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的文学地位、文化与美学特色
“我的宁静是马不停蹄的忧伤”
——川端康成作品的文化特质
川端康成在日本文学的植物园中，是一株最具日本风格的樱花。
川端康成的清寂、幽玄、和敬、蕴含了日本文学自《源氏物语》以来的禅宗意识，并与海岛文化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创作时期跨越了二战，经历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历史大转折，其作品反映了日本国民精神的时代特色。就这一点而言，此前、此后及同期的三、四代作家中，没有谁比得上川端康成。
自古以来，太平洋成为上天恩赐给日本的天然屏障，使它在科技不发达的中世纪及更古老的时候免遭侵略。而且，日本很早就建立了天皇的绝对权威，文人学者对于“创造任何具有独特性的哲学与宗教”并不感兴趣。因而，日本文学中“激烈的怒吼和祈祷、雄壮而崇高的风物和人事，殆无所见。”日本人的世界观特点，“可概括为非抽象性、非逻辑性，而具有具体和实际的思想倾向，非概括的体系，具有注目于个别存在的特殊性习惯。”
川端的创作特色也正与这个特色相符合。他的作品，在内容上以描写丽女怨愫和恋情纠葛、心理抑郁或变态为主，在情调上则追求一贯的朦胧、幽玄、清丽，这些都是典型的日本传统美。在手法上，川端则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如意识流、心理分析等方法，融合到具有自己民族传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的细腻笔法中去。
川端的作品骨子里是地地道道的日本血脉。他自己也承认，他是念念不忘日本传统文化的，“我虽生犹死，除却颂赞可悲的日本美之外，不会再写一行字了。”
对日本文化素有深入研究的郁达夫认为，所谓传统的典型的日本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比如文艺，“最精粹最特殊的”，当然是和歌，“写男女的恋情，写思妇怨男的哀慕，或写国家的兴亡，人生的流转，以及世事的无常，风花雪月的迷人等等，只有清清淡淡，疏疏落落的几句，就把乾坤今古的一切情感都包括得纤屑不遗”；“至于后来兴起的俳句”，“又专以情韵取长”。
郁达夫认为日本的舞乐，合乎“以单纯取长，以清淡制胜的原理”，动作和缓悠美，讲究举手投足间的韵味；“秦楼楚馆的清歌，和三味线太鼓的哀音”，“真像是猿啼雁叫，会动荡你的心腑。”
作为“幽闲雅事”的茶道，则更是“进退有节，出入如仪，融融泄泄”，在狭小的茶室中，见出无限的悠远与无边的宁静。
其他还有“庭园建筑，佛舍浮屠，又是一种精微简洁，能在单纯里装点出趣味来的妙艺。”至于“元日的门松，端阳的张鲤祭雏，七夕的拜星，中元的盆踊，以及重九的栗糕等等”，都“变成了很有意义的国民节会。”（《日本的文化生活》郁达夫）
很显然，郁达夫对日本传统文化有着切身的体会。这些片断论述，可以说基本上说清了日本的传统美。翻开川端康成的著作。与此一脉相通的艺术描写可谓俯仰皆是。
在《古都》中，作者在叙述千重子和苗子的悲哀而又动人的故事时，着意描绘了古都的风物人情。写春天的樱花，颇有“人面樱花相映红”的意味：“仔细看上去，颇有些女性的风韵”，“纤细低垂的枝丫，以及枝丫上的花朵，那么柔媚又那么丰满……”
“我从未想到，樱花竟这么富有女性风度。无论是色调、姿态，抑或是娇艳的风韵。”（《古都》）
除了春日樱花，还有秋天的红叶，仲夏的篝火、冬夜的白雪，令人赏心悦目。
对于日本传统的节日活动，川端也不吝笔墨，细细描绘，如祗园节的彩车、伐竹节的刀，马鞍寿火节的灯光，使人心旷神怡，为日本节目特有的幽远古味所心折。
川端康成犹如一名出色的导游，让读者领略了京都的无限风光。那醍醐寺的塔，泰平阁的桥，清水寺的亭台楼阁，都给人以无限的美的享受。在他的笔下，四季的景物与主人公的命运水乳交融，人物的内心情感与大自然的风光美融为一体，继承了源氏物语以来日本美学的传统。
瑞典科学院的常务理事奥斯特林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中，这样评价川端康成：“正象已逝的前辈作家谷崎润一郎一样，川端康成先生显然受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洗礼，但同时也立足于日本古典文学，对纯粹的日本传统体裁，显然加以维护和继承。川端的叙事笔调中，有一种纤巧细腻的诗意。溯其渊源，盖源出于十一世纪日本的紫式部所描绘的那包罗万象的生活场景和风俗画面。”
