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霍斯皮特尔的《奥菲斯悲曲》
朱蕴轶[95]
摘要：《奥菲斯悲曲》是珍妮特·特纳·霍斯皮特尔继《应对灾难》之后又一部“后9·11”小说力作。将希腊神话《奥菲斯和尤莉迪丝》置于现代语境，以相关历史事件为背景，珍妮特·特纳·霍斯皮特尔在《奥菲斯悲曲》中描绘了“后9·11”时代的三层地狱。本文旨在分析故事中的人物是如何一步步落入这三层地狱并经历创伤，以及如何逃出地狱并努力通过不同途径走出创伤的阴霾的。本文认为作者在三层地狱的建构和故事人物的创伤书写中不仅表达了对恐怖主义的批判，更强调了反恐的复杂性，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反思精神和人文关怀。
关键词：《奥菲斯悲曲》；地狱；创伤；救赎；“后9·11”
Abstract：Janette Turner Hospital's Orpheus Lost（2007）is another “courageous and powerful” post-9/11 fiction after Due Preparations for the Plague（2003）. In Orpheus Lost，a contemporary version of the Orpheus and Eurydice love story in the Greek myth，Hospital depicts three disturbing underworld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relevant historical events.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how innocent people in the post-9/11 world are engulfed in the underworlds，struggling to escape from them and work through trauma. It argues tha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underworlds，Hospital not only expresses her sharp criticism of terrorism，but emphasizes the complexity of counter-terrorism，disclosing her deep introspection and strong humanistic concern.
Key Words：Orpheus Lost；underworld；trauma；atonement；post-9/11
引言
“9·11”事件发生后，“后9·11”文学随之诞生，这是“一种具有反思生命意义、深度观照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交融的文学文本”[96]。虽然远离事件的发生地，但世界范围内的领土争端、局部动荡、种族冲突和宗教狂热以及全球性的反恐也让当代澳大利亚作家们纷纷聚焦反恐题材，创作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后9·11”小说，例如，理查德·弗拉纳根（Richard Flanagan）的《未知的恐怖分子》（The Unknown Terrorist，2006）、安德鲁·麦加恩（Andrew McGahan）的《地下铁》（Underground，2006）、艾德里安·德哈格（Adrian D’Hage）的《北京阴谋》（The Beijing Conspiracy，2007）、阿迪·布汗（Adib Khan）的《回旋路》（Spiral Road，2007）以及珍妮特·特纳·霍斯皮特尔（Janette Turner Hospital）的《应对灾难》（Due Preparations for the Plague，2003）和《奥菲斯悲曲》（Orpheus Lost，2007）等。对此，笔者认为作为当代澳大利亚文坛一位有着多元文化背景、享有国际声誉的重要作家，霍斯皮特尔旅居美加多年，虽然对反恐通常持理解的立场，但她的作品和其他4部澳洲“后9·11”小说一样，与美国本土“后9·11”小说有着很大的差异，“对反恐基本上都持批判审视的立场，视角多聚集在被动卷入反恐的普通人身上，强调了反恐话语的复杂性，揭示了反恐背后的权利操控和狭隘的意识形态，体现了强烈的反思精神和人文关怀”[97]。
