他们听懂就可以。罕布什尔的课堂不像国内大学那么呆板，教学既可以在教室里，也可以在室外，环境很轻松。我就有三四次在学生们的建议下把课堂放到了教学楼前的草坪上，大家席地而坐，如开Party般进行教学，效果倒是很好。
除了教他们语言，我也试图让他们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这方面我获得了张清明教授很多的帮助。大概是和学生们交流（我更愿意把我在罕布什尔学院的教学称作“交流”，因为，从形式上看，我确实是和他们在交流，而不是像在安徽农业大学课堂上的演讲式的教学）约一个月后，在学生们的倡议下，也在张清明教授的帮助下，我在我的住所教学生们打麻将。教了几次，李昭垠学得很快，大概因为她是韩国人，在韩国时就了解一些麻将的规则。所以，后来李昭垠就成了我教麻将的助手。
此外，美国学生对中国菜很感兴趣，而我也恰好能做一些中国菜。于是，我就在我住的Dom（公寓）里教他们做最简单的中国菜，比如青椒土豆丝、西红柿炒鸡蛋之类。我在教他们做菜时，少不了要从中国菜讲到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文化融合、中国的个人与社会，等等。
当然，在春节时，我也和学生们一起讨论过中国的“年”，介绍中国的春节文化。
（二）学
在罕布什尔学院，我的身份是交流访问学者。所以，我除了教学工作，还可以旁听“五校联”的任何课程。那个时候我开始对法律感兴趣，于是就想旁听些法律类的课程。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到罕布什尔学院以后，学校要给我安排一间办公室，但当时学校办公室比较紧张，于是就把我安排到学院的终身教授Lester Mazor博士[1]的办公室，因为他当时还在柏林的罕布什尔学院项目部工作，半年内不回来，学院在征询了他的意见后就让我暂时使用他的办公室。Lester Mazor教授是从事法理学、美国宪法学研究的国际知名学者，他的办公室的藏书当然都是与法理学、宪法学相关的，我如入宝库，受益匪浅，也让我平添了研究法学的兴趣。这一点对我，甚至对安徽农业大学的法学专业而言都是意义非凡的。正如吴惠敏教授所言，我们访学中的很多人，人生理念、生活方式、研究方向，甚至人生轨迹等方面往往都因为罕布什尔学院的经历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我而言，正是有这样的因缘，才坚定了我从哲学、思想政治教育而转向法学研究，进而顺应国家高等教育扩张的形势，在学院、学校的支持下，于2002年年底成功申办了安徽农业大学的法学专业，也才有了后来的安徽农业大学法学系。
我在罕布什尔学院选修了两门课程，一门是Kay Ann Johnson教授的亚洲妇女权利课，一门是Flavor教授的亚洲人权课，两门课程都聚焦亚洲的人权、劳工权利、妇女权利，那是我第一次系统地学习人权类的课程。
Kay Ann Johnson教授的课堂上我受益匪浅。因为Kay Ann Johnson教授的中文非常好，我课堂上如有听不懂的（因为，我的英语水平应付日常生活尚可，但听课确实就困难了），她会给我翻译成中文。Kay的课程主要聚焦中国的劳工权利和妇女权利。
在一次课堂讨论上，学生们讨论到了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当时，因为我是刚从中国过来的，所以Kay就让我介绍国内一般的产业工人（如制鞋工人，之所以讨论制鞋工人，是因为当时美国的耐克公司在中国有很多工厂，雇用了大量工人，当然，如耐克公司等国外的跨国公司之所以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设立工厂，看中的恰恰也就是那里的廉价劳动力）的工资状况。当时国内工资水平比较低，如深圳、东莞等地的鞋厂的工人月平均工资大概在800元人民币左右，我便如实介绍。班上的学生在听我介绍后就算了一笔账，月工资800元人民币，换算成美元大概是100美元，再除以160个工作小时，则每小时工资仅有区区0.6美元左右。而当时美国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8美元。学生们在得到结论后非常气愤，认为资本家实在可恶，太贪得无厌，就有人提议要组织活动抗议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要拒绝购买产自中国的如耐克公司等的商品。我遂与他们讨论，认为尽管这种剥削很可恶，但中国工人当下却只能接受。因为，如果这些公司因为不得不提高工人的工资导致生产成本上升而撤销这些在华工厂的话，那中国的工人们就会丧失这些工作机会，换言之，中国的产业工人们并不会因为他们的抗议而获得直接的利益。
类似这样的课堂讨论很多，课堂上民主氛围很浓厚，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也很高，这一点让我非常感慨，因为国内的课堂上很少能真正讨论起来，当然这有各方面的原因。
在Flavor教授的课堂上我则是另外一种感受。他的课堂上还有另外一位老师Marry（该门课程是两位老师共同上课）。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有7人，再加上我这样一个交流访问学者，一共8个学生。每次上课前一周，老师们会把要讨论、阅读的材料放在办公室门前的纸箱里，学生们自己取走，课堂上就讨论这些材料。在Kay的课上，我有点有恃无恐，因为如果听不懂，Kay会给我翻译成中文，可在他们的课堂上就不行了，因为课堂上只有我一个人来自中国。而每一次讨论课大家都要发言，别的同学的发言语速很快，而且还有地方口音，我往往听不懂。为了避免重复前面同学的发言，所以每节课上我都力争第一个发言，反正我讲完了，后面是否能听懂我就不管了。想想实在惭愧！
除了在罕布什尔学院选修的两门课外，我还到Umass（麻州大学）旁听过几次课程，但没有系统听过一门课，也没有能真正学到什么。现在回想起来还常常引以为憾。
学的第二个方面，是语言。
从中学到大学，我的英语基本上是哑巴英语，可以看，但听不行，说更不行。1999年，Richard Tessler和Patricia Gorman夫妻在安徽农业大学度学术假。那时他们知道我要到美国罕布什尔学院做交流访问学者，也知道我英语口语太差。于是，Patricia Gorman教授主动提出要免费教我英语口语。每周，Patricia教我一个小时的口语。一学期的学习，我的口语有了不小的进步。
但到美国以后发现，我的口语还是差得太远。于是，我就寻找能够提高英语水平的机会。在美国朋友们的帮助下，我在Amherst Downtown（阿姆斯特市中心）找到一个英语培训班，免费的，是麻州政府支持的一个项目，目的是为了提高初到美国的外国人的英语水平。从11月下旬开始，我每周到这个英语补习班学习2次。在这个班学习的学生总共有10余人，大半来自中国，只有我一个是交流访问学者，有3人是从福建偷渡到美国的，和他们相比，我的英语水平无疑是高的。于是，我一方面锻炼自己的口语，另一方面也承担了部分助教的工作。实际上，在那里的学习对我英语总体水平的提高作用有限，因为那是一个初级班。我后来之所以一直在那坚持学习了近3个月，是因为我觉得：一，帮助那部分人提高英语蛮有意义的，后来我就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教学了；二，我对他们的语言教学方式非常感兴趣，课堂活泼，内容与生活息息相关，我想学习他们的教学方法。