崇高自然美是川端康成作品的一大特色。他一贯提倡把自然与人联系在一起的“天人合一”的文学思想，他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纪念讲演——《美丽的日本与我》中，总结了自己对自然美的理解：“以研究波提切利（意大利画家）而闻名于世的矢代幸雄博士，对于古今东西美学博学多识。他把‘日本美术的特色’之一简洁地概括为“雪月花时最怀友”的诗句。当看到雪的美，月的美，即四时季节的美而产生感触时，当由于这种美获得愉快时，便会热切思念友人，愿与他们共享此乐。这就是说，美令人感动至深，并能诱发对他人的怀恋之情。这个‘友’，也可以广义理解为‘人’。‘雪月花’这三个字，表现了四季时令变化的美，包括山川草木，宇宙万物，大自然的一切以及人间感情的美在内。”
川端康成作品另一最显著的美学特色是崇高女性美。这首先反映在他的文学思想中，他特别憧憬《竹取物语》中崇拜圣洁处女，赞美永恒女性的境界，“在所有艺术中，少女都是被讴歌的，不言而喻，在古往今来的文学中，少女和年轻女郎无止境地被赞美之。”再加上川端康成幼时不幸，亲人接二连三地过世，导致了他永久的哀伤和孤独感。所以，赞美女性，尤其赞美象征着清纯生命的处女，成为他寻找母亲光辉赖以自救的一种途径。
川端康成作品的主要内容，往往以清新美丽的大自然为背景，以四季时节的变化为衬托，以美丽伤感的年轻女性（尤其处女与少女）为中心，以她的情感纠葛和哀伤身世为主旨。自然与女姓，自然美与女性美，成为川端康成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因素。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雪国》，就是自然美与女性美高度结合的典型。开篇头一句，“穿过县境上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大地一片莹白。”脍炙人口。写到美丽的驹子，说“女子给人的印象是洁净出奇。甚至令人想到她的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小巧的柔唇却宛如美极了的水蛭环节，光滑而伸缩自如，在默默无言的时候也有一种动人的感觉……”
细腻的心理刻划，情感的自由流动，以景托情，也是《寻国》及川端康成美学的重要特色。作为日本现代抒情文学的顶峰，《雪国》确如清风，如云雾，如烟如缕，亦如幽涧哀歌。驹子不甘沉沦的挣扎，叶子短促的生命，岛村淡淡的无名愁绪，都在读者心中激起了袅袅回音。作品注重人物主观感受的描绘，通过岛村刹那间的感觉、印象，巧妙地表现了驹子与叶子的形体美与心灵美，同时又凸显出岛村的心灵虚无与哀伤的颤动。作品开头，岛村从火车的窗玻璃中看到叶子美丽的眼睛与灯火重叠后的雪景所引起的感触，便是典型的明证。
爱情，在川端康成心目中乃是最重要的人间关系和人间感情，爱情乃是川端康成文学创作所要表现的最重要的主题。川端康成认为女性的纯真、女性的美，主要表现在对待爱情的态度方面，在川端康成笔下，纯情、美丽的年轻女性往往是爱情的不懈追求者，她们感情热烈，态度真挚，有时甚至是不计后果地去爱，而不求回报，即所谓无偿的爱。川端康成通过《雪国》女主人公驹子的口明明白白地说：“因为只有女人才能真心去爱别人的！”
为回答林房雄所说的“作者对女性的身体具有少女般的憧憬，真是不可思议”，川端康成在随笔《文学自传》中解释道：“我没有幸福的理想，没有孩子，也当不上守财奴，只徒有虚名。恋爱因而便超越一切，成为我的命根子。”既然如此看重爱情，而且认为只有女人才能真心去爱，那么她们当然也就成为川端康成的主要描写对象，她们的美当然也就成为川端康成的主要讴歌内容了。
虚无美、悲哀美及颓废美也是川端康成的几个显著特色。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答谢辞中，川端康成非常多地引用了道元禅师、明惠上人、高僧一体等人的和歌说明日本美的特色。从中可以看出，川端受佛禅意识的影响非常深。