霍斯皮特尔自幼便展露出写作天赋，但直到1978年她才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正式发表第一篇小说《象牙秋千》（The Ivory Swing），此后她又陆续出版了14部小说和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多聚焦文化冲突背景下的身份危机、生存错位和伦理困境以及大屠杀、恐怖主义等重大主题。2007年出版的《奥菲斯悲曲》被认为是继《应对灾难》之后又一部“后9·11”小说力作。正如彼得·克雷文所言，“她的作品兼具高雅文学和通俗小说的艺术特色”，霍斯皮特尔曾多次荣获包括加拿大印章奖（Canada's Seal Award，1982）、帕特里特·怀特奖（Patrick White Award，2003）、昆士兰总理文学奖（Queensland Premier's Literary Award，2003）和斯蒂尔·拉德短篇小说奖（Steel Rudd Award for Best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2012）等在内的各种国际文学奖项。《奥菲斯悲曲》是一部令人惊艳的文学艺术之作，作者巧妙地编织过去和现在，将爱情以绝美乐章铺陈的同时，探讨了安全、自由与公义是否可能取得平衡，以及恐慌、恐怖袭击与战争带给人的创伤等。内容发人深省，展现了作者宏大的企图心，这部作品再次证明“她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她的艺术知觉加上信手拈来的剧情创意，更拉近了正统文学与大众文化的距离”[98]。本文将分析作者如何通过建构“地府”的三层地狱来表达对恐怖主义和战争的批判、反恐的基本立场以及主人公是如何逃出“三层地狱”、走出创伤的阴影的。
一、奥菲斯和尤莉迪丝
《奥菲斯悲曲》取材于希腊神话《奥菲斯和尤莉迪丝》（Orpheus and Eurydice）。奥菲斯是艺术之神的儿子，音乐天赋异禀，他的琴声不仅能打动神灵，征服巨兽，还赢得了美丽活泼的尤莉迪丝的芳心。他们情投意合，可是好景不长，一天，尤莉迪丝在外出游玩时被毒蛇咬伤，再也没苏醒过来。得知噩耗的奥菲斯悲痛欲绝，为了找回妻子，他不惜自己的生命，舍身进入地府。他的琴声和决心最终打动了冥王冥后，他们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提出一个条件：在他领着妻子走出地府之前绝不能回头看她，否则他的妻子将永远不能回到人间。奥菲斯欣喜若狂，领着心爱的妻子踏上重返人间的道路。尤莉迪丝跟在奥菲斯的身后，尚未痊愈的伤口让她每走一步都发出痛苦的呻吟声，然而奥菲斯却不能回头。他们一前一后地走着，出了死关，穿过幽谷、渡过死河，沿途一片阴森。终于看到了人间的微光，他们就要离开昏暗的地府重返光明的乐土了！这时，可怜的奥菲斯再也忍不住了，他回过身来想拥抱妻子。突然，一切像梦幻一样消失，死神又一次将尤莉迪丝带回了冥府。奥菲斯历尽艰辛却功亏一篑，留给他的只是无尽的思念和悲痛。
在《奥菲斯悲曲》中，霍斯皮特尔将《奥菲斯和尤莉迪丝》的故事置于当代语境中进行重写。故事发生在9·11之后，女主人公叫丽拉（Leela），出生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一个叫乐土（Promised Land）的小镇。她自由率性，在数学方面极富天赋，为了逃离家乡来到波士顿，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用数学来分析解读乐曲音律，在地铁偶遇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澳洲音乐天才米斯卡（Mishka），瞬间被其悠扬的琴声所掳获，两人随即陷入热恋。可是，这一段浪漫激情的爱恋却让他们掉入了暗无天日的“地府”。奥菲斯的悲剧会再次上演吗？在霍斯皮特尔的笔下，在这个恐怖袭击可能随时随地发生，安全、隐私和自由都失去保障的时代里，尤莉迪丝和奥菲斯的角色已经置换，尤莉迪丝（丽拉）不再怯弱，她将改写悲剧，奋力拯救落入“地府”的奥菲斯（米斯卡）。