学习语言更多的是靠自己。一方面，我每天花3个小时学习语言，听广播、看书；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出去交流。交流有两个方面，一是和美国学生们交往、讨论，这对我帮助很大，在学习语言和对美国社会的了解上都大有裨益；另一方面是多看，多留心。比如，我每天会到罕布什尔学院旁边的一个小型超市流连1个小时，超市商品（比如各种蔬菜、水果）上都标注名称，我就用心记。坚持了一段时间后，竟然很有效果呢！
在高校工作和学习，图书馆是我经常去的地方。在罕布什尔学院访学期间，几乎每个晚上我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罕布什尔学院虽然不大，但图书馆的藏书并不少。我阅读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关哲学的书籍；二是有关法律的书籍；三是有关历史的书籍，尤其是关于美国历史的书籍，包括美国华人史。
三、在美国的生活
（一）日常生活
在罕布什尔学院，我每天的生活很简单，教很轻松，学同样没有什么压力。因为，在去美国前，我就想过，在那儿待的时间只有区区两个学期（实际上只有一个半学期，因为学校的原因我是在第一学期已经过去两个月后才抵达美国的），这点时间，我要多体验美国的社会和生活，而不是要实现一个具体的学习目标。
我在罕布什尔学院住在学院图书馆东北侧的一个Dom里。这个Dom主要提供给来自各地的访问学者居住，很大，圆形的，两层，分为三个单元，其中有一个单元是学院的后勤办公室，另两个单元是宿舍。一楼是起居室和厨房，两间卧室，一个卫生间；二楼有三间卧室，一个公用的卫生间。
Dom周边有一些松树和草坪，环境优雅，很让人陶醉。春天的早晨，小鸟的嬉闹声会把你从沉睡中唤醒，你会有置身原野的惬意，而树枝上跳跃的松鼠又会让你感受到自然的生机。
我住二楼最里的一间，很安静。二楼的三间房间，有两间经常空着，偶尔会有来自美国其他大学的访问学者居住，但时间都不长，印象中最长的只住了一个月，是一位来自华盛顿大学的访问学者，是印第安人。
学院给访问学者提供的待遇算是优厚的，住宿是免费的，并且每天提供中餐和晚餐。
学院的食堂——saga——坐落在社科楼的西侧。我每天会到saga用两顿餐，用餐时，我只要签上“P O”（校长办公室的首字母）加上我的名字即可。学生们在食堂用餐每天是20美元，学生们都觉得很贵，且认为质量很差。我倒觉得很好，可能因为不需要我自己付钱，并且我对饮食向来不挑剔。Saga里的食物当然主要是西式的，烤鸡、烤肉、培根、比萨、牛奶、面包、汉堡、可乐、啤酒等，应有尽有。食堂另外还提供一些基本的食材，你可以在里面自己加工、烹饪，你可以做意大利菜、法国菜，当然你也可以做中国菜，我就曾经做过青菜豆腐，倒也方便。
每天工作学习之余，傍晚我会沿着校内道路散步两个小时。学院很安静，适宜漫步、思考。记得是在元旦后，学校学生放假，还未开学，我晚饭毕，一个人带着随身听，一边漫步，一边听广播。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后面一辆警车老跟着我，我觉得有些诧异，便停下脚步等警车过来。原来是校警，他发现我一个人在走，不知我是什么人，所以跟在后面观察。经我说明身份方才释然，也算一个小插曲吧。
在学校的生活中，经常会有学生聚会，有的是罕布什尔学生的聚会，有的是Umass（麻州大学）学生的聚会，有的是其他学院学生的聚会。在不同的聚会中会认识不同的人，会得到不同的信息，了解不同的文化。
（二）在美国过节
1.圣诞节
圣诞节是西方人的大节，类似于中国的春节。美国人在圣诞节期间举国放假，欢庆节日。学校一般会从12月23日开始放寒假，一直延续到1月5日。
12月23日，学校大多数学生都已经离开，我也没有出行的计划，就在宿舍看书。下午5点左右，Patricia过来了。原来她和Rick考虑到我和许有江教授[2]圣诞节期间没有外出计划，在学校太过冷清、孤独，所以决定邀请我们到他们家过圣诞节。盛情难却，我们遂收拾了被褥带上，到了他们家里。
在Rick家里，他们的两个孩子——Hannah（中文名：陈护玲）和Zoe（中文名：褚新申）对我们的到来非常兴奋。本来她们对我就比较熟悉，因为1999年下半年他们一家是在安徽农业大学度过的，当时，是Rick和Patricia的学术假，他们就带着Hannah和Zoe来到了中国。Hannah和Zoe是Rick和Patricia分别在1993年和1995年来合肥收养的，她们的中文名字是合肥市儿童福利院起的。两个孩子非常活泼，每天我会和她们一起做游戏——比如拼图，拼美国地图、世界地图等。
12月24日早晨，Patricia驱车带我们到当地的一家苗圃去买一棵松树（做圣诞树用）。在苗圃，我们共同选择了一棵高2米，树冠直径约1.5米的松树，看起来很漂亮。印象中Patricia好像付了十几美元。
买完松树，我们又驱车到一家Mall采购。
从上午回到家开始，Patricia就在准备圣诞晚宴。晚上在Patricia准备主食、副食的时候，Rick则和我们布置餐桌。Rick取出了一套银制餐具——这套餐具平时不用，只是在诸如圣诞节这样的重要节日才使用。晚宴上，Rick取出了一瓶老酒，品名不记得了，是烈性酒。Rick介绍说，这瓶酒是他的父亲在20世纪40年代购买的，一直保存着，这中间仅打开饮过一次。酒确是好酒，入口浓烈绵柔兼而有之，香气悠远。Rick知道我有些酒量，就劝我多饮几杯。酒如此珍贵，主人如此盛情，我自然也不做太多客套！
晚宴后，Rick和Patricia邀请我们一起出门。离他们的别墅500米的一家房子前有一棵大树，空间也比较开阔。等我们到的时候，发现已经来了五六家人，大概有近20人。原来，这是他们圣诞节时的一个传统节目：大家先手持蜡烛在大树下绕圈并唱圣诞颂歌，然后再到旁边那户人家聚会。Rick和Patricia先给大家介绍我们，说我们是新从中国来的访问学者，大家都很热情。在那户人家聚会时，人们特地给我们介绍一对大概十五六岁的双生小姑娘，原来，这两个女孩夏天才从北京回来。她们在北京参加中美中学生交流项目，在北京时在一个中国家庭住了两个礼拜。
第二天早晨，Hannah和Zoe很兴奋，因为她们都在圣诞树下收到了圣诞老人从烟囱进来送的圣诞礼物。让我意外和感动的是，圣诞老人竟没有忘记我——我也收到了一份圣诞礼物，一双加厚的冬袜！