“禅”是印度佛学中“禅那”这个词的音译，意即“思维修行”或“静虑”。禅宗形式上不讲究出家戒行，实质上带有很大的佛学成分。佛教以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永恒的、绝对的。但是世间万物又是混乱无序、卑贱低微的，人类本身也蒙受了无数的苦难与烦恼。人类只有凭藉自己的力量进行节戒，用禅定的方式收性敛心，才能觉悟于苦难，新生于涅惣（慧），达到永生澄明的境界。
在日本，禅宗作为一种观念在其传入后不久就渗入了文学领域，它坚信，只有内心的宁静与广延的宇宙融为一体才是人生的永恒。它在体验外部世界时采用一种神秘的直觉方式，认为人生虚妄，生命本无所谓生灭，人应该在不受人间一切烦恼影响下的清静明澈的状态下生存。
日本文学从松尾芭蕉的俳句起，到现代川端康成等的作品，禅宗意识一直经久不衰。特别是作为新感觉派中坚的川端康成，禅宗意识几乎贯穿了他全部作品。作品从“文体到内容，始终贯穿着‘日本式’的感情，富于抒情色彩而内心隐藏着无情的虚无主义。”（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
“新感觉”理论源于表现主义的认识论与达达主义的思想表达方式，主张从主观感觉出发认识这个世界，反对单纯地描写外部现实，力求把主观感觉融注于创作客体，创造主观感觉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艺术世界，认为“天地外物都存在于自己主观之内，外界只是主观的扩充。”因此，可以说川端康成的“新感觉”理论与禅宗意识在体验世界的方式上是一致的。
川端康成的作品经常带有虚无的情调。《雪国》、《千鹤》和《一只胳膊》，三部作品的女性美都是通过男主人公虚无缥渺的眼光和感受表现出来的。在《雪国》这一著名长篇中，对于颓废而虚无的岛村来说，驹子可触感的现实美不如叶子可望而不可即的虚幻美。叶子的虚幻美始终是令人难以捉摸的。这样化虚为实的笔法，也只有川端康成才写得出来。
在《千鹤》中，菊治所欣赏的是太田夫人那种濒临崩溃的虚幻的光。在菊治眼里，太田夫人是“最高贵的女人”。但太田夫人一死，她在菊治心中的位置才固定下来。情人的过世，居然使他想到将和自己订婚的“稻村小姐包袱上的千只白鹤，仿佛就要在眼前的霞空里翩跹飞舞。”菊治的这种幻觉如参禅中的彻悟一样。看似虚无，但可以说是“事物更深层的形象，事物的纯粹真实。”
在《一只胳膊》里，“我”几乎完全生活于虚幻的世界之中，姑娘的一只胳膊以及周围的一切都给人以神秘莫测的感觉。
以上三部作品的男主人公，是作者虚无观念的体现者，虚无思想的代言人。在谈到自己创作的虚无色彩时，川端康成说：“写冬雪皑皑添清寒的道元禅师和写‘冬月拔云来相伴’的明惠上人，大约都是《新古今集》时代的人。明惠和西行曾以诗歌赠答，并谈论过诗歌。西行法师常来晤谈，赞我的歌不同寻常，虽然寄兴于鲜花，杜鹃、明月、白雪以及自然万物，但却把这耳闻目睹的一切看成是虚妄的。所咏之事，并非真言。咏花、其实却不以为是花；咏月，其实却不以为是月，只是尽兴咏唱而已。犹如雨后彩虹高悬，五彩缤纷，白日灯光照耀光芒万丈；然而虚空本来既无色，又无光。我心类似虚空，纵然染上种种色彩，结果却毫无痕迹。这种诗歌便是如来的真正形体。这段话把日本以至东方的‘空’和‘无’说得恰到好处。有的评论者说我的作品是虚无的。不过，这不同于西方的‘虚无主义’一词，我认为在根本精神上不同……”《美丽的日本和我》。
川端康成指出，禅宗并不崇拜偶像，它虽然也供佛像，但在修行的场所和参禅的禅堂却无佛像，佛画，也无经卷典籍，只是闭目端坐，以便进入无思无念、灭我为无的境界。川端认为，这里的“无”不是西方的虚无，而是天下万有得大自在的空，是无际涯无尽藏的心宇。这种东方式的虚无观念正是川端康成崇尚虚无美的思想基础。
由虚无而生颓废是必然的结果。川端康成在这方面有不少令平常人难于理解的过激言行。早在中学时代，他就讲：“我的作风虽然不是锋芒毕露，其实却颇有一些违背道德标准的倾向。”（《文学自传》）他认为，为了表现美，可以不顾人类正常的伦理道德，甚至有时可以违背。
晚年，他又有惊人之语：“作家应是无赖放浪之徒”，“所谓小说家，必定要敢于有‘不名誉’的言行，必定要敢于写违背道德的作品，否则便会导致小说家的死亡”（《夕阳原野》）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在战后写出了一系列以表现违背正常伦理道德，甚至以表现官能刺激、色情享受和变态性爱为主旨的作品，在描写人们阴暗、丑恶心理时不免加以美化，充满颓废的情调。
在《千鹤》中，太田夫人明明是菊治亡父的情妇，菊治却与她爱得情浓意浓。《山之音》中，川端康成把公公与儿媳之间的爱慕之情写得细腻入微，只是尚未达到发生乱伦行为的地步。