二、“地府”中的三层地狱
1.第一层地狱——地铁站
丽拉和米斯卡初次相遇在哈佛广场附近的红线地铁站。和大多数街头音乐人不同，米斯卡在那里演奏并不是为了谋生，而只是因为那里特殊的声音效果。一曲哀伤婉转的《我永远失去了尤莉迪丝》不仅挽留住众多匆匆过客的脚步，更深深地打动了丽拉。她放任自己，沉浸于米斯卡忘我演奏的小提琴乐声中，一段恋曲就这样不可避免地从一场邂逅开始，可是那哀泣的旋律、米斯卡忧郁的眼神和悲情的嗓音无不暗示着他们将要经受的种种磨难和考验。
9·11事件后，恐怖主义袭击似乎有越演越烈之势，马德里、伦敦、孟买等地相继发生列车连环爆炸案，这种自杀式爆炸就像交通意外一样，似乎可能随时随地上演，人员密集又不容易疏散的地铁似乎成了恐怖分子首选的袭击目标。在《奥菲斯悲曲》中，先是保德信大楼发生爆炸案，造成11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几个礼拜之后，在傍晚的尖峰时间，在红线的公园街站和哈佛广场站间的地铁内又发生了伤亡更为惨重的爆炸。瞬间，这个挤满人的隧道、这个开启一场浪漫邂逅和城市里千肠百转的地方变成了人间地狱。幸运的是，米斯卡和丽拉当时都不在地铁站内，侥幸逃过了一劫。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正是这次地铁爆炸案让他们掉入了“地府”中的第二层地狱，那里比发生爆炸案的地铁站要更加阴森、神秘和恐怖。
2.第二层地狱
2.1波士顿的秘密审讯室
在丽拉仍处于地铁爆炸案的震惊中时，她被强行带到了一个审讯室，“她被单独留置并反锁在里面，镶嵌在天花板上的投射灯照射在她坐的椅子上，其他地方都是阴暗的。她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为何被带到这里……”[99]原来审讯者正是丽拉的童年好友寇比（Cobb），他参加过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退伍后为美国国家情报部门服务。寇比和丽拉的关系很微妙也很复杂，他们有很多共同点，都热爱数学，都在幼年失去母亲，他们相互依恋，彼此欣赏；但丽拉的自由率性和无所畏惧却让寇比又爱又恨。在他发现丽拉和米斯卡的亲密关系之后，他更是陷入了无以复加的复杂情绪之中，他既惊愕又担心、嫉妒。他揭露米斯卡不但与激进的自杀炸弹客有往来，还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原来，米斯卡有着犹太人和阿拍伯人的混合血统，除了米斯卡·巴尔托克（Mishka Bartok）这个身份，他还有着另外一个名字叫迈克·阿布奇（Michael Abukir）。米斯卡的外祖父是二战期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后来移居澳洲，生下米斯卡的母亲。而米斯卡的父亲是黎巴嫩阿布奇家族的后裔，圣战军队的首领。他在年轻时来到澳洲留学，在米斯卡出生前就离开澳洲，回到家乡，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们。阿布奇家族的基因让贾米尔·哈达（Jamil Haddad）——米斯卡在西迪基教授音乐课上的同学和地铁爆炸案的自杀炸弹客，一眼就看出了米斯卡和阿布奇家族的血缘关系，而米斯卡也很意外地得知他以为去世多年的父亲居然还活着，现在就在贝鲁特。
由于丽拉和米斯卡的亲密关系，寇比显然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她知道更多关于米斯卡的消息，于是他采取非常规手段把丽拉关进了这间侦查室：
寇比静静地品尝这一段时光。这间侦查室给予他很多乐趣……他喜欢待在外面往里面看。任何一个该被拘留在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有充分的原因，所以他们必须在这里出现。或是更重要的，他们必须在这里亲身体验，因为个人的疏忽或错误而影响到国家安全的后果……被扣押在这个房间里的人，清楚地知道他们被人监视，被人当成细菌放在显微镜下切片检验，却搞不清楚谁在监视。寇比喜欢这种感觉。[100]