12月25日，Rick和Patricia驱车，带我们一行六人前往Patricia的父母家。老人住在波士顿附近，需要驱车两个多小时。路上发生的一件事给我很深的印象。车行中间，Zoe吃了一块糖，糖纸剥下后，Zoe问Rick，能不能丢到窗外去。Rick很严肃地说：“No！”Zoe又问，能不能让许（许有江）帮她拿着，Rick仍然很严肃地说：“No！”并告诉Zoe，你应该自己拿着，直到前面的服务区，那里就有垃圾箱了。当时我就想，孩子的教育，不能仅仅是说教，更重要的是养成教育！
在Patricia的父母家，我们见到了她的父母、弟弟及其女友和孩子——她的弟弟和女友已经同居很多年，并有两个孩子，但却一直没有结婚。Patricia的父亲在二战时是一名军人，曾经在太平洋战场和日军战斗过，并到过中国。知道我们来自中国，老人很兴奋，和我们谈到了二战，谈到了日军的残暴，也谈到了中国人的友好。
晚餐后，我们一行又驱车返回。
2.元旦
2001年的元旦，是千禧年元旦。世界各国都很重视，美国人民也很重视。
元旦晚上，在Rick和Patricia家用过晚餐，Patricia要带我们去体验美国人民是如何度过新年之夜的。Patricia驱车带着我们来到了罕布什尔县的县城：Northampton。
平时的晚上，县城一般比较安静。但元旦的晚上，很多场所都非常热闹，剧场、教堂、酒吧、商场都灯火通明。
我印象中，我们从一个剧场到另一个剧场，从一个教堂到另一个教堂，观看各种表演，顺便收集各种纪念章。在一个教堂观看表演时，观众们的笑声此起彼伏，而我却不甚了了，因为我的英语水平还不足以让我把握住表演的笑点。这时，Patricia告诉我，表演这个节目的演员都是同性恋，表演的内容是同性恋日常生活中的趣事。
离开Northampton，Patricia驱车把我送回罕布什尔学院的宿舍，这时大约已经十一点了。我在楼下客厅里打开电视，电视正在直播世界各国庆祝千禧年到来的场面。纽约的时代广场灯火辉煌、人头攒动，现场的主持人正在用兴奋的声音报道着现场的情况。当纽约的零点钟声敲响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那一刻，我突然想，这世界上，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白人、黑人还是黄种人，也不论是发达国家的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人们总是会选择诸如节日这样的节点去表达自己的欢乐、对未来的期盼，而表达的方式却又如此的大同小异。而那一刻的我，除了和世界人民一起去欢庆千禧年的到来，涌上心头的更多的是对家的思念。
3.春节
2001年的春节不经意地走近了。
在我的住处，电视信号比较差，没有办法收到中央电视台的国际频道，所以我平常基本看不到纯中文节目。年三十晚上，我先在图书馆看会书，到晚上给家里打了电话，便入睡了。想家、想亲人是自然的，但也无法！
初一早上，按照约定，张清明教授驱车带我们到波士顿去。因为波士顿的唐人街每年都要举办春节庆祝活动，所以麻州的华人、收养中国儿童的家庭、部分有过春节习俗的亚裔家庭都会在这一天赶到唐人街，在异国他乡寻找、回味家乡的年味。
波士顿的唐人街在美国东北部算是比较大的唐人街。从Amherst驱车大约两个半小时抵达波士顿唐人街，已经是九点半了。到唐人街的第一件事是吃早餐。在一家广式餐馆里，聚集了约500人，其中大多数是华人，都是来这儿吃早餐的。嘈杂的人声中，我依稀能辨别出广东人、福建人、台湾人以及来自大陆其他省份的人，心中莫名地生出了几许激动和亲切。
早餐后，我们就在唐人街等看表演。在这里，我看到了在国内很多城市和乡村已经多年难见的舞龙、舞狮、花车和旱船。而更令我惊奇的是，舞龙的小伙子们竟然大半都是白人。在询问Rick后我才明白，波士顿有一个爱好中国文化的组织，这些小伙子就是这个组织的热心活动者。
Hannah、Zoe、Lili（Kay从中国武汉收养的女儿）在观看各种表演后，也和国内的孩子们一样，购买了鞭炮，不时放上一个，欢乐和笑声伴随着她们，也感染着在旁边观看的我、Rick、Kay。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了儿子，六岁的儿子这时在国内会不会在放烟花呢？
年初二的晚上，在Amherst的来自大陆、台湾、香港的中国留学生们聚集在麻州大学的一个礼堂里，观看录播的春节联欢晚会。实际上，在国内，春节联欢晚会我一般是不太在意的，只是陪着父母看看。但在美国，当录播的春节联欢晚会开始时，现场的观众们竟然掌声雷动，间或还伴随着尖叫声。我想，这些人在国内恐怕大多和我一样，对春节联欢晚会一般都不会太留意，更不会有多少兴奋，可在这异国他乡，每一个人，竟都如此激动！
看完春节联欢晚会，已经夜里十二点了。一个来自上海的罕布什尔学生要我乘坐他的车回学校，我拒绝了，因为我想一个人品尝思家的滋味。我一个人沿着公路，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从麻州大学一直走回了学校。那是一个永远难忘的夜晚……
（三）同事和领导来访
1.老友来了
进入2001年3月份，我就开始兴奋和期待了！因为，老友俞宁要来了。
早在我去美国前，俞宁就和我约好，要一起在纽约逛街，去看自由女神像。当时有一个机会，是Rick帮助争取的，就是以文与会，参加美国东部社会学年会。
知道俞宁即将来美国参加会议时，我异常高兴。因为，在国内，向来有人以“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比喻我们二人。在获悉俞宁抵达波士顿航班的准确日期后，王柏涛、刘丽明夫妇驾车将我带到他们在波士顿的家中。
王柏涛驾车，和我一起去波士顿机场把俞宁接回家中。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接风晚宴是必须有的。晚宴就设在家中。俞宁带了两瓶小糊涂仙（按照规定，国际航班上每名乘客最多只能携带两瓶500毫升的白酒），这可太合王柏涛和我的口味了。因为，在美国，想喝上正宗的国产白酒可不容易。但我们舍不得把两瓶都喝掉，因为还要留一瓶等到罕布什尔学院时和其他朋友共饮呢！当晚，我们把盏相叙，甚是畅快，喝了一瓶白酒后，又喝了两瓶红酒和若干啤酒！
晚宴后，我和俞宁在客房抵足而眠。俞宁是因为时差的缘故而不能入睡，我则是因为兴奋的缘故也难以入眠，卧谈便从AAU到HC，从学问到人情，从中国到美国，话题随性，而见解多有相契，甚欢！
次日，我和俞宁乘坐大巴从波士顿回到Amherst，回到罕布什尔学院居住。因为我在俞宁来美国之前就已经和罕布什尔学院沟通好，来后俞宁将和我住在一个Dom。
回到Amherst第三天，美国东北部下了一场暴雪。早晨起床，我和俞宁发现Dom的房门被雪封上了，好在学校的后勤很好，到上午九点，房门前的雪被清除，学校道路上的雪也被清扫干净。
晚上在saga用过晚餐，我和俞宁来到学院旁边农场的空地上，那是块农田，庄稼早已收割完毕，也没再种什么作物，或许是休耕吧。空地上覆满了雪，有一尺厚，由于天气寒冷，雪也已经上冻，所以走在上面竟不觉得软，倒是有些许滑！
我们走在雪上，交流着这些年来的经历和心得，讨论到了自己的专业、学术及今后的发展。我们感觉到，对我们二人来说，美国之行并不仅仅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学术旅行，它会带给我们深刻的改变！谈到快意处，胸臆大抒，不禁仰天长啸！