川端康成说，美就象失去性功能的老人眼望着美女却不能尽情享受一样虚幻。1961年发表的《睡美人》，描写了一个老人先后与六个服下大量安眠药昏睡不醒的姑娘——“睡美人”躺在一起，抱着她们的裸体。在《一只胳膊》（1964）中，他更加异想天开地设计一只完全脱离姑娘本体的胳膊，被一个男人带回家去，玩弄了一夜的故事。
对于川端康成的这类作品，日本国内评论界也褒贬不一。三岛由纪夫曾赞美《睡美人》是颓废文学珍品。而著名评论家山西健吉在评论《一只胳膊》时则写道：“川端康成的创作越来越朝着奇怪的方向发展下去，越来越突入到奇想的世界里去了。他把对女人身体的理想寄托在这只胳膊上了。”“在所谓既无犯罪，又无背德之中，我反而嗅出了强烈的背德味道，产生这种妄想的孤独的心之深渊，使我觉得恐惧”（《文艺时评》）。
川端康成以上美学特色的形成，是有着深刻而又复杂的思想渊源的。
首先，据说川端康成的祖上在历史上曾与镰仓幕府执政官北条泰时为首的北条氏有一定联系。他自己曾经说过：“我有北条泰时的第三十一代或三十二代末孙这样一个不甚可靠的谱系”（《文学自传》）。不过，尽管这一谱系不大可靠，川端康成仍然十分珍视。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就穿上印有家徽纹章的和服去参加颁奖仪式。
另一方面，川端康成又明显感到了家族的没落，心中常常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悲凉之感。在《临终的眼》中，他有一段令人哀伤的内心独白：“我认为艺术家不是一代人可以造就出来的。先祖的血脉经过几代人的继承、才能开出一朵花……可以认为，世家代代相传的艺术教养流传下来，结果可能才产生一个作家；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世家的后裔大抵体弱多病，犹如残烛之焰，即将熄灭，临末闪亮一下，于是出现一个作家。这已经是悲剧了。”“我在世上无依无靠，独身一人过着寂寥的岁月，有时甚至嗅到死亡的气息，这并不奇怪。”（《临终的眼》）这种寂聊的心绪使他倾向于悲哀、颓废和虚无。
川端康成既为继承世家血统而自豪，又为世家没落衰败感到惋惜，这就使他产生一种消沉、没落情绪。这种情绪影响了他的美学观，使得他崇尚悲哀美、颓废美和虚无美。
自立意识觉醒后，他开始对人们的怜悯产生了反感，反而对下层的、出身卑贱的人们产生了好感。在下层人那里，他感到亲密、温暖、平等、自然。尤其在伊豆的舞女那样的温柔女性那里，他得到了平等的爱。这就是川端康成崇尚女性美和卑贱美的根源。在浅草和伊豆，他活得自由自在。在浅草，他“觉得浅草比银座，贫民窟比公馆街，烟草女工们下班比学校女生放学时的情景。更带有抒情性。她们粗犷的美，吸引了我。我爱看江川的杂技踩球，马戏、魔术以及听因果报应的说书，我对所有在浅草的简陋戏棚演出的冒牌马戏团都感兴趣。”
和同时代作家相比，川端康成常有末世遗民的感觉。早在1931年，他就说自己“想去的不是欧美，而是东方的灭亡的国家。或许我是个亡国奴。再没有什么形象，比地震时逃亡者那源源不断的行列，更能激荡我的心。我迷恋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欣赏托尔斯泰。可能由于我是个孤儿，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哀伤的、漂泊的思绪缠绵不断。”
战后，这种观念在他头脑中更增强了。“战败的悲哀伴随着身心的衰弱，我们所生的国家和时代仿佛灭亡了。”“我似乎觉得自己已经死去，自己的尸骨被故国日本的秋雨所淋湿，被故国日本的落叶所掩埋，并且呼吸到古人的哀伤气息。”
如此深重的哀伤情绪，深深影响到川端康成的美学特色。佛教教义与日本文学传统也是影响川端康成创作的重要因素，不复赘述。
西方现代派文学对川端康成产生了较大影响，尽管他后来力图走出这种阴影并屡屡否认。例如新感觉派就受到了表现主义、达达主义、精神分析学派等的影响，西方现代派文学以描写孤独、寂寞、苦闷、彷徨、空虚、矛盾的心理见长，经常为人的道德沦丧而悲伤，为个人与社会的脱节而痛苦，但是却又无力自拔，只好听之任之。川端康成的作品与西方现代派有着不绝如缕的联系。三十年代初，川端康成致力于翻译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同人刊物《文学》，同时购得乔伊斯的原作，与译文加以比较，试图模仿。