在恐怖主义无处不在的今天，霍斯皮特尔曾表达过对加强机场安保等反恐行动的理解。因此，她相信在弄清事实之前，寇比对米斯卡的怀疑和监控也不是毫无道理，但尽管如此，字里行间读者仍不难体会作者对国家情报机关所采取的居高临下的审讯方式表达的置疑和不满，对毫不知情、无辜卷入恐怖事件的民众的关怀和同情。霍斯皮特尔曾在一次采访中不无嘲讽又无奈地说道：“近年来的国际局势让我们整个国家都处于焦虑之中，这种焦虑已经让我们习惯于为了国家安全而丧失我们曾经拥有的民主理想，比如合法的程序、人身保护令以及疑罪从无等。”[101]“自由和安全是要付出代价的”[102]，那么，国家安全应该凌驾于人权、民主和自由之上吗？显然，这是一个难以解答而作者又试图探讨的话题。
2.2巴格达的地下监狱和澳大利亚的“暗黑营区”
令寇比失望同时又有点高兴的是，丽拉对米斯卡的另一个身份一无所知。在情报机关的监控下，她带着怀疑、害怕和愤怒回到了和米斯卡的住所。此时，米斯卡已经陷入了迷惘之中，在母亲的描述中父亲谦和有教养、热爱音乐、擅长演奏乌德琴，而在贾米尔的口中父亲却是个憎恶音乐的伊斯兰圣战分子和民族英雄。为了解开心中的谜团，找回亲情和温暖，他下定决心去寻找父亲、寻找未知的过去。然而，他却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腹背受敌的危机，他最终落入了让他身心俱熬、暗无天日的地下监狱。在这个迷宫般的地下隧道里堆放着腐烂且残缺不全的尸体，关押着众多的营养不良的囚犯。由于关押在这里的人员都有着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监狱记录上不会有他们的名字，他们也不能被引渡，所以这种监狱也被称为“幽灵监狱”。霍斯皮特尔曾坦白说米斯卡在“幽灵监狱”里受刑的情节是她创作这个故事过程中最具挑战的部分，那些场景的描写读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麻布袋像夜空一样蒙住他的头……好像有一双翅膀被扯掉了，至少他感觉一双翅膀不见了。疼痛的感觉非常难以忍受，但是痛过之后又不痛了……米斯卡不禁怀疑，他是否已沉入深海，头上再也没有任何天空……他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身在何处……地狱守门犬仍旧咆哮狂吼着，继续撕裂米斯卡的皮肉……在他的背上，羽翼原本应该与身体连接的地方，正逐渐与肌肉剥离……米斯卡的舌头已经干枯、肿胀、笨拙地难以活动。他感觉翅膀的筋骨即将断裂，他应该很快就会脱离翅膀并跌落。[103]
当米斯卡在巴格达的地下监狱遭受严刑拷打时，丽拉在梦中与米斯卡相会，她觉得自己变成了奥菲斯，她要不惜一切代价解救坠入地府的爱人。经多方打听，她认为米斯卡已被引渡回澳大利亚，关押在“暗黑营区”。这是一个位于阿德莱德偏远地区的外包拘留所，条件恶劣，犯人挨打受刑也是家常便饭。就在丽拉以为要和米斯卡重逢时，她发现那个浑身缠满绷带患有审讯创伤精神障碍（Post-interrogation Disorder）的人并不是她魂牵梦绕的爱人，米斯卡仍然下落不明。
无论是“幽灵监狱”还是“暗黑营区”，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在用隐喻的手法来指涉历史事件，批判以虐囚而臭名昭著的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2004年4月，美国CBS电视台公布了美军在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的首批照片后，爆发了举世震惊的美军虐囚丑闻，布什总统被迫为美国军人的非法野蛮行为向伊拉克人民公开道歉。因此，这座监狱已成为美国残暴的象征。霍斯皮特尔坚信：“一个国家如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采取或者纵容酷刑，是没有资格谈‘文明’的。”[104]可令人遗憾的是，让丽拉和米斯拉陷入地狱的并不是专制的独裁者，也不是极端组织的恐怖分子，而正是那些所谓高度发达文明国度的掌权者。大卫·卡拉汉曾说过：“霍斯皮特尔深深眷恋这片故土，但也毫不留情地批判它”[105]，“我们显然可以发现‘暗黑营区’和‘地下监狱’的共同之处，澳大利亚并不比美国好多少，而是紧随美国的脚步”[106]。通过描写米斯卡和丽拉的不幸遭遇，作者对这些国家机器为了国家安全，采取限制人身自由、侵犯公民隐私、滥用酷刑的反恐怖主义行动进行了有力的鞭笞和批判。