对于我们二人来说，在学术及自己的发展方向上一直有诸多困惑。上本科时，俞宁学的是社会工作（厦门大学哲学系社会工作专业），我学的则是哲学。但到AAU工作后，我们先后进入了当时的德育教研室，从事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虽然我们也都很热爱自己的工作，但对自己的专业总有割舍不下的情怀。美国之行，对俞宁来说，是再次踏进社会工作领域的重要起点。对于我来说，则是明确并坚定了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转向理论法学领域的决心。
俞宁在学校住了几天，与Rick一起前往费城参加美国东部社会学年会。会后又回到罕布什尔学院，又三天后，俞宁应纽约FCC[3]邀请前往纽约做专场学术报告——《中国公众对跨国收养的态度》。于是，我陪同俞宁一同乘坐大巴前往纽约，刘丽明、Rick则在两天后，驱车前往。刘丽明担任学术报告的现场翻译。
在纽约，我和俞宁参观了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哥伦比亚大学等地，收获颇丰。
2.老黄的到来：酒、教改、专业
俞宁回国后不久，黄邦汉教授（老黄）来了。
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黄邦汉教授在福特（北京）基金会的资助下就开展了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儿童问题研究。其时，我也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了部分研究工作。2001年3月，黄邦汉教授再次访问美国，走访收养家庭，了解被收养女婴在美国家庭的生活状况。在抵达罕布什尔学院之前，他已经在美国调研了一个月的时间，从加利福尼亚到明尼苏达等地，走访了近一百个FCC家庭。
4月3日，黄邦汉教授抵达罕布什尔学院。
当天晚上，我依旧是在图书馆看书，晚上11点图书馆关门，我返回Dom。离老远，我就看到我房间的灯亮了，我知道，肯定是老黄到了。因为我早就知道他会在这几天到，而且根据安排，他也和我们住在同一个Dom。那时候我们没有手机，所以不知道他准确的到达时间。
老黄爱酒，但在美国的这一个月内却几乎没有机会喝白酒（他随身带了两瓶白酒，但舍不得喝）；而我在俞宁走后一段时间也再没有酣畅淋漓地饮过酒了。所以，见面寒暄后，老黄和我便摆开酒场了。
老黄从国内来时带了两瓶小糊涂仙（说来也怪，或许是巧合，那年，几个人带的酒竟然都是小糊涂仙）。考虑到隔日还要到刘丽明家去，得留一瓶和王柏涛等共饮，所以我们决定只喝一瓶。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不可能再到外面比如saga、商场去弄下酒菜。不过，老黄随身携带有合肥“陶永祥”炒花生，这可是下酒好菜。我又切了两个洋葱，用酱油简单腌制下，便又是一道下酒菜了。
从11点开始喝酒，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一直喝到早晨4点，一瓶小糊涂仙当然是不够的，我们又喝了大约600毫升的伏特加酒（那是我们在当地市场上能够买到的有限几种类似国内白酒的酒之一，40多度，与中国高度白酒自是不能比，但解解馋却差强人意）。
饮酒过程中，我们天南海北地聊，但慢慢集中到了两个核心话题。
一是美国大学的教学。我谈到了HC学校的教学。在HC，课堂规模一般都比较小，只有10个左右的学生，每个学生都有充分的机会，老师和学生课堂上就该门课程的问题可以展开充分的讨论。这在上文已有交代，而这一点很显然是高校大规模扩张后中国的大学课堂所无法比拟的。因为AAU的专业课堂已经达到了60人左右，至于公共课、基础课，则往往在100人以上，这样大的课堂想实现充分的课堂讨论，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到课堂讨论中来，是没有可能的。但是我注意到了HC的另一种教学，那就是Office Hour。就是学生导师在办公室与学生的面对面交流，交流的内容可以是导师课程上的内容，也可以是与课程有关的其他内容，还可以是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任何其他问题。而HC教授们每天的工作，除了2个小时的课堂教学以外，大概要花4个小时的时间与学生进行这种Interview。我曾经先后参加过、观摩过Kay、张清明等教授的数次Interview教学，很受启发。我和老黄说，能不能把这种教学模式引入我们学院的教学，做一个试点。老黄非常赞同。于是，我们就借着酒意，具体设计了改革的草案。这个讨论的结果，就是在我回国后的2001年秋季学期首先在我承担的2001级春招英语专业《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这门课程中进行的《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课程的访谈式教学改革》。该改革，在当年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后来，这项改革获得了学校的支持，在2002年秋季在全校的《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和《邓小平理论》两门课程中全面推广，广受学生欢迎。此后，该项改革先后获得2005年安徽农业大学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安徽省教育厅教学成果二等奖，在全校、全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现在，这种教学模式在安徽农业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类课程中依旧坚持并有新的发展。
二是专业发展。1998年，安徽农业大学社科部（系）从原文理学院独立出来，本来只是负责全校人文社科类的公共课教学，没有专业。但当时的社科部（系）从主任黄邦汉教授到每一个老师，都想能兴办新的专业，谋求新的发展。由于黄邦汉教授在主持和开展《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儿童问题研究》课题研究中，大量接触了美国的各类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工作专业有了浓厚的兴趣和深刻的认识，认识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工作这个新的职业必将迅速发展起来，国家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必将有庞大的需求，相应地，社会工作这个专业也必将在中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因此，在2000年，安徽农业大学申办了社会工作专业，并在该年年底获得安徽省教育厅的批准，获准从2001年开始招生。