3.第三层地狱——焦虑和恐慌
自9·11事件以来，全世界的民众已经失去了安全感，陷入了一种莫名的焦虑和恐慌之中。正如霍斯皮特尔在《奥菲斯悲曲》中所描述的那样，一次又一次的恐怖袭击已经让人人同惊弓之鸟，劫后余生的他们抱怨道：“这些事不会停止，这些事还会继续发生，只是没人知道下次是何时或何地……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107]恐怖分子似乎无处不在，灾难可能随时随地发生。在作者看来，我们能做的除了被动地接受这个现实，还应该去勇敢地面对它甚至去战胜它，因为“这只是一个让我们学到教训，需要去适应的事件……你不能让恐怖分子战胜，你必须继续好好过日子”[108]。在对恐怖袭击造成惨重伤亡和社会恐慌进行批判的同时，霍斯皮特尔在这部作品中更为关注的是执行反恐行动的国家机器对公民隐私和基本权利的侵犯和伤害。生活在一个蔓延着焦虑和恐慌的时代，人们时常会有着一些莫名的担忧：我坐的地铁安全吗？我交的朋友清白吗？任何一个环节有了嫌疑，你就会受到监视和跟踪，然后可能是无故的失踪和关押等。这种情况在美国已司空见惯，虽然在澳大利亚还不普遍，但“我们（澳大利亚）也正朝着那个方向发展”[109]。
在霍斯皮特尔描绘的三层地狱中，一层比一层更为恐怖、阴暗和隐蔽。运气让丽拉和米斯卡侥幸逃过了地铁站的爆炸案，但随后他们陷入了遭受绑架、审讯和酷刑的第二层地狱。丽拉虽然很快被释放，却整日处于被监控和跟踪中，生活、工作和精神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和困扰。在丽拉苦苦寻觅她的爱人时，米斯卡仍不知所踪，丽拉能成功地解救米斯卡、带领他逃离第二层和第三层地狱吗？他们能走出创伤的阴霾吗？
三、创伤与救赎
在《奥菲斯悲曲》出版的当年，霍斯皮特尔曾在一次采访中表达了对上述问题的极大的兴趣，她说：“我很想知道人们在经受灾难性的事件后是如何应对的。”[110]“灾难性的事件”正是当代创伤理论学家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的创伤定义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卡鲁斯认为：“以创伤最普通的意义来看，创伤描述的是对突发的灾难性的难以承受的事件的经验。人们对这些突发事件的反应常常是滞后的、控制不住的幻觉或其他形式的困扰。”[111]关于经历突发性的灾难性事件后的不同反应，霍斯皮特尔也曾提出过三种可能性：
1）有些人始终无法走出这些事件带来的心理创伤，他们或自杀或被送进精神病院；
2）有些人幸存下来，看似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却无法走出创伤的阴影，他们或有陌生环境恐惧症，或失语，或经常产生幻觉，或噩梦连连；
3）极少数人能够完全地面对和治愈创伤，变得更加坚强、勇敢以及富有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精神。[112]
《奥菲斯悲曲》中的人物大多经历了上述第二种创伤后遗症的种种困扰。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男女主人公在经历三层地狱后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多重创伤。比如，寇比的监视、跟踪和审讯以及米斯卡的刻意隐瞒让丽拉不禁怀疑起以往米斯卡的率性和天真，于是她开始变得谨慎小心和焦虑不安，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不信任感。和开朗外向、桀骜不驯的丽拉相比，米斯卡的创伤则更为显著。特殊的难民身份让他从小就形成了孤僻、敏感和内向的性格。在从母亲口中得知自己的身世后，他十分震惊，为了逃避过去，他外出求学，从此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乡。波士顿的连环爆炸案更是让他经常从噩梦中惊醒和无故失踪。更为甚者的是地下监狱的刑讯逼供，不仅让他饱受皮肉之苦，更让他产生了精神上的幻觉。巨大的创伤让米斯卡失去正常有序的记忆能力，过往的记忆和幻觉重复入侵，成为他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无法剥离。这种创伤反应正是多米尼卡·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在《再现大屠杀》中总结的三种应对方式之一——“创伤展演”（acting-out）：“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被过去的事情困扰或者束缚，总是表现为一种创伤场景的强制性重复……在创伤展演中，这种感觉更加明显，好似受害人正在重新经历创伤场景。”[113]在“创伤展演”中，米斯卡跨越了生与死，已无法分辨过去与现在、梦境和现实。
除此之外，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创伤经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米斯卡的外祖父莫迪凯·巴尔托克（Mordecai Bartok）和卡洪·施劳特父子（Calhoun Slaughter）。米斯卡的外祖父母是大屠杀的幸存者，1946年离开奥斯维辛集中营后以难民身份定居澳大利亚，居住在坐落于丹翠河流中段的“丹翠城堡（Chateau Daintree）”。那是外祖父亲手建造的房子，有着独特的外貌和构造，米斯卡和他的母亲黛佛拉（Devorah）都出生于那儿。显然，大屠杀给巴尔托克家族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创伤，破坏了他们基本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能力，导致他们自我孤立，远离人群。在这座热带雨林的城堡里，巴尔托克一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每天晚餐后，一家人都会静静地坐在餐桌前欣赏奥图爷爷（Otto）的小提琴演奏。米斯卡很喜欢这个仪式，可他从未见过的奥图爷爷，其实是他外祖父的哥哥。他的房门总是紧锁着，母亲也从不让他进去，直到有一天，谎言被揭穿：原来房间里根本没人，奥图爷爷早已在集中营里因为偷窃食物被枪决。在母亲的记忆中，米斯卡的外祖父以前清楚地记得奥图爷爷已经离世，“他只是不能再谈起这件事，他也从来不提集中营的事。随着时间流转，他却好像越来越痛苦。终于有一天，他决定抹去过去的一切”[114]。显然，失去至亲的痛苦让米斯卡的外祖父否认和逃避过往，这符合拉卡普拉所说的另一种创伤应对方式——规避（denial），即“摒弃创伤事件或把创伤事件边缘化，从而构建一种救赎式或拜物式的叙事，并含沙射影地表达一些有可能实现的价值观和愿望”[115]。
另外，作为一名越战老兵，寇比的父亲卡洪也不可避免地经历着战争带给他的创伤。年轻的卡洪英俊、勇敢、真诚，可残酷的战争让他同时承受了肢体和心灵的创伤：“卡洪施劳特悄悄回到家乡，以避开公众的注意。他的脸上多了一个紫色的洞，而且只剩下一条手臂。他只能靠退伍军人的残障津贴坐在门廊上喝酒。睡着的时候，他常会大吼大叫。醒着的时候，他的行为变得很不可预测”[116]。“创伤噩梦”不断地入侵卡洪，即使从梦中醒来，他也不得不面对无数噩梦般的困扰，无论他如何挣扎、反击，他都无法驱赶纠缠他的恶魔。寇比就是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的，父亲酗酒、脾气暴躁，母亲温柔、聪明却自杀身亡。童年的阴影让寇比在丽拉面前变得异常敏感和胆怯，对她又爱又恨。成年后，寇比参加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在枪林弹雨中勇往直前的他却在士兵虐待俘虏的照片前保持了沉默。退役后，他为情报部门工作，参与一些反恐行动，直到亲手把米斯卡送进了巴格达的地下监狱，尽管他本意只是想用米斯卡做诱饵抓捕米斯卡的父亲。多重创伤经历让寇比形成了复杂的性格，他时而热情，时而冷漠；他可以为了荣誉不惜生命，也可以在酒吧里买醉、寻欢作乐；他迷恋过去，又执着于现实。