我们的话题就从社会工作专业展开，我们一致认为，社会工作专业是一个发端于西方的专业，这方面，我们国内才刚刚起步，要想办好，必须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内容和方法。
如前文所言，我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对法学感兴趣。而我在美国期间，在Lester Mazor教授办公室有机会大量阅读法学类著作和文献，更坚定了我今后从事法学研究的志向。考虑到国内当时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我提出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回国后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兴办法学专业。老黄非常赞同，并提出要充分利用我们和HC的交流关系，争取HC校方和教授们的支持，使专业一开始就具有国际化的特征。
后来，2001年、2002年我们先后两次申请兴办法学专业，并在2002年11月获得省教育厅的批准，年底，在教育部备案成功。2003年，安徽农业大学法学专业正式招生。同年11月，Lester Mazor教授应邀访问安徽农业大学，并为法学专业学生系统讲授美国宪法。同年，时任校长李增智教授签发了聘请Lester Mazor教授、Flavor教授为安徽农业大学客座教授的聘用文件，并颁发了聘用证书。
客观来看，AAU和HC的交流，除了对我们每一个参与的教师、学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外，对AAU的办学也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四、从麻州到缅因州的文化之旅
（一）Jon Chase家的聚会
2001年4月5日，我与黄邦汉教授踏上了探访收养家庭之路。
4月5日，我们两人首先来到波士顿哈佛大学。在这里，我们与约好的哈佛大学新闻中心主任Jon Chase会面。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哈佛大学校园，并走进哈佛大学博物馆、燕磬书社（哈佛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著名学者杜维明先生即在此供职并主持工作）。
在哈佛大学参观期间，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深。
一是在图书馆的旁边，摆了两张长桌，有话筒和音放设备，几个学生轮流在读着什么东西，我听不大懂。Jon Chase先生对我们解释说，这是哈佛大学的传统。这是学生们在读历史上，从美国独立战争到美国内战，从一次世界大战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在此后的历次战争中阵亡的哈佛大学的校友们的名字，他们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表达对阵亡哈佛大学校友们的崇敬，也唤起哈佛大学学子们的爱国情怀。听了介绍，我想起了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为什么不能让爱国主义教育更联系实际、更有成效呢？
二是在哈佛大学校长办公楼前扯有标语，不少学生聚集在那里，有人在发表演说，有人在向过往路人介绍情况。走近交谈，我们才知道，这是哈佛大学的学生要求为学校的Staff（职工，非教学人员）增加工资，已经占领了校长办公楼两个礼拜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学生们占领校长办公楼，既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与自己关系更密切的教授们，而是为了学校的普通职员。这反映了什么呢？这反映的是学生们的一种关怀精神！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这种精神更加难得。由此我想到了哈佛大学校门一个牌子上的两句话：“你为增进知识和能力而进来，你为报效国家和民族而出去！”的确，我们的大学应该培养的，正是这样有民族、国家、社会和人类担当的人。
晚上，我们跟随Jon Chase先生回到他位于波士顿郊区的别墅居住。
Jon Chase先生的女儿Maya是1993年从安徽省合肥市儿童福利院收养的，已经上小学了。Maya美丽、聪明，非常可爱，对我和老黄非常亲热，也许是她知道我们是从她的故乡来的缘故吧（跨国收养家庭一般不会对孩子隐瞒收养事实，这一点和中国国内情况有很大不同。所以，Maya在懂事时起就知道她是被收养的，并且是从中国收养的）。
在我们抵达Jon Chase家里的第三天，住在附近的收养家庭在Jon Chase家举行了一个大Party，共有6个家庭参加了聚会，其中5个家庭是收养家庭。这5个家庭在1993年结伴到合肥收养，他们平时经常聚会，家庭之间因为收养中国女儿的共同点而连接起来，关系密切。
另一个家庭来自中国台湾地区，丈夫姓林，台北大学毕业，当时到美国留学，学习建筑。这位台湾同胞非常健谈，也非常有意思。他说，他的梦想是到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建筑，因为普林斯顿大学的建筑专业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筑专业，但可惜他没有能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后来有了儿子，就给儿子取名“普林斯顿”，也算用另一种方式满足了自己的愿望。在和他的交流中我们谈起了风水。话题由我提起，因为得知他学建筑，我就问他对风水的看法。他认为，风水其实不是迷信，而应该是一门科学，因为所有的建筑都必须考虑水文、风向、采光、交通等，古人最初建房考虑的风水无非如此，只是后来加入了玄密的成分，使风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他的太太来美国伴读，闲下来的时间就被这5个收养家庭聘为中文教师，教孩子们中文。需要提及的是，收养家庭的大部分家长为了能提高孩子学习中文的兴趣，也为了能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常常和孩子们一起学习中文。这5个收养家庭在聚会时往往同时邀请林先生一家一起参加。这次也不例外。
为了办好这个Party，Jon Chase夫妇、老黄和我一起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做了详细的安排，核心就是要充满中国文化元素。大家认为最能体现中国元素的当然是中国菜，而中国菜中，饺子最具有中国文化象征意义。于是，我们共同商定，除了准备一般菜品外，还包饺子，并且教大家包饺子。
在刚到Jon Chase家里时，老黄就先把我“吹”出去了，说我是大厨，水平如何如何高等等（当然，一般的中国菜我也还是能拿得起来的）。于是，主厨就非我莫属了。我也当仁不让，但没有想到却出了意外——包饺子之囧。
因为要以包饺子和教大家包饺子为介绍中国文化的主戏，所以，包饺子就非常重要。于是，我们到波士顿唐人街商店购买了包饺子的一切必需材料：肉馅、大白菜、芹菜、葱、生姜、饺子皮等等，一应俱全。回到Jon Chase家，一切按部就班，拌馅、调味，等等。等饺子包好，下锅、出锅，我一尝，顿时大囧，怎么饺子是甜的！仔细回想，原来岔子出在调味上。因为准备包饺子时我还同时准备其他菜品，在调味时竟然把糖罐当成了盐罐，错把糖当成盐了。说起来还是老黄有经验，他对大家说，中国南方人喜欢甜食，所以会有甜饺子，今天，就是按南方习惯做的甜饺子。大家听老黄一说，觉得学到了更多的中国饮食文化！只是不知台湾来的林先生夫妇当时做何感想。
Party从下午四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Party上，孩子们尽情戏玩，其乐融融；家长们和我们则不停地交流。家长们是想通过我们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也想更多地了解我们的调研以及调研的初步结论；老黄和我则在交流中了解到孩子们在这些家庭中成长的故事，了解到这些收养父母对孩子们的爱！交流中，家长们对我们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同时也认为，这些被收养的孩子仍然需要持续被关注，因为随着他们年龄不断增大，他们的跨文化认同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二）教堂巧遇山大同级校友
在Jon Chase家住了5天后，老黄的堂弟黄邦洲与其夫人驱车从新罕布什尔州到波士顿来见我们。当天刚好是星期天，黄邦洲说附近有一家华人教堂，建议我们到教堂看看，了解了解在美华人的宗教信仰及相关生活。
黄邦洲开车，我们一行四人在十点半左右到达该华人教堂。教堂里的华人基督教信众已经到了300人左右。主持弥撒的教士（也是华人）听说老黄和我刚从国内过来，随即在大会上给大家介绍了我们2人和另5位从国内新来的人员。
其实，在到美国之后，我就了解到，很多同胞来到这里不久就加入了教会，这倒不单纯是信仰的问题，更多的可能是华人们来到这里需要一个能相互交流的平台。并且，如果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在这里还能获得帮助。
由于老黄和我是第一次到这个教堂，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顿免费的午餐（实际就是盒饭套餐）。既然上帝如此“眷顾”我们，我们当然也就欣然接受了！老黄和我端着餐盘找到一张空餐桌坐下开始用餐。这时，一位年龄与我相仿的男人端着餐盘来到我们桌旁，在确认没有其他人后坐下。
他端详了我一下，问我：“刚才听介绍说，你们是从国内刚过来的？”
我说：“是啊。”
他接着又问：“你是不是到过山东？”
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是到过啊。”
他继续问：“你是在山东大学读书？”
我略带探寻地回答：“是，在山大读了四年书。”
这时他应已经比较确定了，问：“是八七级的？”
我惊奇了：“是啊，你是？”
他这时乐了，说：“我是八七中文的，崔立德啊，你是哲学的。当年军训我们在一个连，我是战术班的。”
这下，我们都激动起来。谁也不会想到，同级的校友，并且是曾经一起军训、同住一个宿舍楼的校友，能在远离故土的波士顿城郊华人教堂相遇！
在和崔立德的交流中，我了解到，他1998年来到美国，读了计算机硕士，随后便在波士顿找了工作，留下来了。
我随即问他，大学时我们都是无神论者，为什么到这以后参加教会，信教了呢？
崔立德说，在国内工作时，大家相互间的距离比较近，并且很多单位每周一或周三还有一次政治学习，大家沟通和交流比较便捷。而到了美国以后，工作节奏快了，相互之间居住的也比较分散，平时想见到很难。而教堂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沟通交流平台，每周大家都有一天时间来到这里，交流、沟通。所以内地到美国的很多人，来后不久就加入教会了。这实际上应该理解为人的社会性的需要。崔立德的这番话也印证了我此前的推测。由此我想到，我们在国内很多人都特别讨厌每周三下午的政治学习。其实，我们若是换一个角度去认识这个政治学习，说不定会有另外的态度呢！
（三）缅因州之旅
和崔立德话别后，当天下午，黄邦洲把我们送到一个去往缅因州的路口，按照约定，来自缅因州的罗杰和玛丽夫妇在这儿和我们见面，并接我们到缅因州继续探访收养家庭、访问南缅因州州立大学、实地考察缅因州的社会工作、探访印第安人保留地。
罗杰和玛丽夫妇都是社会工作者，罗杰是政府社会工作者，玛丽则在Brunswick镇上自己开办了一间社会工作室。他们也同样是收养家庭，他们的女儿杨梅1993年收养自安徽省芜湖市儿童福利院，已经9岁了。当年，罗杰和玛丽夫妇办理完收养手续后参观合肥市明教寺，时任方丈妙安大和尚了解到收养情况后为小杨梅摩顶祝福。当罗杰夫妇带着杨梅返回缅因州时，当地一位老太太觉得与杨梅有缘，在去世前将很大的一笔钱赠送给杨梅。后来罗杰夫妇每每谈到此事，都认为是妙安大和尚带给杨梅的福气。
我们到访之后，就住在罗杰的家里。他们家是一栋独立别墅，坐落在一个小镇上，环境非常清幽。杨梅对我们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可能是她的养父母平时经常给她提到老黄以及芜湖、合肥等，所以她对我们有一种血缘般的亲切（这也是我们接触到的大多数被收养的中国孩子的共同特征）。
我们在罗杰家里前后住了3天。每天早晨和傍晚，罗杰、杨梅、老黄和我会一起牵着他们家的那只狗散步。那只狗有60多斤重，长约1米，高有80厘米，很胖。据罗杰介绍，这只狗已经12岁了，在这类狗中已经是高龄了。按照正常情况，这只狗最多还能再活2年就该寿终了。（2005年，罗杰和玛丽夫妇访问合肥时告诉我们，该狗已经故去。）