在描述这些人物的创伤体验时，霍斯皮特尔并没有按照情节发展的线性顺序直接叙述，而是在作品中运用蒙太奇、碎片叙述的手法将处于不同时空层次的创伤记忆与现实场景衔接起来，形成了“跳跃”式的叙述方式，这种方式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创伤经历者纷乱的内心世界，读者也跟随着这种“跳跃”的叙述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他们的创伤。但正如作者本人所言，相较于创伤体验，她更想探究的是创伤经历者是如何成功地克服创伤，走出创伤的阴霾的。关于创伤康复的途径，学者们虽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但也达成了某些共识。弗洛伊德提出了“话疗”（talking cure）；拉卡普拉认为只有承认和接受创伤对创伤主体造成的伤害，才有可能寻求到走出创伤的有效途径，从“规避”“创伤展演”到“创伤应对”（working-through），其关键点是受害人为打破暂时的困惑和重复循环，能够谈论自己对于创伤的感觉。罗伯特·卡伯特森（Roberta Culbertson）也认为“要想完全地回归社会所规定的完整的自我，要想与世界重新建立起联系，创伤主体必须要将所发生的事情讲述出来，这是叙述的功能”[117]。从上述学者的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一致认为创伤治愈的途径在于创伤主体勇敢地面对创伤，并对聆听者进行创伤叙述。在这一过程中，创伤主体通过把创伤记忆转化为叙述记忆最终治愈创伤。
“作为一位浪漫派的现实主义作家，无论她笔下的人物经历怎样恐怖的事件，霍斯皮特尔都会在故事的结尾给他们设定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118]在《奥菲斯悲曲》中，这个希望首先来源于丽拉和寇比的家乡——乐土镇。“乐土”（Promised Land）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一个福地、应许之地，尽管丽拉在年少时曾迫不及待地离开它，但那里充满亲情、关爱、理解和互帮互助的环境给创伤经历者提供了治愈创伤的可能。寇比在接到病重的父亲逃出医院的消息后赶回乐土镇照顾父亲，父子俩有了平生第一次的互相倾诉：
“那么，你睡觉时吼叫些什么？”父亲问。
“因为有些事情出错了，该死的肮脏的战争。”
“总是会有事情出错，战争一向都很肮脏。”
“这件事是我自己的愚蠢错误，我觉得良心不安。”
……
“我也有噩梦，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受到噩梦的困扰。狗屎的事情到处都会发生。不是你的错，不要因此而失眠。”
“这真的是我的错，老爹。不像你，你并没有错。”
“你疯了吗？我有一百万个错，你必须了解这个，寇比……我应该要遭到法庭审判的。”[119]
原来，父亲卡洪的心底一直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他曾在越战中误杀了13名儿童。这个经历像一根针一样扎在他的心底，让他彻夜不能安眠。听完父亲的叙述，寇比不禁叹息起来。“两个人心中的城墙都崩溃了。他们俩抱在一起。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父亲的啜泣。”[120]在经过多年的挣扎后，卡洪终于第一次直面了自己的创伤，并将这个经历叙述给自己引以为傲的儿子，从而走出了创伤的阴影。随后，他开始试图引导寇比也勇敢地面对并纠正自己的过错：
“当你在睡梦中吼叫时，寇比，你看到了什么？”
“我无法告诉你，老爹。”
“你没听到我说的话吗，儿子？如果我早点想到告诉你的母亲……”
“这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这件事更糟。”
“有什么事比屠杀儿童更糟糕？”
“就是这件。”
“你能补救吗？”
“我也试图去做。可是我还想不出来该怎么做。”
“不要像我什么都没做。你比我聪明，会想出办法的……”[121]