到缅因州后的第二天，经罗杰的联系和安排，我们来到了南缅因州州立大学的社会工作系，与该系的系主任和教授们进行了座谈和交流。座谈中，我们就“什么是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的主要作用”“社会工作专业课程体系”“社会工作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当然，名为交流，实际上是请教。因为安徽农业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2001年秋季才开始招生。交流结束后，南缅因州大学社会工作系向我们赠送了部分社会工作专业书籍。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缅因州州立大学社会工作系我们遇到了杨凤岗博士。杨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著名的宗教学专家方立天教授的学生，我曾经拜读过他的部分著作和文章。在交流中我们了解到，杨凤岗先生当时已经获得了美国绿卡，就供职于南缅因州立大学社会工作系。研究方向已经从佛教转到了基督教。我问他为什么不再研究佛教了，他说，在南缅因州，信奉佛教的人非常少，而信奉基督教的人非常多，研究方向的选择当然要与实际结合起来。杨先生的这段话对我也有很深的启示，我们所有的研究工作、我们所有的学问也都理应如此：从实际出发，所谓经世致用也。
第三天晚上，在当地小镇上一家华人餐馆举办了一个收养中国儿童家庭的聚会。在聚会之前，老板——一位唐姓女士告诉我们，这里的收养家庭经常到她的餐馆聚会，因为这是中餐馆，孩子们在这里能吃到中国菜，能了解到中国文化。她也为这些收养父母对孩子的投入和感情而感动。在当晚的聚会上，总共来了20多个家庭，济济一堂，热闹非凡，确有中国人聚会的热闹特征。聚会中，老黄做了即席发言，就我们此次来访的目的做了介绍。收养家长们对我们很热情，不仅填写了我们发放的问卷，还非常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他们抚养这些孩子的历程，分享他们从孩子那里获得的幸福和快乐。
第四天，史密斯太太（另一个收养母亲）把老黄和我接到了他们的家里，这里已是缅因州的中部。在来前和罗杰等人讨论日程安排时，我们说想探访印第安人的保留地，而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在缅因州的北部，离加拿大比较近。史密斯家居住在缅因州中部，从那里驱车到印第安人保留地可以当天往返。
在从罗杰家到史密斯家的路上，因为是傍晚走的，所以走着走着天就黑了，在穿越一片森林时，车突然停下了。开车的是史密斯太太，她悄声对老黄和我说：“听，蛙声！”我们屏息一听，果然听到了蛙声！史密斯太太和我们说，这是春天的第一声蛙鸣。按照当地的说法，能听到春天第一声蛙鸣的人是幸运的。所以，我们都是幸运的！
那一刻，我突然感到，生活原来可以这样美好！大自然的一声一息，一草一木，其实都有那么多丰富的内涵值得我们去感受、去欣赏、去挖掘！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生活不是缺少幸福，而是缺少体验幸福的心灵！
在史密斯的家里，我真正体会到美国农村的生活。按照我们的分类，史密斯的家庭应该是一个农民家庭。他的家坐落在一个山坳里，周边最近的一个邻居距离他们家有近5英里。说来也巧，这个家庭也是一个收养家庭，老黄和我在探访印第安人保留区回来时曾经在这个家庭住了一晚。史密斯的家也是一栋独立别墅，两层，有8个房间。在一个比较大的房间里陈列着部分农具，让人感觉这就是一个农家。
次日凌晨，史密斯太太驾车带老黄和我去探访印第安人保留地。车子行驶了近三个小时，其中有两个小时是行驶在原始森林里。让我惊奇的是，原始森林里的公路竟然如此平整，一色的沥青路面。路上，经常能够看到梅花鹿等各种动物在悠闲地嬉戏、觅食，让人不由得惊叹这里的生态保护得如此之好。
终于抵达印第安人保留地。
我们先是参观了当地的一个小型博物馆，博物馆里陈列有独木舟、弓箭等印第安人生活、生产用品。我们想看看有没有人还会做独木舟，但很遗憾，愿望没有能够达成。因为现在印第安人已经基本不用独木舟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经基本不存在了，所以传统的工艺也很难再传承下去了。虽然当下还有人会做独木舟，但也不轻易做了。
参观博物馆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印第安人学校，是一所小学。我们到时学生正在上课，经过校方允许，我们走进了一间教室。教室里大概还有十几个学生，应该是在上手工课。我们和教师进行了交流。在交流中我们得知，这个印第安人学校是印第安人保留区工程的一个部分，目的是能保留印第安人特有的文化。但这个学校的教学主要语言是英语而不是印第安语。虽然开设了印第安语课程，但一周一般只上两次课。我们不由得感慨，若长此以往，印第安人的文化还能保留吗？
在当地的一个印第安人村落，我们发现了一个教堂，以为是印第安人的教堂。可到近前一看，却是一个基督教堂。我们就问当地人为什么不是印第安人的教堂。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印第安人是有自己的宗教的，当然也有自己的教堂。当地印第安人回答说，反正都是礼拜神，既然有基督教堂，有礼拜的地方，也就犯不着再建一个教堂了，所以当地的印第安人就干脆到基督教堂做礼拜了！
这个回答真让我大跌眼镜，原来神还可以借用其他宗教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印第安人的当下情况，在史密斯太太的建议下，我们又驱车来到缅因州州立大学的印第安人博物馆。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博物馆馆长，也是印第安人的长老。长老听说我们来自中国，特意前来了解和考察印第安人的生活和文化，非常高兴。他系统地向我们介绍了缅因州印第安人保留区的情况。对印第安人及其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他更多地表达出了担忧。当我们谈到印第安人学校印第安语的教授情况时，长老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If you lose your language，you will lose your culture！”对于这个观点，我们深表赞同，老黄更是拿出笔记本，请长老把这句话写在了笔记本上！今天再回想起来，联系到我们国内一些方言消失速度极快，深感痛心。
五、告别与感悟
按照计划，我的返程时间是5月8日。5月4日中午，在罕布什尔学院外办的安排下，张清明教授和李昭垠等三个学生代表罕布什尔学院在Northampton的一家韩国人开办的餐馆为我饯行。韩国人的餐馆很有特点，尤其是其中的一面墙上写满了客人的留言。这时，李昭垠提议让我也在墙上写几句话作为离别的纪念，可是那面可以留言的墙上已经没有空地儿可供我写字了。于是就问服务员我是否可以在另一面空白墙上留言，服务员说不行。这时张清明说，这家店的老板是韩国人，李昭垠是韩国人，她去和老板谈谈或许可以。李昭垠欣然前往，说我是她的老师，要回中国了，想在墙上留言。没想到老板竟然被说服，同意了。