就在寇比和父亲达成和解，并为自己所犯下的过错自责内疚时，丽拉也在父亲弥留之际回到了家乡。仍然没有任何米斯卡音信的丽拉在这一刻才突然明白了父亲的固执，原来父亲一直不能走出失去母亲的痛苦，对数字的迷信只不过是他要抓住的一根稻草。而此时她能抓住的唯一稻草就是塔罗牌[122]上的话：“你心中的愿望会实现，但是你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123]为了寻找米斯卡，她已竭尽所能，她相信能帮她抓紧这根稻草的不是别人，正是寇比。“求求你，寇比。我了解对嫌疑者的监视，我不会因为那样而敌视你。我知道你是在做你应该做的事。但是你是正派的人，而他是无辜的，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想知道他的下落。”[124]丽拉果真没有看错寇比，无论他做什么，她都坚信他的善良和正直。在他意识到事情已经脱离了原有的轨道时，他尽力去弥补。他曾试图去地下监狱解救米斯卡，那又是一次让他良心受到谴责并因此噩梦连连的创伤经历。那些牢房建在迷宫般的隧道里，阴暗潮湿，在严刑逼供下，米斯卡已经气若游丝，不成人形。更让他惶恐的是由于米斯卡的特殊身份，他将永远不会被释放。那一刻，寇比深知自己已铸成大错，他想弥补，却找不到方向。他一直以来深爱丽拉，而此时丽拉的信任和坦荡再次感动了他，化解了他的防卫能力。他不再犹豫、不再彷徨，他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他要像父亲所说的那样，尽力去弥补，哪怕是搭上自己的名誉和性命，也在所不惜。父亲的影响、丽拉的信任以及血液中的正直和心底的那份挚爱让寇比踏上了救赎之路。在沉默多年之后，他向报社寄出那些照片，揭露了伊拉克美军虐囚的丑闻；顶着背叛者的骂名，他只身前往巴格达，展开地下行动。这一刻，寇比化身奥菲斯，不过他应该比奥菲斯更加高尚与伟大，因为他解救的不仅是自己的爱人丽拉，还有米斯卡——丽拉的至爱。最终，寇比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已走出创伤的阴影，以自己的名誉和性命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寇比和丽拉的付出能让伤痕累累的米斯卡最终康复吗？书中没有答案，但读者仍然可以在故事的结尾看到一丝希望：“她知道她会带着这颗沙海胆到丹翠去，在高高的雨林树冠层上，在露台上，她会让米斯卡枕着她的大腿，她会抚弄米斯卡的头发，而鹦鹉在停在他们的肩膀上，当他们做梦时，奥图爷爷会轻轻地拉着小提琴。”[125]如同她的家乡——乐土镇让她和父亲、寇比等人走出了创伤的阴影，丽拉深信丹翠也是米斯卡的“乐土”：
就是这样，米斯卡想：这样猛烈又声势浩大的豪雨，这样的烛光，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小动物，这样的森林，谁还能要求更多呢？米斯卡无法形容那种流窜全身的感觉，那个时候，他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多年以后，当他能够重拾那种感觉，他也热爱重拾那样的感觉，他企图把那种感觉贴上标签：安全感、归属感、联结感、乐土……[126]
在作者看来，巴尔托克家族逃亡后定居的这片雨林就是上帝允诺的乐土，也是她在外旅居多年仍然最为牵挂和热爱的一方乐土。那么，在经历了多重创伤之后，米斯卡还能在丹翠找到安全感吗？他能在爱的滋养下最终走出创伤的阴影吗？霍斯皮特尔相信每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四、结语
进入21世纪以来，恐怖袭击、领土争端、种族冲突和区域性政局动荡等问题不断地充斥着全球范围内的媒体。当人们不得不直面各种灾难和挑战时，霍斯皮特尔，这位“当今英语世界最具力道及创新精神的作者之一”[127]，以古老的希腊神话为框架，讲述了一个“后9·11”时代凄美而又温暖的爱情故事。在《奥菲斯悲曲》中，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强烈的反思精神，建构了“后9·11”时代的三层地狱，聚焦被动卷入地狱，经历各种灾难的普通民众，揭示了他们的创伤记忆、心理承受和救赎轨迹。作者用不落窠臼的艺术手法对人世间的种种罪行、丑恶、残暴和疯狂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有力的批判，但同时也以其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希望人们能够勇敢地面对内心的创伤、用无私的爱和理解来尽力弥补犯下的过错。如此种种，无不寄托了作者对建立一个没有仇恨和冲突，充满欢乐、友爱和正义的美好世界的追求和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