既然老板同意了，我也就挥笔在那面空白墙上写下了惠能的偈子：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今日，我竟回想不起当时是何心境，为何会选了惠能的这首偈子！
当日，尽欢而散！
5月6日晚，刘丽明在家里为我举办了一个欢送Party，参加人有Kay Ann Jonson一家、张清明一家、Richard Tessler一家、刘丽明一家、罗妮丽母女以及老黄和我。
下午4点半，我们到达时竟然发现所有人都来了。大家一边准备晚餐一边闲聊着，都很愉悦。可让我奇怪的是，孩子们都不在。因为在罕布什尔学院的这段时间里，我和孩子们相处得非常好，他们理应要参加这个送别Party的。
约略到6点，我看见先是Lili（Kay从中国武汉儿童福利院收养的女儿）从地下室上来喊Kay下去；然后，一会一个孩子上来喊一个家长下去，很是神秘。我想下去，可孩子们不让，问其他大人，每个人都故作神秘，我也就不再多问了。
7点，晚餐开始。这时，Lili和Hannah共同举着一件写满祝福话语和签名的T恤走在前面，其他孩子：Zoe、小雨、石榴、杰西、晨晨等跟在后面。当Lili和Hannah把T恤送到我的手上时，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
这时刘丽明告诉我，孩子们几天前就策划送一件礼物给我留作纪念，但具体送什么一开始并没有告诉大人们，直到6号下午。后来知道，决定送签名T恤的主意是Lili和Hannah出的，并得到所有孩子们的同意。
5月8日晨5点，罕布什尔学院外办给我预订的出租车准时来到我的住处。在那之前，Rick和Patricia已经来到我的住处与我话别，老黄则和我一起乘坐出租车送我到哈特福德机场。
飞机起飞的瞬间，我心里默默地说，再见，罕布什尔！再见，美利坚！
从2000年的11月8日离开上海赴美，到2001年5月8日回国，我的美国之行刚好六个月。这六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却给我留下了很多感悟（尤其是在对教育的认识上），并深刻地影响到了我日后的学术发展、事业发展。
从事教育很多年，但始终没有对教育进行过深入思考。
在罕布什尔学院的教与学，给我体悟很多。比如，教师的教，更多的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不是仅仅去教学生所谓的知识；学生的学也更多的是根据其兴趣而学，因此，学习动力十足，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但也存在巨大的缺憾。2005年，钱学森提出了震撼国人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当全国上下都在对“钱学森之问”进行反思的时候，我也联系当年在美国访学的感悟做了一些反思。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没有能够培养出杰出的人才？这个问题，实际上要从“什么是教育”这一根本问题着眼进行思考。
在西方，教育一词源于拉丁文educate，前缀“e”有“出”的意思，意为“引出”或“导出”，意思就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把某种本来潜在于身体和心灵内部的东西引发出来。从词源上说，西方“教育”一词是内发之意。强调教育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活动，旨在把自然人所固有的或潜在的素质，自内而外引发出来，以成为现实的发展状态。
而中国现代对教育的定义与西方颇不同。《现代汉语词典》“教育”词条下的解释有二：一是“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主要是指对儿童、少年、青年进行培养的过程”；二是“用道理说服使人照着（规则、指示或要求等）做”。[4]
其实，蔡元培先生当年对教育的理解与西方对教育的理解是相契合的。他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教育中存在的“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是与我们对“什么是教育”的理解和认识有关的。若我们的教育仅仅是“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那么教育者将不会有多大兴趣去引导和激发教育对象“固有的或潜在的素质”。反观西方，以罕布什尔学院为例，他们的教学从根本上是基于激发学生的社会关怀、激发学生自我潜能和素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等而设计的，而不是如国内大多是围绕学生就业而设计的。这一根本出发点的差异，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在人生境界的追求上、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动力上、在激发自己的潜能上很难达到西方教育背景下的学生所能达到的高度。
因此，改革中国的教育，首先必须改变教育观念，改变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
注释
[1]2003年秋，Lester Mazor教授应邀访问安徽农业大学法学系。访问期间，Lester Mazor教授给2003级法学专业学生系统讲授《美国宪法》。但在教学期间，教授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幸亏抢救及时而得康复。在其于合肥治疗期间，他与安徽农业大学的师生们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病愈回国后，他向安徽农业大学法学系捐赠了200余册英文原版法学类图书，并在2006年5月再次访问安徽农业大学法学系，将2003年没有完成的《美国宪法》的教学任务完成。Lester Mazor教授于2011年去世。
[2]许有江教授时任安徽农业大学文理学院外语系主任，他是作为国家访问学者在美国麻州大学访学的。因为安徽农业大学和罕布什尔学院的交流关系，罕布什尔学院给他提供住宿，而许有江教授帮助辅导罕布什尔学院学习中文的学生的中文。
[3]FCC，Family with Children from China，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家庭，一个民间组织。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第6